作者：屠启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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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7）：丝路城市走廊——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主通道试读：
致谢
本书撰写获得如下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与中国战略支点布局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型智库团队“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标志性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蓝皮书出版资助。
本书“金砖国家城市专辑”由金砖国家城市实验室联盟（BRICS+City Lab）提供，特此致谢！本书主编团队为该联盟创始成员。首届金砖国家城市治理论坛于2015年11月在上海召开；第二届论坛于2016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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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编撰者简介
（按文序排列）屠启宇 本书主编，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规划委员会社会经济文化专业委员，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型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战略规划、城市创新体系、社会系统工程。
苏宁 本书副主编，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经济、国际城市比较。
邓智团 本书副主编，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经济。
李健 本书副主编，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经济与空间规划，近些年聚焦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地方产业升级与高科技城市转型研究。
林兰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高技术产业、城市文化。
陈斐然 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创新网络。
杨传开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镇化、区域规划。
春燕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决策分析。
于天旭 硕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肖黎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社会保障。
陶希东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城市管理。
闫彦明 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金融、金融产业组织。
胡苏云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改革和人口老龄化。
李泽众 硕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田思禹 硕士研究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与社会。
李娜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帕萨·穆霍帕迪亚 研究员，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印度。
樊豪斌 博士研究生，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与城市政策。
薛艳杰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都市农业。
卡佐·纳卡诺 研究员，乌尼达斯大都市区中心大学，巴西圣保罗。
雷纳托·辛巴里斯塔 教授，圣保罗大学，巴西圣保罗。
汤伟 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体系、城市网络、环境变化。
亚历山大·普赞诺夫 教授，莫斯科城市经济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
菲德尔·库德亚夫斯耶夫 教授，莫斯科建筑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
帕特里克·海勒 教授，美国布朗大学，现就职于德里“穆霍帕迪亚”政策研究中心。
菲利普·哈里森 教授，金山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
摘要
2016年全球范围内“黑天鹅”事件不断出现，英国脱欧冲击欧洲一体化、欧洲右翼政党持续崛起、美国大选结果引发孤立主义、TPP面临夭折、应对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承诺岌岌可危，一次次冲击着全球化的发展。风雨飘摇之际，中国正成为维护全球化成果的关键性国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稳步推进，并以其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日益显示出其作为推动全球化深化“战略砥柱”的价值。为此，本蓝皮书以年度主题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城市尺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关注的亚欧非大陆连接地带正呈现出联手推动互联互通、开放开发的积极态势。该地带一方面幅员辽阔一方面又是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现状和城市全球化参与水平相对滞后的主要板块之一，一旦开放开发与全球化取得突破，将拉动一个宽广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其影响力必然是全局性的。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正由倡议阶段进入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迫切需要确定战略支点，走“选点”“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本报告继2016年度报告提出以“丝路城市”为战略支点思路之后，又提出“串轴”对象是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国际城市走廊，并特别称之为“丝路城市走廊”。“丝路城市走廊”构想包含多层战略价值。第一，“丝路城市走廊”将秉承丝路传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多条国际城市走廊，保证连通的灵活性，最终多条走廊又能纵横对接结网拉动全局。第二，“丝路城市走廊”有助于兼容不同区域发展设想，可以成为各类开发开放构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部署的融合，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能够被各利益相关方接受。第三，“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这类走廊平台所能承载的活动将大大超越单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的区域发展通道。“丝路城市走廊”可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统集成。这种系统性力量可产生经济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地方政府治理合作效应。
本书分报告持续跟踪全球40个代表性城市，开展国际城市2.0评价。并配以近30个城市创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和空间发展的案例，以期对城市转型升级的规律与态势予以揭示。本书还新开辟了“金砖国家城市”专栏，以期为不同层次城市提供更为全面的镜鉴。
2016国际城市十大关注
一 “人居三”大会通过《新城市议程》，“包容、紧凑、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20年城市发展主题2016年10月17～20日，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召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无序的城市发展导致许多人生活在不稳定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并保护每个居民的基本人权”。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官员、学者、公益组织人士和普通市民举办了17个大类的近百场活动。“人居三”大会重点讨论社会融合与公平、城市治理、空间发展、城市经济、城市生态与环境、城市住房与基本服务等六大议题，并通过《新城市议程》。《新城市议程》确立“包容、紧凑、可持续发展”为今后20年世界城市发展的目标和主题，表明了人类改变过去规划、投资、开发、治理城市和人居环境路径的决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是未来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城市议程》倡导通过建立城市治理的创新框架和有效规划、管理城市空间开发效率，实现包容、和谐、消除贫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城市发展的可复原性，使人人共享城市发展与机会。二 “脱欧”致英国与欧盟单一市场关系生变，欧洲城市经济版图演替预期加强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并最终选择脱离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打击，选择“单飞”的英国也前景未卜。英国人民选择脱欧的主要原因是一体化框架下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和国际难民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英国脱欧将对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同时，欧盟单一市场四大自由流通领域的其他三项（商品、服务、资本）也很可能向英国关闭大门。英国城市经济，特别是集聚于主要城市的专业服务业，是英国在欧盟单一市场中的竞争力优势所在，失去单一市场制度所给予的便利性，将直接导致英国城市经济受挫，进而导致欧洲城市经济版图的整体演替。目前，尽管脱欧进程还没有实质性启动，但英镑汇率已累计下跌逾20％，开始削弱伦敦在全球和欧洲的影响力。而伦敦作为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欧洲总部首选地的地位和走向也有待观察。三 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重大机遇
2016年10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入篮后权重为10.92％，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8.09％。由此，人民币超过日元与英镑成为SDR中第三大储备货币。人民币加入SDR将推动国际上对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的增加，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些都将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重大机遇。本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条件，其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规模化与功能提升，有助于金融机构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业务创新，有助于以本币计价的资金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并规避汇率风险。作为人民币加入SDR最大的潜在受益者，北京、上海、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承担着重要功能，北京作为金融决策中心与清算中心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上海作为金融要素市场的集聚中心与人民币业务创新中心将在国际化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香港作为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将获得进一步发展机遇。2016年，北京、上海相继启动制定面向2030年、2040年的城市发展新愿景规划，这将有助于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四 “一带一路”建设从蓝图谋划进入节点运营阶段
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举行开航典礼，这不仅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纲领性蓝图谋划阶段进入标志性节点运营阶段。与之同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建设也稳步推进。这些走廊主要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以新兴航运物流节点作为连接枢纽，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以瓜达尔港为代表，“一带一路”沿线的一批港口、能源、园区等枢纽性区域建设已逐渐进入加速阶段，这些新兴节点位于新兴发展区域的关键位置，是所在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具备通过城市化成长为要素枢纽和发展“增长极”的重要潜力。在全球化遭遇英国脱欧、美国当选总统宣布将退出TPP等严重危机之际，这些新兴枢纽的开发开放，将有助于世界的欠发达区域形成新的城市节点，形成新的网络力量，从广度和深度上重构世界城市网络，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五 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城市举办，公众对大事件认可度持续下降
2016年8月5～21日，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是奥运会首次在南美洲、第二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为筹办此届奥运会，巴西政府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公共安全、贫民窟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入，对推动里约城市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然而，2009年里约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以来，反对承办奥运会声音一直不断，奥运会开幕日当天，即有大批巴西民众走上街头聚集游行，不满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举办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之前，也有诸多城市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予以抵制，斯德哥尔摩市和奥斯陆市都因为民众支持率过低放弃申请举办2022年冬奥会，波士顿市则因市民反对而放弃申办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办大型活动往往会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产生提振作用。但承办大型活动往往也会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一些城市曾因承办奥运会而背上债务。里约奥运会所以受到抵制，固然与巴西近年来经济严重衰退有密切关系，但与其开支庞大也不无联系。因此，政府在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提振城市经济、推动城市复兴时，不能“任性”，还需综合考量成本和收益，全面推动城市建设。六 全球电子数据流量跨越“泽”字节门槛，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
思科公司《2015～2020年度可视化网络指数预测》报告显示，2016年末，全球线上和线下的数据量首次超过1泽字节（英文简称ZB，1泽字节等于1180591620717411303424字节，大约等于1万亿GB）。2016年成为“泽”字节元年，互联网传输的数据量进入“泽字节时代”。泽字节时代的来临对未来城市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良好通信基础设施和通信能力的城市有可能获得飞跃式增长。一方面，城市中人与人、机构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信息像空气一样围绕在人们周围，各行各业都可能成为数据产业，智慧产业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泽字节时代庞大的数据量将帮助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城市更像一个会思考、能感知的有机体，能做出更加合理和高效的决策，从而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泽字节时代的来临也对城市信息传输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较弱的城市而言，需要投入建设更多的宽带基础设施和信息装备，并且需要相应的信息整合能力，才可能带来城市相关技术和产业的繁荣；此外，滚雪球般增长的数据也可能增加城市决策成本，城市将有可能成为信息垃圾场。七 恐袭事件频发导致城市安全形势严峻，对城市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2016年全球反恐形势愈加严峻，从非洲、西亚、欧洲到北美，不仅受袭城市数量在增加，而且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反复遭袭。袭击形式也呈现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独狼式”袭击并行的态势。反恐安全保障已从非常措施转变为城市运行的常态化安排。各国政府不得不在主要城市或城市主要功能区改造基础设施、升级安保措施、全方位加强防范。然而，单纯加强安保是否能给予城市居民足够的心理安全感尚待考察。另外，恐袭事件在社会、经济、空间诸多层面对城市发展带来重大冲击。社会层面，少数族裔、边缘人群更难以和主流社会实现融合，不同宗教、不同阶层如何实现和而不同、和睦共处仍需要积极探索，这也给城市文明走向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层面，随着资本市场避险需求的加大，一些城市产业投资和人员流失，进一步带来更高失业率和税收减少，从而引发新矛盾；空间层面，人员密集、活动频繁的公共空间、商业区遭受负面影响最大，进而在城市转型、升级方面带来不确定性。八 气候协议进入落实和行动阶段，关键在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有效激励
2016年11月18日联合国第22次缔约方大会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言重申了对《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强调各方应做出最大政治承诺，以行动落实协定内容。这种落实和行动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地域低碳发展的资金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城市低碳发展涉及空间结构、工业减排、交通体系、建筑能效等诸多领域，也可分成技术-制度-管理等多个层次，这既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也需要短期的精细行动。尽管一些领先型城市已逐步有了自己的低碳规划、战略框架和行动路线，然而绝大多数城市尤其发展中国家城市仍需要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实际支持。其中，既包括法律授权也包括多渠道融资，更包括信息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尽管国际社会，包括发展机构、城市网络、多边银行，通过城市间的知识分享和技术转让加速升级城市低碳发展战略，然而与巨大的需求相比仍远远不够。由此在美国等国参与积极性可能锐减的大背景下，城市层面更有必要通过最佳实践、示范项目展现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和技术双重领导力。九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示美国地域及城乡发展鲜明鸿沟，亟须密切观察其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影响
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选举结果颠覆主流舆论和判断，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极大震动。特朗普鲜明的反全球化立场和大选投票结果地图表明美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世界主义精英与乡土氛围浓厚的蓝领社会之间存在鲜明的鸿沟。这一切主要源自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分工空间重组，世界城市体系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美国长期致力于推动以金融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城市尤其中部“铁锈地带”陷入发展陷阱，大量工人失业，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情绪提供了深厚土壤。随着特朗普将贸易保护、移民限制、企业低税率、退出TPP等诸多政策付诸实践，同时重启以能源、基础设施等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地图可能再次发生变化。这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些许负面影响。世界城市体系是否还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制造业所塑造的等级制，需要进一步观察。十 G20峰会在中国杭州成功召开，预示更多新兴市场城市崛起走向世界前台
2016年9月4～5日，二十国集团（G20）第11次峰会在杭州市举行，这是G20峰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次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为全球所瞩目。杭州以美丽的西湖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文化底蕴给世界留下了难以遗忘的印象。峰会后的杭州力主贯彻G20精神，建设世界名城，引领新型世界经济的发展。杭州峰会后，中国成都举办了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厄瓜多尔基多举办了联合国“人居三”大会，秘鲁利马举办了APEC峰会，蒙古乌兰巴托举办了亚欧峰会，2017年则有厦门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和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国际性会议大量在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区域召开的趋势表明，又一批新兴市场城市，正在积极发挥自身特色，并整体崛起走向世界前台。Ⅰ总报告ⅠGeneral ReportsB.1丝路城市走廊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主通道李健 屠启宇 林兰 陈斐然 杨传开 春燕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由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迫切需要确定战略支点，走“选点”“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本文所探讨的“串轴”对象主要是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国际城市走廊，本文将其特指为“丝路城市走廊”。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提出，可促使不同区域发展设想的兼容，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部署融合，这要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容易能够被各国和各地区所接受。此外，以“五通”为联系纽带，构建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这类走廊平台所能承载的内容将较单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的区域发展通道所承载的更为丰富。基于以上分析，本报告重点探讨了丝路城市走廊的理论基础，构建了从全球化理论到劳动空间分工的分析主线，进而落实到具体空间，探讨从城市-区域到丝路城市走廊的发展逻辑。此外，进一步从城市和城市群的发育程度探讨“一带一路”沿线丝路城市走廊的现实基础，其中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城市发展格局、沿线区域发展规划等成为重点分析的对象。本文还延续2016版“国际城市蓝皮书”对“一带一路”沿线地理板块城市的研究，重点对东北亚（蒙俄）、中东欧以及地中海地区3个“丝路城市”地理板块城市化发展的动态进行研究，并总结不同板块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需求。关键词：丝路城市走廊 国际城市走廊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正式生效（联合国，2015）和“人居三”大会《新城市议程》的通过（联合国，2016），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完整构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包容性增长行动计划。正如“人居三”大会《新城市议程》指出的，“城市连通着地区、国家，甚至连接着全球网络”，是“更平衡的地域开发的枢纽”。现在正是超越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心-边缘等传统地缘政治史观，在世界城市网络建构领域传递思想和付诸实践的绝好时机。“一带一路”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洲际尺度地域开发领域最振奋人心的倡议，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枢纽”城市互联互通与结网的研究，完全可以在学术上提出更为公平和包容的新型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丝路城市走廊”将是我们研究的开始和着力点。一 “一带一路”战略与丝路城市走廊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进的全球化发展进程更多是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展开，“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非洲以及中东欧等地区则处于边缘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必将全面崛起。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及核心城市作为战略支点崛起的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基础设施、人口和商贸流等的密切联系，区域城市功能体系和地理格局将被重组，形成世界城市网络新板块（屠启宇等，2016）。但这个新板块的形成过程并非是均匀发展的，而是一个由“点”（核心城市、城市群）及“线”进而达“面”（板块）的进程，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线”，即“城市走廊”。这一新兴国际城市走廊，是跨国架构的，且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定名为“丝路城市走廊”。丝路城市走廊将不止有一条，很可能会是多条（见图1）。本文以丝路城市走廊作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分析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多层级体系——空间体系、功能体系以及规模体系，进而明确“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图1 丝路城市走廊逻辑示意
丝路城市走廊是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联系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相对于原先基于基础设施通道联系的区域走廊的全面升级版，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是空间整合的结果，并最终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平台支撑。丝路城市走廊是由沿线多个城市群组组成并通过快速交通体系连接，这些城市群由某个或某几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城市跨区域或者跨国整合发展而成，在群组内部的经济联系、资金联系、社会联系、信息联系等领域各城市来往密切，并借助国际经济走廊的发展快速成长。（一）国际城市走廊的理论基础——全球化与劳动空间分工
1．从全球化发展到跨国通道经济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深化、提高了全球劳动分工层次和水平，与主要以产业和产品为基本对象的传统国际分工相比，当代国际分工一个令人瞩目的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可分布在不同国家进行，并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体系。这是对原有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和扩展，学者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予以解释。随着全球化发展，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国际生产活动日益频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前，跨国公司不仅在产品的制造工序层次上，依据不同区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空间配置，而且还将研发、制造、销售等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及它们各自的分环节配置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该现象的实质是在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从各国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资本以及自然资源）成本和质量差异化发展中获得好处，实现专业化生产，并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力。
在以价值链和生产推动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地区发展的非均匀性和生产组织联系的需求，逐渐形成一些在地理空间上连通的经济带，也可以称之为通道经济。通道经济理论可以追溯到佩鲁和布代维尔的增长极理论及沃纳·松巴特的“点-轴”开发理论。周茂权（1992）认为，发展通道经济，将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利器。“点”是通道经济中的增长极，具有自身极化效应和向轴扩散的效应。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强区域的产品、资金、人才、信息流动，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莫晨宇（2007）提出，通道经济必须以地理连结为前提，依托交通优势，以核心城市为节点，以经济合作为纽带，布局和规划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向通道集散，促进区域间、城乡间、产业间的经济联系。高新才（2014）经过综合研究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必须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激发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特别是要增强贸易集聚中心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拓展交通通道，强化信息通道、人才通道、贸易服务通道，加速“点-轴”渐进式扩散。
2．从城市-区域到国际城市走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资本和信息在全球尺度下流动加快，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范围内重构，同时也促进世界各国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出现新的转化。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区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与空间组合形式，即全球性巨型城市群的形成，这在霍尔（2006）对欧洲伦敦—阿姆斯特丹—慕尼黑—米兰—罗马的多中心城市带以及斯科特（2001）对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所构成的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中得到体现。这种全球性巨型城市群呈现一种从中心沿特定轴线向外扩散的空间形态，联系的距离可能超过几百公里。从成长动力机制看，这种巨型城市群是一种伴随着快速交通体系支撑的、在通勤腹地内就业地方性集中发展的城市群体模式。
迪肯（2003）在其著作《全球性转变》中虽然没有提出国际城市走廊概念，但是对国际城市走廊的形成已有细致描述和解释。他认为在全球化和高度地方化的经济活动集群之间，存在一个中观尺度的经济地理组织，跨越国家边界。例如，第一条是欧洲主要经济增长轴线，依托核心城市节点从西北向东南横跨欧洲核心区域，绝大多数欧洲的发达地区和国际城市都位于或者靠近这条轴线。第二条是崛起中的亚太城市走廊，一个方案包括新加坡—菲律宾群岛—马来西亚柔佛州三角区域和中国大陆南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角区；另一个方案由多家国际智库（ISPRE、KRIHS、NIRA，2007）联合提出，建立由北京经平壤、首尔到东京绵延1500公里的城市走廊（BESETO Corridor），连接77个超过20万人口的城市，超过9700万城市居民居住在其中，这个城市走廊把四个国家的四个城市群联系在一起。第三条是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带，是由一连串城镇和沿线制造业园区组成的城市走廊，规模偏小但独具特色，即以特色产业园区配套规模较小的密集城镇构成。
实际上无论是斯科特（2001）、霍尔（2006）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区域重构的空间组织研究，还是迪肯（2003）基于区域经济联系探讨的城市通道研究，都突出区域发展联系和融合。因此，借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城市走廊思路提出建设丝路城市走廊的做法，实际上是寻求不同区域发展设想的兼容，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的融合，这要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容易被各国和地区所接受。此外，以“五通”为联系纽带，构建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高于单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的区域发展通道。（二）丝路城市走廊的现实基础——“五通”联系与六大经济走廊
1．“一带一路”战略与六大经济走廊规划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一文件，可知“五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重点内容。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看，随着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开始松动，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扩张也停滞不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提出的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全球化组织框架，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似乎已经陷入困顿。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地区借助中国这个全球生产网络核心节点向外辐射的机会，必将寻求自身新的空间范围的扩张，并利用“创新、活动、包容、联系”的思维，促进全球生产网络的再度繁荣。其中，城市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组织的空间平台，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承担更重要的发展任务，从而将过去全球化发展中处于边缘地区的城市打造成新的城市体系，这其中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都是关键性内容。基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发展轴线等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组织模式，丝路城市走廊和走廊城市群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域中新的城市体系组织模式。
从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具体实施和推进的战略中，“六大经济走廊”成为走廊组织的基本框架。六大经济走廊实际上分别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合作重点，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能源安全功能；中国—中亚—西亚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的功能；新亚欧大陆桥主要承担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中巴经济走廊则主要承担能源安全、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元功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主要承担资源能源和国际贸易、投资等功能；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国际投资和贸易等功能（见表1）。不同经济走廊基于我国对外战略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丝路城市走廊的功能体系。表1 中国重点建设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与节点城市表1 中国重点建设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与节点城市-续表
2．“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格局与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国家城市发展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近20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看也存在很大差别，从超过100％增长到负增长的情况均存在（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全球主要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如果不考虑彼此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仅从地理区位角度考量，对照2015年各区域超过100万人口规模城市的空间分布情况看（见表2），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三个大国所在的南亚地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共有74个城市，其中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金四角”城市群最成熟，能够强力支撑起丝路城市走廊的发展；中东—西亚地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41个，其中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有4个，如围绕利雅得—萨那—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形成的南部跨国城市群及围绕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形成的北部跨国城市群；东南亚地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24个，其中1000万人口城市有2个，500万以上人口城市也有6个，该区域城市群较分散，但在越南、缅甸、泰国构成海防—河内—胡志明—曼谷—北榄—仰光—内比都这样的巨大城市群，及更为分散的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岛国城市群；中东欧地区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也有14个，由于人口密集，该区域形成以基辅—明斯克—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索菲亚为核心城市的城市群；蒙俄两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有14个，但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和蒙古只有乌兰巴托、新西伯利亚以及鄂木斯克等规模较小城市，其他城市多在欧洲地区，构成圣彼得堡—莫斯科两个最大城市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和叶卡捷琳堡—乌法—喀山—车里雅宾斯克等为核心的东部城市群，以及伏尔加格勒—罗斯托夫等为核心的南部较小城市群；在中亚地区中只有塔什干和阿拉木图这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百万。表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分布情况
从实际发展看，尽管我国存在对外辐射方向不同的六大经济走廊，但“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国家纷纷提出自己所制定的区域和国家层面发展战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文件中跨境线路的设计、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欧洲“琥珀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与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规划相继提出发展通道建设（见表3、表4）。此外，这些区域和国家战略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战略推进自己的城市体系的建设，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就与巴基斯坦当前正推进的区域开发战略存在空间错位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沿线城市所在国及区域组织在当前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解决中国六大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布局的错位与冲突，通过更宽泛的丝路城市走廊建设，进行更大范围覆盖和辐射，进而实现不同层次区域规划和发展的融合。表3 “一带一路”沿线多边区域发展战略构想与布局表3 “一带一路”沿线多边区域发展战略构想与布局-续表表4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布局
从城市群角度考察，六大经济走廊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当前较成熟完善的丝路城市走廊很可能是中巴、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这三大经济走廊，其他经济走廊与城市走廊仍有待培育。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来看，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还有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背景，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重点考虑的国内区域要素。此外，“十三五”期间国家发改委重点推进的19个城市群规划也形成了与“一带一路”相呼应的区域城市群发展结构。通过中外区域战略规划、城市群发展互动，实现更高级别、更广范围的互联互通，打造由“点”及“线”的丝路城市走廊。“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还秉持开放性原则，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参与其中，故“一带一路”研究范围不应局限于一般文献讨论的65个国家（地区）。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了区域划分，共分为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中东欧、地中海地区等七大区域，广义上涵盖了85个国家。在《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6）》总报告中，已经对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四个区域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概况进行了研究，下文将重点对东北亚（蒙俄）、中东欧、地中海地区三个区域的城市发展进行研究。二 东北亚（蒙俄）“丝路城市”发展态势
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是指亚洲的东北部地区，即亚洲—东亚所属的次区域，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以及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俄罗斯所属的远东地区。从区域规模上看，东北亚的陆地面积为16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6％。特别是东北亚的沿海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主要包括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及渤海湾这三大海域，辽阔的海域北起俄罗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白令海，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中俄边境的图们江出海口一带，还囊括了朝鲜半岛的东海岸、日本列岛大部和中国的辽东半岛等海域。历史上，“东北亚丝绸之路”源起于北魏，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与郑和七下西洋发生于同一时期，由明朝永乐年间亦失哈九上北海而开辟，这段史实却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这条明清“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了中国的东北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以及日本、朝鲜和蒙古等地区。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为欧亚之间沿线区域加强经济社会往来搭建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2015年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范围，其中东北亚地区主要包含了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重要国家。中蒙俄三国横贯欧亚大陆，相依为邻，彼此之间的边境线极长，资源禀赋各具优势。经济全球化后期，资本、技术、人员实现跨界流动，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的界限日渐消失，依赖本地资源发展的观念被打破，对更大区域资源的获取能力和支配能力成为区域竞争力的主要标志。若这条“东北亚丝绸之路”能够复兴，沿线国家经济协调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这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又一亮点。（一）城市化率较高的东北亚（蒙俄）地区
东北亚的城市化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里是亚洲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其中俄罗斯属于一般发达国家，蒙古则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
1950～1991年，伴随着苏联的工业化发展，东北亚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四十年间苏联的城市化率由44.1％跃升至73.4％。蒙古国受到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城市化水平由接近亚洲平均水平的20％攀升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见图2）。图2 1950～2050年东北亚（蒙俄）城市化水平发展历史与预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4）。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近二十年时间里东北亚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下降，但城市化率始终高于世界和亚洲的平均水平。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出现了短暂的“逆城市化”趋势，并在1994年达到高潮。1995年后，正常的城市化进程才重新开始，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净转移。随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城市化率始终保持在73.5％左右。直到近期俄罗斯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趋势。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对苏联的依赖性很强。在苏联解体后，蒙古的经济也遇到困境，城市化率随之停滞不前。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蒙古的城市化率一直保持在57％上下。进入21世纪，由于极端天气和经济萧条，蒙古大量牧民迁入首都乌兰巴托，城市化率随之攀升。截至2014年年底蒙古国总人口为288.1万，其中城市人口占71％，农村人口占29％，城市化率达到71％。
据联合国（2014）预测，东北亚城市化水平将继续提升。到2050年时，俄罗斯可能已经达到“郊区化”的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化率达到81.1％；而蒙古的城市化率还将继续提高，预计将会达到81.8％。总体来看，东北亚地区的发展相对平稳，城市化率一直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二）东北亚（蒙俄）城市发展概况
从统计数据上看，东北亚两国城市化水平均相对较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国的城市发展程度截然不同（见图3）。
1．蒙古呈现“一城独大”现象
蒙古国呈现突出的一城独大局面。据联合国（2014）统计，蒙古国全国人口约为288万，而首都乌兰巴托就有近200万人口。虽然乌兰巴托的城市化率逐年升高，但它没有与其城市化水平相匹配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乌兰巴托城市设施老旧，街道路面老化严重，自来水供应不稳定，尚有相当规模的居民区没有上下水管道系统。蒙古政府允许市外移民在乌兰巴托城郊扎下蒙古包或搭建临时住宅，因此乌兰巴托市四周常年被设施相对简陋的蒙古包群所包围。
自1930年开始，蒙古国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同时也修建了铁路和公路，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蒙古的城市化率也逐步攀升。然而，蒙古国的这种经济繁荣是建立在苏联援助的基础之上，对苏联经济的依赖性极强，蒙古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工业体系。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蒙古的经济面临困境。从2000年起，牧区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极端的气候条件加上经济萧条，迫使数十万牧民告别他们熟悉的大草原，来到首都乌兰巴托谋生。过量的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这已然超过了乌兰巴托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呈现“伪城市化”现象。图3 1989～2014年东北亚（蒙俄）人均GDP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World Bank，National Accounts Data，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2016），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2．工业化推动俄罗斯城市有序发展
苏联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城市化发展进程加速并达到顶峰。苏联解体至今的20余年间，虽然俄罗斯城市建设还在缓慢推进，但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重要标志的城市化进程已基本处于结束阶段，近年来城市“郊区化”现象在俄罗斯已初露端倪。
苏联时期，工业化发展迅速，城市化随之快步推进。在当时，国家主要以城市规划的手段调节城市化进程。为了满足高速发展的工业，苏联将农村人口直接迁移至城市。苏联学界主张城市均衡分布发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沿袭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城市设计理念，以免重蹈早期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覆辙。但是苏联受工业化主导的急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造成城市生活设施供给严重不足，而同时工业化急需大量资金投入，国家再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
苏联解体后，受自然与经济的双重影响，俄罗斯出现了短暂的“逆城市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城市化的高级发展形势。俄罗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郊区化”。一些人逐渐在郊区购置设施较为完善的别墅，将其作为季节性第二居所使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资源以及主要工作岗位仍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郊区化”发展对俄罗斯的交通网络及郊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挑战。（三）东北亚（蒙俄）城市等级规模与体系发展
1．城市规模普遍较小，缺少特大城市
东北亚地区城市数量较多，但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东北亚地区俄蒙两国人口数在1000万以上的1级城市仅莫斯科一座，人口数为1217万，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2倍有余。人口数500万～1000万的2级城市出现空档。3级城市（人口100万～500万）的城市有圣彼得堡、车里雅宾斯克、新西伯利亚、喀山、下诺夫哥罗德、叶卡捷琳堡等13座。4级、5级及以下城市长期以来占据总城市数的80％以上。超过全国20％的人口集中在少量的3级以上城市（见图4、表5）。图4 1950～2030年东北亚（蒙俄）城市规模发展及预测
注：1级=城市人口1000万及以上；2级=城市人口500万～1000万；3级=城市人口100万～500万；4级=城市人口50万～100万；5级=城市人口30万～50万。城市数量只统计30万人口规模以上（1～5级）的城市。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4）。表5 东北亚主要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等级发展与预测
2．城市网络稀疏，空间分布不均
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亚地区的城市和城市人口分布相当不均衡。这种不均的城市分布既与当地的区位、历史、自然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从城市体系的内部结构看，东北亚地区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中小城市分布较为均匀。俄罗斯现有的1100个城市中，310个分布在中央联邦区，198个位于伏尔加河沿岸区，145个坐落在西北联邦区，西伯利亚分布了130个，南方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均不足百个。在1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拥有4个，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南方联邦区各2个，中央联邦区和西北联邦区各1个，远东联邦区和北高加索联邦区则没有一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俄罗斯城市间距离较远的状况依然存在。截至目前，西伯利亚地区城市间的平均距离在200公里以上，欧洲部分城市间的平均距离为45～75公里。从东北亚地区城市人口分布密度看，东北亚地区城市是全球城市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城市人口分布密度的平均数已超过100人/平方公里。但是从东北亚地区内部看，东北亚地区内部人口密度差异大，如蒙古国的城市人口密度为18.1人/平方公里。
3．融入全球化进程相对落后
东北亚的俄罗斯与蒙古两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并不顺利，这使得该区域城市的全球化程度也相对落后。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项目的研究，α、β、γ三级世界城市以及“高度满足条件”和“满足条件”二级准世界城市的5级评价中，东北亚城市功能与国际化影响相对较弱。在2000～2012年发布的GaWC城市等级体系中，仅有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座城市入选。从2000到2012年，莫斯科由β+级升为α级世界城市，圣彼得堡则由高度满足条件的准世界城市升级为γ+级世界城市。总体而言，东北亚城市全球化程度相对较低，世界级城市尤其是高等级世界城市数量偏少（见表6）。表6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历次评级中的东北亚（蒙俄）城市位次（四）东北亚（蒙俄）城市发展的挑战与丝路城市需求
1．东北亚地区融入全球化的诉求强烈，丝路城市发展拥有绝佳利益契合点
如前文所述，东北亚地区城市网络密度小，这使得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的全球化进程。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资本、技术、人员实现跨界流动，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的界限日渐消失，依赖本地资源的发展观被打破，对更大区域资源的获取能力和支配能力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东北亚地区融入全球化的诉求较为强烈，因此三国共建丝路经济带拥有良好的利益契合点。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蒙俄三国首脑会晤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构想旋即获得俄蒙两方积极响应。
近年来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招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其国家经济战略开始转向亚太。在中方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俄罗斯也于2014年提出“跨欧亚发展带”构想并出台了《远东跨越式经济开发区相关法规》，作为开发西伯利亚及远东区域的措施和保障。蒙古国没有出海口，是一个真正的内陆国家，它被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仅有的邻国完全包围，其经济发展始终难以离开中俄两大邻国的帮助与影响。蒙古国通过实施“新铁路计划”以及“草原之路计划”，打通俄罗斯与中国过境的运输通道，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中来。
2．中国与俄罗斯、蒙古三国各具优势，互惠互补可沿丝路城市打造完整的价值链条
蒙古和俄罗斯的资源丰富，中俄两国的技术和资金可以满足彼此的利益需求，三国经济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只要找准自身的经济优势，极有可能凭借自身特点打造出自给自足的完整价值链条，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国家之间地缘关系紧密，近年来彼此之间已经在经济贸易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与合作。根据WTO最新统计数据（2015），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为蒙古国的最大和第二大投资合作伙伴。无论在投资、贸易还是政策环境方面，东北亚地区均有良好的共建环境。目前，中蒙俄都处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贸易、投资和跨界承包等领域发展速度很快。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希望借助中国之力“吹起俄罗斯经济发展之帆”，蒙古国政府则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与中国扩大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最需要的是因地制宜，有机结合各自的优势，打造一条崭新的丝绸之路经济走廊。
3．中蒙俄政治关系稳定，三国各具优势，丝路城市合作具有和平环境
在国家关系上，中蒙俄有相似的经济政治环境，发展经历相近，发展阶段不同。另外，中蒙俄三国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东北亚三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和需求。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问题，三方具有一致的利益和信念。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中蒙俄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保护之下，东北亚获得了更高的战略融合度，目前是开展战略性重大合作项目的良好契机。
4．北极航道推进，带来新兴战略支点城市发展机遇
随着东北亚国家积极研究和推动北极航道，海参崴作为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城市地位和战略枢纽作用日益显现。该城市位于俄中朝三国交界之处，三面临海，城市海岸线达100多公里，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海参崴人口约为63万，城市总面积为600平方公里，拥有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远东分部、太平洋渔业与海洋学研究所及多所高等学校，以及马林斯基剧院滨海分院。三 中东欧“丝路城市”发展态势
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CEE）地区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共16个成员国。这些国家经历了冷战后二十年的转型，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至今日，许多中东欧国家仍处在欧盟（英法德意西等国）、美国和俄罗斯的阴影中，因此，与西欧、中欧德国、南欧和北欧的许多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
中东欧地区处于连接欧亚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古代中国产品陆路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就扮演着重要贸易通道和重要中转站的角色。作为中国近现代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加之中东欧地区与中国拥有共同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欧盟，并且深入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其贸易和政治地位更加突出。因此，研究和探讨中东欧地区城市发展情况对理解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中东欧城市化发展现状
1．整体城市化水平不高
面对过去所留下的负债和市场带来的新挑战，中东欧城市的增长稍显迟滞与缓慢。在欧洲最具综合竞争力的前15位城市中，中东欧没有一个城市位居其列（前15位城市依次为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柏林、苏黎世、布鲁塞尔、巴塞罗那、都柏林、马德里、哥本哈根、米兰、莫斯科、伊斯坦布尔）。表7 1950～2030年中东欧地区城市数量与等级规模的发展与预测
表7显示，从城市的等级和数量来看，预计到2030年，中东欧人口大于30万的城市只有31个，人口占比26％：没有第1等级与第2等级的城市，第3级与第4级的城市，分别为6个和8个，人口占比分别为12％和7％；5级城市数量也只有17个，人口占比仅为7％；绝大多数都是人口小于30万的6级城市，城市人口占比74％。
2．东欧剧变后城市等级体系变化不明显
表7和图5显示，从发展速度和趋势来看，1950～1995年，中东欧城市经历了较快发展，尤以3级、4级、5级城市增长最为明显。1995年以来，3级和4级城市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从城市等级体系看，1995年以后的城市等级体系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动，1995年与2015年的城市人口规模曲线几近重叠。图5 中东欧城市规模分布与变化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4）。
3．城市化水平显著低于欧洲其他区域
图6反映了中东欧城市化水平在世界和欧洲的地位。可以看出，尽管中东欧的城市化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与西欧、中欧德国、北欧、南欧等欧洲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明显偏低，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保持15个至20个百分点的差距，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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