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带 ： 东学西鉴四百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纪录片《纽带》团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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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 ： 东学西鉴四百年试读：

序一

本片提供的生动的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互动”的“文化学学理”，以我从事“国际中国文化”这一学术50余年的体验，以及它对于我们实现伟大梦想中的“文化战略”提供的历史性的思考意义，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严绍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序二

第一，海外汉学（中国学）是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了解中国的窗口。由于语言的问题，中国绝大多数学术成果不被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所知，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但此时他们所借助的基本材料、基本文献仍是海外汉学家们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掌握在这些汉学家手中。这个道理不复杂，正像中国学术界和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对俄国的了解、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依靠的就是从事美国研究、俄国研究、中东研究的学者一样。因此，了解国外的中国学，团结知华、爱华的汉学家，不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大的文化战略和重要的学术文化政策。要想改变世界各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就要找到为我们说话、理解中国、同情中国的人，这些人首先当属海外的汉学家。所以，了解和熟悉海外中国学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第二，海外汉学（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或许有些人会说，这些老外，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中国学者的学问好，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看总不如自己认识得清楚。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根本上是靠我们自己，但是也要知道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所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正如《纽带》在片中所记载的那样。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尤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科举废除，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被打断了，而在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是很重要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学或者汉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崛起后，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也要了解域外汉学（中国学），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当然，海外的汉学家水平也都不尽相同，好的有，差的也不少，对其既不要鄙视，也不要仰视，我们要知道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中国学。

如何展开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呢？《纽带》这部片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当代的中国学家也是在他们老师的带领下进入这个领域的，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对海外的中国学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出版的《国际汉学》已经连续出版了20年，学界也出版了国别汉学史系列丛书，建议大家注意关注一下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但对很多具体学科来讲，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外对中国的现当代研究十分活跃，国外对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等的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都需要国内的学者关注，摸清其基本情况。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学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学术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学要特别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在中国历史、人文研究中是要特别注意的。从社会科学的学科来说，西方许多对中国的研究都是在智库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的，一方面，他们有一些实证性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就会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一些成果。这样的方法论是要有的。《纽带》中也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在介绍日本中国学研究一集，严绍璗先生讲得很好。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都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的中国学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学术论争也可能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中国学研究者打交道中，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趋势肯定是有问题的，尤其在中国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既要结交国外的中国学家，又要和他们展开学术对话、学术交流。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对话的中国学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双重任务。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学术重建的过程。

从《纽带》这部片子我们看到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逐步拥有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表达我们中国学术的理想、中国学术的立场、中国学术的传统与文化，才能在中国重新肩负起文化大国的使命。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了解汉学，尊重他们的学术成果，积极与汉学家展开对话，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纽带》用生动的画面、形象的语言，第一次从电视的角度向民众介绍了海外汉学，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当下重商主义成为社会主导，“娱乐至上”弥漫电视节目的时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纽带》，说明了中央电视台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视野。在中国成为大国的今天，在我们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重建中国当代学术体系和理论的伟大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学术纪录片。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

序三

大型纪录片《纽带》的播出，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一个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我意识的成熟历程相关的文化事件。“汉学”这一以研究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性（Chineseness）为使命的生僻的海外学术方向——当代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自觉关注，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这种关注还是学术圈里极其小众的事情——借此不期而然地进入了公共视野。

一部宽泛意义上的汉学史，曲折地折射着中国文明与世界的文化关系和对话关系。大而化之，这种对话关系呈现为看似平常、实际上却各个奇特的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发生于汉字文化圈的模式：汉字文化圈中的东亚、东南亚的近邻们，早自东汉时期起，就追慕、学习，也创造性地化用着这个以天下自居的文明——从语文的假借、经典的传播、制度的模仿到审美意趣的趋同等。这种在很长历史阶段都甚为全方位的追慕，其实是一场由追慕者们发起的、对中国文明的长期对话。而作为“文化宗主”的中国文明，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中，对这种对话其实是很少严肃、平等地投以一瞥的。第二种是发生于中西之间的对话模式：发端于来华耶稣会士文化努力的西方汉学，究其实质，是一场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迄今已逾4个世纪的有关中国文明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中国人又常常或则缺席，或则成为被对话者，尤其自19世纪以降为甚。

总而言之，这两种对话模式，恐怕都还不是完整意义的对话。当对话双方还缺乏同等的自觉程度和关注程度，还不具备一颗禅家所说的“平常心”的时候，真正的对话其实并没有达成。可是，无论这种对话的成功程度如何，二者分别都构成了东亚精神史和世界近代精神史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维度。《纽带》的意义恰也在此: 它以公共传媒的直观形式，传达了发生于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征兆——这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这个征兆昭示着，一个比较正常的对话时代可能正在走来。大而化之地说，成功的跨文化对话有赖于平等的、互主体的对话者的出现，因而有赖于一个社会共同体文化上主体意识的充分醒觉。文化自觉是因文化自信而得以奠基的，而文化自信又是奠基于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通译为“文化认同”，此译法问题颇多）之上的。你是、我是、大家都是的问题，与你在、我在、大家如何共在的问题从来都息息相关。这是一个不仅涉及社会文化心理更直接关涉人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共在的大问题。在此权且蜻蜓点水，无法充分展开。

学术形态的汉学自身，是一种“他者”的学术，冒充“汉学家”的中国人只能令人哑然失笑。而在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这种“他者”的学术的研究，大略都可从属于学术史这个大领域。在各种学术门类日益条分缕析的学界，汉学研究的系统化、专门化的浪潮，还只是刚刚兴起。

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性的角度，从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共在的角度，今天正走进公共视野的汉学问题，对我们的启迪，毋宁在另外一个更为深远的层面——中国思想的普世性问题：经过一代代带着自身问题意识的汉学家们传译和研究的中国思想要素，如何经由汉学家母体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家们的深度诠释（甚至过度阐释），进而转化为人类性的，或人类为之焦灼的问题？

耶稣会士汉学家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最为人熟知，正是经由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年）所构造的中国精神图景，进而经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及重农学派诸君，德、法启蒙运动中自然理性、自然宗教、世界主义等革命性观念方才成为可能，世界近代精神史的这一页才如此波澜壮阔。正是经由高延（J. J. M. de GROOT，1854—1921）所营构的中国宗教体系和“普适主义”（Universismus）的观念，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关于世界宗教的理想类型方得以完整。而今天，当代神学思想家孔汉思（Hans Küng，或译汉斯·昆，1928—）所提出并全力诠释的“世界伦理构想”（Projekt Weltethos）也一定程度上得之于他数十年来对中国思想的高度尊崇和迷恋……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特别省思和沉吟。正是这些汉学家和思想家的“共业”，使汉学不仅仅关乎一个人类“共是”的知识论问题，而更成为一个与人类“共在”和共同命运攸关的、常新的、鲜活的存在论问题。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经从比较极端的诠释学角度断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进而言之，所有对异文化，以及异文化中的自我映象的超常关注，都是一种文化自我关注的特定方式，都是自我意识成熟过程的一种必要的纠结。而只有充分成熟的自我关注者，才能成为一个人类共在的共同建构者。这已经是我们今天讨论汉学问题时的应有之义。杨煦生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第一章诞生，当西方遇见东方

▲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殷铎泽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扉页

汉学或中国学，是世界各国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问。

几百年来，它像一根飘逸的纽带，若即若离，把中国和世界衔接在一起，使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向世界，成为滋养全人类的智慧。用心观察，在西方文化所有发生转折和突破的节点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哥伦布不会发现新大陆。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不会在瞬间席卷西方世界。如果没有火药，中世纪的堡垒不知何时才能被摧毁。如果没有指南针，人类甚至很难验证，地球是个椭圆形。

如果换一个视角看，正是在发现东方、走近中国的过程中，欧洲人，才一步步发现了西方，发展了西方，进而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那么，这一页，是如何掀开的呢？沙勿略的上川岛之盼▲方济各·沙勿略

上川岛，广东人的度假胜地，纬度与美国夏威夷大致相同。

当地人自认，这里的风景不输海南岛半分。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一处圣地。公元1552年，在葡萄牙人登占澳门之前，荒无人烟的上川岛，成为欧洲人在中国唯一可以短暂停靠的贸易点。

12月，海岛迎来了冷冽的北方季风，46岁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向隔海相望的大明疆土喊道：“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但“岩石”尚未裂开，他已病逝在这片荒凉的岛屿上。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万德化

我们知道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创始人。耶稣会士并没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在用其他语言表达自己观点方面的能力不强，所以学习的过程很艰难，但他们的个性、好奇心、对他人的态度，帮助他们打开了很多扇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方济各·沙勿略当时到日本传教，应该说他是当时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感觉到日本的整个文化，包括他们的宗教，受中国传统的影响非常大。佛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包括儒家文化，在他们整个观念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持一种排斥态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周振鹤

很多人就表示疑问：中国人是不是信了天主教？沙勿略说中国人还没有，人家就说，你要先说服中国人信天主教，我们也可以信，为什么你们的教那么好，而中国人不信？

面对这样的质问，沙勿略无言以对。这使他意识到：基督教要进入东方，必须先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大明帝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其他一切外国人，都禁止进入中国。

沙勿略想尽办法，也只能魂断南海，至死未能踏入中国大陆半步。“岩石”，何时才会裂开呢？罗明坚：会编字典的仙花寺主人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标志。每个站在这里的人在惊艳之余，都会浮想联翩，想象着它在被火灾烧毁前的气派与辉煌。

1579年7月，当罗明坚来到这里时，圣保禄教堂还没有最后竣工，鸦片也还没有成为商品。不过，大三巴旁的码头上，已然呈现出忙碌的景象。

欧洲人对东方产品的渴望，给葡萄牙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26年前，在明朝皇帝的允许下，他们以晒货为名，开始在这荒凉的半岛上定居。▲澳门大三巴牌坊

对西方人来说，即使在今天，方块字也犹如天书一般。

刚到澳门的罗明坚，既听不懂中国话，也找不到一个懂得葡萄牙语的中国人。在写给耶稣总会的信中，他说:“因此，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语言，如画一匹马，就告诉我这个动物的中国话叫‘马’。”

此举在无意中，成了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澳门利氏学社社长 万德化

罗明坚非常认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对中国的伦理道德也非常好奇，并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中国人。意大利罗马传信修道院博士 马诺

所以他一入境，广东的高官，一发现有一个能说好中文的外国人，就跟他交朋友了。

罗明坚被破例允许在广州的岸上过夜，因为明朝的海关官员认为“他是一个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及老师”。而在此之前，所有从澳门到广州进行贸易的葡国商人及传教士，仅被允许在所属船只上交流和居住。

1582年8月，罗明坚出版了《天主圣教实录》，这是欧洲人用汉语写就的第一部布道书。就在此刻，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汉语学习者——利玛窦。▲天主圣教实录：欧洲人用汉语写就的第一部布道书

北上中国的道路，变得不再孤单。

1583年冬，广东肇庆，中国内地的第一所天主教堂出现在这里。此时距离沙勿略去世，已有31年。

这所房子，最初是按欧洲风格设计的二层小楼，为避免当地人生疑，后改为中式。肇庆知府王泮亲自题写了两块牌匾：一块悬挂在院门的门楣上，题为“仙花寺”；另一块是“西来净士”，悬挂在客厅上方。

每天早晨，梳洗罢，罗明坚和利玛

窦都要一丝不苟地穿好袈裟，逢人便双手合十，自称是来自西方的僧人，希望以此拉近与中国百姓的距离。

两个洋和尚，成了肇庆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自鸣钟、三棱镜，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器物，在当时，却成了献给中国官员最高端的礼物。而当利玛窦向众人展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时，文人士大夫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竟然不是世界的中心！法国国际科研中心研究员 詹嘉玲

有人建议他把这幅地图翻译成中文。于是，他不仅翻译了大多数的国家名称，并重新绘制，让中国处在地图的中心。

与此同时，为帮助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这里还编写了一部辞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语与西方语言对照的辞典。

1934年，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了这份手稿，并为其命名《葡华辞典》。“虽然手稿没有封面也没有署名，但根据对纸张笔迹和以南京话为基础的明代官话翻译来考证，可以推测为罗、利二人合编。”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开建

因为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开始学习中国古典经典。学的时候他说学得很困难，很多书都读不懂，这时候找中文的老师找不到，中文老师有的教一下就不想教了，有的教几个月就走了，所以很难找到老师。我想这些传教士的老师肯定是罗明坚，而不是别的人。

当传教士们依靠字典咿呀学句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他们就此拉开了西方汉学新的一幕——传教士汉学。

中国，也从这一刻起，慢慢进入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去年小弟别离兄

兄在广城弟去京

今日弟回思别久

请兄舟内话离情

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收藏着430年前由罗明坚创作的34首中文诗，这是西方人用汉字写下的第一部文学作品。

但在日记中，罗明坚常自谦是个“笨拙的人”，相比正值青年的利玛窦，他的中文学得不够好。▲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钟鸣旦展示罗明坚中文创作

1588年底，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做出决定，派45岁的罗明坚返回欧洲，请求罗马教皇派使者访华并赠送大明王朝礼物，以拓展中国的事业。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汤开建

罗明坚把这个局面打开以后，他有个更大的想法，就是真正打开中国的局面。当时肇庆知府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其他的外国人不能进来，只有两个规定的名额，就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多一个都不行。

在归国前，罗明坚特意以教皇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大明皇帝的书信，并请人刻在了木板上。他希望能得到教皇的认可，然后再带着印刷的书信返回中国，想办法与中国皇帝建立联系。

但遗憾的是，这封书信永远地留在了木板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由于多种原因，几任教皇不断地病故，教皇最终也没有接见他。只留下这个枣木板子，他最后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回了老家。

朝读四书暮诗编，

优游那觉岁时迁。

时人不识予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罗明坚小诗

返回中国，变得遥遥无期。这个“笨拙的人”只能在书籍中触摸中国的温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宗旨，在于弘扬崇高的品德，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在于永无止境地追求至善至美的境界。

等待的过程中，罗明坚将四书五经中《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出版。这是东方的哲学思想第一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此时的欧洲等级森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罗明坚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1607年5月11日，满怀遗憾的罗明坚在故乡病逝。他将最后一次祷告，献给了遥远的东方，以及他孤独的伙伴——利玛窦。利玛窦：用科学叩响中国大门的使者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在高楼大厦的挤压下，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南堂的气派和庄严。四百年前，这幢建筑在北京南城显得鹤立鸡群。这里是利玛窦的家。

就在罗明坚去世的这一年，1607年，利玛窦与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回的中文译本。我们今天使用的“点、线、面、角”等专业术语，都是受益于此。▲位于北京南堂的利玛窦像

不过，当时已被中国文人所熟悉的利玛窦，在西方，还默默无闻。不是因为一本书和一个人，欧洲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利玛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

这本书，就是《利玛窦中国札记》。

这个人，也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名叫金尼阁。意大利汉学学会教授 史华罗

在利玛窦之前，很多西方的旅行家来到中国并把中国的信息带回欧洲，但利玛窦最先清晰阐述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所以，如果说汉学有着四百年的历史，我想我们应该感谢他。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授 朗宓榭《利玛窦中国札记》是用意大利语写的，金尼阁将它翻译成了拉丁语。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批评之处，利玛窦所写的很多批判中国的地方，比如朝廷腐败等，在拉丁语翻译版中都被删掉了。▲金尼阁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1610年冬，在利玛窦去世半年后，金尼阁来到北京。无意中，他发现了前辈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这本回忆录，如获至宝。

此后，他一直将之随身携带，并抽空整理、完善。

1615年，金尼阁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出版。同时，为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金尼阁每天身着中式服装周游列国，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功绩。▲金尼阁素描像，鲁本斯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麦克雷

金尼阁在比利时碰到了一个艺术家，就是鲁本斯。鲁本斯说你可不可以穿一件中国衣服，我来画一幅画？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照相机，所以这变成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欧洲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画中是一个欧洲人，却穿了中国那个时候的儒家学者的衣服。

一个从九万里之外归来的传教士，身着奇异的服装，从一个富裕而繁荣的国度载誉归来。这一切，震惊了1617年的西方。而更让大家感到好奇的是，一个欧洲的传教士，单枪匹马，竟然在那个遥远神秘的国度闯出了一片天地！

利玛窦28年的中国生活经历，就此，在欧洲人面前，徐徐展开。

1592年7月，广东韶州，好奇的乡民拥挤在公堂之外，看洋人和当地人打官司。罗明坚返回欧洲后，利玛窦从肇庆搬到了韶州。

这已不是利玛窦第一次遭受袭击了，在这里，“洋和尚”是新闻也是挑衅。从1589年起，韶州又遭遇罕见的旱灾，于是，“洋扫把星”的传言满天飞。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副会长 余三乐

当地的（百姓），多次袭击他们，偷他们的东西，或者拿石头砸他们什么的。有一次，为了躲避袭击，利玛窦还扭伤了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当时肇庆的知府叫王泮，就是负责处理肇事的官员，但是利玛窦却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替这些肇事者去向王泮求情。

事后，本地所有的重要人物纷纷前来拜访利玛窦。

南雄的知府大人还专程送来了上好的疗伤草药，但利玛窦的脚伤并没有痊愈。以后，只要是走远路，他就得一瘸一拐。这似乎成了传教士在这个儒家统治的国度艰难前行的预兆。

十年，没有发展一个信徒，问题究竟在哪里？

一个叫瞿太素的中国朋友告诉利玛窦，如果长期以“洋和尚”的面目示人，只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的误会，甚至反感。

利玛窦茅塞顿开。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詹嘉玲

一开始，利玛窦想要打扮成和尚的样子，因为神父立志清贫一生。但是，逐渐地，他意识到，要想被文人和官员们所接受，最好还是锦衣华带，以文人自居。

改变，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效果。

正如利玛窦在日记中所写的：“这并不是出于尊重，主要是为了改变地位，让人知道我们是神学家，是文人墨客。如此一来，儒士们也允许我们到那些体面的地方去了。”

1595年，带着崭新的形象，利玛窦又上路了。一只脚拖着希望，另一只脚拖着失望。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

1601年春，一个晴朗的早上，紫禁城平静如常。

一个儒生打扮的人正急匆匆地赶往钦天监，他的金发碧眼，引起了太监和侍卫们的格外注意。这个外国儒生，正是奉命进宫替万历皇帝修理自鸣钟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为了这一天，利玛窦已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意大利罗马大学副校长 马西尼

一方面是准备了一些机器，比如说自鸣钟，因为就可以看到，这是个可以计时间的机器，而且是自动的，所以肯定会引起皇帝的注意。另一方面就是，准备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内容。汉学家 施舟人

我把科学给你，你就得把你的灵魂给我。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全部，来得到中国的信仰。

科学知识没有打动皇帝，因为此时的万历皇帝，早已放弃了励精图治，而且隐居深宫，沉迷于享乐。不过，正因如此，他才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将利玛窦留在京城。理由是：必须每年进宫四次，以维护自鸣钟的正常运转。

利玛窦不仅获得了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朝廷发的俸禄。他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堂。

皇权的认可，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成为利玛窦的朋友。“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接待来访的客人，许多地位显赫的人都来拜访我。”而最令利玛窦高兴并获益良多的是与故友徐光启的重逢。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这位学术畅销书作家这样写道：“即使我们不能确定，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最先在1600年将上海学者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更加坚固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史景迁

徐光启中过进士，同时他也是明朝政府官员，后来还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中国经济、农业和数学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徐光启是一名杰出的学者。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当这两人相遇时，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原本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他们把这称为“心理位移”。他们不得不考虑两人的文化存在着什么区别，以及该如何把自己的原则和想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徐光启认为：需要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双方的新文化。

在日记中，利玛窦充满感情地记录：“徐公用清晰优美的汉字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实在是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挑战之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史景迁

我想，在16世纪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从未听说过欧洲，从未听说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官僚主义社会。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1603年，利玛窦开始着手修订罗明坚所著的《天主圣教实录》。“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在书中，他正式提出，中国的“上帝”和基督教的“天主”是同一个概念。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蓝莉

利玛窦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说服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渴望能拉近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距离。证明两者之间没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反而是相辅相成的。

但频繁的应酬，加上超负荷的工作，终使利玛窦积劳成疾。

1610年5月，58岁的利玛窦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身边人说：“我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

临终前，利玛窦曾试图在中国为自己买一块墓地，决定接受中国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成为中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是利玛窦努力要做到的事情。他的愿望是成为“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然而，墓地因故没能买成。

一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家龙

史景迁教授早年曾写过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书：《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这本书书名很好——西方人去中国以改变中国，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显示，那些西方人最后是被中国改变。美国乔治敦大学东亚系主任 魏若望

但利玛窦为什么要为自己在中国买墓地呢？他很清楚，哪怕有一丝机会去理解中国人，他都会去做，而有一块墓地，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想要买墓地的原因。他的坟墓，日后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的一座桥梁。

一年后，利玛窦按照中国的规矩，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明朝万历皇帝亲自许可的。

正如利玛窦所期望的，他的墓碑，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和路标，指引着后继者们前行的方向。金尼阁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憾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登上了探索中国的大船。

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动力与灵感，大多来自于马可·波罗那一代人的“契丹传奇”；而欧洲人驶出大西洋，靠的是来自中国的指南针。但熬过长达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究竟什么样，当时的欧洲人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利玛窦用自己的一生，向欧洲人澄清了一个几百年的争论：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就是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统一、富强、公正的国家，代表着一种优越的典范性的文明。这对于正饱受分裂之苦和宗教战争折磨的欧洲人，无疑充满了诱惑力。

1620年7月，金尼阁一行抵达澳门。由于船舱内瘟疫传染、海上风暴以及海盗的侵袭，22位传教士仅有5人幸存。

与他们一同到达中国的，还有7000多册在欧洲募集的科学书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我们掌握得很不足。机械、数学这种东西，传过来很多。这是我们所缺少的。传教士之所以能够留在宫中，要他们做什么？就是看上他们的手艺了，他们的手艺实际上就是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或者说是物理学、医学、机械学。

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新知识、新思想的潮流。

1938年，北京天主教堂在整理藏书楼时，意外发现了金尼阁带来的7000多部书籍中残余的数百部，其中，竟然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科学典籍。

但遗憾的是，在这些书籍的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积累了300多年的、历史的尘埃……

这是金尼阁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憾！卫匡国：17世纪撰写中国史的最佳撰稿人▲卫匡国

当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慢慢传播的时候，中国文化，也经过这条纽带，随着一封封书信和一艘艘帆船越过大洋，传入了西方。

直到今天，欧洲的图书馆、档案馆仍然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西方最早的汉籍译本，以及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手稿。“鞑靼人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南京，本来他们可以轻易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剃发令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而抗争。”

这段亲历见闻的描写，出自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笔下，他曾被当代学者评价为“17世纪撰写中国史最成功的人”。意大利罗马大学副校长 马西尼

卫匡国比利玛窦到中国晚几十年，他把一些中国的内容，主要是地理、历史、语言，介绍给西方。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卫匡国第一次到中国是1643年，那个时候（正值）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他的名字“卫匡国”，很可能是“匡扶保卫大明国”的意思。

1646年6月，清军南袭，进入江浙。曾号称“匡扶大明国”的卫匡国神父，悄悄地收藏起了南明隆武帝赏赐的高官蟒服。默默在住所门外贴上一张大红纸，上面写道：“泰西天学修士寓”。

果然，这7个大字，保了他的平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卫匡国在杭州的经历比较神奇，他之所以能得到清军的礼遇，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他泰然处之，而且摆上中国的书，喝着茶。这样表现了一个传教士在面临重大事件时，那种泰然的态度，使清军感到很震惊。第二个原因，应该也是更为重要的，清军多尔衮入关以后，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坚守阵地，归顺了刚入北京的清军。

短短几个月之内，卫匡国就从反清复明的阵线，转而站到了清政府一边。他甚至还穿上清军士兵的衣服，把头发梳向脑后，因为这样看上去更像新政权的支持者。转变的理由也很简单：清政权越稳固，就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而面对江南地区的遍地烽火，虽然一己平安的卫匡国，也在为淳朴的中国百姓的命运而担忧。“汉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装束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习俗。”

与中国政局同样走向混乱的，还有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

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继任领导者认为，利玛窦的做法是在迎合儒家，他们不仅反对用汉语里的“天主”表示西方的“上帝”，而且禁止中国信徒祭祀孔子和祖宗，认为这些都是迷信。

另外，道明会、方济各会等其他教派也纷纷进入中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传教权，他们开始向罗马教廷投诉耶稣会的所作所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当道明会士在福建的乡间小道，在沿海看到中国对民间信仰如此崇拜的时候，他觉得利玛窦简直是胡说八道，认为利玛窦解释的不是中国，而是充满了宗教崇拜。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 成中英

所以教皇就下了命令：不准祖先敬拜，甚至不准举行任何一种儒家世俗的礼仪。这就造成一种后果，你要信基督教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消息传到中国，愤怒的百姓拥进教堂，捣毁了教堂设施，并赶走了传教士。危急之下，1650年，耶稣会决定派能言善辩，并深谙中国文史的卫匡国神父赴罗马申辩。

又一个中国衣冠的洋人出现在欧洲。像金尼阁一样，卫匡国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巡讲，他将自己对中国地理和文化的认识，灌输给了欧洲人。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卫匡国1654年在欧洲出版了《鞑靼战纪》，这是一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儒生、传教士、官员等提供的大量清军入关和下江南战事的实况而撰述的一部明清战争史。从1654年一直到1706年，一共用9种不同的语言，在欧洲出版了211个版本，让欧洲人准确地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1656年3月，宗教裁判所同意了耶稣会士们提交的呈文，教皇颁布法令规定：“如祀孔和祭祖的礼仪，真像卫匡国所说的，属于社会礼仪，教皇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

卫匡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不过，对于欧洲汉学来讲，卫匡国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如果用酒来比喻卫匡国的汉学著作，那么，畅销的《鞑靼战纪》只能算是淡淡的开胃酒，重头戏和真正的烈酒则是《中国上古史》。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卫匡国写的书对像他这样的传教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他们有什么发现呢？他们发现中国历史实际上比欧洲历史更悠久，或比《圣经》的历史还要悠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吴莉苇

那么，假如这种观点被反对基督教的人拿到之后，他就可以把它作为证据，来证明说《圣经》讲得不对，《圣经》不能够解说全部的人类历史，因为我们至少看到中国人的历史，比《圣经》所讲的人类历史要长久，所以这就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去动摇天主教会的《圣经》解说体系。

一个令西方人胆战心惊的信号，从《中国上古史》中隐隐透露出来。《圣经》记录的历史，并不是完整的历史。“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树上摘果子的时候，东方人早已创造了成熟的文明。”很快，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会用东方的智慧，重塑西方的现代世界观念与自我意识。

1657年4月4日，罗卡角，与那群大航海的勇士们一样，卫匡国和16位耶稣会士一起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令天主教会不安的《中国上古史》

前路崎岖，九死一生，但卫匡国早已是归心似箭。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卫匡国，“对他来说，本国就像是一块流放地，如果不能再去中国，那他很快就会死的。”随着卫匡国的远离，欧洲的汉学中心也从意大利向法国转移，教廷已经不能再容纳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了。

帆船驶离了码头，与卫匡国同行的，还有即将成为清朝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南怀仁，以及后来将儒家经典详细介绍到欧洲的传教士殷铎泽。他们都是被卫匡国的传奇经历和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深深吸引，并改变了人生方向。

风越来越大，陆地也越来越小，但他们已经把一颗巨型的炸弹、一颗思想的原子弹，留在了欧洲。

爆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第二章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法国先贤祠

这是一个几乎被世界彻底遗忘的事实。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急于冲破天主教会及封建专制的束缚，却无从下手。而天主教内部，各个教会之间因礼仪之争而钩心斗角。

无心插柳柳成荫。基督没有征服中国，而这些传回欧洲的中国消息，不仅勾勒出了一个完美的中国，更制造了一颗思想的炸弹。启蒙思想家们欣喜地发现，正好可以利用它向专制的教权，发起致命的一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汉学，就是一柄权杖，谁掌握了中国研究的制高点，谁就能看到教会黑暗专制之上的那一丝光明。南怀仁：来自西洋的二品大员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冬，紫禁城内，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了这里惯有的宁静。18岁的皇帝和身边的几位大臣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目光，被一个神奇的玩具“马车”牢牢地吸引。▲“汽车始祖”：南怀仁与康熙完成的蒸汽动力实验

这辆“马车”，长60厘米，虽然有4个轮子，却根本不需要马，它的动力来自蒸汽。这是世界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用蒸汽做动力的实验，它比瓦特制成复式蒸汽机早115年，比斯蒂芬孙的火车早150年，比卡尔·本茨的汽车早214年……

这辆“汽车始祖”的制造者，是时任清朝工部侍郎兼钦天监监正的正二品大员——南怀仁。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钟鸣旦

南怀仁是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他比利玛窦要晚很多年。他的知识体系是古典天主教耶稣会的，包括了哲学、神学以及科学，因此他在皇宫任职。他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康熙皇帝的数学就是他教的，但同时他们也会一起讨论宗教问题。

不过，与耶稣会的前辈利玛窦一样，南怀仁努力钻研的动力，也不只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虔诚。“欧洲天文学给康熙皇帝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西洋机械师给他带来的快乐，一定会使他的目光转向科学背后的信仰。”南怀仁曾这样讲过。▲南怀仁

从此话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先影响皇帝，进而改变一个国家的信仰。科技，只不过是手段。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汉学系主任 金丝燕

欧洲的传教士到中国目的是单一的，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中国以后，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融入问题，不像去非洲传教，去拉美传教。这个融入问题，就是你如何融入中国的文化。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刘元龙

后来耶稣会有一位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叫范礼安。他曾经给这个耶稣会会长写信说，如果进入中国，必须改变在其他地方的传教方法；与其让中国人葡萄牙化，不如让传教士中国化。因此他说，你们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不但要会读、写、说中国话，还要遵从中国的风俗习惯。孔夫子的“乌托邦”

2010年8月，上海世博园，意大利馆内每天人头攒动。诸多的珍贵展品中，一册写满拉丁文与中文的泛黄手稿格外引人注目。▲《中庸》的首份拉丁文译本

这是《中庸》的首份拉丁文译本，1672年出版于法国巴黎，当时的书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这本书的译者，是与南怀仁乘坐同一条船抵达中国的耶稣会士殷铎泽。不过，殷铎泽没能够进入京城，而是长期在杭州传教。这部《中庸》译本，只是他翻译中国经典的开始。

1687年，一部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在巴黎问世。

这本书是由以殷铎泽为代表的4位传教士汉学家共同翻译的，包含《中国经籍导论》《孔子传》《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译文。它是17世纪欧洲人对孔子形象及其著述介绍得最为详备的书籍。

孔子——以“天下先师、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学的学者和预言家”的形象，被隆重地介绍到欧洲。意大利罗马东方语言学院博士 陆商隐

他希望通过他的翻译工作，向教皇和全欧洲证明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政策没有违背教义。其他的教会由于不懂中国文化，才会产生误解。▲用黏土动画模拟殷铎泽

书的序言中写道，“他们介绍的中国，不是他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中的中国，而是那些古老的典籍中思想的中国，所谓孔夫子的哲学中国。”殷铎泽甚至自信地说：“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是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

但孔子自然不可能改信基督，而一些基督徒却开始“改信”孔子。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评论此书时说：“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长 君特·斯托克

20岁的时候，莱布尼茨就写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那时主要是理论认识。但是他可能感觉到了，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思想和理念全新的世界，这让他一辈子都没再放弃。

1679年，莱布尼茨利用来华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版再版，受到了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希望，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因为，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近事》。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秘书长 李文潮

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的30年战争刚结束，这30年战争主要是一种宗教引起的战争，而耶稣会士传播给欧洲的信息，就是中国是具有三千年和平文化的国家，欧洲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李晨阳

这等于是发现了一个精神上的新大陆。忽然发现了在外面有这么一个比较成功的、有灿烂文化的，又与西方那种教会系统完全不同的一个体制，当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位早已不满欧洲的专制与混乱的哲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为欧洲重建秩序的办法。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虽然无法超越宗教，但他却从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找到了重建欧洲秩序的参照——理性。

理性的光芒照向人间之时，就是启蒙运动开始之日。

也就是在这一年，1679年，一位刚刚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传教士汉学家看到了《中国近事》后，表示非常钦佩。从此开始了与莱布尼茨密切的通信，为他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中国资料。

这个人，就是白晋。去中国，寻找上帝的足迹

又一批传教士即将前往东方。

三百多年前，因为南怀仁的呼吁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白晋和其他4位耶稣会传教士，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遗憾的是，当他们千辛万苦抵达北京后，却只赶上了南怀仁的葬礼。不过，康熙皇帝按照皇亲国戚的规格，将南怀仁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这给白晋，留下了完美的印象。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秘书长 李文潮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皇帝，特别是康熙，以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科学的兴趣，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和土壤。比如说水利，还有军事、地理、地图、天文，传教士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的基督徒们相信，全世界的人都是诺亚一家在大洪水之后繁衍的子孙，唯有《旧约》中保存了对大洪水前世界的部分记忆。但来华传教士发现，在中国，有记录的历史远早于《圣经》中所描述的时间。

这样的记载，不仅不利于传教，更有可能动摇基督教的根基。于是，这些传教士们开始努力地从中国的典籍中寻找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哪怕，这些证据是多么牵强附会！北京大学教授 孟华

比方说贪婪的“婪”，上面一个林，下面一个女，他们就说通过这个汉字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然后再如船，他们把它拆成舟（左偏旁部首），然后一个八，一个口，他们认为这就说明中国人其实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学者 柯兰霓“索隐派”认为，中国人忘却了中国经文的真正意义。他们对经文的理解是错误的。所以“索隐派”来到中国，向他们正确阐释这些东西并帮助中国人过渡到基督教。这其实是“索隐派”的主要目标。▲《易经》八卦图

这些被称为“索隐派”的传教士们宣称，中国人丢失了理解古书的钥匙，他们要为中国人找回那把钥匙。根据对《易经》的研究，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太极”即上帝，为万物之源，《易经》是中国人最上乘的道德与自然哲学的浓缩。

这成为索隐派研习中国文献的共同基础。康熙大帝：“哲人王”的现世楷模

1692年冬，紫禁城内一片慌乱。

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御医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见好转。最终，白晋等传教士进献了金鸡纳霜，药到病除。

为表感谢，康熙颁旨，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传教，并任命白晋为特使，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49册，前往欧洲招募更多的传教士。

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太阳王”路易十四听说康熙的特使回到法国后，亲自接见了白晋。借此机会，白晋将自己写的《康熙传》交给了路易十四，书中他描述道：“他是中国臣民一个十分优秀、十分温和的统治者，他关心自己的家庭、担忧自己臣民的幸福，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保护自己国家的伟大勇士，他是具备所有好统治者素质的人。”

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两个帝国，就这样被联系在了一起。▲路易十四北京大学教授 孟华

启蒙时代绝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理想的都是一个政体，并不是像后来的这种共和，而是一个由哲学家国王来统治的国度。那么康熙的形象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哲学家国王的形象。所以说白晋写的《康熙传》等于是为这样的形象划了浓重的一笔。

1698年，莱布尼茨再版《中国近事》时，特意增补了白晋神父寄给他的《康熙传》。在遥远的东方，启蒙思想家不仅找到了一种孔子的思想，还找到一个康熙皇帝作为实现这种思想的榜样。几乎是“哲人王”的一个现世楷模。

1704年11月，罗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发出禁约，认定孔子的学说为异端邪说，希望就此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特聘教授 于连

罗马教会为什么不接受儒家学说呢？显然，他们在儒教里找不到宗教特有的末日恐慌，儒教也并不用等待绝对神灵的降临。儒教里没有神的旨意，没有类似《圣经》的历史，我认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受阻的根本原因。▲《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康熙画像。杜赫德

但事与愿违。争论，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扩大化。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一个政治清廉、道德纯正、宗教宽容的帝国，此时成为批判欧洲的教权与王权最好的武器。用教会的话说，“这些危险的哲学家不过是以中国为幌子，扒出教士的肠子，勒死国王”。孔夫子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将人间的权杖交给哲学家，使暴力强权服从理性，建立哲学家的统治。

一盏明灯，即将点燃另一盏明灯。用理性照亮世界

1721年7月，在德国哈雷大学一次两千余人的集会上，一个题为“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演讲者，是一个被莱布尼茨多次赞扬的青年学者——哈雷大学数学与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

沃尔夫指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都取决于一种深奥的哲学，它植根于人类理性中的自然性，是一门真正的、关于幸福的科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 张西平

沃尔夫就强调从自然神论角度，万物存在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应该接近这个万物，而且他主要是强调中国并没有宗教信仰。他所以被禁教的原因是中国并没有宗教信仰，儒家并不是一个宗教，但这个国家生活得很好，吃得很好，过得很好，实际上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反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明龙

他认为中国人不相信天主教，不等于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有神论者，什么神？就是自然神，这样使得中国的文化移植到西方去，或者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就起了一个类似桥梁、台阶的作用。

演讲在热烈掌声中结束，但沃尔夫，却因为宣传中国思想被哈雷大学解聘了。两年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下令：沃尔夫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普鲁士国境，否则将被处以绞刑！

迫害成全了英雄。为宣扬“中国思想”而被驱逐的沃尔夫，很快得到马堡大学的聘请。彼得大帝还邀请他出任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副院长。尽管沃尔夫不愿意离开马堡，沙皇还是给了他一笔年金。

1728年，沃尔夫在另一次演讲《哲人王与哲人政治》中，集中讨论了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如何塑造开明君主：哲学赋予统治者以道德理性，作为他们统治的原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成就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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