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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81025:于树会,焦晓松$${0},{1}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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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竞争求双赢试读：

前言

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两个协调机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合作经济，竞争以合作为依托，分工合作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之一。市场经济中的各主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谋生存与发展。

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竞争意识日渐增强，很多农民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有利商机，赚得丰厚的利润，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致富带头人。大量的实践表明，农民要想致富，要想投资获得稳定收益，离不开彼此之间的合作。因为，市场中潜伏着各种风险，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国内国外风险，单打独斗往往无法抵御这些风险，只有合作经营，共同承担市场各种风险，才能够有效防范甚至分散各种风险损失，特别是单枪匹马闯市场容易引发竞争者之间相互打压，最终造成两败俱伤。

为了帮助引导现代农民提高合作意识，预防或减少彼此之间的恶意竞争，本书选编了29个故事，其中12个是恶意竞争或不正当竞争导致双方受损的案例，17个是合作经营多方受益的案例，希望能够带给农民朋友一些启发。每个案例后面都有几句点评，限于点评者的资历和水平，可能会有一些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自己认真分析与研判。

本书的材料大部分选自互联网，书中注明了资料来源，但许多文章未能注明原作者，特在此致歉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08年9月

合作经营篇

养鸭协会让小鸭子孵出大“金蛋”

桐城市养鸭始于1991年，在浙江为别人打工的农民张诚友，怀揣一手养鸭、卖鸭的好技术回到家乡大关镇。家人听说他要在山多田狭的承包地里养鸭，都百般阻拦。但他瞒着家人从浙江拉回鸭子，在山脚下搭棚子、挖池塘，开始了“山上养鸭子”的试验，结果大获成功。随后，他的亲友、邻里也开始在田地里挖塘搭棚，蛋鸭养殖逐渐辐射到周边舒城、庐江的数十个乡镇。

蛋鸭养殖本小利大，有人用“一二三四”来概述这种致富模式，即一个劳动力、2000只蛋鸭、3万元投资、4万元收益。据统计，到2006年底，桐城境内蛋鸭养殖达870棚、190万只，蛋鸭产业综合产值6亿元，创利6000万元以上，鸭农人均增收800元，吸纳农村富余劳力4000余人。

在大关镇，鸭农算了一笔经济账：一只蛋鸭年均产蛋290枚，价值不低于145元，老鸭活体售价12.5元/千克，鸭毛3元，刨去买鸭的成本18元，饲料等成本60元，每只鸭可赚纯利50元。由安徽鸿润集团自主研发的“串串绒”技术加工而成的羽绒被，重约500克，在国际市场售价达13万余元。1克鸭绒价值超过260元，比黄金还贵。协会引领渡难关

伴随着蛋鸭养殖的兴起，一家一户的养殖弊端逐步显现：信息不通、技术不精、销售不畅、风险难控，急需一个中介组织联络千家万户，搞好产业服务。于是，大关蛋鸭协会应运而生。

1998年，来自大关镇的养殖户、省内外的饲料供应商、市镇两级农技服务人员组织成立了大关蛋鸭协会。目前，该协会共有会员1600余人，全市90%的蛋鸭养殖户和相关的企业均加入了协会。

2004年春，禽流感疫情悄然袭来，蛋品价格和鸭胴体价格一落千丈。在这突如其来的致命危机中，大关蛋鸭协会邀请专家为鸭农提供疫病防治技术，成功地阻断了禽流感疫情的传播；通过节制喂食等手段，控制蛋鸭产蛋率，同时鼓励鸭农联办蛋品加工厂，缓解鲜蛋的市场供求矛盾。协会内的相关企业也以保护价收购鲜蛋和鸭胴体。疫情解除后，蛋鸭产业不仅没有垮掉，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仅蛋鸭系列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就增加了13家，年加工鸭蛋能力可达3000吨，加工鸭胴体60万余只。“提高科技意识，增强致富本领”是蛋鸭协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8年来，在协会的组织下，鸭农每年可以在鸭棚旁享受两次高层次的技术培训，受益鸭农每次多达400人。此外，协会每季度举行一次蛋鸭产品价格听证会，及时发布饲料、鲜蛋、鸭胴体的价格，实现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利益共享、合作共赢”。

截至2007年上半年，该市蛋鸭产业系列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创利5000万元。鸭绒制品生产企业已达14家，蛋鸭养殖和蛋品加工、鸭胴体加工、鸭粪肥料加工企业已达25家，带动农户1800户。（选自《人民日报》2007年8月5日）点评：单独的农户养殖面临下游市场的风险和技术瓶颈导致的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农民合作起来，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技术共享，还可以联合起来向下游延伸，减少市场风险。

河南封丘农民合作养殖“无公害”肉兔致富

封丘县豫兔“无公害”兔业合作社简称豫兔合作社，其前身是留光乡辛店良种肉兔繁育基地，始建于1996年10月。该社成立以来，坚持走肉兔繁育、饲养、销售、加工、开发的战略发展道路。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和精心运作，合作社建立了完善的繁育、饲养、回收、加工、销售体系，采取“六统一”的形式，就是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供料、统一培训、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与农民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降低了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风险，促进了农民增收，维护了农民利益。

合作社“六统一”的生产运作模式，既保证了商品兔的质量，达到了“无公害”的生产标准，又保证了销路的畅通和社员的稳定收入，降低了社员的生产风险，提高了社员的养兔积极性。1999年以来，合作社先后被农业厅命名为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封丘分校和良种肉兔示范基地；被新乡市政府命名为“绿色证书”工程畜禽繁殖基地；被河南大学医学院定为实验动物培训基地；被新乡市政府定为农村科技致富工程“312”示范基地；2005年被省畜牧局“无公害”产品产地委员会认定为封丘“无公害”肉兔产地；2007年被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财政厅确立为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项目建设单位，获财政扶持资金8万元。

从合作社的运作情况来看，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为显著，合作社在联结农户、企业和市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可饲养20只种兔，按照当前市场行情，社员每养成一只成兔，获利20元，按每只种兔每年繁育并出栏40只商品兔计算，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即可获利16000元。合作社现有社员当中，养殖规模最大的农户兔存栏达500只左右，年收入可达4万余元。合作社在每年年末，根据每个社员商品兔的成交量，还要将合作社20%的利润返还给社员，2006年，平均每只商品兔返回红利1元。同时，合作社“六统一”的运作模式还有效回避了市场风险，确保了社员的利益，合作社已经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途径。

合作社除维护正常运作外，还将一部分收益用来修建公共设施，发展公益事业。几年来，合作社在全县范围内免费举办养兔学习班38期，受训人员达3780人次；免收押金和各种费用，向10户军烈属、特困户提供种兔和各种无偿服务；免费为农民发放养殖科技书4000余册，为群众致富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力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发展，合作社目前有入户社员778户，示范基地10个，辐射带动封丘、延津、长垣等周边县养殖户3700户，养兔2800余万只，2006年创社会经济效益5600万元。（选自中国农经信息网2008年2月18日）点评：本案例揭示了养殖业农户联合起来不但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质量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解决了农民单家独户解决不了的问题。

四川资阳农民合作养猪致富

2008年4月23日，资阳市川娇生猪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简阳市坛罐乡成立。据了解，这是四川省首个由多个农民生猪专业合作社共同组建的联合社。市委常委、副市长陈能刚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该联合社由生猪龙头企业四川川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起，雁江、简阳、安岳、乐至四县（市、区）16个生猪专业合作社共同组成，共覆盖968户养猪农户。联合社现有原种猪场2个，标准化生猪二级扩繁场6个，能繁母猪近5000头，预计年可出栏仔猪近10万头，可望带动农户增收800万元以上。成立后的联合社将在“六方合作+保险”框架内运行，本着“充分合作、优势互补、功能分区、利益共享”的原则，按照统一品牌营销、统一生猪配送、统一饲料配送、统一日常管理、统一销售、统一生产资料采购、统一投险的“七个统一”办法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在联合社各成员社内，采取股份制分红和总经理负责制两种分红办法；在联合社各社员内按照“六方合作+保险”机制推行赊销配送模式，确保农户“零风险”养殖，合作社“零风险”发展。目前，联合社已同400余户农户签订了“川娇2号母猪寄养合同”。

与养猪专业合作社相比，联合社更有利于降低养殖成本和风险，更大限度的提高养殖效益，增加养猪户的收入。能更有效地阻断外来病源的侵入，实现猪病净化，保障猪肉安全，实现信息共享，增强市场要价能力；协调生产计划，增加市场竞争能力；扩大影响，有助解决人才、技术、培训等难题，提高管理与生产经营能力。（选自四川新闻网2008年5月4日）点评：养殖业可以利用自产的粮食，而且不受地质条件影响，因此农村中从事养殖业的农户较多。但从事养殖业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主要有家禽（畜）的疾病风险、上游饲料价格上涨的风险和下游需求不足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农户合作可以共同使用技术资源防范家禽（畜）疾病，提高与上下游企业价格谈判的资格和能力。

规避奶业风险必须走合作和产业化之路

在内蒙古赤峰市安庆镇兴元奶牛合作社里，50多岁的隋清江忙着把刚挤好的牛奶化验、过称、记账，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要没有这奶牛合作社，怎么也不敢花好几万块钱买这6头奶牛，现在我每月能收入5000多元！”

农民张志的账是这样算的：“1头奶牛1年光卖鲜奶就纯收入4000多元；每年还能下1个牛犊。另外，1头奶牛能产出10方牛粪，一亩地能省50多斤化肥，这又是200多元。我合计着1头奶牛每年最低也得挣个6500多元！”

兴元奶牛合作社是2000年5月由分散奶牛养殖户自愿组建起来的。共投资18万多元，建起了3500平方米的奶站。合作社实行“四统一分”的管理模式，即统一选购良种奶牛、统一采购供应饲料、统一防疫灭病、统一挤奶管理、分户饲养核算。合作社对外代表全体社员与伊利集团签订了鲜奶最低保护价回收合同，对内实行有偿服务，每斤奶收取0.02元的管理费。目前，合作社的社员已经发展到60户，奶牛发展到465头，日产鲜奶12吨。

谈到组建奶牛合作社前后的变化，王金廷深有感触：“养奶牛最怕牛奶卖不出去。一家一户地走街串巷去卖奶，一是人家信不过咱的质量，二是没太大的把握，赶到夏天奶卖不掉，只好把酸了的奶倒了喂猪，那才叫心疼呢！现在有了合作社就好多了，咱和大公司签了合同，上了制冷设备，再也不用为卖奶犯愁了！”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服务也越来越完善。如今，谁家的牛有个大病小灾的，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安庆镇党委书记李文增说：“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民由‘独木舟’串成了‘帆船队’，提高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选自《人民日报》2004年3月28日）点评：在奶业产业链中，由于牛奶企业规模化生产，而养牛户则是分散供应原奶，因此导致牛奶企业发生风险和危机时利用自己的优势把风险转嫁给养牛户。成立奶牛合作社，可以改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且可以通过产业化提高牛奶质量甚至向下游发展，能够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合作社小组织撬动大市场

他曾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导弹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如今他是远近闻名的养鹅专业户，他的养鹅合作社辐射带动的市场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

他就是河南省焦作市豫北黄河鹅业合作社理事长何公玉。

笑称自己“一辈子都在捣蛋（导弹）”的何公玉，早年从事弹道导弹的研究，后来转到相关企业从事管理工作。1999年退休后，为了完成年迈父母落叶归根的愿望，回到了黄河滩上的老家焦作市武陟县定居。看到乡亲们还不富裕，走南闯北的何公玉带领几家农户成立了养鹅协会。谈到成立合作组织的初衷，他说：“我以前搞科研、做企业，都需要一个团队，咱农民要想干成点事业，也得有一个自己的组织。”

何公玉和当地政府“想到了一起”。2005年，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他们的养鹅协会在工商局注册，成了有法人资格的养鹅合作社。合作社为养殖户统一提供种苗、防疫和饲料，统一按保护价回收产品。此外，社员入股还可以每年分红，何公玉说：“2007年，社员每股1元钱可以分红1元钱，投资回报率比上市公司都高。”

目前，在河南省焦作市，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55家，占全省总数的1/4多；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全市90%的乡镇，涉及养殖、种植、农机、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领域；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资金12610万元，辐射带动15万多农户，入社农民人均年增收1200余元。小组织撬动了大市场

武陟县宁郭乡小麻村回民多，有养牛的传统。1999年，农民买立丰高中毕业后，投资40多万元养了120多头牛。当年3月，颇有生意头脑的买立丰自费到深圳寻找客户。费尽周折，终于有一家屠宰场愿意以每斤3.5元的价格买他的牛。但当客户来到村里以后，同村的养殖户纷纷压价和他竞争，最后他不得不以每斤3元的价格卖给对方。当年，买立丰一个人就损失了10多万元，而全村养殖户由于自己的“恶意竞争”损失150多万元。

买立丰对记者说：“当时大家相互压价，市场很乱，利润低得没法维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0年初他开始联合15家养殖户成立了宁郭镇第一养牛协会，制定了章程。他们约定大家互惠互利，买牛卖牛时不许互相压价。

但这样的约定还是在眼前利益面前败下阵来。当年10月，买立丰又在外地联系了一家客户，商量好以每斤3.8元的价格卖掉50头牛。客户觉得50头牛不够，要求买立丰带着到协会里别的农户家看看。结果看完回来后，一个养殖户偷偷找到客户，愿意以每斤3.5元的价格出卖。买立丰没办法，只好以同样的价格将50头牛卖掉，当时就损失了1.5万元。

买立丰号召大家成立的协会并没能实现初衷。“当时真的很伤心啊！”他说。由于利润太低，一些养殖户不再养牛，买立丰同样也是步履维艰。2004年以来，出于食品安全的需要国家要求要建立食品溯源制度。买立丰是个体养殖户，产品也没有商标，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屠宰场不肯再买他的牛。他几乎无法养下去了。2005年焦作市下发文件，号召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给买立丰带来了希望。同年7月21日，在当地农业和畜牧部门的帮助下，他联合50个养殖户注册成立了武陟县绿康牛业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50万，成员出资330万，每股3万元。合作社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养殖户成了合作社里的社员。他们还派出专人常年在外联系客户，客户直接与合作社签订买卖合同。这样，恶性竞争没有了，社员的牛卖出了他们以前不敢想的价钱。

此外，合作社还实行五个统一管理：统一购买架子牛、统一购买饲料、统一饲养技术、统一防疫、统一销售。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饲养和销售成本，还提高了牛的品质。2005年，合作社还成了河南省无公害肉牛养殖基地，并注册了“好兄弟”牌肉牛商标。他们的肉牛成了免检产品，以前经常因为检测不合格整车牛被退回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企业信誉大大提高。如今在内蒙古牧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只要一提河南省焦作市的绿康牛业专业合作社，就可以把整车皮的牛肉和饲料赊走。

不仅如此，合作社的牛还有了自己的“内部保险”。合作社每卖出一头牛提取15元，如果哪个社员的牛死亡，合作社赔付2000元保险金，实现了风险均摊。养殖户看到了合作社实实在在的好处，纷纷要求加入，目前合作社已带动了周边6个县市100多户养牛户。

社员买小强去年一年就养成600头牛，纯利润高达200多万。谈起合作社，他说：“老百姓们必须联合起来，否则一盘散沙，什么也干不了。”合作社壮大发展得到了政策的支持

焦作位于豫北平原，早在1998年就成为全国第三个“亩产吨粮市”，农业基础一直很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分散性小生产的盲目性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成为阻碍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最大难题。怎样才能让农民主动联合起来去闯荡市场，让他们成为市场经济下的新型农民？

2005年1月，焦作市有关领导带领考察组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省份浙江省取经。他们发现，虽然与浙江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当地的工业和企业发展水平是落后的，但农业基础条件差不多，他们的经验同样适用于焦作。同年3月，焦作市专门发布文件要求大力扶持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这在河南全省尚属首次。自此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选自新华每日电讯2008年1月12日）点评：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维护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合作起来防范风险，减小回避风险的成本。但成功的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需要有能力、有责任心“能人”带头运作。

合作的魅力

2004年9月1日，在河南省兰考县，集结葡萄架乡贺村、耿寨、石寨三个自然村50户村民的贺村合作社宣布成立，社员们响亮地喊出了自己的口号：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行政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由市场作用造成的自发合作。合作的乐趣“以往农民都是单打独斗，但很多事情单凭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一家一户如果很好地团结、合作起来，那我们就能赢取很多单打独斗怎么也无法获得的利益……”面对记者，贺村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用“团结就是力量”的理念来诠释他对合作社的理解。

他给记者介绍的第一个事例是关于其堂弟王红卫的。

由于家庭条件非常艰苦，今年31岁的王红卫一直希望能改变生活，早在2000年，他就想拉拢村民集资买车，但因为没人愿意合作，没能成功。从2003年开始，王红卫干起了小本经营，靠做豆腐为家里挣一点零花钱。

由于质量好，王红卫的豆腐在当地颇为畅销。但是因为资金有限，王红卫扩大生产规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2004年10月，刚刚加入合作社的王红卫再次想到了找人合作。

这次合作得到了单得顺、尹保胜和王保力几位社员的响应。他们向合作社的互助资金贷款1000元盖了豆腐加工厂的屋棚，由王红卫提供设备，从2004年10月8日开始合伙做豆腐。春节前一段时间，豆腐加工厂的生意火爆。在平常，他们每人每天平均有20多元的收入，而春节前几天，他们每人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准备在豆腐加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豆制品加工业；同时，再建一个养猪厂和沼气池，发展生态农业……”显然，这次合作的成功，已经让王红卫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

如果说王红卫的事例仅仅是几位社员之间合作所带来的实惠，那么，贺村合作社文艺队的成立和发展则向人们展示了合作社在精神上给村民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合作社的组织下，村里的中老年妇女组成了这个文艺队。文艺队成员每周三、周六下午进行集合排练，自编自演节目，把新风俗、新气象通过自编的节目反映出来，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别看只是一帮子妇女简单的排练，但它把我们从单纯的围着锅台转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提起文艺队，队员侯玉敏一脸的兴奋，“不仅如此，演出使社员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通过合作，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还会喊口号，会唱歌、唱戏，会敲腰鼓，我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了。”

据说，在合作社成立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妇女们组成的文艺队就可以到三义寨乡的南马庄去演出，非常自信地在各地来贺村考察的领导面前表演。最让他们自豪的是，在文艺队的影响组织下，2004年12月8日，贺村召开了第一次精神文明大会，对村里的好媳妇、外出务工先进分子进行了表彰。

按照王德显的说法，合作社成立后不仅让社员们体会了“合作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将社员们凝聚起来，让他们有了合作发展的意识。88名社员的合作

在中国农业大学来兰考挂职副县长的何慧丽博士、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的帮助下，贺村合作社于2004年9月1日宣告成立，这是河南省第一个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成立之初，合作社吸纳了该乡贺村、耿寨、石寨三个自然村的50名社员，发展到现在，已有社员88名，另有47名预备（待批）社员。

同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样，贺村合作社也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为一体的经济合作组织。合作社以农户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联合体、农产品营销联合体。

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何慧丽等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当地经济能人王德显及其他村民进行了相关培训并帮他们制定了贺村合作社章程。根据章程规定，社员在加入合作社时，每人缴纳股金50元，加上何慧丽个人向合作社赞助的1000元和温铁军赞助的10000元，合作社有了自己的互助资金。这笔资金，合作社可以用于向社员放贷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年终盈余，用于公益事业及社员分红。艰难的成长

2004年10月14日晚，合作社确定村里社员土地要统一耕种，16日，天不见亮，在贺村东面的一块土地上，一面上写“贺村合作社”的旗帜被插在了拖拉机上。6个人散布在土里，弓着腰，要么撒肥料，要么拔草，要么耕地。截至当天中午时分，这拨人已经耕了30亩地，人均耕地5亩，这是他们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工作效率的4倍以上。就在这块地不远处，还有三组社员和三台拖拉机在紧张劳作着。

让村民感到实惠的是，单独一家人去租用拖拉机耕种需要18元/亩，由于合作社社员多可以享受“批发”，如今只需要16元/亩。

与此同时，合作社组织了自己的文艺队，村里的妇女们走到了一起，搞起了文艺演出；而王红卫和其他社员的豆腐加工厂也在合作社的资金资助下开始运作……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非这么顺利，在前期的几次活动中，合作社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危机。

2004年9月5日，合作社和兰考县一种子公司签合同种了70亩的洋葱，并购进黄洋葱种子，分给愿意购买的社员。谁知这些种子出苗率低，只在40%~60%之间。与此同时，有人在细究合作社社员与种子公司签订的合同时发现，合同有漏洞，完全无效。

祸不单行，2005年开春，理事会进了一批化肥，准备以批发价出售给社员。但这一点触动了当地化肥经销户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恶意压低化肥价格，致使理事会的化肥每包赔进1元钱。

面对市场的挫折，王德显们不禁有些茫然，合作社下一步如何尽快适应市场竞争，带领社员搞好经营，让社员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已经成为他们必须尽快掌握的学问。

在经历了洋葱事件和化肥事件之后，已经有社员对于合作社能否给他们带来实惠产生怀疑，有人说，如果合作社接二连三的失利，那么，贺村合作社要想继续成长，可能性几乎没有。理事会也意识到，如何面对残酷的市场，学会竞争和经营已经成为合作社当前的头等大事。

温铁军的看法是，在成立之初，合作社在办事时要算着少花钱，铺张浪费的事少干，多投劳动力的事多干，尽可能地多用劳动力少花钱，这样才能减少困难、减少风险，才能够不犯错误。“集思广益才能回避风险，搞好团结才能产生力量、适应市场。”

2005年4月底，何慧丽也专程带领理事会骨干人员到北京参加培训，教他们如何发挥优势，搞好经营。

在温铁军看来，合作社要发展好，一方面，要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寻求帮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合作社法，合作社还无法注册，其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基于此，在2004年9月14日参加贺村合作社的揭牌仪式时，他着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建议贺村合作社邀请村支书担任独立监事，接受村支部的监督和领导，获得支持。第二件，在他的感染下，兰考县委书记盛国民当众表示不让任何职能部门干扰合作社发展，从而给了贺村合作社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选自《河南科技报》2005年6月14日）点评：上面的故事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规定出台之前的故事，但对现在农民合作专业社也有一定的启示。农民合作起来是好事，但要处理好入股成员和劳动成员的利益，做好制度建设。贺村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社区型合作社，不但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丰富了文化生活，改善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江西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干户”到“集团军”

一场雨雪冰冻灾害，成为农民不堪回首的记忆：温室大棚垮塌，仔猪冻死，果树折断……

一个温暖的组织，给无助的农民以有力的支持。统一采购发电机给猪舍加温，统一采购饲料解畜禽之饥，统一销售积压的柑橘让农民少一份损失……

农民专业合作社，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在危难时刻见证了团结的力量，于市场竞争彰显出联合的优势。

行走赣鄱，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半年时间，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153个发展到目前的1663个，成为江西农村经营制度创新的一个闪光点。喜人的发展态势背后，是这一互助性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单打独斗如一盘散沙，说话没份量，权益难保障。合作经营结成利益共同体，农民取得与龙头企业平等谈判的地位。合作社是链接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一座优质桥梁

2005年新年伊始，江西省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煌上煌集团，就发出信号，优先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活鸭供应合同。今年来自省内合作社的供货量占煌上煌集团收购活鸭数的八成。

江西省的农业龙头企业过去一直在寻求与农民最佳的紧密合作方式，成功的例子不多。2003年煌上煌集团在丰城的三个村尝试与农民直接签养鸭订单，向农户赊鸭苗、赊饲料，投入总计28万元，但到了按合同收购鸭子的时候，一大半的鸭子都被农民私自卖了。此后，又尝试委托中间商收购，但不少中间商唯利是图，减少了养鸭户的收益，缺乏凝聚力。还尝试通过村委会牵头与企业订合同，又因村干部事多，对鸭子的防疫和质量控制难以到位，令企业干着急。

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携手后，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专业合作社有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的技术服务和产品质量保障，良好的信誉赢得稳定的市场。在养鸭合作社，头头们经常在社员中转悠，看看谁家进了鸭苗，看看有没有防疫，谁家要卖鸭子，算算饲养周期、掂掂体重有没有达标，绝不允许不合格产品砸了合作社的牌子。

2006年下半年饲料价格一路上涨，按年初定的合同价，农民养鸭到了亏损的边缘。合作社派人与煌上煌集团协商，要求提高收购价，最后企业做出让步，每公斤活鸭价提高0.8元。这件看似平常的事让不少社员感慨不已：农民抱成团才能争取到更多话语权。

一提起农业产业化，很多人脑海中就会马上跳出“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其实，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无法调和农民和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造成长期以来合同履约率不高。龙头企业常常抱怨农民不讲信用：市场价高时私自出售，价低时要求企业如约收购。实践证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是目前最佳的产业化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真正代表农民根本利益的组织。南昌鄱阳湖裕丰水产品合作社

南昌县蒋巷镇是江西省的鱼米之乡，沿赣江的河道湖汊有6万多亩可养殖水面，但因为分属10多个村委会，长期以来，农户各自为政，抗风险能力较弱，多数人选择常规品种养殖，不求发大财只求稳当，而技术要求高、效益可观的特种水产却无人敢问津。养殖结构趋同，造成每年集中上市期，养殖户间不可避免地要打价格战。

2007年1月27日，南昌鄱阳湖裕丰水产品合作社在蒋巷镇三洞村成立，把全镇10多个村的水产养殖、经营户联合在一起，建立了鲜鱼销售、技术服务、融资及生产资料供应三大服务体系，社员及周边渔民从合作社可以享受到统一规划放养鱼苗、统一操作规程和生产标准、统一商标销售等“五统一”服务。合作社从省内5家大型饲料厂直接进货，仅厂家让利一项去年社员就降低成本180万元。合作社的鄱湖牌水产品因品牌效应，价格比同类产品普遍高10%以上，俏销周边6省，社员去年因此增收1008万元。目前，合作社已有43个产品通过AA级绿色食品认证，其中鄱湖牌黄鳝是省名牌农产品，远销韩国。上高隆兴水产品合作社

以前客商到江西省投资建农产品生产基地多是找政府，而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直接找合作社。合作社也为地方支柱产业的壮大提供了金融载体。上高鳙鱼产业受资金所限，多年只能小打小闹。2007年，上高隆兴水产品合作社让分散的养殖户联合起来，一下争取到1500万元贷款额度，使社员有能力走出上高，到赣州、吉安、宜春、九江等地市承包水面，“上高鳙”的养殖规模一年间翻了一番，还打入了上海市场，享受到上海人的格外礼遇：减免半年场地费。东乡县诚信生猪合作社

东乡是生猪生产大县，在这场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中，该县诚信生猪合作社的20多户社员心情沉重，全社30%的仔猪因长时间停电被冻死。但社员们却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是在全县大面积停电之初，合作社就派人到省内外采购发电机，那就会有更多的仔猪夭折；如果不是在交通受阻、饲料运输困难之时，合作社及时调进玉米粉等原材料自己加工饲料，那现有的母猪难免损兵折将。

2008年春节过后，猪肉价格一路走高，保住母猪就保住了增收的希望。社员彭明高有2万头的饲养规模，现在市场行情好，农户补栏积极性高，他每天都要接到二三十个求购仔猪的电话，这不，10千克的仔猪价格已从春节前的600元涨到700元，还供不应求。赣之源果业发展合作社

而在安远县，脐橙因灾滞销严重，但赣之源果业发展合作社的350户社员却远离了这一烦恼。合作社在广东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设有摊位，专销合作社创立的橙乡天使牌脐橙。春节前后，不仅为本县销售了150多万千克，还为周边的寻乌等县收果100多万千克。2008年2月25日，香港万佳超市看货下订单，每天有2500~5000千克脐橙进入香港市场。如今，合作社又在布置社员进行冻后病虫害防治，给开裂、折断的果树修枝整形、吃“营养套餐”。“加入合作社后，只管放心搞生产，不用再为资金、技术、销路等发愁了。”这点令社员们最满意。

在合作社，社员们不仅可以享受盈余分配、股金分红、二次返利等经济利益，还有来自组织的温暖。不少合作社除了法律规定的提取公积金外，还设置了风险金、互助金等，在种养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害或疫病时给农户以补助；在农户因自然灾害或患重病导致生活困难时，合作社就会伸出援手，用互助金予以接济。

农民信赖合作社，因为它以全体农民的共同利益为最高追求。长期以来，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而合作经营把势单力薄的农户改编为蔚为壮观的集团军，有效实现了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今天，它的发展还存在投入不足、风险过大等问题，让我们对合作社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使它有能力为农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强的牵引。（选自江西农业信息网2008年3月4日）点评：农民合作起来，避免了在产品丰收时互相压价，而是一致对外，把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实现了农民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而收购者却是组织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的状况下，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合作化试验初显效

徐廷合，是山东省苍山县的人大代表。从2004年开始，他在该县的尚岩镇会宝山地区组织了一个林果开发协会。与我们通常见到的那种松散的农业协会不同，这个协会带有很强的农业集体合作社特点。徐廷合开发的会宝山流域位于尚岩镇北部，山场面积达一万多亩，原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在文革期间因管理不善被抢伐一空成为荒山。这么一大片山场，如果不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根本无法利用，可是如果由徐廷合全部承包或购买，别说没这么多钱，就是一下子拿出钱来也大部分变成了承包土地的死钱而用不到土地开发上，而且这片山场的产权还涉及到三个行政村几百个农户的归属。徐廷合如何解决土地的大面积开发和产权的分散这个矛盾？他的办法是充分利用股份制的方式将分散的农民利益组合在一起。说充分，就是指徐廷合将所有能折算的农业生产要素都折算成了股。比如对于土地，他们按土地每年的收益情况、面积大小折算成土地股值，算成协会的入股权益。又比如，对有果树管理经验的技术人员，每人每年给1200元效益工资和1000元技术工资。但这个工资并不是当时就发，而是折算成股金记入协会账目。对农民的用工也是如此，除发放一部分生活费外，其余部分做账入股。在协会的办公室里，徐廷合拿出一本会员证给我们看。这种证会员每户一本，上面记着每户每年的投劳、投地、投技术等项的入股数目。会员入了股，将来一旦土地有了收益，可以按股权参与分红。目前，这个协会入股会员已达236户，其中有8户是资金入股，各种农业要素投入折合成股金200余万元。协会成立了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长、理事会、监事会、生产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股份制组织的职能一应俱全。

农业开发，是个周期长见效慢的行业，徐廷合通过这种形式，将农民对当期利益的追求转变为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使有限的资金都能用在土地的开发上（比如购买种苗、肥料等），形成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地的出地的开发局面。由于将农民分散的利益聚集在一起，协会办成了过去靠政府协调都很难办成的一些事。比如说修路，他们将过去1.5米宽的山路修成5米宽的环山路，如果政府出面群众往往对占地、用工等提出一些很苛刻的条件，而协会为了开发山区修路，需占用部分个人责任田及损坏部分青苗，群众不但无怨言并大力支持，有的农户自愿拿出钱来补偿青苗款。现在协会修桥二十多座，修路二十多华里，建房20间、水果保鲜库2座、小型水库一座，还建了风力扬水站及风力发电机，完成开发造地6000多亩，按统一规划栽种了各类高效益的果树及绿化树。还准备将开发面积增加到一万亩。

当然，这样一个协会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有待推敲。因为建这样的协会必须有一个有信誉和号召力的核心，这个合作社所以建立，与徐廷合个人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当地村里开过诊所，组织办了蔬菜批发市场，为当地农民办了很多好事、善事，因此动员群众向合作社投地、投劳等大家都信得过，而换了别人甚至是乡镇政府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号召力了。而更远一些的外部资金如果想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更不具备这种人脉关系软条件，所以将会冒更大的信誉风险。而且将这么多比较注重个体利益的农民组合在一个集体中将来如何处理内部的摩擦，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徐廷合用相对少的资金，就开发出了近万亩荒山，他起码为农村将来的集体化方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案例。（选自《中国城乡桥》2007年第4期）点评：林果业的农民合作组成协会，可以发挥规模优势，提高上下游企业谈判能力，通过协会入股的方式，能发挥集体的力量，最终的收益能够都回到农民自己手中。

合作社让农民收益小溪变河流

水果苗木是湖北省老河口市的一大产业，在政府引导下，种植规模和产量逐年增加。然而，由于销售市场狭窄，农民竞相压价，出现了增产难增收的问题。2003年，36家苗木果品经营户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苗木果品协会。协会成立之初，对果品苗木的生产销售起到积极作用，但在运营过程中，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法律地位不明确、运作和管理随意性较大、协会无经济收入等，制约了协会的生存和发展。

经过一系列的教训，协会认识到，如果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没有紧密的利益联系，就不可能有紧密的合作。

2006年1月，老河口春雨苗木果品合作社应运而生。合作社组建独立的企业实体，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2007年初，社员达到241户，拥有苗木、果品生产基地108.5公顷，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521.6万元，纯利润96万元，对农民二次分配55万元，股金分红22万元。

合作社除制定严格章程、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和成员代表大会外，在服务上实行了“六统一”：统一拟订生产计划，由合作社对市场进行分析，做到产销对路；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所需资金由合作社从会员缴纳的股金中垫付，年终结账，节省会员生产成本；统一组织嫁接，由合作社邀请技术人员指导，费用由合作社统一支付；统一产品包装，以合作社注册的“春雨”品牌进行装箱；统一技术培训；统一销售。

在合作社内部，组建技术组、营销组和财务组。产品营销组有12人长期从事销售，销售网点主要在桂林、广州、上海、杭州等地。生产技术组有骨干成员10多人，主要负责果树苗木的修剪、嫁接和病虫害防治，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财务组负责建立健全账目，搞好核算，及时公开财务以接受监事会和社员监督。

为保护社员利益，合作社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与社员签订苗木果品包收包销合同，按不低于保护价或随行就市价收购社员的果苗，并一律支付现金；年终按交售果苗的数量及质量进行二次分配，对全体成员进行股金分红。前年水果销售旺季，合作社收购梨桃2500吨，每千克比市场价高出0.1元，仅此一项为社员增收25万元。

春雨合作社确立以精品高档果品与大规模绿化苗木为主要发展方向，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万元用于引进果树、绿化、花卉新品种，引入试种300多个新品种，其中个大、色艳、味甜、耐储运的“西未红蜜桃”被评为湖北省优质桃，确定为新发展桃园的主栽品种，去年，春雨合作社提供苗木35万株，在王甫洲建成333.3公顷西未红蜜桃生产基地，引导农民建立苗木种植基地20.5公顷。

合作社社员泰国平是赞阳办事处太山村二组农民，2001年出现水果滞销，泰国平一气之下让0.93公顷水果烂在地里。2004年他加入苗木协会，收入仍在667平方米2000元左右徘徊；2006年他入股2000元，加入春雨苗木果品合作社，按合作社要求淘汰了湘南、黄花两个梨品种，改种“西未红蜜桃”，当年纯收入达到6万元。

合作社在服务农民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本地苗木已销到河南、安徽、北京等地，并进入奥运会场馆，去年春季销售的23万株苗木中，香樟树苗由前年的每株15元升到20元，杨树由每株0.8元上升到1.8元。销售的6000余吨水果实施无公害套袋技术、精品包装，每千克卖到20元。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以上两项合作社可得到发展基金30多万元。

此外，合作社利用稳固的会员耕地，建立起自己的科研基地。他们制定了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合理使用肥料、农药，建立完备的监测体系，利用积累资金购置检测设备，合理采收、储运，实现了标准化生产。（选自《农家顾问》2008年第2期）点评：在荒地和不适宜种粮食的地方，种植水果、林木是一种好的选择，但如果不掌握技术和市场行情，风险很大。在合作进行瓜果树木的种植时，要注意发挥规模优势，提高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创造自己的品牌，这样既能开拓市场，又扩大了影响。

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调查

在浙江农村，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农业规模效应正日益凸显。仅在台州市，就有由绿牧草鸡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1000万羽草鸡产业带；由箬横西瓜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东南沿海8万亩西瓜产业带；由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临海5.5万亩西兰花产业带等。这些颇具规模的产业带的形成，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滨海镇葡萄产销专业合作社

2004年7月，记者来到温岭市滨海镇采访，在这个离海不远的地方，极目所见，是一片连一片的葡萄大棚。

过去滨海镇种葡萄的人并不多，葡萄也并非当地的传统主导产业。在1997年之前，这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是稻田，那时候，种粮不赚钱，不少人都把土地白白地让给别人种。一些小规模种植葡萄的农民其效益明显好于种粮的人。有着十几年栽培经验的陈匡森成了当地的种葡萄能手，远近四里八乡的人纷纷跑来向他学习种葡萄的技术，滨海镇的葡萄园渐渐比稻田多了。2002年8月，以陈匡森为首成立了滨海镇葡萄产销专业合作社，由此带动了该镇葡萄种植业的超常规发展。现在，全镇的葡萄种植面积达15000多亩，农民人均收入达7000元；合作社生产的滨珠牌葡萄更是成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抢手货。

过去，农民们东家几亩、西家几亩地种葡萄，不仅市场打不开，价格上不去，还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农民们说，一家一户地搞，谁有能力把产品卖到上海、南京去？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大规模的葡萄种植，带来了葡萄生产的技术革命。设施栽培、品种创新，一方面避免了南方沿海台风、多雨带来的灾害，同时也适时错开了采收季节，使葡萄收获由一年一采变成一年多采，大大提高了葡萄产量和农民收益。此外，严格的标准化生产规程是保障农产品安全、实施无公害生产的有力手段，滨海镇的葡萄基地因此成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绿牧草鸡合作社帮助农民分散了禽流感风险

无处不在的市场风险，往往是势单力薄的农民难以承受之重。特别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更容易使小本经营的农户在顷刻间陷入血本无归的险境。2004年年初，在我国部分地区暴发的禽流感，曾使很多养殖户遭受重创，由于市场萎缩、鸡价暴跌，养鸡产业跌入谷底。但是，浙江温岭市绿牧草鸡合作社的100多户社员，却因靠着合作社这棵大树，安然度过了这场灾难。所有80万元损失，全部由合作社承担，社员的损失几乎为零。经历了这一场风险，社员们更深地体会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曾经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章宏祥，是绿牧草鸡合作社的社员，他对记者说，合作社的最大好处是让农民回避了市场风险。过去，他也养过鸡，但总有不少担心：一是鸡苗好不好，二是饲料有没有问题，三是市场价格波动大不大，合作社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他们夫妻二人全力养鸡，一年的纯收入在8万元以上。水产养殖合作社

绍兴上虞市白马湖水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小乔，长期从事水产养殖，有着丰富的专业经验，在组织合作社之前，他个人承包的水面达1100多亩。他所在的驿亭镇，水产养殖是主导产业，但由于规模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农民承受的市场风险较大。2002年，以他为首成立了白马湖水产专业合作社，集中全镇1万多亩水面，实行五统一（苗种、包装、商标、规格、销售），形成了规模优势和品牌效应。过去，养殖户在生产中有两大难题，一是遇到技术难关不知所措，二是在鱼、虾、蟹的收获旺季，遇到市场不稳或交通不畅，农民就将承受重大损失。现在，合作社替社员们化解了大部分风险。首先，合作社聘请了专门技术人员，定期对社员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注册了“春晖”牌商标，在百货公司和农贸市场设了专柜。此外，对于未能及时销售的产品，合作社将其统一加工成醉蟹、糟鱼和鱼干，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益，化解了农民可能遇到的市场风险。临海市涌泉柑橘合作社

2003年的柑橘收获颇丰，涌泉柑橘合作社的“忘不了”牌无核蜜橘（精品）竟卖到了一公斤50元的惊人价格。在上海举行的台州农产品展销会上，700多箱“忘不了”蜜橘，不到一天就被抢购一空。不仅如此，合作社所产的1600多吨柑橘，就连浙江本地市场的需要也满足不了。这种空前抢手的市场行情，令合作社社员倍感振奋。

柑橘是我国南方各地普遍能栽种的大宗水果，一般市场价格普遍不高，在柑橘销售旺季，你看北京满大街堆着的“黄岩”蜜橘，标价大都是5元钱1.5~2千克，说明它的身价实在一般。

涌泉蜜橘如此价高的秘诀是什么？

本刊记者在涌泉采访时，总算探明了它“身价不凡”的秘密。

在中国，种柑橘的农民何止千万，有几家敢于引进韩国柑橘钢架大棚，实施栽培新技术？有多少务农为生的人舍得自费赴国外考察学习先进的栽培技术？有多少人肯动脑筋邀请日本、韩国及国内的专家前来讲课？

在涌泉，令记者感受深刻的不是当地经济如何发达，而是当地农民观念的超前。近年来，这个只有132个社员的合作社，仅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就达300多万元。合作社年轻的副理事长冯贻德告诉记者，合作社刚刚起步，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涌泉人的特点是观念比较新，当地有的合作社，由于小农经济意识浓厚，只看眼前利益，不肯投入，结果做垮了。

高投入带来的是高收益。在涌泉，一亩橘园的产出高的可达10万元。人家的橘园一年只能收获一茬，涌泉合作社的橘园却能收获四五茬……温岭市箬横西瓜合作社

温岭市箬横西瓜合作社的社员们，一年四季都能享受收获的喜悦，他们把新疆西瓜的优良品种，按不同季节，分别种到了海南、广东、江西等地。在他们的社员中，靠种西瓜年收益十万甚至数十万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就是合作社的力量！把一家一户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做到了。

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已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2718家，带动农户135万户。这些专业合作组织主要从生产领域的合作开始，逐步向品牌、流通、加工等经营领域发展，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的生产经营体系格局。

在浙江省100家省级示范性农村专业合作社中，有83家统一使用商标，72家统一供应种苗，67家统一供应农资，94家统一生产和安全质量标准，70家被认定为无公害基地或“绿色食品”、浙江省绿色农产品，69家被认定为名牌或优质产品称号。（选自《观察与思考》2004年第22期）点评：农民组建合作社的意义，在于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把分别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的农民组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头上安头，给自己找一个“二政府”。因此，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民间色彩，它们大都是在农民自觉、自愿、自发的基础上组建的，“民办、民管、民受益”是它的基本原则。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农民开展合作较早的地方，浙江省农民合作的故事说明，农民合作绝不是走形式，而是能够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防范农民的风险，帮助农民增收。总结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特征如下：在合作方式上，其特点是统分结合，农民参加合作社，既不影响家庭经营自主权，也不变更财产关系，合作社只是通过对社员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充分发挥社员与合作社两个经营层面的积极性。大多数合作社对社员提供的服务，都包括了统一提供种苗及技术培训、科技推广、生产技术、物资供应、质量标准、使用商标、市场销售、结算分配等内容，为社员解决了生产、技术、销售等诸多环节的关键性问题，从而达到统一生产标准、保证产品质量、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市场品牌、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在经营模式上，多数合作社都是围绕当地的特色农业，起到建一个合作社，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批社员的作用。如素有特色之乡美誉的台州市，就先后依托柑橘、杨梅、枇杷、西瓜、果蔗、蔬菜、茶叶、草鸡等20多个主导特色产业和品种，建立了300多家合作社，带动20多万户农民走上了合作之路。在利益分配上，以互利互惠为前提，合作社一般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按股分红，利润返还。有的合作社产生的收益，还按社员提交的销售量进行二次分配，给农民以最大的实惠。如绿牧草鸡合作社在销售利润的基础上，提取部分公积金、风险基金和奖励基金之后，剩余部分则按股金返利；箬横西瓜合作社则是依据社员西瓜经营量（土地经营面积）设定股权比例和投资金额，盈余分配按社员同合作社的西瓜交易额比例返还，社员种植西瓜的面积大，其投资额亦大，所占股份亦多，西瓜交易额就越多，其返还的盈余也越多。在民办、民管，社员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前提下，实现最大限度的“民受益”，是合作社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浙江省的情况来看，这一点正是合作社日益受到农民欢迎、且越办越红火的根源所在。

农企攀亲、农科结对、农协合作打造农民致富快车

2007年11月21日，江苏常熟市新港镇东江村由40多名农民参股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这是新港镇打造农民致富快车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年以来，该镇积极探索农企攀亲、农科结对、农协合作新模式，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农企攀亲，打造龙头企业快车。围绕蔬果、苗木、水产、畜牧等资源优势，新港镇积极培育和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商品转化率，先后培育壮大了“台太兴业、圣力乳业、景秀园艺”等多家龙头企业。同时，该镇把农业基地作为企业的第一车间来抓，目前已建成李袁、横塘、中南、干巷、金桥等7个国家级无公害蔬菜基地，礼缘、港南、太平桥等绿色葡萄基地，长江水产育苗专家大院，建成育种场、跃进圩两个千头无公害生猪养殖基地，剑园、横塘、景秀园艺等5个苗木繁育基地。

农科结对，打造生产、科技推广快车。新港镇与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科所、中科院上海农科所等大专院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优良品种，加快农业生产模式革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该镇在全国率先从日本引进荷仁豆、甜豌豆、大板豆种子在棉田进行试种，成功后再逐渐推广到外省市。截至目前，以新港为中心的荷仁豆、甜豌豆、大板豆种植基地及其技术已辐射推广到浙江、山东、安徽、上海等10多个省市的400多个乡镇5万多家农户，播种面积扩展到10多万亩，每年产出荷仁豆、甜豌豆、大板豆25000多吨，为农民增收6000万元。目前，已有节水灌溉、免耕直播、优良繁种、测土配方、缓控施肥等20项新技术成果在全镇得到普及应用，有80%的农民普遍掌握了一至三门农业新技术。

农协合作，打造抵御自然、市场风险快车。针对千家万户分散经营难于抗衡自然灾害及市场风险高以及农民议价能力低，种、养殖效益差等实际情况，近年来，新港镇加快推进社区股份、土地股份和专业股份合作经济三大组织建设，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目前全镇已组建47个股份合作社，入股社员5000多人，辐射带动3万农户共同增收致富。李袁村通过组建社区股份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后，不仅使集体资产得到保值增值，而且实行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既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另外，新港镇还根据一些专业种养殖农户的资金、技术、信息、劳力等资源优势，组建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已组建了江海渔业、礼缘葡萄、吴市蔬菜、新闸农机等7个专业经济股份合作社。（选自《常熟日报》2007年11月21日）点评：农民合作的范围不止于种植、养殖业，而且在服务上也可以开展合作，比如农机合作，合作开发旅游资源等，以上故事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思路。

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致富联合体

随着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农业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农产品“卖难”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各地的农业专业合作社便应运而生。合作社实行“入社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以帮助农民增收为目标，在组织农户进行规模化、规范化生产，提高种养科技水平，提供市场信息及流通销售等方面，办了许多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过去难以办成的事。“卖难”解决了

浙江上虞市章镇镇种植葡萄4600多亩，年产量8400多吨。在以往葡萄采收季节，果农往往要为销售发愁。他们忙于跑销售，有的十几户农户合伙包辆车，既使是只有几十斤葡萄，也要派几个人跟车出去卖，这就出现了“一半是果、一半是人”的现象。农民感叹：“没想到，卖葡萄比种葡萄还要辛苦。”

2004年7月，龙浦葡萄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解决销售难题，合作社对葡萄进行了统一包装，并在7至8月份葡萄产销旺季，根据市场信息及时公布当天葡萄收购价格，统一对外销售，避免农民相互竞争、压价带来增产减效的弊端，然后由合作社牵头积极寻求客商，龙浦葡萄先后远销到上海、杭州、宁波、广东、福建等地。

同时，龙浦葡萄专业合作社帮助农民打品牌，亮出“龙浦”牌商标，严格执行农业部颁发的鲜食葡萄农业行业标准，赢得了客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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