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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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试读：
总前言
◎刘国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总序肩负起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李捷《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主编刘国新同志要我为丛书写篇序。要说的很多，想来想去，还是从国史的地位和国史研究的意义说起。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党史、国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提到很高的地位。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近七十年的光辉历程。这个光辉历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大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什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他政党来领导？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这些本需要从理论上用许多笔墨来阐释的道理，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不难得到解答。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理论的逻辑根植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脉络之中。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抱有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得出历史的结论。因此，国史同党史一样，都是认清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和发展史。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理论创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和运用，更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根源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科学总结党和国家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认识产生新飞跃的结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不断概括总结，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接力发展得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这一探索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开放以前成功的探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是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前严重失误的探索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同样是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形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党的治国理论是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因此，国史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更加自觉地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界限，增强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然而，这些曾经给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误，都依靠党和国家自身得到了彻底纠正。不仅如此，从这些失误中得到的教训，还转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功开辟新路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我们把这些作为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看，既看到党和国家在艰辛探索中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到党和国家自觉纠正错误探寻新路的历史，更看到党和国家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就不难认清新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什么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一部共和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就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这就是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在这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历史反复证明，把握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但不会妨碍对自身所犯错误的反思与纠正，而且正是彻底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科学前提。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国史是启迪人们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还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这些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坚持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精神与道德的楷模。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中国共产党用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的事实，用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感召了全中国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因此，国史是继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优良传统，坚持近代170多年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研究国史是神圣的事业，一定要投入真感情。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项工作，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更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份神圣的事业，一份值得投入精力、倾注感情的事业。有了这份深厚的感情，才能有研究的动力和出发点，也才能取得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专业背景，曾承担过国家级重大课题，也都有个人的研究著述，形成学风严谨、功力扎实的品格。我相信这套丛书是他们用心写就的。
如今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质疑国史和党史的倾向，这种质疑恰恰是对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一方面，极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想要刻意否定这段历史，因此就把历史上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另一方面，有些人以“历史解密”“历史内幕曝光”为噱头，在网上抛出许多没有依据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误导。这套丛书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它所选取的12个年份，是有影响和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该丛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分别立传，既不歪曲历史也不误导读者。创作理念上以平实为要，不求新奇，不发空论。古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都讲的是论从史出的道理。该丛书秉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传统。在行文上力求鲜活、生动、明快。内容铺陈上又能做到严谨而不失于呆板，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范式，特别注意对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每一本书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知识增量。
站在今天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在感知共和国脉搏律动的同时，也在书写共和国不同凡响的篇章。一位老同志曾经说过，共和国千秋万代，国史研究也千秋万代。让我们在千秋万代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点一滴。引言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带来的社会长期动荡，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积聚、日益尖锐，各种力量在动荡和冲突中长期僵持。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进入7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都集中于一个焦点，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实际上都是在围绕这个焦点进行角逐和争斗的，或明或暗，或反抗或压制，或攻击或抵抗，反反复复，此消彼长。1976年，共和国的第一代政治巨人们相继逝世，最高权力机构出现真空，政治局势扑朔迷离……终于引发1976年10月6日的晴天霹雳，人民的力量在同“四人帮”集团所代表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势力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和人民在“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禁锢中终于冲开了第一道政治缺口，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有了解决的机会，中国历史有了根本转变的机会。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年代。
让我们再一次经历那个忧愁、痛苦、悲伤、失望、愤怒、迷茫、惊喜和欢欣的心路历程，再一次重温结束那场令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令整个民族危如累卵的十年浩劫所带来的惊喜和狂欢。
让我们再一次欢呼人民力量的不可战胜！第一章周恩来逝世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其不平静、极其不平凡的年份。“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在运动初起时激励和迷惑人心的虚幻的光环早已消失，对“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日益加深，对“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日益厌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已经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由于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四人帮”更是兴风作浪，企图重新打倒许多老干部，篡党夺权。因此，整个中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
1月1日，新年伊始，城乡各地的高音喇叭庄严地播发了毛泽东1965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的是毛泽东这位政治家和诗人的豪迈胸襟：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念奴娇·鸟儿问答》则表现出诗人俯视世界政治格局的高度乐观态度：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同时播发的还有国家的主要宣传机器、被称为“两报一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对毛泽东的这两首词作了这样的评价和阐释：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元旦社论中提到的“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以及即将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围绕着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展开的，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核心问题，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主要内容。元旦社论说：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一、周恩来逝世和“四人帮”批周的表面化
◎1月8日的噩耗
◎十里长街送总理
◎邓小平致悼词
◎周恩来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
当人们按要求学习毛泽东的两首词，认真体会其伟大和深远意义的时候，突然传出惊人噩耗。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次日凌晨，伴随凛冽的寒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个令广大中国人民悲痛欲绝的消息。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党和人民鞠躬尽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在党内党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境非常困难。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他继续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忘我的精神勤奋工作，机智灵活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与林彪、“四人帮”周旋和斗争，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党外干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周恩来还在可能的范围内，力图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所纠正。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已经成为改变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希望和象征。
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惊和巨大悲痛。人们自动地戴上黑纱，许多单位自发地举行追悼仪式。北京的群众自己制作花圈，敬献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表示对周恩来的哀悼。人们在周围的松树上缀上白色纸花，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天安门广场上汇集着悼念周恩来的浩瀚人流。在停放周恩来遗体的北京医院外面，从东单到东交民巷，日夜聚集着盼望与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群众。
1月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1日下午4时45分，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闻讯而来的上百万人民群众冒着寒风，自动聚集在长安街两旁，向周恩来作最后的送别。
大规模自发的悼念活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和对党内“左”的错误的极端不满，这是党心之所向、民心之所向。
1月15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周恩来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伟大历史功绩。邓小平说：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1]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按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周恩来带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眷念和忧虑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他的政敌却不肯善罢甘休。《光明日报》于2月13日发表《孔丘之忧》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以后的孔孟之徒，不少人就在“忧”字上大作文章。他们一方面袭用“忧国忧民”的老谱，装成人民的代言人和救世主，似乎比谁都关心国计民生和道德文化，实际却同孔丘一样，他们的“忧国忧民”，完全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们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论调和“杞国无事忧天倾”一类的无穷忧虑，妄图使人们对新生事物发生怀疑，对革命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丧失信心。这种瓦解士气的“忧杀”往往比血淋淋的刀杀更为阴险毒辣……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2]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二、周恩来晚年的政治境遇
◎周恩来要求肃清极左思潮
◎姚文元：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
◎张春桥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
◎毛泽东评判：是极左？是极右。搞修正主义，叛党叛国
◎批孔挖老根：解决政治方针的法宝
◎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
◎毛泽东：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
◎以儒法斗争重新解释中国思想史
◎江青政治上的活跃
◎批“现代的儒”“宰相儒”
◎“理论队伍”的建立
举世景仰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晚年，政治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潮中，周恩来保存了下来。他仍然担任政府总理的职务，但是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微妙。九大的政治明星是林彪，他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除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林彪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林彪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制造者和推动者，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有力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风云一时，成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并且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林彪事件的发生，打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神话，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在批判林彪集团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开始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思想，如批判林彪、陈伯达“称天才”，大搞个人迷信的问题，批判他们形“左”实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煽动极左思潮的问题，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开始进行批判。
在中央领导层内，试图利用林彪事件的机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第一人是周恩来。周恩来在许多场合提出林彪的问题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1971年年底到1972年年初，周恩来主持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1971年12月，周恩来在听取有关航空工业汇报时，再次强调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两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内容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题。周恩来说：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3]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纠正“左”的错误。
为解决指导思想的问题，周恩来还在理论领域布置批判极左思潮。1972年9月，周恩来再次批评《人民日报》等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要求进一步批透。周恩来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组织发表了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一组理论文章，构成批判极左思潮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整版，这是非同寻常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借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推崇自发性”等基本特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
周恩来的批极左，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尖锐批判。“四人帮”集团对此表现出高度的敏感。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打电话表示，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姚文元先是不表态，随后要求讨论。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4]续登载批驳文章，反对否定群众运动。11月14日，姚文元明确表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5]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提出报告，请示召开外事工作会议。报告指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对这个报告批示同意，张春桥则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我正在考虑。”江青批道：当前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6]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最后的干预决定了论争的结局。
关于批林的方针的争论，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江青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由他们找王若水谈话。12月15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和对批“左”的认识。1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7]党叛国。”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批极左也是极为敏感的，这和他对于是否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忧虑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绝不允许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怀疑和批评。
12月19日晚，周恩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批示，这次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解决在批林乃至整个意识形态上的基本方针问题。
周恩来首先讲话：某同志听到8月1日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指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有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当然群众中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也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周恩来这一次没有表现出他一贯的风格，即通常所具有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
在报社的人作了汇报和当事人申辩后，江青等人讲话。
江青说：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的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
张春桥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极右的思想……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8]找根据。
有毛泽东的支持，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讲话一方面是贯彻和发挥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强调反右的路线；另一方面实际上就是批判周恩来。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是林彪事件后一个重要的事件。毛泽东由此开始改变对周恩来的信任，而“四人帮”集团也就排除了周恩[9]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并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了上风。从此，批判极左思潮就被批判“右倾回潮”和毛泽东所规定的林彪集团的极右性质所取代。极左集团更是借此开展一浪接一浪的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治运动。
这些政治运动首先是“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运动的直接批判对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但是，周恩来是这个运动暗指的对象。
林彪集团虽然已被粉碎，但是对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批判和清理更加重要。要清除其政治影响，就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必然要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及批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晚年的重要事业。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只做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一件便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显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怀疑和否定。他一直在捍卫“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而不能不进行的对林彪集团的批判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从而动摇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必须找到新的支撑点，使批判运动在原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顺利开展而又不触及“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批极右的方向进行。这个新的支撑点，就是批判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思想根源”，具体地说，就是批判“孔孟之道”，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自激烈地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与孔子便作为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和象征符号，受到不断的批判。进步的文化人、思想家一般均以反儒、反孔为旗帜，尊孔尊儒与反孔反儒隐约成了保守与进步、反动与革新的分水岭。从这个角度来看，便不难理解将“批林”与“批孔”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超越时空地联系起来的批判方式。同时，将“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批判林彪集团的“思想根源”，又可以避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达到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又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林彪事件后，在对林彪住所的检查中，查到林彪、陈伯达等人书写的孔子、孟子言论的一些条幅和笔记。这些材料的发现，成为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思想与被视为反动与保守的象征的孔子思想及儒家思想相联系的有力证据。
毛泽东对此多次发表谈话。1973年春，毛泽东批评郭沫若尊孔，说：“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传达了毛泽东要批孔的意见。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说：
郭老在《十批判》里头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还直接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10]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毛泽东的谈话，明确肯定了以儒、法两家为进步与反动的分野，同时又表现出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不满。这里是有政治暗示的成分的。8月5日，毛泽东再次与江青谈话，讲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毛泽东还给江青念了他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并让江青记录。诗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11]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7日，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23日，毛泽东又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通过上述一系列谈话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在“批林”运动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同时在政治上对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思想和措施进行清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乘机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攻击周恩来。12月，毛泽东又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重新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批评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展开。这场运动按照江青等人的设想，应当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形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但由于种种因素，这种设想未能实现，实际上形成的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批判的形式。
1973年8月以后，报刊上批孔的大块文章不断出现。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这篇文章为《红旗》杂志第10期所转载；9月27日，中央党校写作班子以“唐晓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0月16日，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康立”的笔名，在《学习与批判》第2期上发表了《读＜封建论＞》，等等。
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为“批林批孔”运动造起了声势。这些文章为了突出儒家是保守复辟势力代表和法家是进步革新势力代表这一政治性论题，将战国到西汉末近500年的历史写成奴隶制和封建制决胜负的时期，把奴隶残余势力与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的矛盾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制造“儒法斗争”这一论题。“批林批孔”运动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重新解释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史均被归纳为“儒法斗争”，并以自己的政治好恶与政治需要将历史人物任意地封为“儒家”与“法家”，人为地制造儒法斗争的对立面。例如将秦始皇视为法家，于是历史上凡肯定秦始皇者均为法家，否定秦始皇者均为儒家；尊孔的自然是儒家，非孔的也必然是法家；桑弘羊被封为法家，霍光就必是儒家；朱熹是儒家，而虽是朋友却又有论辩的陈亮就是法家。儒家者必定保守、反动、妥协、投降，法家者必定进步、革新、主战，故而历史上朱熹虽主战，但被说成投降主和。诸如此类，无不以政治的需要和“儒法斗争”的概念及框架，去制造、“改铸”历史事实。
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在于维护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江青及其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迟群、谢静宜等则利用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玩弄阴谋，企图借“批林批孔”运动打倒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障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火药味是很浓的。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毛远新则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
江青、王洪文的提法，表现了他们希望“批林批孔”运动所达到的政治目标，毛远新的说法，反映了这个运动的现实，即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而在政治上打倒周恩来的目的能否获得支持还没有把握。“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没有满足其政治预期的造反派骨干和帮派分子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许多地方的帮派分子活跃起来，出现了新的骚动。在武汉，一群工人把大卡车堵在铁路上，从而使京广铁路和该市的一条公路的交会处堵塞了三小时零七分，这个事件使全国的经济大动脉被紊乱了好几天。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会带来新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
毛泽东虽然需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似乎并没有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他不希望发生全面的政治社会大动荡。他对于周恩来等老干部，虽然不满意，但并未下决心打倒。从这个意义上说，“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政治上的警告。因此，毛泽东在1974年12月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否定了对周恩来的批判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他还否定了江青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的提法，对江青的政治野心亦提出批评。对于“批林批孔”，毛泽东否定了“第二次文化大革[12]命”的提法，“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周恩来对“批林批孔”运动也进行了有限度的干预，他坚持军队首脑机关和作战单位“不搞四大”，“党政机关、生产部门也要有政策界限规定”，各地区、各部门的运动，原则上由同级党委“自行处理”，而“不致影响中央、国务院、军委日常工作的进行”（1974年2月1日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3]这显然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基本形式进行某种制约。“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走后门”问题是江青等人打击老干部的又一项重要措施。周恩来就此向毛泽东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于2月15日在周恩来的信中批示：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显然，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首先是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希望批“走后门”、打击老干部，冲淡了这个主题，不想破坏政治的平衡和稳定。毛泽东还针对迟群等1月25日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有缺点，不宜下发。”周恩来明白无误地告诉迟群、谢静[14]宜，毛泽东讲的“形而上学猖獗”，就是批评江青。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式：“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15]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地区一类的串联。这实际上否定了在“批林批孔”中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
由于这样一些因素，“批林批孔”运动便没有完全按照江青等人设想的方式展开，各地帮派势力造成的骚乱受到压制，运动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理论”批判的形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控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央党校写作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大造批判的声势。这场批判运动，假借批判林彪、孔孟和历史上所谓的“儒家”，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以暗喻、影射的方式攻击和批判周恩来。他们批“克己复礼”，批“举逸民”，指责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纠正和恢复老干部的工作；他们批“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指责周恩来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宽容和不走极端。
江青等人多次对其写作班子暗示，要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但是公开批周恩来，既不得人心，在政治上时机也不成熟，因此，对于周恩来，既不能公开点名，又不能让人不明所以。实现这一目标，就成了“影射史学”的主要任务。为此，在批判孔子等儒家人物时，他们利用姓氏、职务等办法进行影射，如周恩来姓周，便大批“周公”，指周公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孔子之“吾从周”，便是要复辟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又如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影射史学”便大批“宰相儒”。罗思鼎撰《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着力批秦丞相吕不韦，说“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对于这篇文章，江青很是欣赏：“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影射史学”还以人物描绘等手法，对周恩来进行影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孔丘其人》，是由江青授意点题，并经江青本人和姚文元审定的重头文章。它通篇不批林彪，而以批孔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文章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影射周恩来的家庭出身；写孔子代理宰相，影射周恩来的职务；说孔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周恩来的年龄及带病坚持工作。文章最后批判孔子“述而不作”“虚伪狡猾”“凶狠残暴”，是一个[16]“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江青等对此文大为赞赏，认为“写得较[17]生动”“通俗”，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描写孔子“此人极端虚伪狡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说他“端起胳膊”，“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起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当时的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周一良后来解释说，“端起胳膊”是另一成员魏建功对《论语·乡党》中孔子上朝姿态“趋进，翼如也”的白话翻译，并无攻击[18]周恩来之意。
不仅如此，江青等人还提出批“现代的儒”口号，试图将“批林批孔”引向大规模的公开批周。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第二天，江青在她所控制的写作班子上讲话时再次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其亲信便点破道：“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
对周恩来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折衷主义”，批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做法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些批判通过“影射史学”表现出来，就是批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批孔子的“中庸之道”和吕不韦的“折衷主义”。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说，吕不韦“用杂家的面目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历史的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当机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林”已成虚设，主要内容成了评法与批儒。批儒以周恩来等为影射对象，“评法”则成为对江青集团的自我政治宣传。江青等大肆宣扬“法家”，他们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描绘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儒家复辟倒退，法家变革进步；儒家逆流而动，法家顺应历史潮流。江青在6月12日的谈话中说，“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的法家就要批判继承”，俨然以法家自居。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又大讲“儒法斗争史”，她说：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的讲话）。
极左集团自命为法家的继承人，江青等人控制的写作班子秉承江青旨意，大写历史上“法家”人物的作用。如罗思鼎《读韩非＜五蠹＞篇》说，韩非“系统地从理论上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完整的路线，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对各种阻碍新兴地主阶级前进的反动思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提出了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实行全[19]面专政的理论纲领”。梁效的《论商鞅》一文写道：“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在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20]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不难看出，对“法家”的宣传，从内容到语言风格，都是为现实的政治利益服务的，都是很“现代”的，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时评。“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尤其注重写历史上干权的皇后、女皇。1974年《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一文中，这样描写吕后：“刘邦死后，惠帝懦弱，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在尖锐的斗争中，她积极推行刘邦制定的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说，武则天“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显然，写古人是虚，指今人江青是实。
批儒时对传统采取否定态度，而评法时对传统则采取肯定和利用的取向，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中，在激烈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批判声中，却出现了封建传统的大泛滥，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批林批孔”运动在文化方面也有十分强烈的反映，这就是批判晋剧《三上桃峰》和湘剧《园丁之歌》。前者被指责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后者则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
山西省的晋剧《三上桃峰》，是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一出地方戏，该戏的故事情节是杏岭大队的饲养员将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桃峰大队，致使桃峰大队蒙受损失。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得知此事，对饲养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三次到桃峰大队道歉退款，而桃峰大队则执意不收退款。杏岭大队后来将一匹大红马送给桃峰大队。两个大队因此建立了团结友好的合作关系。
1974年1月，《三上桃峰》一戏在北京参加调演排练。文化部调演领导小组成员认为该剧情节与“四清”时宣传的河北抚宁曾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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