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承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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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试读：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秋引子
2002年3月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向世界公布了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研究报告。随后，孟席斯在英国伦敦，中国南京、昆明、北京先后举行了多场学术报告会，向世界及中国的学者和公众介绍他的研究成果。这一年的10月，孟席斯在英国出版了他的研究专著《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
孟席斯出生于1937年，参加过二战，有着17年的职业海军航海经验，曾随舰队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哥伦布、麦哲伦当年的航线他也都走过。通过对大量航海图、古代器物及其他考古资料长达14年的悉心考证，他得出举世震惊的结论：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最早实现环球航行的人也不是麦哲伦！早在1421—1423年间，中国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率领的船队就完成了这一壮举。这个论断不仅让发现新大陆的时间提早了约60年，还将世界环球航行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多年。
孟席斯的“郑和发现美洲说”引起了世人关注，世界许多媒体竞相报道。郑和船队到达过美洲吗？郑和船队进行过环球航行吗？究竟是谁最先到达美洲大陆？这些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其实，在孟席斯之前，早就有人议论过这些问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一直有人提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观点，法国汉学家金勒在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后，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发表了一篇轰动欧洲的论文《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研究》。随后几百年间又有多人陆续发表文章，论证郑和船队在除了七下西洋到达过亚非各地外，还曾经到过日本和澳大利亚，并有相关考古发现。
孟席斯的惊世新论之所以引起轰动，在于他除了增添许多新的证据外，还运用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地图学、航海学、星象学、现代遗传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研究资料，并且根据当代欧洲地图记载、中国的星图和考古发现，才断定：中国在15世纪中叶放弃航海探索之前，于1400年初期就已经绘制了世界地图，而绘制者正是郑和。
郑和是否为发现美洲的第一人，学术界仍在争论。600余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震惊全世界的事情呢？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
从永乐到宣德年间，短短28年时间里，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约2.8万，各类大小船只二三百艘。最远到达了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的土地，沿途访问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船队的规模、技术与组织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60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早65年，比16世纪往返于美洲和马尼拉之间的大帆船贸易早147年。当郑和完成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时，整个欧洲大陆还在中世纪的泥沼中苦苦挣扎。郑和下西洋，成就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成就了中国古代史上一项空前的文化交流活动。
庞大船队的领导者郑和，是一个西域遗民贵族的后代，也是一个在四处征战中成长起来的太监，更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卓越航海家。他是怎样从西南一隅走向明王朝的权力中枢？又是怎样成为统领如此庞大船队的最高领导者？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还是为了怀柔远人、化解海外矛盾？是为了探索拓展明王朝的海外贸易，还是为了追寻传说中一直流亡在外的建文帝？郑和船队去过哪些地方？又留下和带走了什么？无论如何，600年前的这个壮举，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海上视野，牵动着许多人对中国历史的执着探索。
本书在写作中，得到了芮传明先生的大力支持，还要特别感谢余太山先生。正是在二位先生的积极倡议与亲切期望下，我才能完成这本小书。2013年10月第一章宝剑锋从磨砺出
郑和作为一名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壮举已经载入了史册。他出生在偏远的云南边陲，是西域遗民贵族的后代。元末明初的战乱给了这个大家族致命的创伤，他也被迫净身，进入明朝的军队，并在四处征战中成长起来。传奇的经历造就了他坚毅的品格，靖难之役的成功使他走向权力的巅峰。一 从西域遗民到燕王亲随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堪称空前，时至今日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关于郑和的身世，史籍中的记载却很少。《明史·郑和传》里也只是寥寥百余字，提及郑和是云南人，小名“三宝”，关于他的幼年时光以及成长经过，《明史》中均无详细提及，而在其他一些有关郑和的史籍中，也没有关于郑和家世的记载。郑和的身世之谜困扰了国人数百年。
时针拨到1911年，在云南省昆阳县月山的西麓，有人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墓前有红砂岩质地的墓碑一通，碑额半圆形，上有篆书“故马公墓志铭”，四周刻卷草纹饰，下为砂石龟座。碑阳正文阴刻楷书14行，每行28字，共284字。碑文是永乐三年（1405）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前，在南京请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托人带回故乡后，由长兄马文铭镌刻后立于墓前的。
正是这块墓碑的发现，才为解开郑和身世的谜团提供了线索。碑文言简意赅，记载了郑和的家世、父母、兄弟的情况，从碑文可以得知，郑和的祖辈是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宝山乡和代村人，回族，姓马，世称“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朝觐者”的意思，是人们对于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的朝觐者的尊称。由于郑和的父亲曾经远赴麦加朝圣，故而被乡邻尊称为“马哈只”。那时郑和尚处幼年，多年后对于父亲的真实姓名记忆模糊，故而请大学士李至刚为父亲撰写碑文时，也称父亲为“马哈只”。
从碑文中，我们还能了解到，郑和的父亲马哈只长相奇伟，为人正直，乐善好施，故乡邻都尊他为长。郑和的母亲温氏，一共生育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子马文铭，次子马和，也就是后来的郑和。
碑文往上追溯到了郑和的曾祖父马拜颜，可惜只提及了一个名字，没有过多叙述。这使对郑和家世的研究遇到了困难。直到1983年，在北京发现了一份《郑和家谱首叙》的抄件，其中的历史信息透露出惊人的秘密：郑和家族最早不姓马，而是来自西域遗民的后代！他们的祖宗可以追溯到西域普化力国的国王所非尔，而普化力国大致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普化力国因被邻国入侵，国王所非尔率领部众来归附宋朝，被宋神宗封为宁彝侯，死后更被追赠为朝奉王，哀荣之至。并且所非尔的子孙都世袭王爵，为宋室所倚重。元初，所非尔的孙子马哈木担任了元朝的平章政事，相当于现在副总理的职务，为从一品官职，协助丞相处理国家政务。
马哈木的长子赛典赤·赡思丁是元朝著名的大臣。“赛典赤”三字是阿拉伯语“贵族”的意思。赛典赤·赡思丁也在元朝中央政府担任过平章政事的职务，后又出任四川、陕西等地的平章政事，担任地方的最高长官。由于赛典赤·赡思丁的出色表现，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他为云南的第一任平章政事，他在云南任职6年，教化民众、兴修水利、改革官制，为云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死后被忽必烈追封为上柱国、咸阳王。
赛典赤·赡思丁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四子和五子都曾经担任过云南的平章政事，之后定居在云南，因此，赛典赤家族也就成了云南回族人的祖先。
在云南定居的赛典赤家族与当地汉民逐渐融合，后代也就不再采用繁复的阿拉伯姓氏，而改称汉姓。赛典赤家族的后代子孙一共有十三个姓氏，马姓是其中之一。
赛典赤·赡思丁的五子马速忽担任过云南的平章政事，马速忽又生子马拜颜，被封为淮安王，而马拜颜即是郑和的曾祖父。马拜颜的儿子察尔米的纳，即郑和的祖父，被封为滇阳侯。
从宋到元，郑和的家族在云南世袭了许多代，算得上世代王侯的大家族，但他们最早来自西域，对伊斯兰教有着虔诚的信仰，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到过伊斯兰的圣地天方朝圣，也就是现在的圣城麦加。在生产力低下的宋元时代，这绝不是一般家庭就能够负担得起的国际长途旅行，可见郑和家族一直是十分富有的。祖辈们不畏艰险远赴伊斯兰圣地天方朝拜，这种勇于探险、无惧无畏的冒险精神与胆略，是郑和家族的优良传统，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果不是因为元末战火四起，郑和应该会在云南平静而富足地生活下去，衣食不愁，健康成长，诵读着古兰经与儒家经典，成年后还可能与家人一起去往遥远的天方朝圣。然而郑和的人生轨迹，在元末的历史巨变中被彻底改变了。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而此时的云南，尚处在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统治下。朱元璋平定四川后，大军便止住了南下的脚步。一是因为云南地势险阻，大军征战伤亡巨大；二是明军攻克元大都后，元顺帝带领宗室退往蒙古高原，史称北元，它一直威胁着明朝北部边疆，因此朱元璋的军事部署重点在北方；三是因为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一直偏安西南，朱元璋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云南问题。
朱元璋对梁王起初抱有幻想，他从洪武七年（1374）开始，陆续派出已归降明朝的元威顺王子伯伯和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前往云南招降梁王。伯伯劝说梁王无效，吴云更是被梁王属下谋杀。几次三番之后，朱元璋遂下定决心军事征讨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领步骑兵30万人马征讨云南。大军九月从南京龙江出发，朱元璋亲自给诸将践行。明军来势汹汹，如风卷残云，当年十二月攻克普定、曲靖，梁王精锐全军覆没，随后大军分两路包抄，直捣梁王老巢昆明，走投无路的梁王投水自尽。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云南三路七州六县的元朝官员都前往蓝玉和沐英的军营投降，其中就包括郑和的家乡昆阳州。
战争虽然很快就结束了，但云南地方上的叛乱仍然不断，郑和的家乡昆阳州距省城昆明仅仅百余里，虽然昆阳州业已向明军投降，但地方上的治安依然不好。郑和家族为元朝显贵，自然成为明军的重点攻击目标，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郑和的父亲马哈只那时39岁，壮年早逝。郑和年仅11岁，被明军掳掠到军中，那时明朝军队有把掳获的儿童阉割的风气，所以郑和不久就被阉割，并留在军中。
洪武十七年（1384），云南全境被平定，沐英奉命留守云南，郑和离开生活了13年的家乡，跟随傅友德、蓝玉的大军班师回朝，来到了明朝的都城南京。那时的南京一派新朝气象，有着巍峨的宫殿和高大的城墙，给从云南边陲来的少年郑和以深深的震撼。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命令傅友德、蓝玉前往北平练兵，协助燕王朱棣一同处理北方的防务，郑和也跟随大军来到了北方。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任命宋国公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领大军征讨北元将领纳哈出。纳哈出是元朝开国名将木华黎的后代，英勇善战，被元顺帝封为丞相兼太尉。纳哈出一直在辽阳金山屯兵，屡次进犯辽东一带，被明朝视为大患。此次冯胜、傅友德、蓝玉率军北上出征，20万大军把纳哈出屯兵的金山团团围住，时逢大雪，元兵饥寒交迫，纳哈出投降。
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领大军奇袭在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的北元朝廷，元军仓促应战，北元太尉蛮子被杀，数万人被俘，包括元帝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和公主、宗室等3000余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郑和20岁，已在北方军中历练多年。这年三月，朱元璋命燕王朱棣、晋王朱棡出师北伐，征讨北元太尉乃尔不花。颍国公傅友德在北平跟随燕王，定远侯王弼在山西跟随晋王，分别受二王节制。郑和此时在傅友德军中，因为参加了几次重大的战役，表现出色，受到燕王的赏识，因此转入燕王藩邸，成为侍从。
朱棣才干非凡，洪武十三年（1380）被朱元璋封为燕王，封地在故元大都北平，府邸就是元朝的皇宫，规格远超一般亲王，可见朱元璋对他的信任与喜爱。燕王在北方与晋王、代王、宁王、谷王等一道，镇守着明朝的北方边疆。朱棣在诸王中年纪较长，最具有军事才能，在数次对北元作战中都获得巨大胜利。此次，朱元璋派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北伐，就是想一举平定北部边疆。燕王率军围住了乃尔不花的大营后，派出北元投降过来的全国公观童前往劝降，因观童和乃尔不花原有交情。故而朱棣兵不血刃，劝降了乃尔不花，随后北元丞相咬住也向明军投降，一同归顺的还有数万元兵。此次战役使燕王名声大噪，从此，朱元璋把北方的军权完全交由其掌控。燕王雄踞北方，兵强马壮，成为明朝北部边疆的实际控制者。
燕王朱棣与太祖朱元璋对待太监参政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对太监参政并不排斥，反而为了培养太监们的政治军事素养，还在王府内专为其授课。作为侍从的郑和，在燕王府中接受了系统的封建教育，受朱棣身边的谋士姚广孝等人影响很大，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修养。燕王府接收了许多元廷收藏的珍贵图书典籍，也为郑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了极大作用。
不久，靖难之役的发生使明朝政局巨变，燕王夺位成功，登基为明成祖，郑和的人生迎来了辉煌的一幕。巨变要从朱元璋说起。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太子温文儒雅，朱元璋对他极其爱护，一直训练他的理政能力。然而苍天弄人，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由秦中视察返回南京后患病去世。朱元璋是一个很重视嫡庶观念的帝王，他在悲痛之余立即册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在位31年，对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协助他建立大明王朝的功臣们大肆杀戮，并把自己的儿子封往各地为王，意图保朱明王朝国祚长存。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同月即位，宣布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即位后，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这三个文人控制着建文朝的命运。
建文帝登基后，皇位并不稳固，爷爷朱元璋虽然把异姓功臣杀了个精光，但掌握着大明军权的十几个叔王，却对皇位虎视眈眈，企图将其拉下马。
朱允炆即位不久，就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对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削藩”。所谓“削藩”，即是以各种理由剥夺藩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剪除割据势力，巩固皇帝的统治。燕王在诸藩中，兵强马壮，势力最大，是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但齐泰、黄子澄为了不打草惊蛇，先废了燕王的同母弟周王朱橚。因为朱橚封国在河南，与燕王相邻，但性格较为懦弱，废除周王相当于剪除了燕王的羽翼。随后，建文帝又很顺利地废除了岷王朱楩、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
燕王见局势步步紧逼，一不做二不休，以保护皇帝，诛杀齐泰、黄子澄等“奸臣”的名义起兵，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燕王的军队在建文四年（1402）攻下南京，并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数十位大臣，然而，燕王声称要拥护的皇帝朱允炆却不见了。
郑和作为燕王的内侍，在靖难之役中屡建战功，特别是建文元年（1399），郑和参与燕王在郑村坝（今北京大兴东郊）与曹国公李景隆的战斗，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得燕王对他另眼相看。在靖难之役中，郑和在燕王身边参与军机，各方面的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展现，深得燕王及姚广孝的赏识，为他日后成为统帅庞大舰队、出使西洋的最高指挥官埋下了伏笔。
燕王攻下南京后，即皇帝位，改元永乐。随同参加靖难之役的许多文臣武将都得到了封赏，其中当然也包括太监郑和。永乐二年（1404）元旦，朱棣对靖难之役中的功臣郑和赐“郑”姓，任命他为内官监太监。赐姓之事古已有之，一般是因功劳卓著而被帝王授以新姓，朱棣以赐姓和升迁的方式，表达了对郑和的恩宠。内官监是正四品官员，在明朝宫廷十二监中，地位仅次于司礼监，负责宫廷的采买和营建。那年，郑和仅34岁。二 时逢盛世
朱棣攻克南京、占领皇宫之后，立即四处寻找建文帝。然而建文帝居住的皇宫却燃起熊熊大火，事后清理火场，只在灰烬中找出一具焦尸，根本辨识不出是否为建文帝。
顿时谣言四起，有的说建文帝顺密道逃到了城外，与两个太监一起，化装成僧人的模样往西南方向逃去；有的说建文帝顺江而下，继而到了东南沿海和南洋一带，秘密组织力量，试图反对朱棣的统治。这对于刚成为明朝新皇帝的朱棣来说，无疑是一桩难平的心事。无论朱棣打出的旗号如何正义，“篡位”的形象依然久久压迫在他的心头，建文帝下落不明，他内心的恐惧和疑虑始终难以消解。只有追踪到建文帝的下落，朱棣才能彻底放下悬而未决的紧张心理，安心做他的皇帝。
在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之前，就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追踪建文帝的下落。永乐二年（1404），朱棣得到线报，某地貌似有过建文帝的踪迹，于是立即派太监李挺秘密赴武昌追查。
李挺在武昌罗汉寺得到证实，永乐元年（1403），曾有两位僧侣到访，一位年约三十，另一位则二十几岁，年轻那位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但面容憔悴。根据推算，当时建文帝年龄应该是25岁左右，倘若出家，正是年轻的僧侣，有消息说住持对这两位僧侣恭敬有加。李挺想了解详细的信息，但住持只字未提。然而，据服侍过这两位僧侣的小和尚回忆，曾听到过这两人的对吟，年轻僧侣诵吟：“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年长僧侣也以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回应：“浔阳江头夜送客”。李挺听出二人似乎往浔阳（今九江）方向前进，就立刻前往浔阳，把当地庙宇和尚及相关人员逐一盘问，都没有发现建文帝下落。最后找到一位渔夫，据他回忆永乐元年（1403）九月间，曾有两位僧侣结伴在江州南部星子镇的江原寺漫游，后搭船从鄱阳南下。李挺随即也南下，途中又获闻两位僧侣由鄱阳湖东岸进入鄱江，并在仙山寺逗留过，随后又雇船往信江方向去了。李挺没有放过一丝线索，辗转赴信江流域，尽力探寻建文帝下落。信江流域是鄱阳湖东部各水系的交汇处，地势错综复杂，他把附近的街镇、聚落、山村等处都查了个遍，无意中得知，永乐元年（1403），曾有一卖盐商人陪伴两僧侣，由江西鹰潭向南出发，可能往福建方向去了。李挺根据线索分析，建文帝由于身份的特殊，不适宜在国内寻找落脚之地，极有可能逃往海外。而福建沿海的泉州，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性海港，进出海外的大小船只都从这里出发。如果建文帝逃到海外去，从泉州走最方便不过。
李挺对于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于是迅速抵达泉州。他首先走访了开元寺住持念海和尚，得知永乐元年（1403）年底，有两位男子搭乘阿拉伯船去往爪哇，由于商船在广东搁浅，漂到了海南岛。李挺又迅速搭乘便船赴海南岛的琼州探察，前后走访了一个多月，足迹遍及全岛，在抱虎角确实看到一艘阿拉伯船。有人说曾看到一位年轻的僧人，在此等候搭乘去往爪哇的便船。李挺由此推断，建文帝可能坐船逃到海外去了。
李挺从武昌追到海南岛，最终仍无法掌握建文帝的下落。这个结果对于朱棣来说，是最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朱棣开始考虑派人出使西洋的计划了，当时的政治、军事、诸多因素最终促成了此事。
第一点，要说到明代的中西交通。明代的中国以南海为界，把通往各国的海路分为东洋和西洋，东边的太平洋为东洋，西边的印度洋为西洋。西洋又以现在的马六甲海峡为界而分为大西洋和小西洋，今南海西部谓之小西洋﹐印度洋即大西洋。东洋国家较少，且自古就与中国交流频繁，而西洋的国家虽然数量很多，但与中国的交流相对较少。
明代之前的西洋诸国，比如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尤其是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许多部族和部落都曾经建立过国家或城邦，中国历史上从汉朝开始就通过印度洋和这些国家保持联系，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这不但可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和当地不断发现的文物互相印证，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交流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在西汉之前，中西民间就有互相来往，张骞出使西域后，打开了官方交流的序幕，中西交流开始密切。中国皇帝知道了匈奴的西边有与匈奴为敌的大月氏，还知道了大宛、大夏诸国。东汉时期，甘英抵达了条支（今波斯湾地区），面对浩瀚的大海，他停住了脚步，因为当地人告诉他海路凶险，顺风的话要三个月，遇到逆风可能要两年才能到，故而汉代开拓海上交通的道路被迫中止。
但是中西之间的联系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维系着。中国的丝绸、瓷器可以通过北方的丝绸之路运抵西洋诸国，也可以运到底马拉巴海岸（今印度西海岸），那里长年停泊有西洋商船，等待和中国的商队进行贸易。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丝绸之路不时中断。虽然通过印度洋的航线会有很大风险，却是一条比较通畅的海上道路，因此东西方的探险者都在不断探索这条海上道路。贸易双方对于交易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三国时期，中国的商船就已经到过印度、波斯等地，而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商船更是频繁出入于东西洋港口。
海上贸易的利润是当时中国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唐宋元三代都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设立了专门进行贸易管理的市舶司或者市舶务，对来往贸易的商人进行管理，给予他们尽量的支持与优待。
到了宋代，由于四大发明和手工业水平的提高，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商船最远可以抵达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当时中国的商船甚至因为吨位太大，以至于无法驶入幼发拉底河，只能在近海把货物驳上小船，再转运上岸。
到了元朝，蒙古人的铁骑踏遍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建立了广袤的帝国，中西间的交流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频繁和便捷。
明太祖取得天下后，十分注重经济的发展，采取极低的税额鼓励农民开垦荒地，种植桑麻，又把手工业匠人集中在京城，轮流承担徭役，建造宫殿，制造船只，研制工具，使当时的手工业水平不断提高。但他极力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抑制商业的发展，只允许宁波、广州的市舶司进行官方贸易，接待海外使团。他崇尚节俭，对海外进贡的宝石香料一概没有兴趣，并认为这对百姓是有害的，所以严格管控海外贸易。
明成祖登基后，继续贯彻明太祖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靖难之役后损坏的社会得以迅速修复，并形成了诸多产业制造中心：以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为中心的棉纺织业，以南京、福建、广东沿海为中心的造船业，遍及两淮、四川、湖广、云南等地的制盐业，以及山陕、河南、山东等地的冶铁业，还有著名的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明代前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尤其是突飞猛进的手工业，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为开拓海外市场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对外关系上，明成祖与明太祖的思路截然不同。明太祖时期发布的禁海令，明成祖即位后没有改变，但因为当时已经决定把都城迁往北平，北平的大兴土木需要大量的奇珍异宝充实内宫，所以明成祖也在考虑以官方名义与外国贸易。
第二点，要说到明成祖的统治问题。明成祖能征善战，本身就具有雄才大略，但最后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的帝位，在国内和海外一直议论纷纷，有些不好的影响。朱棣希望派出一支豪华的大型船队，出访各国，展示大明的国威，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天下依然是朱明的天下，靖难之役不过是家事罢了。此外，派人出使的另一考虑就是考察海外东西洋诸国的政治情况和军事实力。
在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御制的《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上，明成祖明确说出了派人出使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海外诸国传播中华文化，使当时文化落后的海外国家和尚未开化的一些部族，能够尽量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和熏陶。这是符合明初对外总方针和中国传统君王治国理念的。自古以来，招抚诸侯、教化蛮民，使诸国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是衡量一个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明初，西洋各国之间矛盾重重，经历了元末多年战争，海外诸国向中国朝廷进贡的朝贡体系也被破坏甚至中止。在中南半岛上，自11世纪以来战乱不断，许多小国互相征伐。到了明初，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安南（今越南境内）的不断对外侵略扩张，严重威胁着邻国的安全。
洪武二年（1369），安南国王陈日煃第一个派使者来向朱元璋朝贡，并请封爵。朱元璋龙心大悦，立即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洪武年间，明朝和安南之间相处还算平静，只是小有摩擦。明朝政府经常以书信训斥，并且以拒收安南朝贡的礼物的方式表达不满。安南与邻国占城（今越南境内）常发生武装冲突，明朝政府经常做和事佬进行劝解，即使在占城请求明朝出兵相助时，明朝也只是对安南进行训斥，并不武力援助占城。
但随后安南发生政变，1400年大臣黎季犁上台，对内横征暴敛，对外企图侵略占城，还侵占了中国的边境地区。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派使者前往安南指责安南王。虽然安南王表面上接受了明成祖的训斥，暗地里却依然秘密进攻中国广西的思明府，后来还把战火烧到云南边境。安南的侵略使得南中国边疆和中南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此外，中国东南沿海的局势也不稳定，东南沿海的众多岛屿上存在数量不可小觑的反明势力。元末战争中和朱元璋一起造反的张士诚、方国珍，后来被一一打败，他们的残余部队逃到海岛之上成了海盗，有的甚至与倭寇勾结在一起打劫往来的船只，窜扰大陆。此外，盘踞在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的广东海盗陈祖义集团，也常常抢劫往来船只，严重损害了明朝政府的海上利益。
这种状况的存在有损刚开国不久的明廷声望，不利于明朝统治的进一步巩固与加强。朱棣登基后，急于向海外宣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正统地位，亟须通过一个震慑性的行动来打击这些残匪，并警告那些不听话的藩属国。
第三点，要说到明成祖对当时国际格局的认识和判断。朱棣做藩王时就在北平，为故元朝大都。元朝疆域广阔，当年各国往来的使臣、商人们在大都建造了很多异国风情的建筑，朱棣听说过很多关于元朝的旧闻。在和蒙元多年交战的过程中，朱棣也学习和耳闻很多关于西方诸国的知识。故他对于“世界”的认识，应该比朱元璋广阔得多，但也是以耳闻居多，派船队出使西洋，一探诸国的情况是否会对大明王朝造成威胁，应是情理之中的。
尤其是元朝虽然已经灭亡，但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趁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交锋的时候，纠集势力试图重建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集中40万大军准备进攻明朝，却在行军途中突然病死。帖木儿进军之时正是郑和第一次出使的当年，因此有人认为郑和出使的目的，可能还兼有与西洋各国联络，以共同对抗围堵帖木儿的扩张。虽然后来帖木儿突然死去，但郑和联络各国的方针应该是不变的。因为明朝虽然统治比较稳固，但北方的蒙古势力依然存在，随时可能威胁北方边疆。战事一起，东西方联系的陆上交通随时都有可能被切断，因此打通一条固定的海上道路，用以联络西洋各国，是极有必要的。明成祖派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特产和宝物，率领强大舰队出使西洋各国，以显示中国的富强，并以强大的舰队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向西洋诸国炫耀大明帝国的强悍实力，树立中国的权威：这种恩威并用的双重驾驭之术正是明成祖朱棣的谋略。第二章大明帝国的无敌舰队
中国古代的海船制造业，到宋元之际已高度发展，实现了从内河走向世界的转变。造船技术的显著提高，为郑和组建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有27800多人一同出海，舰船200余艘。这样的舰队，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船队。郑和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指挥着庞大的舰队安全航行，在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导海仪器、季风利用、驶帆技术、测量制图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这些成果形成的文字资料和图集，为后人研究航海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一 悠久的造船历史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已经初具规模，造船技术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代的造船工匠已经掌握了建造大型海洋船舶的整套工艺，徐福率领3000人的船队东渡到达日本。汉代，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逐渐频繁，也促使当时的造船业快速发展。汉武帝时期，曾建造楼船，高十余丈，蔚为壮观。当时还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楼船，是专供皇帝出巡使用的龙船，船上建有大小不等的宫殿。
大约东晋时期的410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水密隔舱，这种技术运用于航行，特别是远洋的航行，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保证船只在一部分进水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浮力，继续航行。而这一技术，直到800年后马可·波罗来华，才把它传入欧洲，继而到18世纪才开始应用于航海。此外，晋代时车轮舟已经开始使用，而西方直到工业革命后蒸汽机发明，才开始把桨轮应用于船舶。
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开皇九年（589），杨素在永安建造了五牙战舰，甲板之上还有五层楼阁，高十余丈，可载士兵近千人。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建造的龙舟高45尺，长200尺，也有五层楼阁，里面还有正殿、内殿、朝堂等，光中间一层就有120余间房。这表明，汉代以后中国的船舶制造业正在向大型化发展，造船技术也在不断革新。
唐代时，中亚发生了一系列战争，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隔，海上交通就显得更为重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国造船业发展更为迅速，大型船舶不断涌现。继隋代出现大型楼船后，唐代已经可以成批制造大型船舶，每船可载六七百人，最远可航行至波斯湾沿岸。
宋代海外贸易非常繁盛，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外贸易，朝廷在多地设有市舶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管理。宋代的文献描述中国开往南洋和印度洋的大船，形状犹如巨大的居室，船帆像天上垂下的一片云，长达数丈。船上可载数百人，舱内粮食够全船人员一年食用。舱中养了许多猪、鸡、鸭等牲畜，甚至能自己酿酒饮用，保证全船人员每日饮酒吃肉。这类大船的出现，可以保证船员在漫长的航行途中的日常生活，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到了元代，蒙古人对海外贸易更加积极，对外贸易政策更加自由，允许官商合办海外贸易，使得造船业飞速发展。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都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元代中国用于航海的船舶有三种，其中最大的海船有12帆，可以载1000人，包括600个水手和400个护勇、弓箭手等。每艘大船随带三只小船，大小分别为大船的1/2、1/3和1/4，船桨巨大，与桅杆高度大约相等，一艘船共有20支桨，每支桨需15个壮汉一起使力才能摇动，大船的桨更大，需要30人才能摇动。船高四层，分舱房和公用厅房，舱房中又附设小房间，用以储藏私人杂物。乘船的商人可以携带妻妾子女同居一室，船员们也可以携带眷属同船居住。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元代中国商人往返于印度洋群岛乘坐的船只是用杉木制造的，住人的处所只占用一个舱面，有五六十间小房，每位客商可以占用一个房间，住在里面相当舒适。每艘船有一根舵杆，但有四道桅杆，有时还加用两道桅杆。船底用很厚的木板分成13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非常牢固，连接处用巨大的铁钉相互钉固，船板的缝隙之间用灰、麻丝和一种木油混合而成的粘剂涂抹，不留一丝缝隙。由于采用了水密隔舱，各部分之间互相隔开，如果船只触礁，水由破损处流入，也不会淹没全船，水手们只需将舱内的货物移至别处，立即用厚木板修补漏洞，并将海水抽至舱外，便可使船只继续航行。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元代远洋船舶不但船体更为庞大，装载能力更强，并且船舶结构精巧，船舱设置更为合理，大小船相互配合，安全性和便捷性大大增强。
造船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为郑和下西洋组建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二 庞大的海上舰队
郑和在被明成祖委派为正使太监出使西洋之前，已经组织过多次出洋考察。在永乐元年（1403）出使暹罗的途中，郑和按照明成祖的要求，仔细勘察了沿途的海岛、礁岩、风向、洋流等情况，并修订了之前的航海图，这些海上航行使郑和积累了丰富的海洋航行指挥经验。
明成祖在正式任命郑和之前，已经着手船队的筹备工作。明初造船业分布范围极广，凡在对外的商贸口岸，或海防驻军的卫所，都有官办造船工场，北起辽东，南到两广沿海，造船工场遍布全国。尤其以江苏、福建、湖广、浙江等地最为发达。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只，各种史书记载不一。有的叫作宝船、宝石船、宝舟、龙船，也有的叫作巨舶、巨艇、大舶，还有的则称为海船、海舶等，总之五花八门，官方文书则统一称为宝船。不管如何称呼这些船只，光从这些名称就可以看出船只巨大，以及在民众中的显耀印象。除了统称以外，这些船只还有寓意深刻的名字，比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其义在于希望航海平安、国运隆昌。
明成祖为筹备船队，专门设立了工部都水司，负责出洋宝船的营建和管理工作。船舶制造由福建和江苏两地完成，其中福建建造完成的船只，风格以中国古代四大海船之一的福船为蓝本。而南京西北的龙江宝船厂建造的船只，则多属沙船型。龙江宝船厂也是专门负责出洋船只建造工作的主要船厂，是规模最大、建制最完备的船厂之一。
龙江宝船厂自太祖时代设置以来，在整个明代持续存在。虽然世事变幻，但是一直代表明代造船的最高水平。明初，这个工场处于龙江船厂提举司的管辖之下，每年从江西、福建、两广、浙江等地召集大批能工巧匠，他们被分为四组，采取流水线作业，分工从事船舶的建造。到了明成祖时期，龙江宝船厂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广阔的场地上，不仅有许多船坞，还有制图作坊以及放置物料的仓库。每年这里新造出厂的船舶多达200艘，平时还承担船舶的修理工作。龙江宝船厂不但能成批建造大、中型宝船，还能承建规格较小的海船，那里地势开阔，直通长江，宝船造好后，可以自龙江关直入长江水道，驶向大海。
由于下西洋航行的特殊使命及其航行特点，当时所建造的船只不仅具有一般船型的优点，还在技术上进行改造，以适应远洋航行的需要。
按照计划，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要组织一支近3万人的庞大船队，需要动用200余艘船只，其中大、中型宝船有63艘，战船100余艘，水船和粮船40余艘。这些船大致可以分为七等，最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稍小些的长37丈，宽15丈；即使最小的，其长度也有18丈。因此，这在当时绝对是一支组织严密的混合舰队。
在各种史料的记载中，宝船这个称呼一来用以形容整个船队的庞大，二来指那些在船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船，这些大船往往只有船队的指挥官和外国使节才可乘坐。船队中的宝船是郑和的旗舰，装有赐给各国的礼物和各国进贡给大明皇帝的珍品。
按照今日的度量衡来计算，郑和乘坐宝船，长约132米，宽约54米。船体深12米，吃水8米，舷壁高1.5米，载重达7000吨。共有九根桅杆，四层甲板，每层之间都有楼梯相通。宝船最上层是宫殿，建筑较为丰满，分前舱、中舱、后舱，雕梁画栋极其精美；中层为卧室，装饰华丽；底下两层存储礼物、贡品等。宝船上有9根桅杆、12道风帆，配置了绞车和索盘。后舱内设有针房，里面有航海用的罗盘、牵星板、航海图等。宝船上层两侧有火炮16尊，中层设火炮8尊，宝船头部饰有两只龙目，船身绘制半月形的水波纹，船尾则有鹰球、龙凤呈祥等装饰物。整个宝船外形豪华壮观，因此也称为龙船。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除了旗舰宝船外，最重要的就数战船了。战船的大小在船队中处于第二位，也是郑和船队中的主要船只，用以运输下西洋的广大军官和士兵。战船是兼有作战性能，并且供船队中层官员、通事、医生和技术人员起居的船只。这种战船主要是面对海盗，或不友好的国家时，用来进行有效的反击作战。这种船没有豪华的上层建筑，但装备了足够的军事设施，配备了以火炮为主的先进武器，这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占尽优势。
郑和船队中有专用的粮船，主要用于装载船队的日常起居物品、被褥衣物、军需物资、修理器材、马匹牲畜等。这在以后西方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等那里是根本见不到的。郑和船队之所以要配备粮船，与船队的庞大规模直接相关。据文献记载，郑和船队中的粮船一般为28丈，宽12丈，9桅，装载量都在1000吨左右。
郑和船队到底需要多少粮食呢？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以第一次下西洋为例简单分析一下：永乐三年六月出航，永乐五年九月回国，共两年零三个月。若以往返两年计算，每人每天1市斤（500克）口粮，27800人的船队所需口粮为：27800人×730天×0.5千克=10147吨！1万多吨粮食，若以每艘粮船装载1000吨计算，也要10艘。此外，船队还需要其他食品，诸如蔬菜、油盐等。郑和船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水手、工匠、士兵，这些终日劳作的人们实际需要的口粮肯定会高于每人每日1市斤的标准。而长年航行海上，菜式当然准备得很简单，这就更增加了粮食的消耗。因此，上述1万多吨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也许有人会设想，郑和船队每次出使西洋都带有大量物品，包括货币，难道不会在西洋各国补充粮食吗？当然可以！但是当时西洋诸国多为小国，有的国家如南渤里甚至“户不过千余”，黎代也只是“国人三千家”。即使号称西洋大国的古里、忽鲁谟斯，也只是稍大一些的港湾城市。像这样只有几千户，充其量不过万余人口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供应不了近三万多人的口粮。哪怕只是宴请全体船员饱餐一顿，都会耗尽整个国家的粮食储备。可见，郑和的船队在海外各国只能小规模补给，绝不可能单纯依靠沿途口岸补给。
此外，航行在外，不能单纯吃粮食，还必须食用蔬菜和肉类。这两样均是极易腐败变质的物品，不能带鲜货上船，只能依靠沿途的口岸补充，但这又是远远不够的，故此成为古代困扰全世界远洋航行船队的一大问题，欧洲众多远洋水手曾因此丧命。
为了保证航行在外的日子能吃上蔬菜和鲜肉，郑和的船队想出了一种可行的办法。他们随船带有大量黄豆和绿豆，在船上利用豆类发芽，还可以做成豆腐，通过食用豆芽和豆制品来补充维生素和蛋白。哥伦布、麦哲伦船队在航行途中有大量船员因为坏血病而死亡，而百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的船队却无一人因此丧命。他们甚至在船舱中设有专门的家畜饲养舱室，圈养鸡鸭猪牛等。
航海者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食物，那就是淡水，郑和船队中有专门负责装载淡水的水船。水船的设立与建造，是郑和航海中的一项创造。对于一支装载有近三万人的庞大船队来说，要完成远航任务，淡水的补充是当务之急。郑和船队中水船装载的淡水数量，足够全体船员一年食用，而且，为了保持水质新鲜，船队时常在沿途停泊的地方更换储备，保持用水安全。
一支如此庞大的混合舰队，如果在航行中没有一定的队形是很难保持秩序的。郑和船队有着自己的船队队形，类似一个“贵”字，这种队形与现代舰船的大型编队航行序列颇为类似。宝船位于大本营的中军帐，能环视周围各船队形，便于实施统一指挥。宝船周围还有护卫舰担当警卫的职责，宝船前方有前卫人字队，左右两翼各有展开的方位队，这样前后左右均有战船形成护卫，有利于保卫中军帐和粮船的安全。遇有战斗情况，位于四周的护卫舰也便于展开迎敌。舰队的尾部也有护卫舰担任警戒，即使遇有后方敌人来袭，各船也可以根据统一号令原地掉头，使后队变前队，迅速迎敌。这种舰队的编队形式有着很大的优势，即使是以当代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
指挥一个如此庞大的船队，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络也极为重要。在没有无线电等现代化通信设施的明代，所能使用的海上通信手段就是靠视觉和听觉来完成的。船队的彼此之间依靠旗语、灯光和声音来传达信号。从中军帐的宝船旗舰到外围的护卫船，白天靠旗帜挥动和颜色的变化来传递信号，晚上则依靠灯笼的升降变化来传递信号，这是非常独特的指挥系统。三 远行西洋的人们
根据文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有27800多人一同出海，舰船200余艘。这样的舰队，在当时全世界范围来看，是规模最大、装备最好的船队。
随同郑和多次下西洋的文职人员马欢，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瀛涯胜览》。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知道，郑和庞大舰队的人员组成，依组织、系统和功能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领导人员。船队的领导成员是掌握船队航行、外交、作战、贸易等重大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中枢，是整个船队中最核心的部分。正使太监如郑和、王景弘、侯显，副使太监如李兴、朱良、洪保、周满、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郑和使团中的领导成员，多为宦官。明成祖朱棣身边比较得力可靠的太监，一般都会被派往海外，担任出使的任务。而在郑和率领的下西洋队伍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王景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得力助手与整个船队的主要负责人，在下西洋的每个重要历史文献中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并且将他与郑和并列，明宣宗还写了《赐太监王景弘诗》，以表彰这位功勋卓著的臣子。
王景弘，生长于福建沿海地区，熟悉造船业，在郑和下西洋近30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都是船队的二号人物，是整个团队中仅次于郑和的航海家。在七下西洋前，王景弘也是与郑和一样得势的宦官。他与郑和经历相似，年少时因阉割而进入内廷，不久成为燕王朱棣的亲随，为朱棣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备受恩宠，升迁较快，在永乐初年便跃居高位。他与郑和年龄相近，才识相类，也是相貌堂堂，身材魁梧，谦恭明敏，博学多智，效忠于朱棣。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定的航海知识和技能，因此自永乐三年开始大规模下西洋时，明成祖便任命王景弘与郑和并列为下西洋使团的正使，共同主持下西洋的公务。
相传，他航行到台湾的时候，正碰上当地瘟疫流行，于是命人把药投撒在水中。那些患病的土人跳到水里洗个澡，病就痊愈了。据郑健庐在《南洋三月记》中记载，王景弘最后死在南洋爪哇国，这个遥远的国度成了他的埋骨之地。
第二类，技术人员。郑和使团主管技术的部门是由医官、医士、阴阳官、火长、舵工、水手，以及铁锚、木捻、搭材等人员组合而成。他们之中，有的掌管天文气象观测，有的掌管医疗卫生，有的掌管制造之事。明初对技术人员，尤其是天文医药等方面的人才是非常注重选拔培养的，并采用登记录用的人才储备方式。
奉使西洋诸国，出入于瘴疠疫疾之乡，气候风土俱所不习，易患疾病，故而医官医士之数比其他职位要多，且有不少人选自太医院，可见明政府对船队医疗的重视。使团中的医官医士共180名，船队平均每150人就配备1名医生。医务人员除了随时给使团成员治病外，还要对所经国家和地区进行流行病调查工作，以对各地的流行病和地方性疾病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这些医生具有丰富的卫生保健知识，按照卫生学方面的要求，合理安排使团成员在海上航行或在各国停留期间的日常生活，以增强免疫力。他们还注意收集各种未曾见过的药材并做出鉴定，对所至各国在医学、药学和营养学方面的独到之处，也很注意吸收。这样，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船队的医疗条件，而且丰富了中医药的宝库。
在航行中，天文、占卜之事全归阴阳官管理。郑和船队航行海上，风浪险恶，阴晴无常，想要确定船队在海上的位置，除了精确的海图仪器外，日月星辰的变化也是极其重要的参数，尤其当船队驶进一片陌生的海域时，除了天空，可以说没有其他确实的参照物。所以阴阳官专司日月星辰、风云气象测候之事。比较有名的是福建人林贵和，传说他通晓阴阳，善于卜巫，曾五次随使西洋诸国。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传统观念甚至哲学体系里，阴阳五行有着超乎想象的地位。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包括人的身体五官，无不和这些观念联系在一起。古代的航海天文知识中也有不少占卜的成分，所以阴阳官是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火长，就是船舶的驾驶操控人员，他们的技术关系到整个船队的安全。其中，舵工、班碇手、水手是船队中负责掌舵、起落锚、划桨、升降风帆等工作的航海技术人员。铁锚、木捻、搭材等工匠则负责船舶修造之事。
第三类，庶务人员。郑和使团中的庶务人员，由买办、书手、办事、余丁、民稍、养马、小厮、厨役、家人等杂佐人员组合而成。这些人负责整个船队的日常生活，对于推动郑和航海事业、完成出使西洋诸国的使命，默默地做出贡献，但无姓名事迹可考，算是一些无名英雄。在郑和使团中，他们的身份虽然较低，但每逢使团有难，他们总是与其他人一起，奋不顾身，努力杀敌，使船队转危为安。对他们所建立的功勋，明朝政府同样给予极大的关怀，将其与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照定例予以奖赏。
第四类，武职人员。郑和所率领的官兵，正是明初国防力量最强盛时的明军精锐。船队以明代军队建卫编制，一个卫有官兵5000人左右，共有五个卫的建制。五卫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建制完整，所以郑和下西洋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航海活动。武职人员主要分为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各级军事人员，负责航行或停泊中的外部安全，防御敌对武装和海盗侵袭。
明初火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种类多，质量也不断提高，冷热兵器在军事装备中的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的火器比元代更先进，品种更丰富，从明初洪武时期的手铳到永乐时期的手铳，做工也越来越精细。15世纪欧洲各国装备的火绳枪尽管在构造上和明军的火绳枪基本一致，技术参数也大致相仿，但明军的枪更轻便，机动性更强。另外，明代喷射火器（古代火箭）的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多达几十种，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总之，明军的火器装备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配备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碗口铳（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喷筒（用于攻守城寨和水战，火焰可远达数十丈），还有火箭、火炮、烟罐、灰罐、弩箭、药箭、鸟铳、火砖、钩镰、过船钉枪、标枪等，尤其是使用了新兵器赛星飞，这是世界兵器史上关于水雷雏形的最早记载。
以先进武器配精锐之师，故郑和船队战斗力极强，加之郑和等核心人员久经沙场、擅长指挥，所以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所向无敌，屡战屡胜，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总能化险为夷。
郑和船队这样庞大的队伍与完备的机构，令西欧后世著名的航海家所率船队望尘莫及。达·伽马率领的是160人；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新大陆是88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有234人，而最后返回葡萄牙的仅18人。郑和船队27800人的队伍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壮观，堪称超级混合舰队，而且这样的航行前后持续近30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四 神奇的牵星术
郑和的船队在海洋中航行，需要及时了解船只所处地点和未来航向，即定向和定位，这就涉及航海中的导航问题。当时适于海上航行的导航方法，依据所参照的对象，可大致分为天文导航体系和地文导航体系两部分。天文导航是通过观测天体的方位（天体出水高度），结合其他方法以确定行船的位置和方向，尤其是到了夜晚，在水天一色的大海中航行，必须依靠观测日月星座来辨明方向，确定船舶位置。地文导航主要考虑更数、针路、山形、水势、岛屿、礁石，甚至是海底沙泥所发出的味道、水的颜色及海洋生物区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船舶的海上位置，并以此调整船只航向，保证船舶的安全航行。
郑和船队几乎集中了当时在船舶导航方面最先进和完备的天文导航设备，在茫茫大洋中，依靠牵星板、天盘、罗盘、重锤等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设备，进行综合分析，准确地测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与这套设备密切相关的就是牵星术。
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技术，由在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过洋牵星”的航海术。牵星术的原理与星体运行有关，星体的位置和运行，随着季节不同而改变，但在每年同一季节、同一地点，星体的高度和位置是基本一样的。郑和船队利用季风往返，到达某一海区的时间和季节基本相同，这就便于应用天文航海技术。在当时没有天文年历、天文钟和六分仪的条件下，他们观测所到之处的星体高度，与校正过的《过洋牵星图》相互核对，以此作为航行时牵星定位的依据。
牵星定位是一项要求责任心强且技术熟练的工作。因为牵星的时刻选择是极其有限的，牵星时既要求能看到被观测的天体，又要求能看到天水线。天太亮，星星看不见；天太黑，天水线又将隐没。从天文观测角度而言，只能在黎明前或黄昏后，即天文学上所说的昏晨起之前或蒙影终之后的一小段时间，约在日出前半小时或日落后半小时，才能较为准确地测量到天体的出水高度。先测出星体的指数，再与目的港的星体指数比较，估算出所需的航程，并配合应用海图中所标针位，不断测量，修正航程，从而到达目的港。
牵星术的应用，是通过一种专用于观星的器具一牵星板来进行的。牵星板共由12块正方形木板组成，由小到大依次递增。“指”是牵星板的单位，最小一块木板为“一指”，另有象牙块配合牵星板使用。使用时，左手拿牵星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使牵星板和海平面垂直，眼看天空，使木板的上边缘对准所牵星体，下边缘与海平面齐平，这样便能量出星体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在测量高度时，可随星体高低的不同，以十二块牵星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直到所选之板上边缘和所牵星体相切，下边缘同海平线相合为止。此时使用的牵星板是几指，这个星体的高度就是几指。如不能相切，超出所选之牵星板时，辅以象牙块测角的度数，就可以得到所牵星体的地平高度之指与角的读数。如果观测的星体是北辰星，求得北辰星的指数之后，再换算成度数，还可以得出测点的地理纬度。
郑和船队在途中经常使用牵星术导航，在流传下来的《郑和航海图》中就附有4幅《过洋牵星图》，反映了郑和船队在航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我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过洋牵星图》在结构上是一水平长方框，分为南、北、东、西四边，共四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基本上和今天地图的设计一致。四幅图各有名称和图文，对该图用于何段航程、所牵星座名称及其高度均做了扼要说明。每边外方之星座位置，代表航行时所观测某星的高度及其方位，星座旁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所牵之星用一直线连在方形图边，如系牵双星，则牵星直线与两星之间连线的中点相衔接。方形图内画三桅帆船，船的风帆随季节风的不同，去程和回航时帆面所张方向正好相反。整幅图简单明了，极为实用。
郑和船队在航海中，以航海图中对沿岸和岛屿的牵星记载与《过洋牵星图》为依凭，视星斗高低来度量远近，确保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航行的通畅。郑和船队屡次访问亚非沿岸诸国，不仅开创了横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记录，同时也纵横驰骋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数番渡过孟加拉湾、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
以牵星术为代表的天文导航，也有一定局限性，郑和船队在大洋中遇到阴云遮天或浓雾弥漫等复杂海洋气候的时候，地文导航就发挥了有效作用。他们以航海图为依据，利用罗盘、计程仪、测探仪等仪器，按照航海图、针路簿所载沿途各地的针路、里程，海水深度、海底地质等情况进行导航，确保船队沿着正确的航线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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