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柳原汉雅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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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小一生(套装上下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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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第一部分 利斯本纳街
第二部分 后男人
第三部分 虚荣
第四部分 相等公理
返回总目录第一部分利斯本纳街1十一号公寓里只有一个衣柜，不过倒是有一道玻璃拉门通向小阳台，威廉从阳台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坐在对面抽烟，尽管是十月，那人却只穿了T恤和短裤。威廉抬手跟那人打招呼，对方却没反应。
在卧室里，裘德把衣柜的折叠式拉门打开又关上，这时威廉进来。“只有一个衣柜。”裘德说。“没关系，”威廉说，“反正我没有东西可放。”“我也没有。”两人相视微笑。公寓管理人跟在他们后头走进来。“我们决定租了。”裘德告诉她。
但是回到公寓管理人的办公室，她说他们不能租这间公寓。“为什么不行？”裘德问她。“你们的收入不够交六个月的房租，而且你们的存款太少。”那管理人说，讲话忽然精简起来。她查了他们的信用状况和银行账户，总算明白这两个男人哪里不对劲，他们才二十来岁，不是一对，但是打算在25街一个冷清（但还是很贵）的地段租下一间公寓。“你们能找谁签字当保证人吗？上司？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都过世了。”威廉立刻说。
那管理人叹了口气：“那我建议你们把期望降低。以你们的财务状况，任何管理良好的公寓，都不可能租给你们。”然后她站起来，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同时意有所指地看着房门。
但是后来他们把这事告诉杰比和马尔科姆时，却改编成了笑话版：公寓地板上到处黏着老鼠屎，对面阳台上的男子差点“春光”外泄，管理人很不高兴，因为她一直在跟威廉放电，他却没反应。“总之，谁想住在25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啊。”杰比说。此时他们在唐人街的越乡餐馆，这里是他们四个人每月两次聚会吃晚餐的老地方。越乡餐馆不是太好——河粉甜得莫名其妙，酸橙汁像肥皂水，而且每回吃过，他们至少会有一个人不舒服——不过他们还是照样跑去，出于习惯，也是不得已。越乡餐馆的浓汤或三明治都不会超过五元，主菜也只有八到十元，可是分量很大，即使剩下一半还是可以打包回家第二天吃，或是当夜宵。只不过马尔科姆向来不把他的主菜吃完，也从不打包，每回他吃饱了，就把自己那一盘放在餐桌中央，于是威廉和杰比就可以把它吃掉（他们总是很饿）。“我们当然不想住在25街和第二大道交叉口，”威廉耐心地说，“可是杰比，我们其实也没别的办法。别忘了，我们根本没钱啊。”“我不懂你们干吗不住在原来的地方。”马尔科姆说。这会儿他把蘑菇和豆腐挪到盘子边缘（他总是点同样的菜：有浓稠褐色酱汁的蘑菇红烧豆腐），威廉和杰比同时瞪着他的盘子看。“唔，没办法啊。”威廉说，他过去三个月来已经跟马尔科姆解释过十几次，“你又忘了？梅里特的男朋友搬进来了，所以我得搬出去。”“可是为什么要你搬出去？”“因为当初签租约的是梅里特啊，马尔科姆！”杰比说。“喔。”马尔科姆轻声说。他总是忘记这些他认为不重要的细节，而且其他人对他的健忘不耐烦时，他好像也从不在意。“对了，”他把那盘蘑菇推到桌子中央，“可是你，裘德……”“我不能永远住在你那，马尔科姆。你爸妈早晚会杀了我。”“我爸妈很喜欢你。”“谢谢你的好意。可是如果我不赶快搬出去，他们就不会喜欢我了。”
马尔科姆是他们四个人里头唯一还住在家里的，而且一如杰比老爱说的，如果他家像马尔科姆家那样，他也会住家里。马尔科姆家的房子并不是多么豪华（其实很老旧，又维护得很差，威廉有回只是扶着栏杆上楼，手就被碎木片刺伤了），但很宽敞：真正的上东城独栋房。大马尔科姆三岁的姐姐弗洛拉最近搬出了地下室公寓，于是裘德就住进了这个让他暂时落脚的地方：总有一天，马尔科姆的父母会想收回这个空间。他母亲是文学经纪人，想把这里改装成自己的办公室，到时候裘德就得找新的住处（反正他觉得那段下楼的楼梯实在太吃力了）。
而他打算跟威廉同住，也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大学时代当了四年室友。第一年，他们四个人合住宿舍里的一间套房，包括一个煤渣砖砌的起居室，放着他们的书桌椅和一张杰比的阿姨们租了U-Haul搬家卡车运来的沙发，以及另一间小很多的寝室，里头放着两张双层床。这寝室太小了，小到睡下铺的马尔科姆和裘德伸手就能够到，甚至握住对方的手。马尔科姆的上铺睡的是杰比，裘德的上铺则是威廉。“这是黑人对抗白人。”杰比会说。“裘德不是白人。”威廉会回答。“我也不是黑人。”马尔科姆会补上一句，主要是为了逗杰比，而不是因为他真这么想。“好吧。”杰比这会儿说，用叉尖把那盘蘑菇拉近，“其实你们俩都可以来跟我住，但我想你们他妈的一定不肯。”杰比住在小意大利那一带一个巨大又肮脏的LOFT，里头充满了怪异的走道，通向废弃的、歪来扭去的死巷和没完工的房间，隔间的石膏板装到一半就被弃置不管。这层楼是他们大学时代另一个朋友埃兹拉的。埃兹拉是艺术家，很差的那种，不过他也不必很好，因为就像杰比总提醒他们的，埃兹拉这辈子都不必工作。而且不光是他，他小孩的小孩的小孩也永远不必工作：他们可以一代接一代做那些很烂、卖不掉、毫无价值的艺术作品，但照样有财力，一时兴起就去买他们想要的顶级油彩，或是在曼哈顿闹市区买下大而无用的LOFT，胡乱改装到一半就放着烂掉。而且等到他们厌烦了艺术家生活（杰比相信，埃兹拉总有一天会这样），只要打电话给他们的信托基金管理人，就可以拿到一大笔现金；那个金额是他们四个人（好吧，或许马尔科姆除外）这辈子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不过同时，认识埃兹拉好处不少，不光因为他让杰比和其他几个老同学住在他的公寓（任何时候去那里，总有四五个人窝在LOFT的各个角落），也是因为他是个脾气很好、基本上很大方的人，而且他喜欢开狂欢派对，免费供应大量食物、迷幻药物和酒。“慢着，”杰比说，放下筷子，“我刚刚才想到——我们杂志社里有个人在帮她阿姨找房客。好像就在唐人街这附近。”“房租是多少？”威廉问。“大概很低——她根本不晓得该开价多少，而且她想找认识的人当房客。”“你可以帮我们说点好话吗？”“不止——我来介绍你们认识。你们明天可以来我办公室吗？”
裘德叹了口气。“我明天走不开。”他看着威廉。“没关系，我可以去。几点？”“午餐时间吧。1点？”“就这么说定了。”
威廉还是饿，不过他让杰比吃了剩下的蘑菇。然后他们又等了一会儿——有时马尔科姆会点餐馆常年的招牌甜点菠萝蜜冰淇淋，吃两口就不吃了，让他和杰比解决剩下的。但这回他没点冰淇淋，于是他们跟服务生要了账单，好拆账付钱。* * *
次日，威廉去杰比的办公室和他会合。杰比在苏荷区一家杂志社当前台，杂志主要报道这一带的艺术圈动态，规模虽小却颇具影响力。对杰比来说，这是一份策略性的工作：有天晚上他跟威廉解释，他计划跟杂志社的某位编辑交上朋友，然后说服他报道自己。他估计这个任务要花六个月，这表示他还需要三个月。
杰比上班时，总是摆出一副略带怀疑的表情，既不相信自己竟然在工作，也不相信居然还没有人看出他的特殊天赋。他不是个称职的前台，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但他很少接。要是任何人想找他（这栋大楼里面的手机信号不太稳），就得遵循一套特殊的暗号：拨通电话后等铃响两声，挂掉，再重打一次。但即使如此，他有时候还是不会接——因为他的双手在办公桌下头，正忙着梳理、编织从脚边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拿出来的一团团头发。
以杰比自己的说法，他正在经历他的“头发时期”。最近他决定暂停画画，专心用黑色头发做雕塑。他们每个人都曾花一个周末的时间，辛辛苦苦地跟着杰比去皇后区、布鲁克林、布朗克斯，以及曼哈顿的理发店和美发店。他们在外头等，杰比则进店里，问店主能不能把要丢掉的头发给他，然后他们提着一大袋越来越重的头发，跟在他后头走。他早期的作品包括《令牌》，那是一个去掉绒毛的网球，剖开来填入沙子，外头涂上黏胶，然后在一块头发地毯上滚了一圈又一圈，于是黏在上面的那些短短的头发就像水里的海藻般晃动。还有一个“日常”系列，是用头发包裹各种家用小工具——一个订书机、一把奶油刀、一个茶杯。现在他正在进行一项大计划，他不肯跟他们讨论，只零星透露过一点——他计划将许多鬈曲的黑发梳理并编织起来，最后做出一条漫长无尽的绳子。上个星期五，他保证要请吃披萨加啤酒，哄骗他们去帮他编辫子，但辛苦编了几小时之后，他们意识到显然不会有披萨和啤酒，就离开了，有点不高兴，倒也不是太意外。
他们全都对这个头发计划感到厌烦，只有裘德觉得这些东西很不错，有一天会成为重要作品。为了答谢，杰比给了裘德一个黏满头发的梳子，可是后来他又把这个礼物收回了，因为埃兹拉老爸的一个朋友似乎有兴趣买（结果他没买，杰比也没把梳子还给裘德）。头发计划在其他方面也遇到了困难。有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又去了杰比在小意大利的住处，帮他整理头发，当时，马尔科姆说那些头发好臭。这话没错：他完全没有说作品烂的意思，纯粹是指那种没洗的头发所散发的金属性刺鼻气味。但杰比因此乱发脾气，骂马尔科姆是自我厌弃的黑鬼、汤姆叔叔、自己种族的叛徒，向来很少生气的马尔科姆听到这些指控也发火了，把自己的葡萄酒倒进旁边一袋头发里，站起来气冲冲地走了。裘德赶紧尽力追出去，威廉则留下来安抚杰比。尽管这两个人次日就和好了，但是到头来，威廉和裘德对马尔科姆更不满一些（这不公平，他们知道），因为第二个周末，他们又去了皇后区，一家接着一家拜访理发店，好补偿那袋被马尔科姆毁掉的头发。“黑色星球的生活怎么样了？”这会儿威廉问杰比。“黑色的。”杰比说，把他正在梳理的黑色辫子塞回袋子里，“走吧，我跟安妮卡说我们1点半会到。”他桌上的电话响了。“你不想接吗？”“他们会再打来的。”
他们边在市区走，杰比边抱怨。到目前为止，他施展魅力的主要对象，是一个名叫迪安的资深编辑，他们背后喊他“迪——安”。之前，他们三个人曾去参加一个初级编辑在父母家办的派对。那是位于达科他大楼的一间公寓，每个房间都挂着艺术品。杰比跟他的同事在厨房里聊天时，马尔科姆和威廉就一起在公寓里逛（裘德那天晚上在哪里？大概是在加班吧），欣赏客房里一系列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的作品；休息室书桌后方五横排、每排四帧，由贝歇尔（Becher）夫妇所拍摄的水塔照片；书房矮书柜上方一幅巨大的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作品；以及主卧墙上戴安娜·阿尔比丝（Diane Arbus）的摄影作品，密密麻麻，几乎盖满了墙面，只剩上下各几厘米的空白。他们正在欣赏其中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容貌甜美的唐氏征少女，身穿过于孩子气的紧身泳装，正对着镜头摆姿势。此时迪安向他们走来，他个子很高，却有一张鼓得像囊鼠的痘疤小脸，让他看起来显得野蛮而不可信任。
他们自我介绍，解释他们是以杰比朋友的身份来参加派对的。迪安则说自己是杂志的资深编辑之一，负责所有的艺术报道。“啊。”威廉说，刻意不看马尔科姆，怕他会有什么反应。杰比跟他们说过他已经把目标对准艺术编辑了，想必就是眼前这位。“你们见过这样的作品吗？”迪安问他们，一手挥向那些阿尔比丝的作品。“从来没有。”威廉说，“我好爱戴安娜·阿尔比丝。”
迪安整个人僵住了，小小的五官似乎在那张小脸中央挤成一团：“是迪——安。”“什么？”“迪——安。她的名字应该念‘迪——安’。”
他们一走出房间就开始大笑，“迪——安”！后来他们告诉杰比这件事，杰比说：“老天！真是个做作的小混蛋。”“不过他可是你的做作小混蛋。”裘德说。从此以后，他们提到迪安，都故意念成“迪——安”。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杰比努力不懈地想跟迪——安搞好关系，但他登上杂志的机会并不比三个月前大。杰比甚至让迪——安在健身房的蒸汽室里帮他做，结果还是没用。每一天，杰比都会找个借口溜进编辑室，看看公布栏上贴的那些白色笔记纸，上头写着往后三个月的报道构想。他每天都在报道新人艺术家的那一区寻找自己的名字，但次次都失望了。他只看到一堆没有才华、被过度宣传的名字，都是搞关系，或是有背景的人。“要是哪天在上头看到埃兹拉的名字，我就毙了自己。”杰比总是这么说，其他人就会说：不会的，杰比，或别担心，杰比，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上头的，又或你根本不需要他们，杰比。别的杂志会报道你的。而杰比听了，会分别回答：“你确定吗？”“我他妈的很怀疑”，还有“我他妈的投资了这么多时间，我人生他妈的整整三个月。我最好能登上那个他妈的公布栏，不然这整件事真他妈的浪费时间，就跟其他事情一样”。所谓的其他事情，每回指的可能都不一样，研究生院、搬回纽约、头发系列，或者泛指他的生活，要依他当天的心情有多么虚无而定。
来到利斯本纳街时，他还在抱怨。威廉搬到纽约不算太久（只住了一年），所以完全没听说过这条街，其实这里几乎只能算是一条巷子，两个街区长，往北一个街区就是坚尼路。不过杰比从小在布鲁克林长大，也没听说过这条街。
他们找到那栋楼，按了5C的电铃。一个年轻女子接了，对讲机使她的声音发出沙沙的杂音，显得很空洞，她按了开门钮。里头的大厅很窄，挑高天花板漆成了一种黏糊糊的、大便似的褐色，害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口井底。
那年轻女子站在5C门口等他们。“嘿，杰比。”她说，然后看着威廉，脸红了。“安妮卡，这位是我的朋友威廉。”杰比说，“威廉，安妮卡在美编组工作。她很酷。”
安妮卡低头的同时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她对着地板说。杰比踢了一下威廉的脚，朝他咧嘴一笑。威廉没理他。“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好吧，就是这间公寓了。原来是我阿姨的，她在这里住了五十年，最近刚搬进养老院。”安妮卡讲话很快，而且她显然认为最佳策略就是把威廉当成日食，不要看他就好。她讲得越来越快，讲她阿姨老念叨这一带变了，还有她自己搬到市区之前也从没听过利斯本纳街，又说她很抱歉屋子里还没粉刷，不过她阿姨真的才刚搬出去，他们唯一的打扫机会就是上周末。她哪里都看，就是不看威廉——看天花板（锤印锡板），看地板（裂了，不过是拼花木地板），看墙壁（上头长年挂着的相框留下一个个幽灵似的印子）——直到最后威廉不得不柔声打断她，问她能不能看一下公寓的其他部分。“啊，尽量看。”安妮卡说，“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但接着，她就跟在他们后头，讲话还是很快，跟杰比说起一个叫贾斯珀的，总是什么都要用Archer字体，杰比不觉得正文用这种字体，看起来有点太圆太诡异吗？现在威廉背对着她，她就敢盯着他看了。她讲得越久，那些闲扯就越显得愚蠢。
杰比观察着安妮卡打量威廉。他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紧张又充满少女态（通常她在办公室里沉默又易怒，其实还有点令人担心，因为她办公桌上方的墙面放了一个她自制的心形雕塑，完全是用笔刀雕出来的），可是杰比看过太多女人碰到威廉就这样。他们全都见过。他们的朋友莱诺以前老说威廉上辈子一定是渔夫，天生就是会吸引猫咪。然而大多数时候（但不是每次都这样），威廉似乎对女人的关注浑然不觉。杰比有回问马尔科姆为什么威廉会这样，马尔科姆说他认为是因为威廉没注意到。杰比听了只是哼了一声，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马尔科姆是他认识的人里头最迟钝的，如果连马尔科姆都注意到女人碰到威廉的反应，威廉自己不可能没注意到。不过稍后，裘德提出另一个不同的解释：他说威廉可能是刻意不回应那些女人，这样在场的其他男人就不会觉得受到威胁。这个说法比较合理，人人都喜欢威廉，他也绝对不会想害别人不舒服，所以有可能（至少在潜意识里）他只是装傻而已。可是啊——那真是个奇观，让他们三个百看不厌，而且事后老拿来取笑威廉，不过他通常只是笑一笑，什么也不说。“这里的电梯运转都正常吧？”威廉忽然转身问。“什么？”安妮卡回答，吓了一跳，“是的，蛮可靠的。”她薄薄的嘴唇扯出一个小小的微笑，杰比胃里一紧，他知道安妮卡的那个笑是想放电，替她觉得难为情。啊，安妮卡，他心想。“你们是打算搬什么东西进来啊？”“我们的朋友。”杰比抢在威廉前头回答，“他爬楼梯有困难，所以需要电梯。”“喔。”她说，又脸红了。然后回头瞪着地板看，“对不起。没错，电梯能用。”
这间公寓没什么好的。进门的门厅很小，比门垫大不了多少，门厅往右通向厨房（一个闷热、油腻的小方间），往左通向餐厅，或许可以放下一张小牌桌。餐厅和客厅只隔着一道矮墙，里头有四个窗子，装了铁窗，朝南开向一条散落着垃圾的街道。沿着一条短廊往前走，右边是浴室，里头有乳白灯罩的壁灯和旧搪瓷浴缸，浴室对面则是卧房，里头有一扇窗，整个房间深而窄，左右靠墙平行放着两张双人床的木制床架，其中一个上头已经放了日式床垫，巨大而丑陋，重得像一匹死马。“这张日式床垫没用过。”安妮卡说。她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说她本来要搬进来，甚至先买了那张床垫，结果却没机会用，因为她后来又搬去她朋友克莱门那里了，不是男朋友，只是朋友。老天，她真是白痴，讲这干吗。总之，如果威廉决定租下这间公寓，床垫就免费送他。
威廉谢了她。“你觉得怎么样，杰比？”他问。
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个破烂狗窝。当然，他自己也住在一个破烂狗窝，但那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因为那里不要钱，他可以把省下的房租拿来买颜料、生活用品，还有迷幻药，以及偶尔搭趟出租车。但如果埃兹拉哪天忽然要收他房租，他才不会住在那儿。他家不像埃兹拉家或马尔科姆家那么有钱，但他的家人也绝不会让他花钱住在一个破烂狗窝里。他们会替他找个更好的住处，每个月接济他一点。但威廉和裘德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得自食其力，而且没钱就注定要住破烂狗窝。既然如此，那或许就该搬进眼前这个狗窝——这里很便宜，又在市区，而且他们未来的房东已经对他们其中的一个有了好感。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完美。”他告诉威廉，而威廉也赞成，安妮卡轻呼了一声。匆匆交谈之后，一切都敲定了：安妮卡找到了房客，威廉和裘德有了住的地方。末了，杰比提醒威廉，要他替自己出钱买碗面当午餐，然后他就得回去上班了。* * *
杰比不是那种天生会内省的人，不过那个星期天，他搭地铁去母亲家的路上不禁有点沾沾自喜，还有一种近乎感激的情绪，为自己拥有的人生和家庭感到庆幸。
他父亲是从海地移民来到纽约的，在杰比3岁时就过世了。虽然杰比总是认为他记得父亲的脸（和善又温柔，唇上一道细细的小胡子，笑起来圆圆的两颊像李子），但他永远不确定是真的记得，或只是从小就仔细打量母亲床头柜上那张父亲的照片，才以为自己记得。不过，这是小时候唯一让他忧伤的事，而且这更像是一种必需的忧伤：他没有父亲，他也知道没有父亲的小孩会为人生的这个缺憾而伤感。然而，他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那种渴望。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海地第二代移民，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就一直在他们家附近的公立学校教书，她认为杰比该读更好的学校。等到杰比上高中时，他拿到奖学金，去布鲁克林一所昂贵的私立学校读书，乘车上学要将近一小时；此时他母亲是曼哈顿一所重点公立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布鲁克林学院的兼职教授。她曾因为种种创新教学法被《纽约时报》报道，杰比心底很以母亲为荣，虽然在朋友面前他都假装不是如此。
在杰比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总是很忙，但他从不觉得被忽略，也从不觉得母亲爱学生胜过爱自己。家里还有他的外婆，会做他爱吃的菜，唱法语歌给他听，而且天天都跟他说他是个不得了的宝贝，是个天才，说他是她一生最重要的男人。他还有两个阿姨，一个是她母亲的姐姐，在曼哈顿当刑警，另一个是她的药剂师女朋友，也是第二代移民（不过是从波多黎各来的，不是海地）。她们没有子女，所以把杰比当成自己的小孩。他的亲阿姨是运动健将，教他如何传接球（他小时候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后来证明这是很管用的社交技巧）；她女友则对艺术有兴趣，杰比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跟着她去参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呆呆瞪着《壹：三十一号，一九五〇》（One:Number 31,1950）这件作品，敬畏不已，他阿姨在一旁解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当初怎么创作这幅油画时，他几乎充耳不闻。
上高中后，他觉得应该稍微做些修正，让自己与众不同，更让富有的白人同学不舒服，便故意改动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他变成了另一个没有父亲的黑人男孩，母亲在他出生后才完成学业（故意不提她在研究生院完成学业，于是大家以为他指的是高中毕业），阿姨的工作是在街上走来走去（大家又以为那是妓女，不晓得他指的是刑警）。他最喜欢的全家福照片，是高中时他最要好的朋友丹尼尔帮他们拍的，一直到让丹尼尔进家门拍照之前，杰比才向他吐露实情。当时丹尼尔在进行一系列他称为“从边缘力争上游”的家庭照拍摄计划，而杰比不得不匆忙修正阿姨是街头妓女、母亲受教育不多的错误印象后，才让朋友进门。当时丹尼尔的嘴巴张得好大，还没发出声音，杰比的母亲就来到门边，说天气这么冷，叫他们两个赶紧进屋，丹尼尔只好照做。
依然处于震惊状态中的丹尼尔让他们在客厅摆好位置：杰比的外婆伊薇特坐在她最喜欢的高背椅上，一边站着他阿姨克里斯蒂娜和她女友西尔维娅，一边则是杰比和他母亲。但接着，丹尼尔还没来得及拍，伊薇特就要求杰比坐在她的位置上。两个女儿抗议起来，但伊薇特告诉丹尼尔：“他是这个家的国王。”又说，“让·巴蒂斯特，坐下！”他坐了。在照片中，他胖嘟嘟的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即便是在那时，他就胖嘟嘟的），站在他两边的女人满面笑容地朝他看。他的双眼直视镜头，露出大大的笑容，坐在那张原本应该给他外婆坐的椅子上。
她们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成功，这念头从未动摇，简直坚定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她们坚信（就连他自己的信念都受到太多次考验，很难坚定不移了），他有一天会成为重要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会挂在大博物馆里，还没给他机会的人只是不懂得赏识他的天分而已。有时他相信她们，靠她们的信心支持自己振作起来。有时候他很怀疑（她们的意见似乎跟全世界的人完全相反），因此他很好奇她们会不会只是在施舍他，或纯粹就是疯了。也或许是她们的品位太差了。四个女人的判断怎么会跟全世界的人差这么远？她们四个人意见正确的概率当然不太高。
但是每个星期天，他偷偷返家探望，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家里有丰盛的、免费的食物，他外婆会帮他洗衣服，他讲的每个字、展示的每张素描都会得到认真的欣赏和轻声的赞叹。他母亲的房子是一片熟悉的领土，在那里，他永远受到崇拜，感觉上，那里的每项习俗和传统都是为了他和他的特殊需求量身定做的。在傍晚的某个时间，在吃过晚餐、但还没吃甜点的时候，大家都在客厅里休息、看电视，他母亲的猫趴在他膝上，热乎乎的。他会看着这些女人，感觉心里胀得好满。然后他会想到马尔科姆，有聪明绝顶的父亲和满怀关爱却迷糊的母亲；然后想到威廉，他的双亲都过世了（杰比只见过他们一次，是在大一结束、要搬出宿舍的那个星期，当时他对他们的沉默、拘谨和不像威廉感到惊讶）；最后，当然，他想到裘德，他的双亲根本不存在（这是个谜，他们认识裘德到现在快十年了，仍不确定他父母是什么时候过世的，还是他根本从小就是孤儿，只知道状况很悲惨，完全不能提）。然后，他会感觉到一股快乐与感激的暖流，好像胸口涌起了一片海洋。我好幸运，他会想，因为他很好胜，总是要从人生的各个角度跟同辈比较，他会想，我是最幸运的一个。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不配，也不觉得他应该更努力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只要他快乐，他的家人也会跟着快乐，于是他对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要快乐，照他自己的条件，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我们都没得到我们应得的家庭。”威廉有一回说，当时他们都嗑药嗑得迷糊了。当然，他指的是裘德。“我同意。”杰比当时回答。他的确同意。他们每个人，包括威廉、裘德，甚至马尔科姆，都没生在自己应得的家庭。但私底下，他觉得自己是例外：他的家庭就是他应得的。他的家人太棒了，真的很棒，他知道。更棒的是，他的确配得上他们。“我的聪明男孩回来了。”每回他踏入屋里，伊薇特就会喊道。
他觉得她说得一点都没错，从来没有怀疑过。* * *
搬家那天，电梯坏了。“该死。”威廉说，“我还特地问过安妮卡的。杰比，你有没有她的电话号码？”
但杰比没有。“啊，好吧。”威廉说。总之，联络安妮卡又有什么用？“很抱歉了，各位。”他对每个人说，“我们得走楼梯了。”
大家好像都不介意。这一天是美丽的深秋，天气才刚开始转冷，没下雨但风很大。他们总共有八个人，要搬的箱子不多，家具也没几件——威廉、杰比、裘德和马尔科姆，加上杰比的朋友理查德、威廉的朋友卡罗莱娜，还有两个是他们四人共同的朋友，两个都叫亨利·杨，不过大家喊他们亚裔亨利·杨和黑亨利·杨，以此来区分。
大家最不看好的马尔科姆负责分配任务，结果他证明自己是很有效率的总管。裘德负责在楼上公寓里指挥交通，告诉大家纸箱该放在哪里。在指挥交通的空档，他把箱里的大件物品拿出来，然后把纸箱压扁。卡罗莱娜和黑亨利·杨都身体强壮，但个子较矮，负责搬较小的装书纸箱。威廉、杰比、理查德负责搬家具。马尔科姆和亚裔亨利·杨则负责搬剩下的东西。每回下楼时，每个人都要顺便把裘德压扁的纸箱带下来，堆在垃圾桶旁人行道的边缘。“你需要帮忙吗？”威廉低声问裘德，此时每个人都分头去忙自己的任务了。“不用了。”他简短地说，威廉看着他一步一停，缓慢地爬上那道又陡又高的楼梯，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趟搬家很轻松利落，不拖泥带水。搬完后大家又留了一会儿，一起吃披萨，同时把书从纸箱里拿出来。然后其他人就离开，去参加派对或去酒馆，新家终于只剩威廉和裘德了。公寓里面乱七八糟，但光是想着要把东西归位就让人疲累。于是他们拖拉着，很惊讶午后的天黑得这么快，也惊讶他们竟能在曼哈顿找到住得起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注意到，朋友们第一次看到这间公寓时都很礼貌，没露出任何表情（那个放着两张狭窄双人床的房间引来最多评论——“像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病院里搬出来的”，威廉之前这么形容给裘德听），但他们两个都不介意：这是他们的，而且他们签了两年租约，没有人能夺走。住在这里，他们甚至可以存下一点钱，何况他们要更大的房子来干吗？当然，他们都渴望完美，但完美还得等一下。或者该说，他们还得等一下。
他们在讲话，但裘德的双眼闭着。威廉知道他很痛——那有如蜂鸟扑动翅膀般不断颤动的眼皮，以及他握得死紧的双拳，紧得威廉都能看到手背底下一条条跳动的海绿色血管。他从裘德双腿搁在一箱书上的僵硬姿势，知道这回的痛很剧烈，也知道自己帮不上任何忙。如果他说：“裘德，我去找点阿司匹林来给你。”裘德会说：“我没事，威廉，我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他说：“裘德，你要不要躺下来。”裘德会说：“威廉，我没事，别担心我了。”所以最后，他做了他们三个人这些年来从经验中学会的，就是一碰到裘德腿痛发作，就找个借口站起来，离开房间，让裘德可以躺着完全不动，等待疼痛过去，免得还要陪他们讲话，或是浪费精力假装一切没事，说他只是累了，或抽筋了，或是他能随口挤出的拙劣解释。
在卧室里，威廉找到装床单的垃圾袋，先把自己的日式床垫铺好，再把裘德的床也铺好（那是他们上周花一点小钱跟卡罗莱娜即将分手的女友买来的）。他把自己的衣服分成衬衫、长裤、内裤、袜子四类，放进不同的厚纸箱里（里面的书刚刚清空），推进床底下。他没动裘德的衣服，而是进入浴室打扫、消毒，然后把他们的牙膏、肥皂、刮胡刀和洗发水放好。中间他暂停过一两次，偷偷溜到客厅查看，裘德还是同样的姿势，眼睛闭着，双手依然握拳，头转向另一边，所以威廉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对裘德的感情很复杂。他爱他（这部分很简单），同时又替他担心，有时他觉得自己像是他的哥哥和保护者。他知道裘德以前没有他也过得很好，以后没有他也会过得很好，但他有时看到裘德的一些什么会很不安，觉得无助的同时，又很矛盾地更坚定要帮他的决心（尽管裘德很少要求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们全都爱裘德，也欣赏他，但威廉常常觉得，唯独在他面前，裘德会稍微显露多一点点的自己，只是一点点。他不确定多看到这一点点的自己又应该怎么办。
比方说，裘德的腿痛。打从认识他以来，他们就知道他的腿有毛病。当然，也很难不知道；他大学四年都用一根拐杖走路，而更年轻时——他们认识他时他年纪好小，比他们整整小了两岁，根本还在发育中——他要靠拐杖辅助才能走路，而且他双腿穿着类似夹板的沉重撑架，上头的钉子钻进他的骨头里，削弱了他弯曲膝盖的能力。但他从来不抱怨，一次都没有，碰到其他人抱怨时，他也从来没有不满。他们大二那年，杰比踩到冰滑倒了，摔断一边的手腕，他们都记得接下来的骚动，还有杰比夸张的呻吟和凄惨的哀叫，打上石膏的那个星期，他都坚持在学校的附属医院里住院，好多人去探病，连校刊都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他。他们宿舍里还有一名足球选手，踢球时撕裂了半月板，当时他一直在说杰比根本不知道什么才叫痛，但裘德就跟威廉和马尔科姆一样，每天都去探望杰比，而且充分表达了同情，满足了杰比的渴望。
就在杰比终于肯出院、回到宿舍享受另一轮关怀后没多久，有天夜里威廉醒来，发现房间是空的。这也不算太罕见：杰比在他男朋友家，马尔科姆那个学期在哈佛修一门天文学，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都睡在那里的研究室。威廉自己也常常在别处过夜，通常是在他女朋友的房间，不过她当时得了流行性感冒，所以他那晚就留在自己的宿舍房间里。然而裘德总是在宿舍里。他从没交过女朋友或男朋友，而且总是在寝室过夜，他在那张双层床下铺的存在，就像大海般熟悉又永恒。
威廉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爬下床，昏昏沉沉地站在安静的寝室中央一会儿，四下张望着，好像裘德会像蜘蛛般从天花板悬吊下来。但接着，他注意到裘德的拐杖不见了，于是开始找他，到起居室里轻声喊他名字，结果没人应，他就离开他们的套房，沿着走廊去公共浴室。从他们黑暗的寝室过来，感觉那浴室亮得令人恶心，里头的日光灯持续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他整个人实在太茫然了，以至于后来看到裘德的状况时也没那么吃惊。当他找到最后一间淋浴间时，看到裘德的一只脚从门底下伸出来，旁边是他拐杖的末端。“裘德？”他轻声说，敲了敲淋浴间的门，没人应，“我进来了。”他拉开门，发现裘德倒在地板上，一脚缩起来抵着胸口。他吐了，身前有一摊呕吐物，嘴唇和下巴也沾着点状的杏黄色污斑。他双眼闭着，满身大汗，一手紧紧握着拐杖的弧状握把。后来威廉才逐渐了解，只有在极度不舒服的时候，他的手才会握得那么紧。
但当时他很害怕，也很困惑，开始问裘德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但裘德都没法回答，直到他试着把裘德扶着站起来时，裘德大喊一声，威廉才明白他痛得有多严重。
他还是设法半拖半抱，把裘德弄回寝室床上，笨手笨脚地帮他清理干净。等到最厉害的痛楚过去之后，威廉问他是不是该找医生来，裘德摇摇头。“可是裘德，”他轻声说，“你很痛，我们得找人帮你啊。”“什么都帮不了我，”裘德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只能等。”他的声音轻而微弱，感觉上很陌生。“我能做什么？”威廉问。“什么都不用做。”裘德说，他们相对沉默，“可是威廉——你能不能再陪我一会儿？”“当然可以。”他说。裘德在他身旁颤抖又摇晃，好像很冷，于是威廉拿自己床上的被子把他裹住。期间他一度伸手到被子底下找裘德的手，扳开他的拳头，好握住他潮湿、生茧的手掌。自从多年前他哥哥开刀以来，他已经好久没握住另一个男生的手了。他很惊讶裘德的手劲这么大，手指这么强壮。裘德全身颤抖，牙齿格格作响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威廉在他旁边躺下来睡着了。
次日早晨，他在裘德的床上醒来，觉得手上阵阵抽痛。他检查手背，看到之前被裘德手指钳住的地方有瘀青。他有点摇晃不稳地起床，走进起居室，看到裘德坐在他的书桌前读书，他的脸在接近中午的明亮光线中模糊不清。
威廉进来时，裘德抬起头，然后站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只是沉默地注视彼此。“威廉，我很抱歉。”最后裘德终于说。“裘德，没什么好抱歉的。”这是真心话，真的没什么好抱歉的。“可是，对不起，威廉，我很抱歉。”裘德又说了一次，无论威廉怎么安慰，都不能让他安心。“拜托不要告诉马尔科姆和杰比，好吗？”他问他。“我不会说的。”他保证。而且他说到做到，不过最后也没区别了，后来马尔科姆和杰比也都看到裘德疼痛发作，只是很少像威廉那一夜看到的那么久。
他从来没跟裘德谈过他的疼痛，但接下来几年，他会看到他经历各式各样的痛，有大有小。他会看到他在小痛时皱起脸，或偶尔实在太痛了，他会看到他呕吐或蜷缩在地上，或是脑袋一片空白，整个人奄奄一息，就像他现在在客厅里的样子。尽管他是信守承诺的人，他总有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跟裘德谈过这个话题，为什么他从不逼他谈谈那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去做直觉告诉他一百遍的事情：坐在他旁边，按摩他的双腿，设法把那些失控的神经末梢揉得平静一点。相反，就像眼前这样，他躲在浴室里，没事找事做，而几码之外，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独自坐在一张破沙发上，进行一段缓慢、悲惨、孤单的旅程，以便回到清醒状态，回到日常生活，而一路上没有任何人陪在他身边。“你好懦弱。”他对着浴室镜子中的自己说。他镜子里的脸也回瞪着他，疲倦而厌烦。客厅里还是一片沉默，威廉来到客厅边缘不会被发现的地方，站在那里等着裘德的疼痛过去，恢复正常。* * *“那地方是个破烂狗窝。”杰比已经告诉过马尔科姆，尽管杰比没说错（光是一楼那个大厅就让马尔科姆皮肤发麻），他回家时还是觉得好难过，再次思索自己继续住父母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比住在自己的破烂狗窝里好。逻辑上，当然，他绝对应该继续住下去。他赚的钱很少，工作时间很长，而他爸妈的房子够大，所以理论上，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完全不跟他们打照面。除了占据整个四楼（老实说，这个四楼也不比破烂狗窝好到哪里去，里头太乱了，自从有回马尔科姆跟母亲大吼说，管家弄坏了他的一座模型屋，他母亲就不再派伊涅丝上来打扫了），他可以使用厨房、洗衣机，还能阅读各种父母订阅的杂志，而且每周一次，他可以把脏衣服丢进全家共享的松垮布袋里，母亲上班途中会把它送去干洗店，次日由伊涅丝取回。当然，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也不喜欢自己27岁了，母亲每星期订杂货时还会打电话去他办公室，问他如果她多买草莓，他会不会帮忙吃，或者问他晚餐想吃红点鲑还是海鲷鱼。
如果他父母能像他一样，尊重彼此的空间和时间分配，那他就会轻松一点。然而，他们除了期望他每天早上一起吃早餐、每个星期天一起吃早午餐之外，还常常跑去他那层楼突袭，在敲门的同时转开门把；尽管马尔科姆一再向他们抗议，说这样敲门就毫无意义了。他知道自己这样很恶劣，而且有些不知感激，但有时他很怕回家，因为无可避免，总得勉强跟父母闲聊几句，才能像个青少年般溜回楼上。他尤其担心裘德搬走之后的生活。尽管地下室比四楼更有隐私，但裘德住在那里时，他父母也总是满不在乎地忽然跑去。有时候马尔科姆下楼去看裘德时，会发现父亲已经坐在地下室里，跟裘德讲一堆无聊的事情。他父亲尤其喜欢裘德——他常告诉马尔科姆，说裘德真的很聪明、很有深度，不像他其他的朋友，基本上都很轻浮。而裘德搬走之后，他父亲就只能找他讲那些关于市场的复杂故事，以及变动中的全球金融实况，还有各式各样他不怎么关心的话题。他有时还怀疑他父亲比较想要裘德当儿子：他父亲和裘德是同一所法学院的校友。裘德之前担任书记工作时的上司法官，就是他父亲在第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期的导师。后来裘德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部门当助理检察官，也正是他父亲年轻时担任过的职务。“记住我的话：那个小子前途无量。”或者“能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大人物事业的起点就认识他，真是太难得了。”他父亲常常在跟裘德谈话后，这么跟马尔科姆和他母亲宣布，一脸得意，好像裘德的才华他也有功劳，而那些时刻，马尔科姆都得避免看他母亲的脸，心知她脸上一定是安慰的表情。
如果弗洛拉还住家里，他也会轻松一点。当初她在贝休恩街租下一间两室公寓、准备搬出去时，马尔科姆曾想过要当她的室友，但她若不是真的听不懂他的百般暗示，就是根本在装傻。弗洛拉似乎不介意父母硬要占用掉他们太多的时间，这表示他就有更多待在自己的房间弄模型屋的时间，而不用在楼下的休息室陪他父亲看那些没完没了的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小时候，马尔科姆曾因为父亲比较疼爱弗洛拉而伤心怨恨，那实在太明显了，连一些世交朋友都会说他偏心。“非凡弗洛拉。”他的父亲这么喊她（或是在青少年的不同时期，喊她“强悍的弗洛拉”“凶猛的弗洛拉”或“犀利的弗洛拉”，不过总是带着赞许的意思），即使现在弗洛拉都30岁了，还是特别能得到他的欢心。“非凡弗洛拉今天说了一件超聪明的事情。”他会在晚餐桌上这么说，好像马尔科姆和他母亲平常都没在跟弗洛拉讲话似的；或者，在弗洛拉公寓附近的闹市区吃过早午餐后说：“非凡弗洛拉为什么要搬得这么远？”即使只有十五分钟车程而已（这件事尤其令马尔科姆火大，因为他老爸总爱讲起他小时候如何从格林纳丁斯群岛移居到皇后区的种种精彩故事，说从此他总觉得自己像是被困在两个国家之间，还说有朝一日马尔科姆也该移居到国外哪个国家，因为那真的可以让他整个人变得更丰富，给予他一些迫切需要形成的观点，等等，等等。但换了弗洛拉，别说要搬离这个国家，只要她敢搬出曼哈顿，马尔科姆都很确定他父亲非崩溃不可）。
马尔科姆没有小名。偶尔父亲会用另一个也叫马尔科姆（Malcolm）的名人姓氏喊他——“X”，或是“麦克拉伦”“麦克道尔”“马格瑞基”。马尔科姆的名字应该就源于马格瑞基，但感觉这样喊他不是出于关爱，而像是一种指责，提醒他马尔科姆该是什么样，而显然他没做到。
有时候，应该说经常，他担心父亲似乎不太喜欢他，甚至为此郁闷，这让马尔科姆觉得很蠢，就连他母亲也这么觉得。“你知道爹地说那些话没恶意的。”每次父亲又在赞叹弗洛拉的种种优越之后，她便这么说。而马尔科姆总是哼一声或咕哝两句，表示有没有恶意他根本不在乎——他很想相信她，但也很不高兴地注意到，母亲跟他提到父亲时，还是叫他“爹地”。有时候，越来越频繁地，他对自己花那么多时间去想父母亲的事很火大。这样正常吗？这样不会有点可悲吗？毕竟他27岁了！住家里就会发生这种事吗？还是只有他会这样？当然，这是搬出去最主要的理由：他就不用再那么幼稚了。到了夜晚，当楼下的父母亲进行睡前的例行程序时（洗脸时老旧水管发出的砰砰声，关掉客厅暖气时发出空洞的闷响以及接下来的一片安静，比任何时钟都更清楚地显示那是11点、11点半还是12点），他会列出他明年必须赶紧解决的事项：他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他的爱情（不存在）、他的性取向（悬而未决）、他的未来（不确定）。总是这四项，虽然有时先后次序会改变。同样一致的是，他有能力精确诊断自己的状态，但毫无能力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次日早晨醒来时，他会下定决心：今天他就要搬出去，叫爸妈不要来烦他。但等到他下楼，碰到母亲在帮他做早餐（他父亲早就出门去上班了），母亲说她今天要买他们年度旅行的机票，到圣巴泰勒米岛玩，问他能不能晚些时候跟她说要加入几天（他都不敢跟朋友说，他跟父母出门度假时，还是由他们出钱）。“好的，妈。”他说。然后他会吃完早餐，走出门，进入一个没人认识他、他可以成为任何人的世界。2
每个工作日的下午5点，以及周末的早上11点，杰比都会搭地铁去他位于长岛市的工作室。工作日的这趟路程是他最喜欢的：他在卡纳尔上车，看着列车在每一站被填满又被清空，乘客族裔与人种的混合也不断变化，每隔十个街区，车厢里的乘客结构就会重组，变成各种刺激而荒谬的组合：波兰人、中国人、韩国人、塞内加尔人；塞内加尔人、多米尼加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爱尔兰人、萨尔瓦多人、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斯里兰卡人、尼日利亚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刚到美国，而且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只有移民才会有那样混合了疲倦、坚决和认命的表情。
在这些时刻，杰比会很庆幸自己运气好，同时也会为自己的城市感伤，而这两种感觉，对他来说都是少有的。他不是那种会歌颂纽约是一幅灿烂的马赛克镶嵌画的人，而且他会取笑那些歌颂者。但他欣赏（怎么可能不呢）这些同车的乘客辛劳一天必然会达成的劳动量，真正的劳动。相对而言，他的日子可就过得太安逸了，但他并不引以为耻，反倒松了口气。
这个感觉，他只和亚裔亨利·杨讨论过，只不过所谓的“讨论”极其简略。当时他们一起搭地铁去长岛市（其实，当初就是亨利帮他找到这个工作室的），看到一个精瘦的华裔男子，右手食指最后一个指节吊着一个沉重的柿红色塑料袋，好像他再也没有力气或意愿提得更牢了。他走过来，跨坐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双腿交叉、双臂交抱，立刻睡着了。他跟亨利从高中时代就认识，他父亲是唐人街的裁缝，两人都常拿奖学金。那一刻，亨利看着杰比，用嘴型无声地跟他说：“要不是上帝恩典，我们也会一样的。”杰比完全懂得那种罪恶又高兴的感受。
杰比喜欢这些工作日傍晚的地铁之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光。列车隆隆驶过大桥时，阳光就像某种活物般充满车厢，把乘客们脸上的倦意一洗而尽，让他们仿佛回到初抵这个国家的时刻，那时他们还年轻，觉得自己可以征服美国。杰比看着那样的光像糖浆般充满车厢，在乘客的额头染出沟纹，替白发髹上一层金，把廉价衣料的刺目炫亮抚平为一种光辉而细致的色泽。然后太阳移动位置，列车毫不留情地隆隆行驶，把太阳甩在后头，于是整个世界又恢复了平常的那种凄惨色调，乘客们也回到平常的凄惨状态，那转变残忍又突然，简直像是魔法师变出来的。
杰比喜欢假装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有时车上会有海地人，这时他的听力会忽然变得像狼一般灵敏，从周围的低语中辨识出克里奥语中那种稀里呼噜、唱歌似的声音，然后他会不自觉地望向他们，看着那两个跟他父亲一样生着圆脸的男子，或者那两个像他母亲一样有着平坦阔鼻的女人。他总希望自己能碰到一个极其自然的原因，好跟他们讲话（或许他们正在争辩某个地方该怎么走，这样他就可以插嘴告诉他们答案），但从来没有过。有时他们一边交谈，一边用目光扫视周围的座位，杰比就会很紧张，准备露出微笑，但他们好像从来没认出他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当然，本来就不是。就连他也知道，他跟亚裔亨利·杨、马尔科姆、威廉，甚至跟裘德的共同点，都比跟眼前这些人要多。看看他：他在法院广场站下车，走三个街区到以前的玻璃瓶制造厂，那里现在是他和其他三个艺术家合租的工作室。真正的海地人会有工作室吗？真正的海地人可曾想过要离开他们宽敞的、理论上可以在里头画画或闲晃的免费公寓，只为了搭半个小时地铁（想想这三十分钟可以完成多少工作），到一个有阳光的肮脏空间？不，当然不会。要领略这样的奢侈，你就要有一颗美国人的心。
这是LOFT改装的工作室，在三楼，上楼要经过一道金属楼梯，只要有人踏上楼梯，总会发出敲钟般的叮咚声响。工作室里白墙白地板，不过地板碎裂得太严重了，于是有些地方看起来像是铺了粗毛地毯。室内四面都有高高的老式双扇窗，他们四人各自负责保持一面墙上窗子的干净，因为光线太好了，不能让灰尘糟蹋掉，何况租这里当工作室主要就是因为采光。这层楼有一间浴室（脏到难以形容）和一个厨房（稍微没那么恐怖），而楼的正中央是一块劣质大理石放在三个锯木架上所组成的大桌子。这是共享区，哪个人若是手上正在进行的计划需要额外的空间，就可以使用。过去几个月来，这张桌子上沾了一条条粉紫色和铬黄色的颜料，还滴了珍贵的镉红色颜料。今天桌子上罩着几条各种颜色的手染透明硬纱，两端用平装书压着，硬纱的边缘在吊扇的微风中颤抖着。中央倒放着一张对折的卡片：干燥中，勿移动。明天下午会清理掉。请包涵，谢谢。亨利·杨。
这个空间没有隔间，不过他们用防水胶带把它均分为四等分，每块五百平方英尺。那蓝色胶带隔开的不光是地板，也包括墙面和天花板。每个人都会异常警惕，尊重别人的领域：你会假装没听到别人的空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即使他正在跟女朋友轻声讲电话，而你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要进入别人的空间，会先站在蓝胶带边缘，轻喊一声那人的名字，等到你看出他不是处在深入忘我的状态，才开口问他能不能进去。
此时5点半，光线非常完美：奶油黄的阳光稠密油亮，充满整个楼面，仿佛列车载着他来到了一个昂贵而充满希望的地方。工作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旁边空间的理查德晚上有酒保的工作，上午才会待在工作室，对面空间的阿里也一样。而空间在他斜对角的亨利，白天在画廊工作，下班后到这里通常是7点。杰比脱掉外套，扔在角落里，然后打开画布，坐在画布前的凳子上，叹了口气。
杰比租下这个工作室超过四个月了，他很爱这里，比原先预想的更爱。其他三个共享这个工作室的人，都是非常踏实、非常认真的艺术家，这一点让他很满意；他在埃兹拉的那层楼里绝对没办法工作，不光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最敬爱的教授有回跟他说的“你绝对不能在你打炮的地方画画”，也因为在埃兹拉的那层楼里工作的话，周围总是有一堆半吊子艺术家，不时会来打扰你。在那里，艺术只是某种生活方式的配件。你画画、雕塑或搞一些很逊的装置艺术，是因为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穿着旧T恤和脏牛仔裤，很讽刺地喝廉价美国啤酒、抽昂贵的手卷美国香烟。然而在这里，做艺术是因为你这辈子真正擅长的只有这个。平常，除了一些短暂的时刻，你心里想的事情跟其他人没有两样：性爱、食物、睡觉、朋友、金钱和名声，可是在内心深处，无论你是在酒馆里跟某人亲热，或是跟朋友吃晚餐，你总想着你的画布，各种形状和可能性像胚胎般在你脑子里漂浮。每幅画或每件作品都会有一段时间（或者至少你希望有）让你觉得，那幅画的生命变得比你的日常生活更真实；不管你人在哪里，只想回到工作室；你会不知不觉在餐桌上倒出一堆盐，在上头画出你的布局、样式或图面，白色盐粒有如粉砂般在你的指尖下移动。
他也喜欢工作室里那种明确、意想不到的友好气氛。有时周末刚好每个人都在，在其中的某些时刻，他会从他画中的浓雾里走出来，感觉到所有人因努力专注而呼吸急促，近乎喘息。然后他可以感觉到空气中充满他们散发出来的集体能量，像瓦斯，可燃烧且带着甜味，让他恨不得把这些气体装瓶，等到他觉得没灵感的时候（他会呆坐在画布前好几小时，好像只要盯得够久，画布就会自己变出某种明亮而充满能量的东西），就可以从里头吸几口。他喜欢完成等在蓝胶带前、朝理查德的方向清清嗓子的仪式，然后再跨过边线去看他的作品，两个人沉默地站在作品前，只需交换寥寥数语，就能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你以往花了那么多时间向别人解释你自己、你的作品（作品的含义，你试图达到的目标，为什么你想要达到，为什么你选择这些颜色、主题、材料、手法和技巧），一旦碰到一个完全不必解释的人，真是一大解脱。你只要耐心看作品就好，等你提出问题时，它们通常是坦率、专业、没有弦外之音的，就像在讨论发动机或铺设水管——很具技术性且直截了当，只有一两个可能的答案。
他们四个人的表现方式都不同，所以彼此间没有竞争，一个录像艺术家不必烦恼自己比工作室的室友先找到代理画廊，也不必担心某位策展人来看你的作品，结果却爱上了你邻居的。然而，有一点很重要，大家也尊重其他每个人的作品。亨利做的是他所谓的解构式雕塑，用各种丝制品塑造出奇异而精致的日式插花。不过他每完成一件作品，就会拿掉支撑的铁丝网，于是雕塑摔到地上，变成一个平面对象，像是一摊抽象的色彩——只有亨利知道原先立体的模样。
阿里是摄影艺术家，正在完成“亚裔人在美国的历史”系列，他选取了从1890年开始的每个十年中具有代表性的亚裔人在美国的照片，然后针对每一张影像中某个划时代的事件或主题制作立体透视模型，放在理查德帮他做的三英尺见方的松木箱子里。模型中有他从工艺店买来并涂上颜色的塑料小人偶，还有他用陶土上釉后做成的树和马路，他还用一支笔毛细得像眼睫毛的超细画笔画了背景。然后，他会拍下这个立体透视模型，做彩色冲印。他们四人之中，只有阿里有代理画廊，而且他七个月后有个展览。其他三人知道最好完全不要去问展览的事，因为只要一提到，就会让他焦虑得碎碎念。阿里并没有按照历史顺序制作，他已经做完2000年的作品（下城百老汇大道的一段路，有一对对男女，全是白种男人，落后几步的则是亚裔女人），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白人流氓小人偶正在用扳手痛殴一个华人男子小人偶，木箱底部涂了厚厚的清漆，模仿雨后湿得发亮的停车场柏油路面），现在他正在创作20世纪40年代的那张，里头有五十个小假人，男人、女人、儿童都有，代表二次大战期间图利湖拘留营的日裔人。阿里的作品是他们四人里头最费工夫的，有时候，他们自己的案子卡住了，就会晃进阿里的区域，坐在他旁边。阿里一直凑在他的放大镜面前，放大镜下是个三英寸高的小人偶，他正在给它画人字呢裙子和马鞍鞋。他们进去时，阿里几乎头也不抬，只递给他们一团钢丝绒，要他们撕开来做成袖珍版风滚草，或是某一面细目铁丝网，他们需要绑上小结，看起来才会像带刺的铁丝网。
但杰比最欣赏的是理查德的作品。理查德也是雕塑家，但他只用短暂性的材料。他会在草稿纸上画出不可思议的形状，然后用冰块、奶油、巧克力或猪油做出雕塑，同时拍摄这些作品消失的过程。见证自己作品的消融，让他很开心，但杰比上个月看理查德一件八英尺高的巨大作品（用有如凝固血液的冷冻葡萄汁，做出一对俯冲而下、有如风帆的蝙蝠翅膀）一路融化滴落，最后垮下来时，他发现自己无由地想哭，不过到底是因为一件这么美丽的作品瓦解了，还是因为作品消失时所具有的那种寻常的深奥性，他也说不上来。现在，理查德对融化的物质没太大兴趣了，但开始对引发毁灭的物质有了兴趣，尤其是蛾，而蛾显然喜欢蜂蜜。理查德跟杰比提过，他想做出一件雕塑，表面密密麻麻挤满了在吃蜂蜜的蛾，根本看不出底下雕塑的形状。他那边的窗台上排着一罐罐蜂蜜，里头浮着小片蜂巢，仿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胚胎。
杰比是四人之中唯一的古典派。他是画家，更糟糕的是，他是具象画家。他在研究生院时，根本没人在乎具象作品。其他的任何东西，不管是录像艺术、行为艺术，还是摄影，都比绘画更令人兴奋，而且真的，任何东西都好过具象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这样了。”有回杰比跟一个教授抱怨，那教授叹气说道：“你知道海军陆战队那句格言吗，‘少数的，勇敢的’，我们就是这样，孤单的失败者。”
这些年来，他不是没试过其他东西、其他材质。（那个愚蠢、冒牌、衍生自梅雷·奥本海姆的头发计划真是廉价无比！他和马尔科姆还因此大吵一架，是他们吵得最凶的一次。当时马尔科姆把那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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