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鹏 陈宝琳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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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家风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名士家风
作者：方鹏，陈宝琳主编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3
ISBN：97875680498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第一部分 教育篇第一节 孔子：诗礼立身“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我国至圣先师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经典教育思想。它提醒我们：谈吐行事能够彰显自身修养，在读《诗经》、学礼的过程中，我们既能了解自然、洞察社会、精通礼数，又能提升语言、丰富情感、修身养性。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人格的完善是齐家治国的前提。为人父母者，常以修身为出发点，来教育子女、塑造家风，进而濡染后人、化成天下。在子女教育这方面，孔子的母亲颜徵在为天下父母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家 世 渊 源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创办私学、删定六经，创立了儒家学派，也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在称道孔子对中国教育的杰出贡献时，应当认识到，作为孔门家风的重要体现者，孔子不仅奠定了孔门后代的家学渊源，也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教育发展的方向。然而，在孔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人，她为孔氏一族的家学风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中国家庭教育提供了好的范例。她就是孔子的母亲颜徵在。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在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六世祖得“孔”这一姓氏，称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父所杀。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逃避宋国内乱逃到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
叔梁纥是鲁国当时有名的武士，人品出众，立过两次战功，曾因单臂托住悬门让冲进城池的部队撤出而闻名。叔梁纥曾任陬邑大夫，他的正室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虽然生了长子伯尼(一说叫孟皮)，但这孩子天生有腿部残疾。按照当时的规矩，女儿和有残疾的儿子都不能续嗣，叔梁纥因此向颜襄求娶他的女儿。
据《孔子家语》记载，颜氏有三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叫颜徵在。颜襄问他的三个女儿：“陬邑大夫叔梁纥，父亲、祖父为卿士，他是先圣王裔。他身高十尺，武艺高强，我很喜欢他。叔梁纥年纪有点大，有些严厉，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你们三个谁愿意做他的妻子？”两个大女儿都默不作声，只有小女儿颜徵在上前回答说：“一切都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不用再问了。”颜襄听出了小女儿的言外之意，说：“你嫁给他能行。”于是，颜襄就将小女儿嫁给了叔梁纥。
此时，叔梁纥已经66岁，而颜徵在却只有15岁，由于年龄相差悬殊，二人成婚于礼数有些不合，因为当时结婚生子的合适年龄是男性应该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应该在14至49岁之间。凡是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外的都是不合礼仪的。叔梁纥于是和颜徵在搬到尼山居住，不久，颜徵在怀孕了，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十月在陬邑昌平乡生下孔子。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的所谓“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相传颜徵在曾祷告求子于尼丘山，而后才怀有身孕，此外，孔子出生时头顶凹陷，因此，叔梁纥给孔子取名为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病逝，母亲颜徵在失去庇佑，被正室施氏逐出家门。颜徵在带着孔子的庶兄孟皮与孔子移居到曲阜阙里，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尽管父亲早逝、正室驱逐给颜徵在母子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这位不平凡的母亲却在孔子的教育上逐渐显现出孔门家风家教的优势，因为她理解丈夫叔梁纥年近七十仍然坚持娶妻生子，就是为了让孔家能够有个顶门立户、光耀门楣的后嗣。为 母 则 强
传说孔子天资聪颖，母亲教他说话，往往一遍即会，并且铭记不忘。但这仅仅是个人天资的优势，至于“学什么”“如何学”则与母亲颜徵在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
颜徵在出身书香门第，在孔子很小的时候，她就教导孔子要做一个心存理想、不断进取的人。颜徵在深谙学习之道，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并且，她认为一个人只有学礼、知礼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因此，她自小就引导孔子了解礼仪、学习礼仪，激发孔子学礼、知礼的兴趣。
当时，孔子居住的地方与宗府离得不远，每到祭祀的时候，颜徵在总会想办法让孔子前去参观。所以，孔子从小就对祭祀礼仪非常熟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意思是说孔子经常会寻找一些东西玩“过家家”的游戏，来模仿祭祀之礼——上香、献爵、奠酒、行礼、读祝、燔柴。据说孔子六岁时，和邻居阿牛一起玩母亲教他的“礼容”的游戏。他们在街上摆出锅中陶制的豆、盘等东西——这些东西是孔子的母亲织了半匹布，专门托邻巷的伍浮子为孔子制作的。在游戏中，孔子扮演相国，阿牛扮演国君，孔子满脸严肃，一本正经地对阿牛鞠躬行礼。忽然，阿牛从国君的位置上跳了起来，指着孔子背后笑起来，他正想说话，孔子抬起头来，严厉地瞪了他一眼，说：“国君怎么可以在祭祀的时候不讲礼仪，随便离开座位呢，而且还嘻嘻哈哈，成何体统？”阿牛丝毫不理会，仍然笑着说：“你真是好奇怪的一个人，这个游戏一点儿都不好玩。”孔子板着脸说：“这是母亲教我的，她说‘礼’是文王、周公两个大圣人制定的，应该好好学习，她还编了这个‘礼容’的游戏让我玩，明明很好玩嘛。”很显然，此时的孔子在母亲颜徵在的引导下，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礼仪。
作为母亲，颜徵在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她笑着问儿子：“你天天以此为消遣，难道是想学会了礼制，去做礼官不成？”这种言语的引导其实是要激发孔子深入学习的强烈欲望，鼓励他去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她要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有学问、懂礼仪、能出人头地的人。
当颜徵在感到自己的引导与教育无法满足儿子的需求时，她转而向自己的父亲颜襄求助。孔子的外祖父颜襄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他非常喜欢这个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的外孙，于是倾尽自己的才学教导他。颜襄引导孔子：“在做人方面，君子应当有三方面的思虑：一是年少的时候不勤奋学习，年长之后一无所长；二是年老的时候不传授教学，死后就会无人纪念；三是家有余财不肯布施，到时候自己穷了就无人会出手救助。在为官方面：若将来能够出仕，身居高位，执掌国权，应当效法远祖尧、舜的治国方略，恪守文王、武王的法度，顺应天时，察看地利。这样，小的成就是可以教民安乐，大的成就则可以平治天下，自己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圣人。”颜襄的倾心教诲帮助孔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
孔子遵从母亲的嘱托，刻苦读书，稍微长大一些，就外出做事，赚取酬劳，孝顺母亲。《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大了，做些帮人算账、管理畜牧等事宜。”等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和父亲一样身材伟岸，做事勤恳。颜徵在看到儿子读书“学无常师”，几乎“无师自通”，非常欣慰。遗憾的是，她没能够看到儿子更为辉煌的成就，终因操劳过度而病逝，享年竟不足三十五岁(公元前537年逝世)。孔子在母亲去世后依照礼制服丧三年。
孔子，一代至圣先师，竟是由一位年轻的寡母教养出来的。这位母亲，能够认识到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礼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并且时刻关注儿子的学习变化，理解并帮助他培养自立的品格。这样的母亲值得后世的父母尊重与学习。诗 礼 相 传
母亲的教导让孔子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看重“诗”学，同样重视“礼”教，把“诗”“礼”看作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的女儿为妻。一年后，亓官氏为孔子生下一子。孔子当时是管理仓库的委吏，深得鲁昭公赏识。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以国君亲自赐予贺礼为莫大的荣幸，因此，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孔鲤五十岁时先于孔子离世，《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孔鲤施教的点滴，我们由此可以窥见孔门家学的延续。《论语·季氏》中记载，孔子的弟子陈亢询问伯鱼(孔鲤)是否在老师(孔子)那里获得不同的教诲。伯鱼想了想回答说：“有一次父亲独自站在庭堂中，我毕恭毕敬地走过，他问我：‘学过《诗》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便不善于说话。’于是，我回去后就开始学《诗》。”这里，《诗》即是西汉以后被尊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又称《诗三百》。孔子很重视《诗》的学习。《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曾说：“怎么能不学《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自然与社会，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在家可以侍奉父母，出仕为官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孔子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其中的“事父”“事君”关系到孝、忠等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伯鱼还告诉陈亢：“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我：‘学过《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足社会。’我回来以后就开始学《礼》。”这里，《礼》是指《礼记》。孔子非常重视学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人的一切言行都以礼为最高准则，言行只有符合“礼”的标准，才能成为道德品质优良的人。这一点与其母亲颜徵在对教育的认识有着相似性。
陈亢听了伯鱼的话非常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知道了三件事：学《诗》的重要性、学《礼》的重要性，同时，还知道老师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并没有特别的关照。”
这就是“孔鲤过庭”的典故，后世用它来比喻子女、学生接受家长、老师的教诲，“鲤庭”则被用来表示教育的场所。《论语·阳货》中还记载，孔子对伯鱼说：“你读过《周南》《召南》吗？一个人如果不读《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而无法前进。”《周南》《召南》是《诗经》中的名篇，孔子把它们当作学礼的教材，来表达“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
由此可见，孔子尽管忙于自己的事业，但从未疏于对儿子孔鲤的教育，他从“诗”“礼”入手，目的是让儿子认识到治学与修身是有机统一的。孔鲤去世后，留有一个儿子孔伋，也主要由孔子教导。
孔伋，字子思，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孔伋出生时，孔子68岁，孔伋的父亲孔鲤去逝，加之后来母亲改嫁，所以，教育孔伋的重任就落在孔子的肩上。孔子对孔伋寄予厚望，在教育方面，仍然坚持“诗礼立身”的原则。《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孔伋)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子思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了孔伋的话之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在祖父的教育下，孔伋逐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后来，孔子去世，孔伋又跟随曾子继续学习。因此，《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孔伋师从曾子继续学习，事实上也是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表现之一便是他也十分重视“礼”，也身体力行遵守礼仪。据说，孔伋得知生母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意思是，孔伋的母亲改嫁了，现在去世了，孔伋在孔氏祠堂哭泣是不符合礼仪的。孔伋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后来，孔伋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
孔子、孔鲤、孔伋，孔门三代，孔子被尊为“圣人”“至圣先师”，孔伋被尊为“述圣”，唯独孔鲤一生毫无建树。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孔门家学教育的遗憾，然而有一个故事却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据说孔子回到鲁国之后，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在一起聊天。这时，孔鲤对天下闻名的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啊不如我的儿子。”接着，又扭过头来对才华横溢的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啊不如我的父亲。”可以想象，孔鲤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定然是祖孙三代哈哈大笑。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笑声背后更多的应该是心酸和反思。历史上的孔鲤一生的确毫无建树，他为了成就父亲的事业，让孔子没有后顾之忧，甘愿选择了平凡，勤勤恳恳地照顾家庭、赡养父母，这原本就是一种甘于平凡的姿态，本身就符合孔子教育提倡的首要礼仪——“修身”。这种在平凡中追求人格的完美，是一种心境、一种幸福、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孔鲤其实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孔子和孔伋的成就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军功章”里也应该有孔鲤的一半。《劝学》有言道：“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学习，因为学习使人明智，学习使人知礼，学习使人正行。而父母长辈在子女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只有明确教育的方向，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推动子女健康成长。个人的健康成长推及整个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整个社会、国家才能呈现出良性繁荣的局面。附：相关历史史料节选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论语·季氏》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第二节 泰瑛：循规教子《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原本是孟子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时能够“法先王”“选贤才”的呐喊，蕴含着健全制度、规则之意。后来，这句话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名言警句。的确，在日益复杂、紧张的社会竞争中，到处充斥着是与非、正与邪，如果没有“规矩”，往往会使人感到困惑与无助，因此，人们对“规矩”日益重视。聚焦当下的家庭，独生子女居多，很多父母本身就是独生子女，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往往包容、迁就多于严格、严肃，以至于最后，子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毫无约束。要知道，家庭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如果家庭教育没有“规矩”可循，那么子女将难以成人成才。在家学传承教育中，南郑杨矩的妻子泰瑛教子有方，严格遵循教育的“规矩”，使子女正道直行、有所成就，无疑给当下父母教育子女以重要的启示。家 教 从 严
西晋南郑(今属陕西)杨矩的妻子叫泰瑛，益都人，是掌管朝祭礼仪之事的大鸿胪刘巨公的女儿。泰瑛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人贞节和顺，通达礼仪。她嫁给杨矩后生养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杨矩在世时，儿女颇受其教导，无奈他英年早逝，将六个孩子留给泰瑛一人抚养，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然而，泰瑛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只要他们日常学习、生活有什么问题，就耐心说服指正，很有“虎妈”的味道。
泰瑛的长子叫杨元琮，字元珍，性情自由放荡，不太注意规矩礼节。父亲在世时，尚能对他有些约束，虽然行为时时有不检点之处，但是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然而，父亲去世后，元珍感觉没人管束得了他了，于是，他在思想和行为上开始放任自己，成天和一些不爱读书的富家子弟胡吃海喝。长兄行为如此，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泰瑛对此非常恼怒，多次严厉地批评元珍，但他都不思悔改。
有一次，晚饭时间过去很久了元珍还没有回家，泰瑛估计他又和那群酒肉朋友出去花天酒地了，于是，就思量着怎么能给他一点儿教训。果然不出泰瑛所料，没过一会儿，元珍满脸通红，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不知道又在哪里喝得酩酊大醉，嘴里不停地吐出呛人的酒气。
三国时期经学家王肃在《家戒》中说：“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意思是说，饮酒对他人是一种礼节的表达方式，对自己是一种怡心养性的行为，都是为了增强欢乐气氛。但我们必须把握一个“度”，过量饮酒，酒就成了一种祸害，甚至会给人带来灾难，因此，我们面对酒不能不慎重。元珍的母亲泰瑛作为知礼之人，怎能不知道这些道理？这也是她反对儿子酗酒的原因。这一次，元珍明知故犯，泰瑛自然要从严管教，否则，他一定会沾染上恶习，后果将不堪设想。
话说元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第二天起床后，就把昨晚醉酒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当他有事要找母亲泰瑛时，泰瑛根本不理他。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十天，泰瑛对待元珍都是这个态度。这时，元珍慌了，意识到母亲这次是真生他的气了，他有些后悔。于是，他跪在母亲面前，检讨自己的错误：“儿子不孝，不务正业，整天吃吃喝喝，惹您生气了，以后，我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元珍请求母亲原谅他。泰瑛还是不理会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而元珍呢，就一直跪在地上不起来，苦苦乞求母亲的原谅。这时，看到儿子的确有痛改前非之意的泰瑛才扭过头，生气地对儿子说：“你父亲去世得早，留下你们兄妹六人，我一个寡母抚养你们容易吗？你是哥哥，本来是应该给弟弟妹妹做个学习的榜样，帮我带好他们，但是，你看你自己现在天天在外面吃吃喝喝，你让他们向你学习什么？和你一样学着出去酗酒？我如今还在，你就这样胡作非为，将来我老了，不在人世了，还不知道你要胡闹到什么地步？像你这样做哥哥，我怎么能够放心呢？”
元珍听了母亲的话，深受震动，他向母亲一再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出去胡闹，一定学好，给弟弟妹妹做个好榜样。
面对同样的问题，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包容、谅解，甚至认为孩子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明白很多道理，改变自己的行为举止。殊不知，年少时的心性、行为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如果身为父母，选择一时的迁就，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在饮酒习性方面，不单是作为母亲的泰瑛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儿子有严格的管束，后世也有很多家族在此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在浙江省浦江县的郑氏家族，曾被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它历经宋、元、明三朝三百多年时间，相继十五代人同财同食，是个和睦相处的大家族。郑氏家族的《郑氏规范》中有一条就是：“子孙年未三十者，酒不许入唇，壮者虽许少饮，亦不宜沉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顾尊长，违者箠之。”意思是说，郑氏子孙年纪不到三十岁不允许喝酒，壮年时期可以喝酒但不能贪杯，更不能不顾尊长吵闹喧哗，如果违反这一条规矩，就要棍打、鞭抽以示惩戒。
所以说，为人父母者，在子女家教方面应当有规可依，管束当严，一定不能以慈当先，放任自流。结 交 益 友
泰瑛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恪守规矩，“严”字当头，一方面是希望他们有责任心，体现在对长子元珍的教育上；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子女结交益友的期待，体现在泰瑛对次子仲珍的教育上。
泰瑛的次子仲珍，年少时虽然不像大哥元珍那样与一帮富家子弟吃吃喝喝、不务正业，但交往的朋友也是一些不求上进的人。有一次，仲珍没有经过母亲的同意，就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泰瑛一看这群人，都是一些不求上进之人，心里很是担忧。事后，泰瑛对仲珍说：“结交的朋友都是有德有才之人，这样才能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彼此的德才才会有长进。你仔细想想，你结交的这些朋友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仲珍听了母亲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连连点头称是，后来逐渐疏远了这些朋友。
交友是人的基本需要，对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意义重大。结交朋友，一定要选择人品好，正直，有责任心、爱心的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益友。与他们交往，可以沟通感情、交流思想、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反之，如果交友不慎，小则损人害己，大则祸国殃民。因此，泰瑛对元珍、仲珍的交友就十分重视，唯恐儿子交友不慎。
对此，明代的王阳明在《客坐私祝》中总结说：“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懆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言下之意，那些具有谦恭、正直、诚信等高尚品格的人是值得深交的，相反，冥顽贪婪、骄奢淫逸之人则要敬而远之，这样才能全身避祸。
杨家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严厉的母亲泰瑛，才使得子女在成长的路上都能正道直行，颇有出息。《颜氏家训》里讲：“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君子必慎交游焉。”从寡母泰瑛对元珍、仲珍的家庭教育范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如严师出高徒一样，严母出贤子。为人父母者，没有不希望子女能成龙成凤的，而怎样才能让子女成龙成凤呢？在子女成长的启蒙教育中，固然需要慈爱、包容，但切不可丢掉“严”字，丢了“严”字，弱化了“规矩”的存在价值，子女在为人、交友、行事等方面就少了原则、底线，人生风险等级也就提高了。附：相关历史史料节选
泰瑛，南郑杨矩妻，大鸿胪刘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矩亡，教训六子，动有法矩。长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见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帅群弟子？”元珍叩头谢过。次子仲珍白母请客，既至，无贤者，母怒责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贤人，兄弟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人。故时人为语曰：“三苗止，四珍复起。”——《华阳国志》卷十(下)第三节 刘寔：言传身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生的学校、“规矩”的摇篮。父母作为子女成长的第一任老师，是家规家风的垂范者、孕育者。当下，我们常以“言传身教”来强调父母在子女家庭教育方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重要意义。殊不知，很多为人父母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言传身教”的真谛，并将它落实到实际的家庭教育中，他们或许像西晋的刘寔一样，片面地理解了“言传身教”的内涵，导致在子女教育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疏漏，为家族留下家规家风传承的些许遗憾，也给后世为人父母者敲响了家庭教育的警钟。身 教 楷 模
刘寔，字子真，西晋高唐(今山东高唐)人。他经历了武帝、惠帝、怀帝三朝，由子爵、伯爵进封侯爵，还担任过尚书、司空、太保、太尉、太傅等高官，享年九十一岁。
刘寔的父亲叫刘广，曾任斥丘县的县令。但是，身处魏晋这个乱世，刘家并没有因为有个当县令的父亲，日子好过到哪里去，更何况这个县令父亲又早早地去世了。据《晋书》记载，刘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所谓“薄屋出恭亲”大概便是如此吧。一个搓绳做牛衣，甚至做过乞丐来维持生计的少年郎，却早早地懂事了，他知道要更加努力勤奋，所以，即使干活儿的时候，刘寔也不忘记吟诗诵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光宗耀祖。最终，他做到了。
一方面，刘寔精通儒学。他曾著有《春秋条例》一书二十卷，《左氏牒例》一书二十卷。刘寔还有一个弟弟叫刘智，也是个大学问家。据说当时有位叫管辂的人对刘家兄弟二人非常推崇，他曾经说：“我与刘颍川(指刘智，他曾任颍川太守)兄弟交谈，感到神思清发，一天到晚都没有困倦之意，和除他们之外的其他人交谈，白天也会感到困倦。”由此可见，刘家兄弟虽然出身贫寒，但能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拥有突出的学问，获得他人的尊敬。
另一方面，刘寔品德高尚。刘寔年少家贫时，拄着棍子徒步行走，每逢到了休息的地方，他都不打扰主人，砍柴、烧水一类的事情都自己料理。后来，刘寔做官了，地位显赫，但他仍能严于律己，注重品德修养，崇尚简约朴素，不追求奢华。《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刘寔如厕的故事。
这里要提到西晋当时的首富石崇。有一次，刘寔有事上门去拜访他，恰好内急，想借石崇家的厕所一用。结果呢，他一步跨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只见那屋内摆着华丽的被褥，墙上挂着锦绣帐帷，旁边侍立着手捧香囊的美貌丫鬟。见此情景，刘寔吓得赶紧退了出来，对石崇说：“对不起，我错进你的内室了。”
石崇听了，得意扬扬地说：“你并没有走错，你进去的，正是我家的厕所呀！”
原来，那屋子里面的丫鬟是守厕婢女。刘寔只好再次走了进去，可是，最终他还是走了出来，对石崇说：“我还是到别的厕所去吧。”
这个故事如若放在今天，可能很多人会笑话刘寔没见过世面。诚然，刘寔的家底与石崇相比是差了许多，但是，我们都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刘寔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却没有府第宅院，为官所得的俸禄，都用于赡养亲属、帮助故旧了。试想，如果刘寔没有克勤克俭、表里如一的品行，也倾其所有，甚至贪污腐败，去建造一个类似的奢华厕所，那么，到了石崇家的厕所里还至于会诧异而不习惯使用吗？
此外，刘寔生活在礼教衰微的西晋时期，但他却依礼行事、正道直行。当大多数人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争着做官、大捞钱财的时候，刘寔却写下《崇让论》，倡导大家互相谦让。在第一任妻子的丧期里，刘寔按照苴杖居庐的制度办丧事，坚决不与其他女子同房，严格恪守儒家的礼仪。
正如当时在朝的左丞相刘坦所言，刘寔一生凭借清廉纯朴的节操，持久不变的高洁品质，志向正大，越老越坚定，由此，才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据《晋书》记载，刘寔去官归乡二十多年后，惠帝去世，他不顾年迈体弱，赶赴京师祭奠。不久，怀帝即位后，再次授予刘寔太尉之职加以起用，但刘寔因自己年迈而坚决加以推辞。后来不得已，怀帝赐给刘寔几杖，不参加朝见，国家大政随时请教于他。《论语·子路》有言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家长，刘寔一生表里如一、笃学不倦、克勤克俭、依礼行事，无疑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成为家庭教育中“身教先于言教”的典范。然而，刘寔的家庭教育到底怎样呢？言 教 缺 失
刘寔一共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卢氏在生下儿子刘跻后去世了，华家要把女儿嫁给刘寔。刘寔的兄弟劝他说：“华家一家子人大多贪婪，你如果娶了他家的女儿，将来必定会败坏门风、招来祸患的。”但是，刘寔推辞不了，最终还是娶了华氏作为第二任妻子，并生下了儿子刘夏。
按理说，生活在父亲刘寔身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子女应当受到父亲高尚品德的影响。但令人不解的是，刘夏是个“坑爹”的娃，他遗传了华氏家风，和父亲刘寔的品行完全两样。刘夏为官时，刘寔在镇南军司的任上。后来，刘夏因为贪赃枉法而东窗事发，牵连到了父亲，清正廉洁的刘寔被朝廷免了官职。后来，朝廷重新起用刘寔做大司农，掌管全国的农业生产。但是，刘寔刚复出做了一阵子的官，又因为刘夏受贿再次被免。作为父亲的刘寔着实委屈啊。
此时，刘寔年纪也大了，干脆就回到山东高唐的老家。每次回乡探亲，乡亲们都会用车拉着酒肉款待他。刘寔每次都难以拒绝乡亲的招待，但是，他总是与大家吃喝完毕后，将剩下的酒肉退了回去。当和朋友谈起自己因儿子而被罢官的这段经历，刘寔心里总是有个疙瘩。后来，有位朋友对刘寔说：“是啊，您品行高洁一世，是出了名的清官。为什么儿子却不能这样呢？您怎么没有好好教育他们，教他们学习您的良好品行、为官之道，让他们改过自新呢？”刘寔听了有些不以为然，说：“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人教我，还不是世代流传下来的，子女们对此都一清二楚。他们自己不能效仿我，这难道是我反复说教就能改变的吗？这应该是性格决定命运，而不是教诲能够改变的。”
刘寔的这番言论在很多人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连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都认为“身教先于言教”。然而，刘寔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的确，儿子出了问题，首先应当由他自己负责。但是，身为父亲，只知道注意自己的品行修养，并指望儿子从自己的言行中获得教化，不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去引导、教育儿子，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身教”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适时地加以必要的“言教”，那么“身教”发挥的作用也不会明显。刘寔错就错在，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意识到“身教”与“言教”是相辅相成的，他过于强调“身教”，而忽视了“言教”的作用，由此，没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好在朋友的分析使刘寔深受启发，他意识到小儿子刘夏的违法犯罪行为与他不正确的教育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自此，刘寔切实负起了自己作为父亲的教育责任，既注重“身教”，也注重“言教”。在他的培养教育下，长子刘跻发展不错，后来官至散骑常侍。
刘寔教育子女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必须意识到子女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模仿学习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他们在对周围人示范性影响的接受上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所以，一方面，家长以身作则是家庭教育成功的首要的前提。就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的一样：“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重，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这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就要首先成为那样的人。这就是《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也要意识到，子女在对身教影响的接受反应方面也会受到自己已有知识、经验、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制约，面对父母的“身教”引导，他们可能会按照这种行为模式去做，也可能不认同，行为模式与之背道而驰。因此，父母在“身教”的同时，要随时随地进行必要的“言教”，循循善诱地告诉子女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人。只有“身教”与“言教”二者切实配合，才能优势互补，取得最佳的家庭教育效果，也才能减少刘寔那样的家庭教育遗憾。附：相关历史史料节选
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
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晋书·列传第十一》第四节 陈省华：教子当严
当下，独生子女是特定时代的一个特殊种群，他们以自身的独特性打败了许许多多的教育理论，以至于在面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时，父母很多时候都显得拘谨而无助——子女因其“独”而心理脆弱，因其“独”而霸道任性，父母也会因其“独”而过度宠溺，因其“独”而害怕失去。面对这些独特的教育对象，作为父母究竟是应该宠爱，还是应该严格呢？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我不相信教育是快乐的，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的确，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不能打着“爱”的旗帜无条件地纵容子女，也不能过分地苛责子女，而是要尝试着追求一种真诚的爱与严格的要求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要严得有理、有度、有爱。在这样的家庭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才会自律、自爱、有发展前景。在这方面，北宋陈省华的教子方略值得家长反思借鉴。家 世 渊 源
今天的阆中市东山南岩有几个别名叫书岩、读书岩、台星岩、状元洞。明代嘉靖时期的《保宁府志》有记载说：“南崖乃南唐高士安隐居之所，陈尧叟三兄弟读书于此。”这个南岩(崖)位于大象山上，是天然岩穴，长34米，深约20米，穴口高4米。北宋陈省华的三个儿子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三兄弟曾在此读书。后来，陈尧叟、陈尧咨高中状元，陈尧佐中了进士，故南岩有“状元洞”之称。又因为陈尧叟、陈尧佐官至宰相，陈尧咨文武双全，官至节度使，成为将军，又有“将相堂”之说。仁宗至和二年冬至嘉祐元年春，苏轼过阆中题“将相堂”刻于石壁。后来因为北宋真宗时，真宗为阆中市的三陈故里读书处御题“紫薇亭”名，又得了“星岩”之名。阆中因此而闻名。
陈家三子世称“三陈”，陈省华本人也是进士出身，故陈家也有“一门四进士”的荣称。而陈省华的孙女婿傅尧俞也是状元，与陈家三子并称为“陈门四状元”。
从古到今，达官显贵人家的儿子多是玩世不恭、纨绔无用之辈，但是陈省华的三个儿子能取得如此成就，不能不说他教子有方。《宋史》记载，陈省华(939年—1006年)，字善则，原内蒙古河朔人。曾祖父陈翔为唐末并门的书记官，王建进入四川后，陈翔被任用为从事，追随王建左右。后来陈翔因为向王建陈述迁顺的利弊，劝王建不要称帝而违忤了王建，被王建派出做了四川的新井县令。后来，陈翔弃官居住在西水，他的儿子陈诩听说后，带着妻子、子女与陈翔团聚，移居阆中县。陈氏一家由此定居阆中。
陈省华才智过人、处事精干、注重水利、善于理财，最初为官担任的是西水县尉。公元965年，宋灭后蜀，陈省华授官陇城主簿，后来又改任栎阳令。担任栎阳令期间，郑伯渠为邻县强占，陈省华下令疏通水道，使两县均沾利益，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与支持。后来，陈省华调任苏州做知府时，一上任就遇上了水灾，他又组织人力收埋死者、赈济灾民、安置流民，取得了宋太宗的“诏书褒美”。陈省华还曾经临危受命做过郓州领事，负责治理黄河缺口。在那里，他亲自率领军民苦战，终于使黄河回归旧道。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宋太宗看出陈省华有理财的本领，又马上任命他担任受黄河危害的京东路的转运使。陈省华的努力既让陈氏家族享有“水利世家”“经济世家”的荣誉，也为自己赢得了皇上的特殊礼遇。宋真宗时期，陈省华因为认真操劳而生病，真宗竟然“手诏存问，亲阅方药赐之”。
陈省华去世，皇帝特赠太子太师，加封秦国公。他的妻子冯氏被封为鄢国夫人，寿满108岁。
人说“虎父无犬子”，这句话形容陈省华家族是再恰当不过了。如前所述，陈家三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而这一切，都与陈省华严格的家教是分不开。严 从 己 出
陈氏一门，父子尽是显贵，社会地位极高。除陈省华在朝为官，陈家长子陈尧叟(961年—1017年)，字唐夫，端拱二年(989年)中了状元，官至光禄寺丞、直史馆，历任河南东道判官、工部员外郎，升任广南路转运使、广南安抚使。陈家次子陈尧佐(963年—1044年)，字希元，端拱元年(988年)进士及第，历任魏县、中牟县尉，朝邑、真源诸县知县。陈尧佐同时又是水利专家，治水功劳卓著。并且擅长书法，能诗善文，著有文集《潮阳编》《野庐编》《遣兴集》《愚邱集》等三十卷。陈家三子陈尧咨(970年—1034年)，字嘉谟。咸平三年(1000年)中状元，文武双全，历任将作监丞、通判、团练副使、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工部郎中、永兴军节度使、安国军节度使、武信军节度使等职。尽管三个儿子在外受人尊重，但是回到家里，家规极严，仍然要听命于父母，不敢逾越规矩。
在家里，陈省华常对家人说：“官职越高，越要严于律己，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据《宋史》记载，陈家来了客人，身居官位的陈尧叟兄弟几人也只能站立在父亲左右侍奉着，每次都弄得客人们很不好意思。
陈家家规之所以能对子女如此严格要求，是因为为人父母，他们也是严于律己的。
陈省华的妻子冯氏本人性格严厉，以节俭为本，不许子女奢侈浪费，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儿子归来，如有不当之处，她也一定会施以杖击，加以管束。相传阆中南部的金鱼桥就是冯氏杖击三子陈尧咨的地方。更让人诧异的是，身在如此豪门，冯氏仍旧每天亲自带着儿媳妇下厨。
史书记载，陈家大儿子陈尧叟的妻子出身名门，是当朝工部尚书马亮的女儿。马氏在家时很受娇宠，从未下厨房做过饭。进入陈家后，公公陈省华就吩咐她下厨房。马氏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不久，她实在不愿意在厨房待下去了，于是一天晚上，就对丈夫说：“你是当朝宰相，我是宰相夫人，还要天天下厨房，让人知道了岂不笑话？你去和父亲说说，免了我下厨房吧。”谁知陈尧叟听了摇摇头说：“我父亲对家人要求一向十分严格，说一不二，我可不敢去说。”
既然丈夫不愿意帮忙说情，第二天，马氏就找个借口回娘家搬救兵去了。见了父母，马氏便哭诉公公天天要她下厨房做饭的事。并且要挟说，要是陈家再让她下厨房，她就永远不回去了。父亲马亮一听，看女儿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就皱起了眉头，心想，陈家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女儿呢？于是，马亮对女儿说：“我去找亲家说说，以后不让你下厨房便是了。”听到父亲这么说，马氏破涕为笑了。
不久后的一天，在上朝的路上，马亮遇到了陈省华，两人下车并肩而行。马良说：“亲家，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在家从未下过厨房，又不会做饭，以后你就别让她一个人天天下厨房给全家做饭啦。”
陈省华听了，心里很不高兴，感觉马亮是在指责陈家虐待他女儿。陈省华平复了一下情绪，对亲家说：“我并没有让她一个人做全家人的饭啊。你的女儿只是跟着我那笨拙的妻子在厨房里打打下手罢了。她年纪轻轻的，不去学学手艺，难道每天让她婆婆一个人做全家人的饭吗？”
马亮听说每天主持做饭的是陈省华的妻子、女儿的婆婆，他肃然起敬，惭愧地说：“亲家，对不住，我不了解情况。以后，我的小女就烦请你多多管教吧，我明天就让她回去。”可怜的马氏，向丈夫求救不成，现在父亲也站在陈家的立场赞成她下厨房，她也只好不再抱怨，天天跟着婆婆下厨房了。教 子 甚 严
陈省华夫妻二人严于律己、严格治家，言传身教毫不含糊。三个儿子个个有出息，并不是偶然的，都与他们教子严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儿子陈尧咨在年轻的时候，箭法极好，远近闻名。他能拿铜钱做靶子，让箭从铜钱中间的方孔不偏不倚地穿过去。同时，陈尧咨文采也很好，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识他。
有一天，陈尧咨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到集市上。这匹马皮毛油光发亮，又高又壮，蹄脚有力，踩地是坑、踏石冒星。很多人都被这匹骏马吸引了，纷纷称赞这是一匹好马。陈尧咨呢，看着大家围着他问这问那，称赞他的马好，他也是得意扬扬的。这时，一位过往运货的商人走过来，仔细看了陈尧咨的马，给了一个高价，把马买走了。
陈尧咨拿了钱，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乐滋滋地回家了。原来，他卖掉的这匹马多年以来一直养在家里的马厩里，虽膘肥体壮却毫无用处，原因在于这马不听使唤、没法驯服，既不能驮货，也不能让人骑射，发起脾气来，抬腿踢人、张口咬人，家里不止一两个人受它的祸害了。如今，陈尧咨把它卖了个好价钱，肯定高兴啦，认为自己为陈家办了一件好事儿，省去了许多麻烦。
然而，就在卖掉那匹马的第二天早上，父亲陈省华散步时刚好经过马厩，发现那匹恶马不见了，就立刻追问家人恶马的去向。家人告诉陈省华，是陈尧咨把它卖了，而且还卖了一个好价钱。
陈省华一向为人正直，从不做昧良心、坑害别人的事情。他听说是自己的儿子把那匹恶马卖了，很是生气，立刻把三个儿子叫到屋里，明知故问：“你们谁把那匹马卖了？”陈尧咨回答道：“是我。”“那你跟人家介绍了那匹马的情况没有？”“没有，要是说了，谁还敢买呀。”陈省华一听陈尧咨的申辩，就更加生气了，严厉训斥道：“你卖掉了这匹马，只道是省了咱家的烦心事儿，可你为什么不替别人想想？那匹马在咱们家，有专门养马的人多年调教都没调教好。好了，现在你把它卖给一个生人，那人又不了解马的脾气，能不出事儿吗？能不伤人吗？你怎么能昧着良心干这种事儿呀！你还不快去把马给我追回来！”
陈尧咨听了父亲的训斥，立即骑上马，去追赶那位运货的商人。幸好，那位商人还没用那匹马驮货。于是，陈尧咨跟买马的商人讲明了马的真实情况，并郑重地道了歉，退了钱，把马又给牵了回来。
在古代，一个家庭能出一位状元就是光耀门楣的大事。陈省华一家父子四人皆为进士，其中两位中了状元，三位官至宰相，这可是家族的光辉业绩。令作为父亲的陈省华欣慰的，不是自己地位显赫，而是自己的儿子个个都超越了自己。
大儿子陈尧叟为官期间，勤政廉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得老百姓的拥戴。他57岁病重去世后，宋真宗为了表示对陈尧叟的恩宠，特意赐陈尧叟的大儿子进士出身。
二儿子陈尧佐在三兄弟中成就最大。他和大哥陈尧叟同一年进士及第，在官场上几起几落。但他公平公正，尤其擅长兴修水利，钱塘江堤坝的修整、汾水河的治理、黄河的治理等，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不折不扣的水利专家。
三儿子陈尧咨性格有些暴躁，后来他因为破格录取寒门学子而受到皇帝的赞赏。虽然陈尧咨是文科出身，但其成就都是武将方面的。陈尧咨64岁去世后，皇帝追赠他武将的最高官职太尉，连大文豪欧阳修都称赞他的箭法举世无双。
陈家三兄弟能够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与其父母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普天之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但对子女的爱，应该爱得有原则、有章法，不能因为纯粹的父母疼爱而忘记了教育的本分。当下，如果我们将陈省华夫妻放在家庭教育的领域里来比照，他们无疑是最牛的家长。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都“以陈公(省华)教子为法，以陈氏世家为荣”。就连元朝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也参考史料记载，把陈氏家族有关教育方面的故事演绎成了《状元堂陈母教子》的杂剧，来礼赞陈氏家族科第之盛皆因陈母教子有方。当今的父母理应对照陈省华夫妻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附：相关历史史料节选
宾客至，尧叟兄弟侍立省华侧，客不自安，多引去。——《宋史·陈尧叟传》
陈省华对客，子尧叟、尧佐、尧咨列侍，客不安。省华曰：学生列侍，常也。——《南部县志》
陈冯氏，南部人，陈省华妻，多智术，有贤行，教子以礼法，以尧叟贵，封鄢国夫人。——《保宁府志》
文苑昭清誉，朝端仰盛才。——宋真宗赵恒《赐尚书陈尧叟出判河阳》
尧叟伟姿貌，强力，奏对明辨，多任知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周记。所著《请盟录》三集二十卷。——《宋史·陈尧叟传》
马困炎天蛮岭路，棹冲秋雾瘴江流。辛勤为国亲求病，百越中无不治州。——同科进士杨侃《送陈尧叟》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欧阳修《卖油翁》
金鱼桥在县西九十里，宋尧咨守荆南归，母冯氏问尧咨：汝典郡有何异政？答云：过客已见善射。母怒曰：不能以孝报国，一夫之技，岂父训哉。击以杖，追所佩金鱼，故名。——《南部县志》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渑水燕谈录》
太尉陈尧咨为翰林日，有恶马，不可驭，蹄啮伤人多矣。一日父谏议入厩，不见是马，因诘圉人，乃曰：“内翰卖给商人矣。”谏议遽谓翰林曰：“汝为贵臣，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祸于人也。”亟命取马而偿其直。戒终老养焉。其长厚远类古人。——《能改斋漫录》第五节 徐思诚：教以尊重
大多数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都拥有很强的能力，他们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社会中“他者”的意图与要求，再自觉地将这些意图与要求渗透到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中。由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父母形成了家庭教育的“亲子教育霸权”。这种“亲子教育霸权”，换句话讲就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长”。所以，多数父母认为自己在子女的教育发展上认定的方向就是对的，子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可是事实又怎样呢？很多残酷的、失败的教育案例告诉我们：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长制文化已被当今社会淘汰，父母居高临下的“统治者”地位与子女俯首臣服的“被统治”地位引发的矛盾冲突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必要的反思，并适时加以调整，才能形成子女成长的良好“范式”，达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教育效果。在这方面，明代的徐思诚为我们今天的家长做了表率。一 代 牛 人
很多人都知道徐家汇是上海繁荣的商业中心。但明朝晚期，这里却是上海县郊区一个不起眼的普通村落。后来，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在此地建立农庄，逝世后又安葬在这儿，后辈们为他筑庐守墓，这个地方才渐渐为世人所熟知。后来，徐氏家族有一支在这里代代繁衍，形成村落，命名为“徐家厍”。另外，徐家厍为法华泾、肇嘉浜和漕河泾三水相汇之地，水运便利，周边多是徐家部分族群的聚居地，所以，此地又被称作“徐家汇”。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后，太平天国军队进军上海，许多难民又聚集到徐家汇，使这个地区人口增多、集市热闹，形成了徐家汇镇。明清时期，徐家汇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中心，而徐光启一族在西学东渐中又无疑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光启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以顺天府解元中举，后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成为进士。崇祯皇帝期间，徐光启曾担任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等职。
徐光启一生的主要成就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被人尊为“徐阁老”“徐阁学”，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农业研究。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牛人”，留给后世太多宝贵的财富：在天文历法方面，徐光启主持修订历法，总编《崇祯历书》，亲自参与《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在数学应用方面，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在农学研究方面，徐光启引进并推广甘薯种植，并著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农学著作，其中，《农政全书》不仅对后世中国，甚至对日、韩两国的农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军事方面，徐光启提倡注重武器制造，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运用理论的第一人，他还提倡选练士兵，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军事条令和法典。此外，徐光启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不仅自己信奉天主教，还把天主教引入上海，开启了上海四百多年的天主教史，为上海发展为远东重要的天主教中心奠定了基础。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逝，崇祯皇帝赠号太子太保、少保，谥号文定。
在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明朝中晚期，徐光启这样一个“牛人”并非凭空诞生的，他体察民生、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源于其父母良好的引导与培育，他们为徐光启提供了良好的成长“范式”。尊 重 兴 趣
徐光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实，他的父亲徐思诚曾经是个商人，后来因为家里财产被盗而破产，之后就主要靠务农为生。徐光启是徐思诚的独子，小的时候很淘气，但也惹人喜爱。徐思诚一心培养他好好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做个大官，为徐家光耀门楣。但徐光启呢，好像志不在此。
据说，有一天，徐光启趴在桌前写一篇老师的命题作文《民莫敢不敬》。题目源自《论语》中的半句话，大致意思是，老百姓对统治者不敢不敬。因为徐光启家境并不富足，也曾经“栽柳烧炭”，他了解农民的遭遇和一些农业生产的状况。面对这样的作文题目，他总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对，所以这文章就写不下去，于是，他索性溜到后花园去玩。
正在织布的母亲钱氏发现徐光启不在家里读书，就叫女儿出去找。而父亲徐思诚听说儿子不好好读书，心里也很是生气。找到徐光启后，徐思诚发现儿子蹲在棉花地里，正全神贯注地观察棉花苗上一根横生出来的枝条。这时，徐思诚并没有立即去叫儿子，而是远远地观察儿子想干什么。但是，当他发现儿子一伸手把那株棉花尖顶上的嫩芽折断时，不由得喊道：“光启，你过来！”徐光启回头一看是父亲，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急忙走到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问道：“什么事啊，父亲？”“什么事儿？你为什么不在家好好读书，要跑出来乱折我的棉花苗？”徐思诚很生气。
徐光启一听，赶紧说：“父亲，您误会了。现在快到立秋时节了，新发的嫩枝是结不出棉花蕾铃的，你看棉花都已经长出两尺多高了，再往上分枝生长，只会浪费养分。如果把顶上的‘冲天心’摘去，剩下来的养分就可以供给下面快成熟的蕾铃，这样，收成才多呢。”
徐思诚听了徐光启的解释觉得好像有些道理，但是，又怀疑摘去“冲天心”会损伤棉花，还是半疑惑半吓唬地对徐光启说：“要是把棉花苗弄死了，我绝对饶不了你。”“这是我向阿康伯学来的本事。阿康伯种的棉花去年比我们家的收成多。我去问了他，是他告诉我种棉花要摘‘冲天心’的。”徐光启向父亲解释。
作为父亲的徐思诚本来还想借这件事情多批评儿子几句，来维护自己的长者尊严，教育儿子要用心学习。但是，商人出身的他也知道自己原本在棉花种植方面就没有经验，听了儿子的这番解释，也觉得可信，他同时想到，身为父亲，如果在儿子面前坚持自己的错误，并借此来批评他，不仅会伤了儿子的自尊心，还会使他将来也学会狡辩，执意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徐思诚向儿子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根据儿子学来的方法，也摘起“冲天心”来。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作为父亲的徐思诚对儿子徐光启所犯“错误”的处理方式都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徐思诚在潜意识中明白：父亲是儿子成长中的“关键人物”，自己的言谈举止、性格修养等是在为儿子的成长塑造一种学习“范式”，对其“模仿”学习和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面对错误，如果作为父亲的自己一边狡辩，一边还教导儿子要诚实，这样的教育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徐思诚能够诚恳地、发自内心地向孩子道歉，这比花时间给儿子讲一堆大道理更有效，因为，知错就改原本就是在为儿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成长标杆。
不仅如此，徐思诚发现徐光启对农业生产很有兴趣，于是就经常让徐光启在学习之余抽空到田里帮助自己种庄稼。这一决定不仅使徐光启养成了尊重农民、热爱劳动、生活简朴的品质，而且学会了不少新的农业技术，养成了钻研科学的实践态度。成 以 尊 重
父亲徐思诚在徐光启的成长教育中能够发现其兴趣与优点，并给予积极的尊重与鼓励，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先进的“扬长教育”，无疑激发了徐光启未来人生的情感力、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徐光启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中学会尊重他人、尊重科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成为大家眼中的“牛人”。并且，他也一以贯之地将这种“尊重”延续到后代的教育中，以“教养”推动后代的成长，而不以“教杀”磨灭他们的天性。
我们知道，徐光启后来身居高位，还做了宰相，对之前的农民生活有着必然的距离感，但是，徐光启始终热爱农民、热爱劳动，勤俭仁爱，并且坚持用这些品质教育自己的子孙。
徐光启对自己幼年时的农民朋友，一直以兄弟相称、以兄弟相待，经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一次，一位叫阿洪的老人来徐光启家，一进门就大声说道：“给老爷请安！”徐光启赶紧上前拉住他，拍着阿洪的肩膀笑着说：“老弟啊，你我从小以兄弟相称，现在仍然应该叫我阿启哥，怎么今天又‘老爷’‘老爷’的叫起来了呢？使不得，使不得啊！”
徐光启不仅自己平易近人，还要求子孙尊重他儿时的朋友，要以礼相待，不许摆架子。有一次，徐光启邀请阿洪到家里，想请教他这些年种植棉花的经验，他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阿洪。忽然，他的孙子尔默跑进来说：“爷爷，爷爷，阿洪来了！”徐光启一听，立刻严肃地对尔默说：“不许这么没大没小的，阿洪是你叫的？你应该叫阿洪公公，以后不许这样没礼貌！”在尊重他人方面，徐光启对孙子的要求十分严格。
对科学研究，徐光启一样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一生读书勤奋，治学严谨。为了搞好各类研究，徐光启的独子徐骥回忆说：“(徐光启)于物无所好，惟好学，惟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从63岁开始，徐光启集中精力编写《农政全书》，经过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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