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峰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试读：

题献

献给路萍与梦鸥，

你们的爱、理解和一无保留的奉献，

是我学者生涯的惟一安慰。作者

总序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社会人文信息之间的流动、分享、读解、诠释、传承、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当代传播学研究，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社会信息与人文价值的流动分享，也考察这一流动、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人类的知识或信息传播，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是人类知识或信息得以生成、固定、传承、读解、接受、变形等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与核心，是文明传播或文化传播。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在名著《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等著作中提出的理论观点、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3）等著作中的分析考察、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等等，是这套丛书的理论基础。

媒介即世界观。今日能量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介，透过自己强大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和头脑，最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加给大众，进而成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丛书在批判西方近代主流世界观及其媒介价值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西世界观在古代和近代形成、确立、传播、成熟的社会历史文化机制，探讨媒介世界观在古今社会的传播方式、在近代社会与西方世界观的激烈碰撞、相互传播与融合，探讨了媒介世界观在当代文明传播的均衡、公正、有序、和谐等层面以及媒介在产业制度、商业运作等领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是国内学术界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传播理论打通、结合的大胆尝试。2005年4月21日

铭言 朝向文明传播，关怀人类命运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社会人文信息的流动、分享、读解、诠释、传承、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当代社会的传播学研究，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社会人文信息与价值的流动分享，也考察这一流动、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人类的知识或信息传播，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是人类知识或信息得以生成、固定、传承、读解、接受、变形等传播机制以及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人类传播的基础与核心，是文明传播。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在名著《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中指出:“米德、马克思、施宾格勒、汤因比等人，都曾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20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这反映我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走向，怀抱着强烈的兴趣。”

当代全球社会空前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人文危机，迫使人们从过于狭隘的学科分类的牢笼中挣扎出来，对文明传播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和综合研究，反思当代文明传播机制的结构性问题，进而揭示这一机制背后的世界观。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名著《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2003）中概括媒介传播行为的本质为“隐喻”、“认识论”、“定义现实的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说:大众传播媒介透过自己强大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和头脑，最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加给大众，进而成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总的看法。近代世界观的主流是创自西方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对“世界”总的看法是:人类原本与大自然一样蒙昧，必须等待“知识”启迪其“理性”，才能摆脱蒙昧，而保障知识、信息自由流动的最好的传播机制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教育文化普及，因此近代世界的主流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大众化。根据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的假设，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必然带来人类理性的进步与普遍的福祉。

世界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很多情况下，当代世界现实与这一世界观的预设背道而驰: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自然并非蒙昧消极，任由人类知识穷加解析和人类意志的操控，而是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比如人类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术越提高，细菌、病毒的“抗药性”越强，直至旧药药性完全失效而必须开发新药，如此恶性循环，旧药、新药的各种无法排除的“副作用”滞留在人体内，使各种无法控制的“怪病”层出不穷、难以应付;再比如农业生产，大量化肥、农药使土壤逐渐丧失肥力、最终变成荒漠;再比如矿藏、淡水等能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不仅使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更污染了全球生态环境……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交往史、传播史表明:自然决不是人类知识和意志的宰制对象，更不是人类满足自身贪欲的资源，而是一个自足的生命体，是人类的母亲，她要求人类的尊重、爱护，而不是剥削、压榨，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度，否则，人类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

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知识或信息也并非必然启迪人的理性，很多情况下，未加正确辨析、诠释、检验、传播的知识或信息的过量涌入，最容易引起人类盲目的物欲冲动，从而冲决理性的脆弱堤防，造成人类社会的巨大动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激增的刑事犯罪、各种社会动荡乃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种族清洗、政治迫害以及精神失常等各种心理疾患……证实了卢梭在1749年写成的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中的历史性结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知识与信息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的道德进步，有时适得其反。他甚至据此呼吁道:“全能的上帝啊!你手里掌握着人类的心灵，请把我们从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请赐还给我们无知、无辜与贫穷吧，惟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们幸福……”

卢梭言之过矣。无知与贫穷不会带来幸福，知识与信息也不会必然带来幸福。关键在于知识与信息是否获得正确的选择、诠释、理解、检验、传播。换言之，知识或信息的传播机制，决定了这一知识或信息的真正价值，一如语言有赖于语境。构成一种知识与信息正确传播的有效机制或稳固环境，是这一知识或信息得以产生、传播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亦称世界观。

综观全球历史，尊奉自然为“天”、“神”，主张人与自然认同、协调的中国世界观，正确设定、诠释了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知识或信息的合理位置，是救济西方近代世界观各种偏颇的良药，也是引导全球社会走出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人文危机的巨大精神力量。

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曰“道”，又称“神”或“天命”，即自足自本、统贯万物、周行不息的自然生命。中文“道”者，路也，宇宙人生之正途，万物得之则生，离之则削，丧之则亡。道又称道体，乃宇宙人生之终极本体。道体广大深微，成全一切，但又缄默不言。究极而论，道乃全然不为人知之终极神秘;相对而言，道乃生生不息之力量。人不知其所以然，故谓之自然，又称“宇宙大生命”。儒家称此生生不息之力量为“仁”，其立义宗旨，特为广袤宇宙中之短暂人生、芸芸万物，有以振拔之、光明之、成就之，使人以万物之灵保障万物生生不息、各得其所，人群组建合理的文明生活，行此生生不已、新新不断之天命，在道德上、精神上得以与自身的本源——道体（自然）重新合一。

准古酌今，可知中国世界观之基础——儒家思想，乃千古不朽之文明智慧，人类传播之道德核心。孔子曰:“道二，仁或不仁而已矣。”可谓道破历史玄机:人类行为合乎宇宙之仁道，则生;反之，则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亦同一旨趣，宜乎道家思想为儒家思想之重要补充。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辅以道家等先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世界观，确保了中华文明在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岁月中取得独步世界的辉煌成就，其尊崇爱护自然、力行道德教化、追求精神提升、万物和谐的文明模式，在世界其他文明盛衰不定的历史急流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稳定、繁荣、与他民族和谐共存等高度可持续性。

中华民族“可大可久”的文明模式，被西元18世纪后半叶开始于西方并迅速向全球扩张的工业革命浪潮、以及必然伴随工业革命汹涌而来的军事扩张、工商业扩张以及社会动荡所打破。工业革命在促成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促使西方社会的资源需求、商品消费以及人口、资财等综合社会能量迅速膨胀，超出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生态极限，西方近代文明必然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和商业扩张，以掠夺海外资源与市场。原本在与自然、社会以及各自文明传统相和谐中宁静生活了千百年的世界其他民族，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整个世界因此陷入动荡不宁与各种流血冲突中。冲突的结果，是许多弱小民族连同他们独特的文明传统，被西方侵略者彻底毁灭，幸存的民族则面临着被同化的巨大危险。

自然与文明的传播史昭示我们:道即自然，即宇宙生生不息之仁爱，万物和谐共存之终极家园、人世之永恒真理。它决计报复一切损害自然与社会公正的行为。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与杰出的生态思想家蕾切尔·卡森等人都曾指出:由于当代人迷信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资源掠夺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因此当代世界可谓积重难返。或许如“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所预言的:直到资源枯竭和生态灭绝，使全球经济与社会发生灾难性的崩溃与停滞时，人类才会觉醒。到那时，不能承受这一打击的社会将首先崩溃，而最具可持续性潜力的社会将幸存。

因此，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不是否弃现代化道路，而是变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而为可持续的绿色现代化、和谐现代化，以中国世界观为引导，全面复兴传统文化，重建政治廉耻与社会公正，迅速有效地推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千方百计地储备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力量，以备在全球性危机与灾难中幸存，并引领全人类走出困境，重建未来。

呜呼!人心易测，天意难知。中华文明能否重演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神奇的文明再生的故事，在目前这场全球生态与人文危机中浴火重生，还是随同当代不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及其文明传播模式一起沉沦，端赖每一个中国人在21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无限深邃的天命，正向那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疾速奔涌。《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腐败者在这积重难返中捞取那空虚的金钱与权力，而“真的猛士”则从这积重难返中葆有其清刚之气，奋然前行，永为民族生命与人类前途之根本保证。

上篇 文明传播模式

第一章 自然生态、人类社会与文明传播

时空的溪流中潺潺流动着不尽的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我们必然要问:为什么我们被赋予生命?生命起源于何处?归宿在哪里?意义是什么?放眼四望，首先涌入视野的，是广阔无垠的世界，我们称之为“自然”。自然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起源。它是永恒的“谜”。从这遥不可测的神秘深处，涌现出一种独特的东西:生物。生物覆盖着宇宙中惟一一个幸运的行星——地球。大约45亿年前，地球在广袤的宇宙间凝成。约15亿年后，地球表面开始出现最早的生物。生物的出现与繁衍，依赖地球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阳光、空气、水等一系列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地球具备。地球表面覆盖着陆地、水和空气，这些养育生命的东西构成了“生物圈”。由于生物圈的分布，我们生活的行星地球展现出惟生命才具有的惊人的美丽与活力。自然以生生不息的美，揭示着自身的奥秘、泄露着自己的“谜底”。

一、自然生态是文明传播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本源

能领悟宇宙之美的，是一种脆弱而奇特的生物——人。人的起源渺茫难知。大约500万年以前，可能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引起森林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的祖先必须从东南非热带草原栖身的树上降落到地面以寻找食物，这些“原人”开始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解放出来的双手能够使用一些原始意义上的工具。大约10万年前，连续4个较短冰期之后，急剧的气候和生态变化极大地促成原始人的大脑发育出新的适应性机能，人类意识的微光开始闪现，直至原始人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用一种彼此相通的东西，来表达共同的生命感受，这时，语言、思想的诞生同时宣告了人类的诞生。

原始人的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的工具制造、群居生活、原始艺术与宗教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学者们认为这一“文化高涨期”与地球异乎寻常的温暖相一致。旧石器晚期文化由于人口膨胀引起的食物资源破坏而于公元前1万年的时候过早地消失了。据估计，旧石器早期世界人口约为12万人。由于气候温暖，人口膨胀，过度的食物采集与狩猎，破坏了原始人赖以生活的狭小生态环境。约1万年前，世界人口激增至500万人，膨胀了42倍的原始人必须迁出祖居地，向全球其他地方迁徙。冰川的后撤使原始人能够走出东南非的热带草原，进入欧亚大陆，并穿过大陆桥，进入美洲和澳洲。在随之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遍布全球的原始人开始尝试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地方，通常是大河之滨，在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黄河岸边，最早的人类文明诞生了。5000年前的文字，记录了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农业革命。河滨灌溉农业使人类第一次出现了剩余，这些剩余足以支撑少数人从事灌溉系统的管理、剩余作物的管理和向神献祭的活动，人类最早的文明生活开始了。农业生活的根本特点是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当自然赐予这些辛勤的农人以丰收时，这些农人——最早的人类对自然感恩戴德;当自然暴怒时，人们则心怀畏惧，于是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产生了。宗教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被沙漠包围的希伯来人的宗教所信奉的上帝是威严的，他要求虔诚;炎热的印度次大陆的宗教是沉思默想的，印度教的神灵指向绝对的静寂;在温和的中国大地，宗教与自然合一，“天”是仁慈的，他养育万物，成就万物，他昭示和谐。“天”又称“道”。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宇宙万物存在、运行、循环的终极真实是“道”，道就是自然，即自我确认、自我肯定、自行决定、本来如此、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操纵的万物生命。中国人又称之为“天命”。万物依从着天命。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决定人而不是人决定自然。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协调。管子曰:“人与天调，则万物之美生。”人是自然的产物，最终复归于自然;自然是人生的根基，也是人生的归宿。宇宙之“道”或隐或显，时明时晦，需要人来发“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是文明。“文”者，宇宙之“道”的显现。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朱熹注曰:“道之著者谓之文”（《四书集注》）;“明”者，将宇宙之“道”显而“明”之，使其焕发光彩、昭若日月，这就是人生的伟大意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之文刚柔交错，阴阳变化;人之文，礼乐文章，和谐天下。自然生命与人文生命的统一，就是“道”。“道”是生之循环，是自然、人类、文明、宇宙万物的和谐共存。因此，文明的奥秘就蕴藏于“生态”之中。“生态”是一切生命和谐共存的完美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而不是现代世界观所注重的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才是文明兴衰的奥秘。

正是这种原初的生命主义的世界观，鼓舞着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人类，在汩汩流淌的生命之泉的岸边，建造了人类的初始乐园——“伊甸园”。“伊甸园”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而成的新月形状的沃土，苏美尔人首先开发了这一地区，建立了复杂的灌溉网，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经形成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使人类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苏美尔人的城市领地被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彼此隔开时，各城市国家尚能和睦相处;当开发耕地的能力大为提高、城市之间的处女地被开发净尽之后，苏美尔人陷入历史性的政治灾难中:组织严密、残酷无情的连年征战使参战各国损失惨重，最终被迫臣服于来自阿拉伯沙漠、趁机崛起的闪米特人。留传至今的一首苏美尔人的诗篇，表现了人类亘古如初的“终极焦虑”:“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久长;无论如何作为，都是空虚一场。”这样的情调在一种不安全的、没落的文明环境中随处可见: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摩天大厦，被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数千无辜的平民一瞬间被化为焦土，人们在震惊、哀悼之余不禁心生恐惧:下一个目标会是什么?四千多年前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的人们无法了解文明以后的命运，正如同伟大的艺术家查理·卓别林在他那部描绘现代文明残酷性的电影《凡尔杜先生》中的一段台词所说的:“婴儿如果知道他要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他一定不愿意出生!”创立文明的人们，也如母亲腹中的婴儿，对此茫然不知。

自然犹如母亲，文明是她30亿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孩子，这个5000岁的孩子由于最近200年的突然壮大，竟然不知不觉中正谋害自己的生身之母!时间的残酷性在于它不可倒流。诗人雪莱写道:“我生是创巨痛深，我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了我，我是太浮、太傲、太和你们一样的不羁……”对于刚刚告别森林和草原、在两河之滨定居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他们是尚在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的、“太浮、太傲、太不羁”的孩子，他们之间的残酷战争，对整个地球环境的影响，犹如几个饥饿的孩子为了争抢母亲的奶水而进行的哭闹和打斗。那时的地球母亲，有足够充足的奶水、源源不断的河流和雨露，足以供养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美索不达米亚新的征服者们，在萨尔贡国王（公元前2371～2316年在位）带领下，在两河流域中部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这一帝国也寿命短暂，被古蒂人毁灭。苏美尔帝国在复兴一个世纪后，最终被闪米特人中的另一支——阿莫里特人征服。阿莫里特人在汉穆拉比国王（约公元前1704～1662年）率领下建立了巴比伦帝国。此后，巴比伦被喀西特人、赫梯人、亚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一次次征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重演了人类文明的固定模式: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也埋下了文明毁灭的种子——人口的增长最终会超过生产能力的增长，随着地力的耗尽和生态的破坏，文明的惟一出路是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遭到受侵犯或受威胁的其他文明的反抗，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惟一后果是使一度繁荣的文明彻底毁灭。

二、“伊甸园”隐喻:文明传播史的真实写照《圣经·创世纪》记载了“伊甸园”得而复失的历史:想象中的造物主“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第六天创造了人，并把人安置在上帝亲手种植的美丽花园——伊甸园中。伊甸园里树木葱郁、果实累累。河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水草丰美，“灌溉着”乐园。河流一分为四，其中两条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乐园中央树立着生命之树和知善恶之树。“上帝”吩咐人类的始祖亚当道:“这园中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惟独那棵‘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不能吃，吃了必死无疑!”上帝又趁亚当熟睡时取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女人，以便作亚当的助手。亚当醒来，看见这个女人，欣然道:“你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二人天真烂漫，赤身裸体地在美丽的伊甸园中嬉戏。他们漫步林间、依偎河畔，鸟儿在空中飞翔，昆虫在草丛中鸣唱，清新透明的空气中飘荡着野花的芳香。那时“天空一直是晴朗的，从来不下雨，也没有人耕田，万物滋长靠河流，四季皆有充足的水源。”

一条长有漂亮翅膀的、空中飞舞的蛇，改变了亚当和夏娃的命运。蛇用悦耳的闲谈和可疑的推理首先引诱夏娃，让她吃了上帝禁止人吃的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也随着夏娃吃了一个。顿时，二人心眼明亮，顾盼周身，发现彼此一丝不挂，立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身体。“上帝”趁晚凉在花园里散步，发现亚当夏娃躲在树后，一问才知是他们偷吃了禁果。“上帝”大怒，先惩罚那条漂亮的飞蛇从此只能在地上爬行;然后惩罚夏娃受怀孕分娩之苦并受丈夫辖制;最后惩罚亚当夏娃终生劳苦、死后归尘。“既然人已经吃了善恶果，那他们就知道了善恶真假，聪明与我相似，倘若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就长生不老了。”上帝为此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打发他们去耕种土地、自食其力，又设置一把能四面旋转的火剑和一种带翅膀的动物，永远把守着生命树，以防人类染指。伊甸园从此永久地失去了。

人类以后的作为证明“上帝”确有预见: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人类自己生产的“第一个人”——该隐竟然犯下了亲手杀害自己同胞兄弟亚伯的滔天大罪!起因是:该隐负责种地，亚伯负责牧羊。该隐用庄稼祭献上帝，上帝没有悦纳;亚伯的供品是绵羊和羊油，上帝欣然接受。愤怒和嫉妒使兄弟二人争吵起来，亚伯尽量回避，但该隐一再挑衅，亚伯忍无可忍，与之厮打起来，结果被该隐杀死。该隐在上帝面前还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后来被迫认罪。上帝罚他永远背井离乡、居无定所。“该隐杀弟”仅仅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序幕。到亚当夏娃的第十世孙诺亚的时代，人类已经恶贯满盈，不可救药，上帝决定发大洪水将全人类彻底淹没。惟独诺亚是个义人，上帝与他立约，要他造大方舟以便洪水来时率领子孙、鸟兽虫鱼等各种生物避难。诺亚整整用了120年的时间建成方舟，同时忍受着一代代不明真相的众人对他预言“水将从天而降”的嘲笑。到诺亚600岁的这一年，大洪水真的从天而降，淹没了整个世界。洪水整整泛滥了150天，世上只剩下诺亚一家和方舟上的各种生物。又过了200多天，诺亚打开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鸽子试探水情。日落时分，鸽子衔回一枝橄榄叶，说明地上的水已退，树木开始重生。在方舟中憋闷了1年零10天的幸存者们终于重回陆地。天空出现了旷古未有的彩虹，象征着上帝与人的立约，劫后重生的人们和生物将开始新的生活。《圣经》记载的“伊甸园”传说，是中东地区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文明兴衰的真实历史记录。美丽的伊甸园是尚处于果实采集阶段的原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写照。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从事农业生产象征着人类历史的中间段落:以农业耕作为中心的古典文明。“该隐杀弟”的故事象征着农业文明与周边残存的原始狩猎游牧文明的剧烈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时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上帝”喜欢牧羊人亚伯的供品这一细节，仅仅说明创作《圣经》的犹太人更怀念原始狩猎时代的文化，并不能改变农业文明与周边蛮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实质。而“该隐”的被流放，则象征着战争使农业文明的基础——土地以及其他生态资源被耗尽，整个民族被迫迁徙。“诺亚方舟”的故事则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后阶段:由于各地资源和生态被逐一耗尽，以大洪水为标志的生态灾难使各民族文明都陷入灭顶之灾。

三、美索不达米亚悲剧:深奥的历史之谜，至此豁然开朗

美索不达米亚的悲剧，在其他文明中心不断上演。辉煌的古埃及文明由于巨大的法老陵墓“金字塔”的修建、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过分损耗而毁灭;印度河流域作为古印度文明的发祥地因过度开发、生态破坏而夭折，代之而起的恒河文明虽然更加辉煌，但也没能挣脱这一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往复循环。

中华文明虽然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免遭其他古典文明覆灭的命运而绵延至今:首先，喜马拉雅山、西北沙漠、西伯利亚冰原、蒙古草原以及寒冷的东北形成天然的地理屏障，常常阻止并削弱外来民族的大规模侵扰。其次，古埃及文明与古印度文明以及其他古典文明都具有的宗教狂热、种族冲突、种族-宗教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财、物力的巨大损耗，在中华文明的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罕见，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从中华文明的黎明时分就以一种还万物以本来面目的态度来看待万物，既不夸大它们，也不贬低它们，而是谨慎而自然地对待它们。因此，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既不是超自然的宗教生活，也不是将自然贬低为物质财富的浅薄的世俗生活，而是依循自然之生命节奏的诗意生活。这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与中国在古代的地理安全、种族文化融合、非宗教主义等因素直接相关。再次，持久连续的历史赋予中国人以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从正反两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无论对文明内部还是对文明外部，和平总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最佳途径，暴力往往导致两败俱伤，除非万不得已，不应贸然尝试。最后，中国的圣贤们一再致力于培养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操，使之适应自然生命的运行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避免过分膨胀的人欲将文明的基础损耗净尽。中华文明阅尽繁华而能屹立至今，就依赖于这样一种深刻博大的文明智慧与生命智慧。

尽管如此，像中华文明这样饱含生态智慧的文明，其强大统一的王朝尽量避免穷兵黩武或像西方诸帝国那样炫耀武功，她的和平主义的内外政策，也都承受着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是高原荒漠和崇山峻岭，不适宜人类居住与开发;其余三分之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一一开发净尽。伴随人口膨胀而来的，是耕地紧张、社会动荡。内外战乱使王朝更迭，人口因此锐减，土地获得重新分配和开发，新王朝得以“休养生息”。休养生息使人口再度膨胀，大举开发新的耕地与资源成为必需。而人口的膨胀注定要超过人们的开发能力，因为开发能力越高，生态破坏越剧烈，土地以及其他资源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休养”，于是社会动荡必然降临。

以中国的人口与黄河含沙量之间的关系为例:周朝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是53%，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此时是通体清澈的，公元前1044年，宽广清澈的黄河流经孟津时，一定屏息凝神，静听河边一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向汇聚于此的大军发表响彻历史的誓词:那是周武王在讨伐殷纣前设坛昭告天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到晚周，圣人孔子已发出这样的感叹:“圣世出，黄河清!”说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开发与征战已使黄河首度出现浑浊;到汉朝，公元初年，中国人口已超过6000万，这一高峰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400余年的战乱而急剧下降，到唐天宝年间，中国人口已超过8000万，黄河之水已十分浑浊;到北宋末年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人口达1亿400万，黄河含沙量已达50%;明朝末年人口达1亿5000万，黄河含沙量达60%;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猛增至3亿1300万，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人口达到古典中国之最高限4亿3000万，黄河含沙量已高达70%!即使西方侵略者不来，传统中国的生态极限也早已超过，动乱、战争、革命已是一触即发。

在巨大的人口-生态压力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迅速富强的出路。迫不及待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尽管西方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民感情中激起强烈的义愤，但渴望迅速富强的中国人，还是不得不走上一条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经过150年的浴血奋战、尝试、挫折、失误和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难得的初步繁荣。

回顾150年的奋斗历程，人们发现，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文明传播的内在肌理以及中西两种文明体系的运行模式认识不清、把握不准。一半因为情势所迫、一半因为先入为主，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文明之初，眩目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就，普遍接受了“进化论”的世界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征服自然”的口号流行不衰，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一口咬定“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似乎一个社会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或“进步”，可以超越文明的生态极限，进而一口咬定中国古典文明是落后过时的，必须全盘抛弃。

这一失误极大阻碍了中国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努力。最直接的后果是:由于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致使最近50年中国人口由原来的5亿多猛增为目前13亿多，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主要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全国拥有自行车4亿多辆。为了“现代化”，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首先是某些机关部门的首长，上任伊始便大买汽车以供自己、家属及单位享用;然后政府把每个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私人汽车作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全不管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和拥挤的交通根本不能承受西方社会那样的“交通现代化”!高污染的汽车取代自行车，使中国城市的天空烟雾弥漫。

2002年3月4日，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列举道:“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平均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高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沙尘暴频繁发生;草地退化、沙化、碱化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200公顷的速度增加。森林人为破坏严重……人工林占森林多数（人工林保持水土的能力与原始森林不能相比:原始森林因其长期形成的生物多样性而固土防沙能力极强，人工林由于缺乏生物多样性而易形成土壤板结。——笔者）……每年有200万公顷的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此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农田、农村饮用水污染等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红树林面积从历史上的25万公顷锐减为目前的1.5万公顷），等等。他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制约一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欠账，又要紧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开放步伐，面临着很大压力。”

很明显，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正在使“生态欠账”越积越多，直至祖宗基业、民族大业被“生态坏账、呆账、死账”拖垮为止。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的生态觉醒与生态拯救的力度，远远赶不上生态破坏的广度和深度。

197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经历了昏天黑地的狂风之夜，一个世代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山东农家女孩，刚刚起床出门就目睹了恐怖的一幕:流淌了亿万年的黄河，在她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浩浩汤汤几万里、被形容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的母亲河，在最应当波澜壮阔的下游地段，竟然彻底干涸!人们惊讶地发现:再没有水从河床上流过，再没有一滴水!对于一条以入海作为她神圣目标的伟大河流来说，那一时刻，其实意味着的是一次死亡，一次该让所有中国人痛哭的死亡!对黄河的这次可怕断流，历史纪录表现得麻木不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黄河志》没有任何记载。1972年的中国，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从此开始慢慢回归国际社会，而全然没有顾虑到: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态母亲，已经无力奔赴大海了。我们真是不肖之子!森林被砍伐，草场被圈占，一座座大坝将黄河水截留，无处宣泄的黄河沙将这些大坝越堵越死，每年排入黄河的污水高达41亿吨，母亲河还没走出青海河源地区就断流长达半年之久!1997年9月3日，黄河首次出现洪汛期断流:黄河母亲连眼泪都哭干了!专家预言，2000年以后，黄河不仅会变成季节河，还会变成内陆河!蓝天下，干涸的黄河河床上，一群群烂漫少年正在兴高采烈地踢足球。什么样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呢?!

四 文明传播的法则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平衡

自然生态，并非如时下人们所说的“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一切人类文明存在、发展、传播的最深的物质根基与精神根基，是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生态变化是深奥的“历史之谜”的谜底:生态存则万物存，生态毁则万物灭，“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文明传播的内在肌理和法则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平衡。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剥削全球生态资源、造成全球生态灾难的错误基础上的，它从反面提供的生态教训已足够深刻: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引起世人震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结尾处写道:“‘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让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指当时的应用昆虫学）却被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于对付昆虫之余，转而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这真是我们的不幸。”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30年后的1992年，全球滥施农药的现象仍然有增无减:仅美国每年为农场生产的农药就高达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致癌物遍布全球地表水和地下水，各种致命的疾病层出不穷。卡森预言:事情在变好以前会变得更糟，因为化肥和农药在促进农业丰收上有利可图，比污染更难清除的是现代社会的另外两大污染:金钱和权力的污染。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不仅是将巨毒农药洒入农田而污染了大地上的一切，随着西方现代价值观的扩散，这种文明的毒素在将全世界无辜的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同时，还污染和毒化了全人类的心灵:金钱崇拜、权势崇拜席卷全球，世界变得鄙俗不堪。

卡森在《寂静的春天》第十六章中以“崩溃声隆隆”为题，写道:“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不得不与之斗争时，我们仍需尊重它……”而现代人的最大难题是:尽管认识到经济发展会促成生态灾难，但人们宁愿牺牲子孙和未来，也不愿放弃眼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舒适便利。以2002年的中国为例，尽管人们知道汽车制造污染、资源昂贵且面临枯竭、驾驶危险且经常遭受交通堵塞之苦，但“入关”以后的降价引起抢购轿车的狂潮，许多高污染、低价格的轿车被抢购一空。比政府官员用人民血汗享受豪华轿车这种“司空见惯”的腐败痼疾更可怕的，是全社会受到“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西方物质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总是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总是以外在物质成就衡量一切，结果控制、征服自然的人类行为遭到了自然的反抗与报复:2002年春，肆虐的沙尘暴，从俄罗斯、蒙古出发，一路席卷挟裹着中国西北、华北、东北荒漠上裸露的地表土，长驱直入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大树被连根拔起，沙尘越过海洋，直扑韩国、日本等国，并且越过地球最宽阔的水域——太平洋，直达美国西海岸。这场沙尘暴真是“全球化”的活写真!比沙尘暴更无形也更可怕的，是肆虐在人们心头的对金钱、权势、奢靡、腐败、堕落、新奇刺激、时尚等一切浅薄之物的崇拜风暴。电视屏幕永远是富豪大亨们包买天下、巧取豪夺的地方，是流氓地痞大打出手的地方，是哗众取宠的明星们自我展示丑陋的地方，而无知的少男少女们，却为了这些人而浮想联翩、歇斯底里。

圣雄甘地尝言:“地球足够供养人类，却供养不起人类的贪婪。”圣人孔子则在《论语》中简洁地概括出这一居高难下的社会局面:“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自美索不达米亚以来一再重演的文明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真理:比物质力量更难控制的，是人心。现代文明已然行进到这一最后阶段:要么，贪婪的人欲获得控制和升华，文明得以新生;要么，文明毁灭。置身于非洲这人类起源地的满目疮痍的灾荒、贫困、动乱中，怀着对西方富裕国家的麻木不仁的义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伯特·史怀泽写道:“人类已经丧失了预见和自制的能力，它将随地球的毁灭而完结。”

毁灭的阴影深藏于西方世界观中，深藏于西方人对自然万物所持的致命的“幼稚”与“狂妄”态度中。在现代西方多种族杂居和竞争的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是借重科技创新这种便捷而有力的手段获得商业成功。知识之树始终茁壮成长于西方社会。基督教思想由犹太教变化而来，它将希腊科学知识之树改装为教会神学之树，科学知识是这些航海商业民族对付变化莫测的大海和商业机会的法宝、神明和宠儿。“上帝”之所以受到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让红海的海水突然从中间分开，以便摩西率领犹太人逃出埃及。耶稣传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表演的“奇迹”。这些奇迹是原始巫术的遗迹，又是现代科学的始祖。

公元1500年前后，那条引诱亚当夏娃堕落的漂亮的羽蛇，又一次飞临地中海的上空。这次它向亚当夏娃的后裔——西方民族发出的仍是那古老的诱惑:再尝一次那知识之树上的禁果!西方人像他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初尝之下觉得知识之果甘美异常，于是自动走出伊甸园，开始了以科学技术操纵万物、制造万物的历史进程，现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想象为可以神秘地发现并进而操纵事物的自然进程，使事物产生有利于人类变化的新造物主。“上帝”因此被废弃不用，伊甸园也因此任其荒芜。

科学代替上帝成为新的神明，技术代替巫术不断变幻出操纵万物的“魔法”。欧洲近代文化，以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美术、文学、古典音乐为代表，一度显现出耀眼的辉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使西方文明逐渐取得优势，以机械化大生产、科技进步、人口密集于城市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加速度地运转并波及世界，最终把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现代科技似乎打破了数千年来人口压力-自然生态-社会稳定之间的固定文明模式，科学技术以及一切西方知识包括其特有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经济产品与文化成就使志得意满的西方人横行世界。然而，伴随经济迅速发展和海外殖民空间的饱和，人口膨胀的压力这把宝剑此刻再现寒光:为争夺海外殖民利益与欧洲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自相残杀，仅仅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便使850万士兵、1000万平民丧生，直接间接经济损失3300亿美元。经过20年的短暂休战，世界大战再度爆发，1500万士兵、1000万平民丧生，经济损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3倍。西方列强又一次重演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悲剧，一味扩张的文明胃口最终吞噬了自己。“该隐杀弟”的下一幕是“诺亚洪水”。现代科技不仅以现代市场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形式促进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它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疯狂的军备竞赛，上万亿美元的资金不被用于救助不幸者，却被用来制造、储备人类互相残杀和自我灭绝的武器，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等巨大恐怖使人间犹如地狱。像诺亚的警告遭到人们嘲笑一样，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噩梦，也因所谓“改良土壤、品种杂交、普施化肥和农药”的“绿色革命”而被一再怀疑和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文明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致命威胁日益显露。生物多样性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臭氧空洞、资源耗竭、大气污染、淡水紧张、人口爆炸、社会动荡……人类文明展现出自我毁灭的可怕前景。频繁发作的自然灾害、沙漠化、气候异常等等，其规模危害远远超过诺亚时代席卷中东世界的洪水，随着地球表面处处人满为患，哪里还有衔来橄榄枝的鸽子、劫后重生的彩虹?现代基因技术图谋砍断“上帝”为保护生命之树而设立的四面旋转的“火剑”，生命伟大的自我循环，将被人为破坏:自然、历史、文明将何以自存?

我至今仍时常缅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与黄河在青海源头地区的第一次相遇:黄河以无比的清澈和温柔向我袒露她圣洁的裸体，她无声而迅疾地奔流，两岸的青山肃立着，为她默祷，阳光爱抚着河边洁净的细沙，爱抚着整个大地，蓝天高远无极而又伸手可触，它就环绕在你四周，等待着你的亲吻、拥抱和舞蹈。苍鹰在清风里盘旋，向这广大无人区里的稀客致意。黄河以自己天真无邪的献身，圣化着四周的空气。行文至此，我的胸中再次泛起感动的波涛:我们都曾经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怎样污浊和断绝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黄河啊，你这永生不息的河流，你是从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我们心的每一阵疼痛和柔情中流出的。你孕育于天命的最深处，然后潺潺而来，穿越了清澈的童年、奔放的青春、一望无际、波澜壮阔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的岁月。从你的波涛中，升腾起一个个伟大的思想，一代代灿烂的文明。然而，当越来越多的泥沙玷污着你的身体，你开始愤怒，汹涌，咆哮，哭泣。无边的狂沙席卷而来，遮蔽了前方的大海，你看到两岸的谎言越垒越高，自身被贪婪污染成恶臭，你的哭声越来越嘶哑、微弱，终于，你的最后一颗眼泪，被一阵猛烈的沙尘劫持得无影无踪!干枯的河床上堆满了有形无形的垃圾。

哪里啊哪里!哪里是你圣洁之泉的泉眼、你美丽的清波、你清凉甘甜的气息，赐予我们这些沙漠中的迷路者以新生的源头活水!

第二章 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日益逼近的生态灾难，揭示了西方近代世界观的内在弊病。伟大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伟大遗嘱《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年）中，将我们时代的最高命题——“生物圈”作为他的最后一个鸿篇巨制的核心主题。在该书第二章中，汤因比首先概括了“生物圈”的规模:“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这些资源以维持生存……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是蒙在地球表面的一层纤细的皮肤。”

他进一步指出生物圈的根本特性:“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进行相互转换或‘再循环'……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会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汤因比断然否定了移民其他星球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迄今一直是我们惟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惟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惟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栖身之地……”

未来如果还有历史的话，将这样记载:“阿波罗”号载人登月之行，使人类自我夸耀的病态心理登峰造极。人类在污染了地球之后，正在以“太空垃圾”的方式污染着太阳系和银河系。人们举头望天，在糟蹋了地球之后，又在把“肮脏的手”伸向太空，移民其他星球作为一个现代性的神话，在人们企图逃脱自己的生态罪责时提供了自我欺骗的借口。散文家E·B·怀特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全美观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视里转播的一次“月全蚀”，没有人愿意眺望一眼窗外夜空中那真实月亮的真实变化。波兰导演奇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十诫》中的第一个片断，描写一个大学教授在计算机上计算了屋外湖面冰层的厚度，认为可以滑冰，结果自己可爱的小儿子因冰破溺水而死。影片结尾是这个可怜的父亲用一块冰贴着自己滚烫的额头:体验一下这近在咫尺却常受忽略的、随时变化的、惨痛而令人清醒的真实吧!

一、汤因比:生物圈与人文圈的传播平衡是时代的核心课题

历史的此时此刻，全人类已如履薄冰，冰面正从四面八方裂开:“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能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汤因比写道:“直到当代，人们才恍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生物圈内包括人类本身所有生命的栖身带来了威胁……因此，我们处在生物圈的历史，以及它的造物和居民之一——人类的一个短促的历史转折点上。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汤因比寄望于人类良知的自我觉醒:“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即人类的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没有比这段论述更经典、更简洁也更深刻地描绘出“人在宇宙中的恰当地位”以及人生的本质:在物质上，人是有限的，是身心合一、交互为用的生物，尽管屡屡遭受挫败，他总是企图成为环境的主人;在精神上，人是无限的，人能够通过无限的精神潜能掌握自身，从而获得无限的精神自由，即: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超越了环境的一切束缚与局限。

从物质有限性向精神无限性的升华，是古典世界观的基础。希腊人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与之表面相反的箴言——基督教的教诲是:“舍弃你自己!”佛陀的教诲是:“消灭你自己!”无论是理性认识的世俗行动，还是舍弃自身的宗教作为，其核心都是:意识到个体物质存在的有限性，进而在精神上超越它。超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自由。

孔子以人生的不同阶段象征人类成长的历史:“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在好奇心引领下热情探索一切并最终确立人生伟大志向的“希腊阶段”，孔子称之为“兴于诗”;随着对物质世界有限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的道德自我开始挺立起来，以应对物质世界的各种有限性问题，尤其是人类社会性交往中产生的问题，此即“三十而立”，《礼记·学记》所谓“强立而不反”，孔子又称之为“立于礼”，“礼”就是自我约束，以应对一切有限性问题:生死、善恶、得失、荣辱、一切社会生活中必然出现的是是非非、一切文明的盛衰起落，孔子一概以“礼”作为协调的准则，一切对立矛盾的因素，因彼此自我约束而化解、而和谐，人生因此立于“不惑”之境。这大致相当于克服有限性的“宗教阶段”，但中国人认为:无限性不是上帝，而是真正“无限定”的“道”，因此一切宗教都被哲学化和伦理化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一次次从物质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来，进入音乐般和谐美妙的精神自由之中，孔子称之为“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又可谓“成于乐”。

天命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最高强度的词语。天命指向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戴礼记·本命》云:“分于道者谓之命，分，制也。”人之天命意味着:人受制于天，人受制于道，人知天命，即知道自己的局限，进而在物质局限之内寻求精神解放之途。行文至此，笔者突然领悟孔子将“心、欲、矩”三词连用以形容人生最高境界的深刻意味:心之所欲无穷，但宇宙有一定之规，只有认识到物质世界以及依附其上的人类文明社会的种种局限（“矩”），人的精神才获得自由。行文至此，笔者心生感动、寄慨遥深:古今中外，“伟人”多多，但以5000年的人类历史衡量，大多不过沧海一粟，有的更是昙花一现，只有孔子的思想，才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变幻不息的思想潮流之下的真正大海。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陈致平《中华通史》称孔子为“人类的巨星”，实乃千古的评。孔子的思想确实灿若明星，照耀着人类历史，尤其照耀着今日世界的浓浓黑暗。

笔者幼年颇不喜“规矩”二字而好“反抗”之谈，读《论语》时，对“不逾矩”、“克己复礼”之说深不以为然;待阅历增长，始知自然与社会均有局限，无限自由只能靠社会层面上人的自我约束、彼此协调和在精神层面上人的自我控制与自我升华来实现，此时反观《论语》，方如梦初醒:心之欲也无涯，物之生也有涯，以有涯逐无涯，必殆。从有涯之生中悟道之无涯，心之所欲方可入广大和谐之境，发而为翱翔不尽的美妙音乐。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悲怆》的第一乐章中，以强烈的叹息与火热的旋律象征现实和理想的冲突，而深情柔美的第二乐章则如同剧烈冲突之后的休养生息、更深沉的思考、矛盾的和解与协调。第三乐章作为终曲，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开始，仿佛青春重新焕发了活力，阴郁的调子、无可奈何的叹息被欢乐的浪潮所淹没，音乐在一派阳光与明朗中涌向终点。威廉·肯普夫的演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点:音符犹如清流，欢蹦乱跳地从长满青苔的岩石之间泻下，直沁人的心田。80年代初从录音机中录下这段音乐时，播音员，一个深沉的男声，以优雅的节奏和语气，诉说着“贝多芬那个时代德国进步知识阶层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这篇解说词错误地认为第三乐章的“斗争性不强”，把杰作误认成“败笔”，但整个节目的气氛令人陶醉。2001年，中央电视台开播科学教育频道，一个靠写小说出名的女人，在电视上一边不停地挥动胳膊比画着，一边以“现代音乐”的不屑，形容贝多芬的音乐是“过了时的大浪漫”。

站在这个无知女人背后的，是同样无知的近代世界观。与古典世界观对物质有限性和精神无限性的深刻认识不同，近代世界观认为物质是无限的，人类认识、控制物质世界的理性能力也是无限的，惟一有限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它受制于物质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反映。受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短促而虚假的“繁荣”鼓舞，近代世界观在物质无限观、理性无限观之外，发展出一种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也像空间一样有起点和终点，并且直线前进，同时时间又是可逆的，人可以借助某种方法回到过去。在此基础上，现代人形成了所谓“进步”的历史观，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此前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过时的”。

这才是真正无知的“大浪漫”，自我吹嘘与炫耀这一人性弱点的大暴露。现代历史因为这种无知正遭遇惨败。汤因比以亲身经历宣告了这种不可持续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破产:“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对于一个像本文作者这样，生活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所意味的‘开化'民族已将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留在身后，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惟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而这正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陈腐的近代世界观一再宣扬自身的伟大，尚不知道自身已步入崩溃的边缘。汤因比写道:“成为乐观主义者根据的那些（现代）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他指出，灾难的种子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已经种下:“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迄今为止，像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

工业革命不仅破坏了生物圈使人类面临自我灭绝，它的另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贪欲膨胀和道德堕落:“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

汤因比在论述1763～1973年这200多年的世界历史时，非常鲜明地把标题和主题确定为“生物圈”（《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第八十一章），这意味着，作为对人类事务具有超人的敏锐与深刻洞察的历史哲学大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看穿了自己所处时代最紧迫的课题以及自己身后的世界命运。他总结自己的祖国——英国——“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与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力量的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本身。”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此前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被偶然的政治动荡打乱的历史，而在今天，一切和谐都被打破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交战”与外在世界的战火燃成一片，硝烟污染了大气层。“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迄今这一残杀仍在全球各地继续着。人类在自相残杀之余还把屠刀对准养育自己的母亲:“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

现代化机械大生产使人类付出了高昂的精神代价:“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进步，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齿轮是没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齿轮化”造成现代社会普遍的精神委靡与文化堕落，恶俗淹没了一切。机械化使生产劳动更为物质化、单调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造成工作乐趣与质量标准的下降。假冒伪劣充斥了社会各个角落，厚颜无耻代代风行，人们的口头禅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汤因比深入分析了当代政治体制:“自15世纪由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掌握了航海技术而使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

当代世界高度依赖民族国家或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领导，偏偏这种决策和领导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所打破。然而，这项全球规模的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个人所为性令人望而却步……进一步的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和信息的难于理解。规避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并可能使它最终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最后一章（第八十二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中，汤因比进一步指出:“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方面，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经常无力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挑起战争，却不能缔造和平。“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目前日益加剧的生态灭绝已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拖延:“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汤因比呼吁全人类的道德觉醒与精神变革:“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扩大着裂痕。”生态灾难呼唤着人类精神的新生:“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惟一可以信赖的变化。”

汤因比预感到:“似乎可能的是，这种（政治）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波澜壮阔的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以这样的警句结束:“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目前的人类仍然处于浑浑噩噩之中，全球政治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媒体尤其是广大民众的生态觉悟，是地球和人类自身起死回生的关键之所在。当此生死存亡之秋，当许多国家仍在公开或秘密地进行核实验、核扩军、核讹诈的时候;当各国政府、企业和媒体仍在推诿塞责目前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责任之时;当全球化的风险日益加重之时;当富翁们竞相花钱搭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把他们麻木不仁的德性撒播到全宇宙之时;全世界人民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焕发因上述情况而屡屡受损的人类良知，为了自己和子孙的未来，进行伟大的“环境抵抗运动”，为一切人、一切生命而战，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行动:如果胜利了，历史将继续;如果失败了，无人能够幸存。在这全球规模的绿色行动中，将回荡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壮丽音乐:“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系辞》）“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道德经》）

二、海德格尔: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是时代的最高危险

现代文明正在构成对自然生命、历史生命和人类生命的严重威胁。威胁的主要表现是现代科技力量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对自然、历史、人类本性的肆意破坏。现代科技力量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恰恰相反，它的威力反过来控制了人。把对现代科技的思考推向前所未有的深度与水平的，是20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海德格尔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机械化大生产使得“在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因此，现代科技绝非如人们一厢情愿地预想的那样，是单纯的手段，而是以极大的威力建立一个适应自己的“新现实”，因此是对现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世界构造”：“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形态中都时时处处地看到那种在今天决定着世界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现代技术，它现在已经以同样的形式统治着地球，甚至统治着地球以外的太空领域。”

这就是“现代技术的全面统治”，它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与历史、与生命的固有关系：北美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的时候，会从马身上摘下马掌，以免伤害怀孕的大地。他们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它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多麽深情的关系！（行文至此，作者心中涌起感动的波涛，并对印第安人这个古老的民族油然而生敬意。）古罗马的卡托在《论农业》中认为：农民在收获之前应当向神灵献祭，或以某种方式为田野涤罪。这是向天地万物的创造和恩赐表示感恩。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画笔下的农民，在田野上将他们辛勤的劳作中断片刻，以便进行感恩的晚祷：无边的暮色，伴随柔和的晚钟，轻悄地洒落大地，也洗涤着这些纯朴而高贵的灵魂……而今，机械化的现代农业，不惜把大量人工化肥、农药、激素、人造光洒向庄稼和家禽，不仅大地被污染，人类也食不甘味、怪病缠身了。

1557年，乔治·阿格里柯拉在《论金属》一书中写道：“矿工能问心无愧地献身于采矿，……上帝不仅显示自己在他神圣的话语里，也显示在天地万物中，……正象一个人从田野的百合花中认出上帝的完善和财富一样，一个虔诚和勤奋的矿工……兴致勃勃和满心欢喜地在矿石丰富的地段也看到了上帝的力量和奇迹……”矿藏是往昔的生命、自然本身的历史。而在现代人眼里，矿藏仅仅是资源，是供自己疯狂奔忙的能源，是贪婪地挖空大地、强暴大地的借口。黑暗而危险的矿坑是现代文明的“活写真”：当大地还没有被挖空的时候，它是暗无天日的地牢；当大地被彻底掏空以后，它就是荒无一物的废井、自我开掘的坟墓。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替代现代文明所造成的自然、历史和人性的废墟，除非现代人自我猛醒、悬崖勒马。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过程展现为以下八个环节：

第一，物质化。在《诗人何为？》（1946）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由于这个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事先事后都不可阻挡地变成贯彻生产意图的物质。地球及其环境变成原料，人变成人力物质，被用于预先规定的目的。”一切都成了物质，物质被置于“第一性”的位置而实际上遭受人的生产意图与实用目的的操纵。海德格尔在1936-1946年间写作的《克服形而上学》中富有预见力地指出：“由于人是最重要的原料，因此可以估计到，根据今天化学的研究，总有一天要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物质……即有计划地按照需要来操纵生产出男人和女人。”今天，海德格尔的预言，随着“克隆技术”等基因技术的进步，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人们没有考虑到，在这里伴随着技术的手段，对人的生命和本质的进攻，已在准备之中……”人变为物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独立性、个性和尊严，人类世界将因物质化而彻底变成一个非人的世界。

第二，齐一化。“威胁人的本质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意见：技术生产使世界井然有序。而正是这种秩序使任何等级都化为生产的千篇一律性……”；“在这原子时代中，个人的特殊性、个别化、价值都因为完全的齐一性而以很快的速度消失了。”千篇一律的世界是乏味的、金钱统治的世界：“在现代技术的贯彻生产的意图中，事物的特性溶化为被谋算的市场价值……”，事物不再是事物，人不再是人，世界只剩下一堆散发铜臭的钞票：“作为一个经常性的货币交易者和经纪人，人就是‘商人’。他经常在称分量和权衡，但并不认识事物自身的份量。”人们坐在电视机前，被花样雷同、千篇一律的电视节目弄成没有任何深刻感悟力和判断力的白痴。万物丧失了内在的份量。世界和人一起消失了。

第三，功能化。现代技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历史、人性，限定并强求万物向自己纳贡：“从前……耕种又称养育和照顾。农民并不强求耕地。在播种谷物时，农民把种子交托给生长力，并看护着它的生长发育。……现在，耕作是机械化的食品工业。它限定空气，使之交付氮；逼使土地交付矿石；逼使矿石交付铀；逼使铀交付原子能……”海德格尔以绝妙之笔刻画出现代技术逼迫万物丧失本性、转化为功能的残暴过程：“水电厂被置于莱茵河的水流之中。它把莱茵河的水流限定在水压上。……水电厂不象几百年来联接两岸的旧木桥那样，被建造于莱茵河的水流中。毋宁说，水流被误建到发电厂中。……”如此，现代事物通常具有的本末倒置与颠倒错乱又一次出现：在把河水仅仅看作水压提供者的现代技术眼里，养育了欧洲民族的莱茵河仅仅是误流入水电厂的技术装置中，同样，在古埃及法老的眼里，尼罗河仅仅是建造金字塔的原材料，等金字塔一一建成，自然和民众的力量也被耗尽，灿烂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就此进入了自掘的巨大坟墓中，从此在历史上消失。而今，亚马逊河误流入巴西热带雨林中，淘金者、伐木者和开荒者将全人类的肺一点点挖掉，全球因此呼吸困难。

河流是万物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如今，她被残暴地限定为水压的来源，她在被污染之前，其美丽的品质就已随风而逝，她清澈的音乐，永久沉沦于水电厂的隆隆机器声中，陪伴着她的，是恒河水面献祭的花朵、黄河岸边朴素的民谣、闪烁于琉森湖上和贝多芬心头的月光、在舒伯特的旋律中游动的鳟鱼、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上缭绕不尽的清气……一切美丽的宗教、哲学、神话、音乐、美术与诗歌，也陪伴着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四，主客两极化。现代技术表面上赋予人极高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则把人贬斥为受其摆布的客体，一种“人化物质”，一种没有灵魂和个性的行尸走肉：“在技术上组织起来的人的星球的帝国主义中，人的主体论达到了它最高的顶点；它从这顶点下降到有组织的千篇一律性的等级上，并在那里安排自身。这种千篇一律性成为对地球的完全的技术统治的最可靠工具。新时代的主体性的自由完全在与它相对应的客体性中上升起来。”主客两极化使原本浑然一体的世界分裂为两半：主体被规定为支配性和操纵性的，客体被规定为被支配和被操纵的，结果主体和客体都受制于这种关系，都被这种关系支配、操纵和吸收，一切都成了关系、媒介、符号，都丧失了自身性和独立性，人们自以为是控制局面的主人，实际上早已是技术狂风中无可奈何的枯叶、客尘。自家豪华的客厅里布置着灯红酒绿的“吧台”，人们做客于自己家中，不知“今宵酒醒何处”……

第五，谋算。生命的奥秘和美，就在于她的不可预测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操纵性，然而，现代技术使“自然的可预测性被冒充为世界秘密的唯一钥匙……可预测的自然被认作是真的世界而夺取了人的全部努力，并把人的想象僵化为单纯估价的思想。”谋划估算的世界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世界，一个老谋深算的世界，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世界，一个不能产生任何深刻而持久的活力的世界，因为一切奇妙的东西都属天成而不假人工，一如童真和青春，一如成熟之美、智慧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多少化妆品也难以复制。

第六，贯彻和统治。“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设置为可生产的对象的整体。这种意志规定了新时代的人的本质……”人以命令者、权威解释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强暴事物。“真理已成为确信，……通过这种垄断，人作为主体被建立在全体存在者的中心……”事物不再被允许以超出支配的复杂形式存在。万物因此隐退。世界空无一物。

第七，生产和加工。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使地球成了一个巨大的加工厂和垃圾站：“蓄意的自身贯彻开辟了危险的领域：人失身于无条件的生产。”

第八，耗尽和替代。现代商品以短寿刺激生产和消费，替代性的满足成为基本形式，一切存在都被掏空，丧失了独特的本质，成为微不足道、无足挂齿的东西。事物横遭统治、加工和耗尽，燃烧成烟和灰。人类被暴露在无保护的空洞性中，生命变得不堪忍受。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意义上的“事物”的涵义是“会集”，事物会集着天、地、人、神这四重性，正如同一个罐子会集着天上的雨露、大地的流水、人的止渴与滋养、作为礼物向神的献祭，它远远多于一个实用的器具，而是天地人神的紧密结合，完美而神圣的“会集”（事物）。现代技术作为一种世界观，总是贫乏地看待事物，强迫事物降格、缩减为物质、功能，变成无生命的、僵死的东西。现代科技的野蛮性，表现在它对一切“生长着的事物”的剥夺，这种剥夺挖空了万物的本质——万物自身的复杂变化、未定状态与混沌状态、指向自身之外、与他物发生联系、指向无限的可能，它要求万物“立即到位”，以便接受它的指挥和支配。天、地、人、神，和谐共舞的事物与时代，一去不返。人在大地上成为异乡人，连同大地一同沉沦。

现代技术的本质被称为“框架”，原义为“骨架”“装置”，此处的涵义是：“集合起来的强求的名称叫做框架。”它是一种“世界构造”，使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这种框架中，万物被强求、被摆布、被耗尽。

现代技术作为现代世界观的核心因素，“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它的源头在古希腊：“在古希腊早期所想和所写的东西在今天依然存在，即对它自身还关闭着的本质到处都迎面等待着我们，并向我们走来……现代技术是古代完全陌生的，但仍然在古代具有其本质来源。”技术是“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中。柏拉图的哲学使“前苏格拉底哲学”对“存在”之既隐蔽又敞开的直观，转变为“存在”在一切存在物（外观、现象）中的固定显现，希腊哲学变成“到处寻求原因和根据，以便通过对它们的认识而获得对存在物的支配力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人不再是存在之自我解蔽、自我敞开又自我闭合之神秘生命过程的“看护者”，而是靠理性突出自己，以便“到达存在物的中心”。这也就是“人类中心论”的开始，万物被认为是次于人类的、为人类服务的存在。从此，事物不再是天、地、人、神的会集，而是孤立的、固定的存在物，在此过程中，赋予一切存在物以随机涌现的生命与诗意的“存在”被遗忘了。“这样，在西方的历史中，事物还从来未能够显示在它的本质中。”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中。万物的价值和尊严不是来自自身，而是由超绝万物的上帝赋予的。这样，随着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人便取上帝而代之，自身成为万物的主宰，用强行贯彻的意志统治万物，自称已经掌握了宇宙终极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然后将一些乱七八糟、难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硬塞进这些似是而非的“规律”中，“在这指向中，了解要适合于应该被看见的东西。……认识与实际相符合……真理变成了理解和陈述的正确性。”这样，一切都变成了宣传、广告、白日梦：“永恒极乐的彼岸目标转变成大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创造文化或扩展文明的热忱取代了宗教事务；创造原来是上帝的特权，现在成为了人的行动的标志；人的创造最终转变成商务活动。”神圣的理念和救主，如今就是金光闪闪的铜钱。上帝的福音如今就是机器的轰鸣。历史的必然无处不在。消费者在购买以前确实就是上帝。

现代技术对于自然、历史和人性来说，正在变成“最高的危险”：“在它的领域——对象化的领域中强有力的科学知识，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经毁灭了事物本身，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已经发生的毁灭事物的一切严重证明中最严重的证明。”现代技术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宁愿生活在太平生活的假象中也不愿改变这一生活而凸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叫原子时代的历史过程刹车或加以引导。没有一种人的组织能够占有对时代的统治。”以唤醒人们的道德责任来控制科技弊病也注定难以奏效，因为技术是时代的框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努力只是这一框架和统治的奴仆。“毁灭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的迷惑性，即形成这样一种意见：科学优先于一切其余的了解而说中了现实中的现实物；又具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尽管科学研究了现实的事物之后，事物还仍然能够成为事物……”因为经过科学的“研究”，事物本身的意义让位给它的实用意义，以便接受支配，以便被生产和耗尽。

对现代技术的克服，首先要转换现代世界观，爱护另一种思想，即“沉思的思想”，即不把事物看作可操纵的物质和功能，而看作是具有独立生命的东西。“作为合理意识的最高形式的技术，和无沉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海德格尔引用歌德的诗句阐明这种沉思：“你坚持因为，并不问为什麽。”他解释道：“什麽叫因为？它拒绝探求为什麽，因此拒绝论证和寻根究底。因为‘因为’是没有为什麽的，它没有理由，它本身就是理由。”正如同玫瑰不为任何理由而开放，人也应当如此：“在自己的本质的最隐蔽的根基中的人，当他以他的方式象玫瑰一样存在着，即没有为什麽时，他才是真正的。”这是自然、历史和人性恢复自主与尊严之第一步。如此，科学世界观转变为一种本真的世界观：“我们只在似乎科学未防备的时刻承认我们当然面对一棵开花的树……如果我们深思熟虑一下，一棵开花的树置身于我们之前，以至于我们能与之相对，这到底是什麽含义，那麽，首先和最终的，就不该弄倒这棵开花的树，而是让它在它所站立的地方站立着。”

在我所居住的一个城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坐落于市中心地带的一座法国人在“租界”时代兴建的美丽花园，花园门口曾赫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1949年以后，它成为对一切公民开放的公园。每到春天，娇嫩的海棠满树盛开，灿若彤云，环抱着那座法国风格的白色凉亭，衬以如今早已消失不见的蔚蓝晴空，成为城市心头一处幽雅娴静的风景。衰败出现于80年代：公园绿地被开辟为游乐场所，以便赚钱供养那些公园管理人员。小贩们在公园四周向游人兜售商品。因为管理不善，花园开始衰败。

然而，真正的厄运伴随一种可疑的技术降临：有些城市设计出一种名为“音乐喷泉”的建筑工程，这种工程附庸风雅地企图模仿欧洲皇家园林的风格——凡尔塞宫（又是法国！）茂密森林的中央空地上，有一座美丽的喷泉，喷泉中央是精美的塑像。“音乐喷泉”工程用“现代技术”将凡尔赛宫的喷泉“创新”为一座播放音乐的喷泉。该市某级政府为了炫耀其政绩，决定引进这一技术，于是一声令下，将这座花园彻底拆除，曾经盛开了整整100多个春天的海棠，连同所有树木花草都被砍伐净尽！光秃秃的地面被设计、承包、再造成一个空荡荡的广场，上面稀稀拉拉种植着一些速生的低矮植物，环绕着一个粗制滥造的所谓“音乐喷泉”，喷泉和音乐常常因技术故障而停止喷水和播放。广场四旁树立着不堪入目的粗制滥造的世界音乐家的塑像，把这个光秃的广场装点得无比庸俗丑陋。类似的“政绩”还在各地层出不穷。无数棵“开花的树”被人为地毁灭了。如今，狠毒的阳光穿过大气层中的臭氧空洞直射向地面，风沙肆虐着，美妙的音乐此刻作为不尽的挽歌，为茂盛了100年的花园送葬……

同样的故事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一再上演。中国“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受到“人口众多”的限制，生态上是极其脆弱的：每个王朝在初期总是致力于“休养生息”，即让人、财、物从战乱的破坏和消耗中恢复过来。随着财富的增长，社会上下开始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伴随生态紧张而来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内部动乱的种子已经种下。与此同时，在外部关系上，由于中原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王朝统治者必须组织开垦荒地，而这样势必侵犯周边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于是战争不可避免。外乱内乱接踵而来，王朝因此寿终正寝。因此王朝更迭的深层原因，并非表面的政治经济变化，而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极限的越过。所以中国历代圣贤谆谆告诫：“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奈何人欲弥天，作雾自迷，亡国败家，遗恨无穷。历史的教训、圣贤的教诲足够深刻了，但人们充耳不闻、装聋做哑。“可疑的东西在此期间已上升到无法预测和不可看透的地步，并拖拉着我们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去往何处。”海德格尔之言绝非哲学玄想，而是我们身边的危险现实：“我们越是接近于危险，通向拯救者的道路就开始越加明亮……”从技术时代的荒芜中，人们为一种新世界观的到来“进行准备”，人们需要“沉思：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全球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

家是人性最深的渴望。大地是我们的家，自然是我们的家。只有在大地的环抱中，我们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我们短暂的人生才获得了深刻的意义。我们是生之循环的种子，通过我们，大地盛开如鲜花。我们与大地唇齿相依。大地沉沦，我们也随之沉沦。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1868-1933）曾有诗道：“词语破碎处，万物不复存。”万物不依赖人的词语而存在，万物的生命超越了人的词语所能表达的，那是伟大而神秘的“道”。人的词语和行动往往是对“道”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以广告和媒体为标志的现代人的词语确实是“破碎”的、颠倒错乱的。破碎的词语表现着破碎的万物。破碎的万物表现着破碎的文明。因此诗人的名句应改为：“自然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生之破碎渴望着生之完整。那种灭绝一切、最终自我灭绝的世界观，堵塞着一切新生的道路。人在这压制一切的黑暗中，探索着拯救的微光。这微光注定要从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世界观及其源头——西方世界观中诞生出来。受尽折磨的自然、历史和人性，呼唤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世界与智慧。那微光持续闪现，依循着“存在的天命”，本身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三章 传播的偏向与媒介的危机：伊尼斯与波兹曼的传播哲学

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他种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偏向”与失衡，往往致文明以死命。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就是这一文明传播机制的伟大传播哲学家。作为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开创了加拿大传播学派，他的理论代表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是西方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包涵着深刻的历史哲学与文明传播思想。

另一位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EricMcluhan ,1911-1980）宣称“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并且谦称自己的成名作《谷登堡星汉璀璨》“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中有文章指出：“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称许玛格丽特·米德（M·Mead）、卡尔·马克思(K·Marx)、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J·Toynbee)等人“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并且特别指出：“20世纪令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著作。”()显然，伊尼斯将自己的研究列入了“文明研究”或历史哲学的学术序列，他试图揭示的，是文明兴衰的传播机制。《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不仅分析了媒介在各种文明（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中世纪直到近代）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和更有价值的，是伊尼斯通过对传播史的研究，展现了他深沉的历史哲学思索，展现了他对当代文明现状与危机的深刻洞察。

一、传播的偏向与文明的结构性失衡

与流俗之见不同，伊尼斯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传播技术的进步，由于固有的“传播的偏向”，往往造成了文明内在生命活力、团结与健康等诸多元素的退化乃至瓦解，最终使文明一蹶不振。他在《帝国与传播》的“作者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断言：“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都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了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伊尼斯区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传播行为因倚重的媒介的不同，而出现“时间的偏向”和“空间的偏向”，前者如象形文字、汉字、羊皮纸、书籍等，笨重而耐久，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后者如拼音文字、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莎草纸、电报、广播等，轻便但难以保存，倚重听觉和书面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帝国的扩张，但常常难以持久稳定。他主张：“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他赞美古希腊文明早期口语媒介传统时空调和，使“力量表现在艺术进展中，也表现在政治演变中……（最终）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而中晚期“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麦克卢汉评述说：“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地位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

由此，“伊尼斯发现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文化一个严重的不足……这个发现是：希腊的物理学或自然观念是一个分类系统，而不是对经验动态模式的认证。”而正是这种知识分类系统，使希腊原本活泼而深刻的文化逐步僵化，丧失生机与活力。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指出：“万事勿过，是希腊人的至理名言，其涵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5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

伊尼斯从历史经验出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他在《传播的偏向》“作者前言”中明言自己苦心孤诣背后深沉的忧患意识：“最乐观地说，我这些文章也只能提高我们的灾难意识。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

伊尼斯揭示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当一种文明由于自身物质-技术力量的骤然强大乃至过剩，往往忽略文明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人文与生态之间的诸多平衡，而遵循文明传播的固有偏向一味进行空间扩张，往往导致文明内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人文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就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贫富分化引起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19-20世纪的劳资冲突和工人革命、两大阵营的冲突和分裂引起各国内战、冷战和核军备竞赛；而西方强势文明的传播与扩张，也往往导致极其残酷的宗教、种族冲突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种族清洗、屠杀和灭绝、恐怖主义的泛滥，使美丽而宁静的地球沦为人间地狱；在文化层面，各文明固有的道德传统和人文传统的衰微、崩溃，使个人与社会严重对立，每个人“头脑中的战争”与头脑外的战争（生存竞争）燃成烧焦一切的欲火；而在自然生态层面，地球万物再也无法忍受整个人类特别是“发达人类”的破坏、污染和摧残，正面临灭绝之灾……

伊尼斯的媒介研究、文明分析与历史哲学，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以来、尤其是被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加强的所谓“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历史观以及这种观念的制造物——发展主义、进步主义乌托邦的当头棒喝：“有些读者会莫名其妙，伊尼斯竟然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是有弊病的东西，甚至是灾难。……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哪儿探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一切创新变化，源于冥冥之中某种普世而仁慈的上帝的意愿。……他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他反对这种普遍的假设。”

伊尼斯“用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深刻指出了现代媒介的“双刃剑”功能：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由于高度倚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比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既可以快速提供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传播经济恐慌，从而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伊尼斯断言：“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回应了广播中邀请它们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利用广播等大众传媒鼓动不明真相的德国公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就是传播史上的著名悲剧。德、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印证了伊尼斯媒介哲学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洞见：“传播的突飞猛进，（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失衡）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

对西方文明以及媒介观念内在局限性的深刻认识，是伊尼斯历史哲学和传播学思考的独到过人之处：“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西方文明）用印刷品进行的自我吹嘘，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民主、教育、进步、个人主义等美妙的词语，描绘出我们这个崭新的天堂。这里，缓流变成了急流，我们处境危险，可能会被自己描绘的景象卷进急流险滩。……新闻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如果它变成了新闻垄断的堡垒，那更危险。任何文明都有其牺牲品，中世纪烧死离经叛道者，现代世界用原子弹威胁离经叛道的人。”

伊尼斯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指西方工业文明的最深处：“现代文明以机器工业占主导地位，它关注的是专门化，而专门化总是‘过’（份）的。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和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痴迷于专门化和工业主义……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技术不断的变化，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比如广播电视的开发），使我们……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更加困难。”丧失平衡的文明结构与传播结构，造成政客投机与大众盲动的危险局面：“普选预示了议会政府的末日。越是磨平差别的民主国家，越是无力抵抗暴政”；单一强势文明在全球的传播造成各民族丰富文化传统的衰落瓦解：“欧洲人进入北美，使美洲文明遭到灭顶之灾”；在自然生态上，“伴随机器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兴起，英美的城镇日益丑陋，自然美景随即消失”并引起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

伊尼斯富于哲学意味地总结说：“（人类）早期某些文明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并不是我们这个文明追求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杀的方法。”文明传播的本意是传承并播撒文明的果实，但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偏向，文明传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扼杀文明生命的利器。这就是伊尼斯提出的历史哲学与传播哲学的巨大“悖论”。

二、当代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机

文明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过分倚重空间扩张，出现忽视内部整合与自然限度的过分偏向，常常导致文明的内外失衡，从而使以互惠性、反馈性为特质的传播，被扭曲为单向度的、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过分的文明需求对自然生态的奴役、掠夺、摧残以及思想和体制上的僵化，这种奴役、掠夺、摧残和僵化，不仅构成各种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成为各种文明停滞、动荡和衰落的主要原因。远古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诸城邦之间因扩张引起的战争、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古埃及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对外战争，正是这种文明传播的偏向最终葬送文明的例证。

西方文明以及这种文明主导下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正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人文诸领域中全局性、本质性、结构性的失衡与危险，正遭遇着一味空间扩张但严重缺乏时间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所谓“可大而难久”的传播危机与文明危机，或称“可持续性”危机。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等地的恐怖主义袭击、全球蔓延的恐怖主义灾难以及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爆发并迅速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肆虐半年以上、目前尚无法根治的“非典”危机以及“禽流感”、“疯牛症”、“爱滋病”等生态-社会危机，正是全球各种文明在政治、经济、能源、生态、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陷入全面“可持续性”危机的突出表现。在《传播的偏向》第七章“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中，伊尼斯富于预见性地指出：“在处理连续性和帝国的问题上，西方缺乏经验。缺乏经验是一种危险，西方世界正面对着不确定因素和战争。”而这些“不确定因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确定”、推诿塞责、彼此猜疑，终于酿成全球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文的严重危机。

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文明的核心价值的重大偏失。伊尼斯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的角度探索全球危机的广度、深度以及内在原因。究根寻源，伊尼斯认为：“机械化……应当为知识领域的垄断负责。……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中的，还有（整个）西方文明。”

伊尼斯痛感机械化和专门化造成的“知识的分割，显然已经到了不可能指望寻求一个共同观点的程度，各学科根本不可能共享同样的观点。”他将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学家格雷汉姆·华莱斯（GrahamWalls,1858-1932）引为同调：“他认为，原创性思想要靠口头传统，随着知识的日益机械化，有利于创造性思想的条件，正在慢慢化为乌有。”他慨叹战后教育的普及、学生人数的增多，迫使教师倚赖粗浅的教科书、直观花哨的教具和粗暴虚浮的行政管理。扼杀灵性的考试变成教育的目的和学习的主宰。他概括此一现象为“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并没有使人的见识增长。”在《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中，他引用英国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话说：“一大把半吊子读书人，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和危险。”()而正是这些受了“半吊子”教育、无深厚修养和独立判断力的大众，却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危机由此产生。

伊尼斯看到“科学对文化的冲击”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仅受过粗浅教育的大众，对“进步教义”的迷信：“人们觉得，他们生活的时代‘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优越得多。这个时代不用背包袱，既不怕衰落，也不怕灾难。他们相信科学资源无穷无尽，几乎肯定自己可以不听凭命运的摆布’。……那些科学的卫道士——更公平地说他们是科学的伪僧侣——用很高的效率开发出了各种疯狂的东西，他们特别强调的当然就是原子弹了。……迷信科学已经给科学本身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观念总是有利于压制和扭曲文化，尤其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的影响来完成这种压制。……通过国家这个工具，机械化知识屈从于权力的要求。”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伊尼斯对“现代大学”的分析：“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此外没有其他功能。……（如今）大学变成一堆贪婪的系科，醉心于搞经费，借以证明其肤浅或功用，仿佛只有这样的系科才是成功的。……结果，对统一的兴趣受到扭曲，产生了奇怪的、毫无艺术性的、你争我夺的系科的大杂烩，名之曰现代大学。……为了争取经费而玩弄的谎言和花招，困扰着大学。自我原谅的托词是，大学之所以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农业和工业，有助于国防。当然，大学起不了这样的作用。……文化与这些问题风马牛不相及。文化是用来训练人的，让每一个人决定他需要多少信息，以便使自己获得平衡和协调的感觉，不受狂人的干扰。”正如伊尼斯所揭示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使大学降格为技术学校，一个民族的原创活力因此被窒息。

高等教育的悲剧与“现代文化的悲剧”紧密相连：“‘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因为外部环境过分的组织化导致了我们缺乏思想的组织化。’”信息的爆炸，知识总量的暴涨，对科学的迷信与贪求，“总体上只能使人类退化”。而现代西方世界观的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更助长了道德操守、艺术品味与价值观念的退化。伊尼斯与尼采一样，是现代“文明病”的英勇解剖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功利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只不过是我们幻想力的虚构。它很可能是我们致命的愚蠢，这样的错误总有一天会使我们走向灭亡。”

伊尼斯深刻地洞察出技术进步与传播媒介的变化对文化的冲击：“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变成了艺术。广播使短暂肤浅之物增加了重要性。寻找娱乐成为电影和广播必不可少的追求。‘广播……异乎寻常地降低了我们的思想标准。’对新媒介的要求被强加到旧媒介的头上，强加到报纸和书籍的头上。”更深刻的变化在于：“机械工业用于传播，使西方社会裂变为原子性的个体……印刷术和摄影术是视觉本位的传播。这种传播产生的垄断，对西方文明构成毁灭性威胁，……这种垄断强调个人主义，随后又突出非稳定性，并且造成了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传播手段的现代发展，造就了更加逼真的效果，同时也造就了更大的虚幻。……‘物质主义成为每一种暴政的辅助教义，无论它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

伊尼斯在1950年代对当代媒介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论断，不仅被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当代媒介的思想家、观察家们所证实，更成为当今全球十分紧迫的文化课题：只知道卡通片、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而不知道此前5000年文明传统的一代一代年轻人，将把世界引向何处呢？

伊尼斯可谓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传播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每逢社会剧烈动荡变迁之际，必有政治或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强调文明传播中“传承”的一面，呼吁人们从不可抗拒的历史变革中葆守住人类固有文明的伟大精神，同时对文明结构进行改革调整，以便在历史新局中浴火重生，继续在文明传播的新形式中“播散”其生生不息的永恒意义与活力。

就中国文明而言，剧烈的动荡变迁凡四：晚周、汉末、唐末、清末。晚周孔子采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老、庄则采激进的保守主义立场，两家遂成中国此下2000余年思想之不可倾摇的主流与支流，共同抚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此下汉末佛教的输入、唐末新儒家的复兴，亦重演故事。唯清末西学输入，国人图强心切，遂尽弃温和而开放的保守主义立场，一味“除旧布新”、“超英赶美”，企图在全面依托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基础上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化”。无奈西方近代世界观以及文明传播结构本来就有重大缺憾，积压至当代，全球危机日益深重，国人于是猛醒，回归中国世界观，不仅是有识之士的宿愿，更与全球化时代本土化思潮暗合。以此观之，不仅孔子“仁爱和平”之教诲是全球文明“保合太和”之洋洋大道，老子、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亦为今日一味殉人欲而灭自然的工业文明与大众传媒自我修正之圣经。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1948年发表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概括人类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为：1，监视环境；2，社会协调；3，传承文化遗产。中文“传播”一词兼具“传承”和“播散”的双重涵义，其传播学意义在于：传播活动首要和根本的价值和功能，在于传承文明价值与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协调”与“环境监视”，则文明传播的结构功能可谓健全。当今全球社会的文明传播活动，一味强调“监视环境”以便让受众随时适应、满足、追随社会环境向个体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压力；在“社会协调”功能上，则常常以实用主义的目标或虚幻的意识形态目标作为社会整体协调一致的唯一杠杆，忽略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真实可信的价值目标或道德目标的有效传播，引起个体与社会的脱离乃至对抗；在“传承文化遗产”功能上，当代社会与大众传媒更是严重缺失，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被片面要求为实用主义目标服务，社会因此丧失了培育精神原创力的能力，文化遗产被大众传媒固定在“古董”、“雅癖”、“行将消逝的奇景”的位置上，整个社会唯“新”是举，浮躁莫名，完全丧失了“传”的天职。

当代全球社会必须彻底进行观念变革、结构变革与文化变革，以使久经错位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传播结构、生态结构恢复平衡与和谐。政府、企业、学界、个人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伊尼斯在1950年代的深处，向21世纪的全球人类发出悲观的疑问：“也许，我们陷入了瘫痪的状态，而且对持久性已经提不起兴趣。……”笔者却认为，文明结构的失衡、文明传播的偏向，若尽早纠正，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自然史和文明史还给我们留下多少时间和空间呢？麦克卢汉在1970年代媒介帝国的多彩泡沫中，向我们引用了莎士比亚意味深长的神秘诗句：“什麽事情都逃不过神的冷眼：神秘莫测的海底也可以度量，隐藏心中的思想，也可以发现。”

三、媒介与信息：从和谐到分离到崩解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媒介学家，生前一直任教于纽约大学，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在他领导下，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他出版了20余部著作，代表作《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他2003年10月去世时，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深刻预见和批评。《娱乐至死》中文版的问世，立即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

诚如评论所言，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对当今时代电子媒介文化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无可辩驳的分析。他从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入手，分析《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亦不可制作任何形象，仿佛天上地下或水中的万物”的传播学意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禁止人们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因为一旦人们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媒介表达一种崇拜对象，人们就会执着于这些媒介符号而无法想象、接近并崇拜那抽象的神灵。波兹曼由此推导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媒介决定了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的内容、形式、到达受众的速度、影响、受众的价值观。技术本质上不是可操控的工具，而是重新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自培根发表《新工具》并提出鼓舞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正确译法应当是“知识就是权力”）以来，近代启蒙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认为：建筑在知识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作为促进人类进步的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类可以掌控的一种资源。1914-2004年间的人类史和自然生态史，彻底粉碎了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核子武器技术、生化武器技术等军事科技对人类自相残杀的影响、化肥农药技术对食品、土壤、水源的污染、汽车技术对大气的污染、医药技术引起的细菌病毒的反扑（“非典”、西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热、爱滋病等均为表现形式之一）等等，使现代技术的两重性（双刃剑）日益凸显，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绝非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世界框架”（一译“座架”），是近代世界的根本构造，“在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

同样，媒介也绝非运载信息的单纯工具，而“是一种隐喻，（它）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象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波兹曼据此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麽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

换言之，媒介凭借其隐喻功能，对事物（信息）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即主观诠释世界、加工世界，主观判定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使信息获得主观意义并变形；凭借人脑的联想、想象、接受暗示等功能，将本不属于事物的特性散播出来，进而笼罩了事物（信息）本身。

波兹曼由此提出了一种媒介认识论哲学：“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他引用卡西尔《人论》中的杰出论断，证明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对“拟态环境”的论述：“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波兹曼意味深长地缅怀古典媒介环境之“天人合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波兹曼不愧为具有理论深度和批判能力的媒介思想家，他在这段话中表达了对当代霸权主义意识形态“随时准备炸掉地球”行径的强烈义愤；表达了对麻木不仁地“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的启蒙主义主流话语的强烈讥讽：已然61岁的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写道：“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第四步和最后一步就是：……他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时，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这段话没有一丝怜悯和仁慈，正是这种企图统治宰割一切的、冷酷无情的“理性”（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使当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类自身，横遭杀戮和摧残。

依据中国文化对人类-媒介（文化、传统）-环境（天道、自然）之间关系的把握，将人类与天道结合、使天地人（三才）和谐融洽的纽带、核心，是以人的自我克制为道德教化主要内容的文化传统与媒介传统，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之“仁”，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媒介，不仅推行于人类中间，也推行于天地万物：“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比较康德认为人凭理性就天然地拥有剥去羊皮的冷酷主张，其高下自见。

根据波兹曼的观点，人类的媒介史可描述为：从媒介与信息相和谐的口语媒介，转变为媒介与信息相分离的印刷媒介，再转变为当代社会媒介主宰信息的电子媒介这样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注重诗性感悟能力和记忆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性的完整，第二阶段注重抽象推理能力、读写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以及个性的独立：“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方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第三阶段是当今的电子媒介阶段：“我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铅字只是一种残余的认识论，它凭借电脑、报纸和被设计得酷似电视屏幕的杂志还能幸存下去……”

波兹曼的结论清醒而严峻：“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波兹曼旗帜鲜明地反对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对“电子媒介”热情讴歌的理论评价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指出了电子媒介作为当今文化中心对人类数千年宝贵文化传统的摧毁和污染，他的媒介批判与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一道，成为当今日益势利浅薄、“人欲熏天”的媒介环境的清醒预言和严峻警告。

追怀历史，波兹曼发现“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非巧合”，其传播学意义在于：“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培养翁格所谓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

一言蔽之，读者在阅读时以及生活中都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力。波兹曼认为：“到1858年，照片和电报的发明结束了理性王国的时代”，他援引法兰克·普瑞斯布利在《广告的历史和发展》中的观点，认为在此前后，直至1890年代，广告原本用严肃的文字传播信息、发表主张的语境被彻底摧毁，插图、照片以及广告口号的滥用表明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而代之以狂轰滥炸的媒介的蛊惑和煽情。

对于电子媒介时代来临起决定作用的，是1840年代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全美电报系统，从而消灭了地域界线，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信息交流的涵义。伟大的先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问道：相距遥远、分属不同地域和社区的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有什麽重要的或深刻的东西，需要通过电报来交流呢？除了谈论与己无关的浅显话题外，他们又能交流并改变什麽呢？

波兹曼认为，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公众话语进行了三路进攻：首先，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无聊散乱、耸人听闻的新闻成为媒介的主要内容，当地新闻和没有时效性的新闻立即退出了报纸的中心位置，新闻作为商品，勿论其质量、用途和意义，只要它距离新闻使用地遥远或获取的速度快（新闻媒体所谓“第一时间，抢先发出”），就被采纳或购买：“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

其次，正如梭罗所言，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大量与受众无直接关系的信息被大批生产并传播开来，这些过剩的信息只能充当陌生人的谈资，却不能促成任何有益的行动，它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在于促成某种行动的本来涵义，改变了“信息-行动比”，使人们逐渐丧失从事改善现状的社会活动的冲动和能力。信息的过剩和散乱，使凭借这些信息彼此肤浅了解、间接接触的人群结成奇怪的社区——对现状无可奈何的“大众”阶层，个人独立的判断和意见被淹没在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垃圾中，人人陷入“沉默的螺旋”和无能为力的怪圈，难以自拔。在电报的信息世界里，事关每个人，又与每个人无关，因为它无法促成任何行动。比如通过电子媒介，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同发生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又能做什麽呢？

再次，经电子媒介描绘过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释，更无法控制。人们变积极地参与、改变世界为消极地认识、肤浅地了解这个世界。被割裂的注意力随时被媒介扯走，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久而久之，人们对一切意义不再置疑、思考、鉴别和判断，而是在信息和流俗意见的汪洋大海中随波逐流。

另一个决定性的媒介是照相术（摄影）：凭借镜头的选择和光学处理，自然被人为改造。摄影是只表现具象、只表达特例的语言，作为虚拟的“客观”片断，它不需要任何语境，不诠释任何意义，用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裂”，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图象》中称之为“图象革命”，即驱逐文字和意义，用图片虚构一个经过剪裁和伪装的“真实”。“图象革命”的产物就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被用于报道的事件，如记者招待会、明星丑闻等等。波兹曼称之为“伪语境”，其作用是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肤浅的功能：提供娱乐。“伪语境是丧失了活力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电视将电报的瞬间信息和照相术的图象技术结合发挥到了极致，是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没有思想、没有品味、没有个性、没有意义的“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是新一代受众不容置疑的“神话”（罗兰·巴特）和“元媒介”，人们完全接受了电视作为“文化”中心对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电视只有一个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笛卡尔的名言被改造为当今全球最流行的话语：“我做秀，故我存在！”

电子媒介提出了一种消灭语境和历史的认识论：“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汽车大王、强有力地促进了地球污染和变暖的亨利·福特曾说：“历史是一派胡言！”而所有电源插头的随声附和是：“历史根本就不存在！”波兹曼提示普遍缺乏历史感的现代人说：“赫胥黎告诉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比如电视主持人，……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麽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了。”

四、娱乐致死的物种与电视媒介的叙事学

波兹曼本着人文学者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强调一切真正的理解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而语言、阅读、思考、乃至一切文化本身，都是用来质疑、讨论、批评、改变表面事物（现实）的媒介。不幸的是，电视媒介与其他文化媒介的本性相反，它是对一切表面之物（现实）的迷恋和顺从。据说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第42大街上的霓虹灯时，发表评论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萧翁在世，一定对此困惑：占领伊拉克的美国大兵与被占领国的伊拉克青年，崇拜的偶像是同一个电视明星——施瓦辛格！

电视媒介是全球超级意识形态。美国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大约10万到20万小时，覆盖全球。尽管各种危机和动荡也同时正在席卷全球，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却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波兹曼专门探讨了主持人的口头语“好……现在”这种独特的“电视语法”：不管一则新闻揭露了多麽严重的事态，一声“好……现在”的连接词之后，一切立刻从电视屏幕和我们的脑海中消失，紧接而来的是一则广告或娱乐新闻，它强烈地暗示你——“对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每个电视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秒半，几乎每8分钟就构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单元，观众根本来不及思考和品味，就被引入下一个单元，久而久之，电子媒介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没有连贯、秩序和意义的世界，一个无须严肃对待的世界。

电视文化的叙事学或世界观是：“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年轻观众看着电视长大，他们更愿意相信：所有关于残暴行为或非正常死亡的报道都是夸大其词的，不必认真或做出理智的反应——毕竟，他们还没来得及生活，生活世界就被他们的父辈——成年人给糟踏了。作为后来者，他们宁肯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真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著名电视编辑、主持人罗伯特·麦克尼尔总结电视节目的成功诀窍是：“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准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当电视新闻也被包装成一种娱乐时，它实际是以虚假信息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和鉴别真伪的能力。波兹曼引用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里根误述，无人关注”评论道：“报道白宫动态的记者们很愿意也能够发现谎言，他们的报道足以让公众了解真相并激起义愤，但现在的问题是：很明显，公众拒绝表示兴趣。……这里的意思是‘不好笑的东西不值得他们关注’……”波兹曼为此大为激赏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被现代科技提供的各种娱乐消遣弄得筋疲力尽和麻木不仁了。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和《动物庄园》中的预言不同，赫胥黎发现：西方民主社会将醉生梦死地消亡。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都拼命模仿电视媒介的浅薄夸诞，一则广播广告宣称：“给我们22分钟，我们将给你整个世界！”波兹曼痛心地评论说：“历史从来没有证明过，一个自认为可以在22分钟内评价整个世界的文化，还会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在考察了电视传教对宗教精神的扭曲之后，波兹曼重点分析了电视广告与政治话语之间的本质联系与价值同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严重的解构和颠覆。亚当·斯密相信：市场竞争中的买卖双方具有足够的理性以便从事互惠的交易。“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麽理性就是机车的司机。”引申推理下来，如果电子媒介使资本主义机车司机的理性受到侵蚀和毁灭，那麽资本主义机车仅仅受控于贪欲和盲目，只会出轨翻车。电视广告不仅使理性判断受损，且扩张到政治领域，使选举政治变成了电视形象秀。查尔斯·赖克在1970年提出“公司国家”的理论概念：“电视是……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它为所有民众开设统一的课程”，它提供的信息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成为各种各样专制者手中最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电子媒介还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各种“可视化”的电视、电脑教具将真正的教育精神从大中小学中驱除出去，使学生丧失起码的思辩能力、坚持个性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极力做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电视的教育哲学有三条戒律：（1）你的节目不能有前提条件和知识背景，越浅越好；（2）不能令人困惑或难受，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满意，而不是让他们成长；（3）躲避阐述，尽量讲故事或用动感图象来说明。如此一来，电视教学变成了娱乐，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纵容去追求享乐、厌恶深奥和崇高。

电视、电脑网络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对它们的评价尽可以见仁见智。要紧的是：不能仅仅听从技术乐观主义的一面之词，而应慎重估量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变化，哪些是应当尽力避免的危险。作为媒介思想家和预言家，波兹曼指出的电子媒介的缺陷以及对文化的潜在影响，确实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深思与纠正。全球媒介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日益凸显，值得警惕和深入探讨。中国古人云“居安思危”，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日益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代，往圣先贤的良苦忠告提示着历史转折关头一切人尤其是媒介业人士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恰如我随手抄录的一首元代——一个较早“全球化”的时代，蒙古人的足迹一度横扫欧亚大陆——长期旅居中国、成为精通中国文化的“回儒”、嘉兴儒学教授、诗人买间的诗歌：“朔风吹破屋，曙雪下缤纷。六合浑清气，千山尽白云。老蛟深闭蜇，独雁远呼群。想象西湖路，梅花瘦几分？” 当诗意的古典文化和理性的近代印刷文化在电子媒介的攻击下日益消退的文化严冬时刻，波兹曼犹如一支孤独的大雁，呼唤着有识之士（雁群）去密切观察：象征文化与宇宙回春之精魂的梅花，又在严冬的风雪中瘦却了几分呢？

第四章 回归那更深刻的本源

生命的成长从来就是在克服重重危机的过程中进行。回顾5000年的人类文明史，我们发现：严重的危机曾出现在文明史的中间段落——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各主要文明都陷入了几乎是难以自拔的社会混乱与文明衰败。曾经辉煌一时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法老文明由于穷兵黩武、贪婪扩张、骄奢淫逸以及外族入侵而灰飞烟灭，从此彻底在历史上消失。约公元前1025年，希伯来君主国建立，仅仅90年后，所罗门王的豪奢与压迫政策激起民愤，北方十个部落分离出去，另立以色列王国；剩下的南方两个部落，自称犹太王国。此后两百多年间，它们分别被亚述人、加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征服。从此犹太人，带着他们苦难中上帝终将拯救的宗教信仰（犹太教）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宗教深刻影响了古代和中古时代地中海周边的各欧亚民族。与此类似，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建立了辉煌的古印度文明。然而，随着公元前1000-公元前500年间形成的种姓制度的日益僵化，将社会成员按严格的等级加以区分和限制的社会制度日益暴露其不公，婆罗门等上等种姓对下等种姓的压迫致使民怨沸腾。针对婆罗门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勃然兴起，尼泊尔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佛陀，约公元前563-前483年）创立了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佛教在印度兴盛了一千年，并持久地成为东亚以及东南亚文明的重要因素。

一、雅斯贝尔斯：危机时代是产生伟大智慧的时代

危机时代是产生伟大智慧的时代。在希腊，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以城市为中心的希腊城邦国家开始建立并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城邦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些城邦大多以海上贸易或沿地中海各地殖民为生，它们推举雅典为盟主，打败了海上竞争的主要对手——波斯帝国。然而，雅典借同盟以谋私利，引起了斯巴达的愤怒，结果，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使胜（斯巴达）败（雅典）双方均损失惨重，希腊文明从此没落，最终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

与喜马拉雅山以西各种人类文明此消彼长、相互取代不同，喜马拉雅山以东的中国文明，一经建立便永久持续，绵延至今5000余年，成为全世界唯一幸存至今的古代文明。《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指出：“中国文明……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华夏民族……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

中华民族历经夏、商、西周三朝两千余年的建设，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文化为一体的“礼乐”制度，“礼”是以礼仪名分的伦理方式表现出来的、普天之下各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无论贵贱都必须遵循的道义责任；“乐”则是以诗歌、音乐等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使各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和谐共处的文化精神。“礼乐”制度是中华民族在文明的独特发展中摸索出来的、不以武力和强制达成社会合作、融洽与统一的伟大制度。《世界文明史》称之为“同化各民族”（也是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伦理制度”。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国间彼此征战不休、弱肉强食，人民苦不堪言。这就是“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又称“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551年，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诞生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的祖先是商王室的后裔，后因避乱，移居鲁国，从此家道衰落。孔子少孤，靠独立奋斗而为命世奇哲。面对旧的“礼乐”文明的没落，他创造性地吸收、改造并提升了旧文明的精髓，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并通过首创私学，将儒家思想作为稳固而又常新的学术传统传播开去，从而一举奠定了中华文明此后两千余年不断发展与自我更新的精神基础。与苏格拉底不同，孔子发现：知识并不必然地促进人类的美德和完善，有时恰恰相反。因此，他主张以崇高的道德精神指引人类的知识以及一切生命实践。孔子的主张为中西思想与中西文明此后的分野划出了清晰的轨迹。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的人道主义的政治主张，没有被当时的政治人物所采纳，但到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标志着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其去世345年之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思想，中华文明因此被称为“儒家文明”。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儒家思想成为东亚各民族文明的核心因素。

历史运动与精神运动的情形往往如此：旧文明的巨大危机引起人的深刻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产生了伟大的智慧飞跃，这一飞跃和突破，使濒死的旧文明重获新生。此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处于这些伟大智慧的辉映之下。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的核心智慧诞生的这一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公元1949年，时当古老的中国历经近代磨难、正在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创之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发表了他的历史哲学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这部杰出著作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影响日益深远的、透视人类文明史及其发展方向的伟大理论——“轴心时代论”。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史前时代，他称之为“普罗米修斯时代”，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使用，使人由动物变成了人；第二阶段是古代文明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以及较晚的巴勒斯坦地区、爱琴海地区，诞生了最早的古代文明，文字的使用、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建筑物与艺术品的出现、国家的建立、宗教的形成等，标志着人类由非历史阶段进入历史阶段；第三个阶段即“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间，各古代文明内部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伟大而深刻的精神运动，公元前500年左右是这一时代的高峰：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诸子百家诞生于中国；在印度，佛祖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各种宗教-哲学流派纷纷涌现；在巴勒斯坦，先知以利亚、以赛亚等发起改革犹太教；在希腊，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西方哲学。所有这一切，都几乎彼此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同时发生。这一时代之所以被称为“轴心时代”，就在于：它产生了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各种基本思想和基本宗教，人类对宇宙人生之基本问题的深刻思考，促使人类的智慧出现突破与飞跃，文明因此被彻底更新。这一时代是人类历史的“轴心”。

对此，雅斯贝尔斯以真正哲人的深刻洞察力写道：“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一直如此。轴心时代潜力的苏醒，对轴心时代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中国、印度、西方此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轴心时代的出现，给人类历史造成的结果，是古代文明的新生，世界各民族在精神上的统一。雅斯贝尔斯写道：“在所有地方，轴心时代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任何未同轴心时代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时代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麽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麽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入历史。……生活在轴心时代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轴心时代）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今日已达尽头。……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他们能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从轴心时代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轴心时代犹如第二次诞生。此后2000余年的人类历史，是“各轴心民族”，受轴心时代的伟大智慧的启发，在东亚、西南亚和欧洲建立的地区性的“世界帝国”的兴建、毁灭和重建的历史。地区性帝国的文明，并非完全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衰落的文化通过入柩殓葬来保持稳定”，相反，这些帝国在尽力实现轴心时代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传统，各自取得了不可替代的文明成就。比如秦汉帝国的政治成就与文化成就，隋唐帝国的佛学、文学与艺术成就，宋、明帝国的士大夫精神，罗马帝国的法律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和近代欧洲的文化传统，等等。

人类历史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公元15世纪欧洲开始的科技时代，雅斯贝尔斯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时代”。犹如史前工具的制造发明促使人类诞生一样，现代科技发明及其在工商活动中的应用，制造出一个仰赖这些发明所提供的便利、舒适、即时消费与刺激的“新人类”——现代人。雅斯贝尔斯预言：现代文明“通过与古代文明的规划和组织相类似的建设，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这就是所谓“全球化进程”，当代学者正在热烈讨论它，当代各国政要权贵正在积极促成它，而发达国家中的弱势人群正在激烈反对它。

科技时代是新的“史前时代”。史前工具的发明促使人类诞生，现代科技发明把各种民族、文化、国家、发展水平的人类，统一为“地球人”，让他们休戚与共、生死相关。全球化进程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一个单一的、由跨国工商科技力量支配的、高风险的、极其单调的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在大地上建立了适合人性的、丰富多采的生活方式不同，现代生活方式正构成对人性、自然和历史传统的最严重的威胁。整个人类，在自然根基、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人性上，被现代工商科技进步挤压得彻底变形，整个地球被弄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以及一切生命居住。

二、科技时代的生命迷惘与人性沦丧

科技时代是“生之迷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上普遍泛滥的时代。工商科技文明的社会后果，并非生命问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某种程度的解决和安顿，恰恰相反，在物质进步、科技昌明的现时代，贫富的两极分化使全球饥饿人口日益增加，发达社会中的普通群众必须每天疲于奔命才能生活，“疲劳死”、“工作狂”、忧郁症以及各种精神疾病，层出不穷；少数享有特权的富人和权贵们为了金钱和权力付出了人格变态的代价；大众付出的精神代价是日益使自己平庸，并成为各种拜物教、偶像崇拜以及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乃至残暴罪恶的邪教的牺牲品。

科技时代是文化衰退的时代：“今天我们全都意识到：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这就是技术时代，它似乎将人类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这可以解释为什麽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技术专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

现代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性。雅斯贝尔斯深入剖析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文化后果：“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工作方法、工作组织和环境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现代技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类的命运。”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技术是自然的延伸，自然的内在生命没有遭到戕害；现代技术则控制自然、操纵自然，从而戕害了自然的内在生命。人类越压制自然，自然就越报复人类：工厂建立之处，就是风沙肆虐之处。机械化大生产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人变质为大机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零件：“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在地球上已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今天我们的生存已不可能发现合理的生活形式。”

现代生活造成个人存在的虚假：“他不得不戴着假面具生活，不得不根据形势和对象，更换自己的面具。他总是说‘似乎怎样’的话题，而不是使自己实有所获。最后由于这些假面具，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麽。”人靠机器哄骗自然，最终结果是哄骗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单调沉闷的机械劳动使人冷漠自私又喜怒无常，混乱的思想带来的是盲从、绝望和空虚。人被迫背井离乡，好不容易在机器旁找到一个位置，而这些无人性的、冷漠的机器将占据他一生最好的年华，直到他因年老多病而被抛弃。“人类生活的范围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都大大受到限制，他丧失了对其文化遗产与终极目标的探求，他仅仅生活在现存之中。但现存也日益变得空虚，他越少由记忆的实体支撑，便越不能孕育已萌芽的未来可能性的种子。工作仅仅是劳累和匆忙，花费精力之后精疲力竭，两者都缺少思考。在疲累中，除了本能、对快乐和感觉的需求外，什麽也没有留下。人类靠电影和报纸生活，靠听新闻和看电影活着，到处都在机械因袭性的范围内。”

现代生活在奴役个人的同时，也毒化了公共生活。雅斯贝尔斯回顾了自古代以来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希腊人认为只有智力低下者才从事体力劳动，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完全不劳动，只从事政治、体育、艺术、哲学；犹太教和基督教把“为财富而操劳”视为进入天堂的最大阻碍。只有新教徒认为劳动是巨大的赐福，加尔文教派认为，劳动的成功是被上帝选中的象征。马克斯·韦伯据此认为：宣扬辛勤劳作、发财致富的所谓“新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真正动力并非什麽“新教伦理”，而是人类原始的、贪婪的敛财本能，古代社会通过宗教、道德等对其加以约束，现在这种本能却受到现代社会的鼓励，致使一切宗教和道德对本能的约束毁灭，物欲因此泛滥成灾。雅斯贝尔斯分析了“劳动的两重面貌”：熔铸了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不仅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更体现了人类的尊严；而机械化劳动则剥夺了人类的创造性与尊严：“人类本身变成了被有目的加工的一种原料。以前人本身是全部的主旨，现在则变成了手段。人们允许一切披上人道的外衣，……但凡这种意图要求之处，人道都受到严重损害。极大的力量伴随着极端的残酷。”

现代技术要求采取大规模的组织形式，于是整个人类生活被笼罩在官僚统治的冷漠僵化之下，活生生的人被硬性塞入各种荒谬的规格中，现代国家的警察司法机器以强制性的暴力、教育考试机构以及新闻传播媒介以貌似温柔的“意识形态的暴力”维持着这种统治。雅斯贝尔斯主张区分“人民”和“群众”：人民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统一体，而群众则意识不到自我，千人一面，数量极大，缺乏个性和文化传统，没有基础，一团空虚。群众是宣传蛊惑的对象，不负责任，任人摆布。现代技术造就了这样的群众，他们眼界狭隘，不能预见未来，缺乏深刻的、值得回忆的生活，从事强制性劳动，以刺激消磨时光，以爱情、忠诚和信任进行欺骗，玩世不恭、一盘散沙，只会向台上的明星鼓掌。危机时刻，丧失理智的群众是独裁统治的基础，他们心甘情愿被独裁统治送入战争或动乱的火坑。

雅斯贝尔斯富于诗意地写道：“作为人民，我在内心自我中体验翱翔于生活之上的音乐。”那是拥有独特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拥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内心感受和价值信念的，与社会群体既水乳交融又独立不倚的个人、强大充实的自我的统一体。而群众则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手中的玩物。“意识形态是思想或概念的复合，它把自己作为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地位的‘绝对真理’提供给思想者，它引导思想者在各种对它有利的意义上，出于自我辩护、困惑不解和逃避的目的，完成自我欺骗的行动。……我们的时代既产生意识形态又识破它们。……极其大胆的反省、全部诚实的先决条件，已经沿着意识形态之路退化。……在绝望中产生了幻觉的需要，在个人存在的枯燥无味中产生了感官的需要，在软弱无力中产生了去侵犯更弱者的需要。……当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时，肯定归咎于别人。如果一个人什麽都不是，他至少是一个反对派。”雅斯贝尔斯从分析现代人的盲从与道德堕落，进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形式——“民主”进行质疑和批判：“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平等、无记名投票，就其本身来说，并非自由的保证，毋宁说是对它的威胁……因为大众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赞成什麽。”

哲人之见可谓切中时弊：尽管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摸索出来的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这种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却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既然“民主”是“民众当家做主”，则“民众”具备“当家做主”的能力，就成为决定民主政治良性运行的关键。然而，随着现代生产、现代国家和现代技术日益把“人民”转化为“丧失基本判断力的群众”，民主政治就蜕变为马修·阿诺德所谓的“群氓政治”，一些花言巧语的政党和政客，借口“群众利益”以售其奸，20世纪的许多政治灾难以及当前全球的生态灾难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等大多数人走上歧途之后，世界就变成顺从的找座位者和低贱的阴谋家的剧场，他们不知区分真假善恶，仅仅是权力机构的工具。”现代政治与大众传播媒介，把人类社会强行改造为一个“正在上映电影的剧场”，强光始终射向经过精心设计的银幕，大众的视线被强制固定在银幕上，而对银幕以外的真实世界的一切无法逼视，同时，所有独立的内心生活都停止了，大众跟随着银幕上的人物而喜怒哀乐，大众以为银幕上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一切价值判断都被银幕塑造，卑鄙的阴谋家则冒充领座员，将乍入“技术时代之黑暗”中的人类领入陷阱。

雅斯贝尔斯认为，造成这一现代人性“黑暗”的因素，包括缺乏信仰的启蒙运动、越出自由和理性的轨道、为专制和暴力留下余地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的、以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中最具根本性的，则是“欧洲人通过科学和发现引起的技术革命”，它“是对于自然和人本身的破坏。不断谋杀生物的过程将最终导致总体的毁灭。”“与此同时发生了历史的中断，发生了对过去的破坏和淹没，其规模是几千年历史中无法比拟的。”回顾近代历史，雅斯贝尔斯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路德维克·克拉格斯的话说：“在19世纪，地球的本体已脱离了地球。”同样的对文明危机与崩溃的预感也出现在歌德、托克维尔、伯克、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惠特曼、马修·阿诺德、波德莱尔、尼采等人的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显露出落日之照的，不仅是欧洲，而是世界所有的文化。”

现代文明正在敲响自然、历史和人性的丧钟。只有当你能够想象一个初中学生仅仅因为考试成绩稍稍下降、就向批评他的亲生母亲抡起斧头，你才能理解我们的时代，人性已经沦丧到何等程度！“一个完全困惑的时代应是丧失本体的结果。”雅斯贝尔斯富于历史感地写道：“人类整体和一切旧文化已被拖进共同的破坏或复兴之川……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人性新的急剧质变，它不是轴心时代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过去的急剧转变时代都是地方性的……而现在发生的事件全都是决定性的，再没有任何置身局外的东西。”全球化把人类紧密结合为一体，人类文明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三、重温轴心时代文化：从往昔的峰顶，我们可以鸟瞰未来

我们的时代正在迷失生命的本体、根基和源泉。但拯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敢断言，人类不会全部迷失……只要他作为个人尚未死去。……唯一的希望在于意识到恐怖。……我们理解了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沉没。”“被忧虑和希望所震撼的灵魂使我们富有洞察力。”“人性可能是人类的援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刀砍不去、火烧不尽的东西，那就是“蕴藏于宇宙之中、使地球旋转、万物生长”的力量，那催动百花向完美开放的、奋力向上而不甘堕落的精神。

从往昔的峰顶我们可以鸟瞰未来。“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正在完成从根本上重建人性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根源。”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磨难的历史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来说，复兴的希望就孕育于对轴心时代人类智慧的伟大回归中：“我们必须回归到更深刻的起源，回到那所有的信仰一齐以其特殊的历史形态涌出的根源，回到那在人们准备要它，它就会喷涌而出的源头。”他把人类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对现在责任的担当与对未来具有根本意义的探索，解释为一个绵延不尽的整体：“由于我见到了过去之整体，所以我体验到了现存。我从往昔中获得的基础越深厚，我对现存事件发展过程的参与也就越明显。在历史的镜子里，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属于何方，我为何生存。”哲人以这样的警句唤醒人们的心灵：“一个不能说明3000年历史的人，等于处在没有里程碑的黑暗之中，他只能一天天混日子。”

现代人应当在轴心时代智慧之光的照耀下，传承历史、改造现实、开辟未来。雅斯贝尔斯认为这一伟业即人类历史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自由、统一、信仰，他又称之为“超越历史”：“历史本身成了通往超历史的道路。在思想领域、行动和创造的领域里，在对伟大事物的沉思冥想中，历史作为永久的现存而发射出光芒。它不再满足好奇心，而是成为令人鼓舞的力量。……从整体上对历史的领悟导致超越历史。……超越历史的历史意识重复我们存在的基本矛盾。世界周围没有道路，历史周围没有道路，只有一条穿越历史的道路。……围绕历史的是更加广阔的地平线，在此之中，现存是住所、验证、决策和实现。……对于每个人的问题是：他将位于何处？他将为何而效劳？”

在这段回荡着历史创造的激情与神秘感的话中，我们可以读出喜马拉雅山以西的人类世界，对超自然、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创造出印度人和犹太人的伟大宗教体系、希腊人的哲学、近代欧洲的文化、包括雅斯贝尔斯在内的存在主义以及当代世界的一切。哲人的笔下回荡着公元5世纪末叙利亚的隐修士伪狄奥尼索斯思想的旋律：轴心时代是“肯定的神学”，科技时代是“否定的神学”，而“超越历史”则是“神秘的神学”；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也是如此……幸也不幸，正是这种超越性的渴望，以贬斥自身进而更顽强地肯定自身的自我矛盾的方式，正一步一步将现代文明带入难以振拔的危机。宗教贬斥人的肉体以便人可以永享天堂。科技满足人的肉体以便人可以永享浮华。贯穿始终的，仍然是人类抗拒死亡和变化的奢望。

人从自然和历史的整体生命中流出，还将重归这一整体。人不能独自占有永恒，而只能与自然和历史分享永恒。无论是宗教、哲学、历史领悟、科学技术或物质财富，都不能使人超越自然、超越历史。什麽时候，人从思想方式、感受方式、生命方式上牢牢把握住自己的这一局限，什麽时候，自然、历史和人就得救了。“这一局限”非但不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矛盾”，而恰恰是人与万物分享生命的前提。正是由于这一局限，万物才展开了她们独特的生命、自由和美；正是由于这一局限，道德、宗教、诗，才成为永恒的人性需要。文明的真义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文而明之”意味着：人类创造的文明是第二性，她受制于一个更高的东西：道。道是不受人类控制操纵的、神秘的宇宙生命。文明仅仅是对道的显现、文饰与发明。人没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文明的自我局限提示着那更广大更深邃的、真正决定万物命运的终极真实——道。道首先通过自然展示给人，决定着人，奠立着文明的基础。道通过历史提示给人，启发着人，赋予文明深刻的意义与智慧。道诉诸人类的本体规定性、独一无二性——良知。良知建造了人性和文明。良知指向道，指向一切生命的自我转化、自我更新、自我升华，向终极神秘开放。道就是那终极神秘。任何企图超越这一终极局限的，注定是自作聪明，注定要惨败。因此，文明的目标不是超越自然和历史，现代文明的发展证明这样只会毁灭自然和历史。文明的目标应当是尊重自然和历史，并从中启发人类的良知，安顿人类的生命。

人是万物中的一员，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是万物的纽带、伙伴和情人。无论在何时或何种意义上，人都不能超出万物之上，成为宇宙的主宰。自《圣经·创世纪》以来的、尤其是近代欧洲以来的、以“人类中心论”为特质的西方世界观与现代世界观必须终结。文明的前途系于人与自然、与传统的重新和解。人与他人、与自我、与万物的和谐，既是文明的过去，也是世界的未来。

中篇 中国世界观

第五章 中国之诞生

中国自1949年重新获得独立、稳定和基本统一以来，就日益成为世界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既来自中国人的祖先在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极其丰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更来自人们对中国社会的一贯观察：每个新兴的朝代如果致力于正确的“休养生息”政策，这个朝代就会迅速地走向繁荣。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中预言：“今天，世界上有因工业发达造成其实力的大国，与现存大国并列的，还有未来的强国。首先是中国。它凭借其原料、人口、才能、文化遗产和地理位置，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成为政治事件的中心。”与他有同感的，是与之双峰并峙的历史哲学大师汤因比。汤因比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再预言中国的崛起。在《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第四章“文明中心”的结尾，汤因比写道：“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里，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各个文明中心中所处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的，就像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整个东亚的“文明中心”。

一、中国古典文明是高度可持续文明的典范

中国之所以能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心的主导，关键在于她所具有的使不同种族、文化、信仰和社会阶层融合为一体的惊人力量。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一旦崩溃无法复原不同，中国社会经历了晚周五百余年的分裂和汉末四百年的分裂，最终仍能统一并且成功地复原、扩大。每一次政治统一体的破碎，其结果却是种族、文化的大融合，从而为新的政治统一准备了条件。雅斯贝尔斯对此论述到：“所有统一的一致性，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达到了顶峰。文化、宗教和国家，全体一致。对于中国人的意识来说，这是一体的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帝国。……倘若把‘中央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比，差别是相当大的。罗马帝国是个较为短暂的现象……”

秦朝统一中国和汉朝成功地巩固这种统一是决定世界历史格局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在享有盛誉的长河般的巨著《历史研究》（1920-1972）中，汤因比提出了人类文明史的两个基本模式——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汤因比分别论述道：“希腊世界在文化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能团结，那麽它必然要分裂。”；“在东亚，历史运行中的革命成分较少。……直至1911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依然故我，受过儒学教育的文职官员仍旧治理着国家。这种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使这个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士绅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它表现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儒学最终被推崇为经典。……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有效的政治统一，实际上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国模式同希腊模式一样，在历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如把这两种模式联系起来观察，它们则更加光彩夺目。”

汤因比是真正洞悉了中国历史之奥秘的伟大思想家。与希腊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是人类社会的更为成功的模式。在《展望21世纪》（1972、1973）中，汤因比指出：“从整体上看，帝政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而且今天还在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与和平而没有成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世界再也没能够挽回原来的政治统一。……不仅如此，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区性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

汤因比在比较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对中国历史的伟大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具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往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是被保护国所承认的。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浸透了深沉历史感、时代感和责任感的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将因这一伟大预言而永铭史册：“按照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办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二、和谐世界观：文明有序传播、万物协调统一

中国之为中国，就在于她数千年一贯的伟大历史传统，尤其是这种传统孕育出的“独特思维方式”——笔者称之为“中国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一美德。”正如中国圣贤所一再教诲的，如果中国人抛弃了数千年形成的美德与教养，就如同现代中国人在“现代世界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教唆下所做的那样，中国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就会被断送。

中国世界观，是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的生命主义、生态主义、自然主义世界观，是不分种族、文化、信仰，对人和万物一体尊重的、“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世界观，是超越了西方人道主义之上的、堪称“仁道主义”的伟大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世间万物采取合理的态度，主张对人、对一切生命“一视同仁”，不因种族、文化、信仰、社会阶层、进化程度的差别而予以歧视，这种世界主义的仁爱精神，并不过分张扬人对万物的宰制，因为人和万物同样受制于更高的、更神秘的力量——道（自然）。汤因比精确地概括了这一至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的价值：“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里，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想要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所有流派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中国世界观因其深湛的仁道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蕴藏着高度尊重自然、与自然相和谐的伟大的生态智慧。汲取这一智慧，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燃眉之急，也关系着整个地球、人类和全部文明的命运。正如同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古人成功地将来自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一样，当代中国人正摸索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把来自西方的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市场活力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权融合在一起，使之一步步“中国化”，同时发挥悠久文化传统的道德力量，使中国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汤因比在为《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78幅彩色插图“中国的回应”所做的说明文字中，精辟地概括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为了清除传统的那种稳定但压抑的士大夫统治的残余而借鉴了西方技术；然而，西式工业化虽然能医治某些社会弊病，但也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弊病——工业化的西方发起者们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解救的方案。不过，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伟大的文化新生将从无尽的历史之泉中汲取生命的甘霖。汤因比在1973年的伟大遗嘱《人类与大地母亲》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中，再次将饱含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者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麽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性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汤因比的话就像是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反腐倡廉”说的一样。与“反腐倡廉”紧密相连的紧迫时代课题是如何保证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言，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有赖于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进一步“中国化”。实用主义的、不可持续的西方意识形态，最终将被中国本土的世界观所吸收、消化。政治自由、开放和稳定，将被强调道德自我约束的中国文化传统所大大充实与提升；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秩序与公正，也将从这一伟大传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梅根·瑞安和克里斯托夫·弗莱文在探讨“中国发展面临的限制”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一开始便称赞道：“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就一直存在两个在当今世界引起强烈共鸣的主题，这就是：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对家人——不仅现存者，也包括祖先和未来的子孙——负有责任。与大多数主要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和哲学更符合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种能满足当代人的种种需求而又不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人的行为举动有益于子孙后代的现代观念。”

久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中国世界观，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文化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本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而不是仿造、复制他民族的文化产物，才能以其独一无二性而不是千篇一律性，加入到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循环”中去；同样，活跃于历史传统中的文化因子，作为生命遗传，也同样不可抗拒地活跃于现实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理，只有传统的，才是“现代的”。因为历史传统浓缩了不为时尚以及眼前需求所迷惑的文明经验和永恒的人性真实。每一时代必然涌现的问题，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实验都被记录在历史中。真理蕴藏于历史中。历史中从不缺少真理，只是缺少发现真理的眼睛。

在此意义上，公元20世纪的历史哲学，超过了一度指引西方知识体系前进的纯粹哲学，因为20世纪的历史灾难多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曾经与西方科学革命交相辉映的近代哲学，自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之后日渐沉沦。雅斯贝尔斯由纯粹哲学向历史哲学的移动，给世界带来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而纯粹哲学由于职业哲学家日益琐细的专业分工、油滑的学术风气、对媒体作秀的渴望、现代学术体制的无知而遭到窒息，正如同工业化分工以及商品化将完整人性挤压破碎一样。

恢复学术的完整、生命与人性的完整，是中国世界观的伟大使命。1918年，荷兰学者、政治家德·格鲁（de Groot，1583-1645）的遗著《天下大同》出版，该书异常深刻地指出：“大同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最高点。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衰落的，是彻底的科学。只要科学在中国认真培育的时代来临，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无疑会发生彻底的革命，这将使中国的骨架彻底脱节，或者使它再生。然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了。”

尽管这位学者确有所见，但历史却并非如此悲观。现代科学从解剖、分析开始，最终与强调自然完整和生命完整的中国文化的古老智慧——大同精神殊途同归。现代技术尽管弊端多多，但最终会被人的自觉努力所克服，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与限制，就是这种自觉努力的一部分。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终究会因全人类的自我觉醒而获得拯救。这是“存在的天命”，是阴阳不测、神秘不言、生生不息的“道”本身。一切人生，由于贴近它、体会它、依偎它，而被真理的微光所照亮。

三、天地广大，万象葱茏：中国之根基

在世纪坛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我曾屏息凝神地伫立在一尊用红色陶土雕成的、造型简朴的人像面前。寥寥几个字的说明文使我了解，他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之一——“红山文化”的后裔。我凝视他的眼睛，我的心颤栗了：那是怎样一种纯朴而深情的目光！那是怎样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共振！跨越了一万年的岁月！他站在那里，坦然地面对世界，一无保留地献出自己无辜的身体和生命；他伸出双臂，好象要拥抱眼前的世界，以赤子的纯洁、催人泪下的天真，红色的陶土、深情的泥土，温暖着他青春的躯体和生命……我感到爱的生气流荡在他的眉宇之间、呼吸之间，我能从茫茫人海中，从一万年的岁月中，认出他：这是中国！这是中国人！这是伟大中国之诞生！微风从我的指缝间流过，我轻柔地抚摸你中国

这是学写诗之前，在一个温柔的春夜里，心头突然涌现出的诗句。皎洁的夜空中，繁星闪烁着，轻柔的微风把大地如摇篮一般摇荡，摇荡出千百种的柔情和思慕，那时一切都是可爱的：人，世界，国家，朋友和自己……那是大学时代，1982-1986年的中国，那时的人们在新华书店开门前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名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购得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尽管看后不知所云，但仍然摆在案头，以示荣耀。历史的脚步在不觉中迅速加快，人们突然发现不仅没有时间读书，更没时间弄懂“存在与虚无”是个何等样的问题，昔日不好好读书的同学们都开始在沿街叫卖牛仔裤并且大发横财，街头车流呼啸着，烟尘弥漫，树叶开始慢慢凋零了。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们一旦走出校门、坐在国家机关的办公椅里，那玫瑰色的梦幻就伴随每个机构里的勾心斗角而一一破灭。日子越过越好，气恼越积越深，此时重读《存在与虚无》，除了学得片言只语以备引起新起一代的惊羡外，心底一片幻灭，悠悠二十载，匆匆过去，西方“真经”越来越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日益消费化、西方化的中国社会此时已难以回头。四处灯红酒绿，牌局终夜不息，人欲蒸腾，熏风沉醉，天空、大地、河流浑浊不堪，沙尘遮天蔽日，人人龟缩在自我之中，在龟裂的大地缝隙间爬来爬去；人们由呐喊，而彷徨，而自嘲：“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生活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意义不在别处，就在“线装书的智慧”中，就在历久而不磨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伟大精神之中！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云：“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大哉斯言！中国之傲立于天地之间，必有确然不拔者在。此确然不拔者，非仅广土众民之谓，而在其自有一种傲然与天地相仿佛、超然挺拔乎有限时空之外之生命精神。必于此具深沉之信念，方可与言“中国”之名何所谓也。

中国之根基，广大深厚，不可倾摇。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之独特性，首先在时间上，表现为拥有五千年一贯的、持久不敝的文明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其次，在空间上，其幅员之广袤辽阔，世罕其匹，故国人恒以“天下”自称，其思力所及，广大恢弘，气魄雄伟，故中国人的世界观一向以“可大可久”为美，与西方世界观“深入一点，不计其余”之狭小局促，判若霄壤；第三，中国人以“天下”称呼世间万物，深含“生态智慧”：万物皆在“天”（自然）之下，没有任何生物能代“天”自为，人在“天”的笼盖下、保护下，才能生存。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中国居东亚大陆的北温带，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山环水绕，地灵人杰，如此生态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奇妙结合，造就了一个无比灿烂的古典文明。中国者，高山大海之间，泱泱天下之中，诗意葱茏之国度也。中国人的世界观，既非东方宗教主义，亦非西方科学主义，而是别成一系，尊天而爱人，敬神而远之，既不奢望天堂，也不贪恋人世，而是追求与自然共存、与万物和谐的生命境界。

在塑造中国智慧的诸子百家中，只有荀子一派有“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诸说，故此派思想最终流为法家之实用主义，韩愈判其为“大醇小疵”，确有见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墨子“天鬼”之说，流于宗教迷信，故与法家同归于消歇。唯儒家正宗与道家思想，尊奉自然，依偎天命，以德配天，确为中国文化之主流，世界智慧之翘楚。

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传统。首先，中国文字在世界上独具一格，它单音独体，有形、音、意三种功能，这种从创制即沿用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字，运用灵活而结构优美，她不屑于过多记载荒谬无稽的神话传说，也不愿过多记录人类自相残杀的“英雄史诗”，更不愿描写人类社会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如希腊悲剧），她只愿抒发人类与万物相依为命的感情，《诗》之温柔敦厚，《骚》之一往情深，唐诗宋词之清风明月，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诗意生活，更是当前至关重要的“生态智慧”的伟大源泉；

其次，中国人摸索出一套伟大而完整的、促成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种制度和文化，以“敬天保民”为宗旨，建立了一个生态与人文相协调的灿烂文明。由于大一统的政治稳定，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有效避免了战争、动乱、分裂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文明解体；“敬天保民”的政治哲学，有效地保护了自然和社会，使古典时代的人们享受着与万物和谐的文明生活。

唐虞时代的政教礼乐建制，经夏商周三朝损益增华，蔚然而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礼乐文明”。秦汉以后实行的郡县制度、选举制度，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等，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一贯的政治、社会、道德、精神秩序；郡县制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直接贯彻于地方，有效统一治理了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则打破了一切贫富贵贱的阶级，凭才学而取士。用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教材，来为国家选拔人才。在这种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自然的殊途同归，使庞大而复杂的中华民族的领导阶层，自然的走上一条共同的文化道路。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其精神核心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愿望，使之和谐共处，与一向主张分立、竞争的西方政治文化判然有别。

第三，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自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生命主义的思想学术传统，深入中国人心，五千年不可倾摇。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儒术之后，儒家一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之中心。它不仅影响了汉族，并且影响了边疆乃至海外各民族，成为团结与发展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极其伟大的力量。

以优美而独特的汉字为基础的、优美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保持政治稳定与统一、便于选拔优秀人才的古典行政制度；尤其是“绵亘在中国历史中，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它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与民本观念”（陈致平：《中华通史》），这一切构成绵延五千年、独特而优美的中国文明传统，其中，保持政治稳定与统一、促进国家繁荣与民族团结、爱民尊贤、敬天保民、爱护自然、以才学取士、使社会各阶层保持流动性与和谐性等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文明经验。而这一切的道德基础和思想核心，是以儒家教化为代表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生命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揭示的博大精深的生命智慧，对东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此下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四、浩然与生命同流：中国之意义“中国”之命名，具有不朽之文明意义。

首先，中国者，文明之国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曰：“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注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原道》（韩愈）则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由此可知，中国人判断一个民族的标准，不在其势力如何，而在其是否“守文明之轨则”。文明者，与野蛮粗暴相对，《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文”乃万物之“纹理”，引申为事物之文采、秩序。《易·贲卦》“彖辞”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文饰也，下离（象征火、太阳）上艮（象征山），愚意以为日出高山之象，旭日东升，万象鲜明，正“文明”之本义。此时阴阳消长、刚柔交错，正是天地气象（“天文”）；万象文采焕发，秩序大明，端赖丽日悬于高空（“以止”），光华灿灿，“人文”之道亦明矣。《程氏易传》曰：“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宇宙之道一也，分而为阴阳、上下、彼此等等，有对则有文，天文、人文，宇宙之道之显明也。朱熹注《论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可谓言简意赅：宇宙天地之道（终极真理），显而为万物之文采、圣贤教化之文章、礼乐政教之精神，凡此皆“文”也。

盖中国立国，以天道为本原，以人文为纲宗，拒斥粗野蛮横，标举温柔敦厚。中华民族以包容天下的伟大气魄和宏阔胸襟，对一切外来民族采取友好的态度，凡以文明之道待我者，全以国人目之，所谓“一视同仁”，不含任何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偏见，比之近代西方列强以非法贸易（如鸦片）开先河、公然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烧杀抢掠（如八国联军之于圆明园、日寇侵华之种种卑劣行径）之野蛮无耻、对本国少数民族的迫害（如美国社会对黑人等少数族裔人群、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等少数族裔人群），比之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名义抢夺不发达国家人才的实用主义政策，高卑其如天壤乎！

其次，中国者，礼义之国、道德之国也。中华文明之基础，存乎礼、义、廉、耻四维。礼者，辞让之仪节；义者，善恶之是非；廉者，洁身以自好也；耻者，羞愧以自奋发也。一利当前，众辞让不遑；一义当前，众奋勇当先；激浊扬清，惟恐人后；知耻后勇，不让人先。此礼仪之邦、君子之国，中国之本义也！《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陈致平称此乃“管仲千古不朽的至理名言”。

今人不学，妄引《管子·牧民》中两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为说词，遂穿凿附会、大发议论，妄言“物质生活改善了，精神品德自然而然也跟进”，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殊不知：此两句后面还紧跟有两句：“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度者，礼仪法度之谓也。《管子》以经济、法治、礼教三者并重，且归本于礼教，所谓“四维之论”既是。从来颠倒古人意思、以乱学术之真者，未有如此之甚也！时至今日，“仓廪实”而礼、节全废，“衣食足”却恬然无耻，乱学术之真者自食恶果。《易》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此之谓也！

礼、义、廉、耻，乃中国立国之根本。中国者，道德之国也。道者，宇宙人生之终极真理；德者，依此道而行则身心皆有所得。中国文化坚信：宇宙人生具有不可倾摇之终极真理与伟大意义，坚守此“道”则宇宙无限充实，人生无比优美！道之表现，即为四维。礼者，道之宽仁有序；义者，道之与物相宜；廉耻者，道于人心之显现贯通。此根本信念与深厚传统，五千年绵延不绝。“宋贤史学”代表人物欧阳修，承《管子》而犹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新唐书》）呜呼！此真乃博学深识，洞若观火之言！其择本执要，显史家之巨眼；画龙点睛，表哲人之高致。如此可谓真知“中国”之所以立者。

再次，中国者，中道之国、人道之国也。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论曰：“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据此，是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

夫天之道广大高明，地之道博厚深邃，人处天地之中，受天恩地养，傲然岸然而致天地之广大，尽宇宙之精微；高矣明矣而秀出于万物之上，挺而为世界之精华。然人毕竟为万物之一，虽可自广其心、自弘其志，以进乎天地神明之境界，但人毕竟不是神明，人仅仅是无限天命所垂注之生灵，对人之有限性而言，天莫测其高，地莫测其深，宇宙莫测其神，故人不可以绝对者自居，时时警惕一切偏激之言行，刻刻以中道对待万物，故“中”者，人生之本分，人道之中心，博大精深之生态智慧也。

中华文明之所以举世无双，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中华文明是举世罕见的、非宗教亦非全然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文明。无论古埃及、巴比伦、印度，还是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或者其后裔，这些文明的世界观基础是宗教性的，尤其是中古以后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以及伊斯兰世界，全以超乎人道之上的神（上帝）为宇宙之本原、人生之归宿，这种宗教信念固然有助于惩恶扬善，但弊病在于容易陷入狂热偏激，其幻想本质终究离人生为远；近代以降，西方社会迷信科学技术与物质生产，宗教虔信主义一变而为世俗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如此急功近利造成当代社会浅薄空虚，百病丛生。由此可知：超乎人道之宗教主义与低于人道之实用主义，都会将国家引入歧途，败坏人类未来。

天命我中华，自上古殷周之际，已然摆脱宗教主义困扰，于世界各民族中率先步入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伟大历史阶段，中华古典文明以儒家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创造出独步世界的灿烂成就。儒家人文主义，弃宗教之虚妄幻想，得宗教之合理精髓，以仁义礼乐之道德教化，超然振拔人生于世俗之上，乃中华文明之伟大灵魂。“中国”之意义，要而论之，自空间言：中国人处于万物之中，此“中”既不凌驾于万物之上而为之主宰，也不沉沦于万物之下而受其主宰，而是置身万物生生不息的流动中，与之相亲相爱，共谱和谐诗章；中国居世界之中央，行文明之中道，得天地中和之大美；自时间言：中国处历史之核心，与万物之生命息息相通，与万物奋进不息之生命进程同步而行，此“中”，行进之中途也，无限绵延之时间巨流之中点，往也无穷，来也无穷，中国日新常新，浩然与万物同流，百川归海，万变其宗；与日月同其悠久，与朝霞同其清新，阴阳不测，神妙无方；大化流衍，不舍日夜；五千载犹如一瞬，九万里同似一家；古老与现代并存，传统与新潮共进；神龙不见首尾，鸾凤浴火重生，集无穷岁月之精粹，合莽莽神州之青春，放中央大地之鲜花，此之谓：中华。

天地广大，宇宙悠悠，所谓中国者，握时空之奥秘，得宇宙之神奇；故不偏不倚、不徐不激，无过不及。所谓“中庸”、所谓“时中”、所谓“中和”者，即对天地万物之终极命运（天命）保持信心，顺乎万物内在的生命进程，当进则进，当止则止，“知几其神乎！”（《易》）人生顺乎天命、顺乎自然，一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与天调，则万物之美生”（《管子》）！如此“执中”、“行权”，妙成天下，育深固之根，绽繁茂之花；采日月精华，集山川灵秀；合广土众民，居天地之中心；通广宇长宙，行乾坤之大道；刚柔互济，蕴日新之盛德；居仁行义，成富有之大业：伟哉中国也！美哉中国也！

中国之诞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文明以其高度的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吸引、感化了东亚各民族，使之心悦诚服地纳入中华文明圈中，从而成功实现了整个东亚世界的统一与和平。中国文明在古典世界中的巨大成就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人的奋斗，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中国文明以文化吸引与融合的模式、而不是野蛮的军事征服的模式，联合其他民族为一体的能力，表明中国文明在未来世界中将继续发挥引导和平的作用，“赋予整个世界久觅不得的统一与和平”。

观乎今日世界，没有一场向古典儒家文化的伟大而深刻的回归，就没有21世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与真正腾飞！这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伟大验证；这是造就了中华民族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通常“后发制人”、最终“后来居上”的现代奋斗史的文明法宝——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巨大无比的民族凝聚力、包容天下抟合天下的宇宙胸襟！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中国将以实力更以道德威望引领世界趋于“大同”之境。王者，往也，众所向往，贯通天地人，领袖之才德也。中国文化坚信《孟子》所言：“人人可以为尧舜”，时运方来，国运方兴，人人其奋乎！

第六章 中国之文明

中国历史，始于三皇五帝时代。伏羲氏代表原始渔猎时代，神农氏代表原始农业时代，“神农氏”之得名，表明中国人对农业的高度尊崇，而“黄帝”之得名，“黄”象征土地，“帝”通“蒂”，象征植物、农作物的结果丰收，古人把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归之于“黄帝”：衣裳、舟车、舂杵、弓矢、房屋、文字、图画、律历、算数等（《易·系辞》），表明古人一个朴素而深刻的思想：一切创造都来源于大地，来源于自然，来源于这生命的根。每过中山公园内之“社稷坛”，我必驻足瞻望：那分布如此均匀的五色的土壤，那深深扎根于大地深处的“社稷根”，那绵绵五千年的深根宁极之道，那让祖先安息的“社”，那让生民立命的“稷”，那让大地宁静而珍贵地呈现的“坛”，那浩浩不息的生命……

一、披天地之博爱，舞万物之辉煌：唐虞时代的文明传播

中国礼乐政教，肇基于唐（尧）虞（舜）时代。尧定都平阳（一说为今山西临汾附近），从中央到地方，以五百里为一“服”，共分甸、侯、绥、要、荒，谓之“五服”（《皋陶谟》）。中央政府与各地诸侯之关系，以巡狩述职为最要。中央政府设历官、稷官、司空、司徒、礼官、教官、纳言等，总理天下。柳诒徵论曰：“吾观于唐虞帝国之抚侯国，可谓疏节阔目矣。然黜陟大权，操之在上，不使有外重内轻之虞。分画财赋，各有权限，俨然有国家地方之别。是古代固以法治，非徒以人治也。法立令行，内外井井，而中央政府之政务，自亦简易而无须多人。……其时之官吏，不过百工、百揆、百僚，是官吏之大数不过百也。”

远古推崇德治，政简法明，令行禁止，社会事务多由人民自治，且民德淳朴，人人自我约束，作奸犯科者盖寡；今者政网严密、法条滋章，然权吏上下其手、肆行腐败；小民攀缘拉扯、以图自利，贪赃枉法者反多。由此可知德治、法治，不可偏废也。《尚书大传·唐传》述古天子巡狩之事云：“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尚书大传·虞夏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举无过事。故《书》曰：‘钦四邻’，此之谓也。”柳诒徵对此评曰：“故君主无由专制，而政事无不公开也。……其尤重要者，则敬天爱民之义为后世立国根本。……故制度可变，方法可变，而此立国之根本不可变。……以天与民合为一事，欲知天意但顺民心。凡人君立政设教，不过就天道自然之秩序，阐发而推行之，直无所用其一人之主张。此尤治史者所当深考者也。”

唐虞时代的传播智慧，集中体现在“敬天爱民”这一中国传播哲学之第一原则上。唯敬天，乃知尊礼、爱护、和谐自然万物；唯爱民，乃知怜惜民德、民生、民力，如此，人、财、物各得其宜，无浪费破坏之忧，而有熙熙融融之乐。《尚书·尧典》开篇言“允恭克让”一语，表现出中国人深沉的宇宙信念：自然万物是内在和平安足的，只要所有生命和谐共处，彼此尊敬，相互谦让，就能共同繁荣。

从这篇中国最早的散文文字开始，中国古人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和平的世界：自高祖以至玄孙，九族亲密；自亲族以至异姓百族，一体公平有序，融洽和睦；自一家一族一国以至天下万邦，皆协调和美。这是一个多麽美好的世界！而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克明俊德”，即每个生命体，必须遵守“俊德”，俊者，大也，博大之谓也；德者，得也，循道而行，所得为大，即遵循天地好生之德，彼此克制协调，使万物各遂其生，如此俊德美意，可以和睦九族，公平百姓，协调万邦，人与万物受和平供养，幸福安康。雍者，和也，时者，常也，天下黎民百姓得以繁衍生息，和美无穷。

对照西方世界的最早文字，则一片杀伐不祥之音：在迄今发现的最早史诗——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泥版残片中，相貌堂堂的英雄吉尔伽美什被描写为力大无比的残暴统治者：“吉尔伽美什不给父亲们保留儿子，日日夜夜，他的残暴从不敛息。……他不给母亲们保留闺女，哪管是武士的女儿，还是贵族的爱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开篇就点出全篇的高潮：“缪斯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苦难，把战士的尸体喂野狗飞禽……”而“阿喀琉斯的愤怒”仅仅因为与主帅阿喀门农争夺一名女战俘不得而起，与今日全球豪华酒店里暴发阶层争风吃醋的丑闻毫无二致。

中国最早的诗体文字《诗经》开篇《关雎》，歌唱的是人间万物相亲相爱的和平幸福景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是一个何等葱茏的诗意世界：水中佳禽相戏，清流与细沙同依偎；岸上两情相悦，人生与天地共久长！

古希腊人同样向往这样的世界：稍晚于“传说中的”荷马，希腊诗人赫西阿德在《工作与时日》这一希腊最早的个人作品中，描写了西方社会从黄金时代（约当中国唐虞时代）向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逐级堕落，诗人认为战争、不义和痛苦伴随文明一起出现，天父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象征文明技术）给人类，便命众神打扮“潘多拉”（意为“一切馈赠”）许配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一落尘凡就打开随身携带的“宝瓶”，各种不幸立即飞出，独独“希望”被留在瓶中！

赫西阿德以诗人的锐利，揭示着自己所处的信奉“强权就是真理”的“黑铁时代”：“贪赃枉法者强拉正义女神，人间一片争吵之声。正义女神身披云雾，跟在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哭泣……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自己。”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诗人似乎预言我们今日时代的种种问题：工业革命犹如潘多拉及其瓶子，初次打量之下，觉得她（它）非常美丽，不料瓶盖打开，灾难飞出，难以控制。工业文明是人类自我设计出来的，如今人类却面对着自己设计的后果——工业文明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生态危机。什麽方法能重启瓶塞、放出被困瓶中的“希望”呢？生活于2800年前的诗人，预言了我们今日的困境：正义在城市和人群拥挤之处哭泣，因为都市化与人口爆炸使社会压力加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人们不得不损人以利己，人性与道德因此扭曲，正义掩面而泣！

作为训喻诗，记录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种种问题、思考与训诫的《工作与时日》，开篇就说宙斯赐给人类两个不和的女神：一个引起战争和争斗，另一个则“刺激怠惰者劳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致富。这种不和女神有益于人类。”这简直就是对西方历史的最简洁的概括：不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酿成剧烈的社会冲突与战争，而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把争斗从战场拉向商场，这位不和女神并非对人类有益：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阶级分化引起的暴力革命，种族、文化、宗教、国家利益引起的侵略、迫害、灭绝、屠杀与恐怖……赫西阿德比亚当·斯密和当代自由主义论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懊丧地承认：“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方法……愤怒的宙斯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道……”

生命之道在于让人类美德的光辉，照亮自然万物的和谐秩序，所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者，笼盖也，润泽也；四表者，无限时空也；格者，到也；上下者，天地也，万物也。生命的自我约束的美德，贯彻于万物中，人类的生活才是文明的、幸福的、有意义的。这种生命之道，又可称“生命智慧”，即让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处于和平共存、协调运转状态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一切文明长治久安之道。

中国文明智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视农业，重视四季节令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以人民生活为政治第一要务。

唐虞圣治之一曰重农事：尧治中国，先设天文官，以助农业：“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天文历象，所以正四季节令，农人据此播种收割，国家据此丰衣足食。人间农时、自然节候，不可乱也。故唐虞之治最负盛名者，即“养民惠民”：“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谆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民以食为天，农以时为先，十二州牧，必须宽抚招徕远方少数民族以增加民力，发挥同族民众之能力，信用仁厚者（德、元），拒绝凶恶残民者（任人），使“民事”敷洽，蛮夷来归。由此可知当时政治家对农业生产、政治道德与吸引外来人口以增进繁荣诸“大政”之深刻认识。舜帝命禹治水，命稷（弃）播百谷，由此可知当时政治对兴修水利和优选良种等农业要务之重视。

尧舜之时，大地神圣，山川壮丽，舜摄尧位，“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大地河山被奉为神灵，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不是原始迷信，而是最深刻的生命智慧：天地万物是人生命的源泉，如果她们枯竭了，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那是一个四季多麽分明的葱茏世界！春之温柔，夏之繁盛，秋之清丽，冬之严毅，这持续了数十亿年的宇宙诗篇，如今却凋残为春之风沙、夏之酷暑、秋之阴霾、冬之燥热，不知愁的少年们仍在白日梦中喃喃自语：“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自工业革命以来，哪里还有“风花雪月”的空间！在真实世界里，目前只有肆虐的狂风和尘暴、沾满农药和化肥的花朵、造成人畜死亡的雪灾、被“阿波罗飞船”揭穿为一片荒漠的月亮……

唐虞圣治之二，曰“举国相让”。唐虞时代最为中国人称美，突出表现在以“禅让”、“纳言”等为代表的原始民主制度，象征着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天下为公”之大同世界。史籍所载，君臣交让，其事多多。禹受命治水，先让稷、契、皋陶。伯夷受命秩宗，先让夔、龙。三代之间，侯国世子彼此谦让王位者，亦史不绝书。而尧舜二帝，居天子之位、握帝王之权、享天下之利，而能主动让贤，以天下相让，实“天下为公”之太古光辉，美名永标青史。此唐虞之圣德，足以感化天下，故中华民族恒称颂“尧舜”之名，以为盛德美名，辉耀人寰，三代以下，无能过也。

中国社会或中华文明，恒以“谦让合作”为协调运转之基础，良风、善政、美俗之根本。柳诒徵论曰：“吾国圣哲之教，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故论中国文化，不可不知逊让之风之由来也。人情好争而不相让，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吕览》谓‘君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可见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之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权，钜富至贵，靡不可以让人，而所争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群之安否。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

舜帝受禅即天子位，秉尧帝之大同精神，先进行一番原始民主建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同上）咨询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召四方贤俊，广四方之言路，除天下之壅蔽。近代一些学者将中国古代政治笼统指斥为“君主专制”，殊不知以中国之大，政治之第一要务在于维护一种有效的政治权威，以免于全国陷于混乱；而以中国各地情形之复杂，此种政治权威必出于公议方能维持，若全凭君主一人专断独行、倒行逆施，则其统治很难维持下去。故此对某一历史时期政治状况的评判，不能仅仅停留于政治典章制度的“表面文章”，还要深入了解当时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形和历史效果，不应预设一种政治模式作为评判尺度，将不合这种人为模式的一切政治斥责为“僵化的”或“落后的”。《白虎通》曰：“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民本主义的政治观念深入渗透于中国文化中，形成对政治权力的舆论压力；尊贤集议、禅让、让贤、纳谏、陈诗、史官制度、秦汉以后的宰相制、御史台监察制、封驳、清议等，都是代表民意限制君权的。事实证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开明的精英政治，是中国社会成功的统治模式。

舜帝在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建制之后，命“龙”为“纳言”官，负责上下沟通、总理行政、监察百官，此即后来“宰相”制之前身。君主为全国政治领袖，而宰相则是全国行政首脑，通常前者世袭，后者选举，前者皇族世袭，“庶民不议”；后者政权开放，选贤任能，如此良性互动，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繁荣。

唐虞圣治之三，曰“ 五伦之教 ”。《尚书·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五教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乃中华文明之道德核心，古典教养之信念基础，伟大中国传统之生命线！此五者看似平常，实乃一切文明、一切社会、一切民族盛衰兴亡之关键！在上下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多少盛极一时的文明、武功盖世的民族，由于不行五教，遂旋起旋仆，灰飞烟灭，难于久长。父子不亲则家庭不睦，君臣无义则国家不宁，夫妇无别则社会紊乱，长幼无序则民不知敬，朋友无信则万事不成，此五教须臾不可离，离则天下大乱矣！五教顺乎天性，涵养善心，和睦家庭，安宁社会，树立正义，提澌人伦，造成整个民族之良风美俗，此唐虞“圣治”之“圣”，不朽美盛之功德也。德治为本，法治为辅，故帝命皋陶作“五刑”，以惩奸恶，扬善良。

一个社会共同体，仅靠法规、制度等外在方式是难以粘合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为之主脑，一切法规、制度才能奏效。中国价值观（世界观）的外在形式体系是“礼”、“乐”，礼乐是中华民族伟大而独特的创造，中华文明得以维系之道德秩序。故舜帝命伯夷为“秩宗”，掌“三礼”。三礼者，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之礼仪也。中国人之祭祀天地鬼神，不是为了谄媚天地鬼神以降福于自己，而是为了从尊敬中涵养自身的心性，让自己更珍视受天地鬼神之赐的自己的人生，进而奋发自身道德与才华，以无愧于天地鬼神之造化、仁德圣贤之教诲。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与中国风俗，是“为人生的艺术”，是人生自我提升的美丽仪典。

舜帝语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者，敬畏也；直者，正直也。礼之精神，在于晨昏敬重，正直清净，无私欲之狂乱，而有自我向上之心境。中国人又称之为“清明之志”、“自持之心”。此志此心，全赖教化。故唐虞圣治之美盛，在于其“教化当先，礼乐大兴”：依据中国传统，良好政治的最高境界，在于普遍推行一种道德教化和人文教养，以陶养人民的性情，由此形成尊礼天地、护爱众生、礼敬圣贤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柳诒徵论曰：“吾意虞学名庠，庠者，养也。……老者在庠无所事事，则又等于素餐，故必各就所长及其多年之经验，聚少年学子而教之。于是耆老之所居，转成最高之学府。而帝者以其为宿学之所萃，亦时时临莅，以聆其名言至论，取以为修身治国之准绳。少年学子见一国之元首，亦隆礼在庠之师儒，则服教悦学之心因之益挚。此古代以学校养老之用意也。”《尚书·舜典》载舜帝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此乃中华文明历五千年而不衰之奥妙所在，世界人文主义之开山纲领，中国礼乐教化之根本大法：从教养国之子弟正直温存、宽厚严毅、刚正不阿之品格入手，以诗养其志，以乐正其心，使少年奋然兴起，勃然有志于道；王者以观政教得失，学者因之储才化俗；人民潜然向善，万象和谐庄严，如此广大深切，悠然旷达，开启人生之美，涵咏宇宙之诗，德凝天地，妙和神人，臻乎美仑美奂之人文境界。《尚书大传》记载：“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曰：‘子何为於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不敢忘也。’子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

夫子圣明有如此者：其教子夏之“七观之法”，使之于融会贯通中得古人教化之大体，领略中国政教理想与人文精神之美。后学无识，只知对《尚书》文词字斟句酌，更以今疑古，菲薄古人，以为新必胜旧，不知文明如潮汐，涨落不定，今人未必尽胜于古人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且盛称唐虞政教之美：“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文章”者，礼乐政教制度之谓也。“焕乎”，光明盛大貌。以孔子做人治学之严谨，可以断定：中国历史到了唐虞时代，已经具备相当进步而良好的政治教化。

公元2001年夏，余讲学山西太原，游祁县乔家大院，见一幅楹联道：“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须与古人争”，感而抄录之，与同行者涵咏久之。可知直至清末，中国殷富之族如晋商乔家，犹能承古训，标举“依天理行事、慕古人高风”之崇高境界，亦见出中国人文传统与古典教养之深厚影响。道德风俗，诚如顾炎武所云：“养之千年而不足，毁之一日而有余”！《尚书·大禹谟》（古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所谓古圣明之君“十六字真传”：人心危如累卵，一触即溃，不可收拾；道心深微难辨，一纵即逝，渺不可寻。故精察之、固守之，以道养其心，以德范其行，礼乐盛、政教明，则人生之美叠现，宇宙之诗无穷；否则，闭塞之、荒怠之，以利乱其心，以邪荡其行，礼乐崩、政教敝，则人生之恶满盈，乾坤亦为之荡然矣！生民者，敢不慎乎！

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养成清正刚大之资，谱成庄敬和美之乐，从而德配天地，诗化万物，“神人以和”。禹受舜禅，治中国。夔进言曰：“……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尚书·益稷》）禹治水成功，舜让天子位，天下感恩，祖宗神灵来贺，美乐大成，兽凤率舞，真人间万物相爱相亲、自然和谐、和平幸福之盛景！余听古曲，知古人高洁之心：听《高山流水》，知天地悠悠，深情无限；听《大浪淘沙》，知天道为公，生生不止；听《孤馆遇神》，觉清气弥漫，神明广大；听《孔子读易》，则泠泠而善，欲乘风而行也。乐者，德之盛也，非内心崇高清洁，不能流出美妙和谐之音乐也。一切音乐，美妙天成，诚然“来不得半点虚伪”：听《春江花月夜》，知古人生活之温厚恬美；听“现代音乐”，则知今人生活之颠倒错乱、浅薄无聊矣。

二、秉乾坤之灵气 ，发宇宙之神光 ：夏商周时代的文明传播

大禹创立夏朝，定都安邑（一说今山西夏县，一说为今河南登封禹县），遂开历史之新局。他率领人民，与黄河水患进行了十三年的奋斗，将大洪水完全治平，为国家民族奠定了稳固的生态基础。禹在益、弃（后稷）的协助下展开全面的农村建设，制定全国行政区划，分全国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物产，建立九等贡赋制度，所谓“禹贡九州”，构成一个划分井然、各地团结于中央之下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局面。禹政勉励农耕，同时整饬社会秩序，法制严明。禹巡视天下，大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来朝者有万国之盛。

夏朝的政治成就与生态成就，在于奠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大体规模和基本制度，五千年沿用至今的夏历（农历），其合于农业时序、促进农业生产的特点即为明证。而其文化成就也正在于全国上下形成一种重农劝耕、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的生态观念：“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尚书·大禹谟》）

时为舜帝之臣的大禹，从实际治理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一条颠仆不破的政治原则和生态理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善政，唯禹舜君臣所谓“六府三事”是求。六府者，水、火、金、木、土、谷也，此乃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之最重要、最根本者，亦一切财用之所由出，故谓之六府；三事者，正德、利用、厚生也，六府丰盈，以之施于一切文明事业，此三者乃一切人事之所当为，故谓之三事。

六府既修，人民生活丰足，则“饱暖而思淫逸”，故政治之第一步在“养民”，同时必须紧随以第二步：“教民”，即：将丰富起来的人民生活资料（六府）合理地运用于教化人民的伟大事业（三事）中。所谓“正德”，即以“五伦之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化民众，以树立淳正的人民品德；所谓“利用”，即以丰富起来的生活物资，运用于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各项文化教育事业；所谓“厚生”，即以“礼乐教化”的形式，将人民的生活境界由丰衣足食的低俗水平，向和谐优美、广大深厚之高雅境界提升。“厚”者，一般解为“丰厚”，蔡沈《书经集传》注云：“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愚意以为未安。《说文》解：“厚，山陵之厚也”，盖指山陵之高深。《礼记·乐记》云：“穷高极远而测深厚”；《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准此，“厚”乃“深厚”义，“厚生”非指人民生活的物质方面，因为“六府”已言之在先，此指人民生活的精神方面，承接“正德”、“利用”而来，指经过教化，人民生活的精神境界，超越了粗鄙的物质层次，进入了广大深厚、优美和谐的人生境界。

大地平整深厚，万物美妙天成，金、木、水、火、土、谷，“六府”丰足，生态和美；人正其德，物尽其利，生命淳朴深厚，恬静优美，如此，万世基业已定，丰功伟绩永存。中国古人以“道德教化”为“善政”之最高境界，“六府”惟修，则人民生活富足；“三事”惟和，则人民道德优美、生命和谐。“六府”、“三事”合为“九功”，九功既成，形诸歌咏，以休美勉之，以危怠戒之，使民安其业，人乐其生，歌舞怡悦，沐浴膏泽，修和之功，经久不坏，万世永赖，可谓大成！《尚书》中，尧、舜“二典”后面的文字称“谟”，谟者，谋也，是舜帝与大禹等君臣间深入的政治讨论。《大禹谟》中，除上述“六府三事”代表着深刻的中国政治哲学与生态智慧外，还有以下数端最值得注意：一是负责刑罚、法制的皋陶认为：“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由此可知，上古之政宽简，其中重要因素是人口压力和生态压力很低，人民安居乐业，作奸犯科者很少，广施仁政正可以吸收融化外来民族，这与近古、近世由于人口-生态压力而犯罪激增、严刑峻法不胜其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另一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与生态智慧是：舜帝对禹说：“来，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勤俭一向是传统美德，这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是非常符合人、财、物的有节制使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想。现代消费社会却反之，以奢侈为美，以浪费为刺激，人心失守，道德崩溃，生态也因此失衡。精以用之，一以守之，自然无穷，生命无穷，人生无穷；否则，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世界被剥夺得山穷水尽，人生也就难以为继了。“允执厥中”的“中”，就是万物生命运行的“度”，即文明的“分寸”、发展的“分寸”，超出此“中”，无论过度或不及，都是危险的。此“中”，就是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思想的来源。《尚书·皋陶谟》将中国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政治哲学鲜明地阐发出来：“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天无耳目，以民众为耳目；天无好恶，以民众之好恶为好恶。当权者敬天爱民，尊敬自然、爱护人民，天心民心大悦，才能永保社稷。“有土”即“有社稷”也，有“水土”也，有生态之绿色基础也。现代历史已经行进到这一步：过分膨胀的“民”，尤其是过分膨胀的“人欲”已危害到“天”（自然）的生存，“天心”已大为震怒，现代工业化由于不懂“敬天保民”而使一切当权者丧失“水土”，如何节制“人心”以修好于“天心”，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命题。

对此，舜帝在《大禹谟》中深刻地总结道：“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可爱非君？可畏非民？……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未经长期历史检验的理论不要听它；没有咨询众人的建议不要用它。君主作为国家统一稳定的象征，难道不是最值得敬爱的吗？民众如果不经良好教化，难道不是最可怕的力量吗？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敬天爱民，顺从天心民意，否则四海匮乏，生态崩溃，文明一蹶不振，甚可忧也！

中国上古文献最早且地位最高者，称“三坟五典”，坟者大也，典者常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书名。”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三皇之文为“坟”，五帝之文为“典”，夏商周之文为“书”，合而为《尚书》。孔子以之授徒，遂为“五经”之一《书经》。《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者，如也，如天行也。”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尚书》乃中国政教之原，中国文化之渊薮。伏生《尚书大传》记孔子对子夏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通观《尚书·二典》，可知中华文明施政立教之宏、约、深、美，亦可知中国传播思想之博、大、精、粹也。《尧典》开篇言：“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可谓开宗明义，揭示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播思想广大深远之神髓。稽古者，考之古代文明，以建立当代文明也。《尚书·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班固《冬巡颂》曰：“曰若稽古，在汉迪哲。”《后汉书》载章帝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安帝策问曰：“朕承天序维稽古。”黄琼奏疏曰：“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汉书·律历志》曰：“三代稽古，法度章焉。”蔡邕《和熹邓后谥议》曰：“事不稽古，不以为政。”荀悦《汉纪》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务以正其本也。”大抵王侯将相、乡村野老，无不同感于张衡《陈事疏》所谓“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全社会镜鉴于历史经验，相安于万物本然之秩序，对往古来今之天地、贤德，常怀感恩戴德之心。

环视宇内，中华民族之重视历史经验，罕有其匹。古人深知：除了历史经验，人又如何能仰赖假象重叠的自身器官，从复杂多变的眼前现实中，提炼出恒久不变的真理（荀悦所谓“立中”）呢！在此，“稽古”正是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的三大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环——传承文化遗产（其他两大功能是监视环境、社会协调）功能的体现，正是“传播”一词中“传”的本义，即：传播绝不仅仅是同一历史时空中的人类行为，而是处在不同历史时空之内的人类的彼此交流、对话、承接，如此，人类短暂而局促的生命经验，得以在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内获得长久的持存，这正是中国人自古至今的伟大信仰的核心——叔孙豹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也，也正是中华文明由小到大、绵延数千年而生机无限的“传播奥秘”之所在。“钦明文思安安”，马融注曰：“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钦者敬也，明者晓也，文者磅礴天地、经纬宇宙之制作也，思者纯一不杂、妙备万物之道德也，“四德”环环相生，宇宙人生为之安然舒展，“安安”者，宋儒蔡沈《书经集传》释为“无所勉强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于自然而非勉强，所谓性之者也”，可谓得之。“钦明文思安安”一句，将中国文化的和谐统一之道一语道尽：心存恭敬则通晓万物之理，文章焕发则彰显宇宙深远之思，如此人类心灵、社会人文制度与无限广大之天道自然，浑然一体，安定和谐。

观古今社会，古代宗教社会“钦”而不“明”，近代世俗社会“明”而不“钦”；察中外学术，得“文”失“思”，强“用”落“体”，种种弊端，不一而足；重重危机，层出不穷，皆导源于庄子所谓“不得古人之大全”也。古人不受高楼大厦之挤压笼罩，故能“大”能“全”，能“恭”能“让”，其居处天地之间、广漠之野，衣食住行仰赖自然，其心必对天地鬼神、衣食父母无比钦敬，同时彼此谦让、避免争杀，以共同担当彼此相同的命运。如此，人性良知之美、德行之美，逐渐焕发，光芒普照万物，到达天地神灵，无所不苞，无所不美也。

观《尧典》开篇可知，中华文明在肇建之初就确立了以钦、明、文、思、安安为德性本源，以恭敬、逊让为德行表征，以光被四表、包含万物为生命目标和宇宙意义的文明传播原则。换言之，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确认：文明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建树什麽功利的目标，而是要传播一种蕴涵于宇宙之中、使万物为之生死的崇高德性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