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亮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试读：
前言
目前，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密集创新时期，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中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促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随后，2012年和201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分别对“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等作出了全面安排和部署。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历年）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每年增速均比我国经济平均增速高40%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柱作用。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具有新兴产业创新性、高成长和高风险等特点，也有其自身特征，即战略性，是未来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一旦落后将动摇国之根本，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从政策上大力扶持。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具有导向性，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具有强产业关联性，能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发展，并实现关联产业转型和升级。但它们往往受到较强的资金约束，在成长过程中面临投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和回报周期长等资金难题，受金融约束影响比较突出和直接，需要完善的风险激励、风险分担和风险监督机制与之配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初期，这些特征尤为明显且风险尤其突出。由于这些初创企业面临不确定性风险高、自身发展前景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往往融资更加困难。本书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融资体系，从企业成长周期的视角出发，分别从金融效率、金融可及性和金融稳定性三大功能出发，研究了新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规律、风险和投融资需求特征，并由此提出了构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成长的新型金融体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对如何应对新型金融机构带来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除绪论外，分为五篇十六章：第一篇主要阐释了金融体系的构成及新时期金融体系的新特征，分别从金融体系构成及其时代特征、金融集聚和金融的区域协同发展视角研究金融体系。第二篇研究了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形势及其政策需求。第三篇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的成长和融资规律以及风险构成，并重点研究了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部分产业的融资需求。第四篇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的新型融资平台建设，重点关注了技术交易市场、地方性基础市场平台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第五篇研究了新型平台和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新金融风险及其监管和防范问题。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很多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的大力支持，也参考了许多同行已经出版和发表的著作或论文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料。此外，本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2CJY1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课题（编号：2018XAA042）和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出版基金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本书在内容上还有一些不能避免的缺陷，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不断修改完善。绪论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中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促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密集创新时期，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也确定了“9+5”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9”是指2009年开始启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9个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5”是指2010年启动的智能电网、物联网和云计算，以及2013年启动的节能环保、民用航天五个领域。2012年初，上海出台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到2015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翻一番的宏伟目标。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具有新兴产业创新性、高成长和高风险等特点，也有其自身特征。一是战略性，是未来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一旦落后将动摇国之根本，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从政策上大力扶持；二是导向性，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三是强产业关联性，能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发展，并实现关联产业转型和升级；四是强资金约束性，在其成长过程中面临投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和回报周期长等资金难题，受金融约束影响比较突出和直接，需要完善的风险激励、风险分担和风险监督机制与之配套。
国际理论研究成果（Greenwood，1990；Beck，2000）和新兴产业发展经验（Saxenian，1994；Lerner，2009）都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产业培育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能满足培育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这表现在：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在资本配置中仍存在失衡，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比较单一、相对垄断且高度管制，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满足，金融支持产业成长力度不够；二是民间资本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难以进入某些新兴产业部门，且与民间融资需求相匹配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不匹配，民间资本难以发挥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张跃文，2010）；三是进入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投资行为短期化倾向明显，与产业成长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不匹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实现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
目前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金融支持途径等方面，如陈见丽（2011）、李龙筠和谢艺（2011）等分析了金融支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过程；段一群等（2009）、顾海峰（2011）分析了产业成长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陈昆玉（2010）、潘岳奇和贾生华（2011）分析了企业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谈儒勇（1999）、熊正德等（2011）分析了中国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效率；张陆洋（2009）、杨慧等（2011）则对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比较研究。
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成果较少，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形成一个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大部分研究偏重于从单纯的产业理论或金融视角分析，但产业发展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些独立活动的集合，而是相互依存的价值活动系统（Porter，1985），需要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开展研究。二是在分析视角上，忽视了金融引致的新产品需求的影响，而实际上消费对产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三是在分析方法上，主要是理论推导和逻辑演绎的方法，实证分析比较少，所以在理论的检验方面仍要加强。四是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分析、总结和吸收仍显不足。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需要加强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路径和机制的研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自1982年Gort和Klepper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来，基于产业不同成长阶段特征的分析就成为产业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成长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特征，其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产业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过程（Porter，1990；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6；余江和方新，2002；潘镇和鲁明泓，2003；陈菲琼和王丹霞，2007等），因此，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需要从金融支持产业价值链升级与创新的角度展开（阎洪和刘珺，2003），要关注产业价值链提升和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等问题，动态地分析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价值链培育，以及产业与金融结合（Porter，1985）过程中的风险特征、风险激励、分担机制以及风险规避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合企业核心竞争力成长特征的金融体系。(1)
根据已有的研究，我国大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创新期，虽然政策性融资能够解决其燃眉之急，但是并不能长期解决其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因此，基于企业自身风险特征的市场融资，仍然是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但是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金融资源错配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融资体制错配；资金主要投向处于发展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导致初创产业遭遇“资金瓶颈”的融资阶段错配；由于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资金主要集中于少数产业的产业错配。因此，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的问题，重点是要解决产业初创期的市场资金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理论研究
一是对金融体系相关概念和时代特征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为此，本书对金融体系的定义、内涵、构成和功能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即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本书研究了当前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和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金融体系集聚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
二是对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背景展开相应研究。宏观经济背景是设计金融体系的基础，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风险会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确立，因此，加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内涵、背景、趋势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融资需求特征及相关政策需求问题的研究。基于产业成长过程中价值链成长的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成熟企业而言，由于其战略性、政策性、主导性和高关联度等特征，传统金融体系的金融支持完全可以满足其发展需求。但对于初创企业或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传统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对新的投融资体系的需求更强烈，也更迫切。
四是对构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本书对产业价值链培育过程中的风险和融资需求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结构进行理论研究，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建立提供对策思路。研究发现，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往往围绕着金融市场平台的建设展开，因此，完善以金融市场平台为核心的各类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五是对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本书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整治问题，金融创新背景下“灰犀牛”事件的可能风险和防范措施，以及针对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沙盒”监管体制的创新等。（二）案例分析
一是对跨国经验的对比总结和研究，并作为可供上海借鉴的经验。本书先后对美国风险投资、纳斯达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英国伦敦、新加坡的“监管沙盒”模式等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分析。
二是对中国典型案例的调研，本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大量调研基础上，因此，提出的对策建议在建立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也有一定效果。（三）政策研究
本书除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外，还对有关金融监管的政策和以普惠性服务型政策为主的政策服务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图0-1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框架思路三、本书的框架结构（一）对金融体系相关概念、内涵和时代特征等理论问题的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离不开金融集聚和金融跨区域协同与合作，为此，本书从三个方面展开理论研究。
第一章对金融体系的定义、内涵、构成和功能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即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研究了当前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和理论内涵。
第二章主要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因素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集聚和创新的区域分布特征与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证明了知识外溢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即将知识转化到经济应用中的效率成为解释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国家间创新的差异和经济行为的空间结构能够潜在地成为造成知识外溢效率差异的根源，并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同理，金融集聚对地区产业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
第三章主要立足于对金融协同与创新发展方面的应用研究，在全面分析长江流域经济带内金融资源分布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以金融中心建设的协同创新发展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带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的背景与现状研究
金融产业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其所处的制度框架和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系统性差异，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性、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即存在“最优金融结构”，如在现代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因此，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金融支持体系需要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其特定制度环境。
第四章研究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内涵和未来的政策走势。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仍然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供给侧的改革保驾护航。在金融领域，则是要解决资金供给方面民间资本充裕与实体经济（企业）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加强行业监管的同时，鼓励和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自举融资”，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五章研究了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问题。金融危机后全球城市功能由需求向供给转变，因此，上海供给侧改革需要依托全球城市建设的载体展开，确立以全球城市建设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主线，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各项目标。在金融体系方面，则要时刻注意防范金融市场“高杠杆”的风险，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化解地下金融和影子银行风险，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也是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中金融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成长规律及融资需求研究
要推动金融创新，首先就要针对不同产业特征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为此，研究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成长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六章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周期出发，系统研究了企业在不同成长周期的金融需求特征和与之相匹配的中小银行的作用，并基于企业的成长周期提出了支持中小银行发展的对策思路。
第七章系统研究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瓶颈问题。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增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另一方面，其融资约束仍然显著，为此，本书在分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第八章对目前促进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上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进行归类汇总并对这些政策的效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证明了中性无偏的普惠性产业政策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支持效果更加显著，从而提出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应以普惠性政策为主的对策思路。
第九章基于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大健康产业（生物医疗等相关产业）的调研，以及对健康产业在上海未来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产业特征的分析，并结合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所在的上海周浦和康桥地区的发展现状，认为上海有必要在该产业发展过程中建立健康产业示范区，并给予金融配套，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解决其融资问题。
第十章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对“三资”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台湾地区在大陆的上市企业为案例，系统分析了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后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长期增长效应、再融资效应和声誉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地联手，共同推动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的设想。（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中，除高铁、化工新材料、(2)电子信息材料和锂电池处于繁荣期外，其他产业均处于创新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属于风险高而融资手段不多的弱势群体。由于这些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其产品市场和所用技术都不完全成熟，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因此，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6）。
第十一章分析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逐渐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科技成果转化和交易市场体系，是未来上海科技创新和重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的思路。
第十二章在分析了纳斯达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演化模式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推出创新板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上海股交中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十三章则在全面分析中国PE市场现状的基础上，借助金融理论中金融结构和金融企业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对中国PE应当承担的角色和实现的功能转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适合未来PE发展的“可信赖投资和管理顾问模式”及商人银行的设想，为PE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路径和方式。（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金融稳定关系到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发展是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一环。
第十四章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创新和在整治过程中的治理乱象，以上海为视角，聚焦互联网金融整治中暴露出的问题，认为问题根源是现有金融制度下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加强统一立法、创新监管制度、完善信用体系等治本之策。
第十五章系统阐释了“灰犀牛”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并按照“灰犀牛”的相关定义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可能出现的“灰犀牛”事件，提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灰犀牛”事件的具体措施。
第十六章针对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创新的特征，研究了当前英国和新加坡等国的“监管沙盒”模式，并结合上海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在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和改革过程中引入“监管沙盒”模式的对策建议。四、本书的研究重点
由于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结合金融学和产业经济学两方面研究成果的新课题，而上述两个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因此，本书也将涉及两个领域的相关问题。（1）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推动其创新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目前存在欧美模式和日韩模式。前者是在加强基础学科的同时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后者则是“吸收性发展战略”，偏重于技术创新，投入偏重于消化吸收，但基础学科不足会导致发展后劲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创新潜力殆尽，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趋于停滞即是一明证。为此，日本政府在1996年后推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计划，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考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互动问题。（2）在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中政府的作用方面，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产业技术创新有渐进式和突破式两种路线，这两种技术创新路径也决定了新兴产业渐进式和突破式两种发展道路。前者由许多网络成员通过一系列小的创新推动最终导致新兴产业发展，是集体学习的结果。后者则主要存在于创新型企业中，包含更少的合作和更多的竞争。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托这种创新型企业发展（Garud & Karnoe，2003）。而不同政治制度结构类型的国家政府对新兴产业支持的方式和路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要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实际特征，选择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3）在扶持新兴产业价值链形成的金融体系结构选择方面，通常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模式，前者以英美为代表，主要是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多采用直接融资，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从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风险投资扮演重要角色，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者以德日为代表，主要是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管理者及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现代金融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目前这两种金融结构已逐渐趋于相似，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金融结构仍差异显著，因此，仍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林毅夫等，2009）。（4）在与新兴产业有关的金融市场创新和监管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理论存在有效市场和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争论，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方面也存在自由主义市场论和政府干预监管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信息及其使用往往是低效的，且往往会由于过度自信和市场交易制度设计导致市场信息失灵（Kaneman & AmosTversky，1991；Odean，1998），因此，需要从金融行为理论出发研究金融市场效率并进行制度设计。同时，需要把握金融监管的力度和水平，使金融监管在纠正金融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金融效率损失的同时，不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五、本书的主要观点（1）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既要符合中国产业价值链培育的实际，也要适应中国政治制度结构特征。国际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的“后发优势”，因此，引进、消化和吸收曾经是一条发展新兴产业的捷径。但日本的经验也表明，随着产业发展逐渐成熟，忽视基础研究投入造成的技术“收敛”也会带来后劲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也会影响中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路径，因此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打造新兴产业。（2）设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所需要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建立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过程包括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每一阶段企业价值链及其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同特征，其融资需求也不相同，因此，需要推广先进适用的金融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发适合其成长的信贷产品，并由此建立一套动态的适合企业成长特征的包括创业投资、场外交易、发行债券等多种融资需求的金融市场体系，以提供专业化、细分化的金融服务（李海波和肖文东，2011）。（3）从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的角度出发，创新交易制度，提升金融市场支持产业发展的效率。包括完善目前已有的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制度，如新股发行机制，修订和完善再融资制度、退市制度等；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力度和强度，在有条件的资本市场中（如场外交易市场）尝试“做市商”制度；完善各资本市场之间的升级和转板制度，打破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物理界限等。（4）加强政府对新兴产业有关金融支持的引导、扶持和监督力度。包括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垄断性，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通过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引导，放开民间融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市场的作用；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按照国际惯例管理经营产业基金，采用市场化约束与激励机制筛选、培育和扶持优秀企业成长；加强风险管理，注意处理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完善金融法制建设，尽快从法律上厘清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界限，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六、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1）在理论框架上，将产业价值链理论与金融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动态理论框架。（2）在研究视角上，对消费信贷服务支持产业发展的机制及效果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对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3）在研究思路上，提出将中国政治制度结构和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同时，本书基于国际的经验和国际的比较，并结合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现实以及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一系列对策思路。(1) 根据牛立超（2011）的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中，除高铁、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和锂电池外，其他产业均处于创新期。(2) 参考牛立超（2011）的相关分析。第一篇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念与时代特征
大量研究表明，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选址弹性，许多金融功能已经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可能出现金融集聚的“地理学终结”，但是，由于金融中心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以及金融行业的契约性和密集性等特点，导致金融在现实中并未表现出“地理学终结”的特征。相反，金融集聚特征越来越明显，金融集聚已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明显的现象（余泳泽和刘大勇，2013）。金融的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Levine et al.，1998；King & Levine，1993；Buera & Shin，2013），金融集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和效率。它们一方面通过范围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源的流通能力和配置效率，缓解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约束；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及相关行业之间利用共享的基础设施和网络体系完成了信息交流，对市场竞争能力强、投资收益率高的企业增加资金供给，加快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转移，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Levine et al.，1998；Peneder，2003）。因此，研究金融体系需要研究金融集聚问题。本篇力图通过系统地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集聚与金融集聚，寻求创新集聚与金融集聚存在的互动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念、内涵与新时代特征
国际上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从对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研究发展到对金融功能的分析。由于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各国的金融体系也存在较大差异，即当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该国产业结构，以及由该国产业结构内生决定的金融功能（林毅夫等，200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中国的金融体系也随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优化，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金融体系的构成与功能特征（一）金融体系的基本概念
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Gurley & Shaw（1955）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以及在《金融杂志》上发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Gurley & Shaw，1956），这两篇论文开创性地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即收入大于支出）、平衡部门（即收入与支出相等）以及亏损部门（即收入小于支出）。由于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亏损和盈余，投资者从外部筹集资金便不可避免。他们将筹集资金的方式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在间接融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金融机构又可以分为货币系统和非货币系统的中介机构两种。随后，Golden Smith（1969）将金融体系定义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构成状态，“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性质以及相对规模体现了一国的金融体系”，即金融资产总额和有形资产总额的关系，金融资产和负债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间的分配，金融资产和负债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日本学者玲木淑夫将金融体系分为金融的范围（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手段的充足程度，即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在一定金融制度条件下其金融交易行为的模式或倾向，以及金融交易技术条件和经济的基础性条件三个组成部分。
从金融体系的构成来看，金融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一般情况下，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金融部门，包括各种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这些金融机构的作用在于为经济中的非金融部门提供特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即金融机构为居民、企业、政府等非金融部门提供的融资行为以及基本的融资工具；三是金融体系中的监管体制。因此，金融体系一般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金融体系是有关资金融通的一个体系或系统。它一般包括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和机构）；在这一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的组成、相互间的分工和职责，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整个社会资金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职能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整个社会资金在这一体系中如何进行流通，以及各资金融通机构的运行机制；在这一体系中的金融监管机制。
二是金融体系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联结，这两部分通过金融工具联结，并能够以分散的方式运作。同时金融体系是其市场构成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它大体上包括间接、直接和特殊三种性质、功能各异的融资市场。其中，间接融资市场是指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资金融通（如存款、放款、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等）；直接融资市场是指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的货币资金融通（如发行有价证券）；特殊融资市场是指为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目的而采取的交易方式（如外汇、金融期货或期权等）。
三是金融体系包括有关金融交易的规则、惯例和组织安排，或者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接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的集合。（二）金融体系的功能——从金融深化到金融功能的视(1)角
最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居主导地位的研究框架下，人们对金融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挤出假说、金融主导假说、赌场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金融短期主义假说等的金融负面影响的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直到1969年，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并围绕金融结构使用包括金融相关比率等在内的8个定量指标，揭示了金融发展的内在演化路径，总结出金融发展的12条规律，并揭示了金融发展、外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后Rondd I. Mckinnon（1973）和Edward S. Shaw（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中忽视金融因素的弊端，明确认识到主流货币金融理论中认为货币与实物资本替代品的假定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独特性，且明确了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指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主义”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实践是有害的。随后，King & Levine（1993）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不足会导致“贫困陷阱”。Levine & Zervos（1998）、Dmirguc-Kunt & Maksimovic（1998）等发现股票市场也有类似功能。
20世纪90年代，“金融功能观”的出现让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在金融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往往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体系的设计应当兼顾结构与功能，而金融结构应内生在金融功能中（Merton & Bodie，1995）。金融结构这一形式背后的金融功能实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终决定因素（彭俞超，2017），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最优金融结构，一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该国产业结构，以及由该国产业结构内生决定的金融功能（林毅夫等，2009）。因此，金融体系整体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构成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Merton，1995；Merton & Bodie，1995）。在该理论框架下，金融系统从金融功能的视角可以分为六个功能，即交易和支付功能、提供融资机制、跨时间和地域的经济资源转移、管理不确定性和风险、协调不同领域分散决策的价格信息以及处理不对称信息，其中核心功能可以概括为便利清算和支付的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以及风险分散的功能（Merton & Bodie，1995）。此外，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视角研究金融功能的内容，如Levine（1997）将金融功能区分为促进风险改善、信息获取与资源配置、监控经理与加强企业控制、动员储蓄和促进交易等五项功能。姚长辉（1998）则认为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五个方面，即金融调控体系、金融企业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生态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在我国，金融体系又称金融机构体系，分为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两种类型。银行体系又分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则包括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信用合作组织、基金组织、融资租赁公司、消费信贷机构、证券公司及各类市场交易平台。Allen & Gale（2000）从风险分散、信息提供、企业监控三个视角进行分析，此外还有资源匹配的功能（Adair Turner，2010）、推动创新的功能（Klapper et al.，2007；Braun & Larrain，2005）等，但这些都不外乎上述三大功能。
在上述三大核心功能中，便利清算和支付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资金结算的便利化程度上，即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工具能够提供交易过程中商品、服务以及资产清算和结算的功能，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在功能上是可以替代的，因此，使用这些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变化。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则体现的是金融可及性的目的，就是金融体系或使用的金融工具能够为企业或家庭的生产和消费及时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能够将社会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并在经济体系中重新进行有效的分配。风险分散的功能则是指金融体系或由金融体系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获得收益的核心能力就是管理和配置风险，即通过经营风险资产获得收益，同时，还要为金融机构提供管理和配置风险的方法，要通过风险的管理和配置为企业与家庭带来更高的福利，通过风险管理和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金融交易和风险负担得以有效分离，即让企业或家庭能够选择其愿意承担的风险，回避不愿承担的风险。如此，上述三大功能可以概括为金融效率功能、金融可及性功能和金融稳定性功能。
目前，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业务的相互融合，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监管体系正在逐渐由原来的机构监管向行为监管、功能监管演变。为此，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架也需要围绕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变化，从原来的根据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构架和组合转变为按照金融功能实现的效率来进行重新整合，即需要从功能金融的观点出发，系统梳理党的十九大后中国金融体系功能的演变，在确定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经济功能的基础上，设置或建立能够最好地行使这些功能的机构与组织（Merton & Bodie，1995），从而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二、金融体系的类型比较
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而且各国的金融体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标准来划分各国的金融体系。一般而言，根据中介和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金融体系可以大致分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两种模式，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银行主导型”，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金融体系常常被称为“市场主导型”，而德国和美国是两种金融体系的突出代表。（一）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
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主要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中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代表国家，德国银行资产与GDP的比值超过1，但德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且流动性相对不高。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的股票市场市值与GDP的比值仅为0.2，即使之后有所提高，但相对于银行在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仍然非常有限，债券市场上的债券大部分由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当地政府、政府法人、银行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发行，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
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落实由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集中拟定的货币政策，不再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德国三大全能银行——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银行体系以全能银行为基础，以专业银行为补充。全能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这三个体系，其中商业银行是核心。全能银行全面参与各种金融活动，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包括抵押贷款）、承销证券发行、直接投资于各种证券等，是一种多功能、全方位的银行。储蓄银行是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银行机构，包括地方、州和中央三个层次的银行机构；合作银行的存款人同时又是银行的股东，也有地方、州和中央三个层次的银行机构。不属于全能银行的专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少于全能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如专门从事抵押贷款、农业信贷或小微企业信贷的银行（赵鹏程，2017）。
德国的股票市场相对不太重要，国内债券市场尽管发展良好，但由于参与债券市场的主要是政府和银行，一般工商企业很少发行债券。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的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其中很大比例是利率固定的长期贷款，贷款证券化程度比较低。德国银行不仅直接给予企业贷款，而且还帮助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同时承担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项职能。除此之外，德国的银行还通过代理股东投票、获得企业监事会席位等方式进一步对上市公司施加影响。（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资本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融资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在美国，其银行资产与GDP的比值只有0.53，但其股票市场市值与GDP的比值达到0.82，是德国的2倍。
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具有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及对其他银行进行管理监督的职能，为美国政府制定和执行金融货币政策。现在的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包括联邦储备总裁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家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数千家私营的会员银行。联邦储备总裁委员会是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7名委员组成，负责决定全国的货币政策，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各区域性分行、会员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活动及业务有广泛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由于美国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必须通过多渠道融资扩大经营规模，保持竞争力。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同时，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和存款利率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在企业大量的资金需求下，资本市场迅速发展，而银行机构遭遇了挑战和危机。虽然1999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业又重新回到混业经营模式，但此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品种丰富的债券市场和多层次的股票市场构成了美国的资本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后，混业经营进一步成为美国金融业的主流。债券品种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地方性政府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企业债券等众多品种。股票市场法规健全，管理严密而透明，政府对股票市场没有约束，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等手段进行直接融资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手段，金融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成为重要的市场。多样化的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多种选择，大多数居民手中都握有公司的股票债券，居民在承担投资风险和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丰厚的分红收益。
美国资本市场规模大、体系复杂，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主板市场，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高，在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一般是知名度高的企业；二是以纳斯达克为核心的二板市场，主要注重公司的成长性和长期盈利性，该市场的上市公司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回报、规模小的特征；三是遍布各地区的全国性和区域性市场及场外交易市场。美国证券交易所是全国性的交易所，但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门槛比纽约证券交易所低，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转到纽交所上市。目前美国的区域性证券交易所有11家，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是美国的三板市场（OTC市场）（赵鹏程，2017）。（三）两类市场的差异比较
两类金融体系的比较如表1-1所示。表1-1 两类金融体系的比较
总体来看，两种金融体系都有各自的优势，都有成功的代表性国家，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很难得出哪种模式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结论。不管是市场主导还是银行主导，只要能够高效率地实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就是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能适应不同风险、信息和资源配置以及公司治理的需要。无论金融体系的模式怎样不同，怎样发展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已经影响经济的发展进程。随着现代金融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目前这两种金融体系的结构已逐渐趋于相似，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金融结构仍差异显著，因此，仍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林毅夫等，2009）。三、现代化金融体系的主要研究与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的，“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要把金融搞好，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真正让金融的活水，浇灌实体经济之树。因此，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
党中央很早就开始关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早在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指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面临“货币供给与杠杆率的问题、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问题、现代金融发展趋势与有效监管问题”（陈雨露，2016）三大问题，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将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对金融支持创新、发展普惠金融、发展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去杠杆和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金融体制改革及相关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再一次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者们对新时代现代金融体系的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彭俞超（2017）从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中得出三项启示，即要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坚持市场导向；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王兰军（2017）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金融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业，金融的本源是实体经济，金融的本业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金融的根本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张家源（2017）从金融工作的重要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等视角对新时代金融思想进行阐释。类似的研究还有吴应宁（2018）等。邹新月等（2018）从战略性、本源性、安全性及创新性四个层面对习近平金融思想进行了阐释。董竹和周悦（2019）从金融效率、金融结构、金融规模三个维度共九个指标来评价金融体系。徐忠（2018）认为金融体系需考虑规模和质量，以及金融功能和金融治理等，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金融治理则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要依据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建设我国现代金融体系。
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发表关于金融方面的重要论述共计25次（邹新月等，2018）。在这些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等方面围绕三大核心功能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深化，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第五部分中明确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加快建设现代金融的思路。（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可及性功能问题的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关心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因此，“我们国家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习近平，2016），金融业属于服务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来获得自身的发展，才是强基固本之道，要把“政策基点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
在2013年9月5日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要继续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要发展普惠金融，“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2015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这一论断为随后我国正式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2016年，面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失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过程中，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的变动将影响资产价格，进而影响金融部门的发展，而金融机构的行为也会传导到其他经济部门，影响经济部门的杠杆与风险水平。因此，习近平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通过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2016年8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再一次强调，要发展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工具和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
进入2017年，随着全球各类金融风险增大，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加强金融扶贫，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要突出精准。”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在2017年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同时，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2017年12月12日，他在江苏徐州调研时又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二）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效率功能问题的阐述
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十九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