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启雯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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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的冒险： 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试读：
前言
Introduction如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
复杂性，即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实上，复杂系统早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识地干预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复杂性范式”是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73年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时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口号。莫兰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是在承认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有序性和无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常常面临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关于复杂系统，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书中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它的10项本质特征。（1）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当要素数目相对较小时，要素的行为往往能够以常规的术语赋予正式描述。不过，当要素数目变得充分大时，常规的手段（例如某个微分方程组）不仅变得不现实，而且也无助于对系统的任何理解。（2）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并没有兴趣将沙滩上的沙粒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要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之间必须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一个复杂系统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须是物理的，也可以设想成信息的转移。（3）相互作用是相当丰富的，即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不过，系统的行为，并不是由与特定要素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确数量所决定。如果系统中有足够的要素（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关联的要素也能够发挥与丰富关联的要素相同的功能。（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线性要素的大系统通常会崩溃成小许多的与之相当的系统。非线性也保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接相邻处接收信息。长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实践上的制约迫使我们只能做这种考虑。这并不预先排除大范围的影响——因为相互作用是丰富的，从一个要素到任何另一个要素的途径通常包含着若干步骤。结果是，相应的影响也按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得以增强、抑制或转换。（6）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intervening stages）。这样的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可以是负反馈（减低，抑制），两种反馈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系统中相应的术语叫作归复（recurrence）。（7）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事实上，要界定复杂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困难的。系统的范围并非系统自身的特征，而常常由对系统的描述目标所决定，因而往往受到观察者位置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称作构架（framing）。封闭系统通常都只是复合的。（8）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必须有连续不断的能量流，保持系统的逐级传递，并保证其存活。平衡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9）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10）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做出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的系统将要发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必定出现在那一要素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频繁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正是由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复杂系统”这10项本质特征中不难发现，复杂系统是到处存在的，并不是只有社会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每个原子也是复杂的。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说过一句话：“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世界及未来的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颇为贴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们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就预言，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商业运营，甚至工作的本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这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ラer）在他的畅销巨著《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延续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托夫勒将未来描绘成一个不断经历冲击的社会，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组织机构教育专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稳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不可能复归稳定。基于这一点，舍恩提出，企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不断学习的组织机构。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变化加速”这个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的晚期阶段。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技术和企业，就连社会结构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批商业类书籍作家，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尔甚至将“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变成了一门管理学的新学科。
人们不禁要问：“变化”真的有那么耸人听闻吗？上述诸位思想家的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论点放到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检验。正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分清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第一种是那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在大的文化变迁下的“不确定性”。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按照复杂程度来区分这两种“不确定性”：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看似简单，解决方法现成就有；但渐渐地，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看似无解。
与《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复杂性范式”概念相映成趣，莫兰在《教育的七个黑洞》中则认为：“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他这样描述学习：“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冒险而不气馁。”其强调的是教育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确切的知识，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就科学教学而言，在自主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出现一些不确定，也许更贴近真实的探究学习的状态。多一些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从小就明白，很多事都不那么确定。
按《反脆弱》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特聘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对于不确定性，你要利用它，而不是躲避它。也就是说，决策要从不确定性中获取收益。
思维的质量决定了未来的质量，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精英们又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呢？
复利既出乎意料又是危险的假设你把1000美元放在免税账户里，这笔投资每年有7%的回报率，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原始投资翻一番？A.0至5年B.5至15年C.15到45年D.45年以上
这看起来像是一道数学题，其实不是。你既不需要知道怎样计算，[1]也不需要知道所谓的“72法则”，而是考验你对复利的直观理解。具有这种金融知识的人知道，按照现实的投资回报率，把钱翻一番大概要花10年时间。这意味着正确答案必然是B。
人类努力的成果是按算术法则累积的：1、2、3、4、5、6……过一天，多一元钱。债务和投资与此不同，它们的累积遵循几何法则：1、2、4、8、16、32……这意味着，复利胜过纯粹的体力。财富总流向那些能让复利为己所用的人。
按照《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分析，复利是收入不平等的基础。富人（精英）因为投资会更加富裕，普通人的工资涨幅根本赶不上复利。“复利的力量”是现实世界几乎所有财务建议的潜在公理。在当今疯狂信贷的社会里，资本不足的人一拿到薪水就会花个精光，他们为买车接受疯狂的贷款利息，彻底透支信用卡额度，艰难地偿还学生贷款，还要按揭昂贵的抵押房贷。复利让穷人变得更穷。这就是为什么财务规划师会建议，你要尽早开始储蓄。从21岁就开始存钱的工人，靠投资回报赚到的钱可能比自己一辈子的总工资还高。复利是所有可观财富的基础。成功的企业家并不比其他人努力一万倍。相反，他们找到了一种指数型发展业务的方法，只要短短几年就足够了。
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都比前一格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微不足道，但是算到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粒……到第41格时，已经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这一格了。故事的结尾是，据说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头。这充分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人们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
当然，复利也是危险的。住在伦敦的德鲁森，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与银行家，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能保持7.5%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900万英镑（远超英国当时的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代。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后代对该法案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便是以此为蓝本。
一些研究暗示，经济安全感解释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高收入本身不能带来安全感，“月光族”会担心失去一切，有些节俭的教师和警察有一笔储蓄作为风险缓冲，使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获得安全保障。财务行为也能反映出和幸福感有关的性格习惯。能控制支出并设法存钱或投资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
然而，控制支出就像是“棉花糖实验”。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做了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米歇尔给一群4～6岁的孩子一个“恶毒的”选择：每个孩子都会获得一块棉花糖，他们可以立即吃掉，也可以忍耐15分钟再吃，届时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作为奖励，而且在这折磨人的15分钟里，第一块棉花糖就在孩子们的视线中，触手可及。
一些孩子马上把棉花糖塞进嘴里，另一些孩子则陷入了哈姆雷特般的纠结，进退两难。有的孩子玩起了“奥德修斯和棉花糖”游戏，蒙起眼睛转过身，背对着棉花糖，躲避甜美的诱惑。
米歇尔用秒表为孩子们计时，孩子们屈服于诱惑的平均时间是6分钟。米歇尔的女儿就在“棉花糖实验”最初施行的学校上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米歇尔和女儿注意到，立即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和那些能抵挡住诱惑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差别：后者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成功。他们的成绩更好，升入了更好的学校。他们似乎更快乐，没那么多烦恼。
没熬过15分钟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往往在学校和人际关系里表现不佳，会出现更多跟酒精和毒品相关的问题。米歇尔和同事们开始对最初的“棉花糖实验”进行后续研究。他们发现，孩子延迟吃棉花糖的时间（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跟日后生活成功的量化指标（如SAT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越早吃糖的孩子，成年后患上肥胖、边缘人格障碍、服食可卡因和离婚的比例更高。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节食的人放弃吃糖带来的快感，不是为了几分钟后能吃两块糖这微不足道的回报，而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苗条和魅力。精打细算的人按捺住轻率的购物冲动，是为了存钱买新车，或是给孩子攒学费。关注健康的人忍受长期的剥夺感和不方便是为了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没人说你总要延迟满足。在这方面，民间智慧讲得好：“人只活一辈子”“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关键是要能达成平衡。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冲动进行长期规划，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那些努力掌握了这类能力的人有更大可能学习、记住与自身相关的特定事实，并将之内化于心。知道金钱利滚利的速度有多快就属于这类事实。复利跟物理学中的光速概念一样，是金融宇宙的基石之一。这种事不仅富人（精英）必须了解，还能激励普通人减少债务、积极储蓄。
了解一件并非切身相关的事实就是一次“棉花糖实验”。要获得不确定且会延迟的回报，人就一定要自律。长于自律的人更有可能精通有关财务的长期规划。
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或许是建立自律的好方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需要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又需要打破范式、超越壁垒、补充新知和修正思维框架。
关于本书：“有意义、有意思”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一本说教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完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所说的一系列理论永远经得起新科技和时间的长久考验。但我保证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意义、有意思”的。“有意义”代表了移动时代（或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知识的主流价值观取向；“有意思”则表明了本书传递的思想适应现代人的阅读诉求，用新鲜的表达方式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新颖的案例进行辅助解读，以提高新知识、新思想的有效传播。
第一部分“错觉向左，平衡向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生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每当人们在开车时拿起手机，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在玩扑克的人中间流行一句格言“长考必错”，所以《纽约客》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畅销书《决断两秒间》（Blink）中说，我们在做决定时应该相信直觉，迅速决断。他的论据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已进化到能迅速地做出决定，进化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跟我们的大脑在进化时已经大为不同，比如物体移动得更快了。在我们的视觉系统和注意力进化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移动上百千米，所以那时我们不需要注意大量高速冲向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其二，这一部分还介绍了高价值创造者（精英）是如何保持旧模式和新方法（或判断力和想象力）的融合及平衡的，另外人际冲突是如何发生的、男孩到男人是如何演化的等前沿研究。
无论是警惕错觉、不轻信直觉，还是保持“判断力和想象力”的平衡，那些看起来最合理的结论往往都是错的，通过解密人们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理性”的推理蒙骗了自己。我期待这部分的内容帮助你绕开思维陷阱，抵御错误、可疑的观念，培育正确的思维习惯。因为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显然都是应该为思考服务的。
第二部分“新技术和创造力”，结合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脑科学等，聚焦于互联网思维、3D打印技术、众包、共享经济、摩尔定律、“超新星”、“出神状态”等新技术和创造力如何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许多职业会不会被机器取代呢？例如，家政工作者、银行柜员、服务员，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致力于终身学习，机器就不会抢走所有的工作饭碗，科技甚至会创造出更多新职缺。如何应对新技术和创造力背后的新原则，或许是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大法宝。
第三部分“经济学新思维”，主要关注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破除“错误认识”、经济依赖和战争的关系、区块链等话题。尽管投资和商业确实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引擎，但是在现代文明之前，大部分个人并不能直接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相反，普通人还需要为推动历史和金融进步付出代价，劳动力不断受到剥削。无论是为借款人策划一份独一无二的协议，还是慧眼寻得一个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抑或是精明地决定最优的资本结构，在各种各样的投资过程中，创新都居于核心地位。不难看出，成功的投资者所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最终不仅依赖于投资项目本身的创造性，更依赖于投资管理。虽然短中期或有种种不确定性，但这并非是最坏的时代，市场仍孕育着巨大机遇，从多维度审视“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或许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富和未来生活。
第四部分“精英主导的时代”，在精英的世界里，无论是气候变化公约还是世界税收计划都带有很强的正当性，有利于逐步构建国际标准，从而符合某种秩序，或许最终秩序会使普通百姓察觉出奴役感，精英们的计划非常缓慢又掩人耳目，可谓煞费苦心。但当首选方法几乎无作用时，精英们想起了“冰9”，即锁定或冻结系统。
面对一只狮子，角马的防御要靠群体，一只角马绝不是一只狮子的对手。在横亘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黎明时的一只狮子走向角马群，它在选择攻击目标，然后冲向猎物。角马会齐心协力应对狮子，先是四散逃窜，扬起一片尘土，并不停改变方向，当狮子扑上来的时候却汇成一股，踩踏狮子逼它撤退。不过狮子很少会饿着回去，它最终会杀死一只角马，在阳光普照的原野上吞噬角马的肉，并骄傲地分享猎物。温热的鲜血从狮子的口边流下，从角马的角度来看，虽然损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马群幸存了下来。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这个场面正体现了当下货币精英们的心态。货币精英就好像是角马群。他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下组织，而是特定的一群人——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学者、记者和智囊团。角马群同意市场是有效的，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他们同意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局部的均衡，而这些均衡的总和是一般均衡。当均衡遭到扰动时，可以通过政策来恢复。角马群同意浮动汇率会产生推动一般均衡的价格信号和市场反应。他们赞同自由贸易（这植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优化财富创造（尽管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他们同意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留物。从“焦虑、合作和掠夺”等角度把脉政府的行动和制度设计，我们或许会发现，把权力和欲望关在笼子里，公共机构就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而不会欺压民众。
缺乏智识的人，除了难以发现自己的无知，还有可能失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移动知识时代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把握和利用前沿新知的方法，以保持对各种信息的洞察力，从而能更好地避免陷入“达克[2]效应”的陷阱。并不是每个基于未来思考的人，都能在这个新的全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进退自如。但始终基于未来思考并保持“智识冒险”心态的人，得到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1]“72法则”，以1%的复利计息，经过72年，本金会变成原来的2倍。这个公式好用的地方在于它能以一推十。例如，利用8%年收益的投资工具，经过9年（72/8）本金就变成原来的2倍。[2]达克效应（D-K effect），全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它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PART 1 错觉向左，平衡向右记忆的打捞，是非常任意的。回忆某件事情时，存在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我们激活的记忆痕迹，它或许会张冠李戴，让我们误入歧途。比如说，你跟朋友谈论去海滨的旅程，你回忆起你们俩上一次去海滨时吃过扇贝，你朋友却说没吃过，那不是上一次吃的，而是上上次。你再想了想，发现你朋友是对的。你搞混了两次不同的记忆，因为他们的情境是相同的。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同时又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有没有犯错。——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Alex McBride）英国刑事辩护律师、《远景》（Prospect）杂志“普通法”专栏作者，语出《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Defending the Guilty：Truth and Lies in the Criminal Courtroom）在物质丰富、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映入我们眼帘的东西很杂很多，但在不经意间会被我们忽略。即我们看见的东西，经过大脑的筛选，可能并不会被看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并不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人们在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受到形、光、色等不同环境和因素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误认物象，往往会产生与实际不符的判断性的视觉误差。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法看清真实情况的。而单线思维又往往阻碍人们迈向成功，并成为许多争端的导火索。好错觉结好果实
由被称为20世纪“文学神秘人”的詹姆斯·埃伦（James Allen）撰写的《原因与结果法则》（As A Man Thinketh），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广为流传，书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好的思想和行为不会产生坏的结果；坏的思想和行为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日本印象训练研究指导先锋西田文郎把这句话中的“思想”一词换成了“错觉”，这就是他在《错觉的法则：识破大脑诡计的思维管理法》一书中所要传递的核心主张：“好的错觉因爱和感恩而生，坏的错觉因憎恨和不满而生。好的错觉会结出好果实，坏的错觉会导致坏结果。”
作为日本当红的“潜能开发魔法师”，西田文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科学开发大脑潜能的研究，构建了利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提升大脑功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级大脑训练”（Super Brain Training，SBT）法。松下电器、日本铁路、资生堂等商业巨头曾争相邀请他为自己企业的员工做培训，由他开设的企业家研修会“西田塾”更是吸引了日本各地的企业经营者踊跃参加，经常一席难求，并由此帮助了许多人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西田文郎还在运动领域进行科学的大脑潜能开发指导，帮助众多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经过45年对大脑的深入研究，西田文郎得出一个结论：大脑认为正确的事情，其实99%以上都是错觉。即生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负面记忆和正面记忆
让人类引以为傲的大脑究竟是如何产生错觉的呢？西田文郎研究发现，大脑由“理性脑”（最外层的大脑新皮质）、“感性脑”（位于第二层的大脑边缘系，负责发出各种情绪信号）、“反射脑”（位于第三层的脑干，控制自律神经和激素，使人类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负责身体的本能反应）三层结构组成。
在西田文郎看来，人类是大脑新皮质（即“理性脑”）极端肥大化的动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构建出如今的高度文明。然而，真正决定我们行动的，其实并不是大脑新皮质。人们的行动都是由本能反射区（Instinct Reflex Area，IRA）发起的，其包括大脑边缘系和脑干，相当于最具动物性本能的原始脑，负责掌控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不论如何努力尝试用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质来理性思考，只要具有动物性的本能反射区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就无法采取行动，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本能反射区的重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属于潜意识领域，因此无法靠意识性的意志力对其进行操控。
·理性无法在此发挥作用。
·储存着过去的数据。
·输入到本能反射区的信息，会被杏仁体分辨为愉快或不愉快。若是愉快，就被储存为放松与正向情绪的记忆；若是不愉快，就被储存为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记忆。
·从本能反射区输出的信息，一定都伴随着情绪。
·理性脑会基于本能反射区的这些记忆数据对事物进行判断。
·本能反射区与具有想象力的右脑有很强的关联关系，只要本能反射区产生负面情绪，右脑也会跟着产生负面想象，让左脑的正向思考无法发挥作用。
·相反地，只要本能反射区产生正向情绪，就能轻易转化为正向思考。
我们往往以为靠“理性脑”就能掌控自己和人生，那为什么许多人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会一支接一支抽烟呢？在睡不着的深夜里，相信你应该有过无数次“睡着的尝试”，也会理性地思考“再不赶快睡，会影响明天的工作”，但无论大脑新皮质怎么努力，只要负责掌控脑干的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失衡，眼睛就只会越睁越大，迟迟不能入眠。恋爱也是一样，如果理性地认为“绝对不可以喜欢上那个人”就能平息心中的冲动，我们就不会为情所困了。可见，支配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并非理性思考，而是在潜意识里产生反应并采取行动的本能反射区。可以说，本能反射区的作用决定着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任何梦想或目标，今后的人生恐怕也就马马虎虎过下去了。因为20多岁时没有梦想，只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到了40多岁时能幡然醒悟发愤图强、一心朝着梦想努力前进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西田文郎研究发现，原因就出在本能反射区并没有进入那样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的大脑都是基于本能反射区过去累积的记忆数据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发生变异。
人类的行动取决于本能的大脑，但这是否代表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呢？西田文郎说，答案并非如此。如果你目前的人生进展并不顺利，那么可能意味着你的本能反射区里储存着“工作=办不到”“自己=失败”等这样的负面记忆，并且它们成了发出种种负面行动指令的依据。
要扭转这种局面并不难，据西田文郎研究得出的成果：只要将好的记忆输入本能反射区里，自然就能产生好的行动。不过，此时你要明确一点，那个好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哪怕只是一种主观认定也没关系：“工作=办得到”“自己=很成功”“学习=很享受”“考试=考得上”“金钱=送上门”“投资=高回报”……
比如，想要成为真正的有钱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脑产生一种“我就是特别容易赚到钱的幸运儿，所以我一定能赚大钱”的错觉。又如，孩子的能力开发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一直坚持对学习不好的孩子说“你一定能学好”，他们就会产生“也许我真的能学好”的错觉，成绩也会随之上升。与此相反，如果给孩子造成“我恐怕学不好”的错觉，他们真的就会学不好。换言之，理性让人思考，感性让人行动。想要过上好的人生，就要欺骗你的大脑，让它产生好的错觉。两种类型记忆数据
成功者常常会说：“我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最终取得了成功的。”每次听到这种话，西田文郎都会忍不住去想：“这个人正沉浸在错觉中呢。”个人所能经历的事情数量很有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公司的CEO还是普通职员，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把普通职员打扫卫生间之类的小事都算上的话，他经历过的事情可能比CEO还要多。这说明人亲身经历的多寡与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关联关系。
西田文郎深入研究分析发现，人类持有两种类型的记忆数据。
一种是“行动造成的制约记忆”。大脑会对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是一名高中生，并且是学校田径队的一员，那么你一定会去想象自己究竟可以跑多快。假设你迄今为止的百米最佳纪录是11秒02，你想要“通过暑假的反复练习，或许能把成绩提高到11秒”。可以说，这就是基于自己曾经的行动产生的可能性限制，即经验的制约。因为是以现状作为基点进行思考的，所以如果想象自己将来在奥运会上夺金摘银的场景，你就会觉得：“那简直是远到离谱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还是算了吧。”
还有一种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如果只是单纯想象，那么制约的范围就会大得多。例如“这个夏天我要打破百米的高中生纪录”这样的目标，就属于想象的制约。换句话说就是“在开始做某件事之前就认为自己做得到”。即便是从经验的制约来看无论如何都很难达成的目标，靠想象的制约驱动的人，都会从“已经达成了目标的自己”的角度向前逆推，因此，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或理想。
在不曾体验过跳伞的人当中，有些人会说“我一定能办得到”，也有些人会说“我有恐高症所以我办不到”。还没体验就擅自下结论，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最有趣的情形是，有的男生根本还没和对方交往，就能想象两人一起生活的情景，还一个人痴痴傻笑着说：“原来和她在一起是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也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中的一种。
其实仔细想想，所有的发明都来自于“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因为在被发明出来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种东西，是发明者利用了想象，仿佛自己实际体验过一样，才最终创造出来的，这绝对是“好错觉带来好结果”的最佳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与发明无关，但第一个吃海胆的人真令人佩服。海里的一个外壳全是刺的黑色物体，敲开以后还有颜色与形状都很恶心的内脏，换作普通人，应该会立刻丢掉。第一个想象到“这个应该能吃”（也就是产生错觉并且真的吃下了海胆）的人……人类大脑这种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肯定性错觉，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人们第一次看到海胆时，通常都不会认为是食物。毋庸置疑，大脑思考的事多半都是我们没有实际体验过的，是仅靠想象得来的。成功者即使没有实际体验过各种事情，也能因为肯定性的“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获得成功。明明没做过，却能拥有“做过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凭借错觉取得了成功的。
同样的情形若是换成拥有负面制约记忆的人，就绝对无法成功，因为这样的人会出于恐惧而不敢挑战。他们甚至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当然也就无法奢望成功的那一天了。对此，西田文郎毫不讳言地指出：“成功者会以想象的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而普通人只会以经验的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由此可见，大脑的错觉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1]
距离莱特兄弟试飞成功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人类便能够飞上太空了。“不能飞上天”其实也是这样一种错觉，人类的大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一鼓作气实现了飞上太空的梦想。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使用大脑过上像样的生活的时间很短。在此之前，人类住在洞穴中，几乎用不到大脑的功能，只是以生存为目的长时间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工业革命后，人类才进入了使用大脑产生智慧的时代。因此，人类的大脑其实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产生“未来很光明”的错觉，还是产生“未来一片黑暗”的错觉，每个人的大脑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为了从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答案其实很明了。单线思维和争端导火索
为了说明人类一直生活在“错觉”之中，西田文郎还援引“缪勒—莱耶错觉”“卡尼萨三角”“菲克错觉”“艾宾浩斯错觉”“鲁宾之壶”和明信片画作“老妇与少女”等经典作品案例来丰富自己的研究。缪勒—莱耶错觉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兹·卡尔·缪勒—莱耶（Franz Carl Muller-Lyer）于1889年发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在图上的三条平行线中，最上面的一条看上去似乎要短一些，但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卡尼萨三角上图为意大利心理学家盖塔诺·卡尼萨（Gaetano Kanizsa）于1955年发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图上只有有缺口的圆和楔形线条，但看上去却好像有一个倒置的三角形置于图案中央。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角形轮廓叫作主观轮廓。此外，虽然实际上与周围的亮度相同，但倒置的三角形看上去显得更明亮，这种效果叫作亮度错觉。菲克错觉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于1851年发表的视错觉图，也被称作垂直水平视错觉图。虽然横柱和立柱的长度和宽度完全相同，但看起来似乎立柱更长一点，横柱更宽一点。据说这是因为与水平的横线相比，大脑更倾向于认为垂直的纵线更长一些。艾宾浩斯错觉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发表的视错觉图。位于两个图形中心区域的圆形大小相同，但是对比来看，被较大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小，被较小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大。这是因对比而产生的错觉的一种。鲁宾之壶（又称“鲁宾之杯”）上图为丹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于1915年前后发表的视错觉图，是一幅由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图案。着眼于白色，会看到两个面对面的侧脸，着眼于黑色，可以看到一个壶（杯）。由此可见，仅仅由于着眼点的不同，人们看到的事物就已经截然不同了。更有趣的是，一旦向大脑中输入了“这是两个面对面的人”这个信息，再看就只能看得出两个侧脸了；如果告诉被试者“人脸中间有一个壶”，他便只能看得出那个壶了。这就是人脑的特点。老妇与少女上图这幅著名的视错觉图来源于1888年在德国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也被译为“少妇与老妇”或“少女与老妪”等，是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在这幅画中，既可以看见脸朝向画面深处的少女，也可以看见脸朝外的老妇。有的人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可能，但如果能试着转换一下视角，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张脸。
无论是“鲁宾之壶”还是“老妇与少女”，人类的大脑只要有一次看出了其中的某个图案，之后就很难再看出另一种了。这是因为大脑具有线性思维的特征。实际上，在同一幅画面当中，既存在“面对面的人”，也存在“壶”；既画着“少女”，也画着“老妇”。但如果只努力看其中一种的话，就会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大脑不能同时看到两种事物，在看到“壶”的时候就看不到“面对面的人”，在看到“少女”的时候就看不到“老妇”。
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法看清真实情况的。由此，西田文郎认为，正是这种单线思维阻碍了人生迈向成功，成为许多争端的导火索，让人们陷入错觉之中无法自拔。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有很多人喜欢占卜，每天通过手机或网络查看自己血型和星座对应当天运势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会因占卜结果或喜或忧。西田文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占卜实际上毫无意义。所谓的“占卜应验”，其实是利用人的心理产生的错觉。据说一所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被试者在完成了一次结果与内容毫不相关的心理测试后，工作人员将“你具有浪漫的一面”和“你虽然表面上开朗活泼，内心深处实际上抱有某种不安的情绪”这两种结论随机发给被试者，结果90%的被试者都表示“确实说得很准，这就是我”。这种用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让人们相信确实反映了自己真实状况的现象叫作巴纳姆效应[2]。
看到健身房打出的“曾经的胖子变得这么瘦这么帅”“半年时间从70kg瘦到50kg”这类广告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要去健身房，身材也能变得那么好”。然而实际上，只靠去健身房是不可能简单轻松地瘦下来的。如果不严格遵照教练的指导，做不到控制饮食与运动相结合的话，是不可能塑造出理想身材的。即便如此，当人们看到前后的对比照片时，也还是会认为“这个人看上去效果明显，那个人看上去变化也很显著”，从而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人们会产生“我也可以变成那样吧”的错觉，进而花大价钱办了健身卡。
在药店里我们可以看到健康食品和营养补充剂上写着“1粒相当于20根胡萝卜（所包含的营养元素）”“本饮品1瓶中含有10个柠檬所含的维生素C”之类的广告语。冷静下来想一下，假如我们在一天中真的吃了20根胡萝卜或10个柠檬，那么应该无法完全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吧。然而这种广告却制造出一种错觉，让我们觉得“还是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不觉得这是必需品，但还是买了回来。另外，类似“以前是这样的，以后会变成……”“喝了这个就会达到……效果”的宣传，都是利用了让人们陷入片面思考从而产生错觉的方法。
西田文郎把“大家一起闯红灯时不会觉得害怕”的心理叫作风险
[3]转移，指的是平时能够保持稳健的思维方式、生活比较有节制的个体，在因为某种原因结成了一个团体的时候，即便其中个别人的言行过激，他们却突然不再介意，而是继续与团体保持相同的步调。即便其中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时候都很慎重，也还是会出现几个人在商量某件事的过程中，讨论会朝着极端的方向快速发展，最终得出过激的结论而非体现整体平均意见的情况。集团化的欺凌和网络暴力也属于这类现象。一旦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出现欺负某个个体，或者评论某件事情时反应激烈的情况。如果舆论倒向一边，那么持反方意见的人就会被大多数人斥责。如果单独去看这些反应激烈的人，每个人平时都没有表现出如现在一般的过激情绪，但此时他们却引导舆论倒向了一个极端的方向。
以闯红灯为例，西田文郎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只要团体中存在一部分想要闯红灯的人，其他人就会产生同意的错觉。虽然没有人说无所谓，但大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无所谓的氛围。即便有人冷静了下来觉得危险，也还是会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氛围最终大摇大摆地闯红灯。
听到“5万元的按摩器”，大家会觉得很贵还是很便宜呢？如果听说“类似的机器也有只卖2.5万元的”，有人就会觉得5万元的机器相当贵；但是如果听到“只限今日特价，原价10万元今天5折”，又会觉得买回来就是赚到了。像这样，即使是同一件东西，最初的提示[4]信息不同，带给人们的错觉也不一样，这种现象叫作锚定效应。这个词来源于船上的锚，将锚固定之后，船只能在缆绳牵引的范围内活动。同样，人们在对某件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思想也会受到预定好的基准点（锚）的束缚。
商家经常会用到锚定效应。商场的橱窗里时常陈列着一些高价的名牌商品，路过橱窗的人看到后很容易产生“高档商品果然看上去很不错”的想法，进而走进店内，比较之下就会认为卖场里的普通商品很便宜，最终买下来。如果在橱窗里摆放便宜的商品，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这种利用人类心理错觉的市场营销手段往往被应用到很多场合。
假设团队中只有一名女性A，其他团队成员都是男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A做了什么，男性们都会依照对女性的理想化想象或者固有观念进行解读，得出“女性果然这样”的结论，这种现象叫作确认
[5]偏差。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术语，指的是基于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他人进行观察时，只收集有利于自己观念的信息，据此来进一步确认自己观念正确性的现象。例如，如果某人持“A型血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与10名A型血的人接触后，即便其中7名都马马虎虎，他也只会看到一丝不苟的另外3人，并且最终得出“果然A型血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个结论。
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原本就相信的事情，人们会去寻找线索进行佐证，并无视那些反例，也不愿去寻找反例，只愿意寻找对自己的世界观给予肯定意见和证据的线索，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好的一面，就是很容易对未知的事物进行预测，但同时也很容易在对他人的观察中只倾向于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无视中立意见，无法对客观事实进行验证，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旦开始有了错觉，就只能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是人类大脑的特性。[1]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是一对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是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1867—1912），弟弟是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1871—1948）。他们是美国的发明家、飞机制造者。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试飞了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也就是“世界上第一架飞机”。[2]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1948年由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通过实验证明的一种心理学现象，以杂技师巴纳姆的名字命名。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也仍然认为反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哪怕自己根本不是这种人。[3]风险转移（Transfer of risks）是指通过合同或非合同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人的一种风险处理方式。后多引申为将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或部分转移给他人。[4]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又称为沉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一般而言，“锚”只要受到人们的注意，那么无论其数据是否夸张、前例是否有实际参考效用、对决策者是否有提醒功能，该锚定效应都会起作用。当然，参照物与估测答案的相关性、相似性越大，锚定效应越显著。[5]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又称为确认性偏差，是指一旦人们形成先验观念，他们就会有意识地去寻找支持或者有利于证实自身观念的各种证据，有时甚至会人为地扭曲新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避免了因后悔带来的痛苦，而且这些证据对自身观念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过度自信”。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超人可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福尔摩斯在灵光一现之后瞬间破解案情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玛丽·居里受到的推崇之高就好像是她独自发现了放射性元素，牛顿仿佛凭空想出了三大运动定律，蒙古人在12～13世纪攻占的广袤疆土皆归功于成吉思汗，罗马帝国对犹太行[1]省所施之恶行都怪罪于本丢·彼拉多一人……人类自建立社会以来，个体总是被赋予创造壮举的重任。
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认知科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合著的《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Why We Never Think Alone）却告诉人们：“其实我们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他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各种事实分析进一步告诫世人：人类个体对世界的了解简直少得可怜，无人拥有超级大脑。让人类称霸世界的，不是什么个人理性，而是集体思考能力。这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弊端。了解个体的无知和错觉，认清集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或许可以让我们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人们是怎么发现并承认自己无知的呢？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引入了一个被称为“解释性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IoED）的测试工具，专门用来测试人们实际所知和他们自认为所知之间的差距。具体的做法是，要求被试者对某件事物进行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是如何影响他们对自身理解力的评价的。
测试过程并不复杂，参与测试的人会被问到三个问题。以拉链为例，第一个问题：“请自评对于拉链工作原理的知识了解多少，如果了解程度为1～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第二个问题：“拉链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请描述使用拉链的所有步骤，越详细越好。”如果大多数受试者并非是在拉链工厂上班的，那么他们对第二个问题便所知甚少。他们确实对拉链的工作原理毫无头绪或概念。紧接着，就会被问到第三个问题：“现在，请重新自评你对拉链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了解程度依然是1～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结果发现，很多人这时打的分都比最开始打的分要低。在试着解释拉链的工作原理之后，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对拉链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因此在第三个问题上只给自己打了1分或2分。
这项测试表明人们置身于“知识的错觉”之中。受试者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拉链的真正了解远不如想象中多。当人们调低第二次评分的分数时，他们实质上认识到了：“我知道的比我以为的要少。”拆穿人们的“知识的错觉”着实简单得难以置信，你只要要求他们对看似平凡的某事给出解释就行。
这一招可不只对拉链有效。以车速表、钢琴键盘、冲水马桶、锁芯、直升机、石英表和缝纫机为题进行的测试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每一位受试者都表现出“知识的错觉”：无论他们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名校的本科生还是就读于社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一所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大学生身上，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的学生身上，以及在对美国民众的线上随机抽样测试中，该错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知识的错觉”不仅发生在对日常物品的认知上，它几乎无处不在：人们高估了自己对诸如税收政策和对外关系之类政治议题的理解，在热门科学话题，如转基因作物和气候变化方面也全凭想当然，甚至连个人理财都是一本糊涂账。
关于这些实验结果，一种可能的诠释为，正是受试者努力去解释的过程改变了他们对“知识”的解读。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对心理现象的研究持续已久，但如此强有力的关于理解力错觉的证据实属罕见。
据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深入分析：直觉是属于个人的，它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脑袋里。慎思涉及对个人层面所知之事的反思，还有对我们隐约察觉到的或仅有浅显了解的事实，以及其他人所知之事的反思。例如，“如果我正在考虑投票给哪个候选人，我可能会向某个我敬重有加的人征询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慎思取决于知识的共同体。故此，“解释性深度错觉”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直觉系统高估了它能够缜密思考的程度。当我问你马桶如何运作时，你的直觉系统回答说，“这不难，我对马桶再熟悉不过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要求你阐述马桶的工作原理的时候，你的慎思系统将会不知所措，因为你的直觉不过只看到了皮毛而已。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尽管人类擅长因果推理，但在专精领域之外往往流于肤浅。我们都听过小孩子们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直到被他们缠着的大人们说出“答案”。孩子们隐隐察觉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大人解释得越深入就会引出孩子们越多疑问。另一种关于“解释性深度错觉”的说法是，成年人忘记了事情是多么复杂的而决定不再发问。个体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
自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在其团体、氏族或社会内部已发展出了各有特色的专职领域。他们成为族人当中的农人、医者、匠人、向导、乐师、诗人、厨子、猎人、斗士，或拥有其他专长的一员。每个人可能在多种专业上都有所建树而非只有一项技能，但从未有人是所有行当的全能手。就像厨师不可能会做所有的菜肴，再令人钦佩的音乐家也无法对每件乐器或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手到擒来，没有人能独揽一切。
合作由此而生。社会性、群体化生活的主要好处便是易于分享我们的技能和知识。比如，每当我们洗碗时，我们一边感谢上天有人发明了洗洁精，一边感谢另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让热水从水龙头中流出。而我们对其中的原理一无所知。
对此，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毫不讳言地指出，“思维为支持复杂行为而演进。心智处理信息，因而个体能够采取行动，进而使他们能够依自己的喜好改变环境”“个体的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而非你的脑子转得有多快”“当多个认知系统协同作业时，群体智慧的出现超越了每个个体的能力所及”。蜜蜂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蜂巢复杂得离奇，远比它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复杂得多。蜂巢所采取的策略与企业如出一辙：不同的个体在群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有工蜂（雌蜂）：保护巢穴、采集花蜜和花粉、制作蜂蜜供寒冬补给、用蜂蜡建造储存食物的巢脾并喂养幼虫；有蜂后：负责组建一个新蜂群，然后交配和产卵；还有雄蜂：一些离开原生蜂群并与其他蜂群的蜂后交配。蜂巢本身经过了精心周密地组织筹划。蜂蜜和花粉储存在靠近蜂巢顶部的蜂房中，发育中的幼虫栖身于靠近底部的蜂房，工蜂、雄蜂和蜂后也在此，它们在各自独立的区域内发育成熟。
蜂巢通过合作解决了不少难题。工蜂收集和储藏食物，使花粉和花蜜在无迹可寻的寒冬中仍供给不断。工蜂还保护蜂巢免受入侵者之扰，捍卫食物和幼虫。基因多样性借由蜂后同来自其他蜂群的雄蜂交配而引入。
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当一面。工蜂无法独自完成交配，雄蜂无法自给，蜂后无法独立保护蜂群。大家各司其职，而且做得相当专业。工蜂并不知道自己是工蜂，雄蜂也意识不到自己是雄蜂。它们埋头干着演化为各自设定好的工作，整体能够运作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担负起这极端复杂的行为系统中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人类个体可比一只蜜蜂聪明多了。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人类和蜜蜂有一项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利用多个实体的协同作业来造就大规模的智能体系。人类能成为空前复杂而强大的物种，不仅取决于个体脑的成就，还仰赖于群体脑的协作。诚如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指出的那样：“智慧生物比与之竞争者更有机会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更善于采取那些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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