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迎,徐毅,庞建刚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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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用生动活泼的、口语化的表述方式，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以及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行动逻辑。
全书趣味性地分析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和冲突，清晰地诠释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发展脉络，解读了供给学派理论在美、英两个大国的经济实践，回顾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成就和遇到的烦恼，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经济供给侧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发展要靠创新驱动，创新要靠深化改革驱动，改革要调整利益关系的基本行动逻辑。
该书是一本难得的以浅显语言，表达深奥经济学道理，全面阐释供给侧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读物。可供广大党政干部、企业家、社会精英和在校大学生阅读，也可供研究者参考。序选择与行动
是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出了问题，还是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出了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不管如何选择，归根到底都要回到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来思考问题。离开供给与需求任何一个侧面来谈经济或讨论经济学，都将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供给与需求总是在动态中实现均衡，均衡只是偶尔的，不均衡则是经常的。如果价格机制没有被人为地破坏，它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使供求关系趋向于均衡。如果价格机制被干预，往往会造成一种虚假的信号，诱使需求方或者供给方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要么造成过剩，要么造成不足。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说过：“大海的表面很难保持平静，社会价值的均衡更是如此，它由供求决定。人为的或法律的东西，往往因为生产过剩和企业破产而反过来惩罚它们自己。”
中国正在面临生产过剩的局面，到底是供给侧面出了问题，还是需求侧面出了问题，不同的经济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政策建议。这是好事，经济理论上有学派之争，让政府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如果只有一个学派，只有一种经济思想，政府倒没有了选择，反而不利于政府从多个学派中，找到有利于解决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依据和政策方案。
经济学理论的供给侧，也需要多样化，才能够更好地满足理论需求侧的多样化需要。前些年，政府选择的是解决需求侧问题的相关理论及政策建议，实践应用表明，这些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长远性问题。聪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所以，他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以及借此提出的政策都是短期的，而且是针对需求侧的政策建议。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已经深深地感受到需求侧的相关政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长远问题，就连当前的问题也难以解决。或者说，解决了前些年出现的“当前”问题，却引发出了现在或未来长期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毅然选择从供给侧找问题、找解决办法，提出了从供给侧着手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
中国经济供给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化，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区域结构变动，导致区域间协调发展不足；城乡结构固化，阻碍了城镇化进程；要素结构扭曲，制约了资源有效配置；分配结构失调，加大了收入差距；贸易结构偏向，致使贫困化增长。如此等等，都客观要求中央政府调整宏观管理，从供给侧着手，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供给侧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影响经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需求的升级是自然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选择更有价值或者更有质量的商品，自然是理性的选择。产业结构失衡可能是其他结构失衡的因，也可能是其他结构失衡的果。究竟何时为因，何时为果？谁是因，谁是果？需要实证来检验。但可以肯定地说，都是与产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致使中国经济出现目前这样一种窘境，是已经被确认了的问题。换句话来说，无论是理论界、政界，还是企业界，都知道供给侧是有问题的。可以说，大家在这一认识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当然，并不是说，需求侧就没有问题，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持有“非此即彼”的一点论，而是要辩证地看待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只不过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态，供给侧的问题更加凸显，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点基本的哲学道理，大家都是很明白的。这就是当下，我们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 North）说过：“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制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供给侧，根子还在制度上。体制不改革，制度不更新，供给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性内涵是从供给侧着手，面向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推进改革深化，优化制度供给。
体制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罢，都需要理论指导。乔治·伯尔那诺（Georges Bernanos）说：“思想倘若未引发行动，则意义不大；而行动倘若不是源于思想，则毫无意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都需要理论支撑，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那是政府的事情，是政府在认识清楚经济问题的实质后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虽然各派经济学家，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政策主张，我相信他们的良心和信念是向善的，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不同，政策主张不同，而恶意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也不能因为哪一个理论，被政府选择了，就是超越一切的正确。冲动是魔鬼，理性总是有利于问题的更好解决。
经济发展本来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相对应的，且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对的。市场经济包含两大类市场，一个类是产品市场，一类是要素市场，这两类市场又是交互影响的。产品市场的供给侧是厂商（即企业），需求侧是居民（即消费者）；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是居民，需求侧是厂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看产品市场的供给侧，又要看要素市场的供给侧。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也是市场的调控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供给侧。必须弄清楚谁是供给侧的主体，才能够真正理解清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内涵。
从产品市场来看，按照高、中、低层次形成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结构，供给和需求就像金字塔中线左右两边，左半边的供给与右半边的需求，呈对应的两个三角形（半金字塔）。低端产品或服务，对应于低端需求；中端产品和服务，对应于中端需求；高端产品和服务，对应于高端需求。供给与需求是基本均衡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侧由“半金字塔型”逐渐向“半橄榄型”升级，而供给侧仍然停留在“半金字塔型”。由于需求侧收拢了的右下拐角，对应的供给侧左下拐角的供给就无法出清，成为过剩生产能力；升级了的需求，在国内市场，又找不到相对应的供给，于是就转到国外市场，形成对国外产品的需求（如海淘一族的需求）。所以，政府宏观管理就面临双重任务，即“去产能”和“补短板”。本书首先阐释了供给与需求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供给学派理论起源于萨伊定律，虽然萨伊（Jean Baptiste Say）被马克思归类为庸俗的经济学家，但我们不能全面否定其理论的启迪价值。经济学理论始终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演化规律作用下，不断地获得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既要对经济现实给予合理的解释，又要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拿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以便于经世济用；否则，经济学的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从萨伊开始，到凯恩斯对其的否定，再到拉弗（Arthur Betz Laffer）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崛起，是第一次否定之否定；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中国学者提出新供给主义，是第二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供给学派理论发展过程中，既遭受过批判，也曾备受追捧。美国前总统里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拿出了一整套政策，救美国经济从“滞胀”泥潭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几十年发展的好光景，后来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也同样以此派理论为依据，拯救了英国经济，后被称为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诠释了供给学派的理论脉络和实践效果，以资读者评阅。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每一阶段都表现出奇妙的效果，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定的信心。从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城乡居民获得了巨大红利；从1992年提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开始，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各类市场主体释放了巨大能量；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前十多年的投资扩张和前些年消费政策的实施，中国基础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建设，消费者需求也持续在向更高层次提升。总体上来看，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三十多年。然而，成长中伴随的“烦恼”也是不断出现的。每一次解决烦恼的过程，都伴随着改革的呼声和行动。中国当前面临的囧境，就是一次新的“成长的烦恼”：产业结构失衡，要素结构扭曲，会不会使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会不会掉入其他的“陷阱”，都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本书用较多章节的内容，来阐释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会存在的“成长的烦恼”。只有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或烦恼，才能对症下药，抢抓机遇，尽快地解决成长中的烦恼，获得新的成长。
知道了经济问题所在，还要知道经济发展将往哪里去，依靠什么来驱动。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靠什么驱动呢？我们的逻辑是：何以驱动经济发展，依靠创新驱动；何以驱动创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在这一点上，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制度，提供（或供给）一个好制度，是带有决定性的问题。好的制度，能够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大家共知的道理。前三十多年改革的红利，全体中国人民都享受到了，都有现实的体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大家也相信会产生新的红利。本书最后几章按照这一逻辑展开，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深化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中国梦的实现。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的信念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大众的信念是一致的。我们既然选择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驱动创新。不可能在既有的体制下，产生新的创新活力，理论界已经做了大量的证明。既然我们承诺了全面深化改革，那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改革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本书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六大阻力和五大动力。克服阻力，强化动力，推进制度优化，实现制度的自我更新，才能在一个更好的制度或体制下，释放出新的发展动力，驱动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梦。
改革生产关系，方能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全力付诸行动。相信改革会带来新的红利，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相信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刘志迎2016年1月19日第1章 供给VS.需求：矛盾和冲突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经济学是一门有趣的学问，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1]。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说：经济学帝国主义[2]。也有人说：经济学是经世济用的学问。的确，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不学点经济学，似乎都无法与别人交流，甚至无法在当今社会上很好地生存。当然，也有很多批判者攻击经济学是沙文主义，认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模式不是万能的。也有人批判经济学的工具箱越来越重，数学化越来越明显，失去了思想，只剩下工具化的皮囊。不管争论有多激烈，经济学仍然在进步，仍然支撑着对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最强有力的解释。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没有经济学的思维，或者不懂一点经济学，还真的就无法很好地工作或生活。在大学里讲授经济学课程时，经常会有些其他专业的学生或社会上的朋友，要我解答在报纸上、网络上、文件中的经济学概念，有时候真的应接不暇。最近，有关“供给侧改革”，就有很多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要我给予解释。故此，我就想到要用最通俗的语言，写出一本通俗的书，供给市场以满足这一需求。1.1 鹦鹉说供给需求
经济学是不是一门难学的学问呢？经济学集大成者、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全球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萨缪尔森说过：鹦鹉也能够成为经济学家，只要它会说“供给”与“需求”。由此看来，经济学也并不难学，从供给与需求两个侧面及其两者的关系来分析问题，就是经济学的起点和终点。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是经济中的常态，供求均衡只是动态的，或者说是偶然的，但是经济的运行总是在向均衡态逼近中，出现新的不均衡。比如，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下跌，需求上升，市场出清（也就是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反之亦然。说到供给与需求，事实上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价格机制。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节供求关系。
从微观层面来看，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市场，供给侧是商品生产者，需求侧是消费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3]供给侧生产者的目的，不是施以大众恩惠，而是为了赚钱。如果其所生产的商品，找不到买者，赚不到钱，他还会生产吗？答案是：肯定不会！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也说过：“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必须实现惊险的一跳，跳过去了，皆大欢喜；跳不过去，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4]也就是说，任何生产者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卖出去，卖不出去，不是把商品扔了，而是生产者要跳楼的。
需求侧的消费者，产生现实需求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购买欲望；二是要有购买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仅仅有购买欲望，没有购买能力，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会产生现实需求吗？答案：肯定不会！仅仅有购买能力，而没有购买欲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葛朗台”，那也无法形成现实需求。需求侧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主要包括价格、相关产品（互补品和互替品）价格、价格变动预期、家庭收入、消费者偏好、人口数量和结构、政府消费政策等因素。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影响需求，平狄克（Robert S. Pindyck）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详细讲解了“炫耀效应”和“攀比效应”。“炫耀效应”是虚荣心理作用，也就是说“我有，你们还没有”，我就可以炫耀。“攀比效应”是从众心理的作用，可以这样来理解——“你们都有了，我不能没有”，所以我必须得有。社会时尚流行和炫富的心理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供给侧的生产者，形成现实供给也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供给愿望；二是要有供给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仅仅有供给愿望，没有供给能力，是一个喜欢吹牛的“创业梦想家”，不可能产生现实供给。仅仅有供给能力，而没有供给愿望，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麻烦制造者，当然，这一般是不会的。供给问题大多数属于缺乏供给能力。供给者的欲望取决于其在市场上可能的获利程度，供给能力则取决于生产制造能力，尤其是技术水平。供给侧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主要包括价格、相关产品价格、生产成本、价格变动预期、技术水平、自然条件、政府税收和扶持政策等因素。其中，技术水平的因素对供给能力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的因素。而生产成本因素主要是取决于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则取决于要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总量均衡不等于每一个微观市场量的简单叠加。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也是两个侧面。首先看总供给，在价值形态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量总和；在物质形态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包括供给物质形态上的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或者最终用途上的消费品供给和投资品供给及出口供给。再看总需求，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价格水平上，全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总购买力或总支付能力，包括社会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从而形成总需求。如果全社会货币支付能力，远远大于社会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价值总量，就会产生通货膨胀，价格的持续、普遍上涨和产品与服务的严重短缺，总供求失衡。如果全社会货币支付能力，远远小于社会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价值总量，产品过剩，导致价格水平持续、普遍出现下降，生产能力闲置，企业生产萎缩，也是总供求失衡。
需求侧包括三大需求，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通常用“吃饭”和“建设”两个词，来替代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即所谓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消费需求不外乎是老百姓的衣食住用行游娱乐。满足消费需求，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也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或者说包括物质消费需求、精神消费需求和生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又如何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升级呢？出口需求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是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体现和具体行为结果，是提高生产效率获取竞争力的途径。出口不是目的，而是获取效率的手段。之所以要出口，是因为我们用自己擅长生产的产品或劳务，换取我们不擅长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从而使社会生产更有效率。
供给侧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产品市场上供给了什么样的产品或劳务。换句话说，即由生产形成的供给，总产出就是总供给。在统计核算方法上，就是生产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将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加总。二是要素市场上供给了什么要素，即生产要素供给。在宏观统计核算方法上，就是收入法，通过加总本国居民、公司和个人直接获得的土地的地租、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要素收入之总和。两者的联系，就是要素供给通过生产活动形成产品或劳务供给。换句话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要素供给，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产品或劳务的供给。要素是生产供给的供给。所以，从最终产品供给的角度看，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表现为满足最终需求的商品和劳务供给；一个层面是满足生产需要的生产要素供给，包括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
鹦鹉真的会成为经济学家吗？肯定不会。我猜想，萨缪尔森是要告诫人们：所有的经济学人，或者经济工作者，研究经济学问题，或者开展经济工作，都要回归到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来思考问题、探寻解决办法。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的价格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市场机制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供求的相互作用，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供给者和需求者，从而保障市场出清。商品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flexible），能使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没有资源闲置，也没有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1.2 丈母娘拉动增长
为了认识供给侧，我们不妨从需求侧的变化开始说起，然后再看看供给侧为什么与需求侧矛盾或冲突，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理解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中国市场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丈母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被媒体甚至被一些经济学者称为“丈母娘经济”。所谓丈母娘经济，就是在姑娘出嫁时，姑娘的妈妈向女婿所提出的物质条件（如车子和房子），从而形成了对市场上一些家庭消费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中国自古以来，娶媳妇都是要有彩礼的。男方没有置办好彩礼，一般无法到女方家去提亲，也就是提出结婚日期等事情。这个你懂的。现在这种现象有所变化，彩礼变成了女方家长要求男方必须购买的一些大件消费品，这既是为女儿未来家庭生活方便，或者在生活条件上不至于受委屈，也有“攀比效应”或“炫耀效应”［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提出］在作怪的成分。这些大件消费品，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基本上都是每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端时尚消费品，或者家庭生活所需的大件消费品，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消费主流。换句话说，丈母娘提出的要求，就代表着这个时期消费者的主体需求。丈母娘提出的需求变化了，当然是升级了，就代表着社会大众的需求升级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好友结婚，经常会为了“丈母娘”的要求而苦恼，为了买到“三转一响”，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录机，煞费苦心。这大概是改革开放头十年最为时尚的消费品，也代表着当时消费需求水平和时尚程度。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消费品短缺还是十分明显的，很多消费品是要凭票购买，不仅仅需要有钱，还要有票。为了消费，就必须托人找关系，甚至在黑市上去买这些消费券凭证，即消费票。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或者有些人经常跑深圳、珠海等南方城市，可以买到水货。能够买到走私产品或买到外国货的“女婿”，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优质女婿，能够成为让丈母娘在其朋友圈里大为宣扬的资本，为丈母娘脸上增光啊。现在想想，在短缺经济时代，是多么可怕，消费者又是多么可怜啊。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专门为此写了一本巨著《短缺经济学》，系统地解读了计划经济所导致的商品短缺，该书也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重要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著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开始显现；另一方面，80年代中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家电生产流水线，因此，“丈母娘”的需求开始升级了，由“三转一响”升级为“四大家电”，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我在90年代初结婚的时候，好不容易买了前三件，实在是没有经济能力买第四件，当时的工资每月一百多元，而每一件家电都需要数千元，现在想来，都不记得是怎么凑足了钱，硬撑着买了三件。好在我那慈祥、宽容的丈母娘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老婆说：我们共同努力，一切都会有的。真是感谢岳父岳母和老婆，否则，我这样一个大学里的“青椒”，到哪里能够筹到钱呢？好在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勤奋的，也是赶上了市场化改革的好时机，没有两年也就把第四家电、电话、录像机和其他家电都凑齐了。别小看安装电话噢，那个时代，只有厅级以上的官员家庭和有钱人才有电话，安装电话初装费就要5000元人民币，打电话、接电话都要收费，每月还要交月租费。该死的垄断，让我花了很多冤枉钱。当然，还是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市场化发展，感谢给我机会的所有人。我们结婚最苦恼的是房子，天天找房管科科长吵架，为啥不能给我一间结婚用房呢？好不容易要到了一间结婚用房，还是一间破烂不堪、走道也高低不平、公共厕所经常堵塞、学校不敢给学生住的、改为青年教师居住的破旧学生公寓，那就是一座危房。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让老婆孩子受了不少委屈。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经济学界很看重的报纸《经济学消息报》上，意思是启动房地产市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0年。恰恰让我说中了，我当时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只是凭借着理论知识、国外经验和中国老百姓的需求，谈了自己的想法。
跨过2000年，需求升级还是表现在丈母娘的要求上，从“四大家电”升级为“房子和车子”。讨老婆真的不容易，丈母娘这一关还真是不好过啊。现在的年轻人，压力也是不小的。但是，总的来说，比我们那一代的日子，还是好过多了，至少机会多多，商品多多，只要你愿意干，只要你有能力干，就一定能够挣到钱，何况现在房子和车子还可以按揭购买。我们那时候想找个机会都不容易啊。近些年来，关于“丈母娘经济”的说法越来越多，都成为“百度百科”里的一个词条了。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启动，住宅房的供给量迅速上升，特别是房地产金融和汽车金融的发展，房子和车子快速变成了广大城乡居民的主要消费需求。尽管我们不断地骂着房子价格飞涨，还是有很多人买了房子，越是价格高的城市，越是缺房子。到底是需求旺盛导致价格走高，还是价格走高被预期驱动，导致购买者趋之若鹜呢？的确不好说出个准数。好像经济学界也没有做过实证研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想到能够住上这么宽敞的好房子，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拥有汽车（除非不断上进，当了官才能够配轿车）。可是现在家家都有轿车，公车却被取消了。21世纪已经过去了15年，目前看来，丈母娘对“车子和房子”的要求，基本上还没有发生变化。那是不是说，消费者需求没有升级呢？肯定不是！消费者下一步需求升级，会是什么呢？经济学界无法预测出来，企业家们知道吗？我看这是一个大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需求侧正在从“半金字塔式”向“半橄榄式”转变（见封面图示）。1.3 胆怯的消费行为
随着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都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对消费健康的关注，越来越提上了议事日程，不再是温饱阶段的要求了。人们越来越发现，在中国的市场上，消费总是有点胆怯。害怕被骗，害怕有毒，害怕假冒，害怕不健康……害怕这，害怕那，简直到了胆战心惊的地步。发展市场经济20多年来，市场上的产品是丰富了，那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敢到市场上去购物了呢？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就变成了“海淘一族”，把购买力转移到国外去了，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都会像抢购一样，大包小包地往国内带。大量的假冒伪劣或者不合格的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尽管每年都有“3·15”，中央电视台曝光一批，但也仅仅是九牛一毛。
从吃的方面来看，不知道是否有添加剂，是否有着色剂，是否有防腐剂，是否是过期产品，是不是地沟油生产，牛奶里是否有三聚氰胺，不知道大米是不是有毒大米，面粉也不清楚是不是加了增白剂，五谷杂粮是不是转基因食品，火腿是否放过敌敌畏杀虫防腐，食品里是否有农药残留。只是微信上传的文章和图片，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好像都是有毒或有害的。因此，大家就开始到农村租地自己种，或者参加众筹项目，看着别人种好了，收获后直接发送到家里来。有钱有权的单位食堂，专门建立特供基地，以保障一天三顿的食品安全。有钱的人，开始从海外购买奶粉或者其他食品。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互残”时代，我生产的自己不吃，凡是有毒的就卖给别人吃。那自己吃的，是不是别人生产的他自己也不吃的呢？中国有句俗语“眼不见为净”。这种信息不对称，那就是自欺欺人，如何使得信息对称，是食品安全的头等大事。消费者消费得胆战心惊，甚至是一种心理恐惧。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说了狠话：“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从穿的方面来看，比吃的方面要好，消费者不恐惧，但是心不甘。中国成为纺织大国，成为了服装大国，可整个行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国际代工，OEM模式，附加值不高，还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公布资料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目前占全球的纺织品贸易达到约35%。然而，品牌建设力度不够，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几乎没有。很多服装企业看不到本行业的赚钱空间，依靠开办房地产企业赚钱，业务领域跨度太大。大量的低端服装企业，仍然坚持在生死线上，亟待转型升级。中国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以后，需要品牌、需要质量、需要设计，然而，这些我们都还很缺乏，供给跟不上需求升级。
从住的方面看，近十多年来，房地产业疯狂发展，好的方面，当然是解决了困惑中国人多少年的住房困难。不管怎么样，城市变大了，人口变多了，满足了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需要，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也得到了改善。当然，在一些大型城市，也还有很多蜗居者。虽然，中国城镇居民住房人均水平在全世界不算低，但是结构性矛盾还是比较突出。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鬼城”，城市周围大量的房产空置；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蜗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都缺床位，很多学校班级大得怕人。一方面是住房改善了；另一方面是公共空间减少了。老百姓真的很“点赞”习主席的美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近十多年的房地产业疯狂，也出现了诸多“楼脆脆”“塌阳台”事件，大量的新建住宅的顶层漏水，各种建筑物漏水痕迹随处可见，潜在的威胁不得不令消费者担忧。装潢领域的问题就更多了，什么建材是环保的，什么不是环保的，消费者无法真正识别，只能够听从供应商的解释，是真是假，无法判断。
从用的方面看，最近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国人到日本买“电饭锅、电热水器和马桶盖”的事情。中国的大小家电应有尽有，为什么一定要到日本去买呢？莫非日本的电饭锅煮饭真的好吃些。为了验证这一点，我就找在旅游部门工作的学生，买了一个回来，不是为了赶时髦，也不是为了什么炫耀，而是要验证一下，究竟为什么。说句体验的话，煮饭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吃。但得承认，做工精细，量米桶，用水的刻度，都标注得清晰，即使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也不至于把干饭烧成了稀饭，或者把饭烧得生硬，细节之处见功夫。我们不是做不到，而是缺少精细化、精致化理念。国内大量的烧热水的电水壶，一般品牌的产品都是水一凉就开始烧，既浪费电，又导致水不断地在壶里重复烧，而别人就是能够做到，烧一次还能够保温足够长的时间，问题还是出在细节上。产品设计缺乏人性化，缺乏以人为本。说句实在话，中国家庭用品，市场上什么都能够买到，但人性化的、有品质的家庭用品，还是供给不足。
从行的方面来看，中国已经进入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行列。首都变成了“首堵”，其实没有哪一座城市不堵车。快速扩张的汽车消费，城市的道路跟不上汽车的普及，缺乏超前的规划，缺乏超前的预留空间，堵车、汽车尾气、停车位等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和烦躁。老百姓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可以停车的地方，办完事回到车边，几百块钱的罚单就在你的车窗上贴着。“不是我想乱停，我是真的找不到准许停车的地方。”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在中国的城市道路上不敢开车。高速公路收费和不收费，理论界讨论了多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究竟要收多少年，究竟是否已经还清了债务，老百姓不知道，相关部门就是不告诉你。在国内乘飞机旅行是一件需要有充分心理准备和很有耐心的事情，匆匆忙忙从城市中心，赶到远在天边的飞机场，快要到上飞机的时候，突然机场广播里通知：“各位旅客，××××航班因空中管制，暂不能够起飞，请耐心等待。”虽然这些好像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小事，可是就是这些小事，才能够体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民主体地位。
从娱乐层面看，前十多年，红歌星音乐会一年比一年多，一场比一场贵。都市娱乐场所一家比一家豪华，可谓是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啊。可那毕竟不是咱老百姓去的地方，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喜欢的“菜”。于是，大妈们想尽了办法，在大街小巷，寻找有限的空间，跳着她们自己的广场舞，自娱自乐。为此，这些大妈们，没少挨居民的训斥，也吵得居民无处申诉，叫苦不迭。城市变大了，娱乐的空间变小了。老百姓自己创造的娱乐方式，可是找不到娱乐的场所。只要能有个场所，老百姓就能展示自己的快乐。虽然现在有很多电视剧，可大多数宣扬的都是“宫廷斗争”，要不就是什么“神剧”，还有就是“无厘头”，咱老百姓真的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娱乐才好。电影票房收入超过了美国，是不是意味着，咱老百姓的需求，正在向精神需求领域拓展呢？
从旅游层面看，到底是放假的时间过于集中，还是旅游景点或服务供给不足。只要到了小长假、大长假或者是周六周日，无论是哪一个景点，都是“我想去看风景，结果不是堵在路上，就是堵在景点里”。看的不是美丽风景，看的是堵车情景，看的是攒动的人头，看的是出行者焦虑的眼神，一脸无奈的表情。聪明的理性者一般在节假日，选择“猫”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可是，那又有什么时间去旅游呢？世界那么大，总想去看看吧，也不能潇洒到辞职去看风景啊。所以，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很纠结的问题，出去不出去，如果出去，那就是一个“堵”字或者是个“挤”字；不出去，总不能待在家里，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吧？旅游业的发展，何时能够满足咱老百姓的需要啊？国家的休假制度何时能够调整啊？都是供给侧的问题。1.4 奔小康需求升级
邓小平同志曾设想，到20世纪末中国要达到小康水平。他在1984年说过：“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而到了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0多美元，1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2014年人均GDP达到7621.58美元，是不是达到了小康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正式文件声明这一点。而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第一次一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未来五年的首要任务。随着小康社会日已建成，老百姓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有哪些消费需求会升级呢？这是政府和企业家必须考虑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总结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升级。
从数量向品质的升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追求的是物质产品的数量，物质产品短缺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普遍现象。1978年以来，中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通过改革开放，使得市场上的产品日益丰富，现在已经丰富到了过剩的地步。数百种工业产品产量已经在全世界排第一位了，而且还有大量的产品产量仍然在向全球第一位逼近。老百姓也是在不断地追求各类产品的数量，从“三转一响”到“四大家电”，从“舌尖上的中国”到“穿着的五颜六色”，从日益丰富的“家庭用品”到拥有“宽敞的房子和心仪的车子”，可以说，对数量的追求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极点。消费品数量满足之后，那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当然是追求质量，吃穿住用行的需求，都在不断地向品质化需求升级，各个社会阶层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向更有品质的产品升级。很多有钱人已经看不上国内市场上的产品，转为“海淘一族”，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也不会到地摊上去捡便宜货了。追求品质提升是所有消费者的共同心声。
从温饱向健康的升级。温饱二字，就是要有穿的，不挨冻；吃得饱，不挨饿。过去，只要能够吃饱饭，只要能够穿上衣服，至于是否健康，那还考虑不到，是“有没有”的问题，是“饱不饱”的问题，是“冷不冷”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考虑“好不好”的问题，“健康不健康”的问题。正如中国大妈们所说的“小康社会，追求的就是健康”。吃穿住用行要健康，身体才能健康。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够好好享受生活小康。吃的要健康，穿的要健康，用的要健康，行也要健康。社会商品丰富了，选择余地大了，手头上有钱了，有能力选择了。近些年来，凡是涉及健康的商品，总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为了健康，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公共体育，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关注，然而，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吗？供给侧能够保证这一升级需要吗？
从物质向精神的升级。我们在中学的政治课上，就学到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关阐述，说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现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已经能够使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文化生活需要，好像并没有像物质产品那样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供给缺口，现在看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换句话说，人们物质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紧接着就是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突出。文化产品的供给，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民族素质提升的问题。例如，信仰问题、价值观问题、文化产品消费问题、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方式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应该也是供给侧的问题。
从发财向生态的升级。为了追求物质财富的丰富，中国这三十多年真可谓是，人人都铆足了劲想办法发财。要发财就要发展生产，到处是园区，到处是工厂，在飞机上俯瞰整个长三角、整个珠三角、整个京津冀，到处都是工厂。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圈地建园区，招商建工厂，到处是烟囱，处处是排污口，炒买炒卖探矿权，开山开矿，铺桥修路。为了赚钱，几乎不顾是否破坏生态环境。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德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等所著的《增长的极限》就告诫我们，增长是有极限的。20世纪80年代，欧洲人就提出了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似乎没有听见，似乎没有看到，似乎是你们说归说，我们干归干。只要能够赚到钱，能够发财，污染一点环境算什么。有的地方官员说：到底是要饿着肚子喝西北风，还是要腰缠万贯。可以说，都是穷怕了。现在，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经开始受到惩罚了，方才醒悟。大家还是要生态，要青山绿水。习主席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优美生态消费需求正在成为老百姓小康生活的新需求。
从生计向生活的升级。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这是世界公认的。只要有个好制度，中国就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基本上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本上是为了活生在挣扎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那种奋斗精神，可以说是天下少有的。然而，很快遇到思想路线的偏离，阶级斗争一浪高于一浪，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吃不饱，穿不暖，基本上是常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为了生计，努力的劲头就出来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努力工作着，整整三十多年，中国都是在为两个字“生计”，基本上不会生活。就是在几年前，还有地方政府有“白加黑，五加二”（白天加黑夜，五天加两天）的工作要求，这都快成为“7·11”便民连锁店了，恨不得一天工作24小时。中国人到国外做生意、开工厂，还是这种勤奋劲，弄得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很不理解、公然抗议甚至是直接砸毁或焚烧中国人的工厂或商店。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啦”。向小康社会迈进了，人们开始意识到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还有很多部分，休假、旅游、休闲、享受天伦之乐，都是生活。为了生计，弄口饭吃的时代，正在走向过去。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人生的全部，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更重要的是生活。生活得丰富多彩，是下一步需求升级的重要形式。那么，为了满足丰富多彩的生活，究竟需要供给什么，这是企业家们认真琢磨的事情，我也只能够说到如此地步，相信企业家比我聪明。1.5 政府劝诱的过剩
中国政府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确工资不高，工作很累，事情太多，任务过重，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累的政府。上司动动嘴，下属跑断腿；上司一句话，下属累到怕。我们老百姓，经常在网络上抱怨政府，服务不到位，服务态度不好。很多工作人员是两头受压，很委屈啊。一头是领导，一头是百姓，内部受领导任务压，外部受百姓抱怨，心里怎么会有一个“爽”字，日子过得也很不容易。庙堂深不可测，精神压力巨大。我们经常骂政府不作为，其实，近十多年来，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还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政府，都是想把经济搞上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还是大多数官员的真实想法，大凡有点事业心的政府官员，总体上来看，还是“蛮拼的”。与其说这些年政府不作为，倒不如说真的有点乱作为。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思想指导下，抓经济工作，甚至成为政府的全部工作。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大概是体制的原因吧。
GDP竞赛，几乎成为经济学界对政府经济工作的总体概括。为什么地方政府要搞GDP竞赛呢？既是政绩问题，也不仅仅是政绩问题。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迫使官员为官一任，总要能够见到GDP的增长，而且抓GDP增长，最能够得到上级和社会各方的认可。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民间，都有各种GDP及与其相关指标的排行榜，排出来好看不好看，直接摆在各级官员面前。哪一位地方执政大员不在乎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经济发展呢？排位不好，上级看了，要问为什么；百姓看了，要埋怨。人人都想自己所在的区域经济发展得好，与发达地区差距在缩小。官员们经常说，“前有标兵，越走越快；后有追兵，越来越近，急啊”。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口袋里钱多了，政府腰包里的钱也多了，这是现实问题。谁都盼着经济发展，谁都盼着自己的钱多一点。俗话说：“谁也不嫌钱多了烫手。”GDP是衡量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是国际通用的。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GDP仅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只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活动量，不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国民财富有多少。也就是说，GDP越大或增长越快，反映的是这个国家或区域经济活动量越大，经济越活跃，不是财富越多。有很多能够计算到GDP里的经济活动量，不仅不能增加财富，反而会减少财富。例如，把一座还能使用的大楼拆了，财富少了，但是能够增加GDP，因为拆大楼要买炸药，要雇用工人，要支付垃圾转移费用等，这些都要计算到GDP中。很多城市、农村也是一样，房子和道路，拆了建，建了拆，财富没有增加，GDP可计算了好多次。又譬如，生病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住院、买药，都会增加GDP的。网络上传播的“狗屎GDP”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这不能怪GDP这个指标不好，全球都在用这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及其发展。关键是我们怎么用好这一指标，或者说这一指标背后的经济活动，是不是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不能够为GDP而追求GDP。
既然中国各级政府都要追求经济增长，准确地说是追求GDP增长，那怎么能够使其增长呢？第一产业不好做文章，因为要受到土地、气候限制；第三产业也不好做文章，因为不好找抓手（除非是房地产业）。那就在第二产业做文章吧，其中主要是工业，于是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就成为全国的热潮。要搞工业，就要建厂房；要建厂房，就要有土地；要有土地，就要征地；要征地就要报批，要报批就要以建园区的名义。如此逻辑，就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全面铺开，形成了全国到处都是园区，到处都在征地，到处都在搞政府融资平台，出台各种各样的城市规划、园区规划，不断调整规划。政府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站在城市边缘，到处画圈圈，画一个圈就是一个园区；换一届领导，再画一个圈，又是一个园区。名目繁多的园区，你数都数不过来。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产业示范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集群区、创业示范园、电子商务园、新城区、产业新区、物流园区，等等。地方政府只要能够想到名头，上级政府也就乐此不疲地审批。各大部委都要设立各种园区名头，一方面找中央财政要钱；另一方面也是政绩表现，还可以让各地方政府围着自己转，有“寻租”的空间。“跑部钱进”几乎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哪个地方政府不会“跑部”，哪个地方就拿不到土地、拿不到政策、拿不到中央的补贴，那个地方就难以取得发展。老百姓也会骂政府领导无能，不会“跑部钱进”，所以才导致本地经济发展不上去。
有了园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招商引资。于是，一系列新名词就在政府文件里很流行，也广泛见诸学者的文章和政策建议里。诸如“全员招商”“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定位”“定点招商”“以商招商”“招商引智”等。各级政府都成立招商局或招商办，建立若干招商小组，进驻国内各大重点城市，进驻世界各大中心城市，甚至招商相关服务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各种类型的招商大会、招商项目推介会、招商中介、招商宣传、招商酒会等，拉动了大量的市场需求。我有一位同学在国内某一线大城市，就是因为善于为政府招商，而且招的都是国际上的大型跨国公司，成立了招商公司，面向全国举办招商培训，在国际上飞来飞去，生意很兴隆，而且发了财，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啊。有的市县级领导在大会小会上都强调招商的重要性，哪个单位年终招商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政绩不合格，不仅没有年终奖，甚至还要扣工资，有的位子都保不住，升迁就更没有指望了。为了招商，很多干部托关系，找朋友，攀亲戚，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听说有人愿意来本地考察投资，就会把他当作“上帝”一样来款待。于是，就有人冒充投资者，在全国游山玩水，骗吃骗喝，地方政府受骗上当，闹出了不少笑话。
有了园区，招了商，就开始建厂，开发区里热火朝天。大规模建厂，大规模买设备，大规模生产。中国大陆有31个省区市，800多个市辖区，近400个县级市，1400多个县，100多个自治县。个个都有园区，甚至不止一个园区，很多乡镇也有自己的园区，大家都在招商，都在建工厂。10多年下来，你想一想就知道会形成多大的制造能力，不产生过剩，那是不可能的。2013年3月25日工信部部长苗圩说：当前中国工业实力大大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说话的意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一“好事”背后，所潜藏的就是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有人惊呼：由于地方GDP主义的驱动，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产能过剩的经济周期。全球近90%的个人电脑、近80%的空调、近70%的节能灯、近60%的水泥、50%的猪肉都来自中国制造。走遍世界各国，到超市里去翻翻，从“马桶刷子”到“苹果电脑”，近70%的消费品都是“MADE IN CHINA”。总的来说，供给侧的结构还是“半金字塔式”的结构，与需求侧“半橄榄式”结构不能适应，表现为生产能力过剩。
现在正在规划“十三五”发展，各地政府仍保持着饱满的热情，甚至是激动的心情，在规划本地区产业发展，把对产业的规划作为各种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几乎一致地要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我们可以确信，等到各地方两会开过之后，各省市“十三五”规划公之于世，要重点发展的产业，雷同度不会低于70%，也就是说，还在制造更多的生产过剩，这真是一件“悲催”的事情。也不想想，有多少产业是规划出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是你规划出来的吗？要相信市场，不要老是觉得政府比市场聪明。可以说，市场在产业发展方面一定比政府聪明。
总之，中国经济，一方面表现为市场需求在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制造能力过剩。需求与供给的冲突和矛盾，困扰着当下的中国。供给侧的结构性过剩和需求侧层级性升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刺激需求侧的短期行为不能解决这一矛盾。从长期来看，或者从根本上来看，改变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改革和由改革激发的新供给产生，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到位的事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府，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家，都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转型升级，把力量作用于供给侧，创造新供给。精彩观点汇总
·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没有经济学的思维，或者不懂一点经济学，还真的就无法很好地工作或生活。
·“炫耀效应”是虚荣心理作用，也就是说“我有，你们还没有”，我就可以炫耀。“攀比效应”是从众心理的作用，可以这样来理解“你们都有了，我不能没有”，我也必须得有。
·所有的经济学人，或者经济工作者，研究经济学问题，或者开展经济工作，都要回归到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来思考问题、探寻解决办法。
·人们越来越发现，在中国的市场上，消费总是有点胆怯，害怕这，害怕那，简直到了胆战心惊的地步。
·国人需求的五大升级：从要数量向要品质的升级；从要温饱向要健康的升级；从要物质向要精神的升级；从要发财向要生态的升级；从要活生向要生活的升级。
·中国政府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确工资不高，工作很累，事情太多，任务过重，可以算得上世界上最累的政府。上司动动嘴，下属跑断腿；上司一句话，下属累到怕。
·有很多能够计算到GDP里的经济活动量，不仅不能增加财富，反而会减少财富。如把一座还能使用的大楼拆了，财富少了，但是能够增加GDP，因为拆大楼要买炸药，要雇用工人，要支付垃圾转移费用，等等，这些都要计算到GDP中。
·政府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站在城市边缘，到处画圈圈，画一个圈就是一个园区；换一届领导，再画一个圈，又是一个园区。
·供给侧改革和由改革激发的新供给产生，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到位的事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2版）［M］. 高鸿业，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加里·贝克尔著.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马克思. 资本论（中文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章 否定之否定：供给理论演化萨伊凯恩斯拉弗菲利普斯
经济萧条与经济繁荣的不断更替，带给经济学很多的实践启示，也给诸多理论带来了科学问题。经济学回归到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到底是需求决定了供给，还是供给引导了需求，理论界似乎说得清楚，道得明白，但似乎又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经济学理论就像经济活动本身繁荣与萧条的轮回一样，也有个否定之否定的破浪式前进、螺旋式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否定之否定轮回，演绎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强调市场是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政府无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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