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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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一博览会的起源、发展及演变
博览会在近代中国或称赛会，是近代兴起的国际综合和专业商品博览会与国内商品展览、展销、陈列和劝业、劝工会的统称（英文为exhibition、fair、exposition等）。普世性质的博览会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可以说，经由坚船利炮输入的博览会与中国近代历史同步。由于其天然具有的商品竞技和展销的核心功能，这一新型工商业活动一开始就纳入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轨道中。
随着近代中国经济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政府和商会经济竞争、科技创新、市场经济和振兴工商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博览会事业从晚清到民国逐步走向繁盛。博览会事业的发展壮大，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综合性标志，也是政府和商会在协商和对话中共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验性样板。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同恩格斯所说，博览会给英伦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亦即博览会是欠发达国家走向开放的一个窗口，但中国接纳和拥抱博览会的历程，却充满了耻辱、创伤和难以抚平的记忆。
现代性质的博览会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与华夏文明几乎同样久远的集市、墟、场、庙会，以及后来的边境上的关市、互市、榷场等等，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博览会的某些功能和特质。博览会被赋予种种现代性含义是晚近的事情，其最初的意思如字面所示是物品与观众较多的展览，展示、参观和交流是其主要作用，同时附加了一定的销售及广告功能。集市、庙会、互市等虽然是定点、定期或临时集中进行商品交换的一种方式，市场性质的买卖和交流是最主要的方面，但在“博”和“览”的层面上与博览会异曲同工。1集市嬗变
中国是世界上三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东亚的轴心，不仅很早就形成“北粟黍、南稻米”的种植业的主业格局，而且较早建立了以狗、猪、鸡和水牛为主要畜种的副业体系，兼之养蚕基础上的缫丝业最早在中国出现，华夏文明从而以成熟而丰富的面貌展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面前。农业的繁荣发展和产品的丰足富余，促成了氏族部落的物物交换。古代集市
史书记载，舜曾“贩于顿丘”，这意味着最初的交易由部落首领操控。从字面去考量，商业一词或源于商代，但商之前就存在交易活动应无疑问。交易活动的场所是市，集市是北方的统称，闽粤等地称作墟，川黔等地称作场，赣地则称作圩。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由于不能自给自足，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农户间需要进行交换和买卖粮食、蔬菜、牲畜和手工制品，集市作为一种农村简单贸易组织形式应运而生。集市这种贸易形式应不晚于商周，《易·系辞》即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简单的交易活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管子·乘马》曰：“方六里为之曝，五曝命之日部，五部命之日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交易的发展带动了贩运业务，《尚书·酒诰》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史记·货殖列传》更进一步指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周之际，集市贸易十分发达，《战国策·见田仪于梁南章》载：“梁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与此同时，诸侯国采取了一定的管理措施，专业性市场逐渐发端，《周礼·司市》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秦汉出现国家大一统后，车同轨，书同文，货币和度量衡有了统一标准，集市这种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潜夫论》曾曰：“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一度形成了长安、洛阳、临淄、宛、邯郸、成都等六大都会，以及粮食、竹木、铜铁、牛马等三十多个商业行业。与此同时，定期集市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扩入寻常百姓家。
魏晋南北朝时，集市贸易在动荡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倡导商业及市面的繁荣，曹操就积极鼓励发展手工业，在他的推动下，“十二镊续机”迅速普及，襄邑锦绣、清河缣总、朝歌缪绮、上党麻布等商品涌入市面。《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还记载：“黄初三年（222），车驾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众冤痛之。”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商业中心内批发零售俱全、行业分市摆布的局面。洛阳城“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西有退酩、治筋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洲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户，阁道交通，迭相临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草市这种新式集市。在交通要道和渡口，草市逐渐成为交易集散地，如《水经注》记载：“视水左渎，又西经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与此相适应，出现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南齐书》卷五十载：“（南齐萧）宝食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
唐代时，长安、洛阳成为大型货易市场，泉州等沿海港口外货市场也次第涌现。以长安为例，在皇城南朱雀门外设东市和西市。市场为有围墙的正方形，经营同一种商品为一行，“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宋之际，商业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集市大量涌现，小商品充盈其间，形成“三百六十行”，不但出现谷市、丝市、猪市、药市等专业性市场，而且牙行、货栈、票号、钱庄以及会馆、公所等走上历史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固定场所——瓦肆在宋代大量出现。《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随着明清之际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负有展销之责的集市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许檀在《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统计，明代全国主要省区合计集市数量在1万个上下，清中叶11个省区集市合计已有18000余个，清末则超过3万个。2庙会沿革
集市之外，庙会是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品展销形式。如胡吉伟在《清末民初东北庙会文化变迁研究》中所称，庙会是从信仰活动发展而来的集宗教、娱乐、商业为一体的以寺庙为中心开展的一项民俗活动。古代庙会
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丧葬和祭祀礼仪的国家，作为一种由原始部落宗庙社郊制度演化而来的民俗习惯，庙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诗·大雅·思齐》曰：“雍雍在宫，肃肃在庙。”《周颂·清庙序》记载：“清庙，祀文王也。”庙为祭祀之所，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首序称：“社是土地之神，从天子到庶民立有不等的社……乡村祭神的结会，迎神送祟的庙会，朝顶进香的香会，都是社会的变相。”按照顾氏的说法，庙会起源于土地祭祀。《说文解字》：“社，地主也。社者，土地之王。”据传在商周时期，王为群姓立太社，为自己立王社；诸侯为百姓立国社，为自己立侯社；庶人二十五家为里立民社或里社。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到固定日期进行社祭。祭祀时摆有供品，如孔子和弟子曾探讨过祭品的问题，《论语·八佾》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还要载歌载舞，《周礼·春官》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同祇，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崇拜逐渐演化为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礼记·曲礼》称，凡功业辉煌的帝王如黄帝、帝喾、尧、舜、禹、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而祭祀是有等级制度的，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普通百姓亦即庶人是没有资格设庙的。
庙会最初祭祀社神、祖先和帝王，随着各种宗教的兴起和引入，庙会、宗教和人们日常习惯紧密结合在一起，固定成为一种定期仪式，如蜀地流行正月玉皇会、文昌会，二月花会、娘娘会，三月清明会，四月佛祖会、药王会，五月青苗会，六月晒衣会、禹王会、王爷会，七月亡人会、盂兰会，八月天子会，九月重阳会，十月牛王会，冬月送寒衣，腊月灶王会，加上其他各种祭祀和崇拜仪式，一年庙会不断。老北京则逢三土地庙会，逢四花市火神庙会，逢五、六白塔寺庙会，逢七、八护国寺庙会等等。庙会作为一个聚集区，将社会各色人等集合在一起，人们除了祭祀之外，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放松身心，同时，吸引了小商小贩经营买卖，庙会逐渐成为集祭祀、娱乐和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场所。《东京梦华录》卷八《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载：“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楼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明末刘侗、于正弈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城隍庙市，月朔、望、念五日，东弼教坛，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市之日，族族行而观者六，贸迁者三，谒乎庙者一。”也就是说，真正在庙会中祭拜的不过十分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刻元代《广禅侯碑》，其文称：“……目睹祀事，今罕有之。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戏，车马骈集，香篆蔼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里咏，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北平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称：“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东北地区“凡城乡有庙宇处无不有会”，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盛京时报》称辽宁盖平县“山上旧有娘娘庙，每逢会期，演戏五日。贩卖物类者云集于兹，四方来游观者，毂击肩摩，夜以继日”。老北京庙会专业性分工明显，如土地庙以土产、百货为主，火神庙以鲜花和人工花卉为主，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以百货、花鸟鱼虫、小吃为主。
进入民国后，庙会的展销功能更是在国货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1918年6月7日《盛京时报》报道：“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为埠内西大庙庙会之期，届时游人众多，兄弟烟草公司分局主任胡子晋、广生行经理，拟乘此机会推销国货期间，特于日昨各派专人携带各种烟卷及各种化妆品在该会场设肆出售……”在很多地方，一些庙会甚至采取了“现代化”或“市场化”的促销方法，1936年5月25日《盛京时报》称，辽宁凤山举行庙会时，“会场中各种贩商到处都是，叫卖之声不绝于耳。凡日用物、衣类、器具、化妆品等，无不俱备，且以彩票抓奖方法，以广招徕，此外他种商贩，有远地而来赶会，亦获利而归。”庙会的功能演变引起了定义的转换，据1930年12月5日《申报》报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查庙会制度，虽系旧俗，今盛行于各地，此种庙会，不过假庙宇为贸易市场，早已成为纯粹商业性质之集会”。随着庙的意义渐渐消隐，市的内涵逐渐膨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辞海》（1980年版）干脆这样定义：“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3互市变迁
互市是边境地区国家间和民族间贸易往来的场所和方式。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王朝和西域各国贸易往来的通道。为加强对边境地区商贸交往的管理，朝廷在与匈奴﹑南越交接的关隘之处设立关市。关市原为关、市之合称，《国语·齐语》中的“关市几而不征”和《周礼·天官》中的“关市之赋”中的，都是这个意思。
汉廷通过关市拿金﹑钱﹑米﹑酒等换匈奴的牛、马﹑裘、革等，或拿金、银﹑马、牛、羊等换南越的当地土特产和奇珍异宝。关市在朝廷的严格控制之下，不仅定期定时方可开放，而且严禁进行违禁品如铁﹑铁器、兵器等的交易，商贾必须获得颁发的相关证件才能按规定品种和数量交易，违者轻则罚没拘役，重者流放处死。西汉时期，屡屡产生关市和双边政策相互影响的例子，如吕雉颁发的禁输金、铁、田器和母畜令，引起南越和汉廷的连年战争。由于朝廷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关市亦称胡市、互市，互市遂成关市的代称。
东汉时期，乌桓、鲜卑、匈奴等族因物质缺乏，屡屡寇边。《后汉书·应劭传》载：“（鲜卑）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朝廷通过与边疆少数民族及外国的陆路贸易交换物资，维持边疆安定，以致“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元和元年（84），匈奴曾一次拿万余头牛马至互市与武威汉商交易，受到地方政府的款待和中央政府的礼遇。杨隋结束南北朝并列局面后，在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聚集、耕农与牧民交错居住的地方如张掖、武威等地继续互市，以期“啖之以利，劝令入朝”，鼓励“外商”来天朝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朝廷还在西北边境地区设交市监，管理互市事宜。
唐朝建立后，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引起了少数民族政权和域外诸国的垂涎和羡慕。《新唐书·食货志》载：“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不久，“又使于土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土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朝廷还专派广德郡公李安远到青海与吐谷浑可汗达成互市协议。贞观六年（632）交市监改互市监，专管沿边地区的马市交易。《大唐六典》卷22称，“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诸互市监，监各一人，从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权衡度量之制，皆总其文籍而颁其节制”。唐代对互市有严格的管理，《唐令拾遗》载：“诸外藩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藩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朝廷对互市交易的商品有明文限定，铜铁等战略物资不能交易，金银亦在限制之列。《册府元龟》甚至记载：“诸锦罽、绫罗……织成细、丝布……真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但总体而言，互市活跃了市面，丰富了生活，初唐名臣魏征曾言：“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亦说：“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
宋元之际，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榷”字意为“专卖”、“专利”，意思是官府垄断生意，没有经过特许，庶民绝对禁止私自参与。《汉书·景十三王传》韦昭注有：“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金史》亦曰：“（榷场是）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两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和沧州等地，辽在琢州新城、振武军和朔州城南“各置榷场”，开展双边贸易。后因宋辽战战和和，榷场时开时罢。据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宋输出的主要品种有香药、犀角、象牙、茶叶、缯帛、漆器、瓷器、梗糯和书籍等。辽输出的物品有羊、马、驼、银钱、布等，羊是其中的大宗货物。宋方严禁私自买卖硫黄、焰硝、卢甘石、水银、丹漆，或“堪造军器物”，以及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盐、米等物资，辽国也同样如此。1120年7月，宋金两国签署“海上之盟”后，金太祖致书宋徽宗，“备言银绢依准与契丹数目岁交，仍置榷场心”。1142年，为避免民间商人“私自交易，引惹生事”，宋朝开设榷场，“以通二国之货”，且“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此外，景德四年（1007），宋夏在保安军设置榷场，以宋缯帛、罗绮交换夏驼、马、羊、牛、玉、毽毯、甘草等。天圣四年（1026），陕西置有榷场两处，双边贸易“商贩如织”。明代时，由于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仅在海上准贡舶互市。清朝建立后，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同时在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设置互市点。
发轫于唐宋的茶马互市在宋元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茶马互市用朱元璋的话说，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其目的是维护边境和平，如《明名臣奏议》所言：“互市者，和亲别名也，然贤于和亲，贤于数十万甲师矣。”另外也是为了蓄势待战，如《明孝宗实录》言：“彼得实用之物，我得攻战之具。”清初，朝廷也实行茶马互市。顺治元年（1644），朝廷在西北设置五个茶马司，并置巡视茶马御史一人管理五司。随着边境经济的发展和百姓需求的提高，加之大清帝国被拖入资本主义体系，边境的茶马互市转向海外出口贸易。4展会发端
隋朝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唐朝举办的“国内博览会”，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博览会的雏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举办博览会的国家。
我国举办的第一次“万国博览会”肇始于边境的互市。汉代以来，“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隋代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避免游牧民族的骚扰，维护边境的安宁，大业三年（607），炀帝派熟悉西域事务的吏部侍郎裴矩赴张掖主持互市。裴矩上任后，“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即采取交好“诸胡商至者”的措施，“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了解其所在诸国相关信息，撰写《西域图记》上奏朝廷。该书“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
大业四年（608），宇文恺为炀帝制造西巡行宫。据《隋书》记载，行宫设六合城，方一百二十六步，高四丈二尺，六板为城，开四门，谓观风行殿。并造六合殿、千人帐，皆可容侍卫数百人，由十二匹马拉行。大业五年（609）三月，炀帝派大将李琼、刘权率兵40万与吐谷浑决战，几乎全歼对手。炀帝西巡前，裴矩派遣使者赴高昌、伊吾等国，许以商业利益说服各国君赴张掖来朝。六月十七日，炀帝在张掖接见高昌王麹伯牙、伊吾吐屯设及二十七国使臣，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都参与其事，国人“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皆督课之”。十八日，炀帝宣布，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二十一日，在“观风行殿”盛陈文物珍宝、丝绸锦绣，供西域诸王及使者观看，炀帝亲自出席。二十三日，炀帝大赦天下，并在焉支山祭拜天地。这次西巡和展览规模、规格、人数、国别、耗资之巨皆史无前例，也鲜见来者，虽然宣示王化的政治意义重于商业利益，但客观上展示了大国的礼仪文明和经济水平，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办的“万国博览会”。
史书中还记载了一次由地方官员召集主办的“国内博览会”。李唐建元以来，成为历史上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玄宗天宝二年（743），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引河水到长安“望春楼”下的人工“广运潭”。据载：“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这段文字表明，韦坚从全国数十郡运来的特色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如米、棉等农产品，丝织品、瓷器、纸笔等手工品，黄连、蕉葛、蚺蛇胆、翡翠等特产。
这次国内商品陈列展示盛况空前，不仅玄宗亲自参观，而且参观者众多，“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墙竿，人人骇视”。5博览转型
具有现代意义的博览会来自欧洲，它的起源和演变是自成体系的。与中国相似，博览会在欧洲最早也是以集市、庙会等为雏形。
古奥林匹克时期，希腊就有了与运动会同时举行的常规集市，大致一年或两年一次。其时，小商小贩搭建临时摊位交换、买卖产品。“集市”一词源于拉丁语Feria，是Holyday的意思。在英文中，“集市”和“博览会”是同一个词——Fair。这意味着欧洲的集市和博览会源于某个宗教圣日，至少与西式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630年，达格伯一世为纪念圣德尼斯创立巴黎圣德尼斯集市，每年10月3日起连续举行4周。中世纪最著名的国际性集市是法国的香槟集市，该集市有50多个市场，10天一期，来自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德意志等地区的商人交易皮革、生皮、毛皮、马匹和杂货等。随着欧洲商业的迅猛发展，西方集市逐渐由商人聚会销售的场所向综合性交易所转变。在国王、教皇或地方长官的授权下，出现了地区间的展览贸易。其间，参展者能享受到税务减免等多项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金融和货币网络。迟至1320年，香槟展览贸易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资本中心。13世纪，威尼斯举办了工商业展览会。随着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泛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洲际市场初步建立。加之欧洲殖民主义的扩散和全球经贸活动的发展，萌芽于欧洲的会展活动呈现出走出欧洲、迈向世界的趋势。
18世纪中期，英国发明家瓦特改良蒸汽机以后，系列技术革命推动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的转变。一时间，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1761年，英国艺术学会奖励农具和其他器械，以示对技术创新的褒扬；同年，英国举办博物会，旨在“赛文雅各物，如古画、金石雕刻、针绣各件，彼此比较”。可以说，这两次重要活动，开启了现代劝业会和博览会的先河。为同英国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国际竞争，1798年，法国国王拿破仑在巴黎博览会上“专赛新出之物”，“诏令国中有能制造新奇之物，胜于英国及他国者，受上赏”。为保持这种“于英国工业之最大打击也”，法国至1819年连续举办十多次博览会。在当时国人眼中，博览会“始于法国亨利，初名博雅会，只赛古人书画、珍玩、雕刻、宝物、针线”，后拿破仑创新物会，“自是德奥英比意荷等国接踵而行之”，1818年慕尼黑、1823年斯德哥尔摩、1827年马德里、1828年纽约、1829年莫斯科分别举办了博览会。
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博览会是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1849年，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主席阿尔伯特亲王提出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一届规模宏大的世界万国工业博览会。6月30日，白金汉宫召开会议，就举办世博会问题作出了七项重要决定，并将世博会展品分为原材料、机械、工业制品和雕塑作品四大类。次年，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世界各国参展。从1851年5月1日至10月15日，世博会历时5个半月，吸引了十多个国家参展和6039195人次参观。在超过13000件的展品中，既有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厨具用品、铁制品、收割机等高科技产品，也有来自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手工业品。英国举办的这次博览会可谓名利双收，不仅带来了186000英镑的纯收入，而且一举奠定了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夸耀这一盛事说：“我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引者注），这次‘和平节日’的创造者，把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工业联合了起来，确实让人感动，永远值得纪念。”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1851年，在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在全球扩张的脚步，资本主义各国“无国无会，无年无会，而赛会遂为实业竞争上之一重要机关”。1855年法国巴黎举办世博会，1862年英国伦敦举办世博会，1867年法国巴黎举办世博会，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博会，1878年法国巴黎举办世博会，1889年法国巴黎举办世博会，1893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世博会，1900年法国巴黎举办世博会，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世博会……直至2010年中国上海举办世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博览会的功能也逐渐发生转变。现在，博览会日益成为展示交流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成就以及探索解决人类共同关心、面临的重要问题的窗口与平台。二欧风美雨下的博览会新风尚
18世纪中期，英法等国为了刺激本国工商业的繁荣、展示各自的经济实力，进而推动国内外的经济竞争，相继开展商品及艺术品陈列活动。国人知晓博览会这一形式是在19世纪中期，当时晚清政府正在收拾鸦片战争的烂摊子和忙于扑灭农民起义的战火，而博览会已在世界上成为一股热潮。但是，从认识到实践，国人对商业博览会的态度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赛”风初起
咸丰元年（1851），英国为彰显“日不落帝国”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实力，决定举办“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地点定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在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之前，专门通过外交途径邀请世界各国参加。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和华商的请求被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该领事馆于是自行组建专门委员会运送中国商品参展。粤籍沪商徐荣村以私人身份寄12包“荣记湖丝”参展，“在中国展区，上海荣记的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优异品质，因此，评委会授予其奖章”，由英国女王亲自颁发“金银大奖”奖牌和奖状。
在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办展、参展炫耀本国实力之际，晚清政府却长时间没有对此给予足够重视，认为博览会是“赛珍耀奇”的竞技场，正如时人所评：“吾国旧时于赛会二字，不求新意，谬译曰赛珍，遂若赛会为炫奇斗异之举者。”同治五年（1866），法国通过外交途径邀请清政府总理衙门参加次年举行的巴黎博览会，清廷以晓谕商民参加的形式进行敷衍。同治九年（1870），奥地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邀请清政府参加维也纳博览会，清廷予以拒绝，理由是“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经过奥地利政府多次请求催促，清廷出于“邦谊”考虑，才晓谕商人“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组织，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加了世博会。由于中国代表团商品丰富、数量庞大，受到了西人的赞赏。
光绪二年（1876），美国费城承办世博会，清政府受邀由海关组团参加，成为37个参展国之一。此次中国共展出720箱、6801种、价值20万两白银的丝、茶、瓷器等物品，被各国推为第一。国人李圭随团前往，成为第一个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代表。光绪十五年（1889），法国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清廷送往法国参展的，依然是“珍奇各物”。
随着洋务运动尤其是戊戌变法的实行，国人逐渐认识到举办以及参与博览会的重要意义。时人指出：“博览会之设，非谋国之要图乎，至于日本，则尝与执政者互相咨询，初设博览会时，器物类多粗窳，未免贻笑于外邦，自第二次时，粗者渐以精，窳者渐以美，第三次而尽美尽善，外邦人皆赞叹而称扬矣，然则博览会固岂徒侈美观哉，亦商务中所必不可少者耳。”“欲期商务振兴，当自开设博览会，始且不必开设万国博览会，惟须效日本之内国劝业博览会。”该人士提出要效法东邻日本，通过举办博览会振兴商务。无独有偶，作为改良派核心人物的陈炽就说：“西人之心计工矣，其维持商务也至矣。其始，莫亟于开博览之会，所以开其先也。”他建议通过考察西洋，效法欧美，在交通要津举行农桑、矿务等赛会，促进工、农、商业发展。而郑观应则最早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建议，认为“故欲富华民，必行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上条陈商务折指出，“日本之变法也，开商法公议所，商法学校，帝国劝业博览会，萃全国物产人工，比较而赏拔之”，认为中国要扩张利源，整顿商务，必须赛珍。
光绪二十八年（1902），美国总理会务大臣巴礼德觐见光绪皇帝，邀请“皇帝陛下御驾圣路易斯博览会”。外务部就参加该博览会相关问题上奏光绪皇帝：
臣等伏查，泰西崇尚工商赛会之设，在罗致各国物产工艺，区分类别，排列会场，俾各国之人咸得，较其精良，用资模仿，实于通商之中隐寓劝工之意。闻美国此次散鲁伊斯赛会，其国家拨给该会巨款，以赞其成。各国均特派大员赴会，盖因此举与交涉邦交显有关系，而于商务尤为有益。中国物产甲于全球，徒以工艺未兴、商情涣散，比诸各国实有不逮。现当整饬庶政之时，适美国有此大会，亟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务有所裨益。曾询美国使臣康格，各国派往员数大率用正、副监督3人者居多。臣等公同商酌，所有正监督一员，应请特旨简派，此后一切赴会事宜，统归该员主持，仍俟开会届期，再行前往。至应派副监督，查有候选道黄开甲，才具干练，熟悉商情；东海关税务司美国人柯尔乐，精细妥实，在华多年均堪派充，随同正监督办理。该副监督等，应令先行前往，将度地建屋、陈设货物各事宜，预为经营布置。其赴会一切用款，所费不赀，亟应筹备，以资拨用。
巴礼德外交动作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光绪皇帝御笔批道：“着派溥伦为正监督，余依议。”此举最终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派政府代表团参与世界博览会。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
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多位朝廷重臣提出，可以通过承办博览会整顿商会或开展商战。袁世凯上疏说：“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洵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贝子载振言称：“整顿商务，先办赛会。”吉林将军长顺进言：“今与列国开门通市竞争雄富，号为‘商战’之时，人皆开通，我独自守，断无能胜之理，今日举办赛会实为当务之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之洞上了《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位开明官员指出，“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西国常有赛会之举，聚本国他国之货物，萃于其中”，“日本效之，故设劝工场，亦名货物陈列所”，他建议仿效欧美日本赛会，在各省大城巨镇设立劝工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此事并不甚难，惟在朝廷严饬各省，切实举行”。湖北商品赛会渐成风气，与张之洞的推广关系莫大。宣统元年（1909），湖广总督陈夔龙下令创办武汉劝业奖进会。宣统二年（1910），两江总督端方奏请先创设南洋第一次劝业会。端方直陈，举办商品赛会“不独商业上有关系，即政治上亦与有光荣”。在沿江沿海地区及开明官绅推动下，国内逐渐开始举办各种形式的博览会。2回收主权
前文已指出，奥地利政府邀请清政府参加同治十二年（1873）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时，清政府犹豫再三，才决定由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全面负责。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参加由一些强国主办的博览会，另一方面又囿于各种原因没法具体承办或参与，由是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赫德策划并控制了近30次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参展事务，因此这一时期的博览会被称为“赫德之赛会”。
赫德为什么能够把持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才问题。晚清政府以天朝自居，对国际博览会这样一个国际性活动，几乎一无所知，更缺少专业性人才。而海关洋员来自世界各地，通晓外事礼仪和主办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能够和主办当局进行良好的沟通。二是规则问题。海关长期从事进出口、报关、验货等业务，既能比较顺利地办理展品出关和托运手续，又熟悉各种商品情况，易于征集展品。三是资金问题。光绪十年至二十六年（1884～1900）中国一度未曾实质性参加任何博览会，其最大原因就是亏钱，而海关有稳定的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部分经费。
在赫德的操控下，清政府难以插手博览会的承办和参与，参与不参与博览会，参与哪些博览会，具体展示何种展品，完全由赫德说了算。以光绪九年（1883）中国参加在伦敦举办的渔业博览会为例，即可说明赫德对博览会事务的把持程度。一是任人唯洋。参展前，赫德亲自担任中国委员会主席，任命自己的亲信和挚友同时也是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的金登干，以及其弟赫政及聂务满等为中国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中国参展事务。二是贬低华人。赫德提出要以苦力的身份看待中国人。赫德曾指示金登干，“你可让这些中国佬住得很挤”，“我们须管他们的吃住：大米、蔬菜、咸鱼和猪肉就足够了，可以这么说，他们多少都是苦力”。三是突出个人。在制作精美的博览会中国展品目录上，签着“赫德爵士敬赠”的字样，分送媒体、显贵和大众。同时还利用各大报纸宣传赫德的政绩，达其扬名英伦三岛之目的。赫德操控下的博览会甚至出现殴打华人、侮辱当政和展示中国落后文化的现象，如光绪三十年（1904）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了小脚妇女泥塑和娼妓、乞丐、烟鬼等小木人。
对于“赫德之赛会”的作用，学界多有研究。有人认为，中国丧失了办展的主导权，造成赛品挑选不当，中饱私囊，有损中国国格等一系列为时人所诟病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时人对海关洋员办展的负面看法有着民族主义高涨的特殊时代背景，不能完全引之为据，洋员操持的博览会为以后中国自主参加和主办博览会起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赫德自己的看法是：“总理衙门札派新关税务司代办此等事务诚属一时权宜之计，虽可谓有益两国邦交，尚无以增工商识见。”由于“赫德之赛会”忽略了工商界的利益，加之辱没华商和国体之事时有发生，国人对其怨言甚巨，正如时人所言：“英籍赫德、法籍华必乐、比籍阿理嗣等，或以监督自称，或以帮办相胁，而置中国钦差使臣于人后，遂遭致外人谓赛会乃赫德之赛会，非中国之赛会。”
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在圣路易斯举办世界博览会，清政府受邀派出以贝子溥伦为正监督的代表团参展，这是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团参加博览会。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历任龙州、蒙自、思茅、拱北、东海等关税务司的美国人柯尔乐，以副监督的身份办理中国赴会商品入关事务。另外，上海候补道黄开甲也作为副监督，带36人先期赴美办理参展会务。此次博览会参展的国家达60个，参观人数计1969万人次。圣路易斯博览会不仅成为中国政府登上博览会的开端，也大大激发了中国朝野对承办和参与博览会的热情。
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利时举办列日博览会，驻比公使杨兆鋆担任监督，海关税务司派出的副监督阿理嗣不听节制。杨兆鋆奏称：“赛会关系商务，向由税务司领办，以西人置华货，所择已未必精，陈所不应陈，每贻笑柄，嗣后应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丞参，充当监督，会同驻扎该国使臣办理。”经过商部与外务部共同讨论后，清廷决定：“嗣后遇会事，按地方大小，日期久暂，程途远近，由外务部、商部会同酌核办理。”下半年，朝廷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鼓励商家积极参赛。光绪三十二年（1906），意大利米兰举办世博会，商部头等顾问张謇建议利用此次会展宣示中国海权。清政府依照《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和民间合作筹办参展事务，由郑孝胥为总理，组建七省渔业公司参加世博会，最后获得奖牌、奖凭100多个，终结了海关代理博览会的旧历史，开启了政府承办和参与博览会的新时代。3博览新风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是晚清民国博览会参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鼓励商人出洋参赛；光绪三十二年，商部为设立劝工场事给全国各地商会发文，普劝各省开设商品陈列所，由是迈出了制度性筹展的关键性一步。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相关规章的颁布和相关机构的建设，不过是晚清博览会制度建设的延伸。总理衙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前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并不热衷参加博览会，即使勉强参加也多是敷衍推辞，应付了事，在参不参加、怎么参加等问题上随意性很大，没有一定之规。
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成立之前，清政府没有专门负责外务的机构，博览会邀请多由沿海疆臣和驻华洋员转呈，朝廷基本不予理睬，即使商人自行参加，也颇多刁难之处。总理衙门成立之后，对博览会这一外事活动则是能推即推，能拖则拖。比如同治六年（1867），法国政府举办巴黎博览会，公使伯洛内和相关部门屡屡请求总理衙门给予参展商品优惠，而总理衙门以奸商借助赴会之名偷税漏税的理由，决定不予免税，后来，经照请中国政府同意，总理衙门才勉强接受。同治十二年（1873）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之后，赫德掌握了博览会的承办权和参与权，清政府没法插手博览会事务，以至于形成了洋人越俎代庖的格局。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前，清政府既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博览会事务，也没有专门章程对筹参展览进行规范指导，基本处于无序状态，这不仅无法满足商人参会的需求，并对商人参会事宜进行及时而科学的指导，而且商人即使参会也往往受制于人，经常出现利益亏损、商人受虐乃至有损国体的事情，致使“近年华商风气渐开，赴会日众，徒以不习外事，不谙会章，货品不精，装配不善，往往动多隔阂，获益甚微，致难与外人角胜”。
因此，在接到参加博览会的邀请后，清政府除对其中一小部分认真对待外，往往敷衍了事。有学者统计了清政府收到的80次邀请中，仅仅积极参加了13次。其中，大部分还是由赫德操控的海关承办的，其余则是清政府收回承办权后受时风影响参与的。对于举办国的邀请，清政府一般予以消极应对，具体办法是委婉拒绝、晓谕商民参加、训令使馆就近派员、地方政府派员考察、海关寄赛品参展等。晓谕商民参加是清政府较多采取的敷衍策略。清政府接到参加同治十二年（1873）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邀请后，起初拒绝参展，理由是“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经过奥地利公使一再地请求，清政府才以一副旁观者的态度，晓谕商民自由自愿参加展览，提出“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其便”。其后的费城博览会、长崎博览会、巴黎博览会、费城通商博览会等，清政府都是晓谕商民参加。在80次邀请中，清政府晓谕商民参加的达24次之多。这种晓谕商民参加或惧于主办国之势力，或碍于主办方之情面，或限于主办地之偏远，或困于经费之不足，或制于博览主题之偏颇，而仅仅在口头上或形式上予以倡导，如果官方机构不出面组织，通常没有商人愿意参加。在考虑是否参加博览会时，政治上的考量至关重要，相较各国偏好“商利”，中国则重在“邦谊”。光绪九年（1883），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博览会时，总理衙门声称：“中国办货赴会，原为敦睦邦交起见，路费、旅费宜格外节省，但陈设不可过于俭啬，贻彼此薄厚之讥。”再比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法属越南河内举办博览会，清政府为修复义和团运动后与各国的邦交关系，积极与会参展。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的颁布和设立商品陈列所的倡导，对出国参加世界性博览会和国内主办商品展览会进行了规范，清政府参与和举办博览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对参展博览会诸多问题进行了界定，鼓励各省商家“精择物品，积极赴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这二十条最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关于权限责任。“外国遇有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示，商人有愿意赴赛会者，务于期限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二是关于机构人事。“外国会场应设立总事务所，经理华商赛会事宜，届时或奏派监督，或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或派员督理，由外务部、商部酌核办理”。三是关于呈报手续。“商人呈报时，应预备检查书，开明赴会人籍贯、姓名、职业、营业所之牌号地址、赴会物之品类号数重量容积产地价值，呈报总事务所检查”。四是关于参赛货物。货物种类包括“农业、园艺、林业、水产、化学、工艺、机器、教育、卫生及美术各品、学校生徒之成绩、各种工艺制造品”，货物选择要精良，符合外人的喜好，物品必须分装坚固，否则不准赴赛。此外，装箱要预先详造货本清册，按箱编号，凭册目报关，还要到关道衙门置办免税单，不夹带别项货物。五是关于经费问题。“凡装运、保险、陈列、装饰各费，均由商人自备”。清政府不仅在原则上对参展博览会提出了要求，还为某一展会量身定制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宣统三年（1911）意大利举办都灵万国工艺博览会，清政府拟订了赛会办法，详细规定了机构和人员配备、货物择选和包装、参展纪律、场地和物品租用等要求。至北洋政府时期，制度化办展更迈出了一大步。在筹办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工商部制订并公布了巴拿马赛会章程，成立了专司其职的巴拿马赛会事务局，任命中国近代博览会第一流人才陈琪为局长。在具体的筹备工作中，还陆续颁布了《事务局拟订巴拿马赛会中国出品总则》《巴拿马赛会中国出品人须知第一种》《筹备巴拿马赛会展览会出品审查规则》《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会计办事细则》《农商部饬知驻美赛会监督处章程》等规章制度，并多次召开赴美赛会全国商会讨论会，广开言路，征求意见。
纵观国内开办商品博览会，分别在晚清和民国出现两次高潮。商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布的设立劝工场事札称，“查劝工为当今之要政，商务之先驱。博览会一时举办不易，自应略师其意，量为变通。先在地方繁盛之区，责成商会联络各邦商人，各设一劝工场”，“嗣后工场日增，彼此通气，则其陈列之处愈多而销路亦必愈广”，商部在札中还要求各商会将办理情况及时上报。各地积极响应商部的号召，一是积极设立商品陈列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设奉省商品陈列所，并提出四条陈列办法；下半年，农工商部设立京师劝工陈列所，目的是“分类庋设，比较参观，以期工业之改良而图商业之进步”。从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仅直隶142府、厅、州、县中，开办工艺局、所、厂者就有85处。二是配套出台相关措施。江苏省农工商务局为建陈列所，拨经费银两万两，寻找建所场地，“查近年直隶、湖北、奉天各省以及南京建筑陈列所、农业试验场、法政学堂、陆军学堂等圈划民产，发给官价者，更仆难数”，提出如系民产，发给官价，不愿领价者，以官荒置换。该局还致函苏州总商会，“照得本局商品陈列所开办在即，须用看护生十八人，现拟请由商会选送，以免滥竽”。此等事例，不胜枚举。
综上所言，博览会在中国的兴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总展示。在制度化办展之后，政府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将主办机构、责任权限、程序办法、资金场地、参展商品等事项固定下来，同时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将博览会改造成为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试验场和发射器，诚如端方在宣统元年（1909）武汉劝业会开幕颂词中所言，展览会之成，“为中国实业前途贺也”。4旧曲变奏
博览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发展，是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之后，顺利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建构，进而谋求世界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外在表现。博览会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也恰值早期现代化时期，可谓经济上试图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治上试图挣脱殖民枷锁而塑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综合反映。博览会是一个基于发展的科技和文化平台，“为文化和文明在全球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理想场所，这里所流动、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技术和金钱，而更是思想、文化和观念，是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交流”。
西方各国举办博览会，都以该国国力的兴盛和展示及其全球利益的谋求和贴金为背景。1851年英国首开万国博览会，目的之一就是宣扬国家综合国力并展示工业革命成果，大获成功后还制定了一个举办博览会的规划；为同“日不落帝国”展开竞争，法国则从1798～1805年连续三次举办博览会；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试图通过博览会展示自己的帝国形象，继1852年纽约、1876年费城、18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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