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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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记往(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试读：
纪念郑天挺老师
郑天挺教授是我的老师。我听他讲课、和他过从较多是在1946年至1948年。那时，我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郑老师则是史学系的主任，兼学校的秘书长。北大的校长胡适是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管不了学校的许多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分工代行校长的职权，其中秘书长尤其重要，对外代表学校，事务繁多，差不多相当于副校长，实际管理着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所以，郑天挺先生是十分忙碌的，每天来校上班，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在上课铃打响之前，一辆三轮车从沙滩北大的西门进来，郑老师端坐在车上，带着公事包，天冷时盖着一条呢毯，直奔孑民堂（秘书长的办公室在孑民堂西侧厢房，与校长办公室相对）。他整天忙着和各方面打交道，或埋头处理学校的公务。当暮色苍茫，同学们准备吃晚饭时，他才乘车离去，回到西城毛家湾住宅。北大的同学经常见到辛苦忙碌的郑先生风雨无间，早来晚归。这一情景至今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郑天挺老师将近50岁，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却总是和蔼可亲、从容不迫，工作有条不紊、深入细致、效率很高。北京大学是包括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医、农）的大学校，机构繁多，人员复杂。全国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校碰到许多困难，物价飞涨，经费拮据，学生运动正在蓬勃开展。郑先生要照管全校几千人的学习、吃饭、人身安全，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可他还兼史学系主任，给学生开课，处理系里的工作。现在说这些，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并没有一个专职干部，系里的具体事务是郑天挺老师亲自处理的，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工作。郑老师对具体事务极其认真。记得我刚入学校，开学选课时，郑老师主动找我们几个同学谈话，指导我们在选课时应注意的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对青年学生诚恳、亲切，以平等态度待人，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
郑天挺老师坚持不脱离教学，给我们开设“明清史”，认真讲课，从不缺课或迟到。他讲课是没有讲稿的，只带一叠卡片，讲起来却成竹在胸，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他知识渊博，观察力敏锐，讲话既清晰扼要，又条理井然，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课是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他又乐于和青年学生接触、谈话，我和郑老师就是这样逐渐熟悉起来的。他曾经借给我一部《明元清系通纪》作课外读物。我那时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部《明史》，也是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阅读大部头的历史著作。阅读中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心得，我多次去向郑老师请教，每次他总是放下公务，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史说古，议论风生。从几次谈话中，我开始领会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道理。
我和郑天挺教授的接触就是从求学问业开始的，建立了颇为融洽的师生之谊，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有关历史的。但后来，学生民主运动勃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进步活动，和郑天挺老师发生几次政治性的交往。几次交往中，郑先生都是以北大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和我谈话，因为他和我已经相当熟悉，所以谈话很随便，不拘束，从中可以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和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较早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学生开始筹办孑民图书室，这是北大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当时，青年同学如饥如渴地希望阅读进步的书籍、报刊，北大图书馆虽然号称藏书丰富，却没有进步书刊，连一份《文汇报》都找不出来。为此，同学们在墙报上对北大图书馆多次提出要求和质问，后来，我们索性自己创办一个图书室，向各处募捐书籍，给同学们提供精神食粮。我们本想争取得到学校当局的支持，图书室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想通过正式的交涉和申请从学校获得一些经费，并解决房屋、家具的困难。为此，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推举去找校长胡适，带着学生院系联合会的信函走进校长办公室，胡适询明了来意，眉头紧皱，很不高兴，他说话的大意是：学校已有设备良好的图书馆，学生没有必要自办图书室；学生的本分是努力读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活动上。他不但不同意拨给经费，借给房屋、家具，而且要我们把已经募捐到的图书交给学校图书馆代管代借。我们反复申述自办图书室的理由，他坚决不同意。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交涉未得结果。图书室在筹备期间占用一间小教室，总务科天天催我们搬走。后来由我单独去找郑天挺老师商谈，郑老师已经知道我们和胡适交涉的情况，当然不好公开违反校长的决定，但他耐心、同情地听取学生的要求，详细询问我创办图书室的困难，并且说我们已占用的那间教室可以暂时不退出。他的态度和蔼、恳切，和胡适的严厉训斥恰成鲜明对比，他还答应以后再考虑同学的要求。后来孑民图书室虽然没有得到学校一分钱的资助，可是总务科不再催我们搬家了，并且还送来一些书架和桌椅，这正是我们急需的家具，还在教室内多接了几盏电灯，作阅览照明之用。我们没有询问谁给送来的家具，但心照不宣，知道是郑天挺老师在默默地支持学生们的事业。
郑天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不好公开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言论，也没有参加过学生中的政治性集会，谈话中也不涉及现实政治，但他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尽力保护学生不受反动派迫害，尽可能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暗中帮助学生运动。北大学生中有很多社团，不少社团都占有一间房子（或地下室）作为活动场所。还有，北大的学生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没有北大学籍的青年，他们大多生活贫苦、思想进步、在北平无亲友依靠，通过种种关系住进北大学生宿舍，有的还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国民党的党部要求北大校方清理房产和“闲杂人等”，也就是收回学生社团使用的房屋，驱逐宿舍内的非北大学生。这是很毒辣的一招，实际上是釜底抽薪，要取缔学生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驱赶进步青年，打击革命力量。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就分头活动，希望阻止这一活动。我到郑天挺老师处探问校方的意图，郑先生很坦率地告诉我：学校受到外界的压力，这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但决不会和同学们为难，请同学们谅解；此事是学校的内部事务，由校方调查、处理，决不让校外任何机关干预；凡是同学们正当活动的用房，包括学习、社交、歌咏、座谈、办福利的用房，只要登记一下，仍可使用，不必收回。并且告诉我：在某天，学校要派人检查和登记房屋，希望同学们把违禁物品转移，以免引起麻烦，并且在检查、登记房屋时，如来人有粗鲁行为，可以向学校报告，千万别和来人发生冲突。探知这一消息后，我们就放下心来，后来学校果然派人到一些房子去看了一下，不过是应付了事，没有发生什么事端，也没有收回一间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北大校方受到了什么压力，怎样进行交涉的，但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波，由大变小，消弭于无形，郑天挺老师和其他教授想必花费了不少心力和口舌的。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全国学生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北大更多的师生员工投身于进步运动，校园内贴满了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的大字报，学生自治会和各种群众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的手里。国民党做垂死挣扎，准备武装镇压，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磨刀霍霍，对准了青年学生。这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的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墙报、砸家具，又炮制“反共”游行，雇人在学校周围乱吵乱嚷，冲进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取缔华北学联，指名逮捕进步学生，声称如不交出这些学生，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同学们紧急动员，连日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为自卫计，我们在宿舍和教室内用桌椅堆置障碍，警戒巡逻，并联络全校教职员工和校外力量，进行坚决斗争。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我作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名理事，和学校当局以及许多教授联系交谈，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京，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那几天内，他奔走交涉，忧虑焦急之情，溢于眉宇。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为了声援学生，郑先生和上百名教授举行全体教授会议，发表宣言，决定罢课几天，以示抗议。郑先生作为北大的负责人不仅参加会议，而且是会议的召集人，向大家介绍了和军警当局谈判交涉的情形。他的信念是：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保卫学术自由的传统，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他亲口对我说：坚决不能让军警入校抓人，如果努力失败，将和其他教授一起，辞职抗议。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明确坚决，铿锵有声。
由于北平各院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又由于社会各界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怵于事态扩大的后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我们扩大了团结面，争取学校当局和学生站在一边，这和郑天挺老师的态度是很有关系的。在那紧张的几天内，郑老师代表北京大学，向各方呼吁交涉，他把和军警当局谈判的情况、结果及时地告诉我们，和我们商量对策，协同掩护被指名缉捕的学生，为学生的安全费尽了心力。
自然，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它只是暂时缩回了魔爪，而在窥伺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1948年暑假期间，便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学生被列上黑名单，以“共匪嫌疑”，刊登在全国报刊上，指名通缉，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被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回来已在1949年5月间，去看望了留在北大的老同学和师长，当然也去拜访了郑天挺老师。那是一个下午，仍然在孑民堂西厢房他的办公室内，这天他公务不多，所以谈话的时间很长，他心情很欢畅，有点兴奋、激动，很健谈，在他面前我似乎不是一名青年学生，而是一个可以倾吐心曲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看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万众欢腾的动人场面，看到了进城的解放军和干部公而忘私、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体会到长期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正以雄伟的姿态站立起来。他反复赞叹：“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军队。”他详细询问我解放区的情形，渴望了解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他还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动员他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他激动地说：“我留下来是对的，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胡先生（指胡适）他们是错了，他们也应当留下来，也应当留下来。”当然，像郑天挺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一定是国民党在南逃时要敦促撤离的重点对象，但是郑先生和其他许多教授一样留下来了，这标志着他和旧势力的决裂，标志着他新的生活的开始。他所以留下来，和他一贯的思想信念有关，和他对进步学生运动的态度有关。一个正直的、爱国的老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不在北大了，学习、工作又很忙，没有像从前那样向郑先生请教的机会，后来郑先生调往天津南开大学，见面很少，只在偶然的会议上叙谈几句，也不很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但每当我想起解放前夕风雨如晦的岁月，我总会想起郑天挺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做的努力。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必定会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不断地前进。“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一个正直的、博学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将会看到自己爱国爱民的理想得到实现，而日益信赖和靠拢共产党，走上光明、宽阔的道路。后来，当听到郑天挺老师以80岁高龄加入共产党的消息，我并不感到奇怪，感到这是郑天挺老师最后的、必然的归宿，我对郑老师的不断进步、勤奋工作、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深怀崇敬之心。
纪念郑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很多是谈他的学术成就和道德品质的，这方面已用不着我赘言。我所亲历和了解的一些情节，表现了郑老师在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时的政治态度和优秀品德，知者并不很多，我有义务写出来让大家更加了解他。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与胡华同志诀别已经十个年头。回忆当年和他相处的岁月，随从他学习，共同工作，一起读书、议论、写文章，一起谈天、逛街、游览，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和胡华同志于1948年在正定华北大学相识。那时我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进入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学习。该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炼、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以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胜利。学校分成四部两院，一部是政治训练班，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二部是教育学院，有较正规的本科，分设系科；三部是文艺学院；四部是研究部。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胡华同志是华北大学一部最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共党史（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虽然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生，热爱历史专业，读过一些通史和专门史，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奋斗、如何历经挫折走向胜利，我所知甚少。第一次从胡华同志那里听到这些知识，了解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那时，青年知识分子成群结队投奔革命阵营，华大的学生激增，几天之内就新编一个班，我被编在第十七班。上课是在一片广场上，成千人坐着小马扎听课。华北大学的教师们都富有革命经验，学识广博，口才雄辩。胡华同志是很突出的一位，他的课程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生动，分析史事精辟而深刻，讲课带着充沛的革命感情。当他讲到死难的烈士、牺牲的军人时，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可歌可泣的斗争情节，真实地反映了爱国爱党的浩然正气和甘冒斧钺的刚烈精神。他讲课至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满座为之动容，成千青年的心灵被课程内容深深地打动。新中国成立前后，胡华同志经常讲课、做报告，听过他讲课的人不下几十万人，其影响之广、作用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
十分有幸，我在华大一部结业后，被留在一部的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作，组长就是胡华同志，从此和他共处三年多时间。组员有冯拾、李季、彦奇和我，进城后又有彭明、潘喆、何东、王淇、戴鹿鸣等同志。
1948年底，我们向胡华同志报到，他坐在昏暗的小房中，这是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当时，大家穿着灰棉制服，他的那件皮大衣可算一件奢侈品了。小房里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书籍、刊物、报纸。他正伏案写作，抬头打量了我们一眼，放下笔，招呼我们在炕沿坐下，向我们微笑，和我们交谈。谈论内容我已记不起来，而他亲切的微笑、柔和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胡华同志是待人宽厚、爱护后进的好导师。他督促我们学习，要我们多读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书。他那里有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是难得的珍本书，我借来第一次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进城以后，胡华同志忙碌起来了，在校外讲课、做报告，出版书籍，为报刊写文章，主持行政工作（他是华北大学第八区队的区队长）。我们做他的助手，也跟着忙碌起来。他讲课经常在大礼堂内，听众成百上千。党史中很多人名、事件、词汇，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人不熟悉，需要有人写在黑板上，我和彦奇同志担任这项板书工作。因此，胡华同志每次讲课做报告，总有我们两个人跟随着，人们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同志写文章，我们帮他找资料，记得当年他撰写中苏关系的文章，我们抄录了许多资料，和他一起商讨整理和分类的方法。有时也给他起草几段文字，他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中最初未写东北抗日联军一段，即将付印时发现此一重大遗漏，要立即补上。他要我连夜起草，口授了提纲、要点，又给我找来一些重要材料，草稿写成后，和我一起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胡华同志对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都很关心，用他的微薄稿费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之类，有时请我们打牙祭，在小摊上吃馄饨。他平等待人，从来不摆师长和领导的架子，总是那样和蔼、亲切，询问大家的要求，听取大家的意见。他对人宽容，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或者顶撞他几句，他也不会疾言厉色，总是淡淡一笑，慢慢地解释。他在第八区队工作，为了进行研究，把彭明、彦奇和我带到区队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找资料、研究、写作。那时，我们之间朝夕相见，有时讨论，有时吟诗，有时散步，四个人亲密无间，相处极为融洽。
那时，胡华同志精力旺盛，忘我地工作，往往彻夜不寐。他撰写并编辑了许多著作、文章、材料，还组织和指导别人写作。当时，他要我挑选一个研究题目，试着写作。抗日战争，在我们一代人心灵中留下深沉的伤痛，抗日胜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欣悦，可是国统区人民对抗战中共产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无了解，我想用通俗的演义体裁，写一本抗日战争的简史。这个课题受到胡华、彭明、彦奇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胡华同志读了我试写的章节，感到满意，鼓励我坚持写下去，并给我保证时间、提供资料、介绍出版。1951年，《中国抗战史演义》以王金穆的笔名在新潮书店出版，这是我在胡华同志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处女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掀起了学习党史、革命史的热潮，胡华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经常在各处讲授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时事形势，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的学习，胡乔木同志指示胡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彦奇和我协助编辑，收集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大多是胡华同志收藏和借来的，篇目经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版税极为丰厚，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由胡华提议，用我们三人的名义购买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一场狂风暴雨骤然降临，胡华同志遭到批判，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批判。胡华同志自进城以后，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更加热爱党，投身中国革命，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最重要的罪名是：胡华为新潮书店组织了许多书稿，而新潮书店是一家私营书店，这就沾上了与资产阶级勾结的罪状。其实，新潮书店的同人大多是跟随共产党多年的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当年所做的也是有益的工作，即使有缺点，也可以引导、纠正，没有必要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只能给工作带来损失。
胡华同志遭到党内批判，再三检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同他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当时，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所写的内容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还是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从此，在胡华领导下一个颇有生气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写作，偃旗息鼓，闭门思过。
此后，我被调往中国历史教研室，和胡华同志不在一起，见面少了，但有时还聊天、谈心。胡华同志经过批判之后，锋芒骤敛，谨言慎行，很少写文章，但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关心党史领域中如何推进研究工作，并向我多次谈起。他说：《红旗飘飘》是很好的党史资料和教材，这些都是活着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还有许多牺牲了的烈士已长眠地下，不能撰写他们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希望能组织一批同志来为共产党的烈士写传记，将英烈们的事迹传之久远，这是推动党史研究的一大举措。我不知道他后来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缘起，但他早就萌生了这一念头，多次和我谈论过。
60年代，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地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赴外省市巡回讲学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
我又一次和他长期相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里。这场失去理性的疯狂行动使许多人蒙受灾难，胡华和我都在被打倒之列。工宣队进校之后，把被打倒的干部、教师集中在一起，我和胡华等二十多人挤住在两间小屋中，每天劳动、写检讨、听训话、背语录，过着牢狱般的生活，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黑帮”之间即使是从前十分熟悉的同志，表面上也只能如同陌路，不敢公开交谈，但一有机会，就要低声谈几句，通一点消息，说两句宽心话。自己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忘不了用剩余的一点微热去温暖别人被冻得快要凉透的心，真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胡华同志不愧是经过锻炼的老干部，虽处逆境中，仍保持坚强、乐观的心情。他相信局势会起变化，鼓励“难友”们勇敢地坚持下去。有一次工宣队和红卫兵布置学习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要写学习心得。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低声对我说了八个字：“造谣诬蔑，一派胡言。”他也是敢和工宣队、红卫兵讲理、顶撞的人。有一次，他和工宣队争执起来，为的是要给一位年老体弱的老干部减免体力劳动，他据理力争，言谈从容，不畏惧工宣队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工宣队，达到了要求。
不久以后，我们被“半解放”了，有了行动自由，恢复了党籍，但仍是列入“另册”的人，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刘家的“五七”干校。凑巧的是胡华和我都分配在养猪班当猪倌，相处近两年，一起喂猪、清圈、做饲料、值班守夜。“五七”干校中仍然风波迭起，不时敲响批判的锣鼓。有一天，忽然有人贴出要批判胡华的大字报，开列的罪名仍是“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资产阶级”之类，并加了一条新的罪名。胡华同志是浙江奉化人，在江西干校期间曾请假回家探亲，因蒋介石也是奉化人，大字报中竟说胡华回奉化探亲是怀念蒋介石，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令人啼笑皆非。胡华同志毫无惧色，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把他驳斥得哑口无言，这场所谓“批判”因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而进行不下去。胡华同志一向和蔼，从不疾言厉色，而在必须抗争的时候却锋芒凌厉，显示了铮铮风骨，使我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人们普遍忧虑、苦闷。全国局势仍一片混乱，国家不知走向何方，中国人民大学已被解散，教师们被打发下乡，个人的命运难卜。大家有一种被人抛弃、任人宰割的感觉。当时，领导已决定把江西“五七”干校的教师、干部在当地就地分配工作。但这批人工资挺高，年迈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江西方面不肯接收，又推回北京去。这个“包袱”被推来搡去，最后仍由北京市接收安置。
1972年，“五七”干校中传开了好消息，我们将回北京去，重新分配工作，而不至于千里“发配”，流落他乡，人人喜上眉梢。可胡华同志和我们却碰上了一件小小的难事，即如何处置两年来豢养的一条小狗。
这条狗是胡华同志从远处要来的。它通体乌黑，额上有一片白毛，灵活而精神，很讨人喜欢，养猪班把它养下来，取名“小纠纠”。胡华同志精心照料，给它搭了个舒适的窝。两年下来，“小纠纠”出落得伶俐、俊美、健壮。它白天围着我们奔跑欢跃，帮我们轰猪守门，晚间陪我们值班查夜，人们都喜爱它。现在我们要撤离干校，怎样安置这条狗，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愁闷。带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如果留在江西，江西老乡们吃狗肉之风甚盛，它很快会被捕杀吃掉。胡华同志和我们商议多时，无计可施。后来，胡华先要回北京了，那天，他在猪倌房内和小狗逗弄半天，最后闷闷地离去，临走时嘱咐我：“小纠纠”的事，尽量安置一下，你最后瞧着办吧！我是最后一批回北京的，“小纠纠”似乎知道大祸临头，那几天依偎在我身边，寸步不离。一些好吃狗肉的战友们，再三动员我把狗杀掉，我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就要回北京了，总不能把狗带回去，与其留下给老乡吃，不如让战友们饱餐一顿，增加点油水。”禁不住他们天天催问、敦促，我只好撒手不管，任凭他们处置。我请假一天，躲开了杀狗吃肉的场面，但耳畔仿佛响着“小纠纠”的凄厉叫声。我为此事内疚，心神不宁。1973年春返回北京，第一次见着胡华同志，向他讲述了小狗的噩运，我们两人相视半晌，黯然无言，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说：“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哪能庇护这条可怜的小狗。
到1976年，十年浩劫的噩梦才逐渐淡褪。中国人民大学于1978年复校，我们各自回归工作岗位，忙碌着自己的专业。我和胡华虽然住地很近，但长谈的机会很少，我感到他历经风雨，磨炼得更加沉着厚重，而且在他心底燃烧起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要把失去了的时间追回来。讲课、写作、开会，他忙个不停，多年前曾经向我透露的为共产党烈士写作传记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他为此而勤奋写作，夜以继日，忘我拼搏。他身体本来衰弱，得过肝炎，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旧疾复发，终于转化成不可救治的肝癌。他去上海做肝脏手术前，我去看望他，他身体很虚弱，内心很痛苦。他不愿做保守治疗，迁延病榻，而宁肯冒着风险，走上手术台，进行彻底切除，以争取治愈，获取继续工作的一线机会。他就是在这种迫切希望继续工作的心情下前往上海的，谁料到，他竟一去而未能复返。
我和胡华同志朝夕相处，先后有六个年头。我所认识的胡华是一位宽容、和蔼、爱护青年的导师，是一位怀抱理想、渴望工作、坚持原则、内柔外刚的革命者，是一位才华焕发、知识渊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党史专家。
悼念尚钺同志
尚钺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和他相处30多年，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成长，一旦永诀，感到十分悲痛。
尚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老战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革命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鲁迅、李大钊的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鲁迅先生和尚钺过从甚密，鲁迅日记中记录了和“尚钺”“仲吾”（即尚钺）频繁的会晤、通信和稿件往还。当时，鲁迅先生已是誉满全国的文学家，而尚钺还是20余岁的青年学生。尚钺同志常常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当初，鲁迅先生那样亲切地、耐心地关怀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浅。我要学习先生那样去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尚钺同志在学生时就积极地参加了刚刚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他是“莽原社”和“狂飙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小说集《斧背》《病》是我国早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总结中国早期新小说的发展史时写道：“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按：指黄鹏基）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尚钺同志在北京大学毕业，正在北伐战争的时候，他脱下学生装，回到自己的故乡——豫南农村，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到了上海和武汉，经郭沫若的介绍，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尚钺同志并没有被吓倒，被慑服，他顶着狂风恶浪，勇猛前进，1927年9月，他在开封入党。在我党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55年，始终跟着党走，历尽艰危，九死一生，但他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不渝。
尚钺同志的革命一生充满传奇性的经历。他自己说：“革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掩护和营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的幸存。”1927年底，尚钺同志在河南组织农民暴动，任工农军的党代表和当地苏维埃主席。有一次，他率领十几人的小队进行活动，被优势敌军包围，在突围时同志们大多牺牲，只生还了六个人。1931年，尚钺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当时发生了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党的秘密会议场所被敌人破获，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左联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30多人被捕，后来大部分人被杀害于龙华。尚钺同志也赶去参加会议，被扣押盘查，但他事前知道旅社中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他准备了一封求见的假信件，敌人看了这封假信，在忙乱中未及仔细追查，以为是抓错了人，将尚钺同志释放，这样才脱离了虎口。每当尚钺同志谈到以往的历史，他总是深情地怀念着这些牺牲了的同志而不胜感慨。
尚钺同志出入于枪林弹雨，经受过战火的锻炼，又曾被捕入狱，受尽非刑拷打，几濒于死，他英勇坚强，严守党的机密，被难友们称誉为“不屈的年轻人”。1932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受到打击，被开除出党。他为了递送信件到苏联，不畏严寒，泅渡波涛险恶的黑龙江；又为了寻找组织，颠沛流离，跋涉宁夏，企图越过封锁，奔往陕北。他虽然长期失掉党的关系，而仍然一心向党，以党的名义，联系和组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抗战时期，他受党的委派，在昆明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的危险，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长期在困难的环境中，为党工作，却很少向人们谈论过去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废寝忘食地从事历史研究，获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但他坚持着，战斗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任何困苦中，他心中总是点燃着永不会熄灭的共产主义的火焰。每当我回忆起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他劝慰和勉励我的那些坚定、乐观、充满信心、卓有远见的话，在我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战士、学者、良师的高大形象。了解他的革命经历，了解他的坚强性格，就能够懂得他为什么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着坚定、乐观的精神，他是革命行列中的一位真正的“强者”。
对待青年，尚钺同志是一位严格认真、诲人不倦的导师。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急需补充历史教师，他在短短几年内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当时，人手缺乏，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工作，为了讲课和指导论文，他夜以继日，不倦地劳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今天分布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大都成了学术骨干。他对青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谁有缺点，他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和热情，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希望，他的批评充满了督促和鼓舞青年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勉励学生们勤奋学习，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他自己就是我们队伍中最勤奋、最有事业心的领路人。当我们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须发斑白。可是每到深夜，人们早已酣然入梦，他的窗前却还是灯火明亮，甚至常常是通宵达旦，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但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已近中年，所以他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进行革命，他一生从事各种职业，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等，党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他以后教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是以教历史作为职业，在大学中站住脚，便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二是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因此尚钺同志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自己熟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我记得第一次和他长谈，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列宁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对其中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会甚多。青年人向他请教怎样学历史，他常开出一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指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培养研究生，第一年不上业务课，只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他说，高水平的历史学家，主要并不在于多掌握八条、十条史料，而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解决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刚开始学马列主义理论，对理论的指导作用还体会不深，尚钺同志就非常强调理论学习，并引导刚开始学习历史的青年去钻研理论。
尚钺同志很重视理论，却不是死抱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字，将其当作万能的灵丹。他最不囿于成说，最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能从大处着眼，通贯全局，大胆地突破框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他在1949年以后屡次受到“批判”，主要就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别树一帜，提出了新见解，被指摘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看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是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尚钺同志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多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同意战国封建说，而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立的第三个学派。尚钺同志认为：从西周到春秋初，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基本的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他用较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周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怎样发展到春秋时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庶民”“庶人”“国人”——主要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他们和皂、隶、舆、台、仆等奴隶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才是奴隶制发展和走向没落的时期，并从生产力、社会分工、阶级矛盾、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转变做了详尽的论证。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有别的学者早已提出过，但尚钺同志是较早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出详细研究的人。他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巨著所阐明的经济规律去考察中国历史，指出至迟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这一经济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搜集了大量史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某些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分解的趋势，以及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意识所带有的新的特色，等等。
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两个重大课题，30多年来，研究者踵接，成果极为丰富，但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尚钺同志是这些研究领域早期的开辟者之一，今天的研究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当然是大大地前进了，尚钺同志当年仅仅是探索的开始，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像这类重大的学术课题将会世代相继地研究下去，不断地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见解，人们的认识也将不断地发展、加深，而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们不能够要求研究者一下子就做得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重要的是尚钺同志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立的新见解，做了详细、系统的阐述，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依据。无论如何，先驱者筚路蓝缕的拓荒的功绩，是不能泯没的。
尚钺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勤奋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他虽享80高龄，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批判”，失去了进行研究的条件，他的才能和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许多想做的工作没能完成，这是令人痛惜的。像尚钺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老学者，因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学术问题而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培养起在相互尊重之中进行平等讨论的风气。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政见，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无限地上纲上线。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只有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才能够繁荣昌盛起来。
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忆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前辈历史学家，他富有思想才华、理论勇气和学术良知，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杰出的导师。
我认识黎澍同志在50年代中期，几次会议上见到过他，听过他的发言，但印象不深，也没有和他交谈过。直到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要写纪念孙中山的文章，约请黎澍同志进行讨论。我当时担任吴老的学术秘书，在座听了他们的谈话，做了记录。吴老非常敬重黎澍，亲自送黎澍出门，还对我说，黎澍同志的理论水平高，他的意见非常好。时过40年，那次谈话的内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当学术秘书时，有两厚册吴老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吴老谈个人的经历，也有不少学术见解，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给我。我是通过在吴老处的谈话和黎澍同志相识的。《历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在国内外影响甚大。196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改组，黎澍同志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编《历史研究》杂志。当时，正值学术界“拔白旗”运动以后，历史学界受“左”的思潮的侵袭，批判了许多教授，空气沉闷，万马齐喑，大家不愿也不敢写文章。《历史研究》闹稿荒，从月刊变成两个月出版薄薄的一册，假大空的文章充斥于报刊上。黎澍同志受命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力图改变局面，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为了办好《历史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中谈话。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住在沙滩中宣部的宿舍里，一间宽大敞亮的书房，周围全是图书，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橱里。他的大写字桌放在书房的正中间，桌上堆放着各种书籍、报纸、杂志。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相对坐在藤椅中，谈了很久。他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待人热情，思路敏捷而清晰，熟谙马列著作。他是长者、著名的理论家，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待人和蔼，思想解放，无所拘束。他对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胆有识，目光如炬，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吸引。他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山东历史学家孙祚民正遭到批判。他认为：孙祚民的意见符合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挨批判，这是“左”的思想作祟。他要我去找孙的文章和批判文章，仔细对照读一读。他反对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他说：革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能打乱某些封建关系，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以，农民战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当年，“左”的思想盛行，说农民战争不是革命，这种主张实闻所未闻，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论。他还讲了《历史研究》的编辑设想。他说：《历史研究》是高规格的学术刊物，应该组织高质量的文章，文章不在长短，而要求质量，哪怕5万字、10万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载。要推动百家争鸣，提倡创造性研究，树立良好学风，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对动不动搞批判、打棍子。在黎澍同志主持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贯彻这样的方针。
以后几年中，我和黎澍同志经常见面，每次都在那间大书房内。他经常邀我去聊天、谈问题，谈一些历史理论问题，谈史学界的思想倾向。他的意见中肯、新颖，有说服力，我深深服膺他的思想深度、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有一次，他谈到浮夸风、共产风。他说：我们目前依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为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只能是“揠苗助长”。什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好心的空想。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多么重要，多么正确。他讲“揠苗助长”四个字，一直印在我的头脑中。这种话，当时可说是大逆不道，但黎澍同志无所畏惧地敢于讲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那几年，理论界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到很不适当的高度，黎澍同志多次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必须把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历史主义提出来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后来，宁可同志根据黎澍的意见，写了论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以后遭到批判，黎澍同志也受到牵连。《历史研究》刊载过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此文刊登之前，黎澍同志给我看了稿件，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李秀成作为农民英雄，思想上有弱点，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但说他是叛徒，我思想上不能接受。不过作为学术讨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黎澍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众论哗然。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邓拓、吴晗、黎澍都参加了，大家的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但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中宣部林涧青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意见是，近几年来历史人物否定过多，人物评价要慎重，不要随便地拔掉旗子。“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讨论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黑会”。
黎澍同志写过一篇《让青春放出光辉》的文章，鼓励青年们立志远大，努力上进，勇于探索。文章几经修改，写得精练而有文采，作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当时各级青年团组织曾把它作为思想教育的范文，组织学习座谈。但这篇文章极为难产。据说：有关方面认为，现在青年们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相当困难，大批青年要下乡插队，在这样的时候，鼓励青年立志上进是不切合实际的，不利于稳定青年的思想。这篇文章几乎夭折，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有这样似是而非的高论。
黎澍同志的文章凝练、畅达，富有理论深度，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和我谈论写文章的经验，主张一个“慢”字，要反复思考、推敲、修改，务求写出新意，切忌信笔所至，海阔天空，陈话连篇。他写文章有时一句话写不下去，憋大半天在房间里来回溜达，冥心思索。他常说：写文章是苦事。他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
黎澍同志在学术上勇于开辟，不囿于成说。在培养青年方面，又热心爱护，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有一次详细地谈到在近代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询问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情形，非常赞赏我们重视理论教育和锻炼写作能力的好经验。当时，国家尚无学位制度，没有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规章与先例。怎样培养下一代学术工作者，确实是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各单位的做法很不相同。近代史研究所人员众多，力量雄厚，但年龄偏高，缺少青年同志，这引起黎澍同志极大的关心，开始认真考虑培养的方法和途径。我建议他到全国高等学校物色杰出的本科毕业生，招收他们当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近代史研究所果然派刘桂五等同志到全国各高校去选拔学生，招收研究生。这批研究生今天是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骨干，都已年近60岁。回想35年前和黎澍同志多次商谈培养青年的计划，他那种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心情溢于言表，至今仍历历在目。
谈到黎澍爱护青年，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聪颖好学，很有才华。1957年被划成右派，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学者均甚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沈元为“神童”，黎澍将此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沈元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写了一篇《论洪秀全》，文章很长，拟在《历史研究》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此文甚为称誉。要沈元缩写该文，但仍长达万余字，由《人民日报》整版刊载。沈元的事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也招来了许多非议。沈元是摘帽右派，培养和重用沈元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许多人写信告状，窃窃私语，黎澍同志因此遭到重大压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确有弱点，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确有才学，且十分勤苦用功。有一次我去黎澍同志处，看到和听到黎澍同志与沈元的一席谈话，谈及两件事。一件是沈元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发生争执，可能陈梦家写文章引用了沈元的话而未注明出处，沈元大为不满，指责陈梦家抄袭和剽窃，因而发生龃龉。黎澍对沈元说，陈梦家是考古界的前辈学者，是有贡献、有声望的专家，应该受到尊敬。如果他引用别人的话而未注出处，可能是一时疏忽，怎能武断地指为抄袭和剽窃？这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另一件事是沈元在北京图书馆借阅书籍，因管理员取书延误而发生口角。黎澍批评沈元说，管理员为我们服务，借还图书，工作烦琐辛劳，我们应该感谢和尊重他们，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你凭什么向他们颐指气使，横加责难。他要求沈元向陈梦家和图书管理员赔礼认错。黎澍的话既严肃、坦直，严格要求沈元，又委婉说理，苦口婆心。沈元受到感动，他低头沉吟良久，向黎澍同志恳切承认错误。我的亲见亲闻可以纠正外间所传黎澍放任姑息沈元的说法。像沈元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有缺点的青年，划右派后被社会遗弃，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黎澍同志录用了他，帮助他加入史学研究的行列，不惜自己受人的误解和指责。他的仁心慧眼、古道热肠，实是令人敬佩。
后来在批判历史学家刘节的历史观时，史学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历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张玉楼的文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具有理论色彩，比较讲道理。周扬同志还打电话询问黎澍：“张玉楼是谁？”原来张玉楼就是沈元。他用本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众多非议，此时只好改用笔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风波，此后，上级命令不许再刊载沈元的文章。黎澍同志为录用沈元遭到沉重的压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招降纳叛”的罪状。“文化大革命”期间，沈元遭受批斗，心怀不满，竟化了装想逃到外国大使馆中避难，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开了公审大会。如何处理，交付北京市居民进行讨论。第一次讨论后，他获宽大处理，未处死刑。可是不久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又第二次讨论，结果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点，但罪不至死，“文化大革命”后得到了平反。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只有黎澍同志能顶住压力，爱惜人才，希望引领沈元走上正道，成为有用之才。可叹的是一场浩劫，不仅黎澍同志爱才育人的苦心未能实现，就连沈元的性命也未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同黎澍同志谈到沈元时，他默默无言，目光中流露出痛心和惋惜之情。
1963年，上级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先后调集20多名历史科学工作者，从事一项研究任务，我和许多朋友都在其内。我们这批人起先集中住在香山，黎澍同志是这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因此我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平易近人，对下级关心、热情，经常到香山来看望我们，有时也住在香山，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散步聊天。他是一位极富爱心的长者。有一次，我搭他的汽车从城里开往香山，路上见到一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旁边一个小孩在哭泣。我们的车子停下来，黎澍同志下车询问。原来这位妇女带着孩子往邻村走亲戚，在路上突然病倒。黎澍同志问明情况，急命司机将病人和孩子送往附近医院，并设法通知病人的家属。他将事情处理完毕，和我步行到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前往香山参加会议。这是一件小事，却也体现了他的急公好义和对病难者济难扶危的精神。
熟悉黎澍同志的人无不称道他崇高正直，有独立见解而从不趋炎附势。“文化大革命”前，在“左”的思想氛围中，他自己承受着重大压力，却乐观开朗，不改初衷。“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批判是必然的事，与他人被诬蔑为“东霸天，西霸天”，处境很困难，他仍不以为意，泰然处之。红卫兵要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共事的同志，甚至为他们申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的学术刊物都停止出版了。后来，毛泽东主席提议复刊《历史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恢复出刊的学术性刊物。刊物本为中国科学院所办，黎澍是主编，复刊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简称为“学部”）。但“四人帮”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刊物。那时，实际主管教育部工作的迟群伸手争夺《历史研究》，当时，黎澍同志知道毛主席提议《历史研究》复刊，也在草拟复刊计划。他不畏惧“四人帮”的气焰，敢于和他们争夺这片学术阵地，结果还是被“四人帮”抢到手，由迟群负责《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迟群从高等院校调集了多名历史系的教师，组织编辑部，搞评法批儒。开始是在西单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后来搬到前门饭店。我也被指名调去教育部。迟群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求编辑部人员保守工作秘密。一个学术性刊物，有什么工作秘密，真是奇谈怪论！还要求大家不得和学部的人往来，特别是不得和黎澍、任继愈接触，迟群偷偷摸摸，简直像搞特务工作那样来办学术刊物。不久，黎澍同志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就想办法对工作拖拉磨蹭，又借口要完成前些日子外交部交给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几次要求脱离编辑部，回原单位工作。迟群等很不高兴，认为我不识抬举，同意我离开。我回校时心情愉快，如释重负，立即打电话告诉黎澍同志，他在电话中为我祝贺，并打趣地说：“你终于逃脱了‘曹营’的磨难。”我去《历史研究》编辑部临时工作只有三个星期时间。
1975年，黎澍同志继续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黎澍同志积极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有一次他跟我谈话说：最近于光远同志倡议民间组织研究会，以活跃学术空气，消除“四人帮”的余毒。这一倡议很好。考虑到历史学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较有基础，人数较多，建议先成立一个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以倡导风气。民间组织学术研究会，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无先例，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的支持下，我和王庆成、郭毅生、马汝珩、贾熟村等同志酝酿、准备，在1978年7月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并请罗尔纲先生担任顾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黎澍、于光远参加了大会并讲话。这是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最早成立的民间研究会，《光明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此后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对开展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有首倡之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同志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发奋工作，他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批判封建主义的残余，讨论历史的创造问题，评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揭批“四人帮”，讨论历史的求真精神，等等。他在最后十年中，作品之丰硕、用力之勤奋、见解之深邃更胜于以前。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暴过去之后，必有智者、勇者去反思、去探索，黎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言：“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他探寻刚刚逝去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眼的却是国家的现代化。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开辟那混沌未知的领域，永远前进而不肯止步。黎澍同志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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