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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秀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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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趋势试读：

前言

10年前，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我们开始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使大众能准确理解宏观经济基本原理和国家政策走向，我写了《推开宏观之窗》普及读本。

10年中，以互联网和3G移动通信覆盖全国为标志，我们彻底融入全球信息化时代。中国一路超越众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意义的强国。与此同时，更多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勇敢跨出国门，走向全球成了中国锐不可当的潮流。在社会即将深刻变革前夕，我把这些年对未来的思考写进《中国新趋势》，奉献给各位读者。

10年后，作为世界主要领导者，中国也必然和美国、欧盟一样，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进步规律看，它一定是加速变革的又一个丰硕的10年，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深度、广度及辉煌成果还会超出全世界目前最大胆的预期。变革的核心是从过去追求物质产量到现在积累财富数量，转到未来满足全体人的社会需求，彻底实现以人为目标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大趋势。

未来充满希望，运气稍纵即逝。要想不辜负历史带给我们的机遇，就要拿出勇气，依靠政治智慧和过人胆略，对现实做出清醒的判断，对目标抱有坚定的信心，克服思维的习惯惰性，战胜对风险的无名恐惧，做出合乎理性的抉择，才有可能抓住机会获得预期成果。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最需要避免的就是由误判导致的灾难性决策。所以，提高认知能力是减少决策失误的必要条件，什么样的认知水平就决定什么样的未来。

面向未来，青年人誓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年人强调变革才是“时代主旋律”，老年人坦承“以不变”再不可能“应万变”。落实到行动上，我们亟待克服“重经验轻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观念远没有跟上中国地位的变化和世界对我们的期待。闭目塞听、蔑视理论必然导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的盲目自信，而被这种盲信催生出来的盲动又毁灭过多少人的梦想？一个民族绝不能没有自信，但它不是自满，更不是自负，它出自理性。

中国的下一步转型必将为国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是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应付，结果大相径庭。无论个人、家庭、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可据此定位，力争跃上新的台阶。百姓要有家产更保值的方法，青年人要有更适合发展的职位，老年人要有更周到的看护机构，劳动者要有更严格的法律保障，弱势群体要有更严密的保护，企业家要转向更具前景的产业，官员要更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要求，教育、科研部门必须为国家创新做出彻底变革。

人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一个都不能埋没。未来中国就是要为每一个人营造公平正义的家园，让他们能专心干正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我相信，只要有中国人在，就没有创造不了的人间奇迹。一个国家的文明底线从强者对弱者、富人对穷人、男人对女人、官员对百姓的态度上最能体现出来。没有人的尊严，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民族，更不可能完成伟大的事业。

中国早已是领导世界的强国，正在从大陆走向海洋、奔向太空、向伟大的文明国家大步迈进。我们要顺应大势，努力学会从全球视角解决问题，尽快消除积贫积弱的心态，勇敢负起强国的责任，我们有这个能力。韩秀云2013年7月27日于清华园

第一章 控通胀

2008年炎夏刚过，全世界都还沉浸在北京奥运会的欢乐气氛当中，华尔街上突然传来噩耗：投行出大事了！次贷危机戳穿美国经济泡沫，金融海啸扑面而来，所有人都被砸懵了。

20世纪90年代，乘着信息技术（IT）产业的爆炸式增长和互联网（Internet）大潮，美国经济马力十足，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带动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一时间万马奔腾，冲向“数字化生存”的美丽新世界。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Web 2.0泡沫破裂，纳斯达克（NASDAQ）崩盘，美国经济乏力，开始一路向下。好在当时房价还低，美国政府就想启动“楼市引擎”拉动经济。商业银行放贷给穷人买房，因为担心信用风险，就规定这种贷款利率高于普通贷款，起名为次级贷款。很多美国穷人都用这种方式按揭买了房。

商业银行当然担心房主有还不上钱的风险，便去说动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把次级贷款债权卖给它们。投行一看，当债主有利可图，纷纷照单收购，一打包变成次级债券推向全球，又是一种“金融创新”产品。从2001年起，商业银行在不断放贷，投资银行不断打包转卖，雪球越滚越大，次级债从华尔街卖到欧洲、卖到亚洲，卖到俄罗斯、卖到日本，也卖到了中国。随着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国民收入普遍下降，到2007年下半年再也撑不住了，很多买房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美国房地产泡沫崩塌，投资银行大面积亏损，次贷危机爆发了。

美国联邦政府也急了，不断开仓放钱，先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公司，再救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到了2008年9月10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又出问题了，6 000亿美元资产不抵1万亿美元负债！消息传出才5天，雷曼公司的股价从每股80美元一路跌到27美分。9月15日一早，雷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福尔德说：“我宣布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这一句话等于宣告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家都在想，雷曼公司有着158年的历史，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两次石油危机，熬过“9·11”恐怖袭击事件，大江大海都闯了过来，这样的庞然大物都彻底倒下了，还有谁能挺得下去？不到一个星期，华尔街上五大投行全不见了。美林证券作价500亿美元把自己卖给了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两家投资银行立刻呼救，美联储马上伸出援手，把它们变成商业银行。紧接着美国国际集团求救，美国联邦政府掏了1 000亿美元救出这家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接着，又救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

风暴越刮越大，局势越来越危，小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紧急拨款7 000亿美元。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国会批准7 820亿美元救市。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增发国债，美联储掏钱买债。也就是说财政部放债，美联储发钞。从2009年年初至今，美国已实行过4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1&QE2&QE3&QE4），就是用限定每月发放数量的货币政策救美国经济。美联储放出货币增加经济流动性，将利率降为零至0.25%，拉动经济复苏，刺激国民消费。同时压低美元汇率，增加美国出口竞争力。财政上开源节流，增加税收，减少支出，尽快降低赤字，把美国政府从“财政悬崖”边上拉回，避免了美国国债崩盘。

经过4年的调整恢复，美国经济开始走出谷底。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2.2%，2013年第一季度为2.5%；2009年美国失业率为9.8%，现回落到7.5%左右。美国经济的温和复苏让全世界看到了希望。2010年欧债危机

美国政府刚出手救市，金融风暴就刮到欧洲，把欧洲各国冲得稀里哗啦。第一个被“放倒”的竟是北极圈内只有32万人口的冰岛。这个小国在10年前放开金融后，雷克雅未克的银行家们就跑到伦敦忽悠：“你们英国人真不开窍，英镑存你们自己的银行利息这么低？赶快转存冰岛银行，马上给10%的利息。”又去阿姆斯特丹吹风：“你们荷兰人还这么胆小？给这么少的利息你们也干？赶快转存冰岛银行，马上给10%的利息。”结果，保守的英国人和谨慎的荷兰人都是见钱眼开，悄悄把钱取出来存到冰岛银行。金融海啸一来他们全慌了，赶快到冰岛银行取钱。冰岛银行说：“你们存的都是定期，还没到时候呢，回家等着去。”第二天冰岛银行就宣布银行破产，外国人的存款全成了坏账。

下一个是希腊。2009年10月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政府欠了一屁股债没钱还，引燃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希腊是欧元区国家，流通货币是欧元，如果希腊倒下，其他欧元区国家也会被一个一个拖下水，当时欧元区国家陷入一片恐慌。于是，欧元区各国商量是否要大家凑钱先救希腊。当德国政府准备掏钱的时候，德国人不答应：“我们德国人每星期工作五天、休息两天，他们希腊人每星期休息五天、工作两天，还好意思占这两天时间上街游行。希腊人躺在爱琴海边晒太阳，德国人在车间里埋头苦干，凭什么拿钱养他们？不给，坚决不给！”

但是，欧元区由17个国家组成，欧盟这条大船就是用欧元绑起来的，问题是弱国顺便也把强国绑了。同舟共济的好处是抗风浪能力更强，坐上面大家都稳当，还能大大降低贸易成本，增强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坏处是掉头不易，一旦出事谁也别想溜，无论哪块船板进水，大家都要扑上去堵漏，否则会一起玩完。你想，各国都使用同一种货币，人能跑得过钱吗？当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希腊人更霸气：当初是你们拉我来壮门面的，我这辈子不吃定你们还能吃谁？现在捅这么大个窟窿，你们居然还敢装蒜？小心到时候大家一起“壮烈”！

希腊债务危机每况愈下，不救还真不行。欧元区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决定共同出资1 100亿欧元救助希腊，但要求希腊政府必须减少开支，降低公务员薪酬。结果希腊人一次次上街游行，抗议缩减福利开支，抗议降低他们的工资，这笔资金注入希腊后并没有压住险情。一星期后，欧盟又联合IMF推出7 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尽管如此，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接踵而来，到2010年5月危机扩散开来，先是爱尔兰，之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有意大利，甚至波及法国，从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欧元区核心国家蔓延，而且有向银行业蔓延的趋势。欧元遭遇问世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当市场对一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时，该国在国债市场的筹资能力就会急剧下降，有的国家根本就搞不到资金，造成国债滚动中断，债务危机由此爆发。到了2011年8月危机越发严重，希腊有可能脱离欧元区，这个问题反复刺激了市场的神经。这时，大批资金开始撤离欧洲，市场流动性减少，也就是说市场上不容易找到钱了。市场对欧元区是否崩溃的质疑越来越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如果欧债危机控制不住，那欧洲经济怎么办？欧盟怎么办？欧元还保得住吗？大家越想越怕。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三年欧洲付出巨大代价，他们担心火烧连营，最怕欧元崩溃有可能导致欧盟解体，连带拖垮本国经济。这样的政治、经济失败是谁也承受不起的，各国为欧盟沉没的巨额成本拿不回来了，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外国人照样算政治账。

欧债危机的治理主要是通过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ECB）来实现的。ECB从2010年5月起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大量买进受冲击国家债券，平息市场恐慌，稳定市场信心。在2011年到2012年这两年间，ECB还采用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 LTRO），两次向市场提供约1.1万亿欧元的再融资。ECB通过这种变相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缓解了欧洲银行业信贷萎缩的困境，使欧债危机恶化的局势得到控制，为欧元区最终化解欧债危机赢得宝贵时间。可以说，ECB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债危机爆发这三年来，欧洲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政府债台高筑，借新债还旧债的机制行不通了。受债务危机冲击国家的失业率高达25%，财政支出被砍，公务员薪酬被减，百姓上街示威，他们拒不接受财政紧缩措施。但不管怎样，经过欧盟和ECB的努力，确实大见成效，欧元区上空的阴霾正在散去，欧债危机有了好转迹象，欧洲经济逐渐显露出光明。中国四万亿救市

2008年年底，美国决定动用7 000亿美元救市，中国立刻跟进，也拿出4万亿人民币救市。这边财政部批出4万亿人民币，那边让中央银行配套8万亿人民币，结果央行放出9.5万亿人民币，两者相加为13.5万亿人民币，一下就投入了这么多的基础货币。我国政府推出十大建设工程，民间起名叫“铁公基（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外加机场，靠政府主导投资“这匹老马”把中国经济拉起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09年我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率。世界遭遇金融海啸，中国经济不冷反热，2010年GDP增长率为9.3%，这么高的增速让世界为之惊叹。

但是从2011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投入巨额救市资金的乘数效应显现，通货膨胀加速上扬，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全年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达到5.2%，有的月份超过了6.5%。粮价涨，菜价涨，肉价涨，生活用品价格都在涨。很多大企业弄到钱就开始“兴风作浪”，路子不够硬搞不到土地的就去炒农产品期货，把绿豆、大蒜、生姜、白糖、苹果都折腾一遍，价格抬上去一大截，可是犯了众怒。大家知道惹不起这几位爷，就在网上拐着弯发牢骚，什么“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苹什么”之类，涨成一片，骂声一片。什么都涨了，只有工资不涨。我国政府一看势头不对，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踩刹车”，收缩货币的流动性，把市场上过多的货币强制收回中央银行，想把过热的通胀压下来。这一拉闸不要紧，我国经济立刻冷下来。2012年年底经济增速回落到7.8%，为14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经济进入严冬，各行各业日子难过。钢铁产量过剩，水泥产量过剩，电力产量过剩，所有基础的东西都过剩了。失业率急剧增加，民营企业难以生存，大批倒闭。

金融危机4年后冲进中国，影响特别严重。我到全国各地去讲课，看到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企业在痛苦中挣扎，艰难求生。由于美国经济不好，欧洲经济也不好，美国人没钱买中国的东西了。国外没了进口，我国就没了出口，我国那些出口企业怎么办？没了订单就没了就业，没了就业就没了税收，没了税收就缺了国家财政收入。2012年是中国经济见底的一年。政府日子不好过，企业日子很不好过，百姓日子更不好过，真可以说是愁云密布。救市政策的比较分析

同样是救市，同样使用了财政和货币手段，为什么美国经济4年后能走出谷底，欧洲经济也日趋渐稳，而中国经济却是先涨后跌、大起大落，增长陷入僵局？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美国先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市场注入流动性，让企业能借到贷款，让商业银行能低价从央行拆到资金，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回升。它还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美国政府从财政悬崖上拉了回来，双管齐下为美国经济托底。

美国和西方国家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是横向的，行政机构预决算支出受立法机构严格制约，中央银行（货币当局）通常不受政府机构辖制。像美国联邦政府要发新债和确定赤字水平，都需美国国会批准。扎钱口袋的绳子被那帮参议员攥着，他们不松手，政府再能干也难为无米之炊。政府拿了钱干完事，还要去一五一十地向他们报账。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是通过购进国债的方式向市场注入资金的，这也是约束条件。欧洲同样如此，欧元区国家想增发货币，要由法兰克福的ECB管理委员会统一决策，成员国的央行不能擅自决定。拿出多少钱救市，资金的分配次序和比例是成员国共同商议的结果，它们也有严格的制衡机制。

中国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是纵向的，没有横向的制衡。中央政府一道命令就可以让财政部紧急拿出4万亿人民币救市，再让中央银行马上配套8万亿人民币跟进，两者像左右手一样自如，中间没有任何防火墙，因为它们都是国务院下属职能部门，必须“令行禁止”。如果央行真正能够制定长期性货币政策，按照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节奏缓释或回笼货币，起好蓄水池的作用，而不去火上浇油或泼冷水，中国经济还不至于卡在现在的位置不上不下。无论是谁，身体再棒也受不了这种一热全热、一冷俱冷的发疟疾式折腾，何况“心脏”先天还不太好。

反观西方，美国和欧盟都以柔克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化解了危机。政府为市场注入充足的资金流动性，让经济活跃起来。相比之下，我国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结果却大不一样。我们急于用行政命令压迫市场机制，以政府主导投资代替民间集资，一时各行各业都“提速”，神州无处不“跨越”，像打足了鸡血。过度放松货币又监管不到位，很多变成“炒资”横冲直撞，导致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通胀压力巨大，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良好的初衷演变成一场混战，经济高开低走，现在还在谷底摸石头。给经济扎吗啡、打闷棍确实有奇效，但这份活没啥技术含量，是人都会干。政府调控经济不是打遭遇战，倒更像长途客运，司机首先要做好“油离配合”，讲求平稳舒适，而不能抢行猛拐，把乘客撞得鼻青脸肿心狂跳，谁也没让你拉着炸弹去飙车。

既然严冬来了，就要作好过冬准备。如果一些地方的官员不信邪，还大量注资刺激低效的经济，保护落后产业，逼着企业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硬要砸冰窟窿比铁人三项赛，肯定会出大事。因为产品升级、企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都不能靠“裸奔”。不冻死一批劣质企业和过剩行业，又怎能完成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

从美国经济反弹到欧债危机缓释就可以看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成熟的反危机手段和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学习。货币增发与通货膨胀

危机虽然趋向好转，但留下的后遗症是世界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虽然中国遭遇危机最晚，通胀却来得最早。货币增发

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发钞救市。不只美国、欧洲国家，连加拿大、澳大利亚也跟着凑热闹。

什么叫通货膨胀？就是拿今天的钱买不来昨天买到的那么多东西，买什么都贵了。在我国，首先表现为输入型膨胀，因为需要大宗进口原油、粮食、铁矿石，还有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国外价格涨了我们自然要多付钱，价格没法不跟着涨。中国政府为了救市，也在不断加大货币投放力度，这是国内经济过热形成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内外通胀叠加振荡，构成我国通胀的一大特色。

我国政府救市更多是采用货币政策，央行累计放出天量基础货币，其乘数效应像滚雪球一样加剧了通胀，让人民币更快地贬值。而稍一抽紧银根，经济又立刻掉下来。这几年，中国经济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险象环生，祸根就是通胀。货币价值尺度的歪曲搅乱整个市场体系，破坏正常交易，助长短期投机，尤其涣散了人心，无论穷富，大家一致对未来充满恐惧：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通胀预期挥之不去，也是我国房价、物价长期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通胀之灾

除了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最深，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写历史。

回顾20世界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瘫痪，10年4次换货币。叶利钦政府没钱发工资，除了卖资源只能印钞。卢布一贬再贬，很多家庭一生积蓄的财富化为废纸一堆，几乎全体中产者变成了无产者，多年勉强维持温饱。他们当年消极的政治态度和选择影响俄罗斯政坛至今，否则他们会以更积极主动的心态融入这个世界。

改写20世纪世界通胀史的当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索取天价赔款，每年1 320亿马克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1/4。德国人拿不出这笔钱，法国怕他们赖账，就联合比利时、波兰出兵占领德国的经济命脉鲁尔区。魏玛共和国政府走投无路，只能饮鸩止渴，乞灵于印钞机，引发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胀。到1923年，德国马克完全成了废纸，被人成捆丢进壁炉烧火取暖。货币彻底崩溃，失业空前严重，政治动荡不止，社会大众一夜间沦为赤贫，政府信用扫地，一代人的价值观被摧毁，从而奠定了此后10年狂热支持纳粹党上台的“群众基础”。可以说，1923年恶性通胀是颠覆民主共和国的元凶，也是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雷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再度发生恶性通胀，货币制度崩溃，在西部美英占领区，美国的吉祥牌香烟成了支撑经济的事实货币。1948年6月20日，新生的联邦德国实行货币改革，降服危害德国数十年的“通胀恶魔”，德国经济从此走上坦途。德国人深刻吸取了历史教训，德意志银行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严控货币数量，联邦德国马克（DM）一直是仅次于瑞士法郎（当时以100%黄金为保证）的世界硬通货。德国物价超级稳定，人民生活幸福，20世纪80年代末买东西偶尔还能找回1949年铸造的1芬尼辅币。直到被欧元取代，一套硬币居然流通了半个世纪，成色丝毫不改，你说牛不牛气？欧洲央行设在德国而不在法国，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是马克牢牢托起了德国。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也发生过世界上最严重的通胀，老百姓痛骂执政的国民党是“刮民党”，之后一年就改朝换代。新生的红色政权深刻吸取了教训，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后，20多年一直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币种。继1988年严重通胀之后，1993年又发生了一次通胀，最高时通胀率达到23.7%。通过空前严厉的“治理整顿”措施实现了官方宣布的经济“软着陆”（有不同说法是“摔机着陆”），带来的危害却是10年经济低迷，直到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才真正有起色。这次发生在2011年的通胀，其导火索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救市的财政拨款4万亿加央行的8万亿基础货币拉动了经济，也推高了通胀，虽然不算严重，但百姓对人民币不放心才导致房价的猛涨，才会出现黄金的抢购潮。导致中国基础货币激增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国外汇储备也是货币发行的一条主渠道，国家外汇管理局收进多少外汇，就会放出等值的人民币。这是由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决定的，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越快，放出的人民币越多，就会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导致通胀加剧。只有货币稳，才能社会安

从现实来看，欧美国家经济逐渐走出谷底，开始提速，而中国经济却正相反，正在减速，原因在哪里？这里不能不讨论货币问题。多发货币短期内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长期看就有破坏作用。怎么消化它呢？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2012年GDP达到51.9万亿人民币，而我国广义货币（M2）在2013年5月达到104万亿人民币，M2的总量是GDP总量的2倍，是不是很吓人？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货币太多，积重难返。从M2的增长就能知道我国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之大。政府最该负的责任首先是让百姓手中的钞票不贬值，只有币值稳定，百姓才能对政府放心，经济才可能好转。我们手中的钞票是中央银行对我们的负债，我们有一元钱就有权要求买到值一元钱的东西。如果买不到，就说明我们手中的钱贬值了，少的那部分是被政府悄悄刮去了。现在人民币对外表现为升值，对内却是贬值，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只能说夜长梦多，好自为之。

货币数量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百姓抱着成捆钞票像没头苍蝇在街上乱撞，那一定是政府的责任，也只有政府出手才能解决。货币稳定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的前提，只有控制住货币的增发速度才能制止通胀。当百姓不再担心劳动成果一天天化为乌有，人才和钱财才会停止大规模外流，大家才愿意拿出积蓄用在自己的国家。

通胀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滥印钞票是政府对人民的最大辜负。我们也应该把货币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能让人随意点纸成金。印钞的诱惑实在太大，通胀严重了也是要吃人的！所以才要严控货币出笼，绝不能饮鸩止渴。美国救市没有通胀，欧洲救市没有通胀，为何中国救市就推高通胀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早就应该改革人民币出口结售制度。我国推行实名制存款多年，账户全国联网，如果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就可以有效化解我国货币的被动增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制止通胀。控制住基础货币才能控制通胀规模，改变预期才能拯救中国经济，我们不能在货币数量问题上再错下去了。危机的启示

第一，不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如果经济转型未果，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外汇储备多元化无果，通胀控制失度，再叠加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就会出现金融体系的运转失灵，货币危机出现的概率将显著增大。

第二，不要认为中国的危机一定会始于经济领域。作为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保障、就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跟不上“土地城市化”，危机就很有可能从社会领域爆发。

第三，不要忽视点滴的小事件。现代媒体把世界变小了，把事件的影响放大了。政府一定要关注哪怕是特别微小的事件，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民生的还是政治的，危机也会有“蝴蝶效应”，也有“黑天鹅现象”。

第四，不要认为中国就不会发生严重通胀。这次美国救市所采用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配以宽松的财政政策，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提供充足的流动性，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欧洲各国救市所采用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配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但在实质上，救市的资金大都来自增发的货币，未来的通胀不可避免，中国的通胀概率更大。

应该说，货币才是经济的核心问题，一旦货币出了麻烦，经济就会乱套，这已被无数历史所证明。现在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通胀危险潜藏；欧洲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对欧元可以有信心；日本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带来经济增长还要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增长会放缓，从高速急进到中速稳健，通胀不可避免。中国走向强国的10年，所面临的难题就是控制通胀。只有货币稳定，人心安定，经济才可持续发展。

所以，本书提出第一个观点：世界面临通货膨胀的时代，中国政府该如何控制通胀？我们自己手中的钱又该何去何从？

你想知道这轮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拉动？请看下一章：促消费。

第二章 促消费

一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宏观上是靠消费、投资、出口这三匹马拉动的。无论哪一匹马跑起来，都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三马并驾齐驱，中国经济增速就能达到9%以上。

我们过去那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全国到处铺铁路、修公路、建机场，又有全世界最长的高铁，不断追加投资把经济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二。政府在投资，国企在投资，民间和外企也在投资，靠投资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往下掉。之后我们又启动了一匹马，就是扩大出口，当世界工厂。珠三角、长三角包括山东都以出口为经济导向，靠出口拉动整个经济，外贸顺差急剧增加。

大家也看到了，我国这些年之所以还能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是因为出口和投资这两匹马跑得都很快，但一直拖后腿的那匹马就是消费。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这几年出口严重受阻，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也快到一个临界点上，再不刹住必定爆发严重通胀，还会连锁产生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有让消费这匹马尽快赶上去才能减缓经济失衡，要不就会“翻车”。

因此，“十二五”规划把促进消费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是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府决心用消费拉动未来中国经济，这意味着凡与消费相关的行业都将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积极支持，至少5年之内如此。消费促上去了，对各行各业都是巨大商机，尤其服务业必将大发展。中国有13.4亿人口，如果每人每天增加一元钱消费，这是多大一个市场？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商机！然而，在中国刺激消费难不难呢？我们先来看消费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消费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其比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为2009年的48%。这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

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其变动情况直接反映一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及运行状态。2005年中国的消费率是50%，就是说你挣的钱一半花了，一半存了。而美国的消费率是85%，人家只攒下15%的收入。最新统计显示，美国的消费率这些年大体维持在85%，现在可能向下一点。而中国这几年的消费率持续走低，现在已经不到50%了。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钱比过去挣得多了，而消费率却低了呢？难道大家都拿钱买房了吗？买房不算消费，算投资。或者是拿钱干了别的？为什么收入不低消费却持续低迷，而且消费率跌破50%？如何提高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这才是政府该考虑的问题。你想刺激消费吗？那先得增加国民收入；怎么增加收入？你得先增加生产，要多创造财富；然后你才有可能让国民增加消费。

想靠增加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就要全面提高国民消费规模和水平，这样才能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从追求国富转变为强调民富的施政目标。从国富到民富

什么叫国富？就是国家富裕。什么叫民富？自然是百姓富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富裕了吗？确实富裕了；可百姓富裕了吗？当然远远不够。百姓的生活有保障，未来有预期，他们才可能增加消费。

这里有一组数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每年以10%的平均速度在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为24%，比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率高出14%。城市居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农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通过这一组数据就看出问题来了：国家是越来越富，政府也越来越强，而百姓特别是农民却没有跟上。从一味追求国家的富裕转到实现百姓的普遍富裕，是政府这5年奋斗的一个目标。只要简单一算：财政年增24%，农民年增4%，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等于广大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6倍，这是多严重的问题？我们问，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财富去哪里了？大半装进各级政府的口袋。

要从国富变成民也富，难度远超出想象。刺激百姓消费，政府得先拿出钱来，比如发放专项补贴，或者减免税费，要不大家凭什么增加消费？

举个简单例子。我的一条围巾戴了好多年，当时用10元钱买的。过去30多年，我国织出围巾不断出口换汇。美国妇女裹上中国制造的围巾，付出美元，这些钱都成了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这些年，中国外汇收入越来越多，政府全兜着嫌负担太重，就一转手又捅给美国人，拿回张纸，叫作美国政府债券。这张纸眼下还不能花，必须先找到下家接手，或者到期了再换回现钞才行。你说围巾还在美国人脖子上围着，钱又拿回去先让他们花着，那我们在忙活啥呢？

自清末以来，历代政府都恨不得把凡是能出口的东西统统运到海外，以换回急需的外汇，这成了我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到海外拼命招商引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拿着大把外汇去买外债，这是近几年我们自己做的好事。现在美国人没那么多钱买中国围巾了，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美元了，如果政府不买那么多美债，而给5亿中国妇女每人买一条新围巾过“三八”妇女节，能行吗？

这就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那么多钱吗？第二，有钱我们就舍得花吗？我告诉大家，舍不得。我这条围巾戴了好多年，我不舍得换。有一条足够用，就不必买第二条。为什么我不舍得买，大家也不舍得买，全国人民都不舍得买，却出口让外国人去消费呢？

因为大家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我们老了有人养吗？生了病有钱治吗？孩子受教育有钱付吗？这个月房租缴得上吗？下个月生活费有来源吗？即使大家兜里有几个钱，谁也不敢轻易撒手。如不能从制度上解决人们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即使你有钱也不敢花，因为你无法预期未来各种风险，尤其是物价不停地涨会把你一家人的生计豁开多大缺口。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困境：东西是生产不少，可外国人没那么多钱买了，多数中国人更没钱买，有点钱的中国人也不舍得买。刺激消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只有打消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顾虑，大家才敢拿钱出来花。收入倍增，刺激消费

刚刚过去的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针对百姓而言，可以概括出以下5个要点：

第一，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二，中国一定要建设生态文明。第三，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都将翻一番，这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第四，要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第五，政府要廉洁，坚决反腐败。

其实百姓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收入怎样才能翻一番。比如，现在我们的国民人均年收入折合为3 000美元，7年后就应达到6 000美元。国民收入增加一倍，消费就会相应增加。

当中国人富裕起来之后就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既是今天的制造大国，也会是明天的消费大国。为什么世界500强公司都往中国挤？因为它们想从这个13.4亿人口的大市场赚钱，这对我国企业也是历史性机遇。

当我们的人均年收入从3 000美元涨到6 000美元时，我们就有多出一倍的钱可以用来消费。可以拿钱旅游，可以到境外购物，甚至可以买房、买车。中产阶层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也会逐渐壮大起来。7年之后，假如中产阶层人数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是几千万人，其规模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了，这是一块多大的消费市场？

从进入2010年开始，我国出现一个新趋势：就是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和国庆长假期间，很多人拖家带口飞到国外去旅游。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你会遇到好多同胞。国外各大商场一到中国的春节和国庆节，就作好所有准备迎接中国顾客，甚至有线广播都有汉语了。哪种商品打折，哪项服务优惠，有会说普通话的店员为你导购。你会发现，很多外国商品包装上也印着简体中文说明。

国外商家早就看准中国这个巨大商机。他们说，只要中国人逢年过节，就是他们赚大钱的好机会。当我们国民收入倍增的时候，对中国是商机，对外国也是商机。我们出国一定会住它的饭店，吃它的饭馆，走它的景点，买它的商品。

最近中日关系有些紧张，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都不太客气，许多原打算去日本度假购物的中国人改主意不去了。结果，整个日本街头见不到几个中国人，店里堆满了商品也没多少中国游客买，看你怎么办？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不太愿意招惹中国人。中国人一说不去，这个国家的商场马上就冷清许多。要是日本或美国惹中国人不爽，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其实心里都挺高兴：大笔生意这就来了！

20世纪90年代我在德国读书，那时慕尼黑街边一排排全是高档商店，我路过时眼睛都不敢盯住价签看，因为我拿的是奖学金，哪一件我也买不起。现在我出国也基本不买东西，走在街上往两边一看，东西都太便宜了，而且多是中国制造，回国再买还能省下行李托运费。我给企业家上课有时和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人现在就是一个字‘牛’！中国游客到国外不再被人看不起，只要你进店，外国人是皆大欢喜、笑脸相迎，因为你们给他们送钱来了。”所以，当我们的收入增加了，财富增加了，我们再出国的时候就底气十足，这是巨大的变化。

以前我到国外，别人总问：“你是日本人吗？”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还行，我回答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你们有多少人？”我说：“我们人口很多，全世界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他说：“我们怎么没看见呢？”我说：“我们的人都在家里搞建设呢，等他们一出来，会吓你们一跳。”

果然，我的话不到20年就应验了，现在西方人见到亚洲面孔的人都习惯问：“你是中国人吗？”不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了，因为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日本人出国少了，轮到中国人哗哗往外涌。进了奢侈品店，你看上哪款，人家会给你拿一件出来，因为当地人习惯每次只买一件。而不少中国人看上了就会说：“来10件！”店家一听都愣了：“怎么一拿就10件呢？”“买回去送亲戚朋友，一人一件。”只要中国旅游团一来，商店经常就得全城调货。当中国人都富裕起来，当中国人都能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的腰板也能挺直了。

居民收入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能。随着收入的增加，国人消费规模也在急剧扩大。“有钱先祭五脏庵”，吃好、穿好、住好、玩好，大家都乐意。消费行为最具示范效应，左邻右舍力争上游，相互“比学赶帮超”是基本民情。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迅速，食品、旅游、医疗、保健几个行业的表现都不错，如国内游当年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8%，人均旅游消费额增加更猛。人兜里有了钱都开始信“活命哲学”，健康是“硬道理”。你看现在电台、电视台养生类节目唱主旋律，书摊上卫生保健类书籍占半壁江山，药房里医药和保健品平分秋色，就该知道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大。把自己喂饱了、身体养壮了才有精力去干别的，后面的市场大得很。

大家收入多了就去追求更高性能和质量的消费品，没有人天生喜爱低档货，穷人照样分得出好赖。很多人就近跑到中国香港大量采购外国婴儿奶粉和欧美日产的消费品，这表明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和安全意识的迅速提高。目前，高端消费品的生产被国外厂商占了先机，但数量并不算多。等过几年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质追上来之后，必定带来中国新一轮巨大的消费热潮，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在那里摆着。

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一旦实现，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将决定企业的全球地位。中国有望诞生世界一流品牌，消费必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收入翻番，严防通胀

到2020年国民收入翻番有一个经济学前提：应该以不变价格来计算。如果我国人均年收入水平从3 000美元上涨为6 000美元，账面上是翻了一番，但CPI也跟着翻一番，那么大家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吗？当然没有。收入翻番的前提是物价不能跟风涨，所以我们要求政府稳住物价，尤其要管住通货膨胀，不能让大家白干。

我国的居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先看工资性收入。这几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调，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城乡居民名义工资增幅更在12%以上。但是，我们的收入真的增长了这么多吗？当考虑真实收入的情况时，就必须对名义工资性收入用当前的CPI打个折。如果房价、肉价、菜价这些涨得比工资还快的话，那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在下降。这种高通胀之苦相信大家在2008年和2011年都能明显地感受到。

再看财产性收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收入“倍增”目标，并强调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大部分工资性收入转换为银行存款，又在将来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除了银行存款和买房外，对普通民众来说，还有一条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就是投资股票市场。

我们先来谈银行存款问题。利息净收入一直以来都是银行高额利润的大头。2011年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5%，当年的通货膨胀率是5.2%，存一年钱到头来利率是负的，越存越少。存款不仅没有带来收入，还出现净亏损。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把钱存到银行？但是不存银行，你有安全的投资途径吗？

既然钱存银行不划算，那投到股市里能赚钱吗？2012年年末上证指数出现一轮明显反弹，可即便如此，如果按2月份年内高点计算，截至2012年12月23日，沪深两市总市值“蒸发”约4.4万亿元。股指下跌，财富“蓄水池”变成了“抽水机”，按照A股持股账户约5 600万户计算，相当于人均亏损7.87万元。中国人的财产性收入“熊”冠全球，你去问问身边炒股票、买基金的，有哪个是真正赚钱的？七输二平一赢，大部分人的血汗钱都给上市公司高管发年薪了。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困境：有钱放在哪里可以保值，同时还可以抵御通货膨胀风险？这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事。

从上面谈到的最终消费率来讲，我国既不足50%，趋势还在向下；而美国一直稳定在85%的水平。美国人拿这些钱贷款买房，贷款买车，贷款买一切，他们都是借明天的钱过今天的生活，而中国人正好相反。

一旦中国人有更多钱消费了，把目前消费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会增加多大的市场？有人曾经算过，每个中国人在伦敦至少消费1 000英镑，这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每年春节、国庆长假一过，各国就开始统计中国人在自己境内到底砸下多少钱，那都是以千亿来算的。

如果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提高10%就可以创造出巨大市场，给企业创造新一轮巨大商机，那些外国厂商、外国银行都看好中国。这对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行业、中国的百姓，难道就不是商机、不是信心、不是希望吗？所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背后的真正意义就是当我们的财富增加了，人均收入增加了，消费也增加了，我国经济就循环向上了。

从“十二五”规划到“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总结出核心的一点：改革是这届政府的主旋律，很多方面的改革都将陆续展开。从未来趋势看：第一，在中国启动消费非常难，但商机巨大；第二，凡与消费相关的行业在未来都将有大发展。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实现收入翻番？究竟是靠多创造财富，还是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只有民富了，才能让消费这匹马真正跑起来。但我们知道，在当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市场失灵的矛盾突出，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稳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何妥善解决现阶段的市场失灵问题，请看下一章：缩差距。

第三章 缩差距

如果要问幸福究竟是什么？大家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答案必然大相径庭。但是对百姓来说，“生活本身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追求幸福让众生殊途同归”，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道出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发展中国经济，实现社会公平，就是为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从普遍贫穷到一部分人开始富裕、多数家庭过上小康生活的每一步细微的变化。

现在一般的家庭能拿出钱供孩子读书学习，请亲友上餐馆吃饭，全家出门度假旅游，享受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所谓“高档消费”，可以说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想问大家的是，你现在感觉特幸福吗？你看天还蓝吗？空气新鲜吗？吃得放心吗？喝的干净吗？还敢下河游泳吗？你家收入增加这么多，生活改善这么快，而你满眼焦虑，心中还有那么多快乐吗？

从经济学角度讲，凡让你感到不快的地方就是市场失灵作怪。市场经济创造出巨大财富，让我们增收过更好的生活，政府有钱去办更多的事情，大大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但它也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市场机制确实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在很多地方它会失灵，负外在性过多就是典型表现。

市场失灵其实是社会功能缺失的一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只要有市场就必然会有缺失，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是去克服它的弊端。市场失灵导致的负外在性

什么是外在性？举个例子，有人整天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大家就得吸他的“二手烟”。如果哪天谁查出患了肺癌，他出得起医药费吗？万一病人撒手人寰，一家大小他养得起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7亿人吸“二手烟”。再比如，很多人开着大排量运动型多用途（SUV）汽车污染空气，有些无良企业甚至偷埋暗管向河湖大量排污，他被抓住罚款直至判刑，这样就能补偿别人的损失和治理污染的社会代价吗？再比如，某人写本好书，除了版税，哪怕里面的语句成了名言，他能向在手机上转发段子的读者挨个去收费吗？

简单来讲，一件事情的后果与肇事者没有直接关系，他做了坏事没受到足够惩罚，做了好事也没得到充分奖励，所付出的代价与取得的收益严重不对等，甚至是零和一的关系，这就是经济中的外在性，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做好事是正外在性，做坏事是负外在性，两者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再谈到吃。当你坐在餐桌前，当你走在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里，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食品，你底气足吗？你可能会问：这食品安全吗？里面有害吗？过去食物匮乏，直到20世纪80年代，“胃亏肉”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大家牙口好“吃嘛嘛香”，连骨头都给嚼成碎渣。在北方，熟人见面打招呼就问，“吃了没？”现在大家一看吃的心里先犯嘀咕：这东西靠谱吗？别吃出毛病来吧？火腿肠里有瘦肉精吗？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吗？服药不会中毒吧？输液、动手术不会被传染吧？这些疑团天天困扰着我们，空气脏了，饮水污了，食品坏了……种种恶果现在都发生了。

有一次和一位差不多年龄的朋友聊天，他说：“我现在特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问：“为什么？”他说：“20世纪80年代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吃得放心。现在你能让天变蓝吗？你能呼吸新鲜空气吗？你敢下河游泳吗？你能放心喝自来水吗？你能保证吃下食品都安全吗？如果说这三个方面，我只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回答说：“你回不去了，谁也回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是负外在性太多造成的问题。而负外在性是找不到具体人埋单的，靠市场上分散的个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市场经济只解决效率问题，解决不了负外在性问题。一个人昧着良心干事还能逍遥法外，有时真拿他没办法，因为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或是钻了制度的空子，没有人给他定罪。在法治成熟的国家，谁敢做不安全的食品？一旦媒体曝了光再被人起诉，他家可就“摊上大事了”，非赔个底掉儿、罚得倾家荡产不可，搞不好还要去坐牢。前几年英国石油公司（BP）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遭受重罚，至今都缓不过气来。

大家会问，为什么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多少年都解决不了，不洁净的水我们还要喝到哪一天？只要钱够多，吃的食物可以从外国买，喝的水也可以从外国买，但你能每天坐船出远海去吸新鲜空气吗？要不就像潜水员那样白天出去背个氧气瓶，晚上睡觉也不摘面罩，那家里不成病房了？在毒霾面前，中国真的实现人人平等、有难同当了，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你是高官还是百姓，活着总要喘气吧？见到清华大学的校训被人篡改成“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时还有一丝苦笑，再看杜甫诗句变身“国在山河破”，真有想哭一场的压抑。

100年前英国是世界工厂，伦敦被煤烟熏成“雾都”；50年前日本成为世界工厂，重金属污染造成的“水俣病”全球闻名，东京横滨一带的重工业区几乎是“毒瓦斯”的天下。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新华社《参考消息》上转载过一张外电照片：一对衣装入时的年轻人牵手逛街，每人戴一套防化兵的面具。直到现在都无法想象隔着小玻璃窗守望“猪鼻拱”的奇妙感觉——情人眼里还能出西施吗？30年前是韩国，20年前是中国，最近几年墨西哥、印度也加入进来。身为世界工厂，就无法不为全球人民承担这种负的经济外在性：产品运出国外，垃圾留给自己，日后治疗疾病和清理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将成百倍超过出口换汇。

据统计，2013年1月份北京有25天陷在雾霾之中，很多人出门一天回来咳嗽一个星期，“京咳”一度成为流行词。大小口罩卖到断货，亲友见面奉上一只能换滤芯的防PM2.5专用口罩，简直是雪中送炭。这样的雾霾天从南到北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东部平原，能见度太差时高速公路时常要封闭。著名呼吸疾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明确提出警告：雾霾将导致肺癌发病率上升。

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是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政府管理之失，抑或国民“道德血液”不足？市场失灵这么严重，该由谁来负责？请问读者，你希望是继续过今天这样的生活，还是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然有些人会说，我们不希望回到从前，因为今天生活水平高。可是，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行吗？

遇到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和药品污染这些负外在性，多数都找不到具体肇事者埋单，好像大家全成了苦主。可大家同时也都是事主：你家做饭吧？开空调吧？洗澡冲厕所吧？倒垃圾吧？交通废气是不是也有你的一份贡献？真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容易吗？

除此之外，市场失灵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让大家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的社会管理特别差。

年幼的时候住在胡同里，每天都有人主动出来打扫卫生。街道干净到什么程度呢？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天太热就把凉席拿到街上一铺，倒头便睡。现在还有几个人晚上敢在街上睡的？

北京虽然是中国的首都，号称“首善之区”，可是在城区有好多胡同你只要进去多拐几个弯，就跟农村的景致没啥两样了：环境卫生太差了。你在胡同里照张相，再到农村照张相，一般人肯定分不出哪儿是北京、哪儿是郊县。再到旅游景点一看，风光虽美，垃圾遍地，让人很不舒服。市场失灵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市场失灵还表现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一个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公共物品，仅靠民间的力量是无法满足的。我们需要国防吗？需要司法吗？需要治安吗？需要公交车吗？需要救济吗？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国家或行政力量来提供。

公共物品的公共属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它的时候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和排他关系。也就是说，你消费公共物品时不必另外付钱，因为有人为你先付了，但你要想不让别人消费也非常难。

比如，2008年北京承办奥运会要求净化空气，就让城里的建筑工地暂时停工，周边的工厂停产放假。天空果然变蓝了，空气质量也好了，北京市政府为此花了很多钱。可是你能因为外地和外国来宾没给北京市缴税，就把人家的嘴堵上不让喘气？空气属于公共资源，政府出资净化空气，就提供了公共物品，大家都能免费享用。道路通畅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如果政府无力出资修免费通行的路，它可以集资修收费通行的路，就是不能让大家出门无路。

在社会保障的提供方面，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刚刚起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尚在试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还很有限，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政府一时没有那么大财力去还几十年积欠的历史旧账。

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的公共需求正处于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现行的政府运行模式与这一趋势不相适应，正在努力改进当中。社会发展具有公共物品、自然垄断和外部经济等特征，因而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的。要保持公共物品的普遍性和公平性，政府必须要依法介入。减少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于1912年提出的一个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比值，取值范围在零与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贫富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行标准，0.4是公认警戒线，基尼系数在0.4以上就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6，明显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已经排在世界前列，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鲜明特色：一是收入差距扩张幅度过大、速度过快，仅用20年时间，便从一个平均主义最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极为悬殊、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目前我国城市基尼系数为0.34，农村为0.37，各自的差距并不算大，但综合到一起却达到0.46，这说明城乡差距是中国基尼系数过大的最主要原因。

合理范围内的收入差距能够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就会丧失对要素所有者（特别是劳动力所有者）有效供给的强有力的激励。如果说在过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心理环境中，平均主义是相当一部分公众可以接受的，而在长期习惯于收入均等而反感收入差距的心理惯性的作用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必加重人们的不公平感，从而挫伤个人的劳动积极性。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和不透明的现状已经导致公众的普遍不满，成为制造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即使这种状况并不直接触发社会振荡，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观认定很容易产生“无名业火”，引导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上。这种负面情绪会大大增加不同社会阶层与政府不合作甚至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无端耗费宝贵的行政和经济资源。

因此，无论是从推动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公众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毕竟，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很难让人信服它是公平的社会。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主因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止体现在个体之间，还体现在城乡、地域、行业等诸多方面。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3 979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6 977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正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大大滞后于城市，才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各成体系，形成相互背离的城乡二元体系。

从地域差异来说，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行中，位于前三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突破3万元，比排在最后三位的青海、新疆和甘肃多出一倍多。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在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快，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速度都与东部地区产生了较大差距，两个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弱化，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各成一体，形成差距过大的区域化二元体系。

行业间收入差距非常明显，也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收入水平最高的行业，2007年以前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007年以后是金融业，而农林牧副渔业一直都最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金融业属于服务行业，对于从业者的专业性要求更高，从业人员大体上都是高学历，因此能得到更高的补偿性工资，并且这些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农林牧副渔业对从业者学历要求不高，并且我国低端劳动力供给量很大，加上行业的低增加值，工资水平自然也低。以2011年的数据来说，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超过8万元，而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的人均收入不足2万元。

但是，收入的行业差距的确存在着相当不合理成分。电信、电力、烟草、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向来为人所诟病。银行业更是受到严格的保护，凭政策坐吃利差，被讥为“躺着都挣钱”。

改革开放这30多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受益者，这是一个人们收入水平、生活品质稳步提高的过程。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重要转折时期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人均GDP达到1 000~3 000美元的阶段产生的，带有鲜明的经济和制度的阶段性特征。

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启市场化改革，相反，却是改革的滞后，强大的行政力量一直主宰市场与民争利，却推卸自己本应尽到的职责。把竞争引入垄断部门和企业，就会稀释垄断收益，降低这些部门和企业员工的收入，有利于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合理的市场化意味着剥夺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垄断，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能。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正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举措

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人在积累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为什么贫富悬殊现象愈演愈烈？而且是富人超富、穷人极贫呢？

缩小贫富差距是每个政府的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西欧、北欧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人们形容其社会收入结构呈“橄榄形”分布：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富人少、穷人也少，中间“鼓出来”的是心满意足的中产阶级，像一颗橄榄。而人们形容中国社会收入结构呈“哑铃形”分布：两头粗，就是富人财富多、穷人数量多，中间细的是惶恐不安的中产阶层，像个哑铃。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政府必须制止收入分配不公，尽快缩小贫富差距，以减小两头、做大中间，让富人能发展，穷人有饭吃。

到了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人力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富人的日子过得不错，穷人也能活得有尊严，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很多补助。比如德国，为鼓励每个家庭多生孩子，生一个孩子政府提供奶粉钱，生两个孩子政府给更多的补助，等到生第三个孩子时政府就替你把房贷利息付了。再比如加拿大，你失业在家政府给你补助；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政府提供学费，医疗全民免费。因为人人平等，所以穷人也不用着急，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受完高等教育就能回报社会。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形成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橄榄形社会，首先是因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抹平了暴利行业，其次是健全的工会组织增强了劳动者的权力地位，最重要的是社会各方利益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执法透明，个人很难靠暗箱操作侵吞不属于自己的资产，获得不法收入。这样，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从起点上就比权力–资本垄断体制下的分配要相对公平。而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税收起到非常重要的“均贫富”杠杆作用，就是按照累进原则从富人身上课征高额所得税，很多人要缴纳毛收入的45%以上，少数富人的钞票确实敌不过众多穷人的选票。政府用税款提供公共物品，补贴低收入家庭，使社会进一步公平。西方社会还存在发达的民间公益组织，他们依靠个人或团体的自发捐助来扶危济困、拾遗补缺，也起到了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作用。

我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80后”和“90后”两代人最需要工作、最需要住房，他们要结婚，要抚养孩子，要赡养父母。如果政府在他们人生最困难的职业起步阶段不拉上一把，反而拿他们当用过就扔的苦力，放任他们失业、失婚、流浪，让他们租不起房、养不起家、生不起病、养不起儿，成为社会边缘人，而一有风吹草动，这些“要钱没有，要命倒有一条”的光棍群体最可能出大问题。所以，政府从现在开始就要未雨绸缪，务必把工作做到实处，不能让穷人因绝望去铤而走险。

政府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公正合理地运用税收杠杆，绝不让一部分人总能逍遥法外，尤其不可放过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对那些不断挑战公众“炫富”的人，先要依法清查他们“主动申报”的财产是否来源合法，是否照章纳税，如有触犯刑律情节，检察官就要提起公诉，让他们到法庭上面对公众讲清楚。只有法律才能根治这种怪病，而且成本特低，“公断”的疗效就是要比“私了”彻底，还不会复发。

政府也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目标，加大向贫困地区输送公共物品的力度，逐步缩小地域差距。等全国人民都幸福了，中国才幸福。

政府更要放开市场，规范竞争，创造条件让每一个人和每一家企业都能公平参与，而且心情舒畅。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会提这个问题：“你们是公平竞争的产物吗？”他们说：“是啊，我们是考进来的！”我又问：“没钱你们能上吗？”他们不作声了。你想，全国聪明人有的是，没钱能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吗？数十万元学费是每个家庭都掏得起的吗？这可不是政府出面就能摆平的。既然在起点上一时还做不到公平，要求过程透明总可以吧？尽量保证规则和竞赛的公平，让比赛更好看耐看，让场内场外心服口服，这是政府应该去做而且也能做到的。

缩小贫富悬殊、保证公平竞争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避免政府越位与缺位呢？请看下一章：转职能。

第四章 转职能

政府是干什么用的？政府就是大家推举出来为我们处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构，150年前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1863）中将它的性质表述得再明确不过——“民有、民治、民享”（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现代政府的权力无疑来自人民，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从世界历史看，几乎每个市镇都先有市场，后有政府，这在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更方便我们观察和分析。

看过《关山飞渡》（1939）和《正午》（1952）这类美国经典西部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平淡无奇的小镇，一群来历不明的散户，一伙打家劫舍的悍匪，还有一名除暴安良的警长。街角通常会有一座小教堂、一家小银行、一口水井、一个小酒馆、一所小警察署，不远处是小火车站的木板房。镇上牧师是业余的，平时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大家有事才会找他；银行从来不营业，像是专给劫匪预备的；镇长是个没啥油水、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真到要命关头从不见他出头；警长是各家凑钱雇的快枪手，搭档是他自己选的，武器也是自己买的，他要敢贪赃枉法当缩头乌龟，会立刻被摘牌扫地出门；医生要翻山越岭巡回出诊，因为本镇男女老少身强力壮，他家门可罗雀；大家平日骑马出行，凡是带着一家老小的就会花钱去坐6匹马拉的长途驿车或者蒸汽火车；站长一人既是养路工、扳道工、信号工、上水工、搬运工、售票员，还兼任邮局局长，贴邮票、盖邮戳、打电报都是他分内的事；车上配备武装警卫，路上有骑兵队巡逻，保护旅途安全；镇上发生的小案由警长裁断，他办公桌后面就是拘人的铁栅栏；大案要上县里、州里请律师，去找法官和陪审团判决；一般纠纷通常是叫几个人带上枪去小酒馆里私了。这就是原始的小政府模式写照，你看他们的公共物品有多粗糙、多廉价？真要是贵得离谱，那百十口居民非得集体搬家不可。

而在250年前欧洲君主制盛行时代，亚当·斯密对政府的定义和职能规定更加简陋。他在《国富论》（1776）第五篇第一章第二节“论司法经费”中形容，只有在治安官的保护下，有产者夜里才能踏实睡上一觉（It is only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he owner of that valuable property ... can sleep a single night in security）。换句话说，政府只履行“守夜人”的职责，它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不受非法侵害。与警察相比，“守夜人”是十分消极的角色：他的职权有限，只能上街查坏人，不得入户掀床板，不出大事谁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真有事他才报警喊醒大家。如一夜平安，等鸡叫过三遍他就回去睡觉，不会挡你出门的路。他才是“我为人民管治安，不为治安管人民”的典型。当时整个世界经济都不发达，英国社会结构也十分简单，皇家造币厂运进运出的全是真金白银，从国王到领主谁也没办法印纸币去换百姓的东西，他们手头吃紧了也得放下身段向别人去借。因为大家都不宽裕，雇个“守夜人”还心疼呢，小户人家怎么养得起“大政府”？所谓“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实属无奈之举。

中国20世纪以前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可以用“大政权、小政府”来形容。从朝廷到州府虽然十分强大，但皇权到县为止，广大乡镇基本靠缙绅治理。这些有功名的读书人凭借家族传统威望和势力维持地方，包办赋税，管理宗祠，调解纠纷，修桥补路，寺院也会做些扶危济困的善事。不出命案，百姓一般也不敢麻烦官府，方圆百里就县太爷一个，他没精力去管那些琐事。

但是，这套无为而治的田园管理模式一进城都不灵了。随着产业革命的演进，城市人口爆炸，社会功能越来越复杂多变，原有公共物品远远不够用了，人们要求政府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也跟着迅速膨胀起来。随着铁路、轮船、飞机和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的发展，每个城市都和世界联系起来。在20世纪初金本位制消亡后，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开始急剧膨胀，大政府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初罗斯福实施反危机的“新政”之后悄然成型，到60年代后又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发展为全球化的主流。

政府的大与小是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不是哪个人拍脑袋灵机一动的决策。在金属货币流通时代，交通不便、物流不畅、信息不灵，征税成本高昂。因为“财不露白”，没人肯把真金白银撂在银行里，所以你还没办法从他的银行账户上划款。他本人见到你也一脸无辜，必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掘地三尺也不一定能挖出现银，多半只能抓鸡牵羊去充数，那多让人恨？难怪英国税吏或是法国包税人下乡，每回总要大队人马前呼后拥，样子真和“鬼子进村”差不多，征税几乎是明抢。要是谁不留神落了单被“罗宾汉”们捉去，暴打一顿还算轻的，连他们主子出门被劫也不算新鲜。当时的人们都是靠天吃饭，田里就收那么些物产，你闹腾出这么大动静才搜刮了这么点东西，可能还不够养活收税人呢！所以，我们说小政府对应的是农耕社会，大政府对应的是工业社会，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信息社会，政府职能必定要顺应时代去转变，它必然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管制型政府，而是更加灵巧的专业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要向哪里转变

政府的传统职能是行政管理，就是受公众委托，依法治理国家，兴利除弊。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制止市场失灵，减少负外在性、补足公共物品、调节收入差距。减少负外在性

上一章已讲过市场失灵导致负外在性的诸种表现，还专门探讨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政府首先是公众生命利益的捍卫者，必须做到依法行政，减少负外在性。

凡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行业企业，如食品、药品、医疗保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都应纳入重点监管范围，一经发现造假等违法行为，政府要坚决出手予以重罚，还要提起公诉，依法惩治那些违法者，让他们赔偿公众损失，并终生禁业。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也是当务之急，中国水污染现状之严重，莫说子孙后代，恐怕连当代人都深受其害，这方面的媒体报道俯拾皆是。比如30年前引滦入津工程让天津市民喝上了放心水，然而现在水质却越来越差，据说沿线大量尾矿砂、垃圾杂物入河，水中还大规模养鱼放鸭，天津的1 300万名市民睡不着了。这事还没完，“南水北调”工程又起风波，媒体爆料丹江口水源地有向“化粪池”发展趋势，轮到北京的1 800万名市民血压升高了。这样关乎生存的严重问题如不及时解决，政府建的惠民工程岂不要变成害民工程了？制造并放任环境污染，是对公众犯罪。对那些害群之马，为什么不能套上法律的笼头？对那些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的地方官员，为什么不能问责呢？

对危害公众安全、损害公众利益的不良行为，如破坏治安、交通违章、欺行霸市、造假售假要严格执法，为大家营造一个安全、文明的生活环境。例如2012年我国修订交通法规，酒后驾车入刑，酒精浓度超标者一律拘留15天，这既保护了行人也保护了司机的安全，更有助于社会风气好转。补足公共物品

政府既然从大家手上征来税款，就要用它为公众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和满意的服务。有些公共物品依靠民间力量确实能解决一部分，比如文教卫生，但大部分需要政府甚至只能由政府提供，比如警察。凡是民间力量做不成或者做不下去的事，就需要政府出面去做。

先说义务教育。在我国边远地区，像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江西等地，为什么那里的教育资源匮乏，还要社会捐资建希望小学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拨款问题。自从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以来，国税地税各收各的，财政支出上中央不管地方。《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全国统一，教育支出则归地方政府负担。这样，富裕地区财政收入多，教育经费充足，办学条件好，所以很多学生考入名牌大学；而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教育经费难落实，办学条件差，学生想考进名牌大学很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的高考考场都装有空调，这是贫困地区能比吗？还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高校都在大城市，留给本市考生的录取名额多，留给边远地区的名额就少，国民待遇两样，对学生当然不公平。

9年制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提供的公共服务，教学条件、师生待遇就应当全国统一，经费缺口应由中央政府最后补足，而不该推给地方政府负担。一个中国人，无论生在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无论生在穷人还是富人家庭，都有权利享受全国无差别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政府的责任，是必须做到的事情。教育资源多向贫困地区倾斜，才会有优秀教师愿意到边远地区执教。教育歧视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在一个文明国家，基础教育必须做到起点上的公平。

再说公共设施。比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出行十分方便，乘车有公交、地铁，驾车有四通八达的路网，还有直通全国的高铁枢纽和直航全球的空港。北京地铁无论坐多远、转乘几次只收2元，市内有些公交车刷卡全程只收0.4元相当于免费，出租车昼夜行驶，公用自行车自助租赁，如果到了小城市或者乡镇还有这么便利吗？这也是人们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移民国外的原因，那里公共物品充足，出国办签证都方便。当今中国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共物品的多寡，所以，向二三线城市和乡镇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缩小国民待遇差别，是政府今后的重要职责。改变政绩观，避免缺位与越位

市场失灵可以由政府和民间组织补救，而政府的重大决策失误却很难靠自身力量及时纠错，还会给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越位主要表现为官员不作为和乱作为上面。动员行政力量一哄而上搞所谓“制度创新”，等于怂恿权力越位，倒逼官员为了短期政绩目标而不择手段去违法行政，同时也制造出更多的社会盲点。政府越位

最主要表现为垄断寻租和与民争利。

中国有数千年帝王“家天下”的历史，有“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为特征的专制文化，“官山海”以垄断山泽之利是悠久的传统。太史公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劝谏官府应顺势而为，不与小民争利。但历朝历代的帝王、官僚们就是克制不住一己私欲，无所不用其极，才留下中国王朝更替的“二十四史”。

我国目前存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混合型所有制结构，国家控股企业里也有大量民间和境外资本掺入。民企说，我们遭遇不公平待遇，国有银行不贷款给我们；国企说，我们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社会把责任都推给我们，经济形势不好我们也不能裁员；外企说，我们在中国也不容易，中国政府给我们设置太多障碍。由此看来，大家都不满意。既然各类企业全部按统一税率给中国纳税，基本员工又都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再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差异化对待，显然是不公平的。

政府的职能是依法监管好市场，不该进入竞争性行业经商办企业营利，民营企业谁惹得起财大气粗的国企和央企？政府替它们攥着资源，为它们摆平对手，帮它们并购企业，你要别人怎么办？人家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那些“巨无霸”们兴风作浪一旦犯了众怒，还不是政府“顶雷”？

政府越位吃力不讨好：第一，无所不包，监管乏力。政府管央企、管国企、管事业单位，它盯得过来吗？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吧？第二，设槛寻租，滋生腐败。政出多门、层层审批，企业为一个项目要跑上几年，少不得暗箱操作。第三，放纵恶行，危害公众。许多无良企业或个人打着政府旗号逃避监管，公然制售假冒伪劣，破坏环境却长期逍遥法外。第四，社会管理难度太大，政治代价和经济成本都高到难以忍受，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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