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 宇泽弘文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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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通资本（日本理论经济学之父经典著作，深究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探讨富足社会的实现之路）试读：
前 言
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对立和抗衡曾威胁世界和平，也造成了诸多悲惨的现实。20 世纪末同 19 世纪末一样，是一个充满混乱且令人迷茫的时代。为了超越混乱和迷茫，在我们展望崭新的 21 世纪之时，制度主义的概念将会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
制度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它让所有的人都享有作为人应得的尊重，使人们拥有自己的尊严和灵魂，进而实现一种近乎理想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使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作为公民应该享受的所有权利。制度主义最初是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 19 世纪末提出的，经过 100 多年的岁月，至今仍能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社会共通资本正是制度主义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 21 世纪的象征。
社会共通资本可以视为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结构能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公民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能够让他们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并且能够持续、稳定地维持一个充满人性魅力的社会。
社会共通资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范畴，即自然环境、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资本。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森林、河流、水、土壤等。社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设施、上下水管道、电力及燃气等。制度资本则包括教育、医疗、司法、金融等方面的制度。社会共通资本广泛并且大量地存在于城市和农村，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共通资本具体由哪些要素组成？社会共通资本应该如何管理运营？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利用社会共通资本并对其服务进行分配？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
本书首先介绍社会共通资本的概念及其作用和影响，论述它在经济史上的定位。然后，本书针对构成社会共通资本的诸要素，即自然环境、农村、城市、教育、医疗、金融等逐项进行实例分析，目的在于明确各个要素的社会、经济作用。同时，本书还将探讨在利用社会共通资本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满足的制度条件。
希望本书能够对日本超越当前所面临的世纪末的混乱和闭塞、展望 21 世纪有所贡献，这也是我作为作者的至高荣幸。宇泽弘文2000 年 8 月
序 富足社会
何谓富足社会？所谓富足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人人都能在其中充分发挥先天和后天的禀赋及能力，参与社会分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并在实现自身理想和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回报，拥有幸福而稳定的家庭，尽可能地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度过高文化水准的一生。它必须满足以下各项基本条件：（1）能够稳定、持续地维持美好、富足的自然环境；（2）能够给人们提供整洁的居住环境，以及舒适生活的文化环境；（3）能够建立良好的学校教育制度，让所有的孩子都发挥自身多样化的禀赋和能力，成长为均衡发展的社会有用之才；（4）身患疾病和受到伤害的人能够随时接受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5）拥有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各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更加高效、均衡，从而实现上述各项目标。
我想再次重申富足社会的特征，简单来说可以概括如下：每个人都能够从事实现自身理想和抱负的职业，能够在达成自身理想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得到相应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回报，能够拥有幸福而安定的家庭，能够平安度过高文化水准的一生。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和灵魂的独立性都会受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承认。从这些特征来看，富足社会可以说是实现了自由主义最初理想的社会。
那么，能够实现富足社会的经济体制具有哪些特征？为了建立这样的经济体制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通过以社会共通资本为中心的制度主义来决定这种理想经济体制的特征。社会共通资本
就像前言中提到的，社会共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能够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让他们的优秀文化得到发扬和传承，还能够持续、稳定地维持一个充满人性魅力的社会。社会共通资本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让人的尊严和灵魂的独立性得到保护和尊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社会共通资本由私人所有或者由允许私人管理的稀缺资源构成，也仍然要视作是全社会共有的财产，并遵循社会性标准来管理和运用。从字面意义上看，社会共通资本与私有资本乃至稀缺资源是相对立的，但是社会共通资本的具体内容并不能够依照某种先验或者逻辑标准来决定，而要根据每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并遵循一定的政治程序来决定。
换句话说，社会共通资本为确保分权的市场经济制度顺利运行以及社会实际收入稳定分配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它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提倡的制度主义的具体体现。凡勃伦的制度主义来源于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社会共通资本绝对不能作为国家统治机构的一部分接受官僚式管理，也不能作为逐利目标而受制于市场条件。社会共通资本的各个部门，必须由各行业的专家基于专业知识、遵循职业规范来管理和维护。
社会共通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然环境、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制度资本。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水、森林、河流、湖泊、沼泽、海洋、沿海湿地以及土壤等。社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设施、上下水管道、电力、燃气等，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通常过于侧重土木工程学的角度，因此我决定还是使用社会基础设施这个名称。制度资本则是将教育、医疗、金融、司法、行政等制度作为广义上的资本来考虑。
当然，上述对社会共通资本的分类并不是绝对全面和不可更改的。这样分类只是为了便于对社会共通资本的内容进行具体说明。自然环境和社会基础设施已经广为人知，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释，但是制度资本的概念尚未得到普遍传播。制度资本对于探讨社会共通资本的功能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书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说明。
制度资本中的教育和医疗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在于尽力培养和挖掘每个孩子先天和后天的能力和资质，帮助他们成长为富有个性的社会个体。另一方面，医疗是指依靠医学知识，诊断治疗那些因为疾病或受伤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教育和医疗都着眼于保护每个公民的尊严，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公民自由，是保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要素。可见，教育和医疗对维系人们的生活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们既不应受到市场的支配，也不能接受官僚式管理。日本的“世纪末”
正如日语里“世纪末”这个词所表现的含义一样，现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世纪末”一词一般是指 19 世纪末期。19 世纪末，以欧洲为中心，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经济混乱，对当时的学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同地壳运动，波及范围甚广，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 世纪末，同样发生了规模宏大的政治经济变革，规模与 19 世纪末的动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 世纪末出现的混乱和迷茫在日本表现得尤其严重，影响范围也非常广泛，给日本的社会、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变化，致使日本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可以称作“世纪末断层”。其中，最能体现日本此次世纪末式的混乱和迷茫的，就是学校教育。
被卷入阴险残忍的欺凌事件的身心受损的孩子、混乱不堪的教室、拒绝上学的学生、涉及青少年的频发的恶性犯罪，这些令人悲伤的内容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可以想见，日本的学校教育已经何等异常。但是，这些问题反映的只不过是日本学校教育的表征，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会发现还有很多更严重、更棘手的问题，如同癌症晚期患者，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全身各个器官。这也是现行大学升学考试制度的矛盾之处，一再使学生陷入残酷又不可理喻的应试深渊。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认清学校教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共通资本，反而在学校教育中毫无批判地引入市场原理，让学生们彼此肆意竞争。日本学校教育的畸形发展还表现为以立法的方式强制推广升国旗唱国歌的活动，恢复天皇二战前颁布的教育勅语中所传达的精神，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企图按照官僚的标准来管理教育。可以说，正是这些做法，使日本近代教育体制产生了本段开头的悲惨现状。教育制度本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共通资本，却受到官僚式管理，或者被简单粗暴地待之以反社会的错误思想。如今日本学校教育面临的荒芜景象都是源自于此。
放眼全球， 20 世纪末最具象征性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以全球性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为代表。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可谓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可以断言，在 21 世纪，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还将持续扩大，遗患无穷。空气本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的 100 年里，却不断遭到人类大肆破坏，由此产生了气候变暖问题。以空气为代表的自然资源，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共通资本，但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却被定义为没有定价、也没有所有权的商品。人们随意且毫无节制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幸免于污染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可见，20 世纪出现的这些世纪末式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这整一个世纪中，都没能切实有效地管理和维护好各自拥有的各种社会共通资本。如今，我们要跨越 20 世纪末的混乱，探索 21 世纪崭新的可能性，社会共通资本的问题也就成为我们必将面临的重要命题。
本书首先介绍社会共通资本的概念与概念起源，以及社会共通资本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具有的功能、发挥的作用等。然后，针对日本的情况，就自然环境、城市、农村、教育、医疗、金融等这些社会共通资本的核心领域，围绕具体事例展开说明。最后还将从人类如何管理和维护社会共通资本的视角，深入探讨全球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与全球环境相关的问题。此外，虽然未做系统论述，本书还将探讨要实现以理想的形态来管理和维护社会共通资本，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需要满足哪些制度前提。第 1 章社会共通资本的概念01 社会共通资本20 世纪的“世纪末”
1986 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股潮流最终引发了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代表的东欧剧变，并最终促使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走向统一。1991 年 8 月，苏联保守派的军事政变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瓦解。接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分崩离析，继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崩溃，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以越南战争为诱因，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断深化，1992 年 4 月爆发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乱“洛杉矶暴动”，更是这一矛盾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间迅速升级、日甚一日。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维埃俄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将世界一分为二，各自主导着统治之下的世界秩序。到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却相继出现体制崩溃，陷入衰退阶段。对于我们来说，这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世纪末出现的这种混乱和迷茫，已经超越政治维度，它触动了思想、文化乃至人类生存方式的根基。如果我们回避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也就无法展望未来。“世纪末”的前奏
从 1917 年俄国革命，到 1922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式建立，一种基于经济学理论及思想的设想变为现实的政治体制，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有很多人曾为此送上衷心的祝福，对它的未来寄予厚望。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也纷纷迎来独立，其中就有很多国家以社会主义为理念，开启了建国大业。当时，我们也曾满心欢喜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此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都尽如人意。尤其是为了将东欧各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诉诸暴力和强权，在后世招致了强烈的批判和反感。而且，苏联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曾充斥着专制和暴力的强制手段，牺牲无数。随着这些专制和暴力陆续为世人所知，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及理论前提愈发感到怀疑，从最初的支持转而对它的存在方式持否定的态度。
同样的暴力也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近乎种族灭绝的行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伤亡。世界上有很多人曾经或多或少对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体系抱有信赖和好感。但是，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惨无人道的行径，把这些信赖和好感消磨殆尽，也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衰退进程。这一切都证明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在思想及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有体制概念，探索一种新的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这种新型的经济学思想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可以看到，更加追求人性化的、和谐的经济及社会新思潮已经开始萌发。
然而纵观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末，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足迹却与这股新潮流背道而驰。特别是在里根执政期间，强制推行的许多政策和制度改革都带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这些政策和改革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变得更加不稳定，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992 年爆发的“洛杉矶暴动”正是里根政策的必然结果。
里根政策体现的正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哲学。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涌现，导致保守、反动色彩浓厚的经济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大行其道。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里根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凸显，上述各种经济理论的影响力才开始逐渐消退。但是，要超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哲学的局限，构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框架并非易事。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仍在持续。此时，一份文件的出现对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布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Encyclical Novarum）。两道《新事》通谕
1891 年，当时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了题为“Rerum Novarum”（新事）的通谕，也就是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事》通谕。 “Rerum Novarum”一般译为“新事物”，有时也译为“革命”。在这份通谕中，利奥十三世认为，19 世纪末，以欧洲为中心，全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弊害和社会主义的幻想”（abuses of capitalism and illusions of socialism）。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大肆压迫劳动者，大多数劳动者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与社会正义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许多人抱着幻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样的悲惨情形会一扫而空，社会和生活将处处充满和谐和正义。利奥十三世在《新事》通谕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新事》通谕发布 100 周年之际，约翰·保罗二世于 1991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新版的《新事》通谕，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弊害和资本主义的幻想”这一极富预见性的核心议题。
1917 年，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世界上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后 70 余年间，又有多个采用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陆续诞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内部矛盾，造成了无数人的牺牲，也导致社会、文化以及自然遭到巨大的破坏。以波兰、民主德国为首，东欧诸国陆续脱离苏联的控制和压迫，东欧的社会主义随之解体，人们选择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踏上了通往资本主义之路。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框架，人类最理想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罗马教皇提出的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谦虚、诚实地对待。
新版《新事》通谕问世后仅三个月，在 1991 年 8 月，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崩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约翰·保罗二世的新版《新事》通谕关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当时的经济理论无法想象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描绘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现实世界面临的情形恰恰相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诸国面临的是如何才能从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体制转换，真的能够建立稳定、和谐的经济体制吗？这是约翰·保罗二世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因为，无论是分权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集权制的计划经济制度，都有自身深刻的内部矛盾。
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制度总是表现为明显的国家权力的扩大，而且这种权力往往不受约束。在此背景下，公民往往只享有最低的权利，一些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也受到极大限制。过去 70 年来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表明，带有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的计划经济自不必说，即使带有相当多分权色彩的计划经济，也都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这部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技术性缺陷，更本质的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每个个体的内在动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追求的生活品质不能得到实现，大多数人的梦想和激情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
但是，分权的市场经济在运行中也充满了矛盾。虽然推行了诸如累进税制等促进平等的政策，仍然没能抑制实际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趋势。市场价格和供需条件的剧烈变动，让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提出的“生产伦理”（instinct of workmanship）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经济中体现。人们在追求更大利润的心理支配下，肆意地突破来自伦理、社会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极端地推动整个社会向非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投机性动机支配生产性动机的倾向也变得更为常见，各种社会性、伦理性的制约形同虚设。制度主义与社会共通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坚持职业操守，同时还能够实现稳定、和谐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制度具有什么特点，具备哪些制度上和经济上的特征。托斯丹·凡勃伦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构想正好能够最确切地反映出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我们需要的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从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原理中按照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由每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伦理、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条件相互交织汇集出来的。制度主义的经济制度会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社会意识的变革随时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为，生产和劳动的关系决定了伦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诸多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追求的则是脱离伦理、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独立存在的理想经济制度。制度主义的经济制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同时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立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仅仅基于逻辑一致性对经济制度进行的改革，必然会与人类追求多样性的根本倾向相矛盾。亚当·斯密认为，最理想的经济制度是通过民主主义的进程，在经济、政治条件得到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对制度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也正是基于亚当·斯密的这些主张。
制度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取决于社会共通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以及管理各类社会共通资本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方式。
为了说明制度主义的基本属性，本章首先介绍整体情况。对于其各组成部分情况，将在后文各章详细介绍。
在制度主义的背景下，制约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稀缺资源被分为社会共通资本和私有资本两大类。社会共通资本不同于私有资本，并不由各经济主体根据私有观点来管理和运营，而是作为社会全体的共有资产，需要进行社会性的管理和运营。即使曾经属于私有或者以私营方式管理的社会共通资本，也要作为全社会共有的财产，按照社会性标准进行管理和运营。
某种特定的稀缺资源被归为社会共通资本，按照社会标准而非市场标准分配其提供的服务，这里的社会标准应该依据什么思想来确定呢？我们不能单纯地依据经济及技术条件来决定，而应该让这一标准具有卓越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要根据该社会共通资本提供的服务在满足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来决定。
社会共通资本不仅包括土地、空气、土壤、水、森林、河流以及海洋等自然环境，还包括诸如道路、上下水管道、公共交通系统、电力、通信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金融、司法、行政机关等制度资本。
纵观整体，社会共通资本在广义上意味着环境。在社会共通资本的网络中，各个经济主体可以自由活动、从事生产。社会共通资本的构成方式也影响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效果及其发挥的作用。社会共通资本的管理和运营
管理社会共通资本的时候，有一点极为重要，社会共通资本必须基于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专业见解，遵照职业规则进行管理和运营。社会共通资本绝不能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或者规则来管理和运营，也不能遵循市场标准。这是考虑社会共通资本问题时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社会共通资本在管理和运用上要基于信托（fiduciary）原则进行信托管理。
社会共通资本对社会来说极为“宝贵”，因为由它产生的服务在满足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管如此“宝贵”的资产，已经超出单纯的委托行为，而具有了信托的性质。受托管理社会共通资本的机构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基于专业的知识做出行动，谨守职业规范，并对全体公民直接负有管理责任。
政府的经济职能就包括监督各类社会共通资本是否按照信托原则妥善管理和运营，以及如何保持社会共通资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在制度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不是作为国家统治机构，而是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确保所有的国民，不论其收入多少、居于何地，都能够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
每年为组织运营各种社会共通资本投入的资源数量，决定了政务财政支出的规模；为建设社会共通资本投入的稀缺资源数量，决定了政府固定资本的大小。这意味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共通资本的性质，以及对社会共通资本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体现了广义上的政府或公共部门的职能。02 公民权利与经济学设想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不言自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市场机制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都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通过市场相互交换。因此，资本主义如何发挥作用、存在怎样的问题，都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
关于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提到一个制度性前提，即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需的稀缺资源原则上都属于私有，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流通。从土地、房屋、工厂、机器设备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到住宅及耐用消费品等，大多也都是实行私有制。也就是说，使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也是私有性质，分属于各个经济主体，这种私有性是不同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各自追求利润的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各个生产主体要选择最适合的生产计划，按照生产计划雇佣劳动、采购相应的生产要素，最终向市场供应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各个消费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最大效用，制订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计划，同时向市场供应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或稀缺资源。构成市场经济的各经济主体做出彼此相反的行为，但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换过程，这些反向的行为又得到调整。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做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所有的生产要素、商品和服务都达到需求和供给的完全一致。市场均衡通过各经济主体的合理行为以及市场的价格机制得以实现，而不是凭借政府或第三方机构的强制措施，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特征。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也由市场机制决定。各经济主体能获得多少经济报酬，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稀缺程度。拥有的生产要素稀缺性越高，其市场价格也就越高，经济主体的收入也就会更丰厚。相反，如果经济主体仅有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稀缺性很低，那么获得的收入将会很微薄。极端情况下，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为零，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主体的收入也将为零。失业就是这种情况，劳动者的劳动在市场上的价格为零，相应地，劳动者也就无法获得收入。在市场经济制度中，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给收入极低、连生存都无法保障的劳动者在收入上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将会损害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分配的效率。
由此可见，以生产要素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资源分配，却无法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特别是在以私有财产世代相传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机制主导的资源分配必将带来不公平和不平等。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当前，考虑到后代人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只会扩大。因为，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生存和生活必需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能够留给下一代的财产也就越多，下一代的收入也就变得更多。
市场经济制度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不平等问题，随着代际积累日益凸显。这种现象很早就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从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初，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很多国家因此引入累进税制和遗产税等，想要用这些措施来防止收入分配不平等继续扩大。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问题，人们也渐渐发现，仅仅凭借收入再分配政策是无法解决的。经济理论与公民权利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学试图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分配机制。19 世纪 70 年代，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以及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引领了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过于着眼于资源分配的效率，忽视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才是最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追求公民自由的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公民自由包括公民居住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有效实现公民自由。市场中的交易活动是各经济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强制推行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还认为，如果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高效的资源分配。但是在分配的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考虑分配不公的问题，并认为政府的核心作用是保证私有制，确保公平的完全竞争市场能够运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虚构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并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理论性和伦理性演绎。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三个理论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稀缺资源的私有制，我们已经在前文做了详细论述。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私有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假设。否定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就会自相矛盾、破绽百出。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个前提是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具有“可变”（malleable）乃至 “非摩擦”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随意地、无成本地、瞬间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比如，某一个产业使用的资本设备，根据价格、需求等市场条件的变化或其他因素的变化，可以改变用途，用于其他产业的生产，并且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费用和时间。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提倡的贸易自由化想要成立，生产要素的“可变性（非摩擦性）”（malleability）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个前提，是避而不谈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前面讲过，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无视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像这样仅以效率为标准考虑资源分配机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我想再次强调，忽视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偏离了经济学本应具有的社会问题意识。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这些前提假设，构建了纯粹意义上的虚构的市场经济制度，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和收入分配机制。但是，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接连进入经济衰退和萧条，失业和贫困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渐渐发现，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设想的理想状态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公民基本权利与经济学
与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发展，在自由权利思想之上，生存权思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自由权利思想强调公民享有居住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等；生存权思想则认为，公民不仅生来享有自由权利，还拥有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适当报酬而劳动的权利，以及获得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收入的基本权利。基于这样的思想，政府需要担负起不同于以往的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实行必要的经济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同时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保障公民的生存权。
进入 20 世纪，以自由权为主线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扩大。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生存权思想也日渐深入。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则是这种政治思想的转变最激烈的体现。
大萧条几乎在同一时间席卷了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规模和波及范围上还是在破坏程度上，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929 年 10 月，纽约股票市场的历史性大暴跌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到 1932 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 25%，如果只看工业部门的情况，失业率甚至已经突破 37%，远远超出正常水平。除此之外，有超过 1 万家金融机构在大萧条中倒闭，美国的金融制度几乎彻底崩溃。至此，宣称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稀缺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分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随之破灭。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说。1936 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能够带来充分就业的自律机制，非自愿性失业才是更“普遍”的状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就业状态只不过是极“特殊”的情况。凯恩斯还进一步论证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需要实行怎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此，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一般会对有效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可以通过适当地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变成怎样的政策措施才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正是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新发展。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过程的稳定性这两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必须构建一个替代的理论框架。
托斯丹·凡勃伦在 1904 年出版的《企业论》（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中提出了机械操作（machine process）的概念，凯恩斯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中开始使用体现现代化技术的机械。人们基于某种特定的功能和用途设计相应的机械，安装在特定的工厂，用于某种特定的生产工序。并且，某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会被用于另一个工厂的生产活动，第二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会被用于第三个工厂。像这样，各个工厂的生产密切相关。因此，机械一旦被制造出来并安置于某个工厂，再想转变用途或组装到其他生产工序里，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换句话说，大部分机械都具有极强的固定性，无法轻易改变用途。这也适用于包括劳动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因此，从机械操作的理论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稀缺资源的可变性并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这样一来，生产过程的固定性也随之提高，生产要素被配置于特定工厂的特定生产过程，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假设能够根据不同时期市场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与此相对，凯恩斯理论中的企业是一个有机组织，具有浓厚的实体性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征（identity）。企业作为实体性组织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凡勃伦在《企业论》中最先指出了这一点，凯恩斯在《通论》中考察了凡勃伦式企业，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对凡勃伦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固定投资，即固定生产要素的积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总体的固定资本形成，即投资总额，是决定经济活动的水平，即有效需求大小的基本因素。投资总额是决定有效需求或就业的核心因素。一般来说，并不能保证投资总额一定处于能够产生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的水平，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发生非自愿性失业，要么忍受物价的不稳定上涨，这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凯恩斯还在《通论》中进一步阐释了凡勃伦强调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在宏观经济上的含义，即金融资产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高效。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的流动性迅速提高，只需要少许的手续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买卖。于是，人们开始持有这些企业债券作为金融资产，以期获得资本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投机性动机居于支配地位，市场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的行为决定，不再反映这些负债的实际价值。于是形成了投机性经济。但是，这样的投机性泡沫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一旦现实与预期的差距超过一定的心理承受值，就会引发股价大暴跌。凯恩斯认为，1929 年 10 月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发生的金融恐慌，正是来自于这种投机性泡沫的破裂。
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恐慌终会对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引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减少，结果造成国民收入的下降，以及大规模非自愿性失业。国民收入的降低又会进一步诱发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减少，伴随着非自愿性失业，经济螺旋式恶化，陷入持续的慢性停滞。凯恩斯经济学明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下，大萧条是一种必然现象。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分配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这两大公理，把目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企业及其作用，并进一步阐明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含义。凯恩斯的理论可称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剖析。
然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条公理，稀缺资源的私有制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凯恩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则完全没有涉及。
在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上，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是：生存权一般应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加以保障。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收入低于维持最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应该通过直接的转移收入进行事后救济。这种做法，不是事先采取制度性或政策性的倾斜措施，降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减少到最低收入水平的概率，而是试图通过收入保障，救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最低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并不试图通过追求制度性条件来降低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与后文论述的社会共通资本理论的关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理论，而且也是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一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导致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舆论也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生存权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展，生活权的政治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瑞典，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等经济学家就明确提出，将生活权思想作为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接着，1942 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生活权思想在生存权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生存权思想认为公民应该获得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收入，生活权思想则认为，公民还拥有维持健康、享受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的基本权利。因此，对政府职责的要求就包含了创造物理和政策上的条件，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些权利。
以生活权思想为基础，需要深入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即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生存权思想为背景，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但是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支出的实质内容。正如琼·罗宾逊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口号是“实现充分就业！”，但更需要弄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虽然缪尔达尔和《贝弗里奇报告》已经涉及生活权思想，但是在经济学领域，这个问题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才被明确提出。1970 年 12 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的理查德·艾黎讲座上，琼·罗宾逊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的讲演，认为“为什么要实现充分就业”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一次危机，猛烈抨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倡导构建新的经济理论。
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她指的是 20 世纪的第二次危机。这里的“危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定义。也就是指，尽管既有范式（paradigm）的理论基础已经崩溃，现实的有效性也已经消失，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范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引发经济理论第一次危机的导火索。它让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一致性和现实适用性两个方面都完全失去了可靠性。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化解了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再次陷入大规模混乱，迎来了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时代，凯恩斯主义也失去了有效性。但是，能够代替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范式尚未形成，经济理论面临着第二次危机，这就是琼·罗宾逊在理查德·艾黎讲座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发生在 1970 年，但是琼·罗宾逊提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解决。这期间的经过与本书的主题——社会共通资本理论密切相关，在此我要做详细的介绍。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因素开始显现，市场的不均衡也逐渐成为常态。直接的诱因是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无法自拔，面临通货膨胀、失业、国际贸易赤字的“三难困境”（trilemma），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结构上，市场的不均衡趋向于螺旋式扩大。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迅速波及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有效性。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拉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日趋紧张。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严重。比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基础设施不稳定，医疗及教育等基础部门出现混乱等。从整体来看，社会生活的实质内容与经济表现脱节，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普遍。琼·罗宾逊在“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中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追求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类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而要从追求公平分配、消除贫困这一经济学的最根本立场出发，形成新的范式来构建必要的理论框架。
越南战争引发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地壳变动，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循环过程的不稳定和社会混乱，并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扩展到全世界。特别是 1973 年 11 月爆发的石油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个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向着琼·罗宾逊所指的方向发展。我曾经用“历史的逆流”来形容这时的经济学发展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成为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更极端的形式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货币主义、经济理性主义、供给经济学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等多种形态，究其核心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前提，共同特点是理论前提具有非现实性、政策取向具有反社会性，都以市场机制的正当性为前提，强调市场机制作用。
此外，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都过于强调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条件，即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也过分宣扬分权制资源分配机制的优点。
因此，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势必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说，这些经济理论试图在政策上要求稀缺资源和生产主体私有，尽可能低地限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能，最大范围地应用自由、分权的资源分配机制。
从 1970 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选择开始日益显现出这些政策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日本首相中曾根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新保守主义的大旗，谋求通过制度改革激发所谓的民间活力。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上文提到的那些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的支持。这些经济理论强调中央集权式资源分配机制的低效和反社会性，突出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含义，提倡尽最大可能将所有稀缺资源都置于私人管理或所有之下，追求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分权的市场经济优点的制度。
纠正历史逆流，重返经济理论的原点，探讨如何创造更人性、更宜居的社会，这就是社会共通资本的思想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共通资本希望达成的目的。第 2 章农业与农村01 农 耕农 耕
日本的农业现在正面临着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农业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里所说的农业包括畜牧业、林业以及水产业，是广义上的农业。也许“农业”这个词本身，会把我们的思考束缚在一种偏见或既有概念的框架之中。
当我们说到农业时，就规定了它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在所处的经济体制中能够作为一个产业独立存在。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农业就具有下文描述的一些性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价格体系决定了每个农户能够得到的收入。农户用这份收入支付家庭生活开销及子女教育，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农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还要购买新的耕地，或是用于开发新技术、改良农作物栽培方法等活动或投资。原则上我们认为，农户的收入与支出是平衡的。
然而，根据封建时期的历史经验，可以肯定这样的前提并不具有普遍性。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农村的情况更是证明了这种不普遍性。
所以，与其使用“农业”的概念，不如从农耕来展开论述。
农耕的历史跟人类一样久远，甚至可以说，农耕是人类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农业与自然息息相关，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共存，生产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粮食，提供建造居所的原材料。当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与自然共存的同时，还要通过人为改造自然来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不同于工业部门，农业生产活动不会带来大规模的自然破坏，它与自然中的生物息息相关，这是农业最基本的特性。而且，人们从事农业，往往可以根据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制订生产计划并付诸实践。
农业具有的这种基本特性与工业部门的生产形成鲜明对比，并且对我们讨论农业相关问题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工业部门中从事生产的人，多数都属于某个特定的企业组织，作为其中的一员，按照企业下达的经营指示参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化的劳动力与劳动者的人格主体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强烈紧张的关系，哲学上称之为“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活动，还是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自我异化都不在少数，非常普遍，也是现代社会的病症特点。农耕与自我异化
凡勃伦在《企业论》中对上述观点的论述令人信服。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自我异化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稀缺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病症的根源所在。
与此相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可以在维持自身人格同一性的同时，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存。导致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或者是不可预知的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是投机导致的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或者是由于政策变动扰乱了生产条件。总而言之，干扰农业生产的都是外部因素，而不是与自身生产条件相关的内部因素。
此外，在农业生产活动的特征中，还必须看到它对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前文提到，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必过分改变自然条件。尤其是日本的农业生产以水田耕作为主，除了能很好地保留水源之外，还能在夏季发挥调节气温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水田耕作还能最大限度地抑制甲烷的排放，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卓越贡献。林业的社会价值及环保作用
必须指出，林业在日本的森林保护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地理构造比较特殊，河流落差大，多雨地区广布。因此保护森林不仅是维护自然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对文化和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业在保护森林、让森林维持良好状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通过林业工人在森林中辛勤劳作，森林环境才能够得到保护。特别是在日本，林业对森林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如果不为林业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森林维护会变得异常艰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林业就能把追求利润或维持就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要导向，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森林是否还能够得到妥善的保护值得怀疑。日本林野厅管理下的国有林区的悲惨景象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农业基本法》的破坏性作用
前述内容并不代表日本具备相应的条件，能够确保农业充分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需要详细介绍 1961 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至今，《农业基本法》一直决定着日本农业的发展方式，也是现今日本农业面临困境的罪魁祸首。最近，日本制定了新的《农业基本法》，但是根本的性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农业基本法》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在农业中也要采取高效率准则，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追求利润创造，目标是创造让农业能够与工业部门竞争的条件。为此，政府在农业用地的基础准备、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以及改善农村社会条件等各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同时，以米价保护政策为中心，人为提高农业部门的利润率，创造环境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农业部门中来。《农业基本法》的确使日本农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得以维持和发展，而且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肯定《农业基本法》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农业基本法》的基本思想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体来说，《农业基本法》认为农业和工业具有相同的性质，对农业部门的资源分配也要以市场效率的高低为判断标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论述。农业和工业的非对称性
上文我们强调，在农业问题上应该回归人类发展的原点，从农耕这一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观察。农业不仅具有生产维系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这一最基本的功能，还在保护环境、在生产活动中避免实质上的自我异化，以及维持社会整体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农业自古以来就发挥着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发挥这些作用，这样的农业难道应该和工业同台竞争吗？
因为这些特性，农业如果以效率为基准和工业部门比较，必然会面临很多不利条件。工业部门在市场效率方面具有农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占支配地位，这与工业生产自身有着本质联系，而规模经济的结果之一就是生产主体的不断扩张，最终表现为巨型企业以及垄断式的市场构造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形成的过程已经远离完全竞争的状态。农业虽然一般也存在规模经济，但在程度上无法与工业部门相比。
公共投资的政策倾向，使得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在生产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认为扩大工业部门的规模，特别是推动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这种带有偏向性的思想并不一定为日本所特有，但是不可否认，引起的政策导向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尤为严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工业用地开发不断走向顶峰，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以鹿岛工业区为首的大面积临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在这些工业基地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及各地方自治体政府发挥了核心作用，从制订计划到付诸实施，全程处于主导地位。像这样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建设生产基础设施的做法，对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日本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我们很难准确评价，但是不难想象，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对工业的政策倾向，不仅体现在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上，还包括促进出口贸易的各种税收优惠，以及为引进技术而制定的各种扶持措施。需要指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到了工业部门中。这源自于一种社会偏见，认为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更现代、更创新、更城市化，伴随而来的还有工业部门极高的投资回报率。显然，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大幅高于农业部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得益于工农业整体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部门之间的相对差距拉大才没有酿成政治问题。原因之一是日本农村从封建时代延续至今的封闭性。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农业中最基础的水田耕作，唯有通过村落共同体才能实现。个体的农民逐渐对农耕失去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甚至开始期待自己的后代能够离开农村，移居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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