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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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大略的故事试读：
前言
智谋是智慧和谋略的妥善结合，对于事物的变化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具有驱使事物向有利方面发展的能力，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生存本领。
古老而恢弘的华夏神州，是世界所公认的创造谋略和盛产智谋的故乡。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智谋故事的传奇史，又是一部智谋人物的活动史。翻开浩瀚如烟、博大精深的史籍，我们犹如置身于巨大而辉煌的舞台上，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直面交流。每一次王朝更替，总有谋略在其中屡建奇功，让人敬佩折服；而每一次时代变迁，又总有智慧在其中大放异彩，让人叹为观止。当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时，总会出现明君慧帝顺天承运，问鼎皇位；而当社会动荡、内外生变时，又总会出现智士谋臣应运而生，力挽狂澜。
走进一幕幕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大剧中，无数鲜为人知、包容着正邪智谋在内的内幕奇闻，令我们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让我们看到了励精图治、勤政德民的帝王御谋，也看到了文韬武略、安邦定国的重臣权谋；看到了继往开来、德高望重的贤臣运谋，也看到了权倾朝野、为害忠良的奸臣弄谋；看到了命运坎坷、前途凶险的皇子图谋，也看到了专宠一身、遗恨千古的后妃变谋；看到了投机钻营、富甲天下的名商财谋，也看到了金戈铁马、出奇致胜的名将战谋，等等。所有历史风云人物，个个凭着超人智慧和卓绝谋略，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大片，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历史长卷。这些凝聚着深邃而精湛智谋的故事，成为了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历史绝唱，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启迪着现代人类的智慧思考，也激发着炎黄子孙再铸辉煌的勇气豪情与信心。
历史告诉我们，丰富的知识与过人的智慧，只有与良好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结合，才能做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顺乎万民大众心意的正义之事，也才能名垂青史，万古传颂。否则，便只能助纣为虐，残害忠良，谋取私利，遗臭万年。
本书内容宠大，史料丰富，情节入胜，叙述传神，引领着读者沿着中华祖先留下的历史足迹畅游浏览，使人在阅读欣赏中，感悟前人的智慧与神奇，引发今天的思考与遐想，从而充分领略中国历史文化的奇妙与伟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重视历史的借鉴与警示。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割裂历史的传承就是倒退。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学习和了解包容着无数智慧和经验教训的中国历史。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中国历史智谋故事总集》，包括文治武攻、斗智斗勇、随机应变、雄才大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别具慧眼、出奇制胜的故事、精明能干等智谋故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读者探寻中国历史智谋奥秘的兴趣和愿望，是为了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本套书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和启迪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历史、增长智慧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一、雄才大略，善事大国
——郑国宰相子产的智谋故事子产（？—公元前522年），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他在郑国执政21年，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1.初涉政坛，功显外交
公元前565年，郑简公刚刚即位，为了表示对晋国的亲好，并向其献媚，他悍然派子产的父亲子国同子耳率军侵略蔡国，初一交锋就活捉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为这次胜利而欢天喜地，举国大庆，惟独年轻的子产不以为然。他忧心忡忡地对父亲说：“小国不推行文教德政而只讲求武功，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并尖锐地指出：“从今以后，郑国至少四五年内将不得安宁。”
听到儿子的话，子国很是生气，极其愤怒地呵斥道：“你知道什么！国家军政大事都有正卿来谋划，小孩子乱说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蔡是楚的属国，所以郑侵蔡必然会引起晋楚之争，郑国自然不得安宁。事实上，后来的形势果真就像子产所说的那样。
这件事说明，子产具有超凡脱俗的见识，他能从实际出发，正视小国的现实，对当时的晋、楚两霸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能透过伐蔡得胜之“喜”，看到日后晋楚伐郑之忧。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远见的。子产刚成年即崭露头角，一鸣惊人，预示着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即将亮相，登上郑国的政治舞台。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
其后的第二年，郑国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暴乱：执政的子驷被杀；子国也殉难了；子产勇敢地组织国人，抵抗暴徒，并帮助子驷之后——子孔平定了暴乱。又过了九年，子孔与子驷一样专断独行，国人不满，又杀死了子孔。子展继位，拜子产为卿，从此，已过而立之年的子产开始了从政生涯，他登台亮相，首先在外交上连续打了几次漂亮仗。
公元前551年，晋平公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简公到晋国朝见，简公派子产前往。接见时，晋平公厉声责问子产：“郑国为什么要附从于楚？”子产临危不惧，面对晋国君臣发表了一通声情并茂的演说，称自晋悼公以来，郑国与晋国关系友好，虽然有时不能不附从于楚，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他接着严肃地指出：“假如贵国能安定敝国，敝国自然会早晚听从，根本就无须贵国来通知敝国朝贡；假如贵国不体谅敝国的困难，只是表面上说一些好听的话，那敝国自然不会接受贵国的命令，而且会断绝邦交而成为仇敌。”子产义正辞严的演说使晋平公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于是，晋、郑两国重归于好。
两年后，范宣子掌握了晋国政权，就把各诸侯国朝贡的数字增多，因而惹起郑国的不满。子产连夜奋笔疾书，写信给范宣子，劝他减轻盟国对盟主纳币的负担。这是一篇著名的外交文件。信中说：
据我所知，君子治理国家，所担心的并非缺乏财货，而是忧虑没有好的声誉。假如把诸侯的财货都集中到晋的国库，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阁下也如此自私自利，那么晋国人就会对阁下产生二心……名誉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有了道德基础就不会败亡，阁下为什么不努力树立名誉呢？有好的品德内心就会快乐，内心快乐就会长久安定……假如心存仁道来培养自己的品德，那么美名自然会传布天下。远地方的人会因此仰慕而来，近地方的人也会获得安宁。但愿能听到人民在赞美阁下，阁下实在是造福人民的恩人，而不愿听到人民说阁下夺取了他们的财物而据为私有。
范宣子得信后，深为子产的言辞所折服，既高兴又担心，不得不减轻诸侯贡物的负担。这封信中，子产的外交辞令虽很委婉，却绵里藏针，以小见大，以理服人，把纳贡的利害关系讲得很透彻，从而完好地实现了郑国的外交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郑国的地位和子产的声望。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吴国的强盛，故楚在江淮一带不断发生战争。楚国疲于奔命，加之晋国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自楚平王以后，已经无力经营北方了，因而郑国在外交上渐渐倾向于晋，并为了晋国攻伐陈、蔡、许等从楚的小国。公元前548年，郑国几乎将陈国完全消灭，此次行动原是为了讨得盟主晋国的欢心，所以子产一待战争结束，便去向晋国报捷。大概是晋怕郑强大的缘故，子产初到，晋侯就诘问子产为什么要侵略小国。子产则毫不含糊地反问：“现在大国多到拥有方圆五六千里土地，假如大国根本不侵略小国，它的国土怎么会有如此之大呢？”
子产在外交上的成功，当然不只是凭着他的口才，而是由于他对当时的形势、各国的实力都了如指掌，因而能从容对答，进退自如。公元前547年，楚康王为了替许国报仇，起兵讨伐郑国。大祸将临，郑国群臣都主张抵抗。一日上朝，智慧超群的子产却对郑侯说：“如今晋楚两国就要达成和议了，各诸侯国以后也得和平相处，楚王只是出于一时冲动才兴兵的，因此我们不如使他得逞而归，如此反倒容易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子展闻言有理，于是采纳了子产的意见。后来，楚国军队在郑国耀武扬威了一番，便班师而归了。郑国没有抵抗，也没有导致战争，真是如子产所料。
子产在外交上的突出表现为其树立了良好形象，从而被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寄予厚望。吴季札朝聘郑国，见到子产，就像老朋友一样，谈话也极为投机，他预料到子产将会执政。公元前543年，子产有事到晋国去，叔向问及郑国强族驷氏、良氏之间的斗争，子产没有表态。后来子驷率领贵族军攻打伯有，双方都请求子产助战。子产回答说：“即使是我的亲兄弟遇到这种情形，我也只能帮助天所帮助的一方。”他仍然没有偏向于哪一方。伯有死后，子产为其穿上寿衣，又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痛哭，并且很有礼节地埋葬了伯有。这时子驷企图攻打子产，子皮劝止了他们，并生气地说：“礼仪是立国之本，假如杀死讲究礼仪的人，就会招来大祸。”子驷听了这话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年，应该轮到子皮执政了，但他极力保荐子产，子产推脱不掉，终于接受。子产执政以后的内政、外交活动都得到了子皮的支持，加上子产的远见卓识，他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2.大胆改革，善事大国
子产所处之世，正值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天下大乱。郑国小而偪，处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大国侵凌小国是常事，国小卑弱的郑国更是多次遭受侵凌之辱，晋、楚、齐、秦等大国都对郑国虎视眈眈。国内则是“族大宠多”，内部矛盾重重，祸乱不已，内乱频仍。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国家面临崩溃之时，子产相郑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等着他去治理的郑国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然而子产丝毫没有畏难情绪，而是迎难而上，雄心勃勃，力图振兴郑国。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城池赠送给郑大夫伯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向对此不理解的子大叔说：“要想叫人没有贪欲是很难的，假如能让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欲望，借重这种人使他们为国家做事，就可按照理想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使他成功，并不是别人让他这样做。我为什么要爱惜这块土地呢？反正还是归郑国人所有。”他还说：“要想安定国家，必先安定大族。”这就是说，一定要优先照顾国内的大族，使其稳定、和睦，然后才会有国家的安宁。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子产之所以笼络大族，除了虑及于此外，还分明别有深意。他刚刚执政，根基本来就浅，立足未稳，这也算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为了暂时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做的策略性妥协。这也就为其日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使其能够从容行事。
子产治理郑国政绩斐然，他使国都和边塞地区人们所坐的车和穿的衣服尊卑有序，公卿大夫们穿的衣服也各按规章。田地都有封疆界线，人民住宅区每五家编成一组互相保护。公卿大夫忠诚俭朴的，就给他们以适当的奖励；而那些奢侈散漫的，则按罪的轻重加以处罚。这些改革都是适时而行的，而这又意味着更为震动人心的改革、更为大胆的革新措施即将出台。
子产雷厉风行地划定封疆界线。早在二十年前，子驷也进行过这种改革的努力，但那次引起了暴乱。春秋中后期，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一些贵族肆意占有原来的公田，并将其变为私田，而且他们还掠夺了农民的私田，从而使代耕公田也变成了徭役剥削。这一方面导致了各诸侯王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引起广大人民和一部分没落贫穷贵族的不满。子驷封疆界线是将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这必然侵犯了既得者的利益，结果那些丧田的贵族发动了暴乱，子驷被杀，其改革也自然失败了。而子产的父亲也是在那次暴乱中牺牲的，因此他不会不考虑到改革的后果。
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他的改革得到了大臣子皮的有力支持，郑国的强族驷氏、良氏也都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下，子产进行了田制的整理和改革。改革伊始，阻力很大。子产改革一年后，世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藏起来，把我的田地围起来，哪个想要杀死子产，我愿意同他一起去。”群情汹汹，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可是仅过了三年，郑国的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基本消除，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安定、富足。这时，人们又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郑国人民又唱道：“我有了子弟，子产负责为我们教育；我有了田地，子产为我们种植；万一子产离我们而去，有谁能代替他呢？”子产的改革终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体现出他的巨大的改革魄力！
在进行封疆改革后五年，子产又进行了“作丘赋”的改革，亦即按“丘”（十六井）征发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丘内新垦土田越多，分摊的军赋也就越轻，这一方面刺激了荒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有利于巩固政权。子产的这一改革，适应了春秋后期战争频繁、各国普遍加赋的趋势，无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当然，子产的这次改革也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郑国都城的人诽谤他说：“他父亲横尸于路上，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来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呢？”子产听了之后，毫不动摇地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所做的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会计较我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地办好。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他最后坚定地说：“我决不改变自己的行政措施。”如此坚定的意志，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也正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过了两年，子产又进行了第三项改革，即“铸刑书”，也就是将刑典铸在鼎上。此举在国内的反响并不强烈，倒是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关注。晋国叔向就写信给子产表示反对，他在信中写道：古代贤德的君王不制订刑罚是因为担心人民产生争议之心，处处以仁慈之心来救助人民，此外他们也鼓励忠诚之士，严惩放荡之徒。接着他又写道：“夏商周都是由于政治纷乱才制定刑罚的，而刑罚完成之时，也正是衰乱之世。”他指责子产手握大权，首先是封疆界线，人民谩骂；接着又作丘赋而招致诽谤，现在又铸刑于鼎，“用这种政策治理人民，是治不好国家的”。最后，他警告子产说：“人民已经知道争端，他们就会舍弃礼义，而专于刑书。一点点小事都会斤斤计较地去争，如此下去，人民诉讼的案件反而会增多。为了争取胜诉而竞相贿赂，到阁下执政结束时，郑国也就濒临败亡了。据我所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时，法令必然繁多，这也许正是对今天的郑国而言的吧！”
他的言论与二十三年（公元前513年）后晋铸刑鼎时，孔子所持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孔子说：“民心全在刑鼎上，怎么还会有上下尊卑之分呢？朝野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又怎么治理国家呢？”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即礼只施用于贵族阶级，刑（即体罚）则施用于平民、奴隶。而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这多少有些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时郑国的商人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尽管这些革新措施遭到了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子产始终坚定不渝地进行改革。
不过，刑书的公布也的确是阶级矛盾的结果。因为子产给叔向的回信说：“我本是一个毫无才干的人，因此也顾不到子孙的问题，只想拯救当世的生民之苦。”如果不是为了无法解决的阶级矛盾，何以说得如此严重呢？
子产毕竟是一位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耿耿忠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临死前曾向其接班人子大叔传授统治经验，说：“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用宽道来治理人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推行严刑峻法。譬如火很猛烈，人们看到以后就畏惧它，因此很少有人被火烧死；反之，水却很柔弱，人民都喜欢去戏水，结果反而有很多人被水淹死，可见用宽道治民实在很难。”这就是有名的“宽猛论”，即用安抚与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后来子大叔执政，不忍心推行严刑峻法，而是采用宽道治民的政策，结果是郑国的盗贼蜂起。子大叔很懊悔地说：“假如我从一开始就听从子产的遗言，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于是他兴兵讨伐这些盗贼，并将他们全都杀光，这样盗贼才算暂时绝迹了。子产进行刑法改革，尽管当时这些成文法还很不平等，有的条文也非常残酷，但是有了成文法的公布，总比让法律藏在贵族手里要对平民有利一些，它的颁布与实施，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有助于社会进步。
子产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其执政期间，郑国由乱而治定，由弱而强，受到四方诸侯国的敬重。当然，这不仅有赖于子产在内政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且与他在军事、外交方面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分不开。公元前524年，郑国发生了特大火灾，子产曾发放武器给与晋国交界处的军民，并登上城墙告诫大家道：“小国一旦忽视国防就会有危险，更何况还有火灾呢？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被轻视，就在于有完备的国防。”这在当时的郑国无疑是切合实际情况的。
子产的外交方针是“善事大国”。他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巧妙的外交辞令，周旋于大国之间，从而使得郑国能够安然自立。同时，在与大国的交往中，他始终不失国格与尊严。公元前529年，晋国在平丘会盟，以确立霸主地位，当时有不少诸侯国甚至周天子也派人参加。子产和子大叔陪郑定公参加了此次会盟。会上发生了贡献数目的争论，子产认为贡赋的分配应按照各诸侯爵位高低而有不同，郑国只是相当于男爵的诸侯，不应与公侯相等。他还略带诘难地说：“晋国索取贡献的命令没有哪个国会不来的，对于贡赋毫无限度，小国一旦无力缴纳，就会得罪晋国。各诸侯所以要参加会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求得和平。如果贡赋毫无限度，那小国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最后他异常尖锐地指出：“小国是否会灭亡呢？这就要看此次会盟的结果了。”子产从中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他的理直气壮不能不使晋国考虑并最后接受了他的要求。
结盟之后，子大叔责怪子产说：“若是你的话引起诸侯的反感，一旦他们联兵攻打我国，那我们抵抗得了吗？”子产回答说：“晋国政治纷乱，权力操纵在豪门手中，整天忙于内部的勾心斗角，哪还有闲暇来讨伐我们呢？更何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竞争意识，也会在无形中衰落下去，更不用谈什么国家势力了。”可见，子产对于当时晋国六卿专政的情形是很清楚的，而且也强烈地体现了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忠君思想。
晋国的韩宣子有一只玉环，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那里。公元前526年，宣子出使郑国，他趁机要求子产给他配成一对。这本是韩宣子的私事，但郑国子大叔、子羽等都怕得罪了晋国，商量着要商人把玉环给他，但子产坚决不答应，并说：“如果大国的人随便向小国发号施令，小国都是有求必应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一旦他们贪得无厌，那到时候用什么来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呢？”他尖锐地指出：“韩宣子是奉命出使我国的，可他却私下里要求得玉环，那他的贪心可就太大了，这难道不是罪过吗？”后来韩宣子私下里向商人购买玉环，业已成交，子产仍然坚决阻止。他说，政府与商人世代订有盟约；商人不可以背弃政府，政府不强买商人的物品；政府对商人不奢望、不强夺，商人有什么畅销的宝物，政府也绝不加以干涉。他还严正地对韩宣子说：“您为了一只玉环而向敝国提出要求，并且要敝国向商人强行购买，这等于是教敝国违背誓约，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做呢？您为了一只玉环而丧失一个诸侯，我想您是不会这么做的。”子产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韩宣子，使他将玉环退了回去。后来宣子又在私下会见子产，并以宝玉和骏马相赠，说：“您规劝我放弃那只玉环，也就等于是赐给了我金玉良言而免我一死，现在我又怎能不用玉和马来答谢您呢？”这样，子产不仅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而且还提高了郑国的国际威望。
这时期，子产对于楚国也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当时正值楚郏敖在位，公子围篡位的野心也日益显露。公元前541年，公子围派公子黑肱、伯州犁在郑边境修建城垒，郑人知道此事以后很担心。子产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是转移国人的视线，而并非要真正进攻郑国，因此他抚慰国人说：“我们不必担心，楚令尹（指公子围）将有大的行动，而事先要铲除两个人。这场兵祸不会波及郑国，我们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果不出其所料，这年冬，公子围就弑杀郏敖而自己即位，是为灵王。由此可见，子产对于列国形势是了如指掌的，从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
五年后，楚国公子弃疾到晋国去，经过郑国，郑国的子皮、子产、子大叔随同郑简公一道去欢迎他。弃疾非常有礼貌，当他拜见简公时，如同觐见楚王一样，乘用八匹马。而在会见子皮时，有如会见上卿一般，使用六匹马以示郑重。会见子产时用四匹马，会见子大叔时则用两匹马。同时，弃疾还下令随从人员，不得随便割草或砍树，尤其不可以擅自侵入田地，不可以毁坏房屋，不得强买民货，而且他们住宿时对郑国百姓和蔼可亲，丝毫不给附近的人民添麻烦，来往出入都是如此。这是过去楚人进入小国境内所没有过的现象。因此，子皮、子产、子大叔推测弃疾有为王的野心。后来灵公被杀，弃疾称平王。这也说明子产能够洞察列国形势，真可以说是料事如神。
郑国能够在险恶的环境中赢得二十多年的安定局面，一方面得益于子产在国内推行的改革，使各种利益集团相对制衡，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子产的巧妙而成功的外交活动，使邻国相安和平共处。3.不毁乡校，政绩昭彰
子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是只属于郑国，而他的思想却影响于春秋时期各国，并且影响到后世。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内部还保持着某种氏族贵族的民主精神，即所谓的“德治”、“仁政”。子产从政，没有子驷、子孔那样专断，而是选拔有才干的人为官吏。他善于识人，更善于用人。当时郑国的冯简子能够决断大事，子大叔仪表堂堂而又有文才，公孙挥能了解四方诸侯的情况并且善于外交辞令，而裨谌又善于出谋划策，但他只在野外策划才能成功，反之在都城谋划则一无所成。子产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而分别使用。一旦郑国将要与外国发生争端时，子产便先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情况，并让其草拟几份外交文书，然后与裨谌一道坐车到野外去，让他谋划是否可行；再把结果告诉冯简子，让他作出最后决断。一切都拟定好之后，才交给子大叔去执行并负责应对宾客。如此办理外交事务，很少有不成功的。由此可见子产执政时期，尽管郑仍旧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这不仅是子产一人的智慧才能，而是他领导的班子比过去要健全得多，因此，他能够更多地发扬贵族民主的精神。
子产的民主精神在“不毁乡校”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郑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经常聚集在乡间的学堂，评论朝中大臣行政的得失。郑大夫然明对此忧心忡忡，主张毁除这些学堂。子产不同意，他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们呢？人民认为好的行政措施，我就发扬光大而努力推行；人民认为不好的行政措施，我就要重新检讨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接着他又讲了一通防民之口犹如“防川”的道理，最后他说道：“对于大家的议论，就如同我听了人民的批评，用来当作治疗我行政弊病的良药好了。”孔子听到这番话之后说：“假使有人说子产是不仁不义的人，那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事实上，子产不仅是有仁义的人，更在于他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专断，兼听则明，不断在政治改革中改革自身。
子产不仅具有民主精神，他还非常强调学习与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学而后从政”。公元前542年，子产执政还不到一年，子皮想要派尹何出任县大夫。子产说：“尹何太年轻，不知道他能否胜任此职？”子皮说：“尹何为人诚实谨慎，我很喜欢他，他绝对不会辜负我的，就让他到任之后再学习吧，也让他渐渐懂得如何治理。”要知道子产是子皮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子皮来求他，他会怎么办呢？子产断然答道：“不可以这样！现在您因为爱他，便将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还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当厨师，到头来必然是损伤他自己。您这不是爱他，而是害他啊！”他接着又说：“我只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而没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假如您一定要这么做，将来必定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比方说打猎吧，只有会射箭会赶车的人，才能获得猎物。如果从来没有驾过车，射过箭，恐怕只有车毁人亡的份，哪里还敢妄想获得猎物呢？”这种“学而后从政”的主张，堪称有识之见。
与朝中众多大臣相比，子产则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这与他少年时受到的诗礼教育是分不开的。公元前541年，晋平公生病了，子产前往探望。这时，叔向就问子产说：“国君的病情很严重，据卜师说是实沈、台骀在其中作祟，史官们也不知道，请问这究竟是什么神呢？”子产不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参、商二星的神话传说，指出实沈为参神，台骀为汾神，晋平公的疾病与这两神毫无关系，而是由于男女事和饮食的缘故。同时他还说明了男女同姓不能结婚，否则所生的子女就不健康的生理原因。他说：“君子有四种时节，早晨听明政事，白天到处巡视，晚上发布政令，夜里休养身体，这样元气才能恢复，不能让身体的各器官有所淤积，不让身体有疲劳之感，让心情清朗愉快，干什么事都不会烦躁昏乱。可是如今贵国的君王，竟使这四种时节混为一谈，因此生病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叔向听完这番理深辞明的话后，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你说得很对呀！这可是我闻所未闻的大道理啊！”晋平公听了这番道理也赞叹不已：“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君子啊！”因此重赏了子产，并到秦国聘请名医，其诊断结果也与子产所说的大同小异。
又有一次，郑国出现了严重的旱灾，鲁国也受其害，于是鲁国举行盛大的求雨仪式。为此，子产派大夫屠击等三人到桑林去祭祀求雨。他们来了后，就把所有的树都砍了，但还是没有下雨。他们回国后，子产对他们三人说：“我派你们祭祀山林是为了保护森林，这下可好，砍掉了山上的树木，这种罪过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下令剥夺了这三位大夫的官职和封地。天旱到桑林去求雨，这是商代以来的古老风俗，不过大片的森林可以引雨，这在科学上是有道理的。子产派人到桑林祭祀，这是遵守传统风俗的一面，但他又是为了保护森林，则应该是认识到了森林与天雨的关系的。
在天道观方面，子产也更为出众。他有一句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公元前524年，宋、卫、陈、郑等国相继发生了特大火灾。鲁国的裨灶是懂天文的，他事先就警告过子产，要他用宝物来祈求免灾，于是郑国人都请求照裨灶的建议行事，但是子产坚决不听。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发生大火灾，而且依裨灶的说法郑国还要发生火灾，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子大叔很不理解，他忧虑重重地说：“宝物是保护人民的东西，如今裨灶既然有消灾的良策，您为什么要爱惜宝物呢？”子产说：“天上的事离人间很远，而人间的事却在眼前，人类的智慧无法知道上天的事，又怎能预知将会发生火灾呢？裨灶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他又怎么懂得天上的事呢？可见他只是一派胡言，即使言中也只是巧合而已。”依子产的意思，天道是自然的规律，人类难以掌握，所以他不同意裨灶的话，至于祈求消灾更是迷信的行动。子产没有听从裨灶的话，而是在防火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郑国也没有发生第二次大火。子产认为“天道”与“人道”是没有关系的，强调要尽力于人事方面，这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仅从这一点来看，孔子的观念形成显然还在子产之后，这不能不令后人佩服子产的先进思想、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有一次，郑国发生大水灾，据说都城外的淆渊里有两条龙正在那里争斗，于是人们就请求作法祭拜，可是子产却坚决反对，他说：“当我郑国作战时，龙对我们漠不关心；现在龙在淆渊里争斗，我们又为什么要祈祷把龙赶走呢？深渊本来就是龙该住的地方。我们人对龙无所求，而龙对人也会无所求。”由此看来，子产是不相信有龙存在的，他认为消除水灾是人的事，人和“龙”互不相干，随它去。
子产反对迷信鬼神，但在政治需要的情况下，他又会承认鬼神的存在。公元前535年，郑国发生一次闹鬼事件，大家都互相用伯有来吓人说：“伯有来了！”人们一听这话就都吓得乱跑，也不知跑到哪里才好。而且有人说梦见伯有头戴盔甲，并说某月某日要杀死驷带和公孙段，后来驷带和公孙段果然如期而死。这下子可把郑国人吓坏了，人们惊恐万分，失魂落魄。在这种情况下，子产为伯有建了宗庙，并立子孔的儿子公孙泄和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为的是安抚伯有的亡灵，这样才算不再发生惊恐的怪事了。子大叔不解其意，子产说：“鬼有了归宿，就不会在人间作怪了，现在我就替鬼找个安身之处。”子大叔又问道：“那么立公孙泄为大夫又是什么道理呢？”子产回答说：“作为一个执政的人，有时要做相反的事，目的是为了讨得人民的欢心。如果不讨得人民的欢心，人民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他们就不服从。”为了满足群众的心理要求，有时候政治上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子产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他注重现实和人事，时时考虑的是巩固国家的政治统治。
子产作为郑国强有力的宰辅执政二十一年，取得了一系列的治国业绩，不幸于公元前522年因病不治而亡。孔子听到这一消息后，流着眼泪说：“只有子产才是古往今来的仁人君子啊！”郑国人民更是举国同哀，悲泣于心。
子产之所以赢得民心，是由于他取得了赫赫政绩。他的改革极大地刺激并适应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郑国一时由弱变强，由乱到治，从而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务实政策虽说是历史使然，却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转折时期的改革家所应具有的治国胆识和勇气。二、囤积奇货，以商道从政——秦国宰相吕不韦的智谋故事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秦国都城咸阳传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权势显赫的宰相吕不韦把他主编的巨著《吕氏春秋》全文刊布在咸阳城门上，并悬赏：“有谁能增删一个字者，赏以千金”。尽管重赏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但没有人敢出来改动一个字。还是汉人高诱说得好：“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威势耳！”一语道破了天机。吕不韦当时权势极盛，有谁敢随便反对他！可是不曾料想，仅仅时隔两年，吕不韦就因为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而被秦王政下令夺官，流放到蜀地去了。不久，吕不韦在流放途中饮鸩自杀了。1.囤积奇货，一朝显荣
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人，约生于公元前285年左右。他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成年后就奔走于各国经营商业，由于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成为一个大商人。虽然吕不韦有着“家累千金”的财富，但吕不韦可不像一般的商人，他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远见。秦昭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年），秦国的太子死了，秦昭王把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妃子被立为正夫人，称华阳夫人，但她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有个叫子楚的，他不是长子，又由于生母夏姬不受宠爱，因此被送到赵国当人质。而秦国又不顾子楚在赵做人质，多次派兵攻打赵国，子楚在赵国很受冷遇，生活困苦，处境也极其危险。
吕不韦一向关心政局，也就在这一年，他又一次来到赵国都城邯郸经商，在一家饭馆中偶尔遇见子楚一个人在那里喝闷酒。两人慢慢攀谈起来，而且谈得很投机。两人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直到饭馆要关门了，他们才停止了交谈，并且相约某时再在此地相见。也就在这时，吕不韦产生了投身政治的想法。
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生意经，认为子楚“奇货可居”，是一个可以收买、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为了这件事，他曾回家与他父亲商量了一番。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他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获几倍的利？”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接着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获几倍的利？”他父亲说：“无数的利。”吕不韦于是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并不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这样更加增强了他投身政治的信心。
当吕不韦再次见到子楚的时候，吕不韦对他说：“我能叫你荣华富贵，飞黄腾达。”子楚只当他是开玩笑的，笑着说：“你自己发财都来不及，怎么还顾得上我呢？”吕不韦说：“你不懂啊，只有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得了。”子楚听出他话中有话，就邀他到府上去深谈。两人乘着酒兴回到子楚的住处，刚落座，吕不韦便说：“秦王年事已高，安国君又被立太子。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且只有华阳夫人可以立继承人，可她又没有儿子。如今您兄弟二十多人，您又排在中间，且长期在外做人质，关系疏远。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王，到那时，您哪有机会去争那太子之位呢？”子楚听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吕不韦说：“您客居此地，境况不好，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孝敬长辈，结交朋友。我尽管也不怎么富裕，但可以拿出千金，为您去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您为正式的继承人。”子楚听罢，喜出望外，当即向吕不韦叩头称谢，并表示一旦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他愿与吕不韦共同治理秦国。
两人谈妥后，吕不韦先送五百金给子楚，作为生活及结交朋友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了一批珍贵奇巧的物品，带到咸阳。吕不韦到了秦国后，设法先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再经由她介绍去见华阳夫人，并把那些宝物都送给了华阳夫人。谈话中，吕不韦故意谈到子楚，说：“子楚贤能聪明，在赵国结交的朋友遍及天下。只是在异国他乡，他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听了非常高兴，也对子楚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事后吕不韦并没有松懈，而是继续向华阳夫人的姐姐游说，姐姐再劝妹妹说：“女人靠美貌得到宠爱，年老色衰就会失宠。只有趁受宠时，确立自己的儿子为王位继承人，这样丈夫去世后，自己也不会失势。现在你没有亲生儿子，何不在此时趁早在众多公子中物色那有才有孝的，作为继承人。如今子楚贤能聪敏，而他自知排行居中，不能立为嫡子。他的母亲不得宠，现在主动来依附夫人，如果及时提拔他为继承人，他自然感激不尽，夫人在秦国的地位便永远不会动摇了。”这套说辞经过吕不韦指点，说得入情入理，正对华阳夫人的心病。华阳夫人听后认为很有道理，就常在安国君耳边吹枕头风，寻机委婉地谈到子楚的贤能，那些被吕不韦买通的人也都这么说。华阳夫人也不失时机地说：“我有幸列位后宫，可不幸无子，希望得到子楚，立他为嫡子，也使我能有个依靠。”一边说，一边伤心地流下了泪。安国君见爱妃求子心切，终于答应了她的要求。随后，太子和华阳夫人刻下玉符作为凭证，确定子楚为他们的继承人，他们不断送钱财给子楚，并聘请吕不韦做子楚的老师。从此，子楚的声誉鹊起，引起了天下各诸侯的关注。
虽然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为了立子楚为继承而费了不少神，可他们连子楚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只是听说他很好，为了让安国君他们动心，更加深对子楚的印象，吕不韦特地安排了子楚与他们的一次会面。吕不韦对这次会面进行了精心策划，首先他邀请了不少自己的朋友和亲戚，作为子楚的随行侍从和宾客，其次他知道华阳夫人原籍楚国，就叫子楚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她。夫人一见这个架势，非常高兴，同时那些“随从人员”也是对子楚赞颂有加。安国君和夫人见罢，异常兴奋，看来没选错！
自从这次会面后，安国君和夫人对子楚更是关怀有加，子楚的地位也升得极快，吕不韦也志满自得，这个“奇货”算是抓对了。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想进一步来控制子楚，于是又有了新的主意。
吕不韦在邯郸物色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绝色美女赵姬，并娶了过来。不久，赵姬就有了身孕。其实吕不韦并不是要娶这个女子做自己的夫人，而是另有打算。有一天，子楚到吕不韦家饮酒，吕不韦有意叫赵姬出来陪酒。子楚看见赵姬，顿时神魂颠倒，爱慕不已，便起身向吕不韦祝酒，并表示希望得到她。哪知吕不韦当即大发雷霆，气愤不止，离席而去。子楚羞愧难当。不过，那赵姬的确美丽非凡，子楚怎么也忘不掉，于是他老是找机会到吕不韦家，只想多看赵姬几眼。吕不韦也是有意无意中让这两个人在一起。渐渐地，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吕不韦“苦于无奈”，最后只好把赵姬献给子楚。因此，子楚对吕不韦更加感激，而吕不韦则暗自欣喜。
子楚把赵姬带到自己的府上，对她非常宠爱。赵姬隐瞒了自己早有身孕的事实，没过几个月，她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嬴政。从此，子楚立赵姬为夫人。
子楚虽已成为安国君的继承人，但他仍然是人质，而且处境也很危险。长平之战后，秦军包围了邯郸城，赵国情势危急，国人打算杀掉子楚。子楚和吕不韦密谋用黄金六百斤来贿赂守卫，这才算逃出赵国，来到秦军营地，从此回到秦国。赵国人又想把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杀死，但由于赵姬是豪门大户家的人，上下通融，才得以活命。
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即为孝文王，华阳夫人被封为王后，子楚被立为太子。子楚当了太子，地位和权势今非昔比，赵国不仅没杀掉他的夫人和儿子，而且为了讨好子楚，加之当时两国关系比较稳定，反而派人专门把赵姬和嬴政护送回秦国。
秦孝文王福气不好，才登上宝座三个月就去世了。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华阳太后，而子楚的生母夏姬则被尊为夏太后。这使两位太后都对吕不韦感激不已，吕不韦一下成为举国显要的人物。
庄襄王刚继位，就任用吕不韦做宰相，封他为文信侯，其封邑达10万户之多。事情的发展完全按吕不韦事先设计的那样进行着。他用千金买进了一个宰相之位和10万户的封地。庄襄王在位三年就死了。公元前246年，太子嬴政继位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总理国家大事。赵姬让嬴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意为嬴政的第二个父亲，事实上他已操纵着整个秦国的政权。2.创立理论，推进统一
庄襄王性情懦弱，他继位为王后，权力掌握在吕不韦手中。而后来嬴政最初即位时才13岁，直到嬴政22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就一直被吕不韦所把持。在这十二年中，吕不韦并未陷入空前的喜悦里，而是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的大业制定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
战国时代有四君子闻名天下，他们是：魏国的信陵君公子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甲文。他们礼贤下士，喜接宾客，彼此互相竞争。四君子家中都养有几千门客，在社会上享誉盛名。
当时的各大国都想称霸天下，但能否称霸天下，关键是人才。秦国当时是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但却没有像魏、楚、赵、齐等国那样注意招揽人才，因此吕不韦作为社会名流而感到极度不安和惭愧。于是他千方百计地罗致士人，用优厚的条件来款待他们，没几年功夫，他也终于有了三千门客。吕不韦让他的门客，各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来，汇编成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多万字。吕不韦认为它包含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所有事理，定名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集吕不韦门客见闻而成，实际上记述了先秦各派的学术资料，内容极其丰富，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内容，为吕不韦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
吕不韦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商人出身而注重商业，而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商鞅变法的成果，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仅在《吕氏春秋》里就有多篇文章论及农业的重要性，这说明他的一些谋士对农业生产也是懂行的。吕不韦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认为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使民风淳朴，百姓易于驱遣，边境才能安宁，君主的地位才受到尊重，从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为此他强调国家必须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吕不韦很注意兴修水利，在他任职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提高了粮食产量。
吕不韦也非一般商人，他有极强的政治远见。由于吕不韦是外地人，客居秦国，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和资历，加之他是秦王一手扶持起来的，因此，他初任宰相时十分注意起用一些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同时，他也很注意发现、举用人才，让这些人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他在担任宰相初期，把国家大事委托给大臣们办理，自己并不独揽大权。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而被迫告老称病。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又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来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龁、蒙骜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之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仅重用老臣，而且善于启用新人。他招致宾客三千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智囊团”。他不仅重视人才问题，而且自己还发现并引荐了不少人才。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后来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发现他很有才干，就任用他为郎官，这才使他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政献上“灭六国，成一统”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12岁的少年甘罗因为有奇才，也被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让五座城邑给秦国，然后再联合秦国进攻燕国，侵占他国土地来补偿自己的损失。赵王后来又献给秦国十一座城邑。一切都是由于甘罗的功劳，因此甘罗也被封为上卿，成为战国时代最年轻的大臣。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分明。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察他的实际政绩，要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吕不韦的这些措施使秦国政局稳定、吏治清明，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明显地占有优势，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吕不韦做了宰相后，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身体力行。
吕不韦之前，宰相范雎主张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一次性地斩首数万是常有的事，最为惨烈的是长平之战，白起一次就杀了赵军40万。这样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源被浪费，而且激起了各国人民极大的反抗，增加了统一战争的阻力。吕不韦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很注意民心的向背；只有顺应人民的要求，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此，吕不韦进一步提出为了争取民心，还要讲究对敌国人民和军队的政策。开战之前，就应明确宣布，战争是为了惩处那些昏君，消灭老百姓的仇敌，而不是为了杀伤无罪的人民和杀死战俘。对于投诚的敌国官吏应给予赏赐。进入敌国境内应宣传不践踏农作物，不挖掘祖坟、不乱砍树木、不烧毁粮草、不焚毁房屋、不劫取牲畜，被俘的人民要放回家。虽然这些政策在实际作战中并没有贯彻到底，但是，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国过去那种残酷的面目，有助于兼并战争的顺利进行。
同时，吕不韦对军队的士气、武器装备极其重视。他认为士气高低是战争胜负的关键，装备兵器不可忽视，但不能作为取胜的惟一条件。要想提高官兵的斗志就要爱护士兵，多多关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愿意并且乐于为国君而战死疆场。同时要注意选拔良将，这样才能在战斗中取胜。在作战的战略、战术上，他主张用威势来制服敌人，力争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交战的话，主张采用“急疾捷先”的机动战略，并随着敌情变化而制定战略战术，颇有些类似现代战争机动化的策略，足见其军事思想已是相当先进了。正是在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吕不韦在推进秦的兼并战争中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许多重大胜利。
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上任不久，就亲自出马，一举攻灭了东周，从此东西周都归属于秦国。这次行动不仅使秦国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结束了这个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使秦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灭东周后，秦国继续派兵向东进攻韩国，并攻取成皋，建立三川郡。从此秦国占有了中原心脏地区，秦的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不久，秦国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并北向进攻赵国，夺得三十七座城邑，建立太原郡，从此秦占有了太行山以西的地区，并控制了进出太行山的要道。
吕不韦丝毫不给这些国家以喘息的机会，接着又主持发动了对三晋的大举进攻。公元前249年，蒙骜攻取韩国十三座城邑，次年又夺取魏国两座城，第三年又兵分三路向魏国发起进攻，一共夺取二十多座城池，使得大梁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国又建立了东郡。公元前238年，秦国又攻取魏国的首垣等地，扩大了东郡。东郡从三川部往东，沿黄河南岸向东伸展，横插在赵、魏、齐三国之间。从此秦的领土和齐接壤，切断了赵和韩、魏两国之间的联系，东郡就好像一个楔子打进了东方各国之间，从而造成秦分割三晋，可以各个击破的态势。
同时，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国还妥善地应付了东方五国最后的两次合纵攻秦。公元前247年，当秦国建立三川郡和太原郡，准备大举进攻魏国时，信陵君从赵国返回魏国，接掌了帅印，东方各国为之一振。信陵君立即联合魏、韩、赵、燕、楚五国之兵来抗击秦国，一度把秦将蒙骜击退，秦兵关住函谷关数月不开，但这并没有能够挫伤秦的实力。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秦军一方面在关内休整，另一方面又派人用重金来离间信陵君和魏王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得魏王派人代信陵君带兵。信陵君从此引退，纵情酒色，五国合纵抗秦的计划也随之瓦解。秦军趁势打开关门，乘胜追击各国军队，结果大获全胜。秦又恢复了原来侵占的土地，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的土地。
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由于秦兼并战争迅速发展，关东诸国都感到亡国的命运即将到来，但他们不甘心，于是在赵国将军庞媛的精心组织下，赵、魏、韩、燕、楚等五国再次合纵进攻秦国。但这次各国军力更不齐，而且指挥不力，对阵的秦军却更为强大了。五国联军刚到函谷关就被秦军击败，被打得七零八落。从此，关东诸国只有等待一个个被击破的命运，再也无力联合进攻秦国了。
吕不韦担任宰相期间继续执行“远交近攻”的作战方针，灭掉东周，进攻三晋，屡战屡胜。秦国兼并了大片大地，在版图上已是首屈一指，并造成了分割包围三晋的态势，使三晋朝不保夕，君臣悽悽惶惶，为最后消灭六国做好了准备。
随着秦军向东胜利进军，秦国即将统一中国的大趋势已开始明朗。吕不韦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开始为将来大一统的国家绘制蓝图，这一切在《吕氏春秋》里都有着集中的体现。
战国末年，随着经济、政治趋向统一，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到百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倾向。但是儒、墨、道、法等各家仍多主张排斥其他学说，而用自己一家之说去代替百家之说。而吕不韦主张博采百家，突破各学派的狭隘界限，形成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他为此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天下本来没有纯白的狐狸，但是却有纯白的狐裘大衣，这是从许多较白的狐狸皮里挑选来的。能够向众人汲取长处，这就是三皇五帝建大功成大名的原因。”吕不韦正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他承继了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但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教；他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但反对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他批判墨家“非攻”、“救守”之说，但主张“节葬”、“尊师”。这些都在《吕氏春秋》里用文字加以说明了，取舍的标准就是如何有利于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
同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一样，吕不韦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积极主张结束分裂，谋求统一。他认为战国由于分裂割据，成为一个欺诈盛行、混战不止的“乱世”，老百姓苦不堪言。他明确指出，“一统则治平，两分则乱世”，认为社会治乱安危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密切相关。《吕氏春秋》打过一个比方：如果驾车用四个人，各人使的劲不一样，马车根本就没法前进。因此治理国家就更不能割据称雄、分庭抗礼了，统一是国家稳定的先决条件。这种认识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符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要求。
吕不韦认为实现统一最要紧的是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来结束分裂割据的状况。他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没有共同的君王，没有共主，那么强者就会侵略弱者，彼此互相攻伐，人民得不到休息，痛苦不堪。吕不韦甚至认为天下大乱，百姓穷苦正是创立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要建立统一的新王朝，必须了解人民的痛苦、意愿，争取人民的归向。
吕不韦还认为，即将建立的统一的新王朝必须依据十二月令的自然变换，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这自然是受了“天人相应”哲学的影响。“月令”根据每个月气候和生物、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制定了保护农业、手工业、林业、渔猎业的政策，这还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但运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就过于机械了。
为了统一政令，吕不韦主张中央集权，并认为为此要建立新的、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把这看做是驾驭臣下的绳索。但他又认为，君权要有一定的限制，规劝君主不要事必躬亲，而要着重选官用人，让臣下竭诚尽力。这看起来似乎极为矛盾，其实这正是秦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现实矛盾的反映。对外，秦要统一天下，削平群雄，当然要主张中央集权。但一旦统一以后，君王与吕不韦这个“仲父”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吕不韦当然希望秦王政成年亲政后，也像他父亲一样，当个无为而治的君主，这样吕不韦就可以继续大权在握，永保富贵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次，吕不韦的算盘彻底地打错了，结果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
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主张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即治国要把行德、行义放在首位，反对法家单纯强调刑罚的统治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政治教化和暴力镇压结合起来。
吕不韦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当时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他为推进秦统一天下作出了巨大贡献。3.权重震主，饮鸩自杀
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吕不韦的权势也日益扩大，取得的封地也越来越多。吕不韦多次受封，拥有三大食邑，奴仆过万，这在秦国以前的宰相中是从未有过的事，吕不韦所预想的“无数的利”似乎全部兑现了。但吕不韦是一个外来的客卿，其权势之大，财富之多，不能不引起秦王室以及那些豪门贵族的忌恨。一般的权臣倒也无法撼动吕不韦的地位，于是秦王政与吕不韦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就必然不可避免了。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嬴政21岁，按照秦国的惯例，下一年就要举行冠礼并开始亲自执政。吕不韦不早不晚，就在这年把早已开始编纂的《吕氏春秋》抛了出来。很显然，这是做给秦王政看的，是要借此表明自己是秦国真正的理论权威，要秦王政亲政后能够按照他制定的施政方针行事。
然而，秦王政偏偏不是吕不韦所想的那种顺从的君主。他生性专横独断，又具有雄才大略，根本不愿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也决不能容忍吕不韦独揽大权。他们都主张统一，这一点能够促使秦国较快地统一天下。但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秦王政十分信仰法家韩非的政治学说，这与吕不韦的政治学说在不少地方是针锋相对的。韩非反对大臣专权，而吕不韦恰恰是个专权的大臣。韩非反对讲仁义，主张严刑峻法，而吕不韦是主张讲仁义，反对只讲严刑峻法，反对杀无罪之民的。吕不韦主张国君要“处虚”，不必过问具体政务，而秦王政却是事必躬亲，所有国家大事，包括一切刑事案件都要由他专断。权力的冲突、政见的分歧，看来是无法弥合的，两人的冲突随时都会爆发，而突如其来的“嫪毐事件”给了秦王政以借口，于是，两人的争斗一触而发。事情是这样的：
嬴政最初即位时，才13岁，但他已听说母亲和吕不韦有私情，只是装作不知道，不过他并不知道吕不韦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秦王政长大了，太后赵姬还是淫乱不止，吕不韦怕奸情败露，灾祸降临，就把自己的门客“大阴人”嫪毐献给太后。吕不韦还假意教人告发嫪毐犯了该受宫刑的罪，私下里又教太后暗中厚赏主持腐刑的官吏，假称嫪毐受了腐刑，拔去他的胡须让他冒称宦官，这使他才得以进到王宫侍奉太后。太后和他私通后，十分宠爱他，后来他们生了两个私生子，并且密谋：嬴政一死，就把私生子立为继承人。
秦王政因为母亲宠爱嫪毐，封他为长信侯，把山阳和河西、太原两郡作为他的封地，并任用他主持国家大事，嫪毐一时权势显赫。嫪毐家有奴婢数千人，许多人为了求得一官半职，专去嫪毐家做门客。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不是阉人，常和太后私通，养有两个儿子，都藏起来了。秦王政借机下令调查，嫪毐无言以对，决定谋反，并趁秦王政到秦故都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之际，偷走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印发兵作乱。早有戒备的秦王政当即命令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等率军反击叛军，咸阳一战，诛杀数百人。嫪毐兵败逃走，被活捉。嫪毐和他的党羽被车裂而死，嫪毐三代被诛灭，他的门客都被收审，家属迁到蜀地。秦王政痛恨自己的母亲淫荡不止，将她囚禁在雍宫，并杀掉那两个私生子。直到齐国茅蕉来劝说秦王时，他才到雍宫将太后迎回咸阳。
这次事件也牵连到吕不韦。嫪毐被杀后，秦王本想也杀死吕不韦，只因他侍奉先王有大功，以及他的门客和一些说客替他说好话，这才没有给他定罪。不过，秦王还是免去了他的宰相一职，并遣返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去。
在免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各国诸侯的宾客和使者频繁往来于洛阳，问候吕不韦，大有请他出山之意。秦王政怕发生变乱，就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可秦国给你10万户的封地。你跟秦国有什么亲属关系？可以自称‘仲父’？现在请你与你的家属迁到蜀地去居住吧！”吕不韦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不久就迁往蜀郡。他忖度自己的处境，害怕被杀，于是在流放途中喝毒酒自杀了。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偷偷埋葬了他。秦王政知道后，又分别给予他们处罚。这场斗争以秦王政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吕不韦作为一名商人跃为宰相，可谓奇人奇事。早期，吕不韦立子楚为王储，固然表现了他惟利是图、贪求权威的性情，但他在主持秦国朝政期间励精图治，使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方面都为以后一统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他与秦王政有政见分歧，并发生权力冲突，但是事实说明秦王政的统一与吕不韦的功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三、韬光晦迹，指鹿为马——秦末权臣赵高的智谋故事赵高（？—前207），据《史记》记载，他出身于“诸拟疏于属”。虽说是属于赵国宗室的远支，总算沾点赵氏贵族的边儿。大概是在秦灭赵之后，他的父母也随着赵氏宗族成了俘虏，被迁移到秦都咸阳。后来，因为他父亲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没入官府当了奴婢。这期间，赵母在秦宫中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等几个子女，并且，他们兄弟几个也都要一律处以宫刑，在宫中服役。这种悲惨的遭遇，不能不使赵高产生一种仇恨的心理。1.韬光晦迹，投主所好
大凡古来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其篡权夺位所具体形式可能会因时、地及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他们无论如何变换手段，又总表现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总是采用“韬晦”之术，把真实意图掩饰起来，大奸若忠，给人一种假相；并且顺应形势，利用形势，骗取人主的信任，惨淡经营，一步步往上爬。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苏洵〈辩奸论〉），阴谋家自有阴谋家的活动规律。赵高也并不例外。
赵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甘心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他要千方百计地爬上去，以改变这种命运。但是，怎么才能如意得逞呢？他清醒地认识到，可以利用自己在宫中这个有利条件，接近并取得秦始皇的信任，这样，就会有出头的日子了。赵高虽然身受宫刑，但智能并不低下。他生性狡黠刁猾，善伺人主之意。他看到，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是一个“以法为教”的国家。尤其是秦始皇，非常推崇法家，并主奉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说”那一套。他统一天下后，也认为周是得火德，秦取周而代之，所以应该为水德；水德属阴，阴主刑杀，故严定刑法，“事无大小皆决于法”，造成秦法特别严苛。赵高看准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特点，于是，他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很快地就精通了当时的显学——“狱律令法”。他能够强记秦朝繁琐的律令，凡五刑细目若干条，都能背诵如流。有时始皇批阅案牍，遇有刑律处分，稍涉疑义，一经赵高在旁参决，无不合律。再加上他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仪表也不错，生得身躯伟岸，强壮有力。因此，他得到始皇的青睐，始皇感到如果有赵高这么一个既“通于狱法”，而又善于书法、身强力壮的宦官在身边使唤，是再理想不过了，于是，始皇擢拔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这是一个负责皇帝乘舆和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官虽不大，但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才行，而且它使得赵高有了一个既可接触国家机密，又可以接近皇帝以表现自己、获取宠幸的机会。当时，秦始皇为了在全国推行文字统一，把原来繁琐的大篆（也叫籀文）改作笔画简便划一的小篆（即秦篆），就让丞相李斯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范文颁行全国。可见秦始皇对赵高的器重和信任。
赵高的第一步打算虽然实现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狡兔尚有三窟，自己现在虽然得到了皇帝的信用，但始皇百年之后，自己又将何所依归呢？于是，他开始考虑始皇身后谁能继承皇位的问题。他对秦始皇二十几个儿子的德行、才能、性格、爱好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深刻的了解。照常理，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中最有威信，当然是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劝谏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向始皇进谏道：“如今天下初定，黔首（百姓）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知礼义，您就用这样的重法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更加激恼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他把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上郡去当大将蒙恬的监军。
在其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年仅十几岁的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笼络并讨好这位娇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应合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要，凭着他那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地就深得胡亥的欢心。始皇见了，也很高兴。后来，干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及狱律令法的知识。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应合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这就使得赵高更加大胆，有时竟招权纳贿，舞法弄文。有一次，事被发觉，秦始皇把他交付蒙恬的弟弟蒙毅审理。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主意，不敢徇私，于是按律定罪，当判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识，强练有才，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原职。
这件事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它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使赵高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始皇驾崩，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势必受到重用，那时，自己的结局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更加迫使赵高明确地倒向胡亥。只有立胡亥为帝，才能够保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梦想着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世相传的秦始皇，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念之差，竟为他的万世伟业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谀”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始皇的信任。2.利结同盟，沙丘政变
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机运贯彻表现出来的。秦始皇37年（即公元前210年）冬10月，他开始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他安排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处理政务。随行的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士卿蒙毅及百官等。赵高还被授予“行地符玺令事”，即负责保管皇帝传达命令和调兵的印信“符”和“玺”。事情不多，但十分重要。而年纪刚满20岁的胡亥也很想随从父皇出游，到外边开开眼界。秦始皇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次出巡，第一站到了云梦，先去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祷祀了舜冢。然后顺长江而下，过丹阳，入钱塘，临浙江，江上适有大潮，风浪险恶，于是向西绕道，渡过江流，登上会稽山，祭了大禹陵。和前几次出巡一样，立石刻铭，歌功颂德。然后，转过头来，从今夫的镇江附近上船至长江口，再沿海北上，再次来到琅邪（今山东诸城东南）。琅邪这个地方，秦始皇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之所以一再到这里来，是因为距离这里不远的海上，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境，那里生长着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仙药。数年来，以寻找仙药而骗取费用的方士徐市就逍遥在这一带的海上。这一次，秦始皇又传问了徐福寻找仙药的情况。徐福已经几次欺骗始皇，恐招致杀身之祸，于是，竟乘上船只，载着童男童女各三千人，浮海而去，永不回返了。
秦始皇想寻得仙药的欲望又一次落空了，不得已而命驾西还。由于又气又累，又正当七月的天气，酷暑难耐，当车驾走到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南黄河渡口）时，秦始皇突然患了急病。随驾医官尽管频频诊脉进药，但毫不见效，病情日益加重。李斯见始皇病危，便催促人马，加速行进。好容易走到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始皇病已无望，差不多已是奄奄一息了。沙丘这里是从前赵国的行宫，当年那位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就死在这里。李斯只得暂憩乘舆，借行宫住下。他明知始皇将死，几次想启问后事。但他知道，始皇平生最忌讳一个死字，恐触犯忌讳，又不敢贸然进问。直到始皇自我感到死亡已是不可抗拒时，才召李斯、赵高入谕，命赵高给长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史记·秦始皇本纪》）。即命扶苏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赶回咸阳主持他的丧事。诏书已经封好，保存在赵高的“行符玺事所”，还没有立即交给使者送出去。七月丙寅这一天，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这个地方驾崩了。沙丘距京城咸阳两千余里，始皇生前没有明确册立太子，所以，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很可能会发生诸皇子争夺皇位的内讧，或各地反秦势力的乘机而起。这时，丞相李斯从国家大局出发，筹划一番，一面秘不发丧，迅速赶回咸阳，一面把秦始皇的尸体安置在车中，让太监照常坐在车上，传递批答奏章，送水送饭，一切都照常进行。一面催促赵高，速发玺书，召扶苏回咸阳。这个秘密只有李斯、赵高、胡亥及所亲幸的宦官一共五、六个人知道。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些诡秘的措施，为赵高施展阴谋提供了时间和方便。
赵高心里很清楚：秦始皇虽未有明文册立太子，但按例死后应由长子扶苏继承皇位，何况始皇临终前又特别给扶苏留下一道诏书，要他回京主持丧事，这实际上是让扶苏为继承人。赵高心下暗想：扶苏聪明睿智，很有本事，又有蒙氏兄弟辅佐，他们不仅对自己没有好感还同他有仇怨。一旦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必得重用，自己还有好果子吃么？他盘算着：要阻止扶苏即位，只有篡改始皇遗诏的内容，矫诏立胡亥为帝。眼下正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必须当机立断。
于是，他先把诏书扣压下来，然后便去挑动胡亥，他装作一副效忠于胡亥，为胡亥的命运担忧的样子试探说：“主上已经驾崩，没有留下分封诸位公子的诏令，而惟独给大公子扶苏写了一封诏书。大公子一到，马上就会立为皇帝，而您却连一寸土地也没有，这将如何是好呢？”胡亥不知赵高心怀诡计，况且他本来就不是太子，此刻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当什么皇帝。所以，他不以为然地随口答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听说，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父皇去世了，没有分封各位皇子，是有他的想法和道理的。做儿子的自应遵守，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赵高见胡亥还没有意识到继承皇位的重大利害，于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提醒他说：“不能这么说，眼下的情形，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诸公子及蒙氏兄弟都不在身边，如今天下生死存亡的大权，全在你、我和丞相李斯的手里攥着，希望你早作打算，你应该懂得使别人臣服于自己和自己臣服于别人；制人和受制于人，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此时的胡亥，良心还没有泯灭，他感到实在难以做出那种不义的越轨之举，所以不情愿地说：“废掉兄长而自立，是不仁义的；不遵守父皇的诏命，是不孝的；自己能力不够，才识浅薄，勉强靠别人的力量做了皇帝，也是无能的。这三件都属大逆不道，天下人是不会服气的，自身也会非常危险，祖宗的神灵也不会承认保佑我这个子孙的。”
赵高听了胡亥的这一番话，明白了他的顾虑所在，就是怕天下、后人的舆论唾骂。于是，他针对胡亥的思想顾虑，征引古今历史进一步诱惑他说：“您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我听说商汤革命、周武伐纣，虽然都杀了他们的君主，但天下人都称颂这是仁义之举，不说他们不忠；卫国的国君杀掉了他的父亲而自立，而卫国人都称颂他有道德，就连孔子也为他书上一笔，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不孝的行为。由此看来，凡是干大事业的，就不能够拘泥于小节；有大德行的人，就不计较一些小的过失和责备。事贵达权，不可墨守。如果光顾虑小节而忘掉大事，将来一定会有祸患；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日后一定会后悔。当机立断敢作敢为的人，连鬼神都要躲避，也一定会取得成功。所以，希望你仔细考虑权衡一下，大胆地采取行动吧！”
赵高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抓住了胡亥的心理，把他们的邪恶之行巧辩为正义之举，确实打动了胡亥的心，使他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抛弃沉重的良心谴责，毫无愧疚地去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但现在父皇刚刚去世，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有公布，丧事还没有办，怎么好和丞相商量这种事情呢？”赵高见胡亥已经动心，便斩钉截铁地说：“时机呀！时机！错过了就会误了大事！备足粮草，催开战马，就怕错过了时机。这件事如果不与丞相商量，得不到他的同意，那是办不成的。不劳公子费心，我这就去替您说服丞相。”
赵高深知，这次政变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否能够拉过李斯，结成同盟。但怎样才能说服李斯呢，他颇费了一番心计。他又把李斯这个人重新认识判断了一番。他认为，李斯固然是一个很有权谋的人，并且也很忠于秦王朝的事业。但他也具有致命的弱点，就是逐于权势，惜禄保位。李斯本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为乡里小吏。有一次他偶然见到屋边厕所中的老鼠在吃一些很脏的东西，一见到人和狗走近便非常惊恐。而粮仓中的那些老鼠，吃的却是上好的粮食，居住在大厦之下，没有被人和犬惊恐之忧。于是李斯大发感慨，他觉得人也就像老鼠一样，富贵或贫贱与否关键在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于是他发誓改变自己的处境。就跑到荀况那里去学习辅佐帝王之术。学成之后他来到秦国，因为他看到，当时七国之中只有秦才最有可能统一六国。临行前，他对老师讲了一句最能反映其人生观的话：“为人最耻辱的莫过于地位的卑贱，最可悲的莫过于处境贫困。”所以，当他奋斗了几十年，终于获得贵为丞相、位极人臣的权势禄位时，他是不愿意失掉这一切，重新回到过去的卑微贫贱的时代的。何况他为保住自己的宠幸和权势，曾不惜害死比他更有才能的同学韩非呢？赵高看透了李斯这个人的本质，他感到有把握说服李斯。
于是，他独自一人来见李斯。开始，他先以试探的口气说；“现在主上已经驾崩，给长子扶苏留下了一封玺书，要他回到咸阳主持葬仪，然后继立为帝。但这封玺书还没有送出去，皇上就崩逝了，这件事没有别人知道。现在，皇上赐给扶苏的诏书和玉玺都放在公子胡亥那儿，所以定谁为太子，只在丞相和我一句话了，这事您看怎么办好？”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话，李斯不由得大惊失色，斥责他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乱政的话呢！定谁为太子这种事，不是你我做人臣的所应当议论的。”赵高冷淡地一笑，装出十分关怀李斯的样子，迂回地说；“丞相您且不要急，请您自己估量一下：论才能，您比得上蒙恬吗？论功劳，您能高过蒙恬吗？论谋略，您能胜过蒙恬吗？论人心无怨，您能比得过蒙恬吗？论与长子扶苏的交情和得到他信任的程度，您能超过蒙恬吗？”李斯一怔，回答道：“这五方面我当然都比不上蒙恬，可是你为什么这样苛责于我呢？”赵高见这几句话对李斯有所震动，于是又进一步从李斯的个人利益方面分析说：“我赵高不过是一个在宫中干杂活的仆役罢了，有幸靠着懂点法律被先帝赏识，进入宫中，干了20多年，从未看到被罢免的丞相或功臣的富贵荣耀能够保持两代的，他们最后大都逃不掉杀头的结局。先帝一共20多个儿子，他们的情况您都很熟悉。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很有威信，一旦他继承了皇位，必定会用蒙恬做丞相，那样，您最终可就不能佩戴着相印荣归故里了。我受先帝嘱托教授幼子胡亥学习法律，已经好几年了，从未发现他有过什么过失。他慈惠仁爱老实厚道，不吝钱财，礼贤下士，尤其敬重读书的士人，口才虽似笨拙但心里却非常明白。在秦国的诸位公子中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完全可以继承皇位。所以，希望您能作出决断。”他说这一番话时，表现出一种十分肯定的态度。
李斯仍然觉得不妥，反驳说：“你说的都是些僭越违礼的话。我李斯遵奉先帝的遗诏，听从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够另做打算和决定呢？”赵高警告李斯说：“平安可以变为危险，危险也可以变成平安，如果连个人安危都看不出来，又怎能称得上圣明呢？”李斯似乎承认赵高的利害安危之说是可能会发生的，但他总觉得那样做于道义良心上说不过去，他表示：“我李斯本是上蔡的一个普通百姓，幸蒙先皇提拔重用我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也都享受着高官厚禄，这正是要把国家的存亡安危托付于我，我又怎能辜负先帝的信任和重托呢！忠臣能够做到不惧死也就差不多了，孝子要是不尽辛劳就危险了，做人臣的不过要各尽其职守罢了。您不必再多说了，那样是会使我获罪的。”赵高听出李斯的这种表白有点色厉内荏，又再进一步胁迫利诱说：“我听说圣人处世也是变化无常的，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做法。看见梢就能知道根，变便正式开场了。”一番深谈，最终他们达成共识。他们毁掉了秦始皇赐给扶苏的“玺书”，另伪造了一道给丞相李斯的临终遗嘱，册立胡亥为太子，又重新写了一封假遗书给长于扶苏和蒙恬，书上这样写道：“我巡视天下，向名山诸神祷告祭祀，希望能延长我的寿命。如今扶苏和将军蒙恬率领数十万大军屯驻边境，已经十多年了，不能开疆拓土，前进一步，多所耗费毫无功劳。反而屡次上书，肆无忌惮地诽谤我的行动，还因为不能回京为太子，日夜埋怨。扶苏作为儿子是不孝的，现在特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在外，对于他的行为，不进行规劝，肯定是参与同谋，作为臣子是不忠，特赐死；兵权移交裨将王离。”他们在诏书加盖玉玺之后，派胡亥的贴身亲信疾速送往上郡。使者一到上郡，便立即向扶苏、蒙恬宣读了“圣旨”，扶苏听完“圣旨”真如晴天霹雳，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悲怆地转入内室，就要自杀。蒙恬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急忙上前劝止扶苏说：“皇帝在外边巡视并没有册立太子，使我率三十万大军戍守边境，派公子做我的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重任交付给你啊！今天凭着使者的一封信就自杀，又怎么能知道这诏书不是假的呢？请公子再请示一下，究竟是真是假，到那时再死也不迟啊！”这时使者在旁边一再催逼。扶苏是仁孝忠厚的人，他对蒙恬说：“父亲命令儿子去死，还有什么可再请示的呢！”于是便拔剑自杀了。而蒙恬却坚决不肯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想拖延一段时间，以了解事情的真相。使臣就把他抓起来囚在阳周狱中，然后回报胡亥、李斯、赵高。三人大喜，他们匆匆离开沙丘，经井陉，抵九原。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没几天，秦始皇的尸体便腐烂发臭了。赵高怕引起众人的怀疑，就想出一个办法，诏令索取鲍鱼，百官车上，各载一石，以鱼腥来掩饰尸体的臭气，这样，一路催趱，星夜前进，赶回咸阳，立即宣布胡亥为太子，并为秦始皇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葬礼结束后，胡亥正式即位，登上了皇帝宝座，称为秦二世。赵高升任为郎中令，常居于宫中参与决策。现在，他完全可以摆布这个傀儡皇帝，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野心了。3.剪除异己，安插亲信
从历史上看，一场阴谋政变得逞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政变的策划者，总是要实行两手统治：一面大开杀戒，剪除异己；一面封官赐爵，安插亲信。实行这两手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巩固自己刚刚篡夺的政权，企图达到长治久安。
赵高剪除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蒙恬、蒙毅兄弟。他与蒙毅宿怨很深，而蒙恬又手握重兵在外，这就使赵高深为忧虑，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记·蒙恬列传》）他向二世进谗说；“我听说先帝早就想择贤嗣立陛下为太子，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蒙毅又整天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命，仍立扶苏。现在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氏兄弟一定要为扶苏报仇，恐怕陛下寝席难安啊！以愚臣之见，不如杀掉蒙氏兄弟，以绝后患。”二世听了赵高的话，便拟定诏书，将蒙毅囚了起来，准备处死。二世的叔父子婴得知此事后，立即进谏说：“从前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误用颜聚；燕王轻信荆轲，违背秦约；齐王屠戮先世功臣，偏信后胜，最后都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如今蒙氏兄弟，为我秦朝大臣谋士，有功于国家，陛下反要把他们诛死，臣以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臣听说轻虑多疑是不可以治国的，自作聪明是难以成为明君的。如今诛戮忠臣宠信小人，一定会招致群臣的离心离德，还请陛下审慎为是。”二世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最后还是以“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史记·蒙恬列传》）的罪名杀死了蒙毅。接着，二世又派使者至阳周，赐书蒙恬道：“你负罪太多，你弟弟蒙毅又有大罪，所以赐死于你。”
蒙恬进行了一番表白自辩，最后吞药自杀了。消息传开后，天下舆论都为之呼冤，而赵高却为除去了这两个心中隐患暗自欣慰。
沙丘政变尽管干得很诡秘，但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时虽被隐瞒过去，事后也总不免要渐渐露出破绽。日子久了，诸公子渐有所闻，他们暗地里互相猜疑，或者交头接耳私下议论。慢慢地赵高与二世也听到一些风声，未免暗自忧虑。一天，二世把赵高召来，心事重重地对他说：“如今我虽然继承了皇位，看来大臣们并不顺服，一些地方官也都各自为政，而诸公子也必然要与我争位，如何是好？”这话正中赵高心怀，这件事也正是他的隐忧。但他却故意踌躇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说道：“这件事臣本来早就想说，但一宜没敢直说。您想，先帝的那些大臣都是天下有名的显赫贵族，功劳累世相传。而我赵高素来微贱，幸蒙陛下赏识提拔，居于上位，管理内政。所以大臣们心里怏怏不乐。他们表面上虽然顺从，心里其实是很不服气的。再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们都在怀疑，而诸公子又都是陛下的兄长，现在让他们跪拜称臣，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会发生变乱。”二世听了，深表同意，便向赵高请教对策。赵高说：“如今不是讲究文治而是决于武力之时，极需大振威力。要立威，就必须制定严酷苛刻的刑法，使那些有罪的人彼此连坐，直至株连九族。清除那些心怀不满的大臣，疏远那些兄弟骨肉。而后，再采取‘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办法，换上一批亲信，这样，既可除去先帝的那些旧臣，又可安置陛下所亲信的人，谁不感恩戴德，忠于陛下呢！这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肆意享乐了。”二世认为是好主意，便让赵高重新订立法律，凡群臣、诸公于有罪的，全部交由赵高处置。于是，赵高大开杀戒，又把屠刀挥向诸公子。
没过几天，就构成一场大狱，将公子12、公主10人，以及旧臣近侍若干，一起拘捕。在赵高的严刑拷打之下，全部问成逆谋重罪。结果，“公子12人戮死咸阳市”，10公主则在杜邮被解裂肢体，所有财物抄没入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将间等兄弟3人，秉性忠厚，行为谨慎，对二世、赵高素无异议，也被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这3兄弟自认无罪，只待不久即可获释。谁知二世遣使下令：“公子不臣，罪当死！”将间叫屈道：“我平时出入宫廷，未尝失礼；随班廓庙，未尝失节；奉命应时，未尝失辞，怎么叫做不臣！”最终三呼：“天乎！吾无罪！”结果，兄弟3人“皆流涕拔剑自杀”。
还有一个公子高，虽未曾被拘系，自知不能幸免。本想逃走，但又怕因此株连全家，祸至灭族。于是，想出了一个舍身保家的方法，上书二世，情愿殉葬父皇。二世非常高兴，马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又怀疑其中有诈，便把原书取示赵高。赵高看完后，笑着说：“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史记·李斯列传》）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赐钱十万以葬”。总计始皇子女一共三四十人，都被杀完；所有功臣，大概除李斯之外，也几乎被清洗干净，形成“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数叛者众”的形势。与此同时，赵高又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要害位置，如弟弟赵成被任为郎中令，掌握京师和皇帝的卫队，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其他如御史、谒者、侍中等官，也都换成了赵高的人。朝中上下，到处都有赵高的爪牙和耳目，为日后的篡位做好了准备。
对于二世，赵高极力怂恿他肆意玩乐，从不加谏阻。譬如有一次二世对他说：“人生在世，就像乘着六匹骏马驾着车子越过堑隙那么快，现在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那就应该‘悉耳目之的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样‘终吾年寿’，你看可以吗？”赵高应合他说：“这正是贤明的君主所喜欢做的，愚蠢的君主所加以反对的。”这样，既博得了二世对他的好感，又使二世荒于政事，一切由他赵高去处理。在赵高的引导、教唆之下，二世不但继承了秦始皇的一切暴政，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暴虐无道，如大修阿房宫，“赋敛愈重，戍徭不已，耗尽天下财力物力。”
赵高自知杀人太多，积怨遍于朝野上下，怕群臣揭发参劾他。为了堵塞众议，隔断二世与外朝的接触，以便于驾空二世，把他紧紧地操纵在自己手里，他又欺骗二世说：“天子所以称贵，就在于深居九重，高高在上，只让群臣听到他的声音，不让他们见到面孔。从前先皇在位的时间长，群臣无不敬畏，所以即使每天与群臣见面，他们也不敢胡作非为，妄进邪说。现在陛下还很年轻，又刚刚即位，对各种事情未必样样精通。这样，如果在朝廷中当场处理政务，万一言语有误，处置失当，就在群臣面前暴露了您的弱点，这岂不有损于陛下的圣明吗？天子称‘朕’，‘朕’就是有声无形，使人可望不可近。所以，希望陛下从今日起，不必再临朝和臣下见面，只管深居宫禁，有什么事情由我和侍中习法的人来批答处理一下就行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用疑难的事情来试陛下，天下也就会称颂陛下的圣主了。”心无主见、耽于淫乐的秦二世本来就厌于机务缠身，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从此，他很少临朝听政，整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寻欢作乐，所有内外政事均由赵高处理。二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皇帝了。4.罗织罪名，陷害李斯
赵高的阴谋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篡权夺位的条件也逐渐成熟了，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沙丘政变的同盟者李斯。自从沙丘政变之后，李斯一直是赵高心中的一块病。因为他知道赵高的一切阴谋，而且他本来就是反对政变的。他又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位居丞相的人，随时都有可能除掉赵高，所以，必须先发制人，置李斯于死地。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一天，他诡诈地对李斯说：“关东群盗蜂起，可皇上根本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反而急于征调役夫修筑阿房宫，采办聚敛那些狗呀马呀之类无用的东西。我很想劝谏他，可是自知人微言轻，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些其实是您当丞相分内的事，您为什么不去劝谏一下呢？”李斯不知是计，非常赞同赵高的意见，说：“本来我早就想进谏。可是现在皇上不上朝，居于深宫之中，很难找到进言的机会。”赵高见李斯上了圈套，就说；“如果您真想进谏的话，我给您留意着，等皇上一有空闲，我就来通知您。”两人约好后，于是赵高偏在二世拥姬挽妾，燕乐正浓时派人通知李斯，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去奏事了。”李斯赶紧去进谏，结果引起了二世的反感。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惹得二世大怒，说：“我平常有很多空闲的日子，丞相却不来奏事，偏偏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丞相就来奏事。莫非丞相以为我年轻好欺吗！”赵高乘机向二世进谗说：“丞相要是这么想的，那就危险了。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已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的意思是想裂土封王啊！另外，还有一件事，今天陛下不问，我一直没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造反的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这正是楚地强盗横行的缘由。陈胜的军队经过三川时，李由不肯出击。我听说他们之间还有文书往来，因为现在还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闻。况且丞相在外边的权力，比陛下还要大啊！”二世认为赵高说的有道理，想治李斯的罪，但没有证据，不好贸然行事，于是就派人去调查李由通贼的事。
后来，李斯得知了这件事，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上了赵高的当。他想面见二世，澄清赵高对他的诬陷，但二世在甘泉宫主嬉乐，拒不见他。于是李斯就改用上书揭发赵高是一个如同宋国的司城子罕、齐国的田常那样的弑君篡位，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的阴谋家、野心家，并警告二世：“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完全不信李斯的上书，驳斥他说：“赵高虽然是个宦官，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处境安逸而肆意妄为，也不因为处境危险而变心，他品行廉洁，善于自我约束，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位置。他是靠忠诚被提拔起来的，靠信义保住自己的职位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贤能的人，而您为什么要怀疑他呢？而且先帝死后我还很年轻，缺少见识，又不懂得治理百姓，而您年纪又老了，如果没有赵高，恐怕我就会失掉天下的。我不把国家大事交给赵高，谁又能当此重任呢？况且赵高为人精明强干，对下能体察人情，对上能合我的心意，请您不必多疑。”李斯提醒二世说：“赵高并非如陛下所说。他本是一个‘贱人’，‘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这是一个危险人物。”（《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已完全信任赵高，他怕李斯杀掉赵高，就把这事私下告诉了他。赵高乘机对二世说：“丞相所顾忌的就是我，我一死，丞相就会干出田常篡齐那样的事来。”赵高这一番恶毒的挑唆，使二世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李斯的信任，于是，他就把李斯交给赵高治罪。
赵高先把李斯拘捕起来，投入狱中。随即又把李斯的宗族、门客及凡与李斯有交往的人统统收捕归案。然后，赵高便用重刑逼供，要他招认与儿子李由谋反之情。李斯被鞭打一千余下，疼痛难忍，便招了假供。此时的李斯，还幻想着以雄辩之才，向二世上书自陈，企图以自己为秦所建立的功劳和实无反叛之心来打动二世，赦免自己。于是，他在狱中写了一封自辩书，托狱吏上达二世。然而，狱吏却把它送给了赵高。赵高一看，大发雷霆，把上诉书扯个粉碎，说：“囚犯怎么能上书呢！”
李斯的上书，反倒提醒了赵高：倘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问李斯，他肯定会翻供的。于是，赵高又想出了一条诡计：他让自己的门客10多人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的样子，轮番去审讯李斯。李斯不知其中有诈，就以实情相告，结果每次都遭到残酷的拷打。后来，秦二世派人来核实李斯的供词，李斯以为又如前几次一样，始终没敢改口，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把这份供词上奏给二世，二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高，我几乎被李斯所卖！”
这时，二世派去调查李由通贼的使臣，也到了三川，这才知道李由已经被起兵反秦的项梁杀死。当使臣返回咸阳时，恰好李斯下狱，赵高把真实情况隐去，编造了一套假材料，蒙骗二世。这样一来，李斯便被定成死罪。二世2年（前208年）7月，处决李斯，把他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临刑前，李斯凄楚地对他的二儿子说：“我们再也不能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外去追逐狡兔了！”父子两人抱头痛哭。但这一切已悔之晚矣！
李斯死后，赵高被任命为丞相，因为他是宦官，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再进一步，就是皇帝的宝座了！5.指鹿为马，篡权夺位
赵高既已除掉李斯，感到篡秦的时机已到。但他还不知道，群臣是不是完全拥护自己。为了试探群臣的倾向，赵高又在秦宫中导演了一幕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闹剧。
那是秦二世3年（前207年）8月己亥这一天，赵高命人把一头鹿牵入宫中献给二世，但他却说：“我把这匹好马献给陛下。”二世一看，分明是一头鹿，哪里是什么马，便大声笑道：“丞相弄错了！怎么把鹿当成马呢？”赵高仍坚持说是马。二世不信，就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赵高打的什么主意，有的不敢作声，也有几个人据实说是鹿，但更多的人都奉承赵高，谎说是马。秦二世闻言，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精神惑乱，竟分辨不出鹿和马，于是就召来太卜，让他为自己占一卦。太卜已经被赵高授意，便按照赵高的意思说：“陛下在春秋季节祭祀天地、尊奉宗庙鬼神时，未能严格斋戒禁忌，所以神灵惑乱，以致今天鹿马不分。现在您必须依照至圣大德的做法，严格认真地去行斋戒之礼。”二世听信了太卜的这套鬼话，便躲进上林苑中进行斋戒之礼去了。二世一走，赵高就把那些据实说鹿的人统统杀掉。从此宫中内外，都畏惧赵高，没有一个敢表示一点异议的人。赵高篡秦，只在早晚之间了。
秦二世在上林苑中，每天以游玩打猎为事。有一次，一个过往的行人进入上林苑中，二世竟挽弓搭箭，将行人射死。赵高得知此事后，就让他的女婿阎乐去告诉二世说：“不知道是谁杀了一个人，却把尸体移到上林苑中来了。”二世听了很不自在。赵高又自己出面，假作关心地劝二世道：“天子无缘无故地射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是上天所不允的。这样，鬼神就不会接受祭供，上天将会降下灾祸。现在您只有远离皇宫，才能避免灾祸。”二世听了赵高的建议，又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东南离城八里远的望夷宫避灾去了。
这时，关东各地已纷纷举兵，沛公刘邦率数万人杀入武关，他派人私下和赵高取得联系。赵高便想将计就计，派人去同义军讲和，并向刘邦提出“灭秦宗室，分王关中”的要求。刘邦怕其中有诈，没有答应，赵高担心事情泄漏，便决定先行动手，发动政变，以实现他阴谋篡位的最后一步。
政变是经过精心策划与周密安排的。赵高找来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对他们说：“皇上不听我的劝谏，如今事情危急，一定会归罪于我家，我们难道束手待毙，坐视灭门么？现在只有先行下手，废黜二世，改立公子婴。”接着，赵高就布置行动。因为赵成身为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让他做内应，先在宫中散布谣言，说山东强盗已经打进城来，搅得人心惶惶。然后，由阎乐率领一部分士兵化装成起义军，把阎乐的母亲抓来，偷偷安置到赵高家中，以造成一种似乎起义军真的打进城来的假象。随即由阎乐率领一千多士兵直抵望夷宫。
到了宫门前，阎乐不由分说地令人将卫令仆射（守卫宫门的卫兵首领）绑了起来，并气势汹汹地叱责道：“强盗进了宫门，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卫令说：“宫外都有卫队驻扎，戒备森严，哪里有什么强盗敢闯进宫来？”阎乐顺手一刀，杀了卫令，率兵直入，边行边放箭。宫内侍卫郎官及宦官仆役，大吃一惊，有的四处逃窜，有的上前格斗。抵抗的都被杀死，死亡数十人。这时，赵成与阎乐一同攻入内殿，一箭射中二世座位后的帷帐。二世惊起，急呼左右护驾。左右侍从皆惊慌乱窜，不敢抵抗。身旁只有一名宦官，呆立在那里不敢逃走。二世问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以致弄到今天这种地步！”那位宦官说：“正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才活到今天。假如我从前敢多言，早就被杀死了，怎么能够活到今天！”这时阎乐已冲到二世面前，他厉声斥责二世道；“你骄恣妄为，滥杀无辜，酷虐无道，现在天下人都起来反对你，今天，你看怎么办！”秦二世胆怯地问了一句：“我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道；“不行！”二世说：“我让出皇位，可以让我当一个郡王吗？”阎乐摇摇头。二世又说：“那么，当个万户侯也行。”阎乐又拒绝了他。于是，二世以哀求的口气说：“我愿意同妻子做一个老百姓，这总可以了吧！”阎乐大声说：“我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来除害的，你说什么都没有用，我是不敢回报丞相的。”说完，指挥士兵上前。二世自知死不可免，便横剑自杀了。
阎乐回报赵高，赵高欣喜异常，立即进宫，拿过他觊觎已久的玉玺佩戴在身上，准备篡位登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突然，他像被群臣当头重重地打了一棒，只觉得天眩地转，宫殿似乎要倒塌下来。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倒行逆施，已使自己成为一个“独夫民贼”，孤家寡人，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许”的地步。他的皇帝梦破灭了。于是，他只好请出子婴，“授之玺”。但因六国复兴，“秦地益小”，难以称“帝”，便立子婴为秦王。6.身死族灭，遗息万年
子婴虽被立为秦王，但他十分清楚赵高的为人及其险恶用心。他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及心腹太监韩谈密谋说：“赵高在望夷宫中杀死二世，他怕群臣杀他，才假仁假义地立我为王。我听说赵高与楚军有约，消灭秦室以后在关中称王，现在等我斋戒以后入告祖庙时，乘机在庙中杀掉我。我只说有病不能去，他必定来催促我，那时就把他杀死。”过了几天，赵高派人请子婴去祖庙祭祀，子婴便推说有病。于是，赵高果然自己来催，一进门就说：“祭祀祖庙是大事，大王为什么没去呢？”话音未落，预先埋伏在四周的韩谈等人一拥而上，将赵高杀死，并灭其三族。一生中惯以阴谋杀人的赵高，最后竟也死于阴谋之中。可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赵高虽然死了，但秦王朝也随之大势已去。子婴只当了46天秦王，刘邦就率兵入武关，至灞上，子婴便“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投降了刘邦，秦朝遂告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207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其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贾谊《过秦论》），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于是，乃废除分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秦王朝。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业绩！当此之时，这位“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确乎有点踌躇满志了。他为自己更名号为“皇帝”，以示至高无上，又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并且，他自己是“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声威赫赫的大帝国刚开场也就匆匆地收了尾，仅15年便“二世而亡”了。这种强烈的历史落差，不能不使人为之震惊，为之感叹，并引起后世的许多评论。举其要者，西汉的桓宽在《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即认为秦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任用了赵高。这种看法在汉朝人中是非常普遍的。如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就都持有这种说法。后来唐朝的柳宗元、明朝的李贽等思想家、学者也都认为秦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的结果。而明末清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进一步分析说，秦的短祚而亡的原因非一，但“莫甚于不知人”，“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就是说，由于秦国的命运被操纵在赵高其人的手中，这样，即使是一个中等才能的守成之主，也是很难保持秦国不亡，更何况又是二世胡亥这样一个只知荒淫逸乐的昏庸无能之徒呢？它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不只是胡亥没能看透赵高的本质，就是“神灵明圣”的秦始皇及辅佑秦始皇定天下的才智兼备宰相李斯等人，也都为其所蒙骗，或为其所利用，落得个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看来，秦的“二世而亡”主要在于内而不在外，而这位赵高应是罪责第一、难辞其咎的。我们不禁要问：赵高这样一卑贱的“刑余之人”，为什么能够一步步爬到丞相的高位，钻进秦王朝政权的心脏，从而颠覆刚刚诞生不久的大一统的秦帝国呢？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赵高搞阴谋的手段和特点，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宦官干政，甚至操纵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正是封建专制政体本身的产物。
从主观方面看，赵高作为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首先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伪装、隐蔽得很深，善于投主所好，骗取信任。从秦始皇到秦二世，都被他的伪装忠信所蒙骗了。秦二世对他更是深信不疑，甚至当李斯上书揭露他怀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陛下不图”，“恐其为变”时，二世根本听不进去。而他对赵高的那些看法和评价，诸如“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等等，正反映出赵高的“善伺人主之意”的欺骗性和伪善性。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古代史记·宦者传》中曾深刻指出：“宦者之害，……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如果说这是一般“宦者”所共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在赵高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具有极端的冷酷性。也许由于“宦者”们的生理上的残缺，导致心理上也异于常人。如欧阳修所说：“其为心也专而忍。”近年唐墓中出土的宦者俑，于奴才相中透出一脸阴冷刻毒的神气。虽然不能说历史上的宦官都是如此，但它确实概括了人们对宦者的普遍印象。而这一点在赵高身上也体现得相当充分，他为了诛除异己而大立“严法”“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史记·李斯列传》）。在秦二世当政的几年里，暴政胜于始皇，使得“天下苦秦”，人人自危，动辄得罪，陷害了无数无辜，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是他的永无满足的贪欲和权势欲，李斯揭露他“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同上）。他由一个普通宦者——中车府令——郎中令——中丞相，最后到弑君篡位，野心无限膨胀，直至灭亡。第四就是他极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如篡改遗诏，陷害李斯，愚弄并架空二世，指鹿为马及夷宫政变等，无一不是在耍阴谋，弄权术，尤其善于利用二世和李斯的弱点及统治者的内部矛盾，纵横捭阖，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客观方面看，封建专制政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君主的极端孤立和虚弱，而这正是产生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专制的君主来说，几乎一切人都是不能放心的。同族兄弟可能图谋篡位，文官可能架空自己，武将可能发动兵变……周围都是潜伏的隐患和危险。这样，作为皇帝家奴的宦官，他的低贱的身分在皇帝看来难以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并且把事情交给他们办，似乎更放心，更方便一些。我们看秦二世对李斯所说的一番关于信任赵高的话，就很能反映君主的这种心理：“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高，当谁任哉。”历史事实反复表明，再英明的君主也不能放弃让宦官参政这种选择。人们往往指责阉宦弄权乱政，却没有看到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的人，正是封建帝王自己。帝王要利用宦官，而宦官也就同时利用帝王。这就是秦、汉、唐、宋，明、清等历朝都有宦官弄权，以致酿成祸乱的历史原因。
赵高其人，以野心家、阴谋家、乱臣贼子的形象载入史册，他所导演的指鹿为马的丑剧，已成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同义语。他所施用的手段和伎俩，反映了封建时代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共同本质和特点，至今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四、豪门权贵，专权残暴——东汉宰相窦宪的智谋故事
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的势力恶性膨胀，侵夺皇权，遂有了王莽代汉。东汉建立，光武帝刘秀为避免重蹈覆辙，制定了“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的政策，对外戚政治上严加防范，在经济上却持宽容态度。明、章二帝沿袭成例（章帝有所放松），继续防范外戚干政，例如马援，随刘秀杀征西讨，在平定羌人、越人叛乱中屡立大功，只因其女为明帝皇后，明帝时刻注意限制其地位。当时在云台图画二十八名功臣中没有马援，东平王刘苍观图不解，问明帝，明帝笑而不言。马皇后本人也谦恭俭朴，恪守光武成制，从不容许亲族位列显职，维护了东汉统治的稳定。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光武帝、明帝、章帝统治时代，外戚在政治上尚未能起明显作用。
但在和帝时期，外戚窦氏第一次以强悍的姿态出现在东汉政坛上，其中心人物就是窦宪。1.豪门权贵，放纵恣肆
窦宪，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人，他是西汉孝文帝窦皇后之弟窦广国之后，曾祖窦融、叔祖窦固、堂侄窦武、都是东汉著名人物。综观历史，窦氏家族几起几落，在东汉历史上留下了粗重的一笔。
窦融幼年丧父，其妹妹嫁大司空王邑为妻，全家迁居长安。王莽末年，窦融跟随王邑征讨刘秀，败归长安。王莽败亡后，窦融因家族累世在河西为官，遂携家去河西，被推为河西五郡行大将军事。刘秀于公元25年称帝，窦融、窦友兄弟决定率部归顺。当时隗嚣阻兵陇西（今甘肃东部），公孙述据有巴蜀。建武八年（公元32年），窦融与刘秀合军进攻隗嚣，因功封安丰侯，窦友为显亲侯。陇蜀平定，窦融到了洛阳，“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又迁为大司空。窦融深知自己不是刘秀旧臣，多次要求辞爵让官。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才获准免官又进位特进（特进，西汉末置，授列侯中有特殊地位者，可以自辟僚属）。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窦融又代行卫尉之职，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窦融长子窦穆、孙窦勋、窦友之子窦固皆尚公主。明帝即位后，又以窦融从兄子林为护羌校尉。窦氏一门显贵非常，“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持法严明的明帝不喜欢这种局面。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因罪被处死。明帝多次下诏谴责窦融，要他以西汉窦婴、田蚡二人为戒。窦融十分惶恐，上书请求退休，明帝当即批准。由于窦融宿卫十多年，子孙多放纵不法。窦穆依权横行，干预政事，因为受封在安丰，想把六安国变成亲故盘踞之地，于是诈称太后诏书，命令六安侯刘盱休去妻子，复娶窦穆的女儿。永平五年（公元62年），刘盱的岳家上书告发，明帝大发雷霆，将窦氏全部免官，遣还故里，只让窦融、窦勋留在京师。但窦穆在地方还不知收敛，又因贿赂小吏而下狱，不久与儿子窦宣死于狱中，窦勋也在洛阳狱中死去，或许这一切都是明帝的旨意。此时窦融已经作古，为示宽大，明帝诏令窦融夫人与小孙还住京师洛阳。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荣华富贵景象须臾之间涣然冰消，窦氏家族从此沉寂萧条。
公元75年，明帝去世，章帝刘炬继位。此时东汉统治依然稳固，章帝政尚宽容，重视教化，一改明帝苛刻沉闷的风气，但持法过宽，开启了外戚专权之端。这无疑给了遭受重创的窦氏家族一个死灰复燃的机会。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章帝立窦宪的妹妹窦贵人为皇后，拜窦宪为郎，不久，又升其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同时，窦宪的兄弟窦笃也当上了黄门侍郎，兄弟一时并受亲信，侍从宫禁，赏赐不断，宠幸日盛。兄弟俩广交宾客，一时气势飞扬。一些忠心耿耿的朝臣如马严等人出于长远考虑，纷纷上书，要求限制窦氏势力的发展。司空第五伦刚烈耿直，他请求皇帝命令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得随便交结士大夫，以防其萌发骄志，让窦宪永保福禄，君臣尽欢。但是，章帝并没有采纳第五伦等人的意见。在章帝的放任下，窦宪越来越飞扬跋扈，王侯公主及外戚阴氏、马氏全都心怀畏惧。建初二年（公元77年），窦宪居然以贱价强买明帝的女儿沁水公主的庄园，公主也不敢与他计较。后来章帝车驾经过，指问该园，窦宪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章帝起了疑心，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很快得知内情。他极为愤怒，召来窦宪大加责问：“你强夺公主庄园之时，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你现在连公主的庄园都敢强取，更何况那些草民百姓？如果不思悔改，你要记住，我处置你就像扔掉一只幼鸟或一只死老鼠一样！”窦宪这才起了恐慌，将庄园物归原主。窦皇后毁服谢罪，章帝的怒气才算平息。过了一段时间，窦皇后依然受到宠爱，窦宪兄弟仍居要职。
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驾崩，遗诏以窦宪的兄弟窦笃为虎贵中郎将，窦景、窦瑰同为中常侍。二月，10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和帝。和帝刘肇为章帝第四子，原系梁贵人所生。梁贵人为窦皇后诬陷，郁郁而死，窦皇后即养刘肇为己子。刘肇以幼龄登位，由窦太后临朝掌政，侍中窦宪内掌机密，出宣政令，窦氏兄弟并居要津。为掩人耳目，窦宪选择了德高望重的前太尉邓彪，邓因为仁厚顺从而被尊为太傅，位高而无权，却充当了政治滑稽剧的重要角色。窦宪有了什么想法，先让邓彪上奏，然后窦宪再上报太后，当然是事无不从。屯骑校尉桓郁，累世为帝师，性情谦和，窦宪对于这样的人最是放心，积极推荐桓郁，让他充任和帝的老师，居于禁中。经过这样一番精心的安排，内外朝均由窦氏紧紧控制，皇权实际上落入窦氏之手，窦宪的实际地位凌驾于所有朝臣之上。不过窦氏未能控制住和帝的宦官，一直苦苦等待时机的和帝最终利用宦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窦宪为人，急躁果决，排斥异己，打击直言之士，权力欲与报复欲同样强烈，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明帝时，谒者韩纡奉命对窦宪的父亲窦勋进行过审讯。窦宪当权后，立即派人将韩纡杀死，用韩的人头祭奠父亲。章帝时，窦宪推荐真定县县令张林为尚书，章帝征询陈宠的意见，陈宠回答说：“张林虽有才能，但是品行贪浊。”窦宪因此怀恨在心，章帝死时，窦宪要让陈宠主持国丧，国丧的礼仪自然极为庄严、繁杂，又极容易出错，而陈宠可能对礼仪并不太熟悉，利用这种机会名正言顺地加以陷害，正是窦宪的险恶用心。黄门侍郎鲍德向窦宪的兄弟窦瑰求情，求他通融通融，陈宠才得以出为泰山太守，化险为夷。郑弘在章帝统治时期做过太尉，他直言上奏，说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而且贪污受贿；洛阳县县令杨光（窦宪的门生）贪婪残忍，不宜居官，奏表上呈，有关官员与杨光有旧，消息很快被窦宪知道了。窦宪反而倒打一耙，诬奏郑弘身为大臣，泄漏机密，不明底细的章帝切责郑弘，又收还印绶，郑弘坚贞不屈，事情最后也没有怎么弄清楚，郑弘就含恨病故了。
在权力方面，窦宪决不容许他人染指。章帝驾崩，都乡侯刘畅赶来吊祭。刘畅素来奸邪，与步兵校尉邓叠的亲属过从甚密，刘畅通过邓叠的母亲得以出入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多蒙太后宠幸。这次来京，太后又召他到上东门。窦宪害怕刘畅得幸后分夺自己的权力，索性派出刺客杀了刘畅，并嫁祸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官员们畏惧窦宪，大多按他的口径说话，窦宪又装模作样地派侍御史与青州刺史前去查问刘刚。尚书令韩棱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上疏直言：凶手就在京师，舍近问远，恐怕要为奸臣所笑。窦太后深居内宫，哪里知道。她把韩棱训斥了一顿，韩棱却坚执其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终于东窗事发，证据确凿，证明韩棱所说确实是真的，窦太后一气之下，把窦宪幽禁于内宫。可问题是该如何处置这位兄长，如何向朝臣和世人交待？窦太后陷入窘境，好生为难。窦宪也自知犯下人命官司，人所共知，自己怕要性命难保，恰好这时南匈奴请求出击北匈奴，窦宪乘机上书，请求北击匈奴，以赎罪过，太后应允，窦宪重见天日。2.勒石燕然，威震天下
如何对付匈奴的骚扰，曾是西汉中期以前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汉初采取和亲政策，并加强防范。汉武帝时开始反击，经过几次大规模战役，“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保证了边境的宁静，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昭帝时，南匈奴单于降汉，又在汉朝帮助下统一全匈奴，从此汉匈和好。西汉末年大乱，匈奴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不断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东汉草创，忙于拓定中原，对匈奴以消极防守为主。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东汉，入居沿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进犯，东汉政府每年提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织品等物。北匈奴在南匈奴打击下，却地千里，不断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为此争论纷起，或主张接受归附；或主张征服。刘秀深谋远虑，对这两种意见都没有采用，他认为接受北匈奴归附，会使南匈奴离心生变，引起纷争；派军平定，难以消灭，徒滋劳扰，因此采取礼尚往来的政策，以求安边和好。
明帝、章帝时期，北匈奴始终为汉边患，长期威胁边境安全，但北匈奴迫切需要与中原交换产品，所以又强烈要求互市和和亲。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朝廷准许互市，并遣使回聘，引起南匈奴部分贵族猜忌，他们与北匈奴相勾结，企图乘机发动叛乱，不断进攻河西诸郡，甚至胁迫西域诸国一起入侵。事实证明：不彻底制服北匈奴，东汉的北方边境是无法安宁的。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耿秉、窦固等人率军讨伐北匈奴，大获全胜，又因为北匈奴控制西域，所以派出班超去西域联络各国君长。班超在西域接连取胜之时，北匈奴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内乱、饥荒、蝗灾，先后有数十万人入塞投降，受北匈奴奴役的各族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反攻北匈奴的时机逐渐成熟。南匈奴单于企图吞并北匈奴，也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七月上书请求出兵。
窦宪上书以后，司徒袁安、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均表示反对，他们持重因循，认为现在北匈奴不犯边塞，就不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邀功万里，不是社稷之福。其实他们可能更担心窦宪北伐立功，这样将更难对付。奏章连连呈上，没有任何消息，宋由怕事，不敢复议，只有袁安、任隗坚持原议。太后又问征西将军耿秉，耿秉认为以夷制夷，国家之利。太后遂决心支持出兵。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窦宪被拜为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并以司空的规格设置官属。他以执金吾耿秉为副，耿秉久习边事，英勇善战，并调发北军五校（汉代守卫京师的军队）、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兵及羌胡兵士，兵出塞外。因为窦宪的特殊身份，精兵良将倾朝而出，窦宪赖以成功的条件实在很优越。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与耿秉各率4000骑兵，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的1万多名骑兵出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又带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羌胡8000骑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出稠阳塞。窦宪调度已毕，就命令各路人马会师于涿邪山，然后组织了第一次大会战，派去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人，共带1万多名精锐的骑兵与北单于会战于稽落山（今漠北西部的额布根山），联军勇不可挡，一战而胜，北匈奴溃不成军，其单于也仓皇逃走，追兵一直追到私渠比鞋海，斩首1.3万余人，又获得了丰硕的战利品：马、牛、羊、骆驼100多万头。北匈奴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前后有81部20余万人前来降汉。汉军出塞三千里，风硬沙砺，天高地阔。想当年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征战塞外，名垂青史，而今自己也不输古人，窦宪亦不觉豪情满怀，他与耿秉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记功，以表汉朝天威。文采斐然的大手笔班固亲自作铭，言辞典雅，热情洋溢。他在铭文的序言中写道：“兹所谓一劳而永逸，暂费而久宁者也。”为赎罪而立功的窦宪身为统帅，尽管开始动机有些不纯，然而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此时也甚觉豪迈！
军事成功，威令已行，窦宪从塞下回军，改用政治和外交手腕，让军司马吴汜、梁讽带上金帛礼物去向北单于宣扬国威，又兵随其后，保持威慑。当时的北匈奴一片慌乱，吴、梁二人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前后招降万余人，并与北单于在西海会盟。梁讽劝说北单于以呼韩邪单于为榜样，保国安民。北单于听了很是高兴，就派自己的兄弟右温禺鞮王上贡入侍，窦宪见单于不亲自前往，不太满意，觉得目标还没有达到，上奏遣还单于的兄弟。南匈奴单于与汉王朝联合出兵，大败北匈奴，又见窦宪退还北单于的兄弟，料想北匈奴与汉朝和好一时无望，自己的地位还算稳定，心下十分喜悦，派人送给窦宪一只古鼎，是西周宣王时大臣仲山甫之鼎，鼎有铭文：“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窦宪把这件贵重的礼物上交了朝廷。
威震边疆，恩结戎狄，窦宪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永元元年（公元89年），朝廷的使节来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2万户，窦宪故作谦让，辞去封赏，只受大将军印绶。本来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只是所置官属可以依照太尉的标准，现在是官随人变，因为窦宪的威名，公卿阿谀附势，奏称窦宪的地位应该仅次于太傅，而在三公之上，官属品级也应相应提高。旗开得胜的大将军窦宪胜利还朝，大开粮仓府库，赏赐士卒，二千石子弟随同出征的，全部充任太子舍人。当时窦笃为卫尉，窦景、窦瑰为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竟修府邸，穷极奢靡。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朝廷又下令封窦宪为冠军侯，食邑二万户，笃为郾侯、景为汝阳侯，各享食邑六千户。和帝并未亲政，这种诏书当然还是出自太后之意。窦宪独不受封，二次出兵，镇守凉州，以侍中邓叠为副，代行征西将军之事。为配合班超在西域对北匈奴展开的斗争，窦宪派副校尉阎砻率3000余骑出兵西域，一战而取伊吾，而且使叛附不定的车师大为震慑，车师前、后王均遣子入侍，内附汉朝。
北匈奴单于因为兄弟入侍不成，惶恐不安，又派车谐储王去居延塞向汉宫致意，请求亲自入朝，希望朝廷派出使节，窦宪于是让中护军班固代行中郎将之职，与司马梁讽一起去迎接。不料南匈奴正在锲而不舍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对北匈奴穷追猛打，北单于带伤逃跑。班固到了私渠海时，见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只好返回。窦宪看到北匈奴如此虚弱，就动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念头。永元三年（公元91年），他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再次率军出击，耿夔只带800精骑，出居延塞，直奔金微山（即阿尔泰山），斩阏氏（单于之妻）、名王以下5000余级，北单于单骑西逃，远走乌孙。这次出军，出塞5000里，尽获珍宝财物，自汉以来，史无前例。
窦宪自矜己功，为了显示自己的恩德，上表要立降服的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一如南单于故事。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认为可行；司徒袁安与任隗以为，光武帝招降南匈奴只是权宜之计，现在朔漠平定，应让南单于返归北庭，无故又立阿佟，徒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支持袁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袁安担心窦宪一意孤行，单独再次上奏：南匈奴单于举众归汉，四十余年，南北匈奴分立的格局不宜打破；况且这次出兵，南单于首倡大谋，实为有功，如果再立北单于，同样对待，有失恩信；乌桓、鲜卑刚刚杀掉北单于，汉朝再立单于之弟，乌桓、鲜卑必定怨恨政府；再者，中央每年供给南单于的费用高达1亿90余万钱，供给西域的费用每年是7480万钱，若在北庭又立北单于，照样供给的话，路程更远，所费过倍，耗费国家财力，实在不是安邦之策。诏令公卿再次议论，袁安与窦宪互相辩难，窦宪恼羞成怒，大肆诋毁，还拿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事例来威胁袁安，袁安毫无惧色。窦宪依仗权势，还是固执己见，扶立右鹿蠡王於除鞮为北单于，然而正如袁安所料，於除鞮很快反叛。在这件事上，窦宪出于一己之私心，好大喜功，确实措置失宜。
不过总的说来，经过这次打击，不仅是北匈奴，整个匈奴族力量削弱，再也没有昔日的辉煌，不久其部族就融入鲜卑族，或于公元四五世纪为柔然族吞并。此后，虽有少量匈奴在边境作乱，但对中原的政权已无法构成威胁。自先秦以来一直困扰中原王朝、驰骋大漠的匈奴族逐渐成为历史。窦宪因时际会，获得了重大成功。
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北匈奴主力由此离开了中国边境，向西迁移。西迁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艰辛的旅程。公元四世纪中期，匈奴人已进入欧洲，并占领了从顿河到喀尔巴阡山脉的全部里海北岸。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日耳曼部落的哥特人，于公元三世纪分裂为东、西两支。东哥特人归服了匈奴人，西哥特人不愿受匈奴人压迫，越过多瑙河避难，受尽罗马官吏的欺压。公元376年，西哥特人掀起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奴隶、隶农和矿工都加入了起义的队伍。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起义促成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分裂。匈奴人还在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积极向外扩张，席卷了欧洲大部，对欧洲古典奴隶制的瓦解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公元453年，匈奴族杰出的首领阿提拉死后，匈奴势力才逐渐衰落。窦宪自然不会想到：他的乘虚一击会使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紧紧地衔接起来，并影响如此深远。他只知道自己功成名就，有了傲视天下的资本。3.横行无忌，被逼自杀
其实，当初窦宪暗杀刘畅，对窦氏势力并无任何影响。窦宪领兵出京，卫尉窦笃、执金吾窦景仍在京城作威作福，有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派人拦路抢劫，杀人越货。这且不说，窦景还擅自下发公文，命令乘驿送给沿边诸郡，要诸郡长官选送武艺超群、作战骁勇的士兵为自己服役，渔阳、雁门、上谷三郡长官俯首听命，派属吏将这些士兵送至京城。京师官员全都知道窦景无法无天的行为，却又敢怒而不敢言。袁安不服，上书弹劾窦景兄弟以及阿附窦氏的司隶校尉、河南尹等人，太后也不闻不问。这使得窦氏兄弟日益骄横，竟然把自己的亲族、宾客安插在名都大郡。这些人大肆搜刮，争相上贡，其余州郡也望风而从。袁安又与任隗继续弹劾这些地方大员，窦氏对袁安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却因袁安名望太高，不敢轻易加害。窦宪平定匈奴，威名大盛，使宴氏家族更为显赫：窦笃进位特进，可以选拔官吏，享受三公的礼遇；窦景为执金吾，窦瑰为光禄勋。窦景越发肆无忌惮，公然指使手下恶奴抢夺财物，掠人妻女，使得京城里商贾关门歇业，如避寇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窦氏家族的所为，搅得京城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一塌糊涂，官员们也不敢举报。太后听说，无奈之下，免了窦景的官职，但时隔不久又赐他特进之位。窦太后无法掩人耳目，只是在掩耳盗铃，手法拙劣，令人齿冷。
至于窦宪本人，塞外的戎马生涯并没有让他脱胎换骨，不见他提携一位后学英俊、疆场功臣，不见他对国家的水旱灾害、黎民疾苦表示过关心。他只知居功自傲，傲视满朝公卿。早在他以大将军身份屯兵武威的时候，一次和帝要西去长安祭祀汉家园陵，让窦宪与他在长安相会。窦宪既到，尚书以下的官员居然想要对他伏地下拜，山呼万岁！韩棱正色驳斥：“与人相交应不卑不亢，国家礼法清清楚楚，哪有人臣被称为万岁的制度！”说得那些人无地自容。由此可见，窦宪当时威势之盛，真是无以复加。匈奴平定，大功告成，窦宪以耿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将班固、傅毅之徒罗致幕府以典文章，刺史至县令多出其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窦宪回京后，开始对上疏批评自己的人大加报复。
司徒府的属官周荣是反窦的坚定分子。司徒袁安弹劾窦景及与窦宪争论的奏表，全由周荣草就。窦氏宾客、时为太尉府属的诼徐来恐吓周荣：“你为袁公心腹，排挤窦氏，窦门刺客遍布城中，你进进出出可要小心呀！”周荣没有被他吓倒，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告诫妻子：万一自己遭到不测，不要收敛尸体，以警醒朝廷。不过周荣侥幸没有被杀，窦宪败亡后，他因此而名声大噪。然而，大多数反对窦氏集团的人却结局悲惨。如郅寿是当时著名的廉吏，和帝时征为尚书仆射，窦宪的门生曾受命致书郅寿，有所请托，郅寿二话没说，将此人送进监狱。郅寿还多次上书，指责窦宪骄横，以王莽篡汉为例要和帝多加小心。窦宪出征匈奴，免不了要耗费国用，加之兄弟并起第宅，横行霸道，郅寿遂在朝会上讥讽窦宪等人，语气激昂，窦宪大怒，罗织罪名陷害郅寿，置其死罪。侍御史何敞上疏相救，郅寿免死，合家徙往合浦。后来，郅寿悲愤万状，饮恨自杀，其家属被放归乡里。另一位尚书仆射乐恢廉明耿直，窦宪专权，他上书反对；河南尹王调，洛阳县令李阜攀附窦氏，他上书弹劾。夏阳侯窦瑰想与乐恢联络感情，他拒而不见。窦氏兄弟看他如此不听话，又头痛又恼火。乐恢的妻子劝说乐恢：“昔人保身避害，你又何必以言招怨？”乐恢一声长叹：“我位立朝班，哪能尸位素餐。”不过，他看窦太后临朝，时势难以挽回，不禁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乡。窦宪示意州郡长官加以迫害，乐恢走投无路，吞药自尽。直到和帝亲政以后才任命其子为郎，以示抚恤和正名。窦宪不能容人，就连曾经为己所用的人，只要稍不如意，也不讲情面。梁讽曾为窦宪的司马，去北匈奴招降纳叛，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后来因为忤意，就被窦宪处以髡刑（即剃光头发），武威太守又秉承窦宪的意旨杀了梁讽。如此等等，窦宪一手遮天、睚眦必报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帝如何容忍得下？
永元四年（公元92年）邓叠被封为穰侯。邓氏一家包括邓田、步兵校尉邓磊，与窦宪的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互相交结，密谋杀掉和帝，把窦氏小朝廷变成真正的王朝。14岁的和帝得知这一阴谋，与亲信宦官商议，计划先行诛灭郭举，但因窦宪还率兵在外，为防止他发兵作乱，只好隐忍未发。同年又发生了日食，按照天人合一的解释，这是皇权不稳，故而天象示警。司徒丁鸿借此上书朝廷。十多天后，窦宪、邓叠班师还京，和帝经过周密部署，发动突然袭击，命令丁鸿身兼太尉与卫尉二职，率军屯守南、北宫禁，关闭城门，先收捕邓叠、邓磊、郭璜、郭举，下狱处死，家属一律流放到合浦；再派谒者仆射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夺其兵权，改封其为冠军侯，将窦笃、窦景、窦瑰均放还封地。和帝因为窦太后的缘故不想公开地处死窦宪，挑选严厉的官员对他进行监察。实际上，窦宪、窦笃、窦景到了封地全部被逼自杀。只有窦瑰素来德行修谨，才得以保全性命，徙封为罗侯（罗县，属长沙郡）。然而冤冤相报，窦瑰还是未能幸免。当初窦后陷害梁贵人，梁氏受到打击。永元十年（公元98年）梁棠兄弟从九真流放还朝，路经长沙，趁势报复，逼令窦瑰自杀。顷刻之间，外戚窦氏的势力毁灭殆尽。世事风云莫测，窦氏兄弟短短几年的飞黄腾达好似一枕黄粱美梦，顷刻消失，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窦宪当政，专权残暴，最终自取灭亡，已为人共知，无须多言。只是他平定北匈奴，肃清边境，功不可没。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慨叹壮志难酬，追慕窦宪的塞下风流，有“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但是一般人提到塞下，往往称说卫青、霍去病，却很少提到窦宪，恐怕是因为“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之故。五、不畏强势，力亟宦官——东汉良相陈蕃的智谋故事
这是一个深秋凄冷的清晨，天阴阴的，刮着风，地上红叶乱卷，天上大雁南飞。东汉京都洛阳城内一片冷清，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大街上行走，也很快消失在深巷大院里。但此时皇宫里却是热闹异常，原来是大将军窦武率兵正与宦官的军队激战。这时只见一队人马冲出了承明门，为首的是一位须发尽白的老头，手里拿着刀，他边跑边喊：“宦官反叛了！”就在这时，他碰到了大队宦官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当天他就被杀害了。这人是谁？原来他就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党人”集团领袖之一——陈蕃。1.清世之志，刚直不阿
陈蕃（？—公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其祖先曾担任河东太守。陈蕃15岁那年，开始独居一间房，在里面读书习武。这间房屋周围杂草丛生，屋内乱七八糟，令人无法驻足。有一次，他父亲的好友、同郡的薛勤来访，险些迷了路，但见杂草丛中有一间草舍，里面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很是奇怪。走进屋内方知是陈蕃，于是问他为什么不打扫一下庭院，清理一下居室。陈蕃却说：“大丈夫活在世上，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是整理一间房子呢！”薛勤知道他有清世之志，因此非常器重他，而且他们后来还成为了忘年交。
陈蕃成人以后，起初在本郡做官，后来举孝廉，被任用为郎中官。由于母亲去世，他不得不离官而去服丧。服丧完毕后，他被刺史周景任命为别驾从事，因为谏诤而不合周景的意，不久就离职而去。后来公府举用方正，地方官员力举陈蕃，但他都没有前往参试。
不久，经太尉李固推荐，陈蕃被征拜为议郎，接着又升任为乐安太守。当时，名士李膺为青州刺史，推行威严廉洁的政治，下面那些从官听说这一情况，都纷纷自己引退了，惟独陈蕃以清廉的政绩而得从留任。郡内有个叫周峚的学者，行为端正，品德高洁，前后上任的郡守都想招用他，他都不予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并且以礼待之。
陈蕃对真名士礼尚有加，而对假名士则是深恶痛绝。乡里有个叫赵宣的平民，埋葬亲人而没有填埋墓道，自己居住在里面，服丧达二十多年，乡里人都称他有孝道，地方长官多次以礼来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有人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极为佩服，于是也带着重礼去聘请他出来做官，两人见面后，谈得很是投机。接着陈蕃又想征询他家人的意见，于是又问起他的妻子儿女，无意中得知赵宣的五个子女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听罢大怒，斥责其伪装孝道，表里不一，随即判处他有罪。
陈蕃不仅重视名士，而且还不畏强权。当时大将军梁冀权倾一时，威震天下，人们想要巴结他都觉得无门，而陈蕃偏偏要堵这扇门。梁冀曾派人送信给陈蕃，希望他能够照顾一下自己的亲朋宾客和党羽。陈蕃向来厌恶梁冀，坚决不见这位使者，于是这位使者没有办法，谎称有圣旨在手，要求见陈蕃。陈蕃这才出来接旨，知道是假的后，怒不可遏，于是下令把那个使者杀了。梁冀非常生气，于是将其贬官，下放为修武县令。
梁冀倒台以后，陈蕃被任用为尚书。当时零陵、桂阳两郡农民起义军势力强大，当地政府无法控制，朝中大臣们主张派兵镇压，于是皇帝诏令各州郡，凡能镇压起义军的人都可以自荐为孝廉、茂才。这时陈蕃上疏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两郡人民之所以叛乱，一定是由于地方官员贪婪残暴造成的，因此不是要去镇压百姓，而是要审查地方长官，清除那些施政不仁、欺侮虐待老百姓的官员，选择那些清正廉洁、奉公守法的人去宣布法令，安抚老百姓。同时他还指出宫中人员过于膨胀，应该裁减朝廷和宫中的冗员，除去那些奸猾、强暴之人。陈蕃上疏完全是出于忠心，为朝廷的安危着想，但他直露的言辞触犯了皇帝左右的人，不久，他就被排挤出京，出任豫章太守。
陈蕃性格刚直、严厉，为人严肃，不轻易接待客人，送人也不出门。有一次，陈蕃的妻子去世了，乡里有地位的人都去吊唁，只有许子将没有去，并且说：“陈蕃性格严谨，严谨就很少有人来往，因此我就不去了。”由于一些士人和老百姓都认为他的行为太过于高洁，不愿同他来往，但是也有例外。在陈蕃做豫章太守时，当地有位名士叫徐樨，两人交往甚密，而且一谈就是几天几夜，很是投机。陈蕃特为徐樨摆设一张床，徐樨一走，他就把床悬挂起来，以至于“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发出感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即徐樨）下陈蕃之榻。”
陈蕃出道就以清廉为重，不畏强权，为其以后做骨鲠忠臣打下了基础，也为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2.反对宦官，直陈敢言
梁氏擅权结束后，东汉朝廷立即被更为横暴的“五侯”所把持，出现了更为昏暗的政局。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因诛除梁氏有功，同日封侯，谓之“五侯”。不久，皇帝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为侯。尚书令尹勋等数10位大臣也都分别受到赐赏、封爵。于是东汉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五侯”专横擅权较之梁氏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这些新贵比旧富豪更加贪婪，且尽其奢侈挥霍之能事。这些早已失去性欲要求和生殖能力的宦官，还霸占美女，娶妻妾，养嗣子。这些生理和心理上均畸形的小人，一旦得势，其凶残更甚于常人。“五侯”的亲属、党羽在各地横暴尤甚，他们培植势力，不论傻瓜白痴，凡与当权之显宦沾亲带故者皆可为官，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地方官处理政务毫无本领，纵情享乐，玩弄妇女，穷奢极欲则花样翻新，无一例外地成为为害一方的地头蛇。除此以外，不少权宦如侯览、段硅、苏康、管霸等人也是贪侈骄纵，专横无比，他们残害无辜，与士人、“清流”为敌。这时，汉朝政治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即使在这种黑暗的统治之下，一些清明正直的官吏仍在各地用各种方式对宦官集团及其爪牙进行了大胆的攻击。
桓帝即位初期，白马令李云上书公开指斥中常侍单超等五宦官的劣绩：在他们的把持下，朝廷宫位错乱，小人得势，政治腐化，任用官吏不经皇上的批准。这一奏疏触犯了宦官的忌讳，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大肆污蔑李云，引起桓帝对李云的恼怒。结果，李云被捕入狱，准备对其处以重刑。这时弘农五官掾杜众竟上书愿与李云同日就刑。此时已是大鸿胪的陈蕃也上书救助李云，宣称李云忠心为国，并说“今天如果杀了李云，臣恐怕剖心之讥又将为世人所议论了”，直接将桓帝比喻为殷纣王。太常杨秉、洛阳的沐茂、郎中上官资等都上书为李云剖冤说情。但是，在宦官集团势力的强力压迫下，李云最终被处以五马分尸的重刑，而陈蕃也被诬以罪名，免去大鸿胪一职，回到自己的庄园里。
遭受宦官集团的政治打击和排斥之后，秉性刚直的陈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斗志不减，一如既往地反对宦官。不久，桓帝迫于舆论的压力，又征拜他为议郎，几天后任命他为光禄勋。这时的封赏完全超越了先祖所立的成例，而那些宦官更加得到皇上的宠爱和信任。于是，陈蕃又上书进谏，指出：“近来朝廷习于封地给不义之人，封赏左右那些无功之人，那些不胜其任的人得到官爵，那些没有功劳的人得到封地，甚至于一个家族内，有好几个人被封为侯爵。”他还结合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针砭后宫的生活糜烂：“后宫嫔妃数千，都吃着上等佳肴，穿着一流锦袍，每天只是在那里擦脂抹粉，而服侍她们的宦官不可计数。”最后，他希望皇上能够“采求得失，择善而从。职官选举由尚书三公来执行，从而使褒赏有度，诛罚有节”。桓帝比较欣赏他的这一奏疏，于是放归宫女500多人，但他不愿、甚至是有些不敢得罪宦官，反而赐封尚书令黄倘为关内侯，封河南尹邓万世为南乡侯。宦官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声势更盛，他们可以肆意地左右朝政，桓帝仍旧是个傀儡。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又上疏谏道：“太平之世，尚且要有节度，更何况现在国家面临田野荒芜、朝廷无力、仓库空虚的困难局面。”“战争还没有开始，人民已四散逃离。”陈蕃还深切陈辞，当时正是农忙季节，皇上应该努力劝耕，体恤人民，而不应整天游玩打猎。桓帝本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君，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怎会知道人民的疾苦呢？当然他也不会听从陈蕃的进谏。而这正是宦官们所希望看到的。桓帝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正好为他们专擅朝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桓帝只听从他们的报告就行了。
这时，以李膺、陈蕃为首领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组成的“党人”集团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声援，利用在野的条件大造舆论，对宦官集团形成极大的箝制力量。而宦官集团虽无多少政治远见，亦无大造舆论的本领，却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国，走狗充斥朝野，拥有实权。这样，双方的生死搏斗就不可避免了。
早在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杨秉任太尉时，他曾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当时得到还有一点进取心的桓帝的支持，相继有50多位中郎将、刺史、太守被免职或被处死，使宦官势力有所收敛。过了三年，又是杨秉上书，奏刺侯参，使其被迫自杀，桓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免去侯览的官职，削除具瑗的封地。侯览、具瑗的权势虽被削夺，但并不能说明“党人”的胜利。
也就在这年，陈蕃代杨秉为太尉，而中常侍苏康、管霸也被重新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有久，河南尹李膺、大司农刘枯、廷尉冯绲就因与宦官集团为敌，被苏、管等人陷害，以抗拒圣旨的罪名遭拘禁。太尉陈蕃则极力为李膺辩护，请求朝廷体察这些大臣的忠心，对他们加以原谅、宽恕，并反复说情，辞意恳切。但是在宦官的极力鼓噪下，桓帝无法听从陈蕃的建议，李膺等人没有被宽赦。
与此同时，在各地，双方的斗争也呈拉锯状态。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勾结宦官，执法犯法，贪横放恣而分别被南阳太守成缙、太原太守刘踬拘捕问罪，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赦免令，但两太守还是将他们杀掉了。宦官们非常恼怒，奏请皇上要求将成缙、刘踬斩首示众。另外，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宦官徐璜的侄儿徐宣任下邳县令，竟然因为求娶太守李嵩的女儿不得而派人将其女抢来杀死，东海相国黄浮则将徐宣一家老小全部处死，并将徐宣本人斩首示众。但翟超、黄浮却也因此而被处以髡刑，改任校官。
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大臣害怕直言，陈蕃独自上疏说：“朝廷内宫不加以整治，永远是心腹的大患。自从消除梁氏的祸患之后，近来宦官相互交结，共擅专权。”他甚至建议剔除宦官干预政治的制度，而让尚书来处理国家政务，选任那些清正廉洁的士人，摒弃那些奸邪之徒，同时还为成缙、刘踬、翟超、黄浮等人请命。但是，桓帝得到奏疏后更加恼怒，完全置之不理，朝廷众官也很怨恨他，而宦官更加怨恨陈蕃。这次斗争，虽因陈蕃是名臣而没人敢加害于他，但当时相当知名的刘踬、成缙则都死在了狱中。不过在反宦官斗争中，陈蕃日益得到太学生的敬重，于是在太学生中就传出“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的赞语。
由于宦官握有实权，形势的发展对“党人”是不利的，宦官随时都可能寻到一个借口，对“党人”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果不其然，大难在延熹九年落在了这些党人的头上。
河内人张成，是个与宦官交结的术士，因为故意怂恿其儿子杀人而被河南尹李膺逮捕，朝廷很快来令，予以赦免。李膺早就对宦官极其不满，因此不顾赦令，将张成斩首。这实际上是对宦官集团权威的挑战。宦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就唆使张成的弟子牢惰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各郡生徒，共结部党，讥议朝廷，扰乱风俗。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表示极大的震怒，下诏令逮捕党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搜捕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这次所要逮捕的“党人”，都是海内闻名、忧国忧民之人，此事是一件大案，必须要经过三府（太尉、司徒、司空）签署命令才能执行。但是太尉陈蕃拒绝签字，桓帝似乎更加恼怒了，于是下诏将李膺拘捕并加以拷问，此案涉及杜密、陈翔、陈蹇、范滂等200余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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