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生物发展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牛月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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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物发展研究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早期生物学

辽阔的中华大地蕴藏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从远古时候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他们辨认和品尝各种野生动植物，从中获得了种种经验和知识，并以当时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甲骨文象形文字，表明人们对生物世界的思考。《禹贡》等早期古籍，展示了当时华夏大地动植物分布概况。《庄子》等对食物链的记载，对后来动植物研究有积极影响。此外，古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反映了早期生物资源保护思想，具有生态学意义。

甲骨文中的动植物知识

1899年秋，在清代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就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是金石学家，也是个古董商，他担任的国子监祭酒是当时朝廷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

中药买回来后，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有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画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大篆也非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进行深入研究，王懿荣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2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收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王懿荣把这些奇怪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最后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当时学者重视，而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都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清代末期另一位金石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从而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出土处的地理位置。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所以研究者们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作“甲骨学”。而王懿荣也被称为“中国甲骨文之父”。

据学者研究，商朝甲骨文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同时其中还有许多关于动植物的信息。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动物的汉字，说明了商代人与自然密切的关系。

从甲骨文中，不仅可以考察到当时生存在这个环境中动物的类别，还可以了解到商代社会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田猎、农业与畜牧业、手工艺、宗教仪式等，都以动物群体的生存和利用为社会支柱。

在商代人心中，动物是图腾、是祖先、是天帝使者、是人类伴侣，又是残害人类的恶魔，还是人类征服的对象，是善与恶的不同角色，这使动物成为商代文化表现的主要内容。

甲骨文中关于动植物的字形结构很有特点。如，植物有禾、木两类，甲骨文的草、木不分，有时草、竹也不分，禾，即由木分化而来。甲骨文中的“禾”字，就像成熟下垂的禾穗，是禾本科作物形象的反映。甲骨文中有许多带禾的字，如黍、稻等。甲骨文中的“木”字，就是树木的形状，从木的栗字，就形似结满了栗子的树木，其他带木的字还有桑、柳、柏、杏等。

甲骨文中还有4种象形鹿类动物的名称，就是鹿、麝、麋、麞。虽然它们整体形象不同，有的有角，有的没有角；有的角短，有的角长并有分枝；有的腹下有香腺，有的没有。

但这些作为动物名称的象形字，都有一个共同的象形的“鹿”作为它们的基本形制。这里面，实际上包含有将一些性状相近的动物归为一个类群的意思。

鹿是古代狩猎最重要的对象，所以古代人很熟悉鹿的生活习性。甲骨文中有“麓”字，形状就像鹿在树林中间。

鹿喜欢在山林中生活，以鹿所喜爱的树林栖息地表示山麓，正是古人造字的原意，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了解。

在甲骨文中，龙的写法有四足，而且麟纹、巨口、长尾，就像鳄鱼的样子。扬子鳄在史籍中称为“鼍”，甲骨文中把“鼍”写得像一张伸展开的鳄鱼皮。鳄鱼有一张血盆大口，巨齿成排，鳞甲坚硬，四足修尾，水陆两栖，鸣声如雷，都与“龙”的特征一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大象是商代人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在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纹饰中多有表现。在商代都城的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地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也有“殷人服象”的记载。在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问讯：“今天晚上有雨，能擒获大象吗？”另一辞说：“殷王田狩于楚地，获大象二匹。”类似这种猎象内容的甲骨卜辞有很多，说明商代的野生大象和其他动物一样，是商王狩猎的主要对象。

正是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因此，河南又有一名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说文解字》中说：“长鼻牙，南粤大兽，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象字后来多引申为指具体的形状，又泛指事物的外表形态，如形象、景象、星象、气象、现象等。

虎，在甲骨卜辞中保持最原始的图形。有突出的牙和爪表现。这种凶猛的动物较难擒获，因此卜辞中提到的大型围猎活动中，虎经常只获到一或二只。

兕，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因为在殷墟遗址中，发现过犀牛的骨骼，但大量都是野牛之骨。

除了上述文字外，甲骨文中关于动物类的文字还有很多，如：虫、鱼、鸟、犬、豕、马等。这些文字，同样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此外，在动物文字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武器相关的字，而且展现出武器的不同用途，或杀戮，或割裂，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示商代狩猎工具的先进性与多样性。

总之，通过对殷墟甲骨文中关于部分动物文字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殷墟周围的动物种类、生态环境、狩猎工具制造情况，也可以考察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田猎、农业与畜牧业、手工艺、宗教仪式等。

而且，通过研究甲骨文中关于动物部分的文字，可以寻找出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这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可贵的实物材料。

甲骨文中动物种类如此繁多，说明当时在殷墟周围河流纵横、沼泽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树木参天、水草丰盛，拥有很多良好的天然牧场，活跃着很多珍奇异兽。通过甲骨文中动物种类的分析，可以充分体现当时中原地区的环境特征。拓展阅读清代末期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文刚做出确认时，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形势即发生动荡，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皇室人员为避难离京后，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转归好友刘鹗。刘鹗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后来，人们在王懿荣的家乡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建纪念馆，以纪念这位“中国甲骨文之父”。

早期动植物地理分布

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地球上某一动植物的群落类型在地表的分布，早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所逐渐认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对华夏各地动植物的了解。

在《禹贡》、《山海经》、《周礼》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蕴藏有丰富的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

据传说，大禹在治水时派一个叫竖亥的人，测量东西间和南北间的距离。

竖亥又名“太章”，是一个步子极大，特别能走的人物。他率领专员，踏遍了中华大地，进行了较精确的测量。他们在测量时，发明了测量土地的步尺，还有量度的基本单位尺、丈、里等。竖亥从东极到西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34575亿步，又从南极到北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7575亿步。

大禹根据竖亥测得结果，又测量了洪水深度，然后从昆仑山取来息壤，治平洪水。息壤就是草木灰，据说它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与水势相抗衡。他又根据山川土壤和植被情况把华夏大地划定为“九州”，它们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九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反映在了《尚书·禹贡》当中。《禹贡》的出现与我国战国时人们为发展生产，而对各地自然条件进行评价具有密切关系，它记述了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贡赋等情况。其中对兖州、徐州、扬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有很好的记载。《禹贡》记载：在兖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木本植物长得挺拔高耸，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为棕壤，草质藤本植物生长良好，木本植物主要为灌木丛；扬州的土壤是黏质湿土，长着大小各种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并长有许多高大的乔木。《禹贡》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由于地域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草木种类就不一样。所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禹贡》的作者正是通过动植物情况的调查记录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

除上述3个州外，《禹贡》还记述了荆州的贡品中包括杶、榦、栝、青茅及各种竹子。杶就是香椿，榦就是柘树，栝就是桧树。此外还记述了豫州出产各种纤维植物等。

其实，对于先秦时期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情况，《山海经》和《周礼》两部著作则有更详细的描述。《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经西汉刘向父子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而成。它是一部大约起自东周迄至战国的著作，还有秦汉学者的添加和润色。是作者基于对一些地区情况的了解，加上有关各地的神话、传闻写成的。全书具有较强的地理观念。《山海经》中描述的动植物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是比较粗糙的，描述地域较为笼统，涉及的生物虚实不清。只有《中山经》比较清晰，这可能与作者是中原人有关。

比如《中山经》记载：条谷山的树木大多是槐树和桐树，而草大多是芍药、门冬草。师每山的南面多出产磨石，山北面多出产青雘，山中的树木以柏树居多，又有很多檀树，还生长着大量柘树，而草大多是丛生的小竹子。

这部分地区还提到松、橘、柚、薤韭、药、栎、莽草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植被情况。《山海经》对动物的分布情况也有所记载，在《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记述的动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虫、鹦鹉等，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动物。《西山经》则描述了我国温带地区和干旱地区的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如牦牛、麝等。《北山经》记载了我国古代西北草原、干旱区的一些动物，如马、骆驼、牦牛等。《周礼》一书则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并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对各地环境和生物的认识。《周礼·大司徒》记载：依据土地同所生长的人民和动植物相适宜的法则，辨别12个区域土地的出产物及其名称，以观察人民的居处，从而了解它们的利与害之所在，以使人民繁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努力成就土地上的生产事业。

辨别12种土壤所宜种植的作物，从而知道所适宜的品种，以教民种植谷物和果树。这里的记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分辨各种野兽的名称和类别，以用作认识各地生物的基础。《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

小虫包括龟属、鳖属、蚯蚓、鱼属、蛇属、蛙属、蝉类、虫属等。大兽包括牛羊属、猪豕属、虎豹貔等毛不厚者之属、鸟属等。反映出我国很早就知道有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周礼》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辨别土地的出产物、名称及所宜种植的作物，表明已经注意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强调了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比如“山师”之职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之职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利害关系等。《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比如说南方的橘树移植到北方，就会变成小灌木，橘子也会变成不能吃的“枳”；动物中的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木材内部的结构与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关系。比如认为向阳面纹理细密，向阴面纹理疏柔。这一观察实际已涉及植物生态解剖学问题。

在有些章节中，作者也记述了人们对植物与水分因子的关系的关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礼·大司徒》中的这样一段记载，是对“五地”的土地情况、动植物的特点、人群等进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认识的深化。

在山地森林里，分布的动物主要是兽类，植物主要是带壳斗果实的乔木。那里的人毛长而体方。

在河流湖泊里，动物主要是鱼类，植物主要是水生或沼生植物。那里的人皮肤黑而润泽。

在丘陵地带，动物主要是鸟类，植物主要是梅、李等核果类果木。那里的人体型圆而长。

在冲积平地，动物以甲壳类为主，植物以结荚果为主的豆科植物。那里的人肤色白而体瘦。

在湿洼之地，动物以蚊、虻昆虫为主，植物则以丛生的禾草或莎草科植物为主。那里的人胖而矮。

这段话虽然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刻板机械色彩，但不难窥见，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已具有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周礼》一书的有关记述，比《禹贡》更细致、全面。它不但有详尽的规划分工，还有严密的资源管理设置。其中所反映的生态学知识更为具体、丰富和层次分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总之，从《禹贡》、《山海经》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从宏观上对各地的植被做了一定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学思想。这是长期实践促使人们了解什么地方分布什么生物，适宜栽植何种类型的作物，不断熟悉各地环境的结果。拓展阅读据传说，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经常叫他的妻子涂山氏在中午去送饭。有一次她去得早了，却发现一头巨大的熊在用爪子开山，原来这就是她的丈夫。涂山氏反身而逃，大禹发现后紧紧追赶，涂山氏却变成了一块山石，不愿再与大禹生活。涂山氏反身当时已经怀孕，大禹无奈之下叫道：“归我子！”石头应声裂开，一个孩子从石头中蹦了出来。大禹便为孩子取名为启，就是开启而生的意思。这个启后来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的开国之君。

早期的食物链记载

我国几千年的农业历史中，包含有农业生产与生态协调的合理因素，食物链的应用即是其中一例。食物链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依赖生态圈以外的条件，且维持着整个生态圈内部生命生存的动态平衡。

生物之间以食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就像一条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在生态学上被称为“食物链”。在农业社会条件下，我国古人对动物结构中的生存规律尤为重视，已经注意到了动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并被记录在《庄子》等古籍中。相传很久以前，因为老百姓用粮浪费，玉皇大帝一怒把五谷杂粮的穗子都给捋走了。于是人们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只有想法寻找别的食物替代。有一天，舜帝带着他的部族到了不远的雷泽湖捕鱼。一条老鱼精游到湖面上问舜帝：“大慈大悲的舜帝爷，你们浪费粮食，被上天惩罚，于是，我们水族也跟着遭殃，以前你们的剩饭剩汤，我们能吃点，现在我们吃什么呀？”舜帝爷一听，随口说：“你们吃什么？大鱼吃小鱼！”大鱼只好游走了。

一会儿，又有一群小鱼游出了水面问：“舜帝爷你说大鱼吃小鱼，那我们小鱼也不能饿死呀！”

舜帝想了想说：“小鱼吃虾米。”

小鱼刚游走，就有一群虾米跳出水面问：“舜帝爷，我们虾米吃谁去呀？”

舜想来想去虾米是真没吃的了，忽然看见虾米的腿上都沾有污泥，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虾米就吃污泥吧！”

从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吃浮游生物，形成了一种食物链。

食物链是大自然的生态链，更是地球人生存的真理。在同生物界广泛接触的过程中，我国古代学者在著作中记载了所得所悟，表明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对各种动植物与周围环境关系的认识。

先秦时期就有对食物链的记载和认识。不同种类的动物之间，为了生存，还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关系。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庄子》就记载了许多与食物链有关的故事。《庄子》的作者庄周是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否定鬼神主宰世界，认为道是万物的创造者。庄周认为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由于食物的关系，而存在一系列相互利害的复杂关系。《庄子·山木篇》记载了“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著名故事。有一天，庄周来到雕陵栗园，看见一只翅膀宽阔、眼睛圆大的异鹊，从南方飞来，停于栗林之中。庄周手执弹弓疾速赶上去，准备射弹。

这时，庄周忽见一只蝉儿，正得着树叶荫蔽，而忘了自身。

就在这刹那，有只螳螂借着树叶的隐蔽，伸出臂来一举而搏住蝉儿，螳螂意在捕蝉，见有所得而显露自己的形迹。而此时的异鹊乘螳螂捕蝉的时候，攫食螳螂。只是异鹊还不知道，它自己的性命也很危险。

庄周见了不觉心惊，警惕着说道：“物固相残，二类相召也。”意思是说，物与物互相残害，这是由于两类之间互相招引贪图所致！想到这里，他赶紧扔下弹弓，回头就跑。

恰在此时，看守果园的人却把庄周看成是偷栗子的人，便追逐着痛骂他。

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庄周已经发现了人捕鸟、鸟吃螳螂、螳螂吃蝉等动物间的复杂关系。庄周所看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条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在食物链中，生物是互为利害的。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庄子》还有一个“蝍蛆甘带”的典故。“蝍蛆”即是蜈蚣，“带”是大蛇，该典故的意思是大蛇被蜈蚣吸食精血而亡。

在当时，岭南多大蛇，长数十丈，专门害人。当地居民家家蓄养蜈蚣，养到身长一尺有余，然后放在枕畔或枕中。

假如有蛇进入家中，蜈蚣便喷气发声。放蜈蚣出来，它便鞠起腰来，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来高，搭在大蛇七寸位置上，用那铁钩似的一对钳来钳住蛇头，吸蛇精血，至死方休。

像大蛇这样身长数丈、几十千克或上百千克的东西，反而死在只有尺把长、指头大的蜈蚣手里，所以就有了《庄子》中“蝍蛆甘带”的由来。

古人认识蜈蚣制蛇，还可以追溯至更久远的年代。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能够制蛇的大蜈蚣。宋代官员陆佃在《埤雅》中就说：蜈蚣能制蛇，它突然遇到大蛇时，便抓住蛇的七寸吸尽精血。

在古代，人们不仅知道蜈蚣能吃蛇，而且也知道蛇吃蛙，而蛙又会吃蜈蚣。南宋道家著作《关尹子·三极》说：“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

陆佃的《埤雅》中也有类似的记述：“蝍蛆搏蛇。旧说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制也。”在这里蛙已被蟾蜍替代，但仍符合自然界的实际情况。

动物相食的观念，在云南省江川李家山古滇文化墓群中出土的战国青铜臂甲的刻画上也得到了反映。

青铜臂甲上刻有17只动物，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13只动物，有两只大老虎，其中一只咬着野猪；另一只正向双鹿扑去。一只猿正在攀树逃避。此外还刻有甲虫、鱼、虾等小动物。

第二组的画面上有两只雄鸡，一只正啄着一条蜥蜴，而蜥蜴旁边的蛾和甲虫，则显然是蜥蜴的食物；另一只鸡则被一只野狸咬住。

在第一组刻画中，反映了老虎、野猪和鹿构成的食物链关系。在第二组刻画中，表现了野狸吃鸡、鸡吃蜥蜴、蜥蜴吃小虫的关系。

上述记载表明，我国远在宋代之前，对蜈蚣、蛇、蛙、老虎、野猪、鹿、猿，以及甲虫、鱼、虾等动物在自然界里表现出来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关系，有深刻的了解。

总之，我国早期在生物学领域已经认识到：在食物链中，一种动物往往既是捕食者，同时又是被食者。也就是说，某一种生物既可以多种生物为食，它本身又可以为多种生物所食，这样就形成有复杂交错的关系。拓展阅读据传说，汉武帝时，西域月氏国献猛兽一头。其形如两个月左右的小狗，就像狸猫般大小，拖一个小尾巴。汉武帝见这动物生得猥琐，笑道：“这小东西是猛兽吗？”使者说：“百禽不必计其大小，全都怕它。”汉武帝不信，就让使者将此兽拿到上林苑虎圈试试。群虎一见，皆缩成一堆，双膝跪倒。上林苑令急奏，汉武帝震怒，要杀此兽。但第二天，使者与猛兽都不见了。虎是兽中之王，是食物链的顶端。但“一物降一物”，遇到异兽，也难免被吃。

早期资源保护的记载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生物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是人们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源泉。即使在农业生产有了发展的情况下，野生生物资源对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古代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森林和生物资源的重要性。产生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意识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

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例如上古时代，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商汤还在做诸侯时，有一次到郊外散步，发现有人在张网捕鸟。让商汤感到惊讶的是，其所张之网，不是一张，而是4张，有从四面八方合围之势。对于鸟来说，就只有进的道，再也没有逃生的路了。然而，更让商汤吃惊的是，那位捕鸟的人还在那里念念叨叨：“让天下所有的鸟都进入我的网中，而且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肥越好。”

这激起了商汤的怜悯心肠。他对捕鸟人说：“你这样捕鸟，那不是要把天下的鸟一网打尽吗？”于是，他就让捕鸟人把四面中的三面撤下去。还告诉捕鸟人应该这样说，“想往左飞的就往左飞，想向右飞的就向右飞，那些命不好的就飞到我网中吧！”

这个消息传到诸侯耳中，都称赞商汤的仁德可以施与禽兽，必能施与诸侯，因此纷纷加盟。后来，商汤的部落越来越强大了，建立了商王朝。

商汤网开三面的故事，是我国古代君侯保护自然资源的最早记载。其实，古代的人们在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时，不断地对自然环境进行干预，反过来环境也产生一些反作用。这就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日益关注如何防止人们的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关于生物资源保护的记载。比如：《尚书》、《史记》、《孟子》中说，舜命伯益为“虞”，就是掌管山泽草木鸟兽虫鱼的官员，伯益曾放火将一些山林烧毁，以赶走毒蛇猛兽。《禹贡》则记载了大禹在治理洪水时，也曾大规模砍伐树木；《诗·大雅·皇点》中还记载周人在古公亶父时期，百姓砍除树木，营建居住点和毁林开荒的情况。

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发生这种向自然获取资源的情形是必然的，并且可能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森林及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的情况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管子》一书，反映了人们对于破坏环境的恶果有很深刻的认识。其作者非常强调山林湖泽的生物资源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管子·轻重篇》指出：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木和湖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烧山林、毁草菇、火焚湖泽等措施，是因为禽兽过多。

伐尽山林，断竭水泽，是因为君王的智慧不足。客观地分析了前人破坏自然环境的原因。

在论及山泽林木的重要价值时，《管子》记载：

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

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山林川泽等自然生物资源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在《孟子》中介绍了牛山的情况。牛山位于古代齐国的东南部，即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南。那里原来林木茂盛，但是至孟子生活的年代，已经变成了秃山。

孟轲认为，牛山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这里的树木被不断的乱砍滥伐，加上牛羊等牲畜糟蹋破坏的结果。诚如孟轲所指出的“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体现了人们对森林被严重破坏的状况所表示的担忧。

另一个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劝学篇》记载：“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木成荫而众鸟息焉。”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凡一种事物的兴起，一定有它的根源。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树林繁茂阴凉众鸟就会来投宿。

不仅如此，荀况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那么动物就会难以生存。他说山林繁茂禽兽才得以栖息，而山林被破坏，鸟兽就离开了。

有了大的河流龙鱼才能够生存，而河流如果干涸，龙鱼就会离开了。因此，他认为只有按自然规律办事，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动物才能繁茂。

荀况在《富国篇》中又说道：“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这指出了圣贤君王的职责在于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群，只有这些关系协调得宜，人与人、人与自然才能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认识到，森林一旦被破坏，不仅会使木材资源本身出现枯竭，而且也使野生动物资源受到影响。因此，一些睿智之士和著名的政治家曾对一些破坏生物资源的愚昧、错误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

据《国语·鲁语》记载，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捕鱼。大夫里革听说后，赶到泗水边，把鲁宣公的网弄断，然后扔掉。

里革对鲁宣公说：“打鱼狩猎讲究时节，注意避开动物繁殖期。要保护好幼小的生物，让万物更好的繁殖生息，蓬勃生长，这是古人的训诫。现在鱼类正处在繁殖期，您还撒网捕鱼，真是贪得无厌。”

鲁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表示虚心接受批评，并加以改正。

据《左传》记载：有一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祝款、竖柎去桑山求雨。他们在那里伐木，结果还是未能下雨。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听说后很气愤，对这种愚昧的伐木求雨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后来还对有关肇事者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撤了他们的官职。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义赏》，曾经针对战国时期的一些不适当的渔猎方式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意思是说，抽干湖水来捕鱼，怎么可能捕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烧毁树林来打猎，怎么可能打不到？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坚决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猎这种斩尽杀绝的短视做法。

为了合理利用好各种生物资源，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一些保护生物资源，使之能永续利用的方法。比如《孟子》对森林自然更新的能力有所认识，提出：“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也。”

生物资源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再生更新，一个成熟的森林群落，只要不是频繁过度地采伐，就能承受一定量的择伐而很快恢复的。《孟子》中的这句名言正是提倡合理利用资源，已经关心到森林的生态平衡。

荀况也提出要“斩伐养长不失其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进一步阐发了《孟子》中的资源保护思想。

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提高，春秋战国时期也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管理保护生物资源的职官和制度。战国末期《吕氏春秋·上农》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法制观念，并按月令的方式制订一些适合的措施。

比如：正月禁止伐木；二月无焚山林；三月无伐桑柘；四月无伐大树；五月令民无割蓝以染；六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木，不可以兴土功；九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这些论述以各个月份规定了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做法，以便有计划地利用好资源。它可能是战国时有关环保礼制和法律的综合，并作了进一步的通俗化。

1975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代竹简。

其中有一段《田律》的意思是：春天二月，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伐刚刚发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鱼，也不准设置陷阱和网罗捕捉鸟兽，至七月才解除禁令。禁令期间，只有因死亡需要伐木制棺椁的，才不受此限制。

这段《田律》是先秦有关保护森林和生物资源的具体法律条文，而且与上述的文献记载有很多相似之处，贯穿着环境保护思想。

总之，我国古代的环保主要是围绕生物资源进行的，其中心内容是强调以时禁发，永续利用，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些生物资源保护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提倡，足见其充满生命力。拓展阅读周文王姬昌为周部落的兴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在临终之前嘱咐儿子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一定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不要强行破坏那里的一切。他说：“山林不到季节时不能砍伐，以方便草木的生长，不能在鱼鳖小时撒网，不能射杀母鹿和幼鹿，不捡鸟蛋。”姬发牢记父亲的教诲，勤政爱民，发展生产，最后建立了新的政权。其实，周文王制定的如此法律，都是为了百姓的生息，这才是真正的安民告示。

动植物分类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并逐步地形成了我国

古代的动植物分类

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学涉及诸多方面。《禽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分类学著作，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各方面知识。秦汉时期记载的“动物志”和“植物志”，是古代动植物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药用动植物、园林动植物及动植物专著，也是古代动植物分类研究的重要成就。古代的动植物分类在我国古代，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在动植物的大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分类知识，而且，对于动植物还有进一步的比较精细的分类。古人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古老的传统动植物分类认识，区分出大兽和小虫，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传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凿开，伊水流到这里被龙门山挡住了，就在山南积聚了一个大湖。

居住在黄河里的鲤鱼听说龙门风光好，都想去观光。它们从河南孟津的黄河里出发，通过洛河，又顺伊河来到龙门口。但龙门山上无水路，上不去，它们只好聚在龙门的北山脚下。

一条大红鲤鱼对大家说：“我有个主意，咱们跳过这龙门山怎样？”“那么高，怎么跳啊？”“跳不好会摔死的！”伙伴们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于是，大红鲤鱼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先跳，试一试！”

只见它从半里外就使出全身力量，像离弦的箭，纵身一跃，一下子跳到半天云里，带动着空中的云和雨往前走。

一团天火从身后追来，烧掉了它的尾巴。它忍着疼痛，继续朝前飞跃，终于越过龙门山，落到山南的湖水中，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条巨龙。

山北的鲤鱼们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吓得缩在一块，不敢再去冒这个险了。

这时，忽见天上降下一条巨龙说：“不要怕，我就是你们的伙伴大红鲤鱼，因为我跳过了龙门，就变成了龙，你们也要勇敢地跳呀！”

鲤鱼们听了这些话，受到鼓舞，开始一个个挨着跳龙门山。可是除了个别的跳过去化为龙以外，大多数都过不去。凡是跳不过去，从空中摔下来的，额头上就落一个黑疤。直至今天，黄河鲤鱼的额头上还长着黑疤。宋代陆佃的训诂书《埤雅·释鱼》记载：“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意思是说，鱼跃龙门，越过去就成为龙，只有鲤鱼也许能这样。远在人类社会初期，古人在从事最简单的采集、渔猎的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学会辨别一些有用的和有害的动物和植物。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观察，不断分析，不断比较，不断认识，逐渐产生了要把周围形形色色的生物加以分类的想法，并且逐步地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动植物分类体系。

对动植物加以分类，是人类认识利用生物的重要手段，它对农牧业的生产和医药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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