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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大卫·戈德布拉特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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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试读：

足球是在体育场里踢的么？不，是在沙滩上踢的。——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

巴西不需要我们！巴西受够了我们！

我们的巴西在未来世界。这不是巴西。

巴西不存在。真的可能会有巴西人吗？——卡洛斯·德拉蒙德，1934年

周日下午巴西万人空巷，对吧？

看啊，桑巴舞者，这就是足球王国。——米尔顿·纳西门托和费尔南多·布兰特，1970年Ⅰ

不管是从人口上还是面积上看，巴西都是世界第五大国。目前巴西的经济水平大约排名世界第6或者第7位，即将赶超法国和英国。然而这个大陆国家却几乎没有确立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大众流行文化方面，还是在小众高端文化及科学领(1)域，巴西都仅仅是一股暗流。巴西美食，或者说是以牛肉为主的南半球地方性美食，均可在北半球国际都市以及少数新兴的巴西侨民散居地（比如马萨诸塞州和伦敦）寻觅到。但比起真正把触手伸向世界各地的中国菜、印度菜和泰国菜，巴西美食显得微不足道。就连曾是巴西代名词的咖啡，也在北半球遭到了意大利咖啡的文化侵蚀。巴西曾经笑傲全球的咖啡产量如今已大幅度减产。星巴克提供的是卡布奇诺，而非巴西式的咖啡被统称为“咖啡西尼奥（cafezinho）”。在鼎盛时期，全球70％的咖啡均由巴西供应，而现如今供应量还不到三分之一。

音乐和狂欢节或许是巴西最广为人知的两个符号，一般作为主题出现在明信片和图片上。抛开巴西政治和社会背景不谈，这两个符号与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和大西洋沿岸种满棕榈树的海滩一样，代表着热带地区特有的散漫享乐主义，成为巴西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名片。这些传统文化名片看似诱人，但其实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不如从前，比如桑巴舞和融合了桑巴元素的音乐被萨尔萨舞和牙买加瑞格舞抢去了风头，而带有桑巴主题的音乐作为新流行起来的音乐流派，是从一个人口仅占巴西1％的小岛上流行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波萨诺瓦曾在美国音乐市场上占据一定地位，同时也享有广泛赞誉，但很快被音乐产业定义为一种俗气又过于甜腻的音乐形式——20世纪70年代酒吧、餐馆里的助兴音乐。巴西流行音乐家群星荟萃，为世界音乐贡献了奇科·布科、吉尔伯托·吉尔和卡耶塔诺·费洛索这样的人才，但听众还是更喜欢加勒比和非洲音乐的韵律。非洲裔巴西人的卡泼卫勒舞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如今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与柔道相比大约落后了一个世纪之久，至今还在追赶战后源自东亚的空手道、跆拳道和柔术。

我们并不需要通过诺贝尔奖和评审人的观点来判定巴西的科学和艺术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巴西人尚未获得过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巴西大批高校和资金充裕、涵盖面甚广的科研基金基本上都是在自娱自乐。在全球得到广泛认可的大约只有政治哲学家罗伯托·昂格尔的作品。巴西文学传统毫无疑问十分深厚，马查多·德·阿西斯精彩的短篇小说作品集和若热·亚马多被译成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都不算边缘作品，但拉丁美洲的西语文学写作在世界上的地位已超过巴西，代表人物包括博尔赫斯、阿连德，聂鲁达、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

尽管巴西是最早启用电影技术的国家之一，也曾阶段性地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民族电影产业，但巴西电影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潮电影运动。即便在那时，巴西电影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一小批西欧艺术电影爱好者。近些年，一些优秀的巴西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比如《巴士174》（Bus 174），但对全球票房造成冲击的也只有《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巴西电影牺牲国内市场来迎合好莱坞口味不同，巴西电视行业竞争力更强，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先进，尽管涉及的政治和社会话题范围比较狭窄，但毫无疑问非常具有“巴西味”。在这个领域，巴西电视剧开创了独特又大众化的电视剧类型，足以与英语国家的肥皂剧相提并论，而不是简单效仿欧洲电视剧。

视觉艺术方面，巴西的绘画和概念艺术在20世纪欧洲和北美艺术运动大行其道时得到多样性的发展，但在伦敦、纽约的交易市场和艺术画廊的影响力依然很低。巴西唯一最著名的耶稣像（张开双臂站立在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上）是由一位法裔波兰雕塑家完成的。只有曲线蜿蜒、具热带风情和现代主义的巴西建筑在世界艺术领域真正占据一席之地，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位艺术家——奥斯卡·尼迈耶，以及一座建筑——位于巴西利亚的联邦政府建筑。

但是巴西在一个领域里不但引人注意，更令人瞩目，不止实力强劲，简直是所向披靡——这就是足球运动。耐克对全球品牌商业价值的判断一直令人信服，最近耐克公司打算以高出任何一家公司的出价、超出任何一项运动装备赞助合约的价格来赞助巴西国家队。巴西足协可以为巴西国家队出现在国际足球友谊赛上收取最高出场费。自20世纪70年代起，通过电影和电视报道巴西足球队逐渐被亚洲和非洲所知，巴西队在南半球受到普遍拥护，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本国足球队。在东亚和海湾地区，英超联赛球队、西甲劲旅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队由于进入市场的时间较长在球迷和消费者中有大批拥趸，令很多国家的国家队相形见绌。巴西队是这那些从未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的寄托。除了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几乎所有国家的球迷在世界杯开赛后都视巴西为第二主队。

尽管1992年里约热内卢承办了重要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但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在国际组织中做出的贡献寥寥可数。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若昂·阿维兰热成为国际足联主席之前，FIFA是由欧洲人创立并在欧洲人的统治下近70年，但是FIFA现在已经成为巴西全球形象代言人。阿维兰热为世界杯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的显著提升以及国际足联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本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国际足联带来了巴西统治阶层的独特信条：专横的热忱、无情的庇护式政治，以及为了本集团利益而将公众与个人领域、组织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限模糊化。阿维兰热卸任大约20年后，虽然国际足联中的事务决定权已不在他手中，也没有了他的风格，但FIFA却依旧按照他框定的模式运作。

在足球领域，巴西的霸主地位不光是靠品牌价值或广泛支持度，更是因为巴西足球已成为足球运动的黄金法则，即使没有体现在专业足球的日常训练中，至少在大众认知中是这样。自1938年巴西在世界杯上震惊欧洲开始，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把巴西足球描述为独特和超凡、兼具音乐和舞蹈性、实用足球和艺术足球的完美结合。尽管可能是老生常谈了，要知道球王贝利那句著名的“美丽的运动（O (2)Jogo Bonito）”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而很少有巴西俗语得此殊荣。休·麦吉尔温尼对1970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决赛的描述是在成千上万首单调的赞美巴西足球的诗歌中最出色的，彼时巴西足球已稳坐全球霸主的位置。他这样写道：“其他球队的表现令人兴奋，令人尊敬。而巴西队在决赛上的表现让人如此愉悦，这种感觉自然而又深刻，如同亲身体验……巴西队向我们展示了足球运动之所以成为最优雅、最刺激的集体项目的原因。巴西人为他们的天赋而自豪，不难想象他们对这项运动及他们本身都想急切地表达些什么。如果你不爱一项运动，那你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们坐在阿兹特克球场的座椅上，兴奋得面红耳赤，感受到了某(3)种致敬。”

站在英国足球的立场上，赞美巴西足球的卓越不凡确实是一种褒义，但当现场球迷大声歌唱“就像在看巴西人踢球”时更像是在讽刺球员的踢球水平不行。在贝尔格莱德，无所畏惧的红星队把主场命名为马拉卡纳，是为了致敬里约热内卢的伟大球场。这些致敬的方式不是胡编乱造或者充满东方幻想主义。要知道世界杯每4年才举办一次，自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也就举办过20次，它不只是单纯的足球锦标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杯和奥运会一样都是罕有的、世界性的文化盛宴，受到全球瞩目。巴西是唯一一支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的国家，曾夺得五次大力神杯和两次世界杯亚军。除了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大的赢家，巴西足球的踢法、巴西的胜利方式和失败都深深地融进了世界足球文化中，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重要的是，远在其他国家认为足球是巴西的国家名片之前，巴西就证明了这一点。Ⅱ

不到40年的时间，由巴西20世纪中期的杰出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本前言开头处提到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米尔顿·纳西门托在其畅销单曲《这里是足球国度》中反复唱到了“在比赛中”。的确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足球成为巴西举国的仪式，是巴西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当巴西国家队踏上世界杯赛场，巴西国内超过90％的人在电视上收看直播，整个巴西空前一致和团结。这不单单具有象征性意义，足球产生的需求也带来实际可见的变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巴西不仅赢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军，最令人信服的大获全胜，更是首次搭建起连接南北半球的通信设施网络，以保证比赛的全球覆盖转播。这只是巴西用足球创造民族性的多种方式之一。

巴西国家民族的形成以及巴西国家和人民的存在感的成型，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二者都必须克服资源贫乏带来的困难。巴西在1822年从葡萄牙殖民者手中宣布独立，直接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并未经历对南美西语国家来说塑造民族性所需的重大突破。一开始，为躲避拿破仑军队，葡萄牙人大规模从里斯本逃亡到里约热内卢。在定居差不多20年后，葡萄牙皇室统治着巴西这个葡语国家。当多姆·佩德罗一世不情愿地回到欧洲继承王位时，他任命儿子多姆·佩德罗二世为如今已经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皇帝。所以巴西作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奇怪的帝国试验品是从1889年正式开始的，当时的军队在一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中摧毁了帝制，首次宣告巴西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以国家的名义存在，但巴西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产物。巴西边界问题直到20世纪初才最终得以解决，而从地理上看，巴西并未在实质上对争端边界进行管辖。不管在宪法上享有何种特权，巴西联邦政府和总统既没有魄力，也没有足够能力来管辖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从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一直向南延伸500英里至厄瓜多尔边界、深入亚马逊盆地2000英里、沿着加勒比海岸一直向北的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拥有极强的自治权。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不管是从经济还是地理上看，巴西可被划分为四到五个区块。在南方，几乎全由欧洲人构成的一拨人控制着富有的牧场；东南方是最重要的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一区域的咖啡种植经济令全世界瞩目。现在人们所知的中西部地区、内陆州马托格罗索和戈亚斯所在地，仍是巴西土著的避难地。虽然已经在该区域的地图上划定了一个未来的内陆首府，但这一地区不曾有欧洲人定居，也未被开发。大西洋沿岸东北地区是糖料种植园、奴隶制建筑的历史遗留物、地域辽阔、干旱的大牧场与庄园的结合，这片区域几百年来被世袭统治，目前仍在这些大家族的管辖之下。在北方，除了玛瑙斯、贝伦和创造了当地经济但寿命短暂的橡胶业，巴西并没有在辽阔的亚马逊雨林区域留下开发的痕迹。此外，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空运才逐渐普及，在此之前这些地区之间的连接和运输极不发达。沿海海运仍是连接南北部地区最便捷、最可靠的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不发达，20世纪初巴西的铁路还没有比利时的多。

20世纪下半叶，巴西逐步从乡村向城市化社会转变。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发展成了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农业经济在巴西仍然很重要，但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更迅速。人口迁徙，包括迁入和迁出，都加速了这些进程。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丧失土地的非裔巴西农户，他们与东北部地区贫穷的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种一起向巴西沿海地带迁徙。与此同时，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跨越大西洋到巴西定居。这些变化带来了许多社会与文化变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识字人群逐渐增长并向低社会阶层缓慢扩散。在选举体系中，识字与否对拥有投票资格至关重要，识字率的增长使选民人群扩大并且构成更复杂。

巴西脆弱的联邦政体和陈旧的军事体系以牺牲个体州的利益为代价，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此建立国家政府。但这让人不禁要问，这个不管是从地理还是社会因素上看都四分五裂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巴西独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小拨知识分子开始向欧洲寻找灵感。向葡萄牙学习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葡国的文化和它的资本、劳动力一样匮乏。巴西高级知识分子转而向法国看齐。大量的巴黎美好年代时期的装饰建筑被照搬到里约热内卢。法国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广为流传。社会学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为密谋策动的底层军官提供知识层面的帮助，从而推动了巴西的共和国革命。归根结底，这是孔德“秩序与进步”的理念在巴西的一次实践；让人想起这样一个时期：人们相信欧洲科学可以用来诊断一个国家的顽疾，并且提供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

除了类似荒谬的乐观积极主义，巴西还吸收了欧洲生物学理论方面的优生学和人种学理论。一方面为欧洲白人的优越性提供科学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些理论的巴西支持者开始担心欧洲巴西人的人口状况和种群健康度下降，他们提倡整个国家的“白人化”。这场运动之所以没有跨越南大西洋，是因为法兰西共和国更为彻底和民主的理念，因为公民权理论及其实践。这些成系统的文化理念本可以开创上流社会、白种欧洲人的巴西这样的观念（尽管一直受到巴西人口和种族现状的威胁），但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无法再实践下去。

对战争工业化的需求是推动形成民族国家体制和集体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尽管巴西军队一直忙于各种战争——19世纪与邻国巴拉圭打得不可开交，镇压东北地区独立的前奴隶群体，镇压暴动和地区叛乱，甚至在二战快要结束时向意大利出兵代表盟军参战——但没有一个体现了民族气节、英雄式的胜利或者不屈不挠的集体主义精神。考虑到巴西低得惊人的识字率，指望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来推动形成民族性也是不可行的。

这么看来，卡洛斯·德拉蒙德显露无遗的尖刻其实掩盖了20世纪初巴西民族主义者的深刻问题。巴西在寻找自身的过程中处于这样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刻，白人、教育和精英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巴西必须结合自身非洲裔人口的状况、复杂的种族问题、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想法以及正在崛起的城市大众阶级的情况。实际上，巴西文化在许多方面有丰厚的积淀：流行音乐领域，从轻音乐到桑巴及舞蹈和狂欢节；坎东布雷教是奴隶制压迫下非洲文化的杂合体所形成的非洲宗教和精神实践活动的统称；巫班达是随着城市兴起的坎东布雷教的一种变体，融合了非洲神灵、天主教圣徒、异教徒仪式和古罗马圣礼。尽管巴西上流社会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让这些形式合理化，或某种层面上将非洲优秀文化融入巴西人的生活中，这些举措统统没有体现出现代性，相反，都根植于陈旧文化。巴西民族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它可以涵盖、涉及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足球运动满足了这一点。足球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一种集体仪式，一种盛大狂欢，更是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随着巴西国家队在世界赛事上斩获冠军，收获如潮的赞美，足球运动在巴西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巴西足球运动最早由英国人带到圣保罗，一开始踢球的也主要是外国人。但这些外来的影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彻底地消失。一战结束时，也就是圣保罗开展第一拨足球赛事大约20年后，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英语对足球词汇的影响迅速被葡萄牙语取代。圣保罗工人阶层球队科林蒂安仍然保留了“英语-古希腊语”的名字。但英国人这种绅士味十足、娱乐消遣式的精英足球文化在巴西只剩下最后的生存空间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足球的影响彻底消亡。英国足球的特色是职业球队到处巡回打比赛，这和处于上升期的巴西足球截然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的巴西，足球成为最流行的集体运动项目，球迷人数最多、广受各类媒体欢迎，并且成为探寻和描述各类巴西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主体。在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

在20世纪的视觉艺术领域，英国的艺术家中只有劳里的油画体现了足球元素。但是数十位顶尖巴西艺术家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足球元素——从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到民族超现实主义，到伊凡·赛尔巴的抽象几何图形，再到克劳迪奥·托齐的波普艺术。巴西作家和小说家也不断在作品中提到足球这项运动——从马里奥·安德拉德的《马库纳伊玛》，到霍斯·林斯·雷格描述里约热内卢周边地区史诗传奇生活的《水就是母亲》，到克拉丽斯·利斯佩克托文雅、诙谐的纪实作品，再到埃迪尔维托·科蒂尼奥精彩的短篇故事集《再见，马拉卡纳球场》。足球运动还将巴西人不同的生活领域串了起来。

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Ⅲ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4)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5)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种族主义和猖獗的性别歧视，导致实力强劲的俱乐部和球员优势越来越大。

此外，巴西足球是在一种努力与宪法民主看齐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角色而造成的。军队在仲裁政治冲突、军事政变偏好和政府当局任期长短中发挥作用，造成了巴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但即使是在军队不发挥作用的时期，巴西政坛依然被腐败和裙带关系困扰，公益事业意识很差，政治透明度和公信力很低。这导致其足球俱乐部和联赛都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当然，在足球界巴西没有这样的垄断行为，但巴西足球政策无疑是丑陋、恶性和混乱的。

最后，巴西社会暴力严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法律不健全、武器泛滥、多级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亦正亦邪，加上巴西历史遗留的强制劳动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过去30年中，巴西有将近200人死于足球暴力，上千人因此受伤。球员、官员、警察和球迷的混战不管是在高水平球赛还是边缘草根阶层中均十分常见。

本书简述了巴西足球的多维历史：它的辉煌与神奇，风格与特色，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关于巴西足球的悲剧与痛苦；足球所反映的巴西人民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不公；还包含了一些社会实例，旨在反映足球所强调的是欢乐与创造力，而非野蛮残暴和保守主义。

(1) 此行的灵感来自P·安德森在1994年11月24日发表于《伦敦书评》16（22）上的文章《巴西欢乐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Brazilian Conviviality）。作者对巴西政治的理解完全来自以下作品的介绍：P·安德森于2002年12月12日发表在《伦敦书评》24（24）上的文章《卡多佐的遗产：卢拉的继承》（The Cardoso Legacy: Lula's Inheritance）；P·安德森于2011年3月31日发表在《伦敦书评》33（7）上的文章《卢拉的巴西》（Lula's Brazil'）；T·斯基德莫尔，《巴西政治》（Politics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军规政治》（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普遍认为这是贝利的名言，贝利在1977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作《我的生活与这项美丽运动》（My Life and the Beautiful Game），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这种表达是源自H·E·贝茨、迪迪或斯图尔特·霍尔

(3) H·麦克伊万尼，《麦克伊万尼看足球》（McIlvanney o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 J·M·维斯尼克，《有毒疗法：噢，足球，噢，巴西》（Veneno Remédio: O Futebol o Brasil），里约热内卢：信函公司出版社，2008年

(5) R·达马塔，《探索：社会学散文释义》，里约热内卢：罗卡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原文引用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Passion of the People: Football in South America），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胡奥·卡洛斯，1919年Ⅰ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1)的东西。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2)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3)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4)俱增的兴趣。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角色，而且体育运动最容易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最早进行的一场有组织的赛马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头十年，最初是由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举办。而到1895年，里约已拥有4家赛马场，电车轨道为顾及其地点而改道，当地新闻社每天都在大幅地报道赛事现场的传闻轶事，还有点评和比赛前瞻。从赛事的组织方面而言，这项运动掌握在拥有俱乐部、赛道和马匹的富人们手中，但几乎人人都可以前去观看比赛。正如1875年报纸《日志》的头条所写的：“我们去看赛马吧！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轻男士还是年长者，无论老太太还是年轻(5)女孩。”除了一些知名的赛马俱乐部坐拥富有的赞助商为他们提供的与之身份匹配的昂贵装备和比赛场地外，在普拉多瓜拉尼和圣克里斯托弗还有更多的基础赛道供工薪阶层社区使用。人们对赛马如此狂热，有钱人乐此不疲地穿越城镇，屈尊来到贫民窟，不仅有失身份，而且还可能遇上非法赌博。

尽管赛马运动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它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的感觉。它代表着过去的景象。为了走在时代的前沿，里约人民最先开始转而参与划艇运动。基于南区海湾沙滩上的一家高级且有多项运动结合的社交俱乐部，卡里奥克年轻人（里约市居民的昵称）对划艇运动的热情标志着人们从简单观看比赛转变为参与其中。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多达3万人围在里约湾的海滩和码头上观看划艇比赛，整日饮酒聊天，然后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海滨小屋参加派对，或者上划艇俱乐部会所那豪华的餐厅里饱餐一顿。这项运动在当时真是风靡一时，1903年里约市长佩雷拉·巴索斯就曾因为拨公款改善博塔福戈赛艇设施而得到了公众的掌声和拥戴。这便是赛艇运动的巅峰期。而仅仅一年后，里约市最大的赛艇组织方就给市足球赛事组织方去信，请求他们不要在举办赛艇比赛的同一天举行足球赛，因为球赛所吸引的观众会让赛艇观众大大减少。Ⅱ

查尔斯·米勒那多愁善感的声音表明他已完全被巴西人的行为规范所同化，他回忆起自己在1894年10月从英格兰返回圣保罗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时的情景：“码头上父亲神情庄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他正等待着我手握学位证书乘船归来。但我却捧着两个足球出现在他面前，一手拿着一个……老人家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查尔斯？’‘我的学位证书啊。’我回答道。‘什么？’‘是呀，你儿子从足球专业毕业了。’(6)

老人家心情不错，笑了起来，我这才得以脱身……”

米勒在汉普郡巴尼斯特学院接受教育，先是为校队踢球，接着为县级球队踢球，甚至还为刚职业化不久的南安普顿俱乐部踢过球。不管他归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久后他便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安顿了下来，打打板球，试着去说服圈外人来踢足球。

1895年春，米勒和俱乐部的一些其他成员来到了老城中心以东一块平坦的灌木丛生地，拉车的骡子正在那儿吃着草。骡子被赶跑了，两支匆匆集结的球队组成了圣保罗铁道队和燃油队，两队的队员均来自城市现代化的先驱——新电车公司和城市燃气供应公司。不久后对手便出现了：贵族院校麦肯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迷上了这项运动，成立了一支球队。随后的1897年，一位名叫汉斯·诺比灵的德国移民者抵达了这座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德语规则手册，以及他在汉堡踢球时的一些比赛经验。起初，在被圣保罗竞技俱乐部极其排外的英国成员拒之门外后，诺比灵协助成立了巴西国际俱乐部，球员均来自城市的许多侨民社区；虽然说来也怪，但他接下来迅速成立了一家从侨民中脱离出来的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队，球员均由日耳曼人组成。随着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等独特的巴西上流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市里已拥有了6支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的球员均由工科和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在米勒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市里已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

圣保罗开始出现足球热潮，而里约也毫不落伍。1897年，一位拥有瑞士和巴西双重国籍的英裔超级富豪奥斯卡·考克斯从洛桑留学归来，在那儿他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学会了踢球。起初考克斯说服了里约板球和田径协会去尝试足球运动，海湾对岸尼泰罗伊市的英国派桑杜板球俱乐部和里约板球俱乐部也同样加入了足球赛。1901年，考克斯组织了首场在里约代表队与圣保罗代表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球赛于当年10月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举行。当地媒体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报道不停：“那群球员……个个都是精英，而且人高马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群优雅的姑娘们用欢快的嗓音为这个盛会添(7)彩。”第二年圣保罗锦标赛决赛结束后，比赛用球沐浴在香槟酒的洗礼中。巴西与这项运动的关系被定格于欢乐与华丽的基调之中。

但并非人人都被说服了。一家报道了里约一场早期足球赛的报社似乎认为这项运动真的十分令人费解。“在邦雷蒂鲁，”报道语无伦次地指出，“有一群英国人，全是疯子，他们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像牛膀胱一样的东西踢来踢去。这个棕黄色的膀胱状物体进入到一个由木头柱子围成的方形区域内，就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8)满足感，或者让他们伤透了心。”

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9)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拉兰热拉斯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欧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海滨宫殿。后方就是俱乐部会所，包括一间大到可容纳500名宾客的镀金舞厅，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饮酒、进餐、社交和发展人际关系网。贵诺兄弟的角色象征着弗卢米嫩塞在巴西上流社会的地位。卡洛斯和古伊列梅曾三次担任主席，此后长兄阿尔纳多在1916年开始掌权，任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

古伊列梅来自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家族，起初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后他在巴伊亚州开办了一家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者，开创了国家钢铁工业，随后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巴西银行的行长。卡洛斯是一位作曲家，还是该市艺术领域的重要赞助者，而阿尔纳多则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弗卢米嫩塞中。此外，弗卢米嫩塞的管理层名册上令人自豪的大腕还包括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家恩里克·科略·内托到诗人奥拉沃·比拉克。

在里约，弗卢米嫩塞成立后不久，博塔福戈划艇俱乐部内便诞生了一支足球队，球员来自附近贵族学校阿尔弗多·戈麦斯学院和吉纳西欧民族学院。第二年美洲俱乐部成立了，创始人是来自东北部古老家族的子弟，他们是慕名来到首府的没落乡绅，时下似乎已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坐落于豪华湖畔社区加维阿的弗拉门戈划艇俱乐部起初曾抵制过足球的吸引力，许多划手认为这项新运动缺乏男子汉气概，但在1911年，一群从弗卢米嫩塞脱离出去的球员在弗拉门戈找到了自己的主队。圣保罗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圣保罗市，这项运动的伟大编年史家托马兹·马佐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曾就40多位球员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商人……零散的还包括会计师、医生、银行家、部队军官、教授、建筑(10)师以及一位诗歌学院的老师”。

在这个时代，球队会正式地进入到球场内，在主看台前面排成一行，向球迷敬礼或鞠躬，而球迷则用三次集体喝彩声、掌声和欢呼声回应。尽管比赛具有激烈的竞争性，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礼仪得以保留下来。圣保罗的报纸赞扬了一支里约的球队，指出：“他们这项运动的正确性……这是人们期望从受过精良和杰出教育的男孩们那里看到的。”里约报纸《日志》报道了1908年博塔福戈和美洲队在里约市进行的一场比赛，写道：“在争执和比赛结束后，球员们仍然是朋友。他们在社会中是懂礼貌的年轻人，彼此相互尊重。他们并不是动(11)真格的。”球迷被形容为“乐呵呵的”。每家俱乐部的支持者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双方球员鼓掌。看台上的观众着装正式而时尚。男士一般是一身浅色的西装、硬草帽、手杖、别致的同系列马甲和上了蜡的胡子。一部分真正的支持者的帽子上会有一圈带俱乐部颜色的帽檐，这个细节对于那些上过英国公学的人而言十分熟悉。

然而，关于球迷群体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足球社会功能的一个指示物——就是里约的姑娘们会到场观看比赛，并且人数众多。她们的着装打扮是夏季最新潮的时尚，一般戴着设计灵感源自巴黎的帽子，披着纱巾，用头巾精心包裹着卷发，头发上佩戴着花饰。半场休息时，球员会抓住机会到看台上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相聚，和吸引他们视线的姑娘聊聊天，或是混入到那群优雅地倚在俱乐部会所木雕栏杆上的女孩当中。在观看1913年派桑杜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时，一位观察者看着人群，瞧见了“一排排水灵美丽的姑娘们，她们似乎想蹦跳着高唱球员的名字之歌，姑娘们因热情而脸色发白”。直到1919年时，这位作家才声称球迷中“最容易倾注情感、最恒久不变、人数(12)最多的，说来也怪都是女性”。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情，还潜藏着一股清晰可见的性感的暗流。

那个时代有一对知名的足球夫妇——诗人安娜·阿梅利亚和银行家转行为历史学家的马尔科斯·德·门度卡，安娜就是在观看一场马尔科斯为弗卢米嫩塞守门的比赛时与他相识的。她的诗歌《一跃而起》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冲动所笼罩，好似我跟前站着一位希腊人(13)

一位奥林匹亚的英雄

也许在1910年确实有种感觉，古希腊在里约的足球场中重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面开始看起来更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乌合之众。若奥·多·里奥在1916年撰文指出：“我在许多国家看到过无数的人群，充满健康和新鲜空气的超棒的狂欢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14)像那样的一群人，燃起这样的焰火，拥有这般热情。”当然，足球比赛中的观众群体从那个世纪头十年的几千人涨至20年代的10000人，特殊场合的观众甚至会更多。俱乐部现如今已建起了围墙和大门，向公众售票，虽然会员们仍能免费入场观赛，在最好的看台预留席位上拥有一个座位。对于其他的普通人，球场设有梯形看台，而且票价仍然十分低廉，无疑会低于去一趟剧院的花销，与在市里的劳动阶层去小餐馆里吃上便宜的一餐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仍然超出了贫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经常坐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弗卢米嫩塞的比赛。但对于中下层阶级人民而言，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拥有一份正规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可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

被这种新式社会阶层的到来所影响的球迷群，也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更加带有偏向性，总体上的态度更加激动。在报社和当地方言中，他们被称为“托尔西达”，字面意思为“扭动的人群”。这个词是从庆祝的球迷在空中挥舞手帕的影像，以及气氛越来越紧张时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据体育报纸花边专栏的小道消息称，弗卢米嫩塞球迷头领若奥·佩雷拉在一场比赛中由于过度紧张而(15)“弄丢了他的胡子”。伊塔拉雷男爵阿帕里西奥·德·布林克尔霍夫·托雷利在这个无疑缺少幽默的年代本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流幽默大师，而他却开始讥讽起了里约的足球。他的诗歌《足球比赛》让这项运动参与者的高等社会地位与当时地位明显低下的球迷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疯狂的人群，野蛮而粗鲁，

向尊敬的家族首领发出嘘声。

又有一人摔倒在地。人们向他发出嘘声。

他站起来大发雷霆，但再次摔倒。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依我三思之见，

就像二十二个怒汉，追寻着他们的世界。

在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后，

裁判吹响了哨声。(16)

比赛打成了平手。

社会底层人民也许已抵达旧共和国的各个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或许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有存在感，但足球以及最重要的弗卢米嫩塞的运动从根本上仍是一件上流社会的事。1919年卡里奥卡锦标赛弗卢米嫩塞与弗拉门戈的关键战前一个小时，为能容纳18000人而新扩建的拉兰热拉斯球场人满为患，5000位无票球迷被挡在球场外。一场热身赛给球迷带来欢乐，但在比赛开始半小时后，佩索阿总统携第一夫人以及海军部长进入到了高层的包厢中，比赛暂停了五分钟，双方球员在他们面前排成一行，海军仪仗队奏起了国歌。最终弗卢米嫩塞以4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赛后球员和球迷都涌入球场内，和海军仪仗队一同游行，组成了一支很棒的胜利游行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弗卢米嫩塞连续拿到三个联赛冠军——三连冠——庆祝方式既有传令官鸣号，也有21响礼炮。马里奥·菲利欧写道，从今往后弗卢米嫩塞球迷就会像朗诵奥拉沃·比拉克的十四行诗那样去朗诵这支球队中球员的名字：“门度卡、拉伊什、奥斯瓦尔多、斯特隆德、马诺、泽泽……”Ⅲ

那微观而深奥的世界屹立于旧共和国社会之巅，如奥拉沃·比拉克十四行诗中所刻画的那样，如弗卢米嫩塞的舞厅和里约以及圣保罗那闪亮夺目、魅力十足的足球圈所呈现的那样。拉兰热拉斯被看作是一座上流社会的堡垒，一座贵族的享乐宫殿。但社会稳固性和政治的部署慢慢招致破坏，而二者正是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魅力与特权的根基，也正是将社会其他阶层拒之门外的原因。而深度干扰着它们的两个进程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人口迁移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在长期以来的贫困之下，东北部贫穷的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迁往沿海城市。旧共和国时期萨尔瓦多和累西腓的人口均翻了一倍。与此同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如洪水般涌入。帝国末期每年大约有25000人，而到了1895年，移民人数每年多达165000人，并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率。到20年代，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已有400多万移民抵达巴西。新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占总移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次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以及包括瑞士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在内的一长串鱼龙混杂的移民群体。

20世纪初圣保罗咖啡园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这让巴西接收了100多万无地可耕的日本农民，日本政府资助了这些农民横渡太平洋的费用。除了他们外，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英国移民涌入，尤其是运输业、电力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工程师、技工，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这股移民热潮势不可挡地朝着这个国家的南部涌去，而当许多开始从事农业的人也搬迁去了圣保罗和里约，那儿的人口增长真是天文数字。在共和国初期全国仅有50万居民，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光是里约就有120万居民。圣保罗人口同期增长了8倍，达50万，并且在大约十年时间内就超过了里约。

这些进程结合起来，在巴西都市中上流社会的家门口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小规模但一直在扩张的工薪阶层。这两个阶层中都混杂着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这些人无法完全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但他们也不容易被自视为欧洲白人国度的上流社会所吸纳，他们聚集在国家东南部的两大城市。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足球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俱乐部可以将球员扫地出门，球场可以建起大门，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踢球。1914年埃克塞特城队的主席离开里约时在码头观看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球赛，他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那场比赛是青少年足球赛……他们全都是黑人，皮肤黑得像你们的帽子一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光着(17)脚踢球。”1922年巴西作家兼记者利马·巴雷托写道：“在里约这座美好的城市，倘若人们的脚没被灌铅，或至少他们的脑袋没有被灌铅，人人都会去参与这项所谓的英式运动。无论富豪或穷人、老人或年轻人，白人或黑人，街头穷孩子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属于一家俱乐部，至少非正式说来，都属于一家注定要靠(18)双脚创造艺术让人们变得完美的俱乐部。”

与大部分的其他新兴流行文化形式不同，足球为巴西都市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让他们成为球员、球迷和赛事组织方，让他们接触曾经只能在工作场合接触到的上流社会圈子。以里约港口区域的工薪阶层社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成了这些进程的象征。它成立于1909年，人们在一块露天的公共区域上划出了比赛场地，非正式的比赛和球队逐渐使俱乐部成形。人们对这个运动项目是如此满怀激情，到1910年时他们已在里约大都市联赛踢上了比赛，并组织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社会活动。1913年至1916年间，俱乐部靠着许多成员的技术和资源零零散散地修建起了自己的小型体育场——菲盖拉德梅洛体育场。

1917年首场比赛，他们在6000名球迷面前对阵桑托斯，客队长途跋涉好几百英里从圣保罗州来到这里；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比赛仅仅进行了15分钟，就因裁判投诉来自主队球迷的恶意恐吓而被取消。不用说，圣克里斯托旺球员并没有条件过上奥斯卡·考克斯那样的生活。就像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部分新兴俱乐部一样，他们的球员来自社会底层，来源于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的董事会那里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同样遭到排斥的群体还有里约北部的葡萄牙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十分富有，但新近到来的他们发觉自己还是被挡在了主流俱乐部的门外，在里约不断变化的人口数量中面对着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政治衰退。1898年他们成立了瓦斯科达伽马划艇和社交俱乐部，他们采用了和圣克里斯托旺同样的引援方式，并于1915年在自己的场地上举办了首场足球赛。1922年，他们已升入了和上流社会球队同一级别的联赛。

随着20世纪头十年里约工厂球队的涌现，这些来自底层的提议被上层阶级试验性地采纳。其中的首支，也是最著名的一支球队是班古队，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创始人是里约北区边远地区的纺织公司巴西普罗格雷索工业公司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工。起初球队成员均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技工以及管理人员组成，但他们不久便接纳了意大利人，接着是巴西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球员。和市中心的球队不同，在他们的群体中存在一种相似的混合性，能在球场的任意一个区域自由地交融。班古是最成功的工厂球队之一，他们升上了里约的顶级联赛，名气大大超过了成立这支球队的工厂和公司。来自公司外部的引援越来越多，他们随后在公司被安排去做那些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留给他们时间和精力去训练。这种公司球队制被证实对许多其他巴西公司都具有吸引力，那些公司正为巴西第一次真正的工会组织浪潮产生的问题所困扰。这个国家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于1906年召开，1908年全国性的工人运动确立，因移民大热潮中地中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到来而得到了强化，工人代表大会在十年间制造了一系列的罢工和骚动。里约北部的安达拉伊队诞生于纺织公司，而1908年在沿铁路轨道距离市区80英里开外，波格兰德队由美洲法布里尔公司成立。

在圣保罗，对现状的首次挑战来自工人阶级。1910年，一群铁道工人和油漆匠在城市的东北部集结，效仿曾经造访过这座城市的英国球队科林蒂安队而成立了SC科林蒂安队，这支球队很快就吸纳了来自这座城市日益壮大的各民族劳动阶层的球员和支持者。圣保罗的意大利人当前在巴西上流社会的种族架构中占据了一个中间地位：他们是白人，因此地位高于有色人种，但仍少于那些北欧后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起初是农业劳动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在圣保罗市中心建立起了重要的意大利社区，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百个文化和社会机构，包括一家意大利语报纸《凡富拉》（Fanfulla），人口兴许占据了城市总人口的10％至15％，人们还在弗朗西斯科·马塔拉佐的书中找到了一位在城市商业圈颇有声望的意大利籍巴西百万富商。在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于1912年造访圣保罗之后，《凡富拉》写道：“在圣保罗，我们有……德国、英国、葡萄牙俱乐部，有国际俱乐部，就连天主教和新教教徒俱乐部都有，但就是没有一家俱乐部完全由意大利‘运动员’组成，我们的侨居地是这个州(19)面积最大的，但仍然什么都不曾尝试过！”

第二年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成立，球队征战保利斯塔锦标赛。其他的球队均效仿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像赛利欧（Syrio）、厄斯班哈（Hespanha）和葡萄牙人（Portuguesa）这样的俱乐部在这座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拼图上增添了公开的新面孔。至于在里约，这些因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而无法从大学学生和年轻职业球员中招到队员的新俱乐部，只好支付实物和现金来招揽球员。

在里约-圣保罗轴线以外的区域中，足球俱乐部和足球热潮首先在重要性和影响力紧随其后的南大河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各大城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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