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堂
出版社：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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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地铁阅读清单·孤独试读：
人永远孤独
《孤独六讲》——人永远孤独
当今高科技使得天涯海角化为零距离，鸿雁传书万里追寻的相思之苦，已成为历史。但就在这个距离已经不是问题的新世纪，孤独却日益成为现代人生活中更为严重的现象。
古人云：“一人向隅，举座不欢。”[1] 今天的人，只要你愿意，生活中一刻也不会出现寂寞。随时可以呼朋引类、夜夜笙歌，电影、电视、网络……带给年轻一代的娱乐实在太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可以像选秀晚会一样充满了无尽狂欢的可能。然而越是如此，一旦出现孤独，很多人才觉得愈发难以忍受。
其实孤独永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外境如何热闹，内心的孤独总是挥之不去的。不过，真正的孤独属于高层次的哲学范畴，或者说，真正的孤独与行为或艺术上的思维方式有关。《孤独六讲》从这个角度讲述孤独的内涵，从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谈到思维和伦理孤独。蒋勋先生开宗名义就说，孤独没什么不好的，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不会发光，而孤独是饱满的。
其实，孤独是人一种本质的存在，并无好坏之分，如同情欲，情欲也是孤独的。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写下寓言，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两半的不完整的个体，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却不一定找得到。因为这个世界上被劈开的人太多了，有时候你以为找到了，其实那只是以为而已。
从这个哲学命题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另一半，因为我们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能不能找对都只能如此。儒家文化并不乐于谈论孤独，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个人感觉到孤独只能说明他的人生不够完整，如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又怎么会有孤独感呢？
儒家文化忌谈隐私，或者说不允许个人生活有私密性，不允许别人孤独，要把别人从孤独中拉出来接受公共的检视。甚至因为害怕孤独，我们被迫不断表白，证明自己并不孤独。张爱玲就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如果清晨五六点钟起床后，你还不把房门打开来，就会被怀疑你在做坏事。其实，五四运动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就是对抗儒家文化的群体精神，从鲁迅、沈从文到张爱玲，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读到个人对群体主义的批判与抗争。
古今中外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有着孤独的傲骨，甚至往往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人，他们遭遇社会歧视、谩骂甚至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孤独六讲》也提出一个悖论，那就是为什么许多年轻时代有着可歌可泣理想主义追求的人，当他们后来获得成功，拥有了权势的光环以后，却渐渐变得猥琐、卑鄙，甚至丑恶、腐朽了呢？
比如汪精卫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在十七八岁时热衷革命，甚至有勇气去刺杀满清大臣。后来事败被捕，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的豪气干云！但后来被放出来，走向了政治现实之后，所有的一切却都和那凄美的革命诗篇发生了矛盾，他身不由已地堕落了。
从古到今都不乏这类赢得政权却输掉道德制高点的例子。他们曾经是高贵的孤独者，在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之后，精神上却不再拥有昔日的傲骨。而那些在年轻时牺牲了的失败者，也许才会在历史上永远留下高贵诗意的绝美形象吧。如秋瑾，她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秋风秋雨愁煞人”[2] 的凄美。再如瞿秋白，“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一个共产党领袖临终的绝笔却更像是高僧大德最后的人生感悟。《孤独六讲》将中西方古典哲学加以比较，说明思维的孤独也是一种哲学的孤独。希腊哲学把推理和思辨的过程视为哲学的重要一环。存在主义哲学最爱用的字眼是“荒谬”，荒谬代表着不合理，生命中的荒谬情景恰恰是激发人思考的最好时机。
而在儒家文化中，不管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把荒谬情景的思维过程省略掉了，而把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直接告诉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可以奉为教条的格言，你听后照做就是了，不必有太多反思。
所以受过西方启蒙教育的孙中山在临终前谆谆告诫，如果民众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就谈不上社会的繁荣，国家的强大。
怎样才能使自己产生思维的过程呢？思维需要环境，它不可能在万众欢呼的嘉年华会上出现，它需要的正是孤独的状态。只有从人群中走出去的孤独者，才会产生独立的思考。问题是中国人是不怎么喜欢孤独的，我们害怕“枪打出头鸟”，混在群众里反而觉得安全。
像“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孤独者庄子，他的哲学几乎从未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其重要性远不如儒家，只在魏晋时期影响才大一些。但是他对个体解放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在孤独中的自我觉醒，却是对人生非常有启发的思考方式。
或许思维的孤独是人生最大的孤独吧。所有的思考者，不管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都是孤独的。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将他描述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他赞成民主、坚持民主，甚至不惜依照民主的裁决喝下毒药死去。他的死亡让所有民主的崇拜者对民主本身多了一些思考。
而释迦牟尼当年坐在菩提树下进入自己冥想的世界时，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旁人是无法得知的。艺术创造也是如此。贝多芬耳聋之后一直在孤独的世界里独自作曲，莫内八十多岁失明之后只能凭着记忆默默作画。他们都成了绝对的孤独者。
普通人在生活中也会体验到孤独。比如爬山的时候，人们很少交谈，因为爬山很累，山上的空气又可能很稀薄，你必须把体力消耗保持在最低限度才能行进下去。这时候，你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看到连绵不断的山脉和无尽无涯的苍穹，有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这孤独感中也许还夹杂着一丝自负，因为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已经跟周围的一切融为一种直观的亲密。
[1] 出自（汉）刘向的《说苑·贵德》：“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2] 秋瑾被捕后经三次过堂审讯，未作任何口供，仅挥毫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是秋瑾引用清代诗人陶澹如的诗句，全诗为：“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爱之名的拷问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国人最熟悉的大概是这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了。二十年前，它曾被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富有哲理的短句在一代人中颇为流行。
现在有翻译家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才更符合昆德拉的原意。这本书自1984 年问世以来，一直是米兰·昆德拉最具影响力的作品。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它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1]。
这本小说充满了哲理思考，米兰·昆德拉提出一个命题：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认为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会带给人无法承受的重负；但是重就真的残酷，轻就真的美丽吗？昆德拉写道：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所以昆德拉要问，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角托马斯和特丽莎养了一只名叫卡列宁的小狗，小狗的名字取自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是布拉格一名外科医生，十年前与第一任妻子离婚，这场婚姻留给他的唯一后果是对女人的恐惧。他渴望女人但又害怕她们，在恐惧与渴望之间他必须找到某种妥协，于是他建立了一种性友谊模式。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在爱的侵略面前让步，他坚持“三”的原则，就是可以在短期内去幽会同一个女人，但绝不要超过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但两次幽会时间至少得相隔三周。
但是后来托马斯却打破了上述原则，因为许许多多的偶然产生了一种魔力，使他和特丽莎鬼使神差地结了婚。从此托马斯就一直处于对自己的追问中，一直在思考自己对于特丽莎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而特丽莎也穷其一生都想弄明白，托马斯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和别的女人的区别。
苏联的坦克入侵捷克之后，瑞士有一家医院的院长主动提出要给托马斯一份工作，起初托马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后来他发现特丽莎害怕受到迫害想移居国外，于是就像被告接受了判决书一样，接受了这份工作，两个人带着小狗卡列宁到了苏黎士。
在瑞士托马斯遇到了旧情人萨宾娜。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嫁给托马斯，但是对托马斯的性友谊十分赞赏的女画家。托马斯感到特丽莎和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相隔遥远不可调和，但两极却同样美妙。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六七个月，有一天特丽莎突然留下一封信独自回国了，这使托马斯顿时陷入了伤心和回忆。他和特丽莎一起生活了七年，这中间他又是隐藏又是假装，还要翻来覆去地证明他是爱她的，十分累人。此刻他才发现，对于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更加美好。托马斯意识到自己是需要特丽莎的，但这时候边境已经封闭，特丽莎再也出不来了。
于是托马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了苏黎士医院待遇优厚的工作，开车回到布拉格。在布拉格，由于写了一篇令当局不快的文章，又拒绝写公开声明进行自我批评，他失去了工作，被迫离开医院，只能在郊区的乡村诊所工作。再后来因为拒绝成为告密者，他又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整天抗着竹竿，穿越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去擦那些橱窗玻璃。
这时候托马斯发现人们仍然尊敬他，称他为大夫，并且仍然有许多艳遇在等着他。由于托马斯拒绝妥协和出卖，反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后来布拉格的人权团体请他参与联署给总统的请愿书，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来找他的恰好是他和前妻生的儿子，但是曾经为了正义不怕丢掉医生职业的托马斯却做出了不签字的决定，原因是他不想做任何可能伤害到特丽莎的事。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字，警察就有可能去骚扰特丽莎。
小说最后一章叫“卡列宁的微笑”，特丽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马斯爱我吗？他爱过别人吗？他爱我是否比我爱他更深呢？也许正是这种对爱情的探讨，对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种种猜测和研究把他们的爱情扼杀了。特丽莎想到自己耗费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滥用女人的软弱来对付托马斯，现在才明白这一切是多么不可理喻。为了证实托马斯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她终于把托马斯拖到了头发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被苏联的坦克所蹂躏的布拉格之春为背景而写男女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之战。在这最基本的人性战场上，米兰·昆德拉发出了许多精彩的哲学见解。比如关于媚俗，他说：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的问题，所以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而问题就像裁开了装饰画布的刀，让人们看到隐藏其后的东西。
再比如托马斯认识到罪恶的制度并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们所建立的。由于天堂并不存在，积极分子也就变成了杀人凶手。
[1] 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于1988年上映，被评为1988 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并获戛纳电影奖。
《卡萨诺瓦是个书痴》——狱中创作：作家的另一种出路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平常要写那些书评，为什么总是在夸哪些书好却很少去批评什么书？为什么不专门批评一些写得不好的书呢？理由很简单，人生那么短，时间那么少，如果我看了一些很不好看的书，干吗还要浪费时间重新把它说一遍，让大家去关心呢？不如集中精力介绍些好书。
假如你是一位非常专业的书评人，常在报章杂志上写书评的话，你就不能永远只夸书的好而忽略那些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书，这会有损“独立中立”的书评人形象。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些有趣的建议，就是这本《卡萨诺瓦是个书痴——关于写作、销售和阅读的真知与奇谈》。作者是一位美国作家，同时在大学传媒系教书，叫做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
这本书集结了大量趣闻和古灵精怪的小故事、小段子，好看是好看，有趣归有趣，问题是资料太多了你会觉得它们好像没有经过特别的取舍，所以即便是好看的东西，读多了还是会累。即便如此，书里有些段落很是有用。比如讲到：要做一个职业书评人，有时候遇到一些书，你觉得它不怎么样，但是你好像还得夸它，那怎么办呢？汉密尔顿列出了很多欧美书评中常见的评价方法，比如：“这部小说也是有点瑕疵的。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反面主角……然而读者是可以忽略这样的缺点的，感谢书中的……”又有人说：“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批评说一些主题不该被忽略或者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是几乎不会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最妙的是有位书评人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并且很重要的故事——不过我倒是希望它能够讲得节奏再快一些，语言再简洁一些。”这句话听起来让人觉得这本书简直没什么好东西，恐怕不值得一读，谁知道这位书评人的结论是：“不过总而言之，每一点都是值得称道的。”
汉密尔顿下了一个结论：“我们当代的书评人就像个自尊心训练营的顾问一样。”意思是说我们的书评家总是很关注作者的自尊心，觉得不能不照顾一下他们。作者的自尊心的确是要好好维护的，不过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作者，他出了一本书，而且假设我们已经看过或者买了他的书，你碰到他不知道该跟他谈什么好，难免要提到他的新著，问题是你没有看过或者你根本不打算去看，那该怎么办？书里又有一些建议：“有一个比较好的说法相当于文字上的飞吻。你可以说你还没有读这本书，但是它在你打算读的书里面排在第一位。或者说你故意把它留到夏天再读，以便更好地享受它。”
作家需要大家捧着，但是又不能太捧。很多知名作家都曾遇到一些疯狂的粉丝，那些粉丝总是觉得这些作家能够帮他解决一切人生问题。有时候粉丝自己也写一些书稿，拿给作家过目，如果你不回复他，他就写信来痛骂你，甚至开始纠缠你，有时候他觉得他的婚姻问题、孙子的问题都跟你有关系。这个东西不只是现在才有，早在狄更斯的时代就出现了，狄更斯形容这样的一些读者为“求助性作家”，写信来求助。狄更斯说：他们总是恐吓我，而且什么都要，没日没夜堵在我大门口，打我的仆人，还藏起来，我出去进来的时候伏击我。他病了，死了被埋葬，可是很快又有人起死回生地把这些事情重演一遍。听起来真是相当可怕。
这本书的亮点在于开头讲了很多跟经济活动有关的东西，探讨作家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谋生的行业。很多人觉得作家应该是很穷的，这本书也证实了这一点，一般而言，作家的确很穷。历史上有名的作者绝大多数都不是靠写作为生，哪怕是莎士比亚。他们通常都有副业或兼职，只有少部分作家能够达到“工业化”的程度。
比如有一位写过400部小说的作家乔治·西默农，为了达到他的“工业”速度，他写作的时候会把办公室窗帘拉下来，把五六根烟斗同时塞满，以免换烟丝会打乱他写作的节奏。他每写一本小说，前后都量一量体重，就像职业拳击手过磅一样。
如果你没办法写出畅销的通俗小说，没办法完全靠写作为生该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坐牢。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是在监狱中完成他们的作品的，比如法国情色文学大师萨德侯爵①，他那些充满鸡奸、诱奸、变态、性虐待情节的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或者像王尔德，后来坐牢的时候也写了很多好东西。最妙的是你坐牢之后就不用再担心生活费用的问题了，有国家养着你。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你像是加入了作协，有政府给水给米，你在里头专心写作，不过前提是你坐牢的时候犯的问题不是太大，不是连写作的纸笔都不能给你的情况。如此说来，狱中创作的确是作家们可以考虑的出路之一。
①萨德侯爵（1740-1814），全名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Sade），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以其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名字命名的萨德主义是性虐待的事件这书读另一个称呼。代表作有《一个牧师和一个临死的人的对话》、《索多玛的120天》、《闺房哲学》等。
《切·格瓦拉之死》——“很可惜，他失败了！”
“一个人如果30岁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良心；一个人如果过了30岁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他就没有大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年轻人应该要有广博的同情心，要有改变世界的热血，要有远大的理想，而社会主义完全能够代表这一切。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定岁数，知道了人世的艰难，现实的困苦，人生中各种各样所不能够推卸的责任之后，他仍然相信这些东西，仍然相信这些价值，仍然相信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傻瓜了。这句话在最近30年的西方世界变得特别流行。它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是整整一代人的，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战运动”。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法国的“五月革命”，再到美国的“反战运动”，全世界经过这些事的那一代人后来都有一种幻灭感，这使得这句话变得特别流行。
怎么样去把握和认识这样一种幻灭感，给大家介绍《切·格瓦拉之死》。我看的是台湾版，大陆版很早就出来了。作者叫做杰伊·坎特(Jay Cantor)，是一个美国的文学教授，现在波士顿大学教书。杰伊·坎特除了是个教授之外还是个挺不错的作家，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后来他还写过好几本小说。
这本书的翻译者也非常值得介绍，叫邹亚，译得相当好。全书翻译难度很大，篇幅也长，600多页的煌煌巨著，文体缤纷灿烂，非常复杂。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时候曾经得过好评，但后来好像被人淡忘了，直到这几年因为切·格瓦拉热又回头，很多人才把它重新拿起来看。
关于切·格瓦拉，描写他的小说、传记、纪录片、电影、漫画卡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他是个神话般的人物，他能够提供很多创作的灵感和题材，所以很多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小说。但是这本小说在当年出来的时候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看完之后觉得有点像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文笔近乎于一种巴罗克式的精雕细琢，而且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观点。
整本书大概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批判：自我批判”，第二部分叫做“玻利维亚战争日记”。每一部分又切开两重时间去写，一重过去，一重现在。作者一方面以回顾过去的状态去看当年切·格瓦拉写的日记，以及他的战友记载当时一些人的口述记录；另一方面则是以现在的观点重新回顾过去发生的这一切，理解当中的成败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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