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凤东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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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突破：国家新划一百四十个市县为沿海开放区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战略决策
●1984年初，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考察后，邓小平分别为3个特区题词，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和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建议，并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
会议一致认为：
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有着重大的意义。
会议同时指出：
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
同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
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经济开放区市、县包括：
江苏省苏州市及所辖的常熟市、吴县、沙洲县、太仓县、昆山县、吴江县张家港区；无锡市及所辖的无锡县、江阴县、宜兴县；常州市及所辖的武进县、金坛县、溧阳县。
浙江省嘉兴市及所辖的嘉善县、桐乡县、海宁县；湖州市及所辖的德清县。
广东省佛山市及所辖的中山市、南海县、顺德县、高明县；江门市及所辖的开平县、新会县、台山县、鹤山县、恩平县；广州市的番禺县、增城县；深圳市的宝安县；珠海市的斗门县；惠阳地区的东莞县。
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县；龙溪地区的漳州市、龙海县、漳浦县、东山县；晋江地区的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安溪县、永春县。
上海市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松江县、金山县、青浦县、崇明县。
这表明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
沿海地区大约有两亿人口，工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科学文教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历史上就与国外有广泛联系，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积极寻找对外开放、振兴经济的突破口。这时广东的一个建议打开了他的思路。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广东省委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地方举办出口加工区。
尽管这一建议当场就引起争议，有的领导甚至提出广东如果那样搞，那得在边界拉起7000公里的铁丝网，把广东与相邻的几省隔离开来，以防止国门打开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洪水猛兽般涌进来。
但是，邓小平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说出了永载史册的话语：
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经济特区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1980年，4个经济特区相继开工建设，我国对外开放迈出了突破性的第一步。
经济特区的兴办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有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也有怀疑和指责的。
有人认为，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一切都成“黄”的了；有人说特区是走私的主要通道，是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等等。
特区创业步履维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后来回忆道：
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少。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对办经济特区是肯定还是否定，特区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是对还是错？邓小平对此一直十分关注。
1984年初，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
考察后，邓小平分别为3个特区题词，肯定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
特区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深圳的兴旺发达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邓小平关于是放不是收的论断，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开放意识。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把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开放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这一举措使开放浪潮涌向中国整个沿海地区，推动着中国经济向新台阶迈进，从而震撼了世界。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界人士纷纷到这些城市考察和洽谈合作事宜，这些城市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工作有了长足发展。
1984年底，根据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进展，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开放沿海地区，拟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扩大出口贸易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
邓小平听取汇报后表示支持，高兴地说：
这很好嘛，沿海连成一片了。
邓小平立即赞同再加上闽南三角地区。
沿海经济开放区，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一样，是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桥梁，进出口的重要基地。
十三大提出沿海发展战略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1953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96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400多名采访了大会，其中包括1名台湾记者。这些，在党代表大会上，尚属首次。
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
大会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正确选择进出口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大会强调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开放地区应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1988年1月，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领导人根据对外开放从外向型经济起步和演进的成功启示，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
报告认为，沿海地区应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沿海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即把生产经营过程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报告还认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同时，为了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快外贸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生力军作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让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来中国管理企业；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开发力量强的优势。
报告强调，当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有利的机遇。“为了抓紧利用当前的机遇，沿海地区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总的来讲，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样，“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能够加快发展，能够提高水平，而且势必有力地带动中、西部的发展……这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战略意义。”
1月23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同意上述构想，并决定把它作为一个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部署。
中央决定扩大沿海开发区
1988年3月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
对外开放9年来，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布局，即经济特区——内地的新布局，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会议指出：
贯彻落实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设想，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要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会议建议国务院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这个范围大体相当于过去9年开放范围的总和。
同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通知》。“通知”说，国务院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次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共140个市、县。
天津市：静海、宁河、宝坻、武清、蓟县。
河北省：唐山市及所辖的丰南、滦南、乐亭、唐海、滦县；沧州市及所辖的沧县、青县；黄骅县、海兴县；秦皇岛市所辖的昌黎、抚宁、卢龙县。
辽宁省：丹东市及所辖的东沟、凤城县；营口市及所辖的营口、盖县；盘锦市及所辖的盘山、大洼县；锦州市及所辖的锦西、兴城市、锦县、绥中县；鞍山市及所辖的海城市；辽阳市及所辖的辽阳、灯塔县；大连市所辖的瓦房店市、新金、庄河县及由金县改成的金州区；沈阳市。
江苏省：南京市及所辖的江宁、六合、江浦县；镇江市及所辖的丹徒、丹阳、扬中，句容县；扬州市及所辖的泰州、仪征市、邗江、江都、靖江、泰兴、泰县；盐城市及所辖的射阳、东台、大丰、响水、滨海县；南通市所辖的南通、海门、启东、如东、如皋、海安县；连云港市所辖的赣榆、东海、灌云县。
浙江省：杭州市及所辖的萧山市、余杭、富阳、桐庐、临安县；绍兴市及所辖的绍兴、上虞、嵊县；嘉兴市所辖的平湖、海盐县；湖州市所辖的长兴县；宁波市所辖的余姚市、慈溪、奉化、宁海、象山、鄞县；温州市所辖的瓯海、乐清、瑞安、平阳、苍南、永嘉县；椒江市、临海市、黄岩县。
福建省：宁德、霞浦县。
山东省：威海市所辖的荣城、文登、乳山县；潍坊市及所辖的诸城、青州市、昌邑、昌乐、高密、五莲、寿光、安丘县；淄博市及所辖的桓台县；青岛市所辖的胶州市、平度、崂山、即墨、胶南、莱西县；烟台市所辖的龙口、莱阳市、牟平、蓬莱、招远、海阳、栖霞；莱州市；日照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及所辖的苍梧县；北海市所辖的合浦县；玉林市、钦州市、防城县。
这样，使全国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构成的沿海对外开发前沿地带显著扩大，市、县增加到288个。
同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将它列为今后五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至此，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最终确立。
二、规划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以“闲钱、闲人、闲屋”起步的石狮，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并以买卖洋货闻名全国。
●萧山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大量的日资、美资、德资以及台资企业等纷至沓来。萧山成为台商心仪的大陆十大投资城市之首。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晋江人下南洋，只是“出门挣钱”，如同“闯关东”一样，极少举家迁徙。青年男子做“番客”在外闯荡，汇回来的钱，就成为家中妻小父母的生活来源。
福清吸引侨胞积极投资
198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酝酿制定扩大对外开放方案。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决定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县，原龙溪地区的漳州市（现漳州市芗城区）、龙海县（现龙海市）、漳浦县、东山县，原晋江地区的泉州市（现泉州市鲤城区）、惠安县、南安县（现南安市）、晋江县（现晋江市）、安溪县、永春县等11个县（市），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
国家对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特殊政策，要求沿海经济开放区把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引进来并向内地推广，把沿海生产的产品向内地销售，满足国内市场，发展出口贸易，开拓国际市场。要求沿海开放区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业，按加工工业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生产。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1月和3月，又先后批准福建的21个县（市）为沿海开放县，加上石狮在1987年由镇升格为市，福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扩大到33个县（市、区），即漳州、泉州、莆田市所辖各县（市、区）、福州市所辖8县、宁德地区的宁德市、霞浦县和厦门市所辖的同安县，至此，福建沿海经济开放区面积由13223平方公里扩大到4162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4.4%，人口由751.59万人增加到1710.4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0%左右。
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福建省委对一些开放地区又推出更加特殊的开放政策。
1987年，福清县（今福清市）根据侨乡优势，设立“融侨工业小区”。
福清设县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唐朝以前，福清境域先后隶属于会稽、扬州、闽州、泉州（今福州）、福州和长乐等州府县。
唐圣历二年，即699年，析长乐县南部包括平潭岛的万安等8个乡，建立万安县。唐天宝元年，即742年，取“造福唐朝”之意，改名福唐县。后梁开平二年，即908年，改为永昌县，后唐同光元年，即923年，复称福唐县。后唐长兴四年，即933年，从“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一语中，取“福”与“清”二字，改县名为福清县。元元贞二年，即1296年，因户满4万，升格为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隶属闽侯、晋江、莆田、福州等地、市管辖。199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福清县，建立福清市，仍隶属福州市管辖。
为鼓励侨胞投资，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允许融侨工业小区享受重点工业卫星镇政策待遇。
在福清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里逐渐形成了以塑胶、制鞋、纺织、电子、服装等轻型加工业为主的行业结构，1991年产值达6亿元。
1992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设福清湾投资区，占地面积50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投资区。
1988年6月1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湄洲岛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
湄洲岛位于莆田东南部沿海，全岛面积14平方公里，是海上女神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影响力。
湄洲岛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在实行经济开放区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政策，广泛吸收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上信奉妈祖文化的各界人士联合开发湄洲岛，发展朝拜旅游、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湄洲岛经济繁荣，增进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1988年7月12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开辟东山县创汇农业试验区。
东山县是全国县级最大的芦笋生产基地和全省重要的水产品出口基地。东山县创汇农业试验区拥有农业结构调整权、外贸进出口权等10条特殊政策。
芦笋种植、对虾养殖和网箱养鱼成为东山创汇农业的三大支柱，1991年，3项产值2.1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68.2%。
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狮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市场，潮湿的石板一条街，毗连乌压压的大棚，公开卖的是各种香港货，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的录音磁带，应有尽有。
改革开放初期，以“闲钱、闲人、闲屋”起步的石狮，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并以买卖洋货闻名全国。
1984年，这个镇已经成为“一片迷魂般的服装城，胡同纵横交错，七拐八弯，‘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万式装’”。
在我国著名作家蒋子龙看来，“一个陌生人陷入其中，便很难再钻得出这由色彩和布匹构成的迷魂阵了，满眼都是衣服，从地面直挂到屋顶，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服装贩子，肩上背着硕大的口袋，如鱼得水般地在衣服堆里往来穿梭，寻寻觅觅。”
1986年，石狮镇拥有乡镇企业592家，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129亿元。每天进出镇区的大中型客车就有1460多班次，白天平均每分钟11.5辆次。
如此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拥挤、肮脏、混乱的街道，以及在破烂布棚下简陋铺架上的那些漂亮贵重的洋货，成为当时石狮乃至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
镇区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镇区设施日益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环卫、排水、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不配套，阻碍了石狮经济的提升。“那个时候总是三天有电四天没电，因此石狮人婚嫁的彩礼中必定有一件是小型发电机，”曾经是石狮侨联干部的蔡世佳感叹到，“这样的石狮怎么能更快速地发展起来呢？”
为让石狮释放出更大的经济能量，1984年，蔡世佳与另外两位人士给福建日报社写“内参”，建议石狮作为晋江县（即现在的晋江市）的一个经济特区或开发区，并提高石狮镇的地位，直接隶属晋江地区（即现在的泉州市）和省领导。
1987年12月23日，在多方呼吁下，国务院批示准予石狮建市，省直辖并由泉州市代管，行政区域包括石狮镇和周边另外三个乡镇。
1988年10月17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石狮市为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
在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的基础上，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赋予石狮市在外经、外贸、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及金融外汇等方面16条灵活政策和措施。
至1991年，石狮市仅服装企业就有400多家，有6000多家服装摊点分布在全国各个市场，服装销售额达6.2亿元，产量达6000多万件。
1991年与1978年相比，石狮市社会总产值增加9.8倍，工农业总值增加10.9倍，出口交货总值增加5.4倍，财政收入增加16.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8倍，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66倍。
1990年9月3日，在福建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批准开辟泉州马甲为引进优良畜牧品种试验区，由侨胞投资兴办，投资逾2亿元，初步形成包括教学、科研、生产在内的综合配套体系，开创了一条引进侨资加快农业系列开发的新路。
1991年5月17日，在省委的支持下，省人民政府制定了《福建省鼓励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的暂行规定》，鼓励充分运用对外开放的优势，引进外资推动工业小区的成片开发，促进利用外资向更高层次发展。
同年10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又制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的暂行规定》，并决定推出沿海29个岛屿、突出部和国营、集体农场、林场、养殖场，作为鼓励外商投资农业区域综合开发的重点区域。
萧山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萧山在1978年之前，这个“敢叫沧海变桑田”的地区，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县，其中以“萝卜干”这种普通的农产品为代表的农业，是萧山的立县之本。
不过，1978年之后，一切都在变化。
借着改革开放东风，萧山提出了“无工不富、无工不活”的发展口号，大力发展乡镇和社队企业，奠定了农村工业的基础，实现了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就在不断的探索与追逐当中，以万向为代表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在萧山迅速崛起，为萧山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据记载，萧山在20世纪80年代就跻身于浙江省首个全国百强县，跨入全国十大财神县，在改革浪潮中一路领跑。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10年。
当年1月1日的萧山农科报上发表了一篇经济杂谈，标题是《搞“三来一补”大有可为》。
文中提到：之江西服厂通过“三来一补”的形式，产品全部出口，给国家争创了外汇；杭州万向节厂的产品出口7个国家和地区，前一年出口创汇突破300万美元，创了该厂的历史纪录……“外向型经济”正是这一年萧山媒体上最叫座的词语。
此时的萧山，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年，萧山市政府在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萧山的不少产品已经从田野、乡村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一些产品如万向节等在国外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
不过，在1988年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只有杭丰纺织有限公司和泰康食品有限公司两家。
就在这一年，萧山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为萧山扩大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
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后，萧山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了更多税收等优惠政策。
利用这个机会，萧山成立了综合性涉外经济管理部门，即萧山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并出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规划，开始实施外向带动战略。
区外经贸局的孔灿法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对外经济贸易当时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很多方面也不太懂，所以最初就是学习外经贸这一方面的政策法规。
有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这块金字招牌，到萧山来投资的外商多了起来。
先期进入萧山的客商都是香港、台湾的同胞或者东南亚的华裔，因为这些人与中国大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有些直接是从萧山出去的，心系着家乡的建设。
在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当年，萧山就有6个外商投资企业立项。
在成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后的第六年，外商已经开始青睐萧山这片富饶而有活力的热土。
这是因为改革发展进一步深入，各种壁垒逐渐减少，外商也逐渐熟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
友成控股是1992年来到萧山的。增田胜年这位来自日本静冈县的商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萧山的发展潜力，果断在此建立了第一个工厂，友成由此成为萧山的第一家日资企业。
比别人早到一步的友成占尽了发展先机，企业的销售收入由当初不足千万元，迅速攀升到2007年的4.5亿元。
在友成旗下，杭州友成机工有限公司、友成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友成模具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友成（中国）模具有限公司在开发区生根开花结果。
萧山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大量的日资、美资、德资以及台资企业等纷至沓来。萧山还成为了台商心仪的大陆十大投资城市之首。
2001年，新世纪的开局之年，萧山迎来了撤市设区的历史性时刻。
3月25日，萧山举行撤市设区挂牌仪式，杭州市萧山区正式宣告成立。
萧山建县于西汉初，始称余暨，属会稽郡。三国时，孙权于黄武年间，即222至229年，将余暨改为永兴。
唐天宝元年，即742年，改永兴为萧山，以县治西的萧山为名。
作为山名的萧山，早在《汉书·地理志》余暨县名之下已有记载，其来历是当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率剩下兵卒停留于此，四顾萧然，故称此山为萧然山，亦名萧山。
自唐改称萧山以来，除清咸丰十一年，即1867年至同治二年，即1863年太平军占领萧山期间，为避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之讳，改为“莦珊”外，均称萧山县。
直至1988年元旦，撤县设市，改称萧山市。2001年3月，杭州市扩大市区行政区域，萧山撤市设区。
在融入杭州大都市、跨入钱塘江时代的新起点上，萧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萧山人认识到：
工业是萧山的资本和名片，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就缺少支撑和原动力。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萧山，只有在这个命题上有大的作为，才能形成新一轮发展的新优势。
于是，“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人，“敢与强的比、敢向高的攀、敢同勇的争、敢跟快的赛”。
从干部到群众，从机关到企业，加快发展的氛围无处不在：推进工业经济，加强技改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搭建创业平台，培育龙头企业……
在新世纪短短的5年时间里，萧山的工业总产值实现了从1000亿元到3000亿元的大跨越，年均增幅始终保持在30%的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工业在全省、全市“一高一领先”的地位。
静海打造良好投资环境
1988年3月，静海县被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为静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静海县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市的辖县，辖18个乡镇，384个行政村，县域总面积1414.9平方公里。
相传，有凤凰曾在静海城西五里而落，当地先民便筑“凤凰台”，因此，静海亦称“凤城”。
据史料记载，静海乃退海成陆，史称“长芦”。西汉时期，设东平舒县，时有人口4万，并呈“人口滋盛，经济繁荣”之象。
隋唐时期为鲁城县、平舒县，宋代为“乾宁军”，金元时为靖海县，明代至今称静海县。
在陈官屯镇西钓台村发现的汉代古城，在沿庄镇东滩头村发现的汉代古墓，在沿庄镇元蒙口村发现的宋代古船，被考古专家称为“静海三古”。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开放县，多年来，静海县委、县政府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拼搏创业，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尤其是“十五”以来，静海县依托良好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实施“引资兴县，工业立县，科技强县”等战略，吸引了众多中外客商前来投资置业，共谋发展，使投资者从中受益，实现共赢。
静海人民和中外投资者在静海这块宝地上，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业绩。“十五”期间，静海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三年大变样，五年上台阶”的奋斗目标，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工业立县为动力，以民营强县增活力，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以求真务实精神为保证，紧紧把握“打基础、积后劲、增活力”的思想不放松，成功克服了各种困难和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使“十五”期间成为静海县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开放使静海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05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32.6亿元，突破了翻一番的目标。全县法人单位资产总量达3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在国家统计局2004年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测评中，静海从全国2063个市县中脱颖而出，被列为中国最发达百强县之一。这标志着静海的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已达到国内县域社会经济发达水平。
静海县还不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使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质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产业形成以养殖业和优质高效种植业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格局，2005年增加值达到13亿元，第二产业在调整中实现产业升级和规模优势，成为推动全县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新兴服务业不断壮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静海举全县之力抓招商引资，已成为静海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县共引进内外资项目129个，共吸引对方协议额可达31亿元以上。
2005年，全县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5亿元，比2000年增长3.7倍，投资重点集中在冶金、电子、电力、建材、纺织、化工、制药等行业，一批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投产，进一步改善了全县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高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静海进一步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商业载体功能，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一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性项目投资扩大，为构建和谐静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静海在原有县经济开发区、团泊风景区的基础上，又建成三大工业园，规划建设的乡镇工业集中区和村级工业聚集区建设步伐加快。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天宇科技园、子牙环保产业园等园区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是规模大。几大园区总规划面积14.42平方公里，现已开发12.62平方公里，占规划面积的87.5%，园区基础设施累计投入已达5.5亿元；
二是园区建设高起步。园区规划设计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论证，实行长期规划与近期开发相结合，基础设施实现了“八通一平”，在项目引进上注重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
三是引资效果好。载体功能不断完善，园区累计入驻企业224家，固定资产投入达34.4亿元。
此外，县城面貌发生巨变，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静海县城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住宅、道路、桥梁、公用事业等建设成就斐然，县城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邮电、通信能力等大为改善。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由2000年的0.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5.4亿元，尤其是县城东移，加快了向中等城市发展的步伐，城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大幅度提高了县城载体功能。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先后改造了争光渠，拓宽了县城道路。兴建了健身广场、文化广场、中心广场等大型广场和一批中小型广场和公园，一个亮起来、绿起来，既有文化品位，又有现代气息的静海开放县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北方率先实现农村住宅楼房化、轿车进家庭的史家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村西双塘等成为静海县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静海县经济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职工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了一个台阶。
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质量迅速提升。农民人均消费年均支出2670元，比“九五”期间年均消费多支出555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3.6%，而20%至40%就为富裕型的标准，农村居民以食品消费为主的消费格局被打破，由温饱型步入富裕型。
随着引滦入静、天然气入静、农村饮水工程的完工，农村家庭燃料向煤和液化气的转变以及城镇居住小区的入住和农村新村建设、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农民合作医疗推进，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
消费层次明显升级，家庭财产日趋丰厚。2005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2亿元，比2000年增长36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1.57万元，比2000年人均0.91万元，纯增6600元。
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文化品位不断提高。每年农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为232元，比“九五”期间人均文化消费多支出82元，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达到8.8%，全民学习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静海围绕“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尤其是每年一度的消夏文化广场、十佳文明新事，文明机关、文明窗口、文明工商户等创建评选活动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深入人心，深受群众欢迎，为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丹东下工夫改善软硬环境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丹东市为对外开放城市。
4月8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国务院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消息：决定辽东半岛对外开放。辽宁省丹东市及所辖的东沟县（今东港市）和凤城县（今凤城市）名列其中。
从此，丹东市及东沟、凤城两县正式宣布对外开放。
1988年5月8日至9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来丹东视察，肯定了丹东几年来对外开放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为丹东题词：
当好辽东开放的左翼先锋。
此后，随着丹东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丹东市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并同一些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丹东在国外的知名度。
事实上，从1985年初，丹东的对外开放工作就开始了。
1985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成功经验启示了丹东市，要实现对外开放，首先要在改善软硬环境上下工夫。
为此，丹东市主管计划工作的部门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硬环境方面，提出了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突破口进行规划布局。以交通、通讯设施齐全的面貌迎接对外开放。
软环境方面，突出舆论宣传，进行迎接对外开放规划编制，为争取丹东对外开放的资格，设置了丹东对外开放前期办公室，举办对外开放研讨会，宣传丹东。
1985年6月4日至5日，辽宁省政府在丹东市召开丹东对外开放前期准备工作现场办公会，希望丹东市搞好开放前期的准备工作，为辽东半岛早日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时任辽宁副省长王光中、省长助理白立忱和省直20多个部门的领导听取了时任丹东市长郑平关于这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会议认为，丹东市是我国最北端的沿海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同时，丹东市还是辽宁以及东北的一个重要窗口，搞好以大东港为重点的各项开放前期准备工程建设，争取早日对外开放，不仅对振兴辽宁具有重大影响，对繁荣东北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丹东自1984年起努力抓紧以大东港区建设为中心的开放前期准备工作，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行动是积极的，工作进展较快。
王光中和白立忱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要求丹东市的开放工作要敞开大门，抓好对市外、省外和国外开放的三个层次工作。要大力发展横向和纵向经济联合。继续抓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多搞一些直接利用外资的项目。要发展对外贸易，多创外汇，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把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要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处理好改革中的三个关系，即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纠正不正之风与坚持改革的关系，效益与速度的关系。
1985年，丹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七五”规划蓝图提出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快丹东对外开放步伐，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十大工程的提出是以机场、火车站前期论证工作开始的，总投资2.6亿元，到1989年下半年全部投入运转使用。它标志着丹东市对外开放在硬环境建设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十大工程项目是：丹东港大东港区5000吨级码头建设工程；丹东港浪头港区一个3000吨级泊位改造和两个3000吨级泊位新建工程。浪头民航机场扩建工程。远洋船队组织项目；鸭绿江航道疏浚工程；引进万门程控电话工程；丹东长途微波站建设工程；丹东铁路车站改扩建工程；丹东油制气工程；丹东站南立交工程。
1991年5月，为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丹东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丹东市对外开放工作委员会，自筹资金开发沿江地带。
9月20日，丹东沿江开发区正式动工兴建。
1992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在丹东召开现场办公会，将其确立为省级开发区。
7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丹东沿江开发区遂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对外既称“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也称“丹东市沿江开发区”。
合作区的设立，带动了丹东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丹东对外开放的主要象征。它的设立，不仅改造了丹东老城区，而且使丹东的城市建设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七五”、“八五”规划，完善了交通、能源、城市建设、通讯四大基础设施，尤其在交通建设上，速度更快。
从1994年到1997年，累计投资7亿元，完成了丹东至大连、沈阳、通化二级路改建、扩建工程，市内新建了三号干线、外环路，延长了滨江路，拓宽了朝凤街，形成“一环三路一网”的道路格局。
1999年，丹东公安街道路改造开工。下半年，丹沈高速公路丹本段全线开工，2002年建成。
从此，丹东成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通讯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的交通运输中心和集散地。
2009年7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包括丹东、大连、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城市在内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关键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工业实力较强，交通体系发达。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而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左翼先锋，《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发展丹东产业园区，重点发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精密轻型装备等装备制造业，制药精细化工及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旅游、口岸物流等服务业。
面对机遇和挑战，丹东市委十届八次全会报告中指出：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机遇，立足北黄海，面向东北亚，以港口建设为龙头，沿江、沿海经济为纽带，以“西进东联”加强区域合作为牵动，着力做强做大优势主导产业，着力改善民生，营造和谐环境，加快促进丹东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全力把丹东打造成为辽宁对外开放新窗口和沿海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东北东部出海新通道，东北亚地区国际化港口城市。
日照成立对外出口加工区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通知》，把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它沿海地区的市、县，批准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5个地级市和日照、莱州2个县级市共44个县（市、区）为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实行国家赋予的优待外商投资政策。
由此，古老而年轻的日照市，在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迈步走向了世界经济的舞台。
在日照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凝视中，沿海开放赋予日照新的任务，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向型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向型经济；由农业与农村经济为主，转向主要发展工业和城市经济。这是日照经济社会发展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刚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干部和群众激动了好一阵子，”1971年参加工作，1977年担任日照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安伯平，见证了日照对外开放的光辉历程，用他的话说，“大大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兴奋，也很新鲜，都想为开放干点事，但是角色转换得太快了，整个的来说，就是不适应，观念不适应，体制不适应，基础设施不适应。”
安伯平的语气颇为激动：“当时日照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环境不行，硬环境不硬，软环境更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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