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幼军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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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幼军文集第十五卷试读：
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
樊发稼顷接好友孙幼军“密告”，他的两部散文书稿《
洋教头手记
》和《桃园的大鸡和小鸡》已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接受，即将联袂推出；幼军同时将两部书稿的电子文本悄悄发给了我。我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和文学批评工作者，真正是感动之至、高兴之至！
感动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不因孙氏散文为幼军自己的童话灿烂光芒遮蔽而有所轻视乃至忽略。
高兴的是，我一直期盼着众多散登于诸报刊以及未发表过的各类精彩幼军散文（包括随笔）正式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我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幼军即以一本《怪老头儿随想录》在散文王国取得了响当当的“身份证”。那本散文集曾荣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1998—2000）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记得享有“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美誉的《人民文学》原副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怡先生在仔细审读幼军这部散文集后，在评委会上满怀感佩地说：“到底姜是老的辣呀！”
散文是文学诸样式之一种，又是一切文学的基础。
散文内容绝不可虚设造假。
散文最见作者真思想真性情，也最见作者文字语言真功夫。
幼军散文无论追忆童年、诉说经历，还是怀人记感、叙述亲情友情，唯一字概之：真。真人，真事，真思想，真感受，真情愫。唯其真实，读来倍感亲切。至少绝无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
幼军自小明敏过人，家学笃厚，启蒙即受中国悠久传统文化思想美德浓郁熏陶；长大刻苦问学，博闻强记，经史子集、古今中外，博览群书。他出生于民族多难时期，小小年纪，即随父母举家四处迁徙，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深察底层民间疾苦；他当过运动员（少时曾是冰上运动省代表队的优秀选手），扛过枪，做过工，种过地；大学毕业后长期从教，业余主要从事童话创作。他精通俄、日两种文字，译过多部外国文学名著，是著名作家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崇高的良知，加上自身矢志不移、不懈求索、刻苦创造，使他成为一名业绩卓越的文学家、特别是广受国人喜爱和推崇的童话家，声名远播海内外。
阅人阅事阅世如此深广，又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幼军一旦写起散文来，自是出手不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的写作实践，使幼军修炼出一身驾驭文字的绝妙功夫。我这里不妨来个大“揭秘”：幼军从小学四年级始，即写日记，迄今绵延七十多年，不论在何种艰窘情况下，从未有过中辍。他写日记，或简或繁，总字数已积有四五百万之多！这是一个大奇迹！须知“日记”就是散文之一种啊。我看过他尘封半个多世纪、留下种种生活和时代印痕的日记原文，轻轻抚拂、深情诵读之际，我感佩之至、激动万分！一个人从少不更事的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壮年、老年，漫漫岁月如云变幻，而日记写作者之执着、之坚毅则一以贯之！仅凭这点可断：这位日记作者、这样意志刚韧的“男人”，必成大器。
——我说这些，与谈幼军散文不悖。尚请读者细品之、深思之。
幼军在文坛，是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童话家，他在生活中，则是一个毫无架子、极为随和的普通人。他心性善良，有一颗弥足珍贵的悲悯之心和大爱之心。他为人坦白诚恳、重朋友情谊、敬畏前辈、乐于助人，同时刚直不阿、满身正气、疾恶如仇。在小孩子眼里，他是和蔼可亲的爷爷、特有趣的“怪老头儿”；在莘莘学子面前，他是一丝不苟、循循善诱、特别敬业的老师；在儿女面前，他是慈爱的、朋友一样平等的好父亲；文学同行们都愿意和他倾心畅谈，交为知心好友——这一切，在他的散文里都有直接间接的反映。
作为童话名家，幼军擅长编织动人故事。他的散文多为叙事体，不论何种题材内容，往往亦有充满生活实感的故事、情节，乃至鲜活怡人的细节穿插其间，每令读者读来不禁抚卷莞尔、趣味盎然。
幼军散文的文字语言，朴实、圆润、流畅，自然有如山间晶莹溪水之潺潺流淌。他不尚辞藻，却给人以美好辞章和文采的惬意享受。说幼军的文学语言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是绝不为过的。
幼军的散文是大童话家的精彩散文，是美文，是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散文宝库中的别样明珠，是广大成人和青少年丰富精神生活、接受高尚思想和美感熏陶、甚至学习作文和创作难得的文学读本。2010年5月3日于北京南方庄（作者系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原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洋教头手记第一辑洋教头手记走马上任——“洋教头”手记之一“洋教头”本来是对在中国教书的外国人的戏称。我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教书的时候，我的那些中国朋友也叫我“洋教头”。我想想，倒也通。一个是，我是教洋人的教头；再一个是，对于那些“老外”来说，我也是洋人，一个东方洋人。
1972年年底，我从江西一个山沟沟里调回北京，结束了三年零两个月的“五七战士”生活。我原来工作的W学院在“文革”中被撤销，我是沾了妻子的光才回来的，她是位医生。还好，赋闲了两个月，我也有了工作。
我兴奋异常。你想想啊，“停课闹革命”，一闹就是七年，我终于可以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了！此外，教的学生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新闻、商务机构的外国人，又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我报到后，外交人员服务局还发给我150元的“置装费”，也是从未有过的事。那笔钱几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看来，我这历来不修边幅的穷小子也要梳洗打扮一番了！
可是，我很快就陷入了惶恐不安之中。
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是一位戴着副近视镜，两腮刮得铁青的白胖子。他找我谈话，询问两句我以前从事汉语教学的经历后，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教研室，接着就说：“有人以为闯过了大门警卫那一道关进入大使馆，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呢！一个家伙藏在大使馆的汽车里混进去了，在使馆里头藏了半个多月——当然不能进去抓他，那一小块地方算人家的领土。可是他也别想溜出咱们的国境，到底在海关抓住他了。那是叛国罪！”
接下来，他又举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讲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谈话结束，时间尚早。我想既然我已报到，就算正式上班了，有事没事，也不该回家，决定到教研室翻翻书报消磨时光。
教研室坐着一个人，正在看报，见我进去，立刻跟我打招呼，说他也是等着教研室安排课程的。那人同我年龄相仿，头发蓬乱，戴着副近视镜，衣着也同我一样随随便便。所有这些使我立即将他引为同类，我们朋友般交谈起来。
原来，他到教研室虽是第一天，却早在局里工作。我刚好可以向他了解一些情况。我问他：“是不是教研室有人借工作之便，钻进使馆里就不出来了？”
他睁圆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不出来干什么？”
我说：“找机会逃到国外去呀！”
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教员里有叛逃的……是如来佛跟你讲的吧？”
我乐了。原来那位胖子负责人有这样一个雅号。他一张团团脸，垂着两扇大耳朵，还真有点儿像如来佛。
我说：“那可是领导哇，怎么会乱讲！要么是教员成批地叛逃，要么是我这人让人家一看，就是个想弄架‘三叉戟’往温都尔汗跑的家伙。”
他哈哈大笑：“他那人就那德行，你别理他！”
但他那股高兴劲儿很快就烟消云散，换上一副愁容：“可你也别当到大使馆里当教员是什么美差。我反正不想干！”
在当时，害怕跟外国人接触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不过，这里讲的是“当教员”，我很想知道他忧虑些什么。
他说：“决定把我分配到这儿教书之前，他们让我在办公室帮助清理运动中的材料。那里头有一批揭发信，其中一份，是在大使馆当服务员的中国职工写的。他‘揭发’说，他去送茶，那个教员正跟他的外交官学生‘嘀嘀咕咕’，一见他进去，突然停住不说了，‘情况极不正常’。我的老天！要是给你来这么一份‘揭发’，你说得清？别的事说不清，还可以去调查，这事怎么办？去找那个洋鬼子外交官调查？你就背一辈子黑锅吧！“那些洋鬼子上课，什么话都敢说，什么问题都问。也不能像如来佛教的，老是讲‘无可奉告’吧？你到底是个老师，不是外交官哪！可你一回答，说不定哪句话就出错儿。他们中文水平又不高，你没说错，他还兴许听错呢！还有，他们胡说，你也得立刻表态。比方说他讲了‘伟大的旗手’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就得马上说：‘你这样议论我们党的领导人，极不严肃，我向你提出严重抗议！’你听得麻木了，再不，觉得他的话无伤大雅，不便抗议，说不定他就会在一篇谈中国印象的文章里说‘中国的知识界对毛夫人显然持一种默默的反抗态度。我在谈及她的一些劣迹时，我的汉语老师仅淡淡一笑’，那你可就惨啦！我还有老婆孩子呢！“记者更讨厌，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可是专门写文章在报上发表的！教员整天在那里哇啦哇啦地说，言多语失，谁知道哪一天他在报上给你捅出一条儿来？何况他问你的都是些要命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上课都是一个学生，总共两个人在场，出了什么事，你休想说得清！”
他的这一番话讲得我呆愣了好半天。我也有老婆孩子！
他是真害怕，不是吓唬我。一个星期后，他果然逃之夭夭，临走时还使劲攥攥我的手，那意思是：“好自为之吧！”
几乎同时，教研室分派给我第一个学生。我成了“过河的小卒”，再没有退路了。
那学生恰恰是个记者，而且是个“小修”记者！“如来佛”似乎对这安排抱有歉意。他向我解释说：“你刚接触这种工作，按说应该给你一个容易教的……”
接下来，他压低声音说：“本来我给你安排了一位西德汉学家，可是老S很不乐意教‘小修’记者，要求我调换一下，我也不便说什么。好在你也不会只教一个学生，以后教各种类型学生的机会都有。”
我后来才知道“如来佛”的苦衷。原来他是个非党员，正积极要求入党，老S却是支部的组织委员。老S倒也不是怕教记者，而是因为西德人喜欢请客送礼，他这毛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
事情倒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可怕。绝大部分学生是想利用难得的机会好好学学中文，不愿浪费有限的课堂时间。企图从教员那里摸一点儿情况的不乏其人；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的更多。但前者当中的许多人很快就发现，教员身上实在没多少油水，很令人泄气的；后者则多半会遭到迎头痛击，不得不收敛。
我天性好辩，当时的思想又“左”得可以，争论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是“科班出身”（“如来佛”语），教研室分派给我的学生都是中文程度较高的，上课基本上不使用“媒介语”。这就使得我在争论中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再高，也高不过我去。我能把自己的道理说得淋漓尽致，他们说到难处，就只能结结巴巴了。我的第二个优势是：我是老师，他们是学生。“师道尊严”在我们这里早被“砸个稀巴烂”了，但红卫兵还没砸到外国去，所以他们只好继续尊敬老师。有时争得我恼了，圆脸拉成长脸，学生自然偃旗息鼓，甘拜下风。这不免有那么点儿以势压人，我教中国学生时，从不干这种事。但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我软下来会犯“立场错误”，这就叫“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稍有松懈。我忘不了我还有老婆孩子。我得承认，在私心的驱使下，我在一些好心的外国朋友面前也说了些违心的话，例如，说红卫兵运动是对的，说北京的城墙应该拆。我可以在家里、在知心朋友面前就这些事发牢骚，讲怪话，但外国人攻击“文化大革命”，我就必须反驳。
W学院恢复时，筹备小组的一位教授动员我回去，让我负责组建汉语教研室。我历来怕当头头儿，担心从此无法脱身。此外，在使馆教书，每天给5毛钱的“市内出差伙食补贴”。一个月区区15元，却等于多出27%的工资。当时我两个孩子还小，开支较大，每逢月末都累病的妻子红着脸向医务室同事开口借钱，好交上奶费。所以我只好蹬着笨重的“红双喜”，继续在无尽无休的路上挥汗，直到1981年11月。
屈指算算，我的“洋教头”生涯竟持续了将近九年！老罗和我——“洋教头”手记之二
我充满疑虑，以一种“深入虎穴”的心情走向B国大使馆。我的第一个洋弟子，姓罗勃曼的“小修”记者就住在那里面。站在门外的中国士兵见我走向大门，步伐敏捷地奔上来拦住我。我把证件递给他，他看了好久，还两次抬起头来端详我。证件上的照片是新拍的，跟我本人不该有太大的出入。他总算面无表情地把证件还给我，让出路来。我推着自行车往里走。
那位记者住在大使馆深处，一座被一群高高的大叶杨包围着的小白楼里。他迎出来，伸给我一只又厚又阔的手：“老师好！我叫霍扬·罗勃曼……”
这是个满头棕发，年纪介乎中、老年之间的大汉，大脑袋、宽肩膀，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国式衣服。他的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充满温和的笑意，里边既找不到可能正闪现在我眼睛里的狐疑，也没有初次见面时通常会有的好奇。仿佛我是他的老相识，经常出入他家。
在他的大写字台前坐下来之后，一位中国女佣端来两杯茶。她衣着整洁，面容端庄，看样子也不像是那种会打小报告，说“情况极不正常”的人。
这一次没正式上课，只是闲谈。谈的都是个人简历和中国古代文化之类，不带丝毫政治色彩。他虽戴着副近视镜，却没什么知识分子气质。“文革”前我看过不少他们国家的电影，如果在那里头给他派个角色，也许一个老工人最适合他。
50年代初他就以记者身份来过中国，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他怀念着北京后门大街一条胡同里的那个四合院，还有那个院子里跟他一起包饺子吃的北京人。眼下，关在大使馆院子里似乎让他感到寂寞，进进出出，都是自己同胞的面孔，“这些人，我不用跑出来这么远，也看得到啊！”大约为弥补这种缺憾，他竭力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中国气味浓些：花梨木桌椅，中国老式的红木书橱、茶几，还有摆在玻璃柜里两个据说是五代时期的陶俑，以及挂在墙上两幅其实是复制的明代山水画。他专门邀我近前去观赏，还小心翼翼地拿出陶俑，捧给我看。他那种醉心于自己珍藏的神气，说真的，比那些精心仿制的古董本身更令我动心。
他穿着一条蓝色长裤，大脚上是双“懒汉鞋”，最精彩的还是那件肥大、带万字图案的紫缎褂子。我到底沾过旧社会的边儿，从花纹、款式和质地判断，很怀疑那件褂子的真正用途。那位老记者忽略了我暗中观察的目光，唯恐我没注意他那件漂亮衣服，挺挺胸，撩起衣襟问我：“这件衣服怎么样？”接着兴冲冲告诉我，这是50年代初，好不容易才从天桥一家估衣铺里寻摸到的。我点着头说：“真好！”
这并非仅仅出于礼貌。即如他那全套的行头，配上棕色头发、白皮肤和一个很大的鼻子，难免令人生出一种滑稽的感觉。但是那滑稽之中蕴含着对中国文化倾慕的真情，它的动人处足以使一切“用途”之类退居次要地位，显得微不足道。
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日根本舍不得穿这件衣服，那天是专为和中国老师见面才穿上的。
第一次见面，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对外事教学的恐惧感。至少，罗勃曼同我脑海里勾勒出的精明、刁钻的记者形象没有对上号。
在开始接触他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怎么称呼他感到十分为难。我头一次叫他“罗勃曼先生”，他显得有几分不自在。我猜想他是习惯了旧称呼——怎么上回在中国是亲切的“同志”，这回就变成了“先生”？我注意到，他接连好几次在提到别人的讲话时，搁进去对他的称呼，例如：“罗勃曼同志，中午在我家吃饺子吧！”“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哇，罗勃曼同志！”这很像在提示我。
但当时无论在报上还是在交往中的各种场合，对他们都不称“同志”。我很担心这么称呼他，会犯“立场错误”。想来想去没办法，我索性回避称呼。这当然很别扭，罗勃曼也不可能没有觉察。一天，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课时变动的事。听到他应了一声“哈喽”，我先是怔住，接着福至心灵，来了一句：“是老罗吗？”
他立刻高兴地叫：“噢，是孙老师，我是老罗！我是老罗！”
我好像看见他手握话筒，眉飞色舞的样子。他的姓，是“罗勃曼”三个字，我拆出一个字来叫，在他看来是一种幽默。这称呼不见外，又十分中国式，更让他高兴，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我们交往中的一大难题终获解决，让他松了一口气。
从此我就叫他“老罗”。
老罗跟我学《红楼梦》，一边学，一边当场译成B文。他雄心勃勃，想把这部文学巨著介绍给他的同胞。我觉得他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建议他课堂上只学不译，课后多记些词汇，着眼于提高阅读能力，以后再翻译。每周仅两课时，照他那样干，上十年课也译不完。可是他见自己的译稿越积越厚，不愿意失去成就感。
我的学生迅速增多，课程内容五花八门。但是几乎所有的课加在一起，也没有教《红楼梦》课那么费时费力。《红楼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自以为熟得很。谁知一个字一个字地细抠，它变得陌生了，正如把自己的手放到500倍的显微镜下去看，不仅不再熟悉，简直面目全非。书里边的建筑、服饰、摆设乃至饮食，为写注释，都要求详细给他讲解。例如桌上摆个“文王鼎”，就要问，那是干什么用的？多大的个儿？铜的还是铁的？……由于“大革文化命”，没地方找资料去，我只好找专家登门求教。那些“革命的”红学家谈起《红楼梦》的思想性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偏偏一问到我不解之处，立刻瞠目结舌了。我只好去找被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已经给“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几个老头子。老罗的汉语水平又不是很高，我明白的，想让他明白，也还要费一番周折，有时不得不借助于俄语。他译了是要出版的，兹事体大，我要格外慎重些。
在政治问题上，老罗不仅没怎么“打破砂锅”，甚至沾也不沾，好像一心扑在学习上。我们闲谈的话题也不外语言、文学及生活习俗之类。不过我仍然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呀！”
有什么办法呢？那样一个大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两国间那样一种僵硬的关系，由于江青反党集团专权，四周又是那样一种严酷的政治气氛；还有主观方面，我自己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强烈本能，多年教育塑就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习惯，一种已届不惑之年不应有的幼稚以及对自己的幼稚毫无觉察的自满状态……所有这些，都在我面对老罗的时刻，作为活跃的因素起着作用。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常常是扭曲变形的，不近人情的。例如，有一次老罗发牢骚说：“昨天我到友谊商店买东西。一位女售货员同志找钱的时候，使劲往柜台上一扔。硬币滚了满地，我要弯下腰去，一个一个地捡。”
我说：“是有个别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够好。”
他摇摇头说：“不。她知道我是B国人，才那样子的。”
这话一下子触动了我“阶级斗争”那根弦儿。他分明是讲，由于他是“小修”，所以歧视他。我立刻板起面孔：“你这话不对！你怎么证明她是有意的？服务态度不好可以批评，可你别把话扯得太远！我们对任何国家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等等，等等，我一口气讲了一大篇。
老罗没料到我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其实，售货员看人下菜碟的事我也碰上过。他总在那儿买东西，售货员知道他是B国人也并不奇怪。老罗不过是受了点儿气，寻求些安慰。纵然他讲得不对，我说上一句“不会的，你别想那么多”也就够了，何必开展革命大批判？
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些。他的夫人（是个身材玲珑小巧、仪态雍容大方的女性，也是记者）到北京来看他，上课时，老罗叹了口气对我说：“她第一回上街就问我：‘你说的那些牌楼呢？牌楼在哪儿？’她没看见牌楼，牌楼没有了……”
我说：“怎么没有！颐和园前头，不是吗？”
老罗打着手势说：“很多很多的牌楼！”
我说：“不少嘛！颐和园门前就有一座，公共汽车从底下穿过的。还有国子监那儿，也有一座，去过吗？那儿有个图书馆。还有——还有不少牌楼，搬到陶然亭公园里边去了。”
我要是知道老罗那天会突然扯起牌楼来，我准事先打听一下，也许能找出第三座来，不至于把颐和园讲了好几遍。
老罗又说：“放在陶然亭不好看。它们应该在原来的地方！”
我说：“在壮阔的长安街上留个小牌楼，好看吗？让汽车在那底下挤来挤去？到节日的时候，盛大的游行队伍也从那底下钻？总不能让陈旧的东西老摆在那儿，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马路扩展开来，十大建筑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北京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革命豪情并没感动他。老头子那天犯了倔，牌楼的官司还没打完，他又扯出城墙来。他说，北京的城墙根本就不该拆除。那是古迹，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妨碍交通”绝不能成为毁掉它们的理由。想要新东西，完全可以在城外建起一个新北京，把旧城连同里边的四合院和牌楼，都完整地保存下来。难道在城内盖大楼、修马路，就不必花钱？一座保存完整的古城，那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把它们毁掉，就永远永远也没有了！
在罗列理由的过程中，他还讲到他们国家是如何花大力气，保存那些远不如北京城墙古老和巨大的旧建筑物的。这样一来，我更加认定他是在利用“对比手法”进行攻击，于是逐条驳斥，言辞也变得激烈起来。
争论中通常是老罗首先心平气和地停下来。这也许由于我是老师，他是学生，他觉得应该尊重我；也许由于他意识到我们俩年龄的差距（他长我14岁），认为应该让着我。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满脸是“秀才遇见兵”的无奈和愤愤不平。他那神气使得我很有几分开心了。我是宁肯看到他冒火，也不愿看到他宽容的。
这一回又是我占了上风。可是不知为什么，接连好几天，我脑海里不断映出儿时攀着城砖很窄的边缘，爬上城墙半腰够酸枣儿的情景，还有许许多多跟城墙关联着的童年旧梦。下课回家途经西四，我也情不自禁地打量着马路，估算着原来竖在这里的四座牌楼的位置。外地来的朋友说：“北京的地名真怪，什么‘东单’哪，‘西四’呀！”是呀，这一切都名存实亡了。
我还有些惶惑：我果真是“真理在握”吗？假如我们的子孙后代听到我，一个中国人，同一个外国人关于北京古老城墙和牌楼的这一番争论，他们会说什么呢？
如今，回忆起这一场争辩的“胜利”，我只余满心羞愧了。
老罗是记者，也是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到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已有了八部著作，其中一本是对我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的散文集《我心目中的中国》。他还有许多译作，分别译自德文、俄文、法文和中文。1955年，他将曹禺的剧本《雷雨》译成B文，1957年在他们的首都出版。其后，他又译完曹禺的《北京人》。由于当时两国关系的原因，这本书未能出版。谈起这事，他耸耸宽肩膀说：“政治观点不同，跟出版文学名著有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在中国，就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老罗是为中、B两国文字之交做出贡献的人。
他极爱《红楼梦》，和我共读时，常常忘情地手舞足蹈，拍案叫绝。看了他那样子，我觉得自己花费再大的力气也值得。他越读越喜欢，终于发展到连篇累牍地写信给妻子，急不可待地要那位忙得昏天黑地的记者读这部书。他还替妻子拟出规划：第一步是读译本，然后攻读汉语，力争能直接看原著。按他的说法，即使仅仅为《红楼梦》，也值得下功夫将中文学到手。他曾向我表示对妻子的不满：“老是说忙，老是说忙。难道这就不是值得忙一忙的事？”
老罗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一天我去上课，他显得异常兴奋。我刚坐下，他就从桌上拿起一封外文信，告诉我：“我老婆来信了！”
老罗坐下来，指着其中一大段，逐字逐句译给我听。内容大致是：我到底找来了《红楼梦》的德文译本。本来打算利用零星的时间，每晚读上一段。没想到第一次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没有像你那样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中国的历史我也不熟悉，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走进那些人物中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都呈现在我面前，好像连他们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多么好哇！写了那么多女孩子，但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最精彩的部分，是她的结论：“这位作家实在太了不起了！你知道，我最佩服的作家是巴尔扎克。但是读了《红楼梦》，我觉得，巴尔扎克只配给曹雪芹擦皮鞋！”
老罗读到这一句，我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老罗也随着我哈哈笑。我笑着问：“她是说‘擦皮鞋’? ”
老罗正色说：“对呀！你看，在这儿：‘擦’, ‘皮鞋’! ”
我们又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他把一根粗手指头伸到眼镜片儿后面去擦，因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冰块变苹果——“洋教头”手记之三
这标题念起来有些像绕口令。故事是我教的一位日本外交官H君讲给我听的。
他初来上任，临时住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去上课，他就哈哈笑着说：“那天晚上我喝啤酒，让我老婆去向服务员要冰块。我告诉她说：‘你不用讲别的，就说“冰块”两个字就行了！’她跑去说了。可是冰块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等了足有半个小时，服务员才跑来，手里托着一大盘苹果——原来他们跑到大街上买苹果去了！”
日语音节没有固定的声调，辅音也没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所以把“冰块”说成“苹果”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服务台距他们房门只三五步，H君的“中国语”几乎同中国人一样好，却支使自己的“老婆”去讲，“大男子”之态可掬。
他的夫人大约二十七八岁，性情温柔，圆圆的脸上总挂着谦和的微笑，即使在被丈夫支使得滴溜溜转的时候。
到汉语教研室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没有女学生。正当“文革”时期，教研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男的教男的，女的教女的。据说这是由于洋人太“开放”，上课时只两个人关在房间里，又坐得那么近，容易“发生问题”。后来有些松动，是由于女学生数量增加，而女教师不够。我仍旧例外，就另有原因了——我是“科班出身”。领导说我“科班出身”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我可以教古文以及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之类，一个是说我不便教一句汉语也不懂的学生。女学员多数是外交官家属，教她们，一般要懂她们本国语言，或双方都懂的第三种语言，即所谓“媒介语”。多数情况下，用英语作为“媒介语”，我恰恰不懂英语。
有一天我下了课，回到教研室去“坐班”，刚一进屋，教研室的副主任就没头没脑地问我：“哎，老孙，给你一个夫人怎么样？”
一群“坐班”的教员正闲得难受，一听这话哄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说：“人家老孙有夫人啦！”“还挺漂亮，要给，得比这个更美才成！”
副主任人很随和，派课的时候总要先征求教员的意见。他的习惯问法是：“给你个大使怎么样？”“给你个汉学家怎么样？”这回不巧，碰上个有歧义的词。
见我犹豫，他鼓动说：“去吧！你不是正想提高一下日文的口语吗？是个日本夫人，要求派给她一位懂点儿日语的老师。”
又有个教员打哈哈：“日本夫人好，又温柔，又体贴。不像咱们的那些，一个赛一个地凶，弄得咱们个个患气管炎！”
规定这帮“洋教头”像别的办公室职员一样坐班，这本身就莫名其妙。但别的办公室有反映：“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他们才四小时！”当过教师的人都知道，一周二十四课时的工作量不得了。可他们说：“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还要备课呀？随便提溜出一个中国人就行！”
这么一坐班，倒真不用备课了，也没法儿备。他九点钟从法国大使馆出来，十一点又得在加纳大使馆上课。你硬把他弄来，他跑路用掉四五十分，剩下个把小时，又那么些人聚到一起，他能干什么？可不就找碴儿寻开心嘛！
我接下了这个女弟子。
那是位年轻的夫人，对老师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上课，她用茶盘托着一杯茶走来，一下子跪在地板上，恭恭敬敬把茶捧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十分狼狈，坐着不是，站起来也不是。假如是日本式房间，我坐在“榻榻米”上，或许会自然得多。偏偏在北京的那些日本人，房间布置全部西化了，我坐在沙发上，主人忽然矮了半截子，实在让人觉得别扭。
幸好这事再没发生。说不定是她发现了我的窘态，不想再让我不自在；也说不定由于那是第一次见面，含有“拜师”的意思。
课上起来倒是很轻松，绝对没有大使馆里那种浓郁的政治气氛，她的话题也仅限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讲课的方式是，她用日语讲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用中文写在一页白纸上，例如：“多少钱一斤？”然后开始一遍一遍地教她。教会了，她又讲一句日语，我又写在纸上，再教。
这样，一堂课下来，我们就共同编出了“实用汉语会话”的第一课：
多少钱一斤
黄瓜多少钱一斤？
葱头多少钱一斤？
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茄子多少钱一斤？
我，给，劳驾，请，问，二
劳驾，请给我一斤苹果！
劳驾，请给我二斤橘子！
请问：一斤苹果多少钱？
请问：二斤牛肉多少钱？
我们教研室编有《初级汉语读本》，她桌上就摆着一本。那是为外交官编的，她觉得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些，而她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买菜问题。她母语的音素过于单纯，所以汉语发音对她来讲，相当困难。但是她很聪明，短短的几周就记住一大批生词，发音也练得大体能让人听懂了。她每星期上两次课，我第二周去上课，她就快活地对我说，我教她的那些话，在买菜的时候用上了！看她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我当然也很高兴。
其实我同样从她那儿学到不少东西。一些讲课时要使用的日语，我专门准备过，但我临时用日语单词拼凑起来的句子，一定相当可笑。她把精力集中在听懂我讲授的内容上，从不挑剔我的语言，却也没忘记我第一堂课提出过的要求，热心地告诉我某句话的正确表达方式，或如何讲得更简明。我曾向日本的男士们提过同样要求，但几乎无人理睬。“是我花钱请你教汉语，还是你花钱请我教日语呀？”我终于明白他们的想法之后，再也不提这要求。
我说不出那么多蔬菜的名字，她就找来一本日本的类似“看图识字”的彩色大画册，指着一个个方格子，让我说出那种菜的汉语名称，并且不忘记告诉我那种菜的日文说法。韭菜、芹菜、大蒜之类，都是她教给我的。为弥补她的损失，我会在不影响她家务的情况下，把课时延长些。每逢有这种情况，功课结束时她都要给我鞠大躬，说：“哎呀，老师今天太辛苦啦！”
有了一个开端，女弟子就多起来。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日本夫人，每次我离开公寓，她都要从房间里送到走廊另一端的电梯口。她双手按在膝盖上，身体弯作九十度，只要电梯不关门，她就一直保持这姿势。我急得要命，经常低声催促开电梯的小姐：“快关门，快关门！”
不过，我的大多数日本女学生，掌握礼仪还是适度的。而且，那里面尊敬和友善的成分居多。她们绝不会课堂上向你鞠九十度大躬，王府井大街上碰面却扭脖子装不认识。
教到后来我才知道，不懂汉语也要硬着头皮替丈夫讨冰块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时代毕竟是进步了。我教的一位日本记者夫人，一见我到了，立刻跑进客厅，粗暴地把睡在沙发上的丈夫捅醒，轰了出去。那一位显然是工作了一夜，实在抵御不住睡魔的侵袭，刚刚倒下去不久。他睡眼惺忪地向我鞠躬、道歉，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去，那样子实在可怜。其实前厅里也有沙发，有茶几，条件不比客厅差多少，完全可以上课的，何必这么折腾人呢！
事情并不止这一件。一次她请我去北京饭店吃“日本料理”，本来已有了另外一位男记者（也是我的学生）作陪，她偏要说，这是对她的老师是否尊敬的问题，一定逼丈夫丢下采访任务陪同前往。那一位无可奈何，还是恭恭敬敬地跟去了。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几桩。
我心想，怎么没让H君碰上这么一位呢？到那时候，冰块就不会变成苹果了！一等秘书官白先生——“洋教头”手记之四
白先生是D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官。他留着两撇小黑胡子，浓浓的，还朝天拧出两个小尖尖儿来，看上去活像《世界通史》里画的那个凶巴巴的德皇威廉一世。熟悉之后，我才发现他徒有其表。他是D国一家大公司的电气工程师，只因生在中国，读到初中毕业才回D国，中文极好，这才受聘到大使馆担任外交官。
我第一次去上课，见他的办公桌旁伏着一条有两只很大耳朵的栗色大狗。上班的时候带狗，这是我在大使馆教书九年中仅见的一例。那狗见我走近办公桌，抬起头来盯着我，鼻子里轻轻“呜呜”着。白先生表情严肃地对它讲了两句话，它立刻安静下来。我不懂D语，问他说：“你跟它讲了什么了？”
他说：“我讲，‘这很不礼貌，涅尔斯！他是我的老师，你以后见到，应该像我一样尊敬他！' ”
我乐了，说：“这么一大套，它都懂？不过是揣测你的意思，知道你不让它叫。”
白先生反而对我的话感到惊讶：“怎么会呢，它当然都懂！狗是很聪明的。我对它说：‘把我的拖鞋拿来！’它就叼来拖鞋。我说：‘把雨伞拿来！’它就叼来雨伞，绝不会错。有时候我跟它讲很多话，它都明白！”
接着，他又向我解释，他并不常带狗到大使馆来，今天他的妻子去朋友家了，他怕涅尔斯独自待在家里会感到寂寞。
我很快就发现，白先生是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也学《红楼梦》，可跟老罗大不相同，他仅仅为了“欣赏中国古典文学”。这还是他自己的话，实际上，他“欣赏”了不一会儿，就闲聊起来。我不愿意跟他瞎扯，建议说：“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他却说：“您不觉得交谈，是非常好的提高汉语表达能力的方法吗？”
确实有些学生是采用这种办法学习汉语的。譬如R国大使馆一位年轻的女外交官，每次上课都选定一个题目进行交谈。她总在下课的时候将下次谈话的题目告诉我，使我也有个思想准备：“老师，我想下次讲讲我对中国相声的认识，还介绍一下我们国家一种很类似中国相声的民间艺术，老师看，好吗？”那种课，上起来是很有趣、也很有益的。
白先生的“交谈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会突如其来地说：“你们报上老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是如何如何贫穷，失业是多么多么严重。不怕老师不高兴：老师能想象我们的失业工人开着小汽车，全家出去旅游吗？”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以我受的教育来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而他们的国家，正是那三分之二里的一个。我立刻反驳，说他扯谎，美化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白先生和我正在教的罗勃曼完全不同。他没有老罗那份儿认真，我说什么，他都满不在乎。在我慷慨陈词之后，他总是连连点头说：“您说的也是！”
当时，我们教研室常常召开大会，针对外交官们诸如此类的言论，进行“缺席批判”。一位教R国的李老师情绪激昂地在大会上说：“我们正在从事一桩伟大的事业，这就是——赤、化、全、球！”
白先生连连点头，让我误以为我在“赤化全球”方面也多多少少做了点儿工作。谁知没过两天，他说出来的还是那一套。“您说的也是”，这个“也”字表明，首先他说的“是”。实际上，他实践的是同我“求同存异”。可是那个年代并没什么求同存异，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因此，只要他一“放毒”，必然会遭到我迎头痛击。我后来不客气地给他加上一顶“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帽子。没想到，白先生不但没生气，好像还挺得意。有时候他讲话之前，自己先说：“能不能让资产阶级代言人也讲一句呀？”
这种人，北京叫“二皮脸”，或者“滚刀肉”。我拿他没办法。
后来我发现，他倒也不是对政治有什么兴趣。他自己有个说法：“是你们报上老讲这个引起来的，不然我也没那么些感想。”那是在“文革”当中，阶级斗争当然要“天天讲”。幸好后来他辩论这些辩论烦了，闲谈的内容很少再涉及这类东西。
每次上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白先生一定跑出去，端回一盘精致的西式糕点和一杯咖啡来。见我有些局促，他先从自己的盘子里捏起一块，咬了一口说：“老师请吧！不是专门准备的，我们使馆有一顿早、午餐之间的点心，人人都吃的。”
点心的量不大，一般是两块漂亮的花式小蛋糕，或是“蛤蟆鼓儿”、奶油起酥之类，所以“必须吃光”。他总是率先吃完，连盘子里很细碎的残渣也用指头捻起，送进嘴里，然后用一种羡慕的神情望着我。还有几次，他只端来两盘摆在我面前，殷勤地劝让，说他已吃过了。可是我吃的时候，他的喉结一次次上下滚动，分明在那里咽口水。我抬头看他，他赶紧把目光移开，那光景让我心中不忍。“经济困难时期”我有一次在哈尔滨车站排队等火车，一边细细品味着手里的一小块儿干馒头。当时有位背着破铺盖卷儿的老年农民凑上来盯着我看，用的正是这种眼光。我当时咬咬牙（我也正饿呀！），就把那一小块儿馒头塞进他手里。莫非白先生也到了这份儿上？
我放下小叉子说：“我不相信你吃了！”
他不置可否，只苦笑了一下：“昨天晚上称体重，我又增加了一磅……”
原来如此！
他很结实，却并不胖。究竟他是过分估计了肥胖对健康的影响，还是像我的某些女弟子那样，追求一个苗条的体形？
有一次他和他的夫人设家宴招待各自的老师。他吃了几口就放下刀叉，光在那儿陪我们说话。我问他说：“你吃饱了？”
他呻吟一声说：“人难道会吃饱吗？”
看来他一直处于饥饿的状态，可怜的白先生！除了调整饮食结构和用量，他控制体重确也别无他途，因为他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有一次他利用假期，专门去瑞士滑雪，回来后兴冲冲地问我：“我瘦了吧？”
我瞟了他一眼说：“黑了，可看不出瘦来！”
这使他大为泄气。他不停地称体重，本该对自己的胖瘦心中有数，看来他只是追求“看上去瘦”。于是我开始怀疑他是为取悦自己那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他专为我带回瑞士巧克力和香烟，说烟给我，巧克力是请我“夫人”吃的，我原不该那么冷酷无情。
出于好奇，我有一次问他说：“你相信不相信存在着一个上帝？”
他说：“不怎么相信。他们没给我提出上帝存在的足够证据。我呢，一时也做不到用数学证明上帝等于零。那就这样吧：他们信他们的，我不信我的，谁也别跟谁吵架。”
接下来，他问我：“咱们俩不会吵架吧？”
我说：“在这问题上好像不会。”
他说：“还有，现在不会。我不知道再过三四十年会怎么样。我老了，快要死了，说不定会为寻找精神寄托，自己制造出一个上帝来。也许我开始觉得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时，真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个支配万物的神。”
我说：“到那时候咱们再辩论吧！”“到那时候我也不跟你辩论，”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吵不过你！”
我笑起来：“我就那么不讲理呀？”
不久他就跟我讲了D国在农展馆举行农业机械展览会的事。那一次他专门准备了一套和农业机械有关的汉语词汇，还让我帮忙，可是一点儿都没用上，因为来的都是中国官员，看样子极少科技人员。我又没去参观，不便置喙。他来了情绪，进一步发挥说：“我没到大使馆工作那会儿，在德国就接待过好多批从中国来的专业参观团。后来我发现，那些代表团的团长、团员都是领导人，一个懂技术的没有！他们去干什么呢？”
我说不出他们究竟去干什么。
这次我放他一马，一则不愿意“不讲理”，再则我也听说过不少当官的挥霍公款，出国观光游历的事。
我和他夫人的那位中国女教师应邀去他家过圣诞节——他知道我们没有在自己家里过圣诞节的习惯。吃饭的时候，他点燃起一排排的蜡烛，关掉了电灯。我说：“不关电灯，不是更亮？”
女老师外号叫“假小子”，说话很随便的，她说：“人家要的就是这劲儿！”
白先生说：“不对，是电费太贵了！”
我知道他又调皮捣蛋，是指对他们外国人收费比中国人高好多，他发过这类牢骚。
席间，他夫人问我们要不要米饭。女老师立刻回答：“不要！”
我跟假小子很熟，她跟我讲过，外国人请客，她从来只吃菜。我回答白先生说：“我要一点儿。”
白先生说：“我也要——咱们俩是穷人，得吃主食！”
饭后，白先生动手支起小铝管儿的架子，挂上一米多宽的银幕，给我们放映他们去东南亚旅游时，自己拍摄的小电影。电影还自配了音乐和解说词。女老师D语很好，白先生把椅子搬到我身边，专为我一个人解说。
影片选材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取景角度和其他拍摄技巧的运用也显得很娴熟。不是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是拍不出这样作品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拍摄他们租下的、一座漂泊在大湖上的“水上饭店”。那是一条大木船，有全套的住房，分别安排在上、下两层的“小楼”里。大湖的四周是青翠茂密的森林，不见人迹，唯闻鸟语。湖面偶尔有小贩荡着舢板靠近画舫，向他们兜售水果和日用品。他的妻子欢快地笑着，把一大串金黄色的香蕉举过头顶，显然是向举着摄影机的丈夫炫耀。那位丈夫则不理会镜头，悠然倚在船头，甩进钓丝，把钓竿架在湖面……这些看上去都新奇而美妙，使我觉得正坐在影院里，欣赏着《泰国风光》。
白先生爱翘尾巴，所以谈“观后感”的时候我对影片的优点轻描淡写，却在缺点方面大做文章：“你们过分重视自己的‘二人世界’了，一次也没请个第三者来协助拍摄。结果适得其反：有女主角的时候不见男主角；男主角好容易出现了，女主角又无影无踪，自己在那里棒打鸳鸯。我原本指望看一部恋爱题材的电影，却自始至终没等着你们俩亲热的镜头……”
白先生哈哈大笑，马上用D语把我的话告诉妻子，她也笑起来。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不久，一天我去上课，看见他办公桌上有一摞大型杂志。最上面的一本，封面是一幅鲜明的彩色大漫画，画面上躺着五个人，四个小的是王张江姚，一个大的是毛主席。四个小的身上盖着黑布，那个大的盖的则是鲜红的大红布。我立即紧张起来，闪电般在心里搜罗毛主席反对“四人帮”的话。毛主席都说了些什么呀？因为搜不到，一时心里乱糟糟的。那个调皮鬼等我坐下，肯定要在我面前竖起那本大漫画，问我：“孙老师对这个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是，“孙老师给这张漫画想一个标题吧！”
我没料到，他只是匆匆地把那摞画报搬到旁边的小桌上，不无歉意地说：“今天的课桌太乱了！”
整个一堂课，他始终没触及那个让我害怕的话题。到了使馆外，我轻松地骑上自行车，心说：“小白够朋友！他知道那会让我陷入困境，不愿让我为难……”
过了些时候，有一回上课他问我：“老师还搞文学创作呀？”
看见他手里捏着一份《人民日报》，我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我写过两本童话，从未提起过，所以洋弟子们没一个知道。日本大使馆对教员摸得够透彻的了，连他们也不知道。一次日本的著名翻译家君岛久子来中国访问，日本大使馆为此在国际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中国方面邀请了我，日本大使馆并不知晓，所以我走进会场时，大使馆的几位官员面面相觑，有两个还交头接耳，以为“孙先生”去上课走错了门（国际俱乐部同日本大使馆紧挨着），看那架势像是要立刻走上来提醒我。老记者罗勃曼跟我学了五年，一直到回国也不知道我也写过东西。还是白先生厉害，居然会去看儿童图书的广告，并且从一堆小号铅字的名字里找出我来。
听他问我，我反问道：“阁下又有什么高见？”
他说：“我在这儿看见了一个跟阁下一样的名字。第一，阁下是学文学的；第二，‘孙幼军’这名字并不像‘张连生’、‘李小平’那么多见。报上这位作者，应该就是阁下了！”
我一个“阁下”，引出他那么一大串来，自然好笑。我一笑，他便说：“我最喜欢朋友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字赠给我。老师肯送我一本吗？”
于是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小布头奇遇记》，写上“白先生指正”，上课的时候带给他。这次我没通过组织，偷偷给的。如果组织说不行，那就跟鱼钩的事一样，很不够意思的。
这以后不久，白先生就回国了，继续当他的工程师。一年后他为办理公司的业务，再次来到北京。他打电话到教研室找我，说十分想念，约我去见见面。我当然要按规定，先去请示领导。那位做了多年外交工作、即将离休的教研室领导答复我说：“我们跟他们这些人，仅仅是一种工作关系。工作结束了，就不要再见了吧！”
那年月就是这样子。我于是回了白先生一个电话，交谈了几句，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谢谢你还记得我，请代我问候尊夫人。
就这样，我再没见到白先生，也不知道他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考官的优越地位——“洋教头”手记之五
在R国大使馆，我又多了几个准备当外交官的“研修生”学员。他们的“前辈”们大多表情呆板、装束僵直，一进使馆，总给我一种沉闷的感觉。他们的出现，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这里面最“帅”的是Y君。他个子高高的，面孔英俊，衣着潇洒，把黑色的长发向脑后一掠的姿态也相当优美，有点儿像演员。
美中不足的是，这位青年很傲慢。我并不欣赏那种一走进来就鞠九十度大躬，下课了先后退好几步，直退到近门处这才鞠躬、转身的“大礼”。但是，像Y君那样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大模大样一屁股坐下，也未免太过了些。就算这一代已经充分“西洋化”了吧，见面也该喊声“哈喽”、“嗨”才是。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是这个大使馆里的“常见性多发症”，患者不少。但那毕竟是“骨子里”，大面儿上还说得过去。这位可倒好，连“大面儿上”的东西都没有。
他们大使馆的许多外交官，上课是不敢吸烟的，直到跟我很熟了，这才会在忍不住时，躬身请示说：“老师，我可以吸一支烟吗？”
Y君不同，一坐下就掏出一支，燃着，用很优美的姿势吸一口，喷出一条白色的长龙来。
除了“经济大国国民”的优越感，他对自己的“中国语”水平也感觉良好，尽管他一直把“老师”说成“老西”，把“日本”读作“立本”，把“他”念成“搭”。
有一天，Y君上课的时候告诉我：“后天下午向课，我因为有系情，不能向了。老西就不必来了。”
我随口说了一句：“是因为考试吧？”
他怔了一下，问我：“老西怎么机到？”
我说：“因为贵馆委托我帮帮忙，所以，还是要来的呀！”
他显然完全没料到考官会是我。大概他们的考核通常是由本国的官员主持的吧：R国的考核制度极严格，政府非常重视。而考试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有几种考试如果考砸了，你的升迁就会限制在一定级别上，这辈子休想再当上高官。
于是，情况转瞬间发生变化。Y君把香烟倒出半截儿，站起来，双手将烟盒捧到我面前。这还是我们上课两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他脸上惯常的倨傲神态一扫而光，换上了谦卑的笑容。接下来，他又讲了许多话，说在R国，××大学非常难考入。北京大学就是R国的××大学，“老西系”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真令人羡慕哇！等等，等等。
我不好意思让他难堪，沉默着，但心里既好笑，又像吃下个苍蝇似的难受。假如他知道我是他的考官之后，仍旧是那么一副得意相，我很可能认为他天生就是那样一种随随便便、大大咧咧的脾气，从而改变“小伙子太傲慢”的看法，至少不会再生新恶感。谁知他也会彬彬有礼，还会媚笑，还会敬烟！
那次当考官，我分外注意公正，既不因为拍我的马屁就在分数上优待，也不因为不喜欢谁就亏待他。不过，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想到那出滑稽剧就觉得Y君吃了亏——他在“人品”那门课上得了个低分。紫檀书案——“洋教头”手记之六
T先生是R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官。他的中文很好，所以上课用的教材是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革”期间书店里买不到别的当代小说，想通过小说学习汉语的人，所选用的教材绝大多数是浩然的作品。后来有一次在浩然家吃饭，我一边大嚼一边说：“我宣讲你的作品不遗余力，请我吃顿饭也不为过！”
T先生喜欢聊天儿，他认为跟老师交谈是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方式。他告诉我，他在驻美国大使馆当外交官的时候很苦。由于美国工资太高，他根本雇不起人，只好在接待别国外交官的时候烦劳他的太太，还把他的亲戚，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接到美国去帮忙，全家人过了两三年艰苦奋斗的日子。这回好了，他一下子就请了三位中国工人——司机、厨师和女佣。
他学习的办法是先把《艳阳天》读上一大段。读时由我纠正他的发音和语调，然后由他提出词句上的疑难问题。一次他问我：“‘红皮萝卜紫皮蒜，抬头老婆低头汉’是什么意思呀？”
我解释之后他笑起来，还说：“很巧，我的女服务员和厨师，正好一位是‘抬头老婆’，一位是‘低头汉’! ”那两位厉害不算，他说，“还不认真干活儿。”
我不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也不便置喙，只是心里想，算了吧！请了三位，一个月才花240块钱，你还想怎么着？
我教的一位Y国大使馆外交官L先生，也在上课时向我发牢骚说：“你们报上老是讲‘认真’二字，可是我的那位服务员先生，做事情很不认真！”
我当然不能跟他说，因为“吃大锅饭”，不论在哪儿干活儿，认真的都不多。他们下了班给自己家干活儿，可是认真得很呢！
L先生抱怨了不止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变得“油儿”了，也一直没讲什么，顶多说一句：“是吗？”
有一天上课，他告诉我说，他买了一个“又红又黑”的硬木“长桌子”，漂亮极了！看他那兴致勃勃的劲头儿，好像恨不得立刻把他的“长桌子”搬至Y国大使馆来让我参观。
他到底以“共进晚餐”为由，接我到他家里看了他所获得的至宝。那是一张老式的紫檀书案，周边还雕有花纹，做得相当精致。由于多年使用，磨得发亮，那光泽比油漆的可爱得多。
整个晚餐时间，他都谈论着他的书案。我对老式家具没什么知识，也弄不清那是清代的东西，还是民国初年的。他说，他已经打听过，北京有个地方可以照原样给他打制出另外一张来，他决定再要一张。我笑了，不知道西方人也有东西要成双成对的毛病。
仿制的书案完成之后，L先生的惊喜似乎更在当初的一见钟情之上。我去上课，刚走进他办公室，他就站起来，激动地说：“真是奇迹！我一定要请孙先生亲眼看看！”
据说那两张紫檀书案简直毫厘不爽。他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的是，分明是刚刚制造出来的东西，怎么居然会像用了几十年一样？就连那些雕花的缝隙间也有同样的积垢。中国人真是天才呀！
说中国人“认真”是在三天之后，我又一次去办公室给他上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认为应该在桌子上做个记号，免得将来自己也分辨不清，弄个以假乱真。这时，他忽然记起，当初买的时候，他曾发现一条桌腿的背面有个小节子，这倒恰好可以当作区别的标志。他怎么也没料到，当他试着区分时，竟发现仿制的这个书案，在同样位置上，也有个小节子！
不要说L先生，就连我也没想到那些能工巧匠会细心到这种程度。
这以后，L先生再没提到他的“服务员先生”，相反地，他常常赞扬中国人的认真。我觉得很高兴。说老实话，虽然我也对一些同胞的毛病不以为然，但是听到外国人讲到这些毛病却总是心里不自在。“抬头老婆低头汉”和“服务员先生”让我不自在；能工巧匠师傅们替我争回来光荣。
我也欣赏那两张紫檀书案！铁夫人和裙子问题——“洋教头”手记之七
常常是这样：在分配给你一个某国大使馆的学生之后，往往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接踵而来。我在D国接了位有趣的一秘白先生，便很快又有了官衔更高的K夫人。
K夫人是文化参赞。一般说来，官衔高些的比低些的容易教；夫人、小姐比先生们容易教。这是因为，高官或女性自重身份，不会用一些刁钻的问题难为老师。我说过，我最怕的是学生课堂上题外话太多，令我时时担心会犯危及老婆、孩子的“政治错误”。
上述的两条好处，K夫人兼而有之。不过，D国大使馆的中文秘书们私下里称K女士为“铁夫人”，不免令我生出些疑虑。她到底怎么个“铁”法？
铁夫人个子不高，体态丰满，身板儿挺得溜直，步履敏捷，再加上表情严肃，看上去确乎有那么一股子“铁”劲儿。但是她天蓝色的眼睛里蕴含着温和的笑意，对老师很有礼貌。会面的那堂课之后，第二次她就“旷课”了。为这，她郑重向我道歉，说：“你们的外交部临时召见我们大使，大使让我陪同前往。我请中文秘书打电话到教研室去，可是老师已经出发了。让老师空跑一趟，实在太对不起啦！真是对不起！”
我骑自行车，当然比坐小轿车慢得多，每次都要提前出发，她是用小汽车估计我的速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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