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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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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污的鸟试读：

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妻子玛丽·海华德·威尔

没有她就连过去都会

失去意义

只有上帝，

的确全能的上帝，

知道他们这些哺乳动物

属于不同的种族。——马雅可夫斯基作者序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1963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1939年到1945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真相是唯一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第一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最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第一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最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最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被涂污的鸟》在美国和西欧出版之后（它从未在我的祖国出版过，在其境内被列为禁书），一些东欧的报纸和杂志发起了一场针对它的围攻。尽管彼此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众多杂志却一致攻击小说中同样的一些段落（通常都是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的），甚至不惜颠倒先后顺序以支持他们的指控。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中被冒犯的主笔们指控说，美国当局授意我创作《被涂污的鸟》，旨在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出版机构公然忽视一个事实——在美国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在国会图书馆登记备案——竟然援引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编码作为下结论的证据，认定美国政府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相反，那些反苏联的期刊则把我正面描写苏军士兵的内容挑出来作为靶子，声称它们足以证明，《被涂污的鸟》企图证明苏军在东欧存在的正当性。

多数来自东欧的责难瞄准的是小说的影射意味。尽管我早已保证过，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抨击我的评论家们仍然指控《被涂污的鸟》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有些恶意的批判者甚至坚持认为，我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与嘲讽。其他一些人则抨击这本小说，说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武器提供了炮弹。

我后来得知，这些花样繁多的抨击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大规模阴谋的一部分，他们企图在我的祖国营造一种危险和分裂的感觉，企图迫使仍然留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离开。《纽约时报》报道说，《被涂污的鸟》被公开指责为敌对势力所做的宣传，“寻求的是与东欧进行武力摊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被涂污的鸟》开始扮演与书中主人公不无相似的角色了，这主人公是一个男孩，一个本土出生却变成外来异类的人，一个据信掌控着毁灭性力量，并能对撞见他的所有人施魔咒的人。

围剿这本书的战役发起于那个国家的首都，它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几个星期之内，数百篇文章以及雪崩般的闲言碎语一涌而出。国家控制的电视网络办了一个系列节目，叫“追踪《被涂污的鸟》的足迹”，专门播放对一些可能在战时跟我或我的家人有过接触的人的采访。采访者会从《被涂污的鸟》中读一段文字，然后指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就是小说中某人物的原型。这些没有判断力、通常没受过教育的证人被推上前台，对他们可能做过的事情莫名惊恐，于是他们就愤怒地诋毁起那本书及其作者来。

东欧最有成就、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读完《被涂污的鸟》的法文译本后，曾在一次采访中赞扬了这部小说。不久，来自政府的压力便迫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发表了他修改之后的看法，接着还发表了《致科辛斯基的公开信》，就发表在他本人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在公开信里，他对我提出了警告，说我跟另一位获奖小说家一个德行，竟为一种异族语言和堕落的西方的奖金背弃了母语，并说我会不得善终，将在里维埃拉的某个破败旅馆割喉自尽。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际，我的母亲，我唯一幸存下来的血亲，当时已有六十多岁，并且因患癌症已做了两次手术。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一家报社发现她还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便发表了一些辱骂的文章，指证她是一个叛徒的母亲，煽动当地的狂热分子袭击她的住所。我母亲的护士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只是装作在管束那些“业余警察”。

一个老校友在纽约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把我母亲的遭遇告诉了我，于是我动员了能动员的所有力量，向各种国际组织寻求支持，但是几个月下来收效甚微，因为愤怒的居民们照样继续他们的攻击，尽管他们谁也没见过我的书。最后，迫于来自该国之外的相关国际组织的压力，政府官员在尴尬之余下了命令，指示市政当局把我母亲迁移到了另一个城市。她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直到袭击消停，然后她移居首都，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多亏朋友们的帮助，我才得以知道她的下落并定期给她寄点钱。

尽管她的大部分家人早已在现在迫害她的国家被消灭了，但是我母亲拒绝移民国外，她坚持要死在故国并葬在我父亲旁边，因为那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而且她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安息。到她后来真的死去时，对她的朋友们来说，她的死变成了一种耻辱和一种警告。当局不允许发布任何治丧讣告，直到丧事结束几天后才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在美国，报纸对这些发生在国外的攻击做了报道，导致匿名的恐吓信潮水般地涌来，这些信来自已经归化美国的东欧移民，他们觉得我诽谤了他们的同胞，诋毁了他们的种族文化遗产。看上去几乎所有的匿名信作者都没有读过《被涂污的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鹦鹉学舌，模仿移民出版物上那些根据二手材料炮制的谩骂。

有一天，我独自待在我那位于曼哈顿的套房里，突然门铃响了。我满以为是我正好在等的包裹来了，立即就打开了门。两个穿厚重雨衣的男人把我推进屋里，一进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把我顶在墙上，仔细地打量我。显然，他们对我的身份不大确定，他们中的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的剪报。那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东欧人攻击《被涂污的鸟》的文章，文中有我的一张老照片的模糊的复制品。攻击我的两个人针对《被涂污的鸟》咆哮了几句，从雨衣衣袖里抽出两根包在报纸里的钢管，开始威胁要用钢管打我。我抗辩说我不是书的作者；我说照片中那个人是我的表兄弟，经常被别人误以为是我。我还补充说他刚出去不久，但随时可能回来。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等待，手里仍然拿着武器，我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他们来的目的是为《被涂污的鸟》一书惩罚科辛斯基，因为这本书诽谤了他们的国家，嘲讽了他们的同胞。他们让我确信，尽管他们生活在美国，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不久另一个男人也加入进来，对“科辛斯基”骂骂咧咧的，还操起了我仍记忆犹新的乡野粗话。我一声不吭地待着，一边研究他们那宽大的农夫型脸庞、那壮实的身板以及那不合身的雨衣。虽然他们这代人已离开茅屋草房、沼泽杂草和牛拉的犁耙，但他们仍然是我所熟悉的农民。他们看上去真像是从《被涂污的鸟》的书页中走出来的，一时间我竟强烈地感到这对搭档是属于我的。假如他们真是我书中的人物，他们来找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因此我友善地给他们奉上伏特加，在开头的勉强推辞之后，他们热切地接受了。在他们喝酒的过程中，我开始整理散布在书架上的零散物件，然后，从一个书架尽头的一套两卷本《美国英语词典》后面，我非常随意地抽出一把小型左轮手枪。我告诉那两个男人放下武器，把双手举在头上；他们一服从指挥，我就拿起了相机。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拿着相机，我迅速拍了五六张照片。我宣布说，假如我决定指控他们强闯民宅和蓄意伤害，用这些快照足以验明正身。他们乞求我饶恕他们，他们申辩说，毕竟他们还没有伤害到我或科辛斯基。我装出一副可以考虑的样子，最后我回复说，既然他们的照片已被保留在相机中，我再没有必要继续拘留他们的人身。

让我体会到中欧诽谤战役之影响的，不止这件事情。在我的住所外或车库里，曾有人多次来骚扰我。有三四次，陌生人在街上认出我，用恶意或侮辱的言语对付我。在向出生于我的祖国的一位钢琴家致敬的音乐会上，一帮爱国狂老太太用她们的雨伞攻击我，还尖声发出一连串老套到荒唐地步的咒骂。哪怕现在，在《被涂污的鸟》出版十年之后，由于该书在我的故国被禁，故国的公民们仍然在斥责我有背叛行为；富于悲剧意味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政府通过有意欺骗他们，继续滋养着他们的偏见，使他们成了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正是在同样的邪恶势力之下，我的主人公，那个小男孩侥幸逃脱，可谓九死一生。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一年后，P. E. N.，一个国际文学协会，为一个来自我的故国的年轻诗人的事情联系我。她来美国做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并未如所有医生所希望的那样圆满。她不会说英语，P. E. N.告诉我她在术后的头几个月里需要帮助。她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出版了好几卷诗作，被视为她那个国家里最有希望的年轻作家之一。我了解和推崇她的作品好几年了，因此对有望会晤她颇感欣喜。

在她等待康复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把纽约逛了个遍。我经常给她拍照片，以曼哈顿公园和摩天大楼为背景。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她申请延长她的签证，但是领事馆拒绝延期。由于不愿永久地抛弃她的语言和她的家人，她除了回家别无选择。后来我收到她的一封信，是通过第三方转交的，在信中她警告我说，那个国家的作家协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亲密关系，而且现在正要求她写一篇短篇故事，反映她与《被涂污的鸟》的作者在纽约的遭遇。这个故事将把我描绘成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发誓要玷污她的祖国所代表的一切的性变态。一开始她拒绝写；她告诉他们，由于她不懂英语，她从未读过《被涂污的鸟》，另外她从未和我讨论过政治。但她的同事们连续不断地提醒她，是作家协会使得她去美国做手术成为可能，并且现在还在为她支付术后的康复治疗费。他们坚持说，由于她是一个杰出诗人，由于她在年轻人中有巨大的影响，她有义务履行爱国职责，发表文章抨击那个背叛了她的国家的人。

朋友们把那期的文学周刊寄给了我，上面刊登有她被迫写的那篇诋毁性的故事。我试图通过共同的朋友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理解她被置于无路可逃之境的苦衷，但她始终没有回复。几个月之后，我得知因她心脏病发作而逝。*

无论是赞扬还是谴责这本小说，西方文坛对《被涂污的鸟》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大多数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都反对我对那个孩子的经历的描写，理由是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残忍。很多人倾向于对作者和小说忽略不计，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在第二十五届年度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写道，像《被涂污的鸟》这样的书，由于不加修饰地渲染了暴行，对英语小说的未来而言不是吉兆。其他评论家则声称此书不过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拥有了被战争撕裂的东欧的原始素材，任何人都能编出充斥暴行的戏剧性情节来。

事实上，在那些选择把此书视为历史小说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费心去查阅那些真实的源素材。那些评论我的作品的人，对幸存者们的自述和官方的战时文件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觉得毫不相干。好像没有谁花时间去阅读很容易便可获得的证据，比如那个十九岁的幸存者的记录，它描述的是一个东欧村庄因庇护德国政府的一个敌人而遭到的惩罚：“我目睹了德国人和卡尔梅克人一起来平定那个村庄的情景。”她写道，“那是恐怖的一幕，我到死都不会忘记。村民们投降之后，他们开始强奸妇女，然后下了一道放火烧房的命令，连房里的所有居民一起烧。那些亢奋的野蛮人用火把点燃一座座房屋，跑出屋子的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赶回火焰中。他们还从母亲的怀里夺走小孩，把他们丢进火中。当痛苦万分的妇女们跑去救她们的孩子时，他们先朝她们的一条腿开枪，然后枪击另一条腿。只有在她们受够了罪时，他们才会杀死她们。那种杀戮的狂欢进行了一整天。夜晚降临，在德国人离开之后，漏网的村民才慢慢爬回村子去救残余的村民。我们看到的情景太可怕了：到处是余火未尽的木头，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已烧得一片狼藉。村子后面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死者的尸体；这里，一位死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孩子的脑髓溅在她的脸上；那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横尸在地，一本书还在他手里。所有的死者被一起埋在五个大大的坟堆里。”东欧的每个村庄都熟知这样的残杀，数以百计的居民点遭受过相似的命运。

在其他的文件中，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毫不犹豫地坦承：“规则是立即杀死小孩，因为他们不能干活。”另一个指挥官承认说，他在四十七天里已经收集到原属于已被毒气室处决的犹太小孩的十万件衣物，准备把它们运回德国。一个曾任毒气室工人的犹太人遗留下来的日记写道：“在每天死于毒气室的一百个吉卜赛人中，超过半数是孩子。”而另一个犹太侍者描述说，在每个少女走向毒气室的路上，那些党卫军看守会满不在乎地摸她们的性器官。

对作为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的暴行和残忍，我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最能证明这点的也许要数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一些老校友成功地获得了几本走私的《被涂污的鸟》，他们在读完后写道，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磨难相比，小说所述简直就是田园牧歌故事。他们责备我冲淡了历史真相，还指责我迎合了某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敏感，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巨变的见识充其量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内战，当时不过是被抛弃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在被毁弃的南方流浪而已。

对我来说，要反对这样的批评是困难的。早在1938年，我的家族举行了最后一次年度聚会，参加者大约有六十人之多。他们之中有杰出的学者、慈善家、外科医生、律师和金融家。而这六十来人中，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人。此外，我母亲和父亲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他们熬过的每一个年头都有苦难的深深烙印，不是妻离子散，就是亲人或死或伤，但即使是他们，尽管见识了无数的磨难，却仍然没有对1939年爆发的野蛮做好心理准备。

在整个“二战”时期，他们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几乎每天被迫寻找新的藏身之所，他们只是在恐惧、奔逃和饥饿中活命而已；总是栖身在陌生人中间，为掩藏自我要在别人的生活中淹没自己，这导致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无休止的折磨感。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即使在他们身体获得安全之后，他们在精神上仍然饱受折磨，老是觉得他们把我送走可能是错误的，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更安全。她还说，每当看到年轻的孩子们被押上火车，前往分散在全国的焚尸炉或可怕的特别集中营，他们的痛苦真是无法言表。

因此看在他们以及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分儿上，我想通过写小说来反映他们感到难以言传的那些恐惧，或许还能祛除它。*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把父亲那几百本小笔记本给了我，那是他在战争期间所记下的。她说，哪怕是在逃亡途中，尽管决不真的相信能死里逃生，但我父亲仍然千方百计研习高等数学，用雅致而纤巧的字体做了大量笔记。他主要是一个语言学家和古典学者，但在战争期间唯有数学能给他慰藉，让他摆脱每天的现实折磨。唯有在纯粹逻辑的王国中裹紧自己，同时从文字世界中抽身而出，远离它所蕴含的对人类事务的含蓄评注，我父亲才得以超越每天包围他的可怕事情。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在我身上寻找到他的性格和气质的某种影子。她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与我父亲不同的是，我选择了通过写作来公开表达自我。我父亲一生都始终如一地拒绝公开做自我表达，拒绝做演讲，拒绝写书或文章，因为他相信隐私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最有益的人生状态莫过于默默无闻，不为世界所注意。他相信，富于创造力的人以技艺吸引世界的关注，他为其作品的成功付出的代价，便是牺牲掉他自己的幸福和所爱的人们的幸福。

我父亲对无名状态的渴望，是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终生企图的一部分，该体系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触及的。而我则截然相反，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尽管他对写作的世界缺乏信任，第一个不经意间引导我从事英语写作的人正是我父亲。在我到达美国之后，他开始给我写一系列信件，以他做笔记的那种耐心和精细，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解英语语法和成语的精微要义，可谓条分缕析、旁征博引。这些课程讲义是以哲学家的精确打印在航空信的信纸上的，但它们不包含任何个人信息或当地新闻。也许生活未教给我的东西少之又少了，我父亲这样宣称，而且他没有新颖的洞见要传授给他的儿子。

在那之前，我父亲已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且他的视力日渐退化，能看清图像的视野范围缩到了一页四开本的尺寸。他知道他的人生快走到尽头了，他一定觉得，他能给我的唯一礼物就是他自己的英语语言知识，经过一辈子的修炼，他的英语功夫已是炉火纯青。

只有当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时，我才意识到他是多么了解我和多么爱我。他煞费苦心地根据我特定的心理状况设计了那些课程。他解说英语习语的例句都是选自我崇拜的诗人和作家，而且自始至终涉及的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或想法。

我父亲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始终没有看到这本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书。现在重读他的信件，我才意识到我父亲的智慧的广博：他想遗赠给我一种声音，引导我穿过一个新国家。他一定希望这一遗赠能给予我自由，让我能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创造自己的未来。*

六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和艺术领域的禁锢出现了松动，很多大学和中学开始把《被涂污的鸟》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辅助读物。经常有老师和学生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一些有关这本书的学期论文和随笔。在我的很多年轻读者看来，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人与事是彼此相通的；对那些把世界视为捕鸟人和鸟儿之间的战争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地形学。这些读者，尤其是少数族裔成员和那些感到受社会羁绊的人，在那个孩子的抗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的某些因素，并认为《被涂污的鸟》映照出了他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他们发现那个孩子在沼泽地和森林里的各种磨难，继续存在于另一块大陆的犹太人居住区和大小城镇，在这些地方，肤色、语言和教育背景为那些“局外人”、那些精神自由的流浪者打上了烙印，他们是那些“局内人”、那些强大有力的多数族群所恐惧、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另外，还有一群读者读这本小说，则是希望能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一个博斯的画作般的世界里领略别样的人生。*

自《被涂污的鸟》创作之时至今，很多年过去了，而我对它的问世却还心存疑虑。过去的十年已使我变得超然，能以一个评论家的冷眼审视这本小说；但是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它给我本人及我的亲友们带来的人生变故，却让我对最初打算写作这本书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当初我没有预见到，这本小说会获得其自身的生命，会对我的亲友们构成一种人生威胁，而不是成为一种文学挑战。在我的祖国的统治者们看来，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假如我预见到了书的厄运，或许我就不会写《被涂污的鸟》了。然而，这本书就像那个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难。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耶日·科辛斯基1976年于纽约1

1939年秋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一个来自东欧某个大城市的六岁小男孩，像数以千计的其他孩子一样，被父母送往一个遥远的村庄避难。

一个向东远行的男人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答应带着这个孩子并为他找到愿意收养他的人。由于别无选择，孩子的父母就把孩子交托给了这个男人。

孩子的父母相信，把孩子送走是使他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上策。由于孩子的父亲在战前参与了反纳粹运动，他们夫妇俩不得不躲藏起来，免得被抓入德国进行强制性劳动，或者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想使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类危险并希望全家最终能够团圆。

可是，一连串的变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在战争和敌军占领的混乱中，人们经常移徙，行踪不定，结果，这对夫妇和把男孩带往遥远村庄的那个男人失去了联系。说不定他们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他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那个收养小男孩的老妇在男孩到达后两个月内就去世了，此后，小男孩便孑然一身，开始从一个村庄流落到另一个村庄，有时被人收留，有时则被赶走。

他将在其中浪迹四年的那些村庄与他自己的故乡有很大区别。这些村庄里的农民皮肤白皙，长着金色头发和蓝色或灰色的眼睛。他们实行族内通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小男孩却长着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他所讲的是知识阶层所用的语言，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对它几乎一窍不通。

人们认为小男孩是一个离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或犹太人。当时四处避难的吉卜赛人或犹太人一般都待在少数民族居民区或纳粹的种族灭绝集中营，在德国人手里，他们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遭受着最严酷的惩罚。

东部地区那些村庄已被忽略好几个世纪了。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处于东欧最落后的地区。那里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铺好的路和桥梁，还没有电。人们稀稀疏疏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就像他们的远祖们那样。村与村之间为河流、森林和湖泊的所有权长期争斗不休。那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而然的“强者为王，富者为尊”。那里的居民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两大派，唯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他们的极端迷信以及同时威胁人和动物的数不清的疾病。

他们无知而且粗暴，尽管并不是故意要这样。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那些河流大部分没有鱼虾，而且还经常泛滥成灾，把大片草原和耕地变成沼泽。大片的沼泽地和泥塘把那片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而那些幽暗的森林则历来是强梁大盗的栖身之所。

德军的占领只是加深了那片土地的苦难与落后。农夫们一方面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大部分交给常备占领军，另一方面还得向游击队纳粮。拒绝纳粮意味着村庄将受到洗劫，变成一片烟尘弥漫的废墟。

我住在玛尔塔的小屋里，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期待着父母突然跑来找我。哭是没有用的，再说玛尔塔对我的啜泣根本不在意。

她很老了，总是弓着身子，就好像她老想把自己拦腰折断，却总是不能如愿以偿。她的长头发从不梳理，绞缠成了无数个死结，永远也梳不清。她称自己的乱发为妖发，里面寄居着邪恶的精怪，它们把乱发绞在一起并慢慢引发衰老。

她常常拄一根满是疙瘩的拐杖，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同时咕咕哝哝地对自己说一些我不太懂的话。她皱缩着的小脸罩着一副皱纹织成的密网，她的皮肤呈红褐色，像烤得过火的苹果。她那萎缩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好像被一阵发自体内的风摇来摇去似的。她那因病而扭曲了关节的皮包骨的手指一刻不断地抖动着，与此同时，她那瘦长的脖子上的脑袋也在朝各个方向点来点去。

她的视力很差，透过深藏在浓密眉毛之下的细小眼缝窥视光线。她的眼睑像田地里耕得很深的犁沟。眼泪一刻不停地从她的眼角溢出，顺着她脸上深陷的皱纹流下，然后与她鼻中流下的黏液以及嘴中流出的多泡的唾液混为一体。她有时像一个灰绿色的老马勃菌，早已经整个儿腐烂了，正等着最后一阵风从里往外把那干枯的黑色灰尘吹掉。

开始我很怕她，她走近我时我总是闭上双眼，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她身体发出的臭气。她从来不脱衣服睡觉，因为按她的说法，衣服能最有效地防止可能由新鲜空气吹进屋内的众多疾病的侵袭。

她声称，为了保证健康，一个人一年之内洗澡的次数不应超过两次，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一次就够了，甚至在这两次也只应稍微洗洗就行了，而且用不着把衣服全部脱掉。她常常只用热水浸泡她那双多瘤的脚，以减轻鸡眼、拇趾囊肿和长入肉内的趾甲带来的痛苦。难怪她一星期泡一至两次脚。

她经常用她那双枯手抚摸我的头发，那颤抖的双手真像花园里的耙子。她鼓励我到庭院里去玩，要我去和她养的动物们交朋友。

后来我发现那些动物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危险。我还能记住我的保姆从前给我读过的图书上有关它们的故事。这些动物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有它们自己的情爱与纷争，并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讨论一切。

母鸡们挤在鸡窝里，彼此推撞着争夺我抛给它们的谷粒。有些母鸡在成对地漫游，有一些则在啄更弱小的同伴，还有些则在雨后地上的积水中各顾各地洗澡，或者是神气十足地蹲在它们的蛋上抖抖羽毛，然后就很快入睡了。

农舍的庭院里不时有些怪事发生。从蛋中孵出的小鸡有黑有黄，圆圆滚滚的，就像长着细脚会走路的小蛋。有一次，一只形单影只的鸽子飞入小鸡群中。显然它不受欢迎。当它拍着翅膀扬着灰尘降落在小鸡群中时，小鸡们都急匆匆地跑开了，它们被吓住了。鸽子蹑手蹑脚向它们走去，同时咕咕地叫着向它们献殷勤，小鸡们都冷漠地站着，用轻蔑的眼光看着它。当鸽子走得更近时，它们咯咯叫着远远地跑开了，无一例外。

有一天，正当那只鸽子像往常一样试图与母鸡和小鸡们亲善时，一个黑色的小东西从云端直落而下，母鸡们尖叫着冲进了牲口棚，小鸡们则跑进了鸡窝。那个黑色的球状物像石头一样落下来。只有那只鸽子无处藏身，它还来不及展翅飞起，一只长着尖利勾嘴的强悍的鹰已经把它扑倒在地并狠狠地啄它。鸽子的羽毛立即染上了血污。玛尔塔从棚屋里冲将出来，同时不停地挥舞着一根棍子，但是那只鹰平稳地飞到了空中，它的喙子叼着那只已毫无生气的鸽子。

玛尔塔在一座特别的小石园中养着一条蛇，石园被小心地用栅栏围着。那条蛇轻柔地在草丛之中蜿蜒滑行，同时不停地搅动它那叉子似的舌头，仿佛那是阅兵仪式上的一面旗帜。它好像对世界漠不关心，我一直没有弄清它是否注意到我。

有一次，那条蛇藏进了它的隐秘住所的青苔深处，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既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它隐藏在那里做一些奇怪而神秘的事，甚至连玛尔塔都不愿就此发表任何看法。那条蛇再次露面的时候，它的头像一个油光发亮的李子。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条蛇静静地躺着，只有它那蜷曲的身体一直在非常轻微地颤抖着。然后它就从它的皮肤中爬了出来，突然变得更瘦小更年轻了。它不再搅动它的舌头了，却好像是在等待它的新皮肤变硬似的。它那半透明的旧皮完全被抛弃了，一些无礼的苍蝇在上面飞来爬去。玛尔塔满怀敬畏地捡起那张旧蛇皮，并把它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像这样的蛇皮是有治病奇效的，但是玛尔塔说我还太小，对这一切都不懂。

玛尔塔和我惊奇地观看了蛇的这场变形。她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暖的双手把它捧起，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一只红色的小松鼠经常光顾玛尔塔的小屋。在美美地吃上一顿之后，它往往在庭院里跳一个快步舞，把尾巴拍来拍去，吱吱地喃喃细唱，在地上跳跃、翻滚，把小鸡和鸽子们吓得要命。

这只松鼠每天都来拜访我，它坐到我的肩上，吻我的两耳、脖子和脸颊，轻轻地抚弄我的头发。在玩够之后，它就会穿过田地，返回到森林中去。

有一天，我听见一阵阵嘈杂声，于是就跑上最近的一块高地。我躲在灌木丛里，惊讶地看到村里的几个男孩在追赶我的那只松鼠。松鼠拼命地狂奔，试图跑进森林中躲避这场灾难。那些男孩朝松鼠前方猛扔石头，又使它折了回来。那小得可怜的小动物毕竟力不从心，它奔跑的步子减小了，放慢了。最后那些孩子终归捉住了它，但是它仍然勇敢地继续挣扎、乱咬。接着男孩们俯身围住那个小动物，把一个罐子里的某种液体往它身上浇。我感到可怕的事即将发生，绝望地挖空心思，想找出一个办法帮助我的那个小朋友。但是已经晚了。

其中一个男孩从挎在肩上的罐子里拿出一块冒着微火的木片，用它去触弄松鼠。接着他把松鼠扔到地上，松鼠身上立即蹿起了火苗。随着一声几乎使我窒息的尖叫，那只松鼠一跳而起，像是要把身上的火抖落似的。但是火整个地罩住了它，只有它那柔毛丛生的尾巴还摇摆了几下。那个浑身冒烟的小动物在地上滚了几下，很快就不动了。男孩们继续观赏着，一边大笑，一边用棍子去戳那小得可怜的尸体。

我的朋友死了，我早上再也没有谁可等待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玛尔塔，不过她好像并不明白。她含混不清地自言自语，进行了祈祷，然后对屋子施行了她的秘密魔法，以阻止死亡的入侵。按她的说法，死亡就潜伏在附近，正试图冲进屋来。

玛尔塔病了。她抱怨说肋骨下有一阵剧痛，她的心在那里不安地跳动，永远被肋骨囚禁着。她告诉我上帝或魔鬼已在那里降下绝症，是要灭掉另一个人，也使她的尘世之旅走到了尽头。我不明白为什么玛尔塔不像那条蛇一样抛弃旧皮，重新开始一种生活。

在我建议玛尔塔这样做时，她变得非常愤怒，咒骂我是一个亵渎神灵的吉卜赛杂种，是魔鬼的亲属。她说病魔专爱出人意料地进入一个人体内。它也许就在马车上、坐在你身后，当你弯着身子在森林中采草莓时跳上你的双肩，或者在你乘船渡河时爬出水面袭击你。病魔往往来去无踪，偷偷地进入人体内，可以穿越空气或河水而来，也可以因接触一个动物或另一个人而招致，甚至还会——说到这儿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因一对紧挨着鹰钩鼻子的黑眼睛而降临。这样的眼睛，也就是吉卜赛人或女巫的那种眼睛，能使人变成瘸子，带来瘟疫或者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不许我直视她的眼睛，甚至她养的那些动物的眼睛。假如我偶然直视了某一动物或者她自己的眼睛，她就会命令我快速吐三口唾沫并且在胸口划十字。

每当她用来烤面包的面团变酸，她就会勃然大怒。她责骂说这是我念了咒语造成的，因此她说作为惩罚，我两天之内将吃不到一点面包。为了讨玛尔塔欢心，避免直视她的眼睛，我在棚屋内外走动时都闭上双眼，因此我不是被家具绊倒，就是把提桶踢翻，或者是把花圃的花踩得一塌糊涂。我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刺瞎了的飞蛾，飞到哪里都碰壁。同时玛尔塔收集起一些鹅的绒毛，把它们撒到燃烧的煤上。她一边把鹅绒烧出来的烟吹得满屋子都是，一边喃喃地念符咒，目的是祛除我的邪咒带来的晦气。

最后，玛尔塔会宣吿晦气被驱散了。她是对的，因为接下来烤制的面包都美味可口。

玛尔塔从不向她的疾病和痛苦屈服，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在病痛开始折磨她时，她往往会拿出一块生肉，把它剁成碎片装进一个陶制坛子。接着她会把日出时分从一口井中汲取的井水浇到那些肉末上。然后她会把坛子深埋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她说这样做会使她的痛苦缓解几天，直到那些肉末腐烂。但是后来，当痛苦再次袭来时，她又要辛辛苦苦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

玛尔塔从不当着我的面喝任何东西，她也从不微笑。她相信假如她这样做，那就等于给了我数她的牙齿的机会，而我每数她一颗牙齿，她的寿命就会减少一年。的确，她没有多少颗牙齿啊。而我也意识到，在她那个年龄，每一年都非常珍贵。

我在喝水和吃饭时也努力不暴露我的牙齿，我还以那水井的暗蓝水面为镜子，对着它冲自己微笑却笑不露齿。

玛尔塔从不允许我捡起她落在地上的任何头发。众所周知，落下的头发，哪怕只是一根，假如被邪恶的眼睛看见，也会引起严重的喉病。

每天晚上玛尔塔都坐在火炉旁，一边把头点来点去，一边咕哝咕哝地祈祷。而我则坐在她旁边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回想起我从前的那些玩具，它们现在也许被别的孩子们拿走了。我那只大大的玩具熊有一双玻璃眼睛，那架玩具飞机装有可以转动的螺旋桨，从舷窗还可以看见乘客们的脸。我还想起我那辆很容易推动的小坦克和那辆配有伸出的长梯子的救火车。

随着过去的景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玛尔塔的小屋会顿时温暖起来。我能看见我的妈妈坐在钢琴旁，我能听清她唱的每一句歌词。我回想起了我才四岁时在做阑尾手术之前感到的恐惧，回想起了医院那光滑的地板，还有医生为了防止我躺下后再爬起来而套在我脸上的氧气面具。

但往日的岁月，就像老保姆给我讲的一个匪夷所思的寓言，很快就化为乌有了。我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能够再找到我。他们是否知道，决不能当着长邪眼的人的面喝水或微笑，以免这种家伙数他们的牙齿呢？我常常想起我爸爸那毫不设防的舒心的微笑，不由得开始为他担心起来。他笑时露出那么多牙齿，假如一个长邪眼的人数了它们，他肯定会马上死去的。

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屋子里冷飕飕的。炉子里的火早已熄灭，玛尔塔还静静地坐在屋子中央，她的多层裙向上卷在膝盖上，她的光脚浸泡在盛满水的水桶里。

我一个劲儿地跟她说话，可是她一句也不答。我搔弄她的一只冰冷、僵硬的手，但是那骨节嶙峋的手指一动也不动。另一只手从椅子的扶手上垂下，像无风的日子里耷拉在晾衣绳上的湿漉漉的亚麻布。我抬起她的头，发现她那湿乎乎的眼睛好像在直勾勾地向上瞪着我。这种眼睛我从前只见过一次，那是在河水把死鱼的尸体翻起来的时候。

我推断玛尔塔正在等着更换皮肤，像那条蛇一样，在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她的。尽管我拿不准该做些什么，我还是尽力保持耐心。

当时已是晚秋，风摧折着脆弱的小树枝，横扫树上残留的枯叶，把它们吹到天上。母鸡们呆板地栖息在鸡棚上，恹恹欲睡，神情沮丧，偶尔厌恶地睁开一只眼睛。天气很冷，而我不知道该怎样生火。我跟玛尔塔说话的全部努力都没有激起任何反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别无他事可做，只好回去睡觉，我相信，等我睡觉醒来时玛尔塔已在哼她那忧伤的圣歌，在厨房里忙忙碌碌走来走去了。可是我晚上醒来的时候，她还在泡脚。我饿了而且害怕黑暗。

我决定把煤油灯点起来。我开始寻找玛尔塔藏起来的火柴。我小心翼翼地把灯从架子上拿下来，但是灯在我手里滑了一下，一些煤油被泼到了地板上。

火柴怎么也划不燃，最后好不容易划燃一根，它又断了，掉进了地板上那摊煤油里。一开始火苗只是怯生生地停在那里，喷出一股蓝色烟雾，接着它就大胆地蹿到了屋子中间。

屋里再也不黑了，我能清楚地看见玛尔塔。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火焰已蔓延到墙角，并爬上了她所坐的柳条椅的椅脚。可是她好像对火苗毫不在意。

屋子里再也不冷了。现在火苗已蹿到玛尔塔正在其中洗脚的木桶边。她一定感觉到那火焰的热力了，但是她一动也不动。我真佩服她的耐力。她已经在那儿静坐了一天一夜了，到现在还是纹丝不动。

屋子里很热了，火苗蹿上墙壁，像蔓延而上的葡萄藤一样。它们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像干豆荚被踩裂一样，当有微弱的风侵入窗边时尤其如此。我站在门边，做好了跑的准备，不过我还在等待玛尔塔动弹。但是她仍然僵硬地坐着，好像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火苗开始舔她那两只耷拉着的手，像一条温顺的狗。现在它们在她手上留下了紫色的痕迹，并且向上攀缘到了她那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上。

众多火焰像圣诞树一样闪耀着亮光，接着它们变成了熊熊烈焰，在玛尔塔头顶形成一个尖尖的大帽子。玛尔塔变成了一个火炬。火焰从各个方向温柔地环绕着她。她那破烂的兔皮衣服的碎片带着火苗落下的时候，那只木桶里的水嘶嘶作响。在火焰的映照下，我能依稀看见她那布满皱纹的松弛皮肤上的斑块，还有她皮包骨的双臂上那些苍白的小点。

我冲到院子里，最后一次喊了一声玛尔塔。和屋子连在一起的鸡窝里，母鸡们在拍打翅膀，绝望地咯咯直叫。那头通常很平静温顺的母牛此时也在哞哞直叫，用头顶撞牲口棚紧闭的门。我决定不等玛尔塔的许可，开始擅自去把那些母鸡放出来，它们歇斯底里地一冲而出，绝望地拍动翅膀企图飞起来。那头母牛终于撞翻了牲口棚的门，跑到一个远离火焰的地方观望事态，一边忧郁地进行着反刍。

现在小屋的内部已变成一个火炉，火焰纷纷从屋子的窗户和孔洞里蹿出，用茅草搭成的屋顶因底下着了火而不祥地冒着浓烟。我真为玛尔塔惊奇。她是真的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吗？难道她的魔法与咒语能够护体，可以使她免遭把周围的一切化为灰烬的大火的侵袭？

她还没有从屋里出来。火变得叫人难以忍受了，我不得不跑到离火炉最远的地方。鸡窝和牲口棚现在也着火了。一些被火吓坏了的大老鼠在庭院里窜来窜去。一只猫从漆黑的田地边上盯着棚屋，黄色眼睛里映照出熊熊烈焰。

玛尔塔没有跑出来，尽管我还是相信她跑出来时会安然无恙。但是当小屋的一面墙倒塌，把被燃得焦黑的小屋内部吞没时，我开始怀疑是否能再见到玛尔塔了。

在那升上天空的烟云中，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椭圆形形体。那是什么呢？是不是玛尔塔的灵魂逃离大火奔向天堂呢？或者，那是不是玛尔塔本人，因火而获得了新生，脱掉了硬硬的老皮，正骑着一把喷火的扫帚离开尘世，像我妈妈跟我讲的故事中的女巫那样呢？

在我盯着烈火熊熊、火花四溅的小屋想入非非时，人的呼喊和狗的吠叫声惊醒了我。周围的农夫们正纷纷赶来。玛尔塔历来都警告我要小心村子里的人。她说假如他们在我独自一人时抓到我，会把我像一只长疥疮的猫一样淹死，或者用斧头把我劈死。

一看见第一拨农夫进入火光所及的范围，我就开始跑了。他们没有发现我。我疯狂地奔跑着，不时踢到看不见的树桩和带刺的灌木，最后跌进了一条山谷里。我听见远处人们的喊声以及墙倒塌的声音，然后我就睡着了。

我在黎明时分醒来，差不多冻僵了。雾的尸布像蛛网一样罩在山谷之上。我重新爬到山顶上，发现原来玛尔塔的小屋所在的地方只剩下灰烬和一堆烧得焦黑的木头了，缕缕黑烟从废墟中升起，偶尔还能看到没有熄灭的火焰。

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我相信现在我能在山谷里和我爸爸、妈妈相会了。我相信，即使在遥远的地方，他们也一定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难道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假如在危险关头不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父母还有什么用呢？

我大声呼唤他们，他们假如正在向我走近的话没准会听得见。但是没有谁答应。

我很虚弱，感到又饿又冷。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该到哪儿去。我的父母还没有来。

我直打寒战，还呕吐了。我必须找人帮我，必须到村子里去。我一瘸一拐地拖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走过正在变黄的秋草，小心翼翼地朝远处的村庄走去。2

我的父母不知在哪里。我开始穿越田野走向农民们的小屋。十字路口竖着一座正在腐烂的十字架，它一度被漆成蓝色。十字架顶上挂着一幅基督受难像，一双勉强可辨但又像是被泪水模糊的眼睛，从画中凝视着空荡荡的田野和正在升起的太阳的红光。一只灰色的鸟站立在十字架的横臂上，它一看见我就拍着翅膀飞走了。

风使整个田野都弥漫着玛尔塔的小屋的烟熏味。一缕细细的轻烟从那渐渐冷却的火场缭绕而上，进入冬天阴冷的天空。

我走进了村子，既冷又怕。农民们的小屋有半截建在地里，茅草屋顶搭得矮矮的，窗子都用木条紧钉着，它们拥挤地蹲坐在肮脏的道路两旁。

那些被拴在栅栏上的狗发现了我，它们开始向我吠叫，并试图挣脱链条的束缚。由于害怕，我在路中间站着一动也不敢动，担心其中会有一条狗挣脱羁绊向我扑来。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那就是我的父母不在这里，而且以后也不会到这里来。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又开始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呼唤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保姆。

一群男人和女人围住了我，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方言交谈着。我真害怕他们那可疑的神色和动作。有几个人牵着狗，它们吼叫着要挣脱链条扑向我。

一个人用耙子在我背上捅了一下。我跳到了旁边。另一个人用尖叉子刺了我一下。我又躲到一边，同时大声地哭喊着。

那群人变得更开心了。一块石头打中了我。我倒卧在地，脸贴着泥土，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干牛粪、发霉的土豆、苹果核、成把的沙子和小石头接二连三地砸在我头上。我用双手捂住脸，冲着路上厚厚的尘土尖叫。

有个人把我从地上猛拉起来。一个高大的红发农夫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拽向他，同时用另一只手扭着我的耳朵。我绝望地反抗着。那群人尖声大笑起来。那个红发男人把我推来撞去，同时用他的木底鞋使劲踢我。整个人群狂笑起来，男人们捧着肚子，笑得东倒西歪，同时那些狗都挣扎着企图靠近我。

一个拿麻布袋的农夫推开人群走过来，他抓住我的脖子并将那个麻布袋套到了我头上。然后他把我摔到地上，使劲把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摁进恶臭的黑淤泥。

我手打脚踢，又抓又咬地反抗。但是我的后颈被重重地打了一下，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感到浑身疼痛。我被紧紧地装在麻袋里，一个人把我扛在肩上，透过麻袋我能感觉到他在冒汗。麻袋被一根绳子紧紧地扎着，就扎在我的头顶处。我试图挣脱出来，那个男人把我扔到地上，狠狠踢了几脚，把我踢得头晕眼花，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也不敢动，缩成一团坐在地上，好像昏迷了一样。

我们到达一个农庄，我嗅到了大粪的气味，还听到山羊的咩叫和一头母牛的哞哞声。我连同麻袋被砰的一声扔在一间小屋的地板上，有人开始用皮鞭狠狠地往麻袋上抽。我像被火烧着一样，猛地一挣扎，麻袋扎绳处裂开，我从袋子里蹦了出来。那个农夫站在那里，手拿皮鞭。他挥鞭狠抽我的双腿，一鞭又一鞭不停地抽打我，我像只松鼠似的在屋里跳来跳去。一些人进了我受刑的房间：一个妇女，她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围裙，几个小孩，他们像蟑螂似的，从羽毛床褥中、从火炉后面爬了出来，还有两个雇农。

他们包围着我，其中一个试图触摸我的头发，在我转向他时，他很快把手缩了回去。他们对我评头论足，尽管我不太懂他们的话，但是我多次听见他们说到“吉卜赛人”一词。我试图告诉他们一些什么，可我说的语言以及我说话的方式只是使他们咯咯发笑。

把我带到这里的那个农夫又开始抽打我的小腿。我跳得越来越高了，同时，那些小孩和大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我被关进一间小小的柴草房，得到的晚餐只是一小块面包。鞭子抽出的伤口火辣辣地作痛，我怎么也睡不着。柴草房漆黑一团，我听见大老鼠在我周围匆忙地跑来跑去。每当它们爬上我的双腿我就发出一声尖叫，吓得睡在墙那边的母鸡们惊叫不已。

以后的几天里，周边的农民们纷纷带着家人来到小屋，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我看，要把我盯穿看透。小屋的主人专门抽打我那本已布满鞭伤的双腿，目的是让我像青蛙一样蹦跳。我差不多是赤裸着身体，因为身上只套着农夫给我做衣服的破麻袋，他在麻袋的底部开了两个洞，一条没有裤管的裤子就做成了。在我因挨打而上下蹦跳时，那条麻袋裤子不时从我身上滑落，这时男人们会哄然大笑，女人们则嗤嗤窃笑，乐不可支地看着我尴尬地遮挡自己的小雀雀。我直视其中几个人的眼睛，他们都立刻把眼睛避开，或者是连吐三口唾沫，然后把眼光垂下。

有一天，一个被称为“智者奥尔加”的老太婆来到小屋。农夫带着明显的敬意接待了她。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仔细地察看了我的双眼和牙齿，摸了摸我的骨头，还命令我往一个小罐子里撒尿。她仔细检查了我尿液的颜色。

然后，她对我肚子上的伤疤注视了很久，这是我那次阑尾手术留下的纪念，接着她用双手揉了揉我的肚子。在检查完毕之后，她与农夫激烈地讨价还价了一阵子，最后她把一根线系在我脖子上，把我带走了。我被卖掉了。

我开始住在奥尔加的小屋里了。那屋子简直是个地洞，共有两个房间，其中充斥着干草、树叶、灌木、形状奇特的彩色小石头、青蛙、鼹鼠，以及蠕动的蜥蜴和虫子。屋子的中央烧着一堆火，火的上方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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