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的艺术：美国学者看中国涉外投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迪米克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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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的艺术：美国学者看中国涉外投资试读：

序 宽广的视野，独特的视角

我认识Douglas Roberts Dimick 先生缘于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给我介绍说Dimick先生到中国两年，在武汉大学教授英语的同时，对中国的法律、宏观经济、外贸、金融和企业管理都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并且写了一本书。Dimick 先生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的法学博士，我非常想了解一个美国的法学博士怎么看待现今的中国，我在北京会见了Dimick先生，并和他做了一些交流，对他的观点、思维有了一些了解。同时，我对他写的书也很感兴趣。

我花了近10天的时间读完了Dimick先生写的《Art of Conversion》(中文译为《转化的艺术》)，非常感慨和惊讶：他到中国不到三年的时间，怎么会如此深刻地了解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到现代、从企业到宏观、从外贸到金融、从宪法到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规，不一而足，有时候我都觉得书的内容太多了。我从事证券基金工作15年，一直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涉猎的知识范围比较广，今天来看，Dimick先生写的书其内容更为丰富。《转化的艺术》有宽广的视野 本书是少有的能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同时用比较的眼光，探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涉外投资活动（包括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商在华投资）的一本书。书中从中国到美国，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具体的企业投资、管理实践，从法律到金融、外贸等，从金融、企业、政治、社会等许多不同的角度审视和探讨涉外投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视野是非常宽广的，对中国和西方的投资者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转化的艺术》有独特的视角 本书作者向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与中国涉外投资有关的方方面面问题。内容的设计和编排也采用了特别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启发读者，激发读者对涉外投资中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作者通过一系列探索性、开放性的问题，激发读者对涉外投资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独立思考。通过变化地运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使得读者可轻松地查阅和开放地讨论，以促进探讨、鼓励分析和交流。全书围绕转化艺术的设计、形式和作用,通过对政策和个案进行探究和分析，使如何将机遇转化为价值贯穿于全书论述的始终。《转换的艺术》有新颖的观点 作者用心观察、体会、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比如：“今日的中国经济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美国工业化时期的重现”，“成功的公司吸引的是规避风险的人，他们是避险者，而非创业者”,“创业精神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拿一切冒险，以较快的速度找到成功或失败”，特别是还根据我国的一些经济现象，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刀片经济”概念……总之书中不乏新颖的观点，充满了智慧。

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经济自由会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进而破坏社会和谐吗？国家决策者如何协调中央政策和企业的利益，同时又在依赖投资和生产的市场领域内促进价值的创造？中国公司如何主动进行不同领域的业务转型，增强对外投资的竞争力？国家决策者如何更多地将主权财富基金政策与QDII活动结合，以利对外投资效率的提高？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分解还是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探讨问题进而寻找答案的方式，理解中国的涉外投资，领会和掌握投资过程中转化的艺术，在变化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捕捉市场上出现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和企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游刃有余，我觉得《转化的艺术》一书做了很好的注解。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许明博士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日于北京

自序

转化的艺术：从机遇中创造价值或将机遇转化为价值的艺术。其实质是从机遇到价值的转化（或超越）过程中的艺术，它涉及资本的——金融的、企业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所有方面的——本质和结构。资本是可获得的，也可增加、损失或者保值。人们可以从观察或认识到的机遇（比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的供应或需求）中创造价值，或将机会转化为价值，从而带来收益，包括交易过程本身。

细论转化概念之前，我给读者呈上我在中国的第一篇日记。

我的手提电脑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电源。星期四，快傍晚7点了。我在25C登机门等待转乘从北京到武汉的班机。

办完过关手续，进入两层楼的机场大厅，我马上看到了正前方扶手电梯上空悬挂的指示牌，标明了出租车、酒店和餐馆的方位。就在此时，我遇见了朝我走来的王泰。

他穿着惹人注目的深红色酒店工作服，自称是蓝天酒店的“酒店主管”。我告诉他我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想找个酒店房间呆几个小时并洗澡更衣。他说OK，并叫我跟他走。“您想住什么样的酒店，高档的还是中等的？”他问。我打了个手势——“什么价格？”

……

一番周折之后，我跟着王泰，终于到了一个离机场10分钟的汽车旅馆，找了个房间。我们从一个小店买了5瓶他最喜欢的中国啤酒，然后打电话给芬。我洗了个淋浴，更换了衣服，然后我们一起回到机场……

现在飞机上，等待起飞去武汉机场。电脑只剩下22%的电源。

回想刚才经历的过程，觉得真是好笑啊……我在中国仅呆了30分钟，却已经经历了同交警的第一次遭遇战——真没想到啊……

王泰带我出了机场大厅，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他的汽车旅馆。出租车从环形坡道出机场。突然，就在我们环行几秒钟后，在机场的地下出口拐弯处出现了警察设置的一个路障。

我们的司机立即减速，但是就要停车时，他突然加速试图冲过路障。似乎他在故意冲岗。

一名警察冲到我们面前，大叫停车。可是我们的司机继续往前开，企图逃脱。

说时迟那时快，警察猛地把脚踩在了车前的保险杠上试图阻止汽车开走。这时，另有四名警察立即出现围住了出租车。周围的警察也围了过来，挡住了车的去路。司机不得不停下了车，在警察的厉声呵斥中，被揪了出来。

每个人都在高声叫嚷，除了我和不动声色的王泰。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王泰坐在副驾驶位，我不禁对他的沉稳心生佩服。

……

在酒店休息之后，王泰陪我回到了机场，想起这一路的帮助，以及遇到意外情况他的从容镇定，“化险为夷”,我很感谢他，于是执意请他吃饭。在机场餐厅吃过之后，我们要分别时，我塞给了他一百美元。

……

来中国之前，我已经定好目标，期待自己有所收获。现在两年过去了，可以说我的收获超出了预期。如果说收获可以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的话，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在中国的时间投资收益巨大。

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祖父母生活的年代。他们经历了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同萧条的斗争中我的祖父母作过牺牲和贡献；而我的父母Donald L.和Patricia E. Dimick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时期，也以我的祖父母为榜样，以牺牲和奉献为己任。我却从未有过可相提并论的痛苦和挣扎的经历（哪怕是间接的）。来中国之前，我惟一可以称道的事情，就是20世纪80年代志愿服役四年，其中两年驻留在韩国。

在中国任教、咨询和旅行的两年中，我亲眼目睹了中国进行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重组。当然，我驻留在韩国的两年期间也目睹了生死斗争；但是我当时生活在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之中，情况不同，感受不同。

而这里，没有美国军队；你在这里只看到解放军和人民警察。街角上、商店里、公告牌和报纸上，甚至在某些电视节目播放之前、期间和结束时，也都会有保安或警察出现，维持社会治安。

2006年3月30日之前我未曾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可想而知……

因此，我来中国后才明白一个事实：今日的中国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美国工业化时期的重现。这里暂且不做社会经济学的分析（这需要专著论述），我臆测，中美两国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是一种人类活动特有的现象……我们可将之标榜为为经济发展而建立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具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美籍政治学者，我发现很轻松就可罗列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众多问题。虽然这样评论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有些冒犯，但是这并非对于这个管理着56个民族的中国政府的指责或蔑视（因为许多问题是历史环境造成的）。

经济自由会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进而破坏社会和谐（按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定义）吗？

国家决策者如何协调中央政策和企业领导的利益，同时又在依赖投资和生产的市场领域内促进价值的创造呢？

以购买汽车的自由为例。它到底是一种经济自由还是由国家给予的一种特权呢？此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有无可能就是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呢？

就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而言，核心问题在于确定该交易的本质和与其相关的交易结构。

我学习并从事了近20年的投资金融业务，逐渐懂得了“转化的艺术”。“转化的艺术”涉及一些必须达到的标准和必须实施的做法。本书着力帮助读者理解并掌握转化的艺术，使其能够灵活运用。

中国的企业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提高管理技巧和改进管理作风。这个方面的最高境界已经由通用电气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在他的著作《赢》中阐述得十分清楚。韦尔奇先生每天日理万机，事务繁杂如同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可他总能够把握全局。他不仅是位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在著作中也同样成功地提出并令人信服地解答了这些问题。故而在此我无须赘述。

对于那些来到中国寻求投资并受益于“互利互惠关系”的“老外”，可能我也无法提供更多帮助，因为中国提出的“互利互惠关系”是在其政治经济模式基础上设计和构建的。顾志斌和马文彦等人的著作，已经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逐渐变革的中国投资银行的有机运作方式。

但是在此，我希望与读者探讨和分享我的中国结拜兄弟涂先生赖以成功的智慧和理念。作为华中地区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和私人放贷者，他很乐意同我这个外籍专家客人交流他在金融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成功经验。

涂先生和我分享彼此的信念，令我受益匪浅。这个过程促使我对自己的美国家庭历史理解更深，也使我丢掉了一部分美国人特有的自我中心意识。

从此我转换了思维，经常为我的行动和反应规避风险以防遭遇损失。在这之前，我有时直线思维，有时在因果关系的思考中绕圈子；可是现在，我不再臆断或自以为了解某一个交易的本质和结构——包括买卖汽车或者转移股权。

不论是（1）对有意投资外国市场的中国控股公司进行尽职调查，还是（2）为某个商业调查和安全保障计划考虑交易和操作的合作方案，我都会试图确定某一投资或交易的底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刚到中国那几十分钟的经历，每每哑然失笑。一方面，作为新来者，我对环境和政策陌生，难免迷惑和顾虑；另一方面，老练的王泰助我顺利过关，达到了目的。这一经历时而令我犹豫驻足，时而又给我信心向前。

我到中国最初的几十分钟就做了一笔交易。细细想来，王泰能够发现和抓住机遇，并转化为价值：他将我引到那一辆出租车，带我到想去的地方，最后让我这个老外高兴地付给他一百美元小费——当时相当于八百元人民币，是武汉建筑工人平均月收入。他没有冒风险却完成了交易，挣到了钱。

交易的底线是什么呢？就像做公司尽职调查一样，当我逐项审视这笔交易时，看到了这个社会中的互利互惠。亲身经历中国日常生活和其中智慧，我体验了转化艺术的简单形式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运用。

就是在这些关键的（从机遇到价值的）转换时刻，聪明人会发现何时应规避风险套利保值、又如何做到这一点。王泰不仅自己规避了风险未受损失（起码他没开黑车、没违规冲岗），还通过同警察交流，让我免受警察的盘查，并将我带到他的酒店。这里我们目睹了一笔交易的底线：互利互惠。他可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投资银行家了——巧妙地借机挣钱（将机遇转化成价值），上演了“转化艺术”的一场好戏。

Chapter Ⅰ 转化的艺术：由机遇到财富的转换

转化的艺术：从机遇中创造价值或将机遇转化为价值的艺术。其实质是从机遇到价值的转化（或超越）过程中的艺术，它涉及资本的——金融的、企业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所有方面的——本质和结构。资本是可获得的，也可增加、损失或者保值。人们可以从观察或认识到的机遇（比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的供应或需求）中创造价值，或将机会转化为价值，从而带来收益，包括交易过程本身。

1 从殖民主义的特许权到跨国公司

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4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进行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殖民主义特许权”日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式的跨国公司（MNC）。换言之，随着最近兼并和收购法的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只是在利用涉外商务的日益企业化，来为经济稳定进行风险防范呢？

人们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促成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那么，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领导人应该会更加乐于接受投资银行业准则和实践；即便不欢迎也得这样做，因为这些准则和实践的核心关系到“转化的艺术”。

转化的艺术：从机遇中创造价值或将机遇转化为价值的艺术。其实质是从机遇到价值的转化（或超越）过程中的艺术，它涉及资本的——金融的、企业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所有方面的——本质和结构。资本是可获得的，也可增加、损失或者保值。人们可以从观察或认识到的机遇（比如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的供应或需求）中创造价值，或将机会转化为价值，从而带来收益，包括交易过程本身。

在转化艺术的研究中，需为投资和项目运作进行风险防范。如何防范风险避免损失呢？凭借实质性的和分层次的互利互惠，将资产和债务（以及收入来源）转化成为交易和管理方面的分析和衡量标准，形成涉外投资方略。

为了便于双向互动研究，我们在书中同时采用汉语和英语两种文本，方便读者进行对照阅读和思考。汉语和英语读者都可以分析和讨论相关话题。这样通过汉英对照，也为我们的谈话防范风险，希望通过确保充分理解和交流相关的信息和思想，达到学习和商务交流方面的双重目的。

本书的目标是：向中西方读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分析和鉴别涉外投资方略，包括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方略和外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方略（尤其在技术领域）。

本书的撰写过程是对政策和个案分析的探究过程。围绕转化艺术的设计、形式和作用，我们按照话题分类，组织投资和交易方面的内容以及有关新闻报道和出版文献，通过灵活地运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使得读者可轻松地查阅和开放地讨论，以促进探讨、鼓励分析和交流。

此外，双语版本也方便读者就同一话题进行讨论，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比较。

本书的主题是介绍和阐述转化的艺术和涂-迪米克模式，帮助投资者、开发商以及提供企业服务的人员成功地确定、分析、构建、磋商和管理对内对外投资项目。

2 转化的艺术与涂-迪米克模式

涂-迪米克模式提出如下三条原则，用以指导中国的涉外投资和商务，供国家决策者、企业领导者和投资者参考：

原则一：理解并坚持与政府、经济事务保持社交及商务方面的和谐

互利互惠：各类企业作为中国某一涉外投资或风险事业的参与者都承担着法律或经济责任。那么如何理解：从它们各自可得的互利互惠程度和层次的确定或分配，可以看出该投资的本质和结构。

原则二：精通捐赠与商业宣传之间的关系

风险防范：对于在中国的资本（或技术）投资和经济生产而言，平衡不同级别的相关风险（缓解和管理），不仅仅只是程序化操作，而是比投资回报和生产水平更为重要的实质性过程。那么相应地，由于在中国社会经济准则和实践（即这里所谓的“人文意识”）高于法律规定，我们如何鉴别、定义、构建和管理中外经济利益及商业兴趣，以至于合理定位资源和各种关系，从而确定某一资本投资行为的成功概率。

原则三：使资本投资计划与原则一、原则二协调，为投资、生产和管理防范风险、避免损失

转化：如果涉外投资活动同时与风险的管理、缓解结合，那么在考虑“转化”的定义时，市场机遇转化成实际价值是否就构成了多中心的交易过程呢？

请读者在阅读中考虑：在某一特定的交易或风险事业中，以上三个因素的时机选择和实际运用如何影响对内对外投资的方方面面呢？

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在当今电子货币时代，投资不再受到面纱重重的金融舞蹈的诱惑。必须有详实的关于储备、往来账户、财政和货币状况方面的信息，才能防止资本在一有麻烦时就急速外流。”

我的转化概念基于我在迈阿密法学院求学时对互利原则的思考。我的老师阿兰·斯旺（Alan C. Swan）教授的著作《国际商务和经济关系管理规则》（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lations）在学术界仍被认为是该课题的领先权威之作；我有幸在就读该校期间贡献了初步的研究。

我认为，理解转化的概念有一个前提。换句话说，要理解“转化就是实现机遇转变成价值的过程”，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里，投资银行业（它本身是一个中介而非一个过程）越来越依赖涉外投资交易和风险项目各方的互利互惠。因此，防范风险避免损失同时又互利互惠的思想，实质关系到各领域的参与者（从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到银行家和投资者）如何评估和看待交易项目的风险回报率。

结果，转化的过程只是部分地而非决定性指引着方向。它取决于市场的、国家的和传统的经济机遇如何产生和转移，以及如何将这些机遇与商业（和管理）性指定或转让价值联系起来。投资者可以依此设计、评估和管理资本注入和资本回笼策略。

本书仅仅是为探索这一过程作一部分贡献。它旨在提出问题以供分析，而不是提供答案。

在日常实践中，市场交易、金融投资和经济生产的过程因事而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事实做具体分析。因而，我此处的努力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政府决策者和企业领导者提出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作为主要的参考书目，请见John F. Murphy and Alan C. Swan所著的《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lations》（此书1992年获得美国国际法协会的优秀作品奖证书）。

3 双向视角和思维方法

这里向读者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3.1 对外投资方略：中国公司向海外投资的方法

企业领导层进行的转化

关键的决策策略

资本注入和资本回笼策略的风险防范问题

当多方参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商务和投资时，转化过程关系到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转化过程成功与否，决定因素是风险防范机制。各方必须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来管理和减少风险。这一点，通过谈判中的领导地位、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决策过程、资本注入和回笼策略的协调策划等得以实现。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3.2 对华投资方略：外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方法

通过规避风险进行转化：双边（或两国）互利

投资和操作的延续性策略

资本注入和资本回笼策略的风险防范问题一览

不管赢利与否，需要一定层次和程度的互利互惠，交易的各方才会参与任何既定的投资或风险运作。上市公司和未上市企业，均须根据互利互惠的层次、程度进行跨国或跨地区的商务和投资活动。

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实现这一转化过程，并且对转化过程进行控制或指导呢？

本书提供大量原始素材和信息，这些信息以不同视角展现，时而呼应，时而冲突。本书就像一辆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向读者提供双向的视角和思维方法。读者既可评估书中的素材，也可审视和评论涉外投资业务和国内外市场动态的方方面面。作者无意对读者指手画脚地规定如何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读者读完此书，通过思考书中每一章的问题和相关方方面面内容，便会形成自己的见解，体会如何运用这一框架。

此外，第四章（对华投资策略）比第三章（对外投资策略）更加详细。这是因为海外已经有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产品，有公司提供信息和专业技能，中国公司可从那里获得帮助，进行海外投资。在北美和欧洲，（尤其与FDI有关的）投资银行业已经高度专业化，不少人持有专业证书，有各个层次的投资活动和企业。同样道理，中国公司要在海外投资成功，关键因素之一是根据具体项目的具体情况挑选和任用合适的外籍专家。

然而，与文献记录、媒体宣传和课堂教授给学生的情况比较起来，目前外商对华交易和风险投资的实际情况更为虚幻。只有少数例外，我已经将文献作者和来源放在书中的索引之中。本书的这一部分将帮助读者围绕对华投资计划的结构和体系两个方面的各种话题进行思考。作者希望读者既审视思考涉外投资的共性问题，同时也探究了解对华投资与对外投资各自独有的不同问题。

Chapter Ⅱ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跻身强国必由之路

全球经济各领域参与者各怀高招和技艺，遵循和体现某些标准、惯例和原则，本章的目的是综述这些标准、准则和惯例。本章概括性地提供最基本的概念和术语，帮助读者以后分析相关问题，并在此书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超越。

国际经济各领域参与者各怀高招和技艺，遵循着某些标准、惯例和准则，本章重点是综述这些标准、准则和惯例。本章概括性地提供最基本的概念和术语，帮助读者以后分析相关问题，并在此书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超越。

书中每一段落都介绍了一些话题和论点，构成一个国内、地区间及国际间的交易、风险投资的矩阵。这些话题（有时是孤立的问题或论点）都属于美国和欧洲商学院或大学课程的内容，读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就可轻松获得更多信息，进行深入学习研究。

因此，此部分的目标仅限于列出相关话题以供读者理解（虽然并不一定要接受）一般性术语和概念，以便参与讨论。

1 理论源自实践——深度解析经济全球化的理论

现代社会里，组织机构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各类机构自始至终地为个人和集体的活动分担风险、分配利益。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的追求都是通过正式组织机构进行的。组织机构授予权力并规定其实施的范围，以便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以及社会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和协调。

我们对比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要获得竞争力，靠的是使科学技术与经济体制相结合；通过运用银行决策中的社会关系网，我们可以分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效率；也可以通过分析专业公司内部利益的冲突，来思考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权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进行辩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演变。

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在经济方面的差距拉大，社会关系网以及各组织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企业文化和生产积极性呢？

在国际秩序中，在制订和应用国际法、建立和维护必不可少的决策机构时，需要不同层次的权威。这一体系的参与者共同负责指导商务机构和商务运作的准则和实践（参与者包括国家、非政府性机构和政府间合作机构、政治党派、跨国企业、私有协会、私有军队帮派以及个人）。分析重点往往在于：（1）理论；（2）参与组织的建立、调整和终止；（3）对于资源的使用权和管制权的掌控；（4）国籍和人权。

要理解国际法的起源和发展，首先要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法律机构，包括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中国和印度。运用自然法则和神学法则，可以考虑16世纪的制度外契约。

法律制度对比研究的基础是世界上两大主要法律传统：判例法和罗马法。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和欧盟法律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广的视角。

这些法律制度都经过了历史演变。现在，德国和法国的现行体制体现了罗马法传统；而美国和英国的法律体系则代表判例法。通过分析法律的来源、司法过程、司法审查，还可以通过研究宪法、合同、刑事和民事司法程序，发现这些法律传统的司法理论基础。

全球立宪主义要求我们比较旨在促进国际秩序的各种提议：维持各主权国家之间力量均衡的传统构想、为促进国际秩序多样化所进行的种种安排——包括自由国际主义、通过联盟公约和联合国宪章来建立集体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克拉克与索恩（Clark and Sohn）提出的通过世界法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倡的《人民法》（旧译《万民法》），以及其他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民主化当代模式。历史上为了确立全球秩序所作的努力有一个共同特点：研究国际政治和机构责任的基本原则。

国际法律秩序牵涉到国际法的体系方面，包括国际法规程以及不同的文化和理论视角。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有关的惯例法和条约法，形成了国际法制度与各国司法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

国际公法由多个主要分支法律组成，包括与解决国际争端、司法权和豁免权、人权、使用武力、恐怖主义有关的法律，以及战争法、刑事责任法、武器控制法、环境法，等等。重点在于这些国际法分支法律制度与国内司法制度之间的关系。

拿美国来说吧。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国际法概念与后来美国对国际法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国际法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由于法规的出台和国际联盟的作用，人们对于通过立法分配权力的看法不断变化，不仅形成了冷战期间的理论，而且产生了现有的方法。

结果，条约行为，包括与国际法及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安全、环境和人权关系，都建立在如何解释条约和如何遵守条约的理论基础之上。更深的分析表明，条约行为的例外论——此处以美国为例——本身提出了一系列质疑：美国是否例外？如果是，什么方面例外？又如何理解它的行为？

IGO（政府间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IGO在同联合国体系的关系、组成方式、宪章、机构和计划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国际法和IGO间政治的互动体现了大多数IGO在这些方面的特征。

某些联合国的制度性的事务，如成员资格及其延续、特惠权、豁免权以及立法等，也会影响联合国在某些重要领域的作用，例如，武力的使用（包括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行动），国际人道主义法则，刑事法庭，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经济、社会活动。

国际商务交易受私法和公法的方方面面的制约；外国法律冲突问题又使之更加复杂。国际商务运作的最优模式应该考虑分支、分公司、合资企业、技术许可证、发行或销售资格等问题。还应考虑与国际法相关的销售合同、商业文件以及信用证等问题。

国际合同争端的解决集中于相关适用法律、论坛的选择、不可抗力、货币和条约问题。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美国反涉外腐败法案》也是适用法律之一。

国际投资法律、政策和司法制度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投资，也影响在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的跨国投资。对于国际投资者和跨国投资者，国际法律框架牵涉到新兴的条约法，其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双边投资条约。

国内的监管框架包括投资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政策和行为准则，对其设立是为了吸引资金进行涉外项目投资。防范政治风波的冲击同时平衡法律问题，对于在新兴市场的间接（有价证券）投资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与投资争议和解决争议的各种方法（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同等重要。

国际金融的法律和管理环境由国内和国际的四个因素组成：（1）与金融有关的公司法；（2）银行融资和管理；（3）证券融资和市场管理；（4）税制。这种管理规范促进新兴市场的债务、金融互换和其他衍生产品、私有化、证券化等领域的创新过程。

无论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受法律制度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国际商务和金融中的企业管理反过来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商务经营者必须全方位地评估每一宗交易：企业性质、公司的基本原则、企业管理内部及外部的结构与规划、企业的管理、官方管理部门的作用、企业管理的模式、公司内部的委托和代理原则，此外还有企业文化、贪污、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薪酬、社会责任观念、资本市场的开发以及股份的双重上市。相关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政策的影响还包括企业改革和丑闻之后新标准的确立。

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主要涉及美国的外贸法、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则。有些具体规定约束各国的贸易限制，这些规定以及争端谈判的解决过程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的有关规则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歧视、地区保护主义、反倾销关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安全保障措施。各商务参与者应该考虑现有的法律体系如何管理贸易与其他监管领域、社会价值（比如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人权、知识产权保护和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维度。例如，要解决地方自治与国际接轨之间的矛盾、处理国际市场开发活动和监管权之间的关系，需要某些法律杠杆和机制。再比如，国家之间监管权利的争夺、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管理调控国际商务的活动、司法体系对于全球化的反应以及全球范围的立宪主义，等等。

亚洲国家对于国际经济法的态度在过去20年已有急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90年代中期，亚洲许多国家通过外贸为主的工业化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从那时起，政府采纳了各种手段对于其经济进行干预——比如政府补贴外贸产业、有选择地促进对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多种关税税率——这些皆违背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

然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放弃了它们的传统姿态，转向国际经济法，并开始根据WTO多边贸易原则和双边方法（例如，自由贸易协议、双边投资条约和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促进快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传统姿态出了什么问题呢？亚洲国家会沿着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发展之路走下去吗？

深化和拓宽经济的全球化，需要加强努力、协调众多领域的国内经济管理。国际性的经济管理协调化始于19世纪欧洲的劳动法、电讯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然而最近国际经济管理协调化的努力已经扩展到十分广泛的经济领域，诸如银行业管理、证券管理、关于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以及反洗钱行为管理，等等。商务参与者应该考虑目前国际经济管理协调化的起因和趋势，并且明确它对国际经济法和国内法律的巨大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和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作用通过法律的本质、发展的本质和法律与发展过程的理论关系体现。法律和发展之间的实际联系包含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期、外商投资、环境、管理、宪法、腐败问题、司法改革、私有企业和法制。

外国的专业技术援助如何带来法律体制的变革呢？

当代民族自决概念的演化是从19世纪（甚至更早）民族觉醒开始的，它的目的是确保种族群体、语言群体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权益得到保护。1919年后的国际司法规范和活动重点在于这些方面：运用国际联盟的自决原则、在联盟的保护下采纳“少数族群条约”，1945年以后在反殖民化的环境中执行自决权以及最近维护少数人群体的权利和自决权。

最为重要的是人权与商务的关系。人权与商务的关系由司法规范和准则来规定，而跨国企业和其他类型公司实现并影响这些规范和准则。非政府参与者承担越来越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这种趋势将“共谋”与公司影响范围联系起来。机构参与者和个人参与者包括：非政府性组织，社会投资公司，有组织的劳动、人权提倡者，记者以及企业代表、顾问和贸易协会。在不同产业领域——包括能源、制造和制药领域，人权方面的规定（如果有的话）大不相同。

货币政策反映中央银行的结构和它在银行系统及宏观经济中的地位。货币政策、银行和中央银行形成金融体制的结构，并且常常影响各国对于金融领域的监管方式。

政府融资和公司的出现总是伴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代新兴金融体制出现，表现为中央银行通过与证券、保险市场有关的活动，形成和发展公共财政，稳定货币。

各国际经济机构体现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互关系。世界银行集团在开发方面的援助作用涉及一系列问题，牵涉到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还牵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的作用。

类似的问题包括：（1）世界银行集团在私有领域的开发工作，（2）私有化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平衡援助（包括特别提款权），（4）与商品和服务贸易、外商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有关的国际贸易法。

国际项目融资涉及跨国投资的司法、金融和政策问题，焦点集中于这些投资的筹划、融资的策略和技巧。这一过程还涉及其他方面：外商投资的有关法律和监管环境，政治风险管理，条约、协定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影响。

国际金融和贸易的基本经济原则包括收支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和现有的改革提案、汇率理论、政体和政策、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贸易理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区域贸易协定以及欧洲一体化。

国际贸易决定世界范围的收入、汇率和从事各种贸易的经济体的贸易差额。

决定汇率的资产市场已经形成，并且融入了一个更加全面充分的宏观经济模式之中。

人们已经从在金本位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以及浮动汇率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相应的理论。随着世界金融市场形成国际资本流动并造成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和表现，人们可以构建某些模型，来探讨国际资本市场格局快速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增长的组织框架。它讨论的当代话题包括：全球范围贫穷的本质和它同经济增长的关系、贸易策略和农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将经济模式与个案研究结合，可以评估扶贫方法。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也反映出某些宏观管理和结构调整的模式。

以扶贫为目的的微观发展经济学涉及系统的分析方法，分析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政策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政策各种各样，从短期食品补给和现金转账（以提高穷人的消费水平），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项目，直至教育和保健方面的长期投资。

中央政府所实施的全国性政策，以及非政府性机构实施的计划，依赖有力而系统地使用社会科学的推理（包括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鉴别和使用关键实证信息以及有效地传达政策分析结果。其他主要问题有：农业对扶贫的作用，贫困、人口增长、资源恶化、食品价格政策分析、农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国家的作用，等等。

理性的政治经济体的改革、增长和权益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增长和权益方面的决定因素。利用经济分析工具理解政治活动，有助于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同它的政治状况和经济政策关联起来。在此，“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构成政策，影响一系列方面: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关系、收入分配和增长、贸易体制、土地改革和民主化及其发展。

过去的15年内，低收入国家国内经济改革管理的基调和实质都有显著变化。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一直集中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布不均。世界各国领袖在2000年9月通过了《千年发展协议》，协议中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消除贫困。

资源和环境经济学讨论市场经济带来的环境恶化以及如何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对环境的保护。涉及的问题包括消费、创新、国际贸易和环境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监管等。

由于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明显地导致环境恶化，城市人口和收入增长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尽管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可能提高当地的生活质量，却使得地方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通过解决政治经济问题消除外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有无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的愿望和资源，就成了主要问题。

国际劳务经济学问题仍处于滞后状态。快速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于各国都造成了机遇和挑战；各国都试图以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抵消变革的代价。由于全球人口统计学、就业、贫穷和移民趋势（包括移民、贸易和技术对于劳工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和消除不平等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教育和培训的作用，涉及三个层面：理论、实证和政策辩论。

全球金融服务包括一系列商业、投资银行和保险活动。适用的银行管理原则强调资产负债管理、利率风险管理和风险价值(V@R)。国际商业银行业方面的重点问题有：国际贸易融资、辛迪加（财团）贷款以及在货币和国家风险的独特环境中进行的项目融资和国际证券化。国际投资银行则重点关注国际证券承销、利率竞争、货币互换和合成证券、跨国合并和收购以及金融工程。大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大小，其决定因素可追溯至全球范围内对于金融服务产业的交叉性管理和监督。

2 带着显微镜去观察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

企业融资重点在于投资政策和项目评估。融资决策包括资本政策和分红政策、项目的选择或者债务和净利的混合，以及分红或股份回购。代理商成本、不对称信息、企业监管问题以及兼并与收购的市场，也会带来冲击。

投资银行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资金来源、财团化、证券的发行等，是考虑新发行股票定价和后期市场流通股管理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不管是重组产业，为政府筹资，还是促进储蓄和投资，投资银行家的道德问题在每次交易时都需明确说明。

风险资本投资意味着参与高风险高回报投资活动，通常与小规模快速增长的投机性商业活动有关。世界职业投资者和企业经理们常利用此类情况创造财富。

兼并和收购属于企业掌控的交易。要考虑这类交易，首先从评估收购目标开始。股票价格会受有关操纵交易的信息的影响，利用这种影响可以分析这种交易中各种政策的后果。不仅要研究收购的策略，也要研究对付收购的防御性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目的和后果。对收购目标的评估和企业财务状况的基本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对于兼并与收购活动至关重要。

股票和期货市场效率低下的起因和影响，可以用成功证券市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确定。证券市场效率低下的表现有很多方面，比如，不符合高效市场模式的实际情况：股市泡沫、评估比率的跨距、动力、市场时机等问题，封闭基金折扣，对于造成长时间定价不当的套利行为的限制，以及投资者心理的各个方面。

创业公司的筹资，特别是新兴的和刚起步的企业，往往会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投资者和创业管理者之间信息可能复杂而且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又可能导致动机不一致和利益冲突。投资的决定（即寻求什么机会、放弃什么机会）则重点在于如何策划投资的条件，凭此应付不确定因素，并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坚实可靠”的财务信息是识别机会的必要工具。在缺乏“坚实可靠”的财务信息时，投资机会的筛选主要靠利用本产业组织的财务、策略和经济状况方面的信息。有时存在人为的障碍，阻止某些人为了取得持续的利润空间而进入某一产业和市场。

投资框架要求理解合同和交易计划。例如，交易计划通常要采取某种方式，使得外部投资者的所付金额根据该企业的后续表现随时变化。因此，高风险创业型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有赖于投资动机，并且需要在尽量减少投资者风险的同时激励创业者。

世界金融和资本市场方面的分析研究，既包含多国资本市场中金融机构的策略性定位，也包含其竞争实力和业绩分析。而对于多国和多重监管环境下的合成贷款市场、贸易融资市场以及项目融资市场，则运用市场划分理论进行市场分析。

不同的国际金融产品，诸如贷款、定金、外汇交易、掉期、期权、贷款和存款记录，等等，适用不同的交易，具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法律文件，不同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要做案例研究，1979年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第一次贷款，就是个典型案例。要了解合规行为，可评估当时中国最大的台资项目的设计是如何遵守中国的投资原则的。要理解股市监管，您可考虑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上市所经历的监管程序——这是中国首家在香港证券市场挂牌上市的公司。

融资交易是各种各样的，既有短期的无抵押或无担保的贷款（它基于借债者的综合信用），也有长期的、以资产为基础的融资（贷方对于借方的普通资产无追索权）。备案记录需要从头到尾全程进行，即从准备第一份投资条款清单开始，直至结束交易、签订法律文书。

需要考虑的交易问题包括贷款协议的重要方面，具体包括陈述和担保、借贷条款、结账条件、定价、协议和违约（缺席或拖欠等）。特殊法律问题，涉及存货清单和应付账款融资、项目融资、建筑贷记和租赁交易；此外，可能还需要主从关系协议、参与协议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其他协议。《银行控股法》的规定必须考虑，这些规定涉及到融资交易、银行的合法借贷限制、保证金要求以及高利贷等。

合规计划则讨论产业问题和管理监督问题。管理监督是由监管机构进行的，是对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的管理监督。合规计划涉及的方面包括监管审查、合规项目分析、监管许可和补救命令。其设计和框架常常体现一种针对具体产业情况的具体方法，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实施和维持合规计划和风险应对计划。

其他的讨论主题还包括：外商资产控制办公室、银行保密法、美国和欧盟境内的隐私问题、信息技术—数据安全、信息报道与披露、有关告密者和内线的证券交易政策、道德规范、审计、利益冲突、管理报告、业务单位和运营监督、企业风险管理、执行政策和程序、诈骗行为的侦察防范和调查以及记录的保管。

传统型和创新型的消费者金融服务包括分期付款、基金周转、房地产借贷、信用卡和借记卡、ATM网络、销售网点、家庭银行业活动以及其他储蓄服务。在设计零售金融产品时，要考虑运作问题、管理框架和消费者保护法，比如借贷真相法、信用机会平等法、社区再投资法；另外还要考虑联邦和州政府的各项有关法律，这些法律用以管理公平信用报道、贸易行为、高利贷行为、电子汇款和获得资金的能力。

当代银行管理的决策过程关系到多个方面：利润的大小，资产和债务的管理、增长和多样化经营，借贷和流动资金管理。银行内部则强调金融风险的管理，特别是对利率风险的管理。其他需考虑的问题还包括国际银行管理事务、策略的形成、并购策略、银行管理方面的监管合规事务和会计事务的地位与影响。

保险业的监管体系，将业务框架与各类保险产品（既有传统保险产品又有复杂的证券产品）结合起来。保险监管的发展体现了其基本目标的演化；主要元素包括国家对于保险公司和代理人的保险业从业许可、价格的确定、偿付能力的控制以及清算过程。关注的重点是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域的现行法律以及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

内部监管方法和控制跨国企业的方法强调内部结构、企业文化、当地的地区性政体、商务和经济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公众舆论和政治。

在国际证券交易方面，新兴资本市场和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国际证券市场。设计资本市场和衍生产品的框架时，重点考虑风险问题、法律事务和监管问题。

因而跨国公司面临的主要金融决策就集中在企业财务的各传统主题上。但是，这些问题，包括运转资本管理、资本预算、合并和收购以及融资策略，现在都必须在汇率不稳定和整合不够充分的资本市场环境中考虑。例如，外汇风险管理包括新的套利工具，例如货币期权、互换、衍生产品。结果，国际金融产品必须结合企业策略，并与国际市场营销、采购供应和物流方面的决定相协调。

有人利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多种经验，形成了公司财务和银行业务方面的对比性东亚视角。该地区的金融变化的动态特征以及东亚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司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构成了一个环境，使得该地区形成了特有的、以决策为中心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当代的问题。

在初始分析中，宏观问题或系统性问题应占主导地位。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包括该地区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在取消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和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趋势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系统性的混乱和危机。其后的进一步分析，则包括公司层面在以下方面的决策点：企业组织机构、投资、业绩、公司监管和控制、资本结构，其中包括公共股权和私募股权融资、公共债务融资、通过使用衍生产品和资产担保证券进行的股权资产负债表管理。

过去20年中，由于在政策性方法和金融工程学方面的重大演变，国际私有领域和国债的国际性重组颇有争议。结果形成了一个分析性框架，以支持出现国际性金融恶化时的风险评估和有价证券管理决策。

管理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涉及融资、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制造和其他与此类管理决策和问题有关的领域。随着时间的发展，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而设计的策略和政策，开始衡量运营单位的表现是否持续超过（或劣于）对手。商务策略和企业策略现在强调审查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公司在各种竞争条件下所做的决策、生产和交易的各种不同模式、公司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多样化。

国际商务决策和运作的中心在于国际公司的管理行为，由六个板块组成：（1）与国际商务有关的核心问题和事务；（2）国际化进程；（3）跨国企业的管理，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全球策略、外商投资模式；（4）公司的外部环境，以及与国家分析和可比经济机构相关的问题；（5）全球化和跨境人口、货物、思想和资金流动；（6）与国际商务策略有关的新兴问题。

国际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是以产业关系和人力资源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为基础分析具体问题。读者可以仔细研究美国、英国、德国、瑞典、韩国和日本等国在机构方面的联系。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方面包括薪酬、教育和培训以及招聘和挑选劳工代表。

劳动分工和组织的历史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的现有结构和特点、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以及以上提及的各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最新发展，等等，这些方面集合起来，表明了国际贸易和移民对于劳工市场的巨大影响，也说明劳工市场的灵活性（包括失业现象）与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联系。

在私有化进程和解除产业管制的过程中，战略管理对于企业私有化的成功起决定性作用。在对此进行比较性和跨学科的分析时，商务参与者往往要分析和区分主要概念、政策问题、背景以及与私有化、取消管制有关的环境。从比较性的角度看私有化，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私有化、取消管制的经历，则可确立一个比较性尺度，以此衡量私有化对于产业的冲击。

国际商务和金融中的公司治理，涉及商务、金融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用以引导和控制各企业的体制。以比较性和跨学科的方法看，该学科涉及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公司文化、腐败、管理层人员和董事会成员的薪酬、社会责任的概念、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国际层面的股票多重上市；还包括企业的性质、公司的基本理念、公司治理的内在和外部结构、监管权力机构的作用、公司治理的模式以及公司环境中的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制度性模式的兴起和成熟，“古典微观金融”将其基本理论作为一个领域探讨。“新微观金融”则更为专业化，它从保持动态和超越经济情况变化的手段，衍生出各种原则和众多本土概念，它崇尚一种完整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

新兴市场中的微观企业为处于经济金字塔底端的企业提供了机会、风险和策略。国家、地区和当地家庭，以及他们的产业与市场因素、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从如下方面进行评估：（1）边缘企业、脆弱的民生和当地的经济状况；（2）小型企业的发展（其价值链上的重要因素包括技术援助和融资）；（3）私有、公共和非政府领域对这些企业的支持；（4）自然环境和男女平等方面的问题。

国际市场营销，由于是跨越国界或者在外国境内，还要同全球营销计划协调，因而往往涉及多方面的营销难题。所有公司（无论大小、是否盈利），由于在国际环境下运作，出口商、许可证颁发者、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需进行各种各样的营销活动，都会遇到难题。涉及的问题包括市场调研、产品策略、定价、分销、宣传推广、计划、组织和控制。

市场研究和全球情报机构的存在说明，营销者越来越需要减少市场进入、产品开发和定位、定价、分销和推广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方面，重中之重是必须认识到不同种类信息的重要性（比如，关于竞争者或顾客的信息，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的信息，原始信息和二手信息）。

这一研究的过程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划分和整合，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研究的必要性和对于问题的定义。后者指的是，首先界定问题以便分析数据，然后解读数据和报告发现。市场分析技术依赖电脑程序和案例研究（使用SPSS和Excel），以及不那么传统的工具，包括基准程序和情报收集。

全球食品产业承担了食品的种植和生产、加工、分销配送和营销，如果说它不是全世界“惟一”的主要的必需经济活动，也可说是“其中之一”。随着国际食品产业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增长，在新的跨国贸易协议的推动下，农产品国际贸易也日益增长。国际食品产业所需的管理、商务策略、市场营销、研究和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也日益专业化。

全球经济中的石油产业包含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有：石油勘探生产、提炼、营销和使用——包括天然气和其他形式的能源的使用——直至国际石油产业的基本商务模式。影响和决定这些方面的因素有：石油产业的历史、全球石油资源基数、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和动态、石油对环境的巨大影响以及能源政策，这些都要全面了解。

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视角，以及它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的结合。这里特地强调一下1978年开始的改革阶段。值得注意的方面包括改革过程、机构的作用、公司治理改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科学和技术、地区差异和收入差距，以及国内商业和国家政策的角色的变化。其他相关的问题还有中国经济表现的形成条件的流动性，包括国家角色的变化、增长的主要来源，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结合。

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呼吁恢复最近流产的世界贸易谈判。佐利克说，7月份的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一个保障体系以帮助贫困国家的农民抵御潮水般的进口，却在谈判桌上留下了非常可观的成果。他在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电子邮件发送的一个声明中说，“不恢复谈判，对于世界经济将是一个错误，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将是有害的。”他还说，“美国、印度和中国应该同WTO总裁帕斯卡·拉米（Pascal Lamy）合作，三国达成妥协。”“巴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是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自己也有许多贫困的农民；巴西能够提供帮助。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也有可能为解决方案作贡献。”

读者可以随着阅读的深入，考虑全球化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何影响尽职调查和企业决策过程，因为尽职调查和企业决策过程，支配着投资策略和运营策略。

比如说，您可以评论“市场调研和全球情报”如何影响（如果不是促成）对内和对外的投资策略的形成（本小节前面内容），也可以考虑“中国的十大广告趋势”（第四章），管理层或外籍专家可能要评价这些广告因素来确定某一个发行权方案的期限（第四章）。

显然，就对内对外投资而言，资金回笼策略的确定可能因此（通过上述广告因素）影响资金注入策略的形成过程。因而，通过参与这一过程，分析和辨别特色和利益二者伴随的风险，读者可以重点理解将市场的机遇转化为投资和生产价值（的艺术），同时探讨风险防范思想。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如何通过模拟评估和再现（受全球经济影响的）涉外投资的后果，为设计资金注入和回笼策略提供明确具体的量化方法呢？

Chapter Ⅲ 中国经济走出去：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

尽职调查正是如此：它是一个促进理解的过程,希望生意各方在（理论上为了共同利益）评估预期交易或风险投资的前景时，共同参与这一过程。

由于尽职调查是为设计和实施对外（以及外国对华）交易和风险事业所做的前期准备的核心，理解和运用尽职调查的本质和结构——对于专业顾问和企业领袖——至关重要。

1 揭开金融炫舞的层层面纱

我在深圳讲学时，学生有时会反问：“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当然，做这一反问式的回答，要么是直接表明不愿回答我的问题，要么是试图转移注意力。但是通过这么做，学生和我都发现了一个真理：我的询问旨在加深对于当前话题的理解；而学生要么不能回答，要么不愿回答。

尽职调查正是如此：它是一个促进理解的过程，希望生意各方在（理论上为了共同利益）评估预期交易或风险投资的前景时，共同参与这一过程。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仅将较常见的尽职调查表放在本章的前面。这种做法引起相当关注，甚至还有批评。

为什么这么做呢？轻点鼠标，网上搜索，就会得到大量此类表格，甚至还伴有一系列即将发生的交易和计划的相关分析。为帮助全面深入了解，书末附录的参考资料中列出了一些来源供读者参考。

为什么这种项目细化对于讨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极为重要呢？

我的回答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于尽职调查是为设计和实施涉外交易和风险投资所做的前期准备的核心，理解和运用尽职调查的本质和结构——对于专业顾问和企业领袖——至关重要。

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将我带到他们在北京的总部。由于刚卖掉了他们家族的能源方面的业务份额，该公司在香港的账户有1 500万美元的盈余，并且刚刚（以500万美元现金）购买了在越南的生产特许执照。

该公司最近同韩国某品牌进行了谈判，希望进行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合作，然而谈判突然告终。原来，该公司希望作为韩国品牌的合伙人生产和销售该品牌产品，谈判几轮后遭到韩国公司拒绝。韩国公司的电子邮件特别强调：该中国公司没有商业计划书，这就表明它对于该产业缺乏了解。

该公司于是向我求助，向我咨询他们家族集团该如何进行产品开发、如何建立分销渠道、如何进入国际（或区域）市场。经过了一天的初步尽职调查之后，我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策略。

经过六个小时的会议，一顿中式晚餐和一顿工作餐（办公室内，KFC外卖），我已经十分清楚这个公司需要什么。归结为一句话：准备（即尽职调查报告）。

是啊，这家资金充足、人脉通达、家族控制的中国公司需要做老式的尽职调查工作——包括对其自身、其产品领域及相关的国内国际市场、潜在的伙伴以及交易结构的仔细调查。

您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也在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们问我如何为公司未来做关键的决策。您瞧，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都会认为该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值得分析和辩论，需要达成共识。

因此，我建议的核心就是聘请一位投资银行专家，让他帮助“我们”顺利地进行国际交易和风险投资。听我说完，该公司的总裁助理便反驳道：“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你？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投资银行专家。”

不错，他们可以。哪怕该公司香港银行里有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但可以只花请一个投资顾问（现有的这个顾问是个投资公司）的钱，又凭什么要花请两个投资顾问（一个外籍专家和一个投资公司）的钱呢？

我微微欠身面向这位女士，说道：“对，您可以。但是您知道提什么问题吗？”

桌边一片沉默……我知道，这时他们才又想起来，他们公司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开始这一过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与韩国公司谈判失败和毫无准备的公司介绍。

在一天的尽职调查中，我还听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充分表明他们既欠缺交易经验和技巧，又准备严重不足——不久前，该公司刚刚因为与一个投资公司打交道而赔了钱。至于其损失的具体地点、时间和事情尚不清楚——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因为他们都不愿提供细节。不管怎样，在新兴的市场，这曾是普遍现象：一群管理鸡笼的母鸡决意任用一只狼掌管它们的战略发展计划，而狼的计划是要求它们带着部分或所有的鸡蛋冒险离开农庄，进入附近的树林。

这令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的童话《小红帽》……

注意转化点。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以传统方式组建和运作的中国公司，其成功建立在关键的政府和商务关系之上。其过剩资本旨在用于进入外国市场却几乎没有尽职调查。公司总裁告诉我：“这是个很好的投资项目。”因为机会（指在越南的生产许可证）很难得，该公司是因为与发证机关的关系才搞到许可证的。最后，这个企业的国际动态因素如：对于公司投资计划的商业化至关重要的韩国品牌；外国市场顾问和相应的市场参与者，目前由于缺乏调查研究信息，这些还都是未知数。

相应地，考虑进入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和生产的外资企业面临着同上述中国公司类似或相反的情形。可以说二者（对内和对外投资）都是似是而非的矛盾体。

在中国经济历史上，同政府和商界关系的紧密程度，决定一项投资或者一个企业的成败。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包括知识产权（IPR）、国内分销权、技术工人的整体教育程度等诸多问题，对于投资和交易问题而言，是否是次要考虑因素呢？

这里也许我们的分析演化成为了双重的，将中央政府与省市级的政策和指令区分开来了。为什么？

也许中国中央政府很清楚地知道现状，而省级政府要么不怎么关心，要么不承认这一现状。那就是，由于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一直是低技术或非技术产业，这个政治经济体的商业地平线上正在酝酿着变化：由于日趋增加的价格压力和外国市场的竞争，中国必须发展其高技术产业和市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为什么”，而变成了“如何”：如何吸引外商参与？如何为促进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发展而规划国内融资？

知识产权风险和劳动力技术水平低下由来已久，这两个方面在过去30年里一直困扰着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因此，外商在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会越来越受经济发展的转化过程所支配（可能国内的融资也同样如此——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少数股份持有者）。结果，这些“关系”（比如上文中能源公司所有的关系）都会体现在涉及外资的“资产负债表”（或资源平衡表）上，被系统地转化为客观而具体的项目，就像其他的公司事务一样；就像从会计学角度将某些别的企业事务转化为“企业信誉”和“转移定价（或预约定价）”的量化价值。

因此，当读者细读下列尽职调查表中所列的话题时，请记住和思考这一点：尽职调查项目的挑选、时间的安排、计划、演示、分析和审阅，目的应该是帮助正在寻找研究对外和对华投资策略的各类投资者了解真相。必须弄清既定交易各方的交易动机真相，比如某国外市场中的某商务计划真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真相，您个人（无论是决策者、企业领导，还是外国投资者）才可能完全掌握投资金融活动中的转化艺术。投资金融活动瞬息万变，其重中之重是最大限度地转化投资机遇和市场价值，并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相关风险和损失。

1.1 尽职调查

当中央政府发文表示“将对污染企业实施惩罚，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时，一篇题为“中国警告外国污染者”的文章出现了。

这一警告出现之前，检查结果发现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和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排放污水中的化学物质超标。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说，“这两个公司都曾有环境污染问题,它们是被随机抽样查出的、被检查的仅有的两家外国公司”,他表明将“加强监管”。

该文章引用“分析家”的话说，“发出这一警告的原因很可能是国人的担忧，国内越来越多的人的担忧，由于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低、就业需求急迫，外国的污染性产业得以进入中国。”

中国对外国公司执法一直比对国内公司执法更严，今后（至少是可预见的未来）也会一直如此。如果您的公司造成污染，中国可能宁愿你离开。再者，以外国公司作为追逐目标也是更受欢迎的政治策略。

一个全球500强零售企业正在中国开设分店，建立每个环保分店的成本也许是25 000美元，达到或超出美国最为严格的环境法律标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加强，现在建立环保的分店比将来转型的成本更低。

由于人们对于环境问题非常敏感，如果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的环保程度不如别处，中国公民可能因此产生愤怒。

法律、运作监控机制以及执法行动构成某一产业的监管制度，而这三个方面会产生各种区分性尺度和指标。请思考：尽职调查过程如何量化和评估这些尺度和指标呢？

在设计对外（或同时对内的）投资活动的资金注入和回笼策略时，如何运用企业方面和金融方面的风险防范策略，预料和解决上述各类与监督管制（比如执法）有关的问题呢？

中国公司如何开发自己的市场分析和评审体系，以促进高效率有成果的尽职调查和交易分析过程？

1.2 尽职调查：项目清单样本——个案分析

这个项目清单样本为尽职调查提供初步信息。在网上搜索会得到形式不同、目的各异的清单——有些可免费下载，有一些要付费后才能下载。

在中国的两年中，我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尽职调查项目清单（或一览表）：一种供考虑对华投资的上市外资企业（或其分公司）使用；一种供打算在中国开办公司的外商独资实体使用；第三种就是这里提供的列表，适合那些打算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家族企业。

说明：请对于所有的项目作出书面回答，在合适的地方写“无”或者“不适用”。如果信息包含在书面文件中，请提供所有这些文件的全文一份。如果要求提供口头协议，请描述并且提供任何补充文件。

索引：

1. 公司综合事务

2. 会计和税务

3. 融资

4. 服务和许可证协议以及知识产权

5. 诉讼

6. 合规合法

7. 人力资源

8. 房地产

9. 个人财产

10. 报告、研究、计划和产品研发

11. 其他合同

12. 宣传

13. 客户和供应商

14. 其他

公司综合事务

1) 公司的法人证书

2) 规章制度

3) 所有相关的记录和账本

4) 股东名单和分类账目信息

5) 股东、董事会成员和委员会的会议和赞同记录

6) 分发给股东、董事和委员会的材料

7) 对股东的报告

8) 董事和高级职员名单

9) 所属司法区域列表，并附营业项目、销售量和销售点、其他收入和税务

10) 投资和风险业务列表

11) 与资产负债和收入开支有关的所有文件

12) 以前和现有的全部商务计划书

会计和税务

1) 财务报表，包括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有关报表

2) 独立会计师的信件、意见和管理方面的评论

3) 所有以前和现有的预算和财务计划

4) 所有以前和现有的纳税档案，包括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相关档案

5) 与税务机关的往来信件和工作文件

6) 会计方法和会计原则的任何变化的记录

7) 意外损失和准备金

8) 内部审计报告

9) 应收账款时效报告

10) 与应收账款结余有关的票据

11) 固定资产分类总账

融资

1) 信用和借贷协议、票据、契约或凭单、融资租赁书、担保协议，以及与负债融资和应付账款有关的抵押契约（或保证书）

2) 第三方责任担保

3) 涉及此处所列的所有的文件、协议（口头和书面）、日程安排和任何其他信息：股票等的发行、投票表决、代理权或委托书、信托、股东协议、优先或强制收购权、销售、购买和重购、赎回、注册权、期权、财产让渡证书、受让人、股票衍生产品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证券（包括债务和股权）

4) 与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和中间人的协议

5) 与证券上市有关的所有文件和档案

服务和许可证协议以及知识产权

1) 此处所列项目的日程和原件及副本或复印件：专利、商标、服务标志、商业秘密、版权、域名、其他无形资产、所有相关的应用软件、注册、执照或许可证、转让证书、担保协议和所有权文件

2) 所有客户协议清单和支撑文件与记录

3) 所有许可证文件和相关协议，包括第三方的权利文件

4) 标准格式的许可证、引文、支撑材料和相关的文件资料

5) 标准格式的和已经签章或生效的各种保证书（包括合同担保、地产契约、书面状、委任状和保修证书等）、行情、购买订单和票据

6) 所有涉及秘密、机密性和不泄密协议的文件资料

7) 项目开发商和承包商的名单

8) 源代码清单，包括持有和可以得到源代码原件和副本的人员名单

9) 所有的系统积分器（SI）、增值销售商（VAR）、初始设备制造商（OEM）、独立软件供应商（ISV）、私有标志、合资事业、合伙关系、分销权、结组、代理、佣金、经纪人业务及回扣、有条件的销售、咨询、特许经营权和代理协议

10) 所有权政策和使用方针，包括知识产权审核、商标和服务标志的恰当使用原则、版权公告和所有权公告模板和使用方针、员工发明的信息披露政策，以及机密信息的保护、标注和使用程序

11) 版税支付义务以及已付金额和累积金额的计划表

12) 公司发展费用和维修收入的会计核算方法

13) 包含涉及此处所列各方面的文件资料清单：任何公共领域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域名、商务秘密、版权、专利、待定专利、专有设计和专有原理图

14) 所有涉及公司和他方（包括第三方）之间的资产和权利转移的限制性规定和必需的同意书的文件资料清单

15) 所有软件程序清单，每项的功能和特色、各自相应的开发年表

16) 由该公司所维持的如下方面的记录和资料：关于项目的开发、原创作者、项目所有者，包括任何软件程序和专有技术

17) 包含所有市场调研档案和营销材料的清单

诉讼

1) 涉及辩护词、诉讼申请、决议、裁决的所有记录和文件，以及与任何诉讼或行政程序有联系的往来通信

2) 法律顾问和有关专业服务的日程和计划

3) 包含所有预期的、威胁的、未决的和已经结案的诉讼、赔偿要求，以及各种程序的文件资料的清单

4) 与律师和顾问有关的所有记录、意见、档案、文书和备忘录

5) 赞成决议、财产处理协议、判决、强制义务

6) 处理这些侵权行为的往来通信：实际的和某方声称的商标侵权、版权或专利侵权、域名侵权以及其他专有权的侵权行为

合规合法

1) 清单列出所有涉及来自政府、代理商、非会员和作为会员所属的协会和单位的公告、传票、报道、信件、其他交流文件记录，以及存档、发送、收到或以其他方式记录的文件材料

2) 清单列出任何预期的、未决的和已经结案的调查和程序

3) 进口和出口经营执照、许可证和文件，以及交易记录

4) 所有许可证、执照、批准文件、同意书、授权书、变更、遣返、版税，以及其他付款和相关文件资料

5) 所有的环境审核、检查、监控、检测报告， 包括内部进行的和第三方进行的；另外，任何备忘录和往来通信

人力资源

1) 员工花名册（包含姓名、年龄、性别、岗位、薪酬），包括高级职员和董事会成员的关系，并附所有相关的聘任合同

2) 根据岗位列出现行的工资信息，显示最低、最高和平均工资，以及在职者人数

3) 顾问和承包商清单，包含有关的协议

4) 清单列出所有不再受该公司聘用但是继续领取福利的人员，并且附上该公司所签的解雇协议原件和副本

5) 员工手册、奖金或红利、利润分成、养老金、医疗、集体保险，以及与员工福利有关的类似计划和协议（附上所有的补充或更正条款），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包括账单、票据、税务档案、关于用工歧视的测试结果、咨询服务和经纪业务费用记录

6) 人事政策和说明书、员工手册，以及所有的人力资源和医疗保健计划

7) 其他的人力资源协议，包括奖金和福利计划和以下方面的变动：骨干员工的控制和责任、集体谈判和其他劳工关系问题、工会、养老金、退休、员工福利、医疗、延期支付福利、利润分成计划和方案；也包括相关审核和日程安排，如累积休假和解雇责任

8) 同任何高级职员、董事、雇员、顾问、代表、供应商或顾客所签订的不竞争协议、保密协议、不教唆协议或类似的协议，包括此类协议的标准形式以及协议涉及的人员名单

9) 同员工达成的承诺或理解（书面或口头的）

房地产

1) 所拥有的、出租或者其他与公司有关的房地产计划表

2) 与所有财产有关的行为、抵押、租赁和转租

3) 与在租赁或转租合同条件下任何弃权或不履行责任的行为有关的信息沟通

4) 有关租赁义务和税务的支付情况的文件

个人财产

1) 融资性租赁和售后回租的协议

2) 有条件的销售协议

3) 设备和其他私人财产租赁协议

4) 有关设备租赁和相关税务的文件

报告、研究、计划和产品研发

1) 战略性市场调查和商务计划书、现有业务和预期业务的研究

2) 内部和外部分析以及对竞争产品和技术的研究

3) 文章、市场调研、咨询报告、行业快讯、竞争力分析，以及所有的相关文件，也包括第三方准备的业务和运作方面的材料

4) 正在进行的产品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描述

5) 备份文档和灾难性事故后文档的恢复程序清单

6) 所有技术员工的简历和专业背景材料，包括他们的成就和目前的项目

7) 所有目前和预期项目中的未来产品设计的计划和详细技术说明与描述，包括交货或完成日期、日程表和资源要求

8) 系统、办事程序、日程安排、产业知识技术服务（IT/IS）系统和软件的开发和维修的备份材料

其他合同

1) 涉及子公司、所属单位、有关的管理部门和骨干人员的所有协议

2) 赔偿和类似协议

3) 涉及伤亡、财产、责任、关键人物、董事和高级职员、重大错误和失职的各项保险单

4) 其他各类合同，包括国内国外市场营销、销售代理商、销售代表、经销商和分销商、托售、定价转让

5) 政府合同和转包合同

6) 供应合同、购买合同、生产合同和按需生产合同

7) 合资经营协议和合伙经营协议

8) 关于产品研发的各项协议

9) 管理和服务协议

10) 业绩保证书和合同

11) 广告协议

12) 公司所签的不属于正常公司事务的合同

13) 其他类型协议、原则性协议和意向书

宣传

1) 所有新闻界发布的相关新闻和公共媒体的相关出版作品的复印件

2) 有关的（包括关于竞争对手的）报刊文章、报道和任何相关宣传

3) 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文献和资料，以及有关公司业务的宣传推广材料

客户和供应商

1) 列出重要的购买订单、工作或任务订单

2) 自始至终列出客户和分销商，并附联络方式

3) 与此相关的承包合同和转包合同

4) 培训课程材料、产品文献和说明书

5) 列出（客户和零售商的）应付账款及时效

6) 鉴别和描述所有的交易

7) 列出子公司和相关方面的销售和供应关系以及协议，“相关方面”指的是任何高级职员、董事、股东、雇员、子公司或任何企业、公司、合伙人，以及这类人（高级职员、董事、股东或雇员）在其中享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协会或实体

其他

公司如果曾经有事件发生，预期或者必定会对于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业务或价值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包括任何打击、失职、政府禁令、诉讼案件、火灾、天灾、事故、其他事件或伤亡的情况，都应毫无保留地确认和提供相关信息。

总结和报道尽职调查结果之前，需要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请思考后回答：法律的冲突和法规的选择会怎样影响分析范围和评价过程，从而进一步影响最终结论呢？

在评价整理尽职报告的过程中，必须思考这一问题：对外（和对华）投资和事业中，为资金注入和资金回笼风险防范的策略，密切关系到法律、会计和财务三个方面；那么，这三个方面存在着什么直接的关系？又有什么隐含的关系？

1.3 尽职调查报告

在查看一个寻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时，审计师和其签约律师事务所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向公司员工强制性支付的福利。

在中国，由于有关强制性支付福利的监管条例尚不明确，关于哪一年支付、付多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规定，因此福利的支付仍是一个讨论话题。在调查17个城市过去7年（法定时效）的情况后，发现所有城市的所有福利金的支付都存在拖欠现象。数亿元（人民币）潜在的拖欠款不仅会对交易期限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对于指望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的任何融资计划都可能构成负面因素。

请考虑：如何应用和形成类似的调查方法，调查和处理有关（潜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尽职情况？

2 西方思维和中国的企业领导艺术

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载体，它体现文化和思维模式，并促进其发展。深入地了解一种文化，最理想的方式是了解其语言承载和体现的思维结构或方式。可以通过学习和使用这门语言，获得感性认识，这是直接了解；也可以以其他的途径，间接地了解。

英语在全世界发达国家商务界、高技术领域、科研及学术领域应用广泛， 有其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也由于其自身结构和体系特点。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可以从英语中分析和体会西方思维的特点。

本书这一部分向中国的企业领导介绍语言的运用艺术。这里我们将英语既作为交流的手段，也作为一个商业策略运用。

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商务语言。对于中国企业的领导来说，这是国际市场中的一个恒久问题。

对于策略的形成，英语思维有着潜在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同汉语比较起来，我认为英语（思维）为尽职调查分析提供了直线式的应用。正如字母组成单词，单词构成短语及句子，句子构成段落一样，一个领导在考虑对外投资的交易和风险时，可将这种动力原理运用在系统的尽职调查过程中。这种思维过程，说到底就是以英语为母语者，在知识发展和应用的不同层次，是如何思维的。

显然，对于中国企业领导而言，除了英语思维，还要面临其他方面的问题。既然此书的这一部分讨论的主要是尽职调查，我就专论这一方面。然而，中国的企业领导人可以考虑利用外籍专家的服务，将语言和管理以及运作培训项目融合在一起。我的经历告诉我，人力部门常将语言培训和其他项目的培训分别进行，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企业内的员工语言能力有限，或者真的有限。

2.1 西方思维

2.1.1 语言的组织：思维的词汇和句子结构

怎样才能解决问题？识别并且能够对问题进行相应的描述，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一旦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分析和辨别问题的相关方面，然后，制定一个综合性方案来解决问题。

例如，我们知道，词汇（涉及发音和用法等）、句子结构和语法（涉及如何用英语思维组织思想和感情），对于提高英语流利程度和准确度相当重要。而英语单词可以划分为音节。因此，学习者可以将学习单词转变为学习单词的音节，以便于发音、拼写和理解。学习英语的语法，我们可以先从句子结构着手，先学习简单或基本的句式，逐渐深入，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英语表达的惯用法、结构和体系、内在逻辑和规则。

对外投资活动不同于中国的以关系为主导的商业运作；对于商业惯例和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往往在书面材料中得以详细记录。那么，如何以书面材料为媒介，引入和发展对外投资战略呢？

公司领导人如何借鉴和培养英语思维和西方作风，改进决策方式，以利于计划和管理对外投资和营业项目？

2.1.2 互动交流：获得/保持/捍卫话语权

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交流，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词语的拼凑或随意组合。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既有单向的信息传递方面（transactional aspects）,也有双向的互动交流方面（interactional aspects）。要成功地达到交际的目的，参与者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储备（linguistic resources），也要求懂得互动交流的基本原则和惯例(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conversation)，恰当地运用一定的交际技能和策略(skills and strategies)。

许多英语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表现出较差的互动意识和互动能力，不能很好地获得/保持/捍卫话语权。缺乏思想准备、必要的词汇和表达手段、语言和文化交际知识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交际中不够积极主动，也不能及时地辨识和抓住话语机会，缺乏启动话语、维持谈话和争取发言权的能力和策略。

英语交流时，学习者需要通过自我激励，着力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从而生动形象地运用语言技能，充分表现和体验语言和思想的活力。通过参与和实践，获取经验，逐步提高。

如何做到自我激励？就像公司应该做尽职调查一样，学习者可以对自己进行反思，写下自己的长处和弱点，通过对自己的更清晰的认识来建立自我意识，然后制订目标和策略，采取相应措施。

请思考：聘用专业翻译的中外公司如何为对外投资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创造独特的谈判和交易优势？

2.1.3 公众演说应该注意的问题

1) 了解地点、场合和环境

2) 了解听众

3) 熟悉你的材料

4) 放松——保持你真实自然的状态

5) 想像你自己正在演讲

6) 不要道歉

7) 专注于内容而非媒介

8) 把紧张转化为积极的能量

9) 积累经验

这些公众演说的注意事项，如何使公司领导人在评估和规划对外投资时注重周围的环境？

2.1.4 商务演示中应注意的问题

1) 记住，你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

2) 首先发现问题，再来解决问题

3) 提出开放式的问题来询问和探究；提出封闭式问题来解答和决策

4) 注意肢体语言

5) 为求和谐一致而模仿对方的行为

6) 教育、证明、提议

7) 策略地处理金钱方面的问题

8) 应对疑虑和异议

9) 决不担保，但要给对方以信心

10) 一旦达成共识，就不再多说

11) 准备好不同的结束方式

以上商务演示的注意事项强调了解自身、对方和环境。同样的道理，企业领导人应该评估和调整自己和其他相关商务参与者的优势和不足，同时也评估和调整交易及企业本身。

您怎么理解在这个方面商务演示艺术和商务领导艺术之间的联系？

2.1.5 道格英语19诀

在教学中，与少林18绝技相对应，我提出指导学生进行语言交流的道格英语19诀。这些方法或原则来自交流过程，也经过了学习实践的检验。

1) 实践3L：听、看、学

2) 当接近或者被其他人接近时，先想一想该说什么

3) 注意你周围的环境

4) 尽力用英语去思考和感知，而不是汉英转换

5) 先思考或感知，后表达

6) 感知自己的能量和其动态变化

7) 说话即表演

8) 使呼吸与发音、动作和表情相协调

9) 了解您的听众，同时，倾听时不要带着偏见或推测

10) 为了促进即兴对话，可询问开放式的问题

11) 讲话之前，挑选词汇，清晰表达

12) 不要重复，除非直接被问，或者受到间接暗示(有困惑时)才这么做

13) 当意思不确定时，提出问题澄清疑惑

14) 不要夸大其辞

15) 避免使用限定词和插入语

16) 只在解释时使用术语

17) 尽量避免使用修辞手法、俗语和外来语

18) 发现和分享幽默，以求共同之处

19) 言者须讲清；听者应聆听

把这些方法放在商务投资环境中考虑，您会发现它们对于商务过程和目标的实现，也有借鉴作用。

比较道格英语 19 诀中的每一种与“转化的艺术”有关的方法。除了可作为交际工具，请思考语言在投资活动中所起的其他作用。怎样挑选和运用语言来明确界定投资和风险交易涉及的相关因素（特别是对于有意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

2.2 在中国培养企业领导艺术

当我们考虑企业领导面临的挑战时，请观察不同的思想流派。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往往不提倡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而是强调机械式教学和死记硬背。同样地，中国武术研究中的一种思想就是：武术基于诈术，即迷惑敌方（兵不厌诈）。军方对于实际战争和精神战争（斗智）的策略应用体现的核心准则是：（1）了解敌人的弱点，（2）然后利用其弱点克敌制胜。

学习少林思想时，我发现生活中以寻求和谐为目的的“平衡”观念，对于理解和完善领导艺术是非常有益的。这一思维方式的信念基础是：生活中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造化还是人力所为，都有其“自然秩序”。

中国企业领导在评估中外人事、机构管理以及关键性决策的方法时，可以考虑在当代的环境中应用历史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在转化（艺术）过程中，对内对外的投资活动在语言、社会和商务的同化吸收方面，有何不同和相似的地方。这里我所说的转化艺术，就是将机遇转化为价值：识别商业机遇及其价值，通过交易或投资结果实现这一价值。

2.2.1 一种领导艺术观

2006年1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了一个12集系列节目，分析9个大国崛起的原因。

2006年12月份的报道是这样的：CCTV播出了这个12集电视节目，报道九个大国崛起的原因。该节目以中国优秀历史学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他们也将研究结果向政治局作了简要报告。

直至最近，中国的上升势头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国内大多避而不谈。长久以来，北京一直遵循着1997年逝世的邓小平的一个词：“韬光养晦”，意思是：隐藏志向、伪装利爪。这一指示一般被认为指的是中国需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不要到国外去扮演领袖角色。

这部纪录片还强调了一些同中国领导在国内提倡的政策有关联的历史性主题。社会稳定、产业投资、和平外交和民族团结，这些主题在片中得到突出强调，表现为比军事力量、政治自由化，或者法治等问题更为重要。

一个二元的经济世界？在更广的范围、更大的规模上，中国的经济充满了反差：招摇的财富同极度的贫困并存于同一街区；私营企业充满活力，而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却效率低下、没有盈利。

资本的配置效率低下。银行贷款通常是给受照顾的国有企业（SOE），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从四大银行获得贷款。

尽管主要产业（汽车、钢铁、水泥和房地产）的生产过剩，利率却持续不变，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仍然没有什么上升。

目前资金充盈，热钱充斥市场，有可能造成全面的金融动荡。

国家决策者和中国的企业领导如何开发又如何提供培训项目，使管理艺术达到国际水平，从而促进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例如：出口、并购和境外合资项目）呢？

国家规划者如何向企业领导提供新型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企业的规划和管理具有统一的法规及其实施（例如，商务、劳动和金融方面的法规）呢？

2.2.2 以身作则

在2002～2007年的五年中，总共有140 660名中国官员主动将他们收取的贿赂上缴给了上级组织。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的数据，这些贿赂，包括现金、有价证券和报销单据，估计价值为人民币6.76亿元（折合美元8 918万美元）。

在同一时期，6 828位官员因为收取现金、有价证券、报销单据和红包而违反了政府的反腐败管理条理而受到惩治；16 411位官员因为赌博而受到惩治。

国家规划者怎样通过建立法制手段管理政府官员行为，帮助企业领导人进行批判性思维和实践；又怎样令政府官员“以身作则”，为从事国际贸易和商务的各种企业做出表率呢？

通过对于涉外投资（对外、对华）和开发的商务发展策略中（企业与政府部门）“搞关系”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中国公司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润。鉴于这一点，国家规划者如何设计和建立执法标准和尺度，来促进此文强调的隐性自发合规合法行为呢？

2.2.3 商务发展和恐惧因素

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有何模式？

为什么有些公司先主宰了市场，然后又将市场份额和用户丧失给了新来者？

难道是因为新来者具有远见和冒险精神，而老企业目光短浅吗？

有评论员说，答案在于恐惧。这与其说是感觉还不如说是管理层对于失败的反应。

大多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美国的雅虎或谷歌，还是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它们都有相同的历史经历。早些年公司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几乎放弃，也许几乎将企业出售。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裁员、降低成本、放弃计划或者出售。在最低谷的时刻，用户数量增加了，资金出现了，公司起死回生，开始成长。

这种现象与克服恐惧有关吗？

何时不再有恐惧呢？答案是：当您自问“还有什么比这更糟”时。

失去房子、汽车、配偶或家庭？死去并被人遗忘？你会因为深信明天会成功而愿意牺牲今天，去承担这些风险吗？放弃难道只是意味着承认损失吗？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拒绝承认损失时，这些精英难道真的没有丝毫畏惧吗？

这不是商学院能教给学生的道理。

美国一直是大胆企业家的冒险乐园，而中国新近才有这个环境，原因是不是白手起家刚刚起步者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美国商务投资者深信失败经历的价值。

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往往不会相信市场上的成功者会拿所有的收入和所有的投资去冒险；他们跨过不了这道信念关，因而不会冒险从头再来。虽然微软尝试过这么做，但它的投资者们不愿牺牲收入。

成功的公司吸引规避风险的人；他们是避险者，而非冒险者。正因如此，公司就不能彻底再生。

创业精神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拿一切冒险，以较快的速度找到成功或失败。

大的企业不适应市场变化，因为他们害怕恐惧和失败。市场变化时，一个企业怎样才能做市场的主宰者呢？注意这些状况：会议频繁却没有行动；或者收购小公司来维持增长，却失去了爆发的机会。

难道成功的变革来自底层而非顶层？那些具有创业能力并且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看到市场机遇，通过自己的开创行为取得创业成功。

变革的周期会缩短吗？互联网加快了失败和成功的循环，大大缩减了人们找到答案的时间。

康熙皇帝在位61年（1661～1722），彻底巩固了满洲对中原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控制台湾，镇压了试图使中国南北分裂的大规模反叛，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5位皇帝之一。他最大的失败是他从未能够决定他的哪一位儿子继承他的皇位。他的第一个人选，太子胤礽，最后神志不稳定，不久就有消息传到康熙耳中，说皇位继承人放荡不羁、残忍暴虐、傲慢无礼。据说康熙匆忙召集众皇子和群臣开会，康熙流着泪水废黜了太子胤礽的储君身份。康熙此刻如此激动，以至于晕倒，后来出现轻微中风。从那时起，相当长时间，群臣围绕各个皇子结党谋位，这种局面对于清政府中央集权的统治效率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康熙死后，局面失控。传说康熙挑选了他的十四子继承皇位，但是他的四子胤禛，将皇帝遗嘱中的“十”字改为“于”字，为自己窃取皇位。实际上，一个有利于他的因素是，他是当时惟一在京的皇子，而且他当时还掌控皇城禁卫军。

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获得了皇位，然后立即召集他的兄弟们，将其中大部分要么处决、要么囚禁、要么流放边关。雍正在位期间，他对于长期流传的有关他篡夺皇位和杀兄屠弟的流言深感恼怒。

我们可以从此文中学到什么样的培训方法，帮助形成对外投资的开发和领导策略，或者说，中国企业可以模仿和推广的模式？

为什么说有效的企业领导，离不开量化的风险评估程序以及对各种风险因素的预计和综合考虑？

2.2.4 领导艺术实例

对于污染企业的严厉打击在遏制中国的生态危机方面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2007年，潘岳，中国环保总局（SEPA）的副局长，同记者马力对话讨论绿色经济学以及经济应该转型的原因。

一改以往强硬的“风暴”路线，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9月9日）一口气提出了7项环境经济政策，注意力似乎从挥舞“大棒”的“环保风暴”，转到了更为实际的经济路线上。

潘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马力专访时坦言，以往的“环保风暴”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形成制度，“风暴”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而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

马力（以下简称“马”）：从挥舞着“大棒”的环保风暴，到探索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这其中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潘岳（以下简称“潘”）：从2005年初到现在为止的4次大规模执法行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坦率地说，它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因为种种内生的局限——例如法律惩罚手段的有限性、覆盖范围的有限性，以及过多地依赖于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也未能转变为长期性的制度固定下来。

可以说，建立制度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所以，今天这个现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只会是一个此消彼长、“敌进我退”的拉锯战。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所以，从传统行政手段到运用经济手段，再到大规模修订法律，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

马：你认为利用经济政策，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吗？

潘：中国的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方面面，比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认为仅凭一两项政策就能够完全解决这样一个时代问题，那是不现实的。我只能说，环境经济政策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

然而，制度建设可能比“风暴”更为艰辛。它要面对“花瓶”或“令箭”的选择，要面对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要面对公众过高的期望与不完善所造成的尴尬。过去数年中，环保总局不是没有尝试过，亦遇到过挫折和失败。接下来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韧。

马：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有实践，在国内学术界也有探讨，但为什么国内迟迟没有推行？

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当新的政策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就难免被搁置。

因此，我现在谈环境经济政策，不只是要作一个理论探讨，更是想呼吁各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建立节能减排新政策的联合研究机制。在此表个态，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都会大力配合，当好配角。

马：绿色信贷制度已经在今年实行了，目前的进展如何？

潘：今年7月，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保总局与人民银行已将近15 000条环境违法信息输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查询征信系统，对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拒绝发放贷款。中国银监会发文向银行业机构公开了环保总局区域流域限批的名单，要求对污染严重的违法企业停止贷款；一些外资银行如渣打银行等也计划与环保部门开展绿色信贷方面的合作。

马：你如何评价这个首先试水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实行的情况看，算是成功吗？

潘：说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当前的环境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之后再去实施那些完善的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

马：目前环境强制保险制度即将开始试点，能透露试点的省份或行业，和试点的政策吗？

潘：目前，我们正与保监会制定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同时，也在制定开展试点的方案和配套技术规范。其中，试点方案将进一步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环境污染责任界定、赔偿标准、程序等。具体试点省份和行业还没有完全确定。

马：此前，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表示，目前不宜把大型化工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范围内。理由是公司财力雄厚，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潘：以上两家企业尚未向环保总局正式表达这个意愿，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国际上看，一些跨国的石油石化企业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赔付的资金往往是巨额的，因此也需要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分散企业污染赔偿的经济风险。

我们希望国有大型企业能认真研究并参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对于是否将大企业纳入强制保险，我们将在具体的试点工作中进行研究和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马：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环境税的，环境税在中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都很缓慢，你认为主要原因在哪？近两年内能有突破吗？

潘：环境税的设计和实施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税制设计、环境税与其他税种的关系、税率的测算、征收成本，以及实施环境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等等，因此，环境税还很难一下子全面推开。

令人高兴的是，环境税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已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环境税，财税部门也在积极考虑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压力下，环境税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预见的。

马：生态补偿也是这两年比较受关注的词汇，但进展也并不明显，它存在着什么瓶颈？环保部门将如何推进？

潘：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但从总体上看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标准还存在争议。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明显的部门色彩，没有统一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规划，很多良好的政策设计，都莫名其妙地陷入分割体制中的部门利益“进一步协调”之中。

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首先应该集中在构建基于水源地保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策，为建立普遍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同时，不断扩大生态补偿的辐射面，通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一旦研究实施成功，将为建立环境公平补偿体系奠定基础。

潘副局长如何通过对问题的管理表现出他的领导才能？在专访中他对于环境问题的回答，基于始终一致的思想；讨论一个既定问题时，他没有回避也没有转移问题的其他矛盾方面，而是结合这些方面，始终围绕他的思想，传递同一信息。

潘副局长在决策过程如何体现批判性思维，来履行他的职责？

2.2.5 领导艺术的新潮流

谋求在国外发展或继续增长的中国企业可能需要多达七万五千个有国外工作经验的领导。据估计在中国这样的领导只有五千个。中国的大学可能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能够达到世界水平的公司的毕业生；然而每年从一千五百多所大学毕业的数百万学生中，只有寥寥几百人精通英语，具有批判性的决策能力——而这两项能力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必备条件。

企业的培训项目如何强化语言和批判性决策能力的培养，来提升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管理标准和实践方面的竞争力呢？

2.2.6 培养中国企业领导艺术的方法

(1)领导艺术培养的四个构成部分

以身作则

责任第一

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服从

以身作则。平时，领导就是员工的榜样。员工接受和服从命令去完成一项使命或实现既定过程及工作程序时，往往会效仿领导的作风。因此，一个机构的成功，取决于领导和员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养共同价值观，并形成相宜的企业文化。这些价值观念包括领导艺术中的下列观念。

责任第一。个人重要性和团队目标相对而言，团队目标意识支撑着团队责任理念：即团队具有实现使命和促进使命感的责任。如果团队完成了使命，共同目标得以实现，可进一步促进个人和团队共同完成复杂任务的集体使命意识。

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这正是我所说的机遇有可能转化为价值的地方。这种联系取决于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打个简单的比方：市场中的交易过程往往决定货币的汇率。具体点说，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必须共同认识到并且承认某一价值，才可以确定价格进行交易。同样，在企业机构内部，要建立和维持责任感，必须经历认识并且承认共同价值观的过程。

服从。过去人们认为实现这一结果（或达到领导艺术这一目标）的原因，要么是害怕，要么是尊敬。这个话题微妙而复杂，需要数卷书籍专论。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可能中心问题是在具体情况中找到这两个极端的平衡点。

个案分析——军队

在军队服役的过程中，以身作则是所有将官的处事准则。部队各级指挥官利用平衡的过程，在影响部队的特定内外环境下来建立指挥系统。领导人如果灌输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意志，部队就会思想一致、忠诚团结，这样的领导使所有官兵将职责放在首位。我认为，根据这条标准，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他/她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会体现在每天的行动中，而不只是言语上，这就是所有成功领导需要遵循的。（2）领导艺术培养之道

凭经验领导

荣誉感法则

授权

团队精神

集思广益

凭经验领导。商务实践中，可以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础——往往要经历多次失败积累了足够经验以后才能取得成功。由于领导行为既是决策也意味着责任，因此有必要学习如何承担失败的责任和如何管理失败的责任。这一方面，除了经历别无他法。那么企业领导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管理和运作中的领导素质（特别是责任感）。

荣誉感法则。这个法则很简单：有诚实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信任。没有信任就可能有恐惧；有恐惧的地方，就可能有痛苦和愤怒。恐惧、痛苦和愤怒，不会促成公平、有序的管理和商务体系。而公平和秩序又恰恰是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两个必需条件。

授权。建立人与人之间（或程序间）的秩序是人类努力的系统现象。如何领导？怎样使他人服从领导？从中国公司领导的角度来看，也许在公司所有者、管理层和骨干中灌输一种“既得利益”的思想，是发展和维持商业盈利模式的核心。达到以身作则是这一挑战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做的是在组织内部培养团队精神，这样就可以均摊风险，共享回报。

团队精神。是否和如何履行职责，让我们想起了一个首要问题——服从。

与员工晋升、加薪、撤职、开除等利害攸关的日常工作，是如何被完成，又是怎样失败的？从公司领导的角度来看，当考虑到对内和对外投资时，将这些关乎团队精神的利害分割或者整合，可能会促进投资的运作，也可能形成重大的阻碍。

集思广益。在介绍这一点时，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在学习时一般不愿交流思想、交换看法，而更愿意死记硬背。为了提高企业领导能力、搞好对外投资和经营，国家规划者和中国公司最好是通过改革来促进教育和商业领域就公司治理和相关法规进行交流合作。对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的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科技和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后工业、信息时代的社会中，成为国内和国外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个案分析

答案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将此也作为培养中国企业（尤其是打算对外投资的企业）领导艺术的建议之一呢？我在中国教育体制的不同层次进行过教学。与在美国一样，中国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尤其是那些目前正处于中学和大学阶段的学生身上。举个例子来说吧：班长们是如何分派任务完成职责的？就此章目的而论，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需要理解决策者和企业领导的问题：为什么在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过程中，更年轻的一代（中学生）同大学生比较起来，往往表现出更大胆的表现、交流、合作和竞争？从个人角度而言，作为学生和教师，我建议，审视共同的价值观和意志。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意志为企业和民间孕育了服从，认可和加强了授权，而且明确了职责。

考虑对外投资和运作时，中国公司如何根据以上建议，设计自己的领导培养方面的管理模式，以适应国外市场开发管理和发展的需要？

2.2.7 中国管理受到机械式教育的挑战

中国的教育重视机械式学习（死记硬背），认为年轻时背诵的道理，在长大成熟后自然会明白。

三十年前一个中国学生的父母要他背诵孔子的《论语》，三十年后这个中国人突然明白了其中一个短语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他说。这样做，很显然他经历了领悟的过程。死记硬背的价值显而易见。沉睡记忆中的思想就像等待春天的种子。“生活经历”，按美国人的话来说，激活了这一记忆，给它带来了生命。

这一切同广义的商务和具体的投资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企业目前最困难然而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让其员工学会进行独立思考。偶有一些基层管理人员，他们管理具体事务，具有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可是即便是这些人，也常被西方人认为缺乏至关重要的自信。美国经理希望，这个向他报告情况的下级有能力独自解决问题，而尽量不需要指导。

中国经理则是完全相反的代表，这肯定是教育和实际需要双重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细节和过程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了完全控制。雇员们不应该独立思考，因为经理会替他们思考。但是，如果雇员们从不需要独立思考，怎么能从员工中培养出经理呢？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中经理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仍然存在一言堂式的领导作风，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缺陷。

既然中国和外国的教育体系之间存在差异，企业领导人如何应对和评估对外（对华）投资管理层以及未来的合伙企业或收购企业的员工呢？

2.2.8 教育质量低下限制了中国经济增长

近年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数量创下历史纪录。超过6 650万人拥有本科（或以上）学位，接近17%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每年有280万毕业生，几乎是1985年毕业生人数的9倍。

在中国，学位和证书可以轻松获得。有些大学和学院随随便便地扩大招生，使得教育质量下降，证书贬值。如果再缺乏健全的资格鉴定体制，使得技能欠缺的中国专业人士比外国同行更轻松地获得头衔或证书。

为了创造开发、实现和管理对外投资项目的实力，在挑选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和中外合璧的管理团队时，有哪些策略方针可帮助企业领导人利用中外人力资源？

外国专家们如何帮助企业领导协调（中外）人才和公司资源，以利设计和管理外国市场运作？

2.2.9 考虑外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正在评估并打算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企业需要考虑，在对外投资的下列方面，与国内投资强项对比，会不会具有潜在弱点：

*以前的商标注册;

*国际归档的高额费用;

*需要翻译名称或重新注册商标;

*公司内部对于商标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从原始设备生产商彻底转变成为知名品牌，需要革新。

如何利用尽职调查过程达到以下目的：（1）纠正以前存在的业绩欠缺和违规问题；（2）针对以前和现有的企业计划，设计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策略，以减少风险并且整合（两个企业在外国市场上的）协同优势。

3 找个支点，用根棍子你就是地球的主人

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同金融顾问打交道，让其满足所有的资金需求，因此国际投资金融业务是竞争性的。各公司要满足这一需求，必须从事所有的主要资本市场活动。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国际资本市场融为一体，这使得大型证券公司可以面向全球，更好地服务于客户。银行和金融专业人士一方面寻求投资业务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努力将投资意向转变成投资项目。

新兴市场、自营交易、回购交易、投资项目、资金管理以及外国公司在华尔街如何上市等问题，分在四个部分中讨论：（1）商务基础，探讨风险资本投资；（2）全球视角，提供外国公司在华尔街上市、国际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等的详细信息；（3）交易和风险管理，收集和分析有关自营交易、回购协议、金融工程和资金管理的广泛信息；（4）特殊话题，讨论清仓和结算、证券监管、道德问题和主要趋势。

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是个历史问题，仍然引起争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防止银行同时提供商业服务和投资金融服务。2000年，当国会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金融一体化的最后障碍就倒塌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商业银行和综合性银行中就有花旗集团和大摩公司，还有包括瑞士信贷和瑞银集团（UBS）在内的欧洲银行。

投资银行服务比商业银行服务更有利可图。正因如此，受利益驱使，综合性银行和商业银行都试图抓住更多的投资银行市场份额。赢得新业务的策略，不仅包括开展投资银行以往没有的业务，而且还给予客户各种信贷优惠方案。

投资银行业中，投资银行家为企业客户担任战略性的金融顾问。向客户提供的服务分为三个部分：（1）产业结构、大投资公司、服务和策略；（2）获得资本的过程，特别注重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3）合并和收购，注重向金融收购者和策略性收购者提供建议以及为此类交易融资。

美国市场中，公司和个人常常进行并购和资本重组活动。这类活动的动机及其经济方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重点在于可比的上市代理公司、可比的“改变控制权”的交易（计划）、以打折现金流的方式评估一个公司。这种分析适用于评估三个方面：（1）意在资助并购和调整资本结构的各种债务和流动资金；（2）上一级借贷者和股本投资者如何配置他们的贷款或投资；（3）投资者如何通过资金回笼策略实现盈利。

不同形式的并购活动都有法律和税收后果，包括为了确定一个企业的价值而考虑高一级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投资银行公司，以及风险资本或成长资本投资者在并购中所起的作用。

由于监督管理、市场整合和政治行动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中运作。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有利于对全球金融体制进行对比分析。金融服务领域最近的变革是互相联系的，包括贷款发放、审批、保险和资产管理。

东亚和阿根廷的危机值得讨论，话题包括外汇市场、国际金融机构、外汇合同、汇率风险和企业风险管理，以及长期融资的国际问题。美国的联邦法案（或Glass-Steagall Act）将银行和投资公司分开，目的在于解决结构特征和市场异常现象。2000年这一法案被撤销，现在的美国银行投资危机又彰显出这些问题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至关重要性。

国际投资金融体系的转型（或巩固）怎样激励中国公司调整对外投资策略，保持和增强竞争力呢？

打算对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怎样利用中国银行体制中最近的改进措施，开发产业领域的市场、营销、分销权利或渠道？

3.1 中国监管机制与外商投资企业

中国限制对于经纪业的外商投资，使得日益增加的条条框框更多，以推迟外国公司进入中国金融服务领域。尽管这些规则使得外国投资者难以进行与FDI相关的交易，周边国家却显然会因此受益。

3.1.1 商务模式方法：摩根·斯坦利公司进入中国

摩根·斯坦利公司收购了南通银行，一家位于中国广东省的小银行。尽管这个中国银行仅有一个支行，员工人数不足40，这次交易却为摩根公司提供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中国境内金融从业许可证。

3.1.2 技术投资手段： 花旗集团扩展在中国的IT服务网络

花旗集团在大连已经开设一个新的软件和技术中心。该中心将成立花旗软件技术服务有限股份公司，成为花旗银行的一个子公司。

国家决策者如何考虑商务和技术模式并用，提供对外投资商务平台，为中国公司（如QDII公司）的业务发展和增长提供更好的金融基础？

为了形成对外投资策略，中国公司在评估和制订资金注入和资金回笼方案时，如何挑选商务和技术模式？

3.2 汇丰银行的业务板块

汇丰银行的企业计划、投资银行计划已经发展形成三个板块的业务：

全球银行业务；

全球市场；

全球投资理财业务。

中国公司如何主动进行不同领域和板块的业务转型，增强对外投资和计划的竞争力？

为了对同一行业内的业务进行比较，类似汇丰这样的机构，进行业务转型的驱动力是什么？国家规划者和企业领导如何评估这一动力？

3.3 市场分解还是全球经济的重新平衡？

不同的收益来源。互联网和更廉价的旅游——伴随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迫使大多数的新兴市场的政府更加善待其民众，因为民众才是收入创造者。

跨国公司。进入新兴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欣欣向荣。原因其一就是头两个“差异”。通用电气公司报告说其海外收入今年会超过其在美国的业务。

不同的债务人和债权人。新兴市场整体上将要第一次成为纯粹的债权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国际货币储备超过了它们拥有的外债。当然， 这与头两个差异有关：即便是非民主政体也得改进治理水平，而且它们很多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它们正在创造更多财富，这样资产增加，债务减少。

大量资本流动。在新兴市场，发达世界的社会老龄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放慢以及组合回报率更低，所以更多的养老基金被投资在新兴市场。

此外，随着政治和金融体制的改善，一些较大的新兴市场环境更好，它们对于传统上不愿轻易冒险的投资群体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像中国这样的政府，由于资金供应过多，正在开设它们自己的资本账户。这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向国外投资，要么通过澳门的赌场，要么通过香港的市场。这样，更多的外国资金涌入，加剧了资金过剩，推动市场的发展。

回报问题。新兴市场是否比发达市场风险小些呢？不！您肯定不会认为中国、俄罗斯或巴西的政治稳定性与美国或欧洲在同一水平吧？但是，正如我们第一点所指出的，新兴市场提供了更好的回报。

泡沫和叫嚣。“救援者”伯南克正在仿效他的前任。“资本家们”和“自由市场投机者”造成了金融危机，而“资本主义”的中央银行却向他们提供救援。正如风险失去了价值（请注意G-3,即第三代自由贸易协议,和新兴市场债务之间的产出压缩），冒险行动也失去了价值：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乐于救援贪婪，其结果导致泡沫和崩溃。

G-3至高无上（G-3又称第三代自由贸易协议，指的是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三国签定的自由贸易协定。后来委内瑞拉于2006年退出）。当美国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使欧洲和日本情况恶化时，中国这样的出口国和它们的银行就遭殃了（比如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因而扩大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惧。美国财政部因此制订了银行援救计划，这一切表明G-3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都很重要。

鉴于美国财政部和七国金融部长会议（G-7）关心的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国际性后果），中国决策者如何权衡国际金融状况，采取相应的对外策略呢？

有些分析人士提倡投资者避开银行，因为银行的投资“虚假”，没人知道它们的负债规模；那么，中国公司策划和处理对外投资项目时，如何防范与金融体制和投资财产有关的风险，避免损失呢？

3.4 主权财富基金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SWF），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科威特投资机构（KIA）早在1953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时，就利用石油收入成立了。 KIA现在价值接近2 500亿美元。设立此机构的公司法规禁止透露其活动情况。

另一个早期的SWF是基里巴斯收益平衡储备基金。它出现在1956年。当时，位于密克罗尼西亚吉尔伯特群岛的英国当局，对出口的磷酸盐(鸟粪)征收一种税。这使得磷酸盐构成了出口创汇的大约80%以及政府收入的50%。1979年磷酸盐出口结束时这个收入就没有了，从而使得人均收入减半。然而，基里巴斯现在拥有一个价值5亿多美元的信托财富基金，现在作为政府资产用于各种组合投资，其收益被用于国家的长期福利。

1974年，新加坡紧随其后，成立了两项主权财富基金（包括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现在伦敦金融国际服务机构认为其价值约为1600亿美元）。其中的一项将其外汇储备进行了投资。1976年，加拿大的阿尔伯特省创立了遗产基金。同年，阿拉斯加设立了永恒基金。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立了基金，要么将商品收入进行投资为后代谋利益，要么利用过剩的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变化来谋取利润。

据估计，这些基金现在持有25 000亿美元，到2015年可能值12万亿美元。伦敦金融国际服务机构的出版研究最近说，2007年经过管理后资产增加了18%，现在的总额是33 000亿美元。现在它们的价值超过了世界遗产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总和，但是，同养老基金、互惠基金和保险基金（这三者合起来价值达到75万亿美元）比较起来，它们就相形见绌了。值得记住的是：主权财富基金仍然只是投资领域的一个小部分。

两个新现象。一个是，西方政府称，他们在战略资产方面胃口越来越大。第二个是一些国家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引起西方政府的猜疑。许多时候，这两个因素同时出现，但是引发的政策问题却有重要的差别。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Summers）在《金融时报》上发出警告，指出了政府控制的实体拥有工商企业所附带的风险。“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取决于股东使得公司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股份的价值。人们并不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否是政府作为股东的惟一动机。他们可能想看到本国公司有效地竞争，或者获取技术，或者获得影响。”萨默斯总结说，如果主权基金通过中间资产管理经理进行投资，由这些经理负责拿出最好的对付风险的回报方案（就像他们对捐款和养老金的管理负责一样），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加滕（Garten）接着呼吁更高的透明度，使得各基金必须每年两次公开经国际审计的组合投资报告，并且公布投资组合和企业管理的细节。他还建议，外国政府持有西方公司的股份应该限制在20%以内，此外，西方投资者在对应国也应享有互利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授予起草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准则的任务，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将这些基金描述为“黑匣子”——使得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着未知的风险。可是，即使在那时，情况也在变。

国际货币基金在2007年秋季会议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该基金早就建议商品出口者未雨绸缪。主权财富基金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十分明显：2007年年末几个月信用危机在世界资本市场蔓延。几个世界级大银行发现他们收购了数百亿的坏账之后，发现需要重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时，主权财富基金就出手投资了。

第一次大营救发生在2007年11月。当时，美国的花旗银行从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筹资75亿美元。12月，瑞士的瑞银集团（UBS）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筹集了110亿瑞士法郎，并从一个沙特阿拉伯投资者那里筹资20亿瑞士法郎。紧接着，摩根大通公司从中国投资公司筹资50亿美元。就在2007年圣诞节前，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同意投资44亿美元购买美林公司的股票，以期2008年3月底可再购买6亿美元的股票。另外，上面还提过，花旗集团和美林获得了科威特投资机构的50亿美元投资。

透明度是一个问题。没人指望对冲基金或者像巴非特这样的投资者在他们行动前就告诉我们他们计划的一切。但是，如果他们对于自己的策略更加公开，例如像新加坡的基金那样，那么人们就会减少对于SWF意图的众多恐惧。

除了避免保护性反冲对SWF的伤害，还曾经有过类似对抗性反冲的行为，需要防范。例如，中国投资30亿美元购买布来克（黑石公司）的首发股票，几周内其市值就下跌三分之一。其实，那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好的投资（只要该基金有明确的长期目标）。

实质问题是SWF如何管理它们的投资。这些投资是专业化的商业行为呢，还是像国有产业一样：官僚作出了糟糕的投资决定，导致资本分配不当？SWF是否太消极被动？他们是坐拥资产而不关心投资管理是否良好呢，还是明智、积极地干预投资呢？

许多SWF已经使用独立的经理人，让经理人管理至少部分的资产；另外一些也逐渐意识到有必要这样做。例如，在中国指定用于海外投资的700亿美金中，至少一半将通过国际基金管理者进行管理。

随着东方经济力量的加强，SWF将在全球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希望有一个安宁的投资环境，这样有利于产生良好的投资决策并获得各方的理解。

正在评估对外投资和事业的中国公司，如何利用SWF投资模式和关系来提升其市场潜力和商务机遇？

国家决策者如何更多地将主权财富基金政策与QDII活动结合，以利对外金融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3.5银行业的新组织模式：美国

三个发展动态对于当代美国的银行和金融体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1）世界货币、金融体制和网络的全球化。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和其后的技术进步；以及双边和多边的政府协议，使得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结构成熟；这一全球现象又加速了近年来地区经济体系的联系。（2）美国政府撤销了在后萧条阶段所设立的银行与证券分业经营的立法。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以后，美国就根据1933年的联邦法律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规定要求分立经营——即银行业和证券投资的拥有权分开、经营权分开。1999年，美国政府撤销了这项法案，使得银行、保险和证券融为一体、合业经营。取消了管理方面的限制，有利于美国金融机构的协调和巩固，目的是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大的竞争力。（3）经过了10多年的地方和区域性的银行并购后，一国和多国的银行控股公司现已成熟。今天的美国，多国银行控股公司和证券投资集团已经形成了国内、国际机构和网络，以使竞争和运营更加快捷有效。这些企业主要凭借收购竞争性的和具有战略地理意义的银行和投资业务，实现其业务增长。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法律法规现在强调经营的透明度。美国政府官员为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利用法律和会计标准，以及行业准则作为主要监管手段，确保储蓄和投资安全。

银行和金融活动包括全方位地考虑和满足客户的需要。影响银行和证券业务的市场因素，可以分为个人金融服务和企业金融服务。

因此，各银行的主要服务，可以分为好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皆以客户为基础，并与银行、保险和证券有关。

创新服务和新型服务主要是机会的创造、评估、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特点、管理方面的专长，以及风险和回报方式。例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市场调研和营销活动，鼓励个人和企业客户进行网上银行业务。

美国整合后的银行和投资领域，其营业和管理的两大主要方面，集中在风险管理和产品、服务营销。通过公认会计原则（GAAP）衡量的营业项目的透明度，和经过认证的独立审计的效力，是产业行为和政府政策之间的主要连接点。

在避免与政府运作和企业控制问题发生冲突时，（打算对外投资的）中国公司如何采用更大的透明度和独立审计程序，根据不同的外国市场投资和运作项目计划，做到守法合规、避免障碍？

3.6 与对外投资活动有关的IT报道

市场的划分和技术的冲击，对于设计有效的销售方法是决定性因素。直接销售和大规模销售的设计，都是针对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广告活动的，这些广告活动基于对客户、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综合考虑。

与IT服务有关的美国技术，为金融服务的潮流国际化提供了并行的研究课题。随着IT服务全球化和在海外的发展，国际商务和金融服务可能紧随其后。

研究范围

此研究报告软件和相关IT服务的全球化，以及离岸服务的现状。外包指的是让另一个公司提供服务；离岸服务指的是在另一个国家提供服务， 不管该服务是否由同一公司的一部分所提供。

发现和建议

在审阅现有报告、数据、理论和视角时，有几个关键的发现和建议。

软件产业的全球化和离岸服务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二者会继续增长。这一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IT本身、工作和业务过程的演变、教育和国家政策。

世界已经改变。IT领域现在主要是一个全球性领域，它已经成为商务和一个产业。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而且变化主要在过去五年内发生。离岸服务就是软件系统服务产业全球化的一个表现。

软件系统服务产业的这种全球化(其离岸经营已成现实)的进展很快，体现在四大领域的变化和进步。

1． 技术：包括低成本、高带宽的电讯和软件平台的普及，也包括商务软件程序的标准化。

2．工作过程：包括工作过程的数字化和工作过程的重组，以便使得日常工作和商品组成部分可以外包。

3． 商务模式：包括早期采取离岸服务的冠军，例如有些风险投资公司坚持它们资助的公司使用离岸经营策略来降低成本；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帮助提供给离岸经营的中介公司。

4．其他驱动力：包括世界范围内技术教育要求提高、跨国学生和工人运动增加、国内贸易屏障降低，以及冷战结束和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世界市场。

实例和经济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离岸服务总体上能够有利双方，但是竞争正在加剧。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各个国家有选择地专门经营它们的优势项目，而且它们长期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所有的相关国家都会赚取更大利润。

举个例子。美国和印度的软件产业有着深远密切的联系。印度通过获得新收入和创造高价值的工作获利；而美国将某些工作转移到国外，并且将更多的利润投资于更多的商务机会，这些机会又会创造新工作；通过这样做节约成本，从而使得美国本土的公司获得更好的金融业绩和财务表现。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报道，尽管过去五年离岸服务有大的增长，美国国内今天比互联网发展的顶峰期有更多的IT工作。此外，IT工作预计是下一个十年增长最快的职业之一。

有些经济学家最近说，某些情况下，离岸服务可能让一国受益，而让另一国损失。尽管关于这个理论或政策方面的辩论仍在继续，经济界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参与国都是有益的，哪怕是有人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技术领袖国丧失它们目前的统治地位。

不管怎么样，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一个国家可以从离岸服务和经营中受益，个人和当地社区有可能受害。这个潜在负面影响的解决方案，是让企业或政府提供方案，帮助这些个人和他们相关的社区再次获得竞争力。这种“安全网”项目的成本有可能较高，因而在政治方面难以实施。

在高技术领域，受全球竞争影响的一个例子就是计算机研究。历史上，这一研究的大部分仅在几个国家进行，因为这些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PPP GDP）高，并且其中较大部分用于研究和开发。

许多公司在多个国家设立了研究中心。大部分公司将研究项目保留在国内。加上中印两国对其国内计算机研究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导致全球范围研究投资的增加和全世界研究活动的更广泛分布。

离岸服务放大了现存的风险，对于国家安全、企业资产、经营过程和个人隐私都造成新的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往往是了解得不够或者解决得不好的。尽管这些风险不太可能阻碍离岸服务的增长，企业和政府都应该运用一些策略来减少风险。

当企业采取离岸经营时，它们不仅增加了它们自己的业务风险（例如，知识产权、较长的供应链的脱节，或者由于法律领域的冲突而产生的复杂情况）；它们也对于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风险。各企业都具有明确的动机来管理这些新风险， 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但是政府和个人常常很少意识到这些风险。

例如，许多国家在IT支持的军事体系和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体系内部，已经采用了商业性的离岸系统（COTS）软件和互联网协议技术。许多COTS系统开发出来，部分离岸或整体离岸，这就使得购买者理解全部的源代码和应用程序变得极为困难。这样，有可能某个敌对政府或非政府敌对机构（恐怖组织或犯罪组织）会危害这些系统。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应对离岸服务/经营，教育是主要手段之一；教育可使它们的劳动大军在全球范围内竞争IT工作。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教育一直是离岸经营/服务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印度对于其软件出口产业的教育需求作出了迅速的回应，特别是通过它的私立大学和培训机构。而中国正在通过中央规划解决其软件产业的教育需求问题。

然而，印度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都存在问题。在印度，除了顶尖层次的大学以外，高等教育的质量低下，大学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向少数人提供优质的教育还是向所有人提供普及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国体制深受死记硬背之累，它的奖励体制尚未完全转变至奖励教师和学生的研究上来；它正处在向奖励绩效和创业精神的竞争性资助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目前困难重重。

发达国家能够利用教育应对离岸服务和经营，从而保护国家利益。然而，通过教育应对离岸服务和经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些复杂，原因有好几个：教育体制复杂，一个人要从事IT事业，需要多个学位和多个专业知识；离岸软件服务和经营工作的本质正在快速变化；难以预见一个国家对于软件工作者的供应和需求；许多国家的政府只能间接地影响供应和需求；此外，通过实际的课程改革来实现教育对于离岸服务的反应也是困难的。

例如，美国的教育体制仍然试图理解如何改变其课程设置，来解决程序领域知识（全球工作场所）的问题，并同时维持其创新优势。此外，由于美国小学教育体制中数学和物理等方面的科学方面技能和兴趣下降，美国面临着长期的挑战。欧盟正在挣扎努力，希望实施“博洛尼亚进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教育框架。

软件产业的全球化，和其内部的离岸经营和服务，都将继续，而且事实上会增长。这种增长会受到政府行动和经济因素以及信息技术本身的推动，结果可能会导致低端软件技能和高端研究活动两个领域都出现更激烈的全球竞争。现有数据和经济理论表明：尽管有离岸服务和经营现象，在过去IT工作机会多的国家，其IT职业机会仍会很好，哪怕现在离岸目的地国家的IT就业机会增长。但是，未来个人处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竞争环境中。对于个人、公司或政府而言，未来的光明程度关键取决于它们有何能力打下基础，培养和进行革新、发明。

中国公司如何在国内为驻外业务和管理部门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人力资源政策和计划，发展和维持对外投资的利益？

决策者是否可提出一个对外商务开发体系，利用税务和劳动力方面的计划，提供行业和公司层面的跨境互利互惠？

3.7 透明度和公认会计原则（GAAP）与香港（特区）的成功

最近几十年香港经济成功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政策的结果——香港政策鼓励自由贸易、没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开放的竞争，以及由透明的、有章可循的框架所支撑的市场灵活性。

关键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互相联系的汇率体制、审慎的预算政策、成熟的金融监管，以及对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干预姿态，督促经济做出更快的反应，适应全球经济趋势和周期性波动的双重转变。健全的机构和良好的管理也是香港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

香港当局强调四个方面的透明度（此报告进行了评估）：数据传播、预算政策、货币和金融政策以及银行监管。例如，GAAP通常禁止使用现金收付制的会计准则编制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

现金收付制受到批评，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此外，现金收付制使得管理部门有能力控制收付现金的时机，从而对于营业结果有更大的操纵。尽管反对现金收付制会计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信用和金融分析家们却发现，现金流的信息是无价的资源，它对于确定一个实体有无能力返还大笔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以及它能否向股东提供分红，极其重要。

准备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如何计划其内部的运作和业务发展策略，为在外国司法管辖区的会计和合规守法问题做准备？

决策者如何通过制定和采纳香港经济政策的不同版本，既保护就业，同时又鼓励对外（对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和生产？

4 西方思维解读QDII

4.1 QDII在中国的起步

QDII指的是经过资格认证的国内机构投资者。由中央政府设立；它须经政府批准，才能以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在海外证券市场进行股票、期货和其他证券的投资。在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实施这一体制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QDII公司才有一定的权力让国内投资者在海外证券市场投资。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五号令[2006]”， 提出了三点新政策，这个政策的提出对于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重要意义：允许有资格的银行从国内机构和个人筹集人民币基金，购买一定限额的外汇，再将购买的外汇投资于国外的有固定收益的产品；允许有资格的证券管理机构，比如资金管理公司，收集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外汇——这些是投资于包括国外证券的组合证券外汇；允许有资格的保险机构购买外汇，并将这些外汇投资于有固定收益的产品，以及其他外国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或手段，但是允许购买的外汇量受到控制，仅限于此类保险机构的总资产的一定比例。

尽管该指令从头到尾从未明确地提及QDII，而且这三点政策只是放在指令六点内容之中提出来，但是市场仍然清楚地辨认出，市场上讨论了多年的QDII（经过认证的国内机构投资者）方案终于亮相。然而，市场和投资者仍然对QDII抱有怀疑，它虽然最终诞生了，但是却没有正式而大方地出场。

三个主要的资金来源

根据统计，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5%～10%（截至2006年5月大约为26亿美元），会通过QDII进行投资。这两个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已经通过QDII分别投资了17.5亿美元和超过30亿美元在海外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当时，居民的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闲置的大量资金原本对银行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一个大问题；然而，随着QDII的启动，银行可以利用大量的储蓄款在海外进行适度的投资，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资金，同时提高投资的回报。此外，中央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2006年第一季度已经增加到8715亿美元，这为QDII提供了巨大的资本潜力。

高盛集团（Goldman & Sachs）发布的一个报告表明，中国国内基金通过QDII进行的海外投资主要包括价值投资和稀缺性投资。价值投资指的是投资于海外产业，比如电子设备制造产业、航空产业、纺织制造产业和制药产业；这类产业的投资被优先考虑。在这些地方（主要是香港）的投资，同在内地投资比较起来，具有更大的潜力而投资成本更低。相反，稀缺性投资指的是投资于海外（主要是香港）已经发展成熟而在中国内地发展还不够充分的那些产业，比如保险、银行、石油和通信等。

从未来QDII的投资方向来看，可以预期，香港证券交易所、保险产业、银行产业、石油产业和通信产业将会是主要受益者。当QDII启动时，大量的资金会从大陆流向香港市场，推动香港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同时，由于香港和大陆之间的资金不断交易，香港已经成熟的这些产业——如保险、银行、石油和通信——的发展将仍然具有潜力和更好的前景。此外，这类投资可获得固定的收益，其风险因而小多了。所以，这些享有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的企业将会成为大陆资金的首选。

在宏观层面，QDII会加速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进程，同时推动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尽快与世界接轨。另外，过去大陆资本在海外的投资存在一种盲目性，其投资效益不高。然而，大陆资金的投资效益是可以通过减少风险而提高的，也就是说，通过投资于有更高信用等级和更好业绩的企业，或者通过QDII购买具有固定利率的期货，减少风险，从而提高效益。

中国公司在利用QDII之类的方案、策划对外投资活动时，如何为内部和外部发展的策略规避风险？

4.2 中国前所未有的企业数量

中国大型企业数量，到2006年9月的记录为2 845家。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加了18.5%。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和毛利润也增长了25.3%。

这些数据是在中国企业500强的第一届和第六届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 它们表明，中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发展成形，实力日益壮大。

据报道，2005年这些企业的资产超过23.076万亿元人民币，与上年同比，上涨4.1%。其中有19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1 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4家。中石化的营业收入达到8 572亿元，占据首位。

这些数字也显示，2005年，中国的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制造业、批发和零售、建筑、房地产、交通和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采矿、电力生产和供应、煤气和水、农业、林业、畜牧、酒店和饮食服务。其中， 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煤气和水以及采矿业，是最大的产业。

怎样理解: 多国市场发展的新情况, 提供了金融基础，使得中国公司能够在与国家规划和企业指令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选择和进入外国市场?

4.3 中国股票甩卖的混乱状况

中国政府售出非流通股的计划，适用于所有的公司。尽管所有上市的非流通股都将转变成为流通股，但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会出售这些股份。 国家将会保留很大部分股份。

以下内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某大使馆网站的通告：“非流通股解禁以后，它们是否会流通，不仅取决于股东的战略决策，而且也取决于相关的政策限制。”

该通告澄清了以下的限制：

首先，它取决于国有产业的整个战略布局。当非流通股的改革完成后，国有股份只有在国有资产当局批准后才能套现。

其次，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图。即便没有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控股股东最终仍将持有大量的股份以控制该公司。

第三，还有H股（即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资股）的更复杂情况。

什么情况下，股权和流动资金问题会削弱一个中国公司吸引对外融资（促进进入外国市场并在其中运营）的能力？

4.4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所有制

中国股市因为政府的大规模参与而与众不同。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国有化，中国政府成为了所有工商产业的名义上和功能上的所有者。反向的功能——私有化——已经证明更难以有效地计划，因为贪污和效率低下被淡化，而创造就业机会和市场价值被强调和放大。

市场上大约有1 200家这样的上市国有企业（SOE），表面上变成了股东而非政府拥有的公司。仔细查看，就会发现政府是最大的股东，而且这些企业不会轻易或乐于放弃它们的利益。

这些公司中约三分之一的股权是以法人（LP）股的形式持有的，通常是国家控制的实体。与法人股的可让与性截然相反，根据2005年元月生效的《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的转让规定》，现在股份转让需要通过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和进行，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也就是说，尽管有很多投资者强烈要求解决法人股问题，中国的法律似乎将要增加中央控制，而不是允许市场做自己的决定。

另外的大约三分之一的股份由国家持有（国有股），有可能不能流通。的确，它们甚至都没有公布。要获得关于持股的更多细节，请看这篇文章(www.eastlaw.net/research/securities/secindex.htm)。换句话说，这个市场只有三分之一股份在各个交易所流通（个人股）。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教授说：“非流通股权比例大，说明中国的流动股票市场相对较小，2003年底价值仅有13 179亿人民币（1 588亿美元），只占GDP的17%，小于其他市场甚至别的新兴市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市场都更加成熟，只有阿根廷和波兰之类的国家落在其后。”

中国的股市刚刚建立时，股民赚了不少钱。但是那样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投资者都抱怨中国股市，这是有充分原因的。

国家规划者如何设计和澄清有关国有资产剥离和市场流动资金的规则，以促进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内外上市的市场秩序和公平标准及实践？

4.5 2008年中国股票为全世界最糟

2007年股市一路飙升之后，2008年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跌的都厉害。中国股票投资者和战略家们从长远看仍保持乐观，但是市场恢复可能取决于全球股市的复苏。

中国的流动资金市场如何影响正在考虑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特别是涉及货币定价和兑换，外汇融资，和对外拓展的机构投资方面？

目前，中央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使得决策者扮演着双重角色：管理者和积极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实质性和程序的信息透明，并利用会计事务方面的限制，完善政府报道体制，提高中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取得对外投资技术产业的更大发展？

4.6中国公司走向世界

对于考虑从事对外投资、交易和商务运作的中国公司，某些外国专家建议，一个中国平台的企业，在考虑国际计划之前，应该具有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的能力。这一评估中主要包含以下因素：（1） 声誉：商务和法律方面的记录、证明、资格（证）（2） 个性：与法律和会计顾问一致（3） 理解并且承诺从事合法业务（4） 交流：直接、完整、开放并且能够运用互联网沟通交流（5） 商务运营的规模：成熟并且足以满足所有的目标（6） 与风险事业和商业伙伴（投资者）之间的协力优势：一定不能有冲突或损害（7） 风险：在时间、财务和发明方面风险低（8） 顾问：必须是可以接受的、经过考验的、熟悉该领域业务和司法管辖区的（9） 其他重要方面：合适的商务伙伴、雇员、合作者或同事（10） 挽回：及时支付费用和补偿（11） 审查：能够顺利通过政府、银行，以及法律等方面的审计

在考虑更高端技术领域对外发展的以上因素的基础上，中国公司如何有效地为自己定位，促进在国外的上市和核心业务的发展？

4.7 反向收购对中国公司具有吸引力

很多中国公司认为，IPO一般要求上市企业具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和盈利记录，而反向收购借壳上市（例如借用一个NASDAQ上市公司的“壳”）可以免去提供这种记录的要求。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很多中国公司存在严重的融资难题，尽职调查往往会暴露这些问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06年颁布规定（http://www.sec.gov/rules/final/33-8587.pdf），强制性要求企业进行反向兼并时提供额外的融资资料。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会制止中国公司的此类表演，但是， CONTINENTAL公司的调查报告表明，其实并没有。

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有关IPO发行的新规定有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中国公司通过与已经上市或者场外交易（OTC）的“壳”公司进行所谓的反向兼并，从而在美国上市。

中国证监会(CSRC)在2006年五一劳动节长假期间以草案形式公布的规定，目的在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证监会(CSRC)希望，所有公司在发行股票之前的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并且累计超过3 000万元人民币（接近370万美元），总收入不低于3 000万元。

与中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尽管美国的首要证券市场——纽约证券市场、NASDAQ和美国证券市场——在公司上市和相关事务方面都有各自的规定和要求，美国的证券法却是基于信息披露，而非业绩。负责执行联邦证券法律的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没有盈利方面的规定。它的职责不是批准一个试图出售IPO或次发股的公司——或证券发行者——的招股章程或者申请上市登记表；而是为一个公司的申请上市登记表扫除障碍。这一点，是重要的区别。

正如美国证券律师所说，在通过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后，申请上市登记表就“宣布有效”，发行者然后就可以在一个电子交易市场（OTC公告板）上自由交易；这时，除了基本的企业管理规定外，只有两项重要要求：（1）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包括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2）通过特别的美国SEC的文件、准备和发布通过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对于所有重要事件和进展进行及时披露。“信息披露是工作词汇”，纽约的一位证券律师说，“美国制度的制定，目的就是为所有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的游戏平台。每个人在作出投资决定之前都应该可以获得同样的信息。”

对于国内外中小型发行者而言，反向兼并方法在历史上一直是公司上市的捷径（反向兼并指的是，一个上市壳公司为了收购一个未上市的运营公司而发行大量的股份，以至于它成为能够生存的实体；反过来讲，非上市公司则纳入已上市的壳公司之中，因此又称“借壳上市”）。相比之下，IPO的过程更费时、代价更大。但是由于反向兼并也一直暗中被小券商和企业乱用，SEC最近对于这些交易又有更严的规定，要求兼并后的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几日内提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

与预计相反，新的SEC规定并没能有效地遏制中国公司通过与壳公司兼并而在美国上市。“所有的档案要求只是淘汰了有嫌疑的小公司，”一位资深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告诉“解密中国”（China Confidential）网站，“想上市却达不到传统的IPO要求的公司，现在仍然希望进行反向兼并。”

据代理过中国和其他外国股票发行者的证券律师们透露，他们的客户通常惊讶地发现，尽管美国一直都有在海外企业管理者看来很严厉的报告要求，而且对于企业管理不善和错误报道有民事和刑事惩罚，其实任何一个有超过几百个股东的公司都有可能轻松地在美国上市。

根据公司的规模、其业务的复杂程度、业务性质以及其财务历史，反向兼并借壳上市可能会产生超过30万美元的法律和会计费用。中国的很多企业领导认为这一费用太大，妨碍上市。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鉴于时至今日的中国“单向贸易”政策倾向，在境外上市对于提升其能力、帮助它们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和发展业务有何帮助？

中国公司如何定位（或者设立符合法律和会计政策、准则的分公司），来优化其在海外的市场拓展和公司上市条件？

中国公司考虑进入境外资本市场时，公司的董事和下属管理部门，如何评估和采用，投资者和公司控股方的风险防范策略，为资金注入和资金回笼减少风险、避免损失，并促进对外投资事业的增长和资本额增加？

4.8 中国：纳斯达克（NASDAQ）新增上市公司的来源

现在NASDAQ新增上市公司中，中国公司最多，而且它们似乎并不惧怕更加严格的法规要求。NASDAQ约3 300家上市公司中，中国内地公司占了29家。

克洛斯威尔（Crosswell）说，该交易所还列出了大约50家香港公司，使得中国在NASDAQ的非美国公司排名中仅次于第一位的以色列和第二位的加拿大，名列第三。

克洛斯威尔说：“显然这一增长来源于中国。在来美国上市的公司数量方面，中国是增长的源头。”克洛斯威尔当时在中国的商业中心鼓励成批的中国新公司走向美国最大的电子证券市场，去申请上市。

由于美国政府所要求的信息披露和企业管理方面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外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面临潜在的不利条件。尽管如此，上市公司数量还在增长。

NADAQ主席兼CEO罗伯特·格雷菲尔德（Robert Greifeld）说，吸引国外公司来上市的努力一直受到《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的妨碍，该法案于2002年因为美国几个企业的丑闻而出台生效。

然而，克洛斯威尔说，中国公司告诉她：投资者的高度信任抵消了监管带来的麻烦。她说，中国公司执行这些要求的困难较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通常历史很短，尚未形成僵化的企业结构。

她还说，虽然来自中国的NASDAQ上市公司以前一般是高技术产业企业，现在却从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涌现，包括服务业、制造业、保健和媒体等行业。

克洛斯威尔说，NASDAQ并不企求同地方市场竞争，因此倾向于鼓励各公司在美国和其本国内同时上市。

中国公司如何将企业目标和子公司（或并购对象）的利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以后在海外上市和国内国外双重上市以及交易期权？

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比较，中国公司在外国资本市场上市的开端如何？特别是有关评估模式所需的信息披露要求，有何区别？

中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和单向资本流动战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奥运会作出了主要贡献。这一过去的优势，对于中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市场上的发展却是一个妨碍。决策者和企业领导人怎样调整思想，认识到这一新的格局？

建议阅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张丽平的文章“中美两国重点产业的互补性研究及政策建议”。

4.9 印度基金与中国基金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有两个共同之处：人口众多，发展速度快。比较两国就会发现投资者们如何优化长期和短期的投资战略。

中国的成功故事

表面上，中国似乎是更佳选择。几乎在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方面，中国都压倒印度。两国都在飞速发展，但是中国是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的，比印度早13年，因此现在人均国民收入（2007年，2 360美元）是印度的两倍。

中国是个投资巨人，外汇储备达到1.95万亿美元。中国生产钢材、修筑高速公路和摩天大厦，比印度更多更快。在吸引外资方面是没有争议的领先者，至少是印度的5倍。其出口和进口占GDP的50%。而且中国不仅仅是以出口为主……

现在由于进口关税平均减半，降到了6%，中国的消费者正在购买他们想买的任何西方产品。

但是如果您更深地挖掘一下数据，中国其实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其中之一，中国对于外国投资的依赖主要是由于国内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不成功。

同时，中国人继续像松鼠一样储蓄，并且要么储存于国有商业银行，要么投资于暴涨的房地产。这都可能导致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并且随时都可能破灭。

中国的增长机器可能也是个假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一直在调动资本、劳力和原材料，来制造增长的表象，然而，对于投资者的实际生产回报却很少。是的，中国的快速增长是明显的，但是代价如何呢？大规模强制性地征用土地、可耕土地减少、环境恶化。由于工业化过程，美国这些都曾经历过，并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对比之下，印度的情况——

宏观经济方面中国胜出，可是微观经济方面印度更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力、生产力和资本的有效利用方面。

例如，印度有许多优势，最明显的是，印度是西方认为的世界上最稳定的民主国度，具有一定数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讲英语的国民。

印度是服务产业的理想去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在印度实行外包，利用其新近受过训练的工人。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加速劳动力老化。印度有4.5亿人年龄在20岁以下，中国仅有4亿。美国大学每年招收8万名印度学生，却只招收6.2万名中国学生。

中国主要依靠外国伙伴，而印度正在涌现国内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潮，尤其在高技术产业。中国并没有鼓励纯粹的本土私有企业。

印度也有其政治问题，但是正如《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雨果·雷斯托尔（Hugo Restall）所说：“印度公开解决分歧，而不是藏匿和压抑。”

最后，印度的股市比中国表现更好，这胜过千言万语，已经有足够说服力。上海证券市场的指数从2001年起，已经跌了50%，而印度的股市却上升了50%。

为什么印度上升如此之快而中国股票却在下滑和挣扎呢？根据《商业周刊》消息，一个普通的印度公司的资本回报率为16.7%，而中国的仅为12.8%。显然，印度公司的资本回报更高。

中国企业领导需要重新设计公司决策方法，以取得更大的资本效益、创造面向更高技术含量的投资和生产能力。此时，印度资金的明显优势为中国企业领导提供了什么样的新型创新性对外投资战略？

5 瓶子和撬瓶器——聘用外籍专家获取最好结局

在建立和维持长期合作关系时，为了避免出现诈性行为，中国公司如果聘用一名好的外国专家，可能获得最好的结局。有效地聘用和利用外籍专家，通常涉及到对内对外的运作和投资。相应地，有了外籍专家，涉及到企业领导之间的沟通和领导政策的延续的计划，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外籍专家可能管理所有其他相关人员，以及所有涉外事务的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和银行投资与金融方面的专业技能。

管理方面出现新人和新方法，往往具有威胁性，也带来一定的混乱。因此，在中国公司（或任何公司）内部，由于对外投资活动的计划和管理相当复杂（法律、会计、融资和监管等方面），为了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决策的制定，领导艺术往往体现线性思维（或者说单一方面思维）。

然而，应该注意，随着公司规模增长，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也要增加外籍专家的指导。跨国公司可以考虑在部门、分公司和子公司不同层面雇用外籍专家，每一处都分别要有外籍专家参与的组织机构表。

5.1 中国吸引外籍专家但是很难成功

中国一直都比较轻松地吸引外籍管理者，但是中国也可能是外籍专家最难以成功的地方。

一项由科恩/凯利国际管理人才招聘公司（Korn/Kerry International）对140位国际招聘者的调查发现，受外籍工作者欢迎的其他地方除了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就是西欧（尤其是英国）和北美。

该调查表明，没能成功地完成任务的原因包括不适应当地文化环境、家庭或个人生活出现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经理工作方向不明确。

该调查还发现，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非海湾中东国家和中东欧，以及在南美国家工作的外籍专家情况最艰难。但是受调查的招聘者中有91%说，有国际工作经验的管理者是极其理想的人选或者比较理想的人选。

聘用问题

就过去经验而言，您可以通过列表打勾选择的方式获得客观的评价，但是中国公司只为10%的员工进行此类评估。理由似乎是：这个过程比较困难。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学位，花400元人民币就可在街上买到。他们是证书原件的精确完美的翻版，但是显然如果您看学位证书原件，就很容易识别假的了。

幸好有一个网站可供您核查学位的真假。2001年以后所有的学位都可查到，而且系统还显示带有证书主人照片、学号等信息的最终证书。

政府决策者如何帮助企业领导协调管理和聘用外籍专家，以支持对外投资和企业运作？

外国专家如何促进国内业务和对外投资项目的整合过程，从而将国外市场的投资和营运要求，转化或采纳成为中国公司的标准和实践呢？

5.2 英特尔(INTEL)领导谈论在中国的教训

尽管英特尔并不按国家来划分它的收入，亚洲（日本除外）占了其总销售量的一半。中国占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个人电脑（PC机）的世界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销售的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地。

一位英特尔领导，每当和员工交谈时，都会强调：“我作为英特尔的领导，承诺尽自己的义务去管理它。但是，作为公司的职员，你们和我有同样多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也是你们的公司。”“这是个挑战。在美国，人们往往更加能从长远和战略性地思考问题。他们思想开放，行动迅速。我想，很多时候他们的挑战在于训练有素地执行（计划）。“在中国呆了10年以后，我观察到，中国有许多勤奋、忠实的雇员。但是他们不大公开地分享他们的见解或想法。“并不是他们没有见解。但是如果他们不分享这些想法，很多时候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人没有策略’。“很多时候你会惊讶，其实他们对于该行业、该市场、该公司面临的问题以及公司本应该作什么，了解得竟然这么透彻！”

政府决策者如何提供激励措施（比如，结构性的税收优惠），鼓励高等教育项目提供商务决策和领导课程，培养中国未来的企业领导人？

在对外投资和外国分公司业务的整合过程中，中国公司如何开发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体系，促进对外投资事业和各方面效率？

5.3 史密斯集团论在中国做生意

约翰·利托尔（John Lytle），一个全球工程公司史密斯集团的技术总监（CTO），在该公司进入亚洲地区后需要扩展他的关系网。

中国既是制造地又是销售中心，代表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商务地区。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并非总是一帆风顺。

在中国办事讲“关系”。要轻松办事，个人关系很重要，但是培育这些关系需要时间。在中国，这些关系是急不来的。“从关系网的角度看，你得同某个曾作过此事的人共事，”利托尔说，“你不能以为，你可以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走进去就可以尽快把事情解决。你需要认识知道如何把事情解决的人。”这些人经常被称为中国老手（中国通）。

如果您想成功，您得有耐心。不仅因为关系，而且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忍受着日增的痛苦。“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去，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让我们去，而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利托尔说，“所以在政府建设基础设施时，我们就得行动慢一点。”

利托尔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IT安全问题，这一问题是中国的主要弱点之一。我们的其他政府客户因安全顾虑正在给我们施加压力，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公司的中国业务和其他业务分隔开来。

利托尔在中国工作成功的秘诀是三思而行，多做尽职调查。“脚踏实地多多观察没有害处。”利托尔说，“您不要以为，仅凭一两次谈话或几篇文章，就可以弄清当时情况。”

为了整合涉外投资交易和营运项目（借此规避风险），中国公司如何利用和扩展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关系网以及有关方面外籍专家，以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应付相应的“……老手（某国通）”问题？

中国公司如何采用董事会政策和管理指令，来获得外国专业技能，并将其转化为对外投资战略的企业政策行为？

外籍专家可以对三个方面进行协调：（1）对内业务；（2）政府所规定的对外投资准则和实践；（3）有关利用外资和所属私有智囊（公司）两个方面的企业指令。政府决策者如何拓展外国专家的协调作用呢？

5.4 欧盟同中国的贸易超过了美国

据报道，2005年，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2 173亿美元，超出中美贸易额大约57亿美元。

根据恩斯特&杨（Ernst & Young）报道，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其中三分之一进入伦敦，现在那里除了一个华人社区，还有超过2 000家中国企业。

在资本化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公司如何定位和进一步分散涉外（产业领域）的投资和市场份额，以平衡地区和双边贸易的分配（或为其规避风险）呢？

一个中国公司何时并且如何进行对外投资分析，形成内部和外部发展战略？

5.5 经济机遇和冲击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新兴经济大国最近在非洲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增长显著，为非洲的发展和就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然，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首先，应该解决该地区内部关系的严重失衡。

一篇题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的报告，建议在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实行一系列贸易和投资改革，深化发展中的南南关系，消除某些不平衡现象，使得非洲经济更好地受益于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基于中国和印度企业在非洲运营的新现象，该研究发现亚洲现在接受非洲出口总量的27%，是1990年的3倍；今天的水平几乎相当于非洲向其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出口总量。

同时，亚洲向非洲的出口每年以18%的速度增长，比向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出口增长都快。

该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比贸易量小，但是，也在迅速增长。

这一新的“丝绸之路”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地球上最穷的3亿人口，以及世界上最棘手的开发难题——提供了国际融合与发展的可能。

中国公司如何在外国市场机遇和中央政府规划指令的基础上，作出对内对外投资活动的利益和风险预测？

政府决策者如何调整（有选择地）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合理调整进出口和流动资本比例，规避风险，使得中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市场扩展方面具有更大的竞争力？

Chapter Ⅳ 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市场的外国公司怎样才能将中国式思维融入公司战略和决策？具体而言，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收益率涉及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因素）；外商如何在企业运作标准和这些因素的范围内，通过建立既对华又对外（或双向）的投资通道从而规避风险？

1 加入WTO与中国式思维

1.1 加入世贸组织WTO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但在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这个惟一制定和执行国际贸易法规的机构里，中国还没有一席之地。外国投资者有时会因为中国相关的制度规定没有与世贸组织接轨而感到困惑和沮丧，中国企业在国际商务中也受到了限制。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贸组织，并开始承诺遵守世贸规则。因而，现在外国投资者应该了解中国对世贸组织做了哪些承诺，以及他们在中国面临哪些新的商业机会。

世贸组织遵循的原则有：非歧视性、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公平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这就要求成员国就商品和服务贸易、产权保护以及争端处理等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商达成协议，从而使贸易能够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更加顺利自由地进行。这样，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过去的50年里对促进国际贸易及投资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的23个创始国之一。然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台湾当局宣布中国退出关贸总协定。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作为总协定缔约方的地位。经过努力，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为了世贸组织的一员。

根据世贸组织规定，新成员需要在过渡期内逐步履行所做的承诺，加快与世贸组织的规则接轨。中国于2006年12月11日结束了五年过渡期。

尽管过渡期之后,中国正采取措施履行其承诺的义务，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商业利益相关方正加强努力鉴别并消除中国体制性的、更为细微的贸易壁垒。它们宣称中国应该遵循甚至超越其在入世议定书中所做的承诺，进一步开放市场，以便为所有在中国寻求市场的本土和跨国公司培育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

这些承诺的逐步履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这样，外商独资银行就可以在中国任何城市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本地货币服务。

然而，国外银行从业者和行业分析师认为，中国银行业的管理层会把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国竞争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截至目前，过高的资本要求以及缓慢的许可审批过程已经限制了外资银行在中国扩大网络的能力。

实际上，只有少数境外银行计划在中国全面建立分支机构，包括一些世界顶尖的银行在内，大多数国际银行期望其网络扩张的成本不要太高。这些银行中有很多正试图通过其他方式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例如通过参股中资银行。

一些外国投资者和政府开始呼吁中国开放入世议定书所未规定的其他领域。降低外国银行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其享有控股权，是外国银行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样，美国政府和证券公司正敦促中国政府超越入世承诺，允许美国券商控股中资证券公司。

虽然中国承认外资公司带来的技术和管理使中国受益，但许多政府官员认为这种市场开放只是对贸易伙伴的单方面让步，而不是双赢。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商务部门的官员同样也面临着国内公司及其主管机关为了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而施加的压力。

例如，在电信领域，即使完全履行入世承诺，外国电信服务提供商依然会面临很高的壁垒。又如,中国银行业承诺在过渡期结束时完全开放，可直到现在还受到了相当大的保护。

政府内部的沟通不畅和信息不透明，有时会导致政策法规改革的滞后，从而延误了入世重要承诺的履行。中国对履行物流服务承诺的拖延就是其中一例（见CBR，2005年11月至12月，第24页）。中国原计划于2004年12月11日之前全面落实分销权，但由于相关规章内容表述含糊，没有清楚的说明，致使很多外资公司很难享受这项权利。

一方面，世贸组织有其动议，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商投资和经营有严格管制（例如，对与高技术市场应用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管控），外国公司如何评估二者对于投资和商务产生的影响？

外商在中国进行的技术投资和转让的风险规避理应带来互利互惠，这种互利互惠到底是在省级层面得到落实的解决方案/防备措施，还是仅仅局限于中央部级对于WTO和相关条约的承诺和政策条文？

1.2 中国式思维—评论

这里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如何吸引和促进外国公司对中国高技术领域进行投资和发展。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市场的外国公司怎样才能将中国式思维融入公司战略和决策？具体而言，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收益率涉及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因素）；外商如何在企业运作标准和这些因素的范围内，通过建立既对华又对外（或双向）的投资通道从而规避风险？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已经提到，由于此书篇幅有限，外资公司在中国进行尽职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和诸多问题，仅凭此书来讨论，是远远不够的。

原因何在？答案：中国式思维。

对中国公司而言，由于缺乏专业技能，以及对信息衔接和整合的系统性需求，尽职调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国的商务交往中，人们习惯把“关系”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仅凭尽职调查往往难敌“关系”的担保和国家法规。对华投资和对外投资中，不靠关系而特别强调尽职调查的做法，只是最近几年才慢慢兴起。

此外，对于中国公司来说，聘请专业机构提供服务是一种新的体验。这种外来的智慧，中国公司的领导人要么主动接受，要么被迫对抗。

而对于外商而言，这一现象是个颇为复杂、令人困扰的难题。北美和欧洲投资银行的业务标准和惯例是在数十年的全球商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欠缺，相关法规标准的内容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无论采用何种法规、出现什么法规冲突，这种法规的模糊性，对于尽职调查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不具有决定性）。

因而本书肯定了引入风险规避策略的重要性，藉此说明为了“转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必要的。外资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不能仅仅只雇用专业的法律以及财务方面的人士来确保投资或贸易达到双赢的最佳状态。由于基本法规的欠缺，尽管有中央政府及其部委的干预，具有特点和优势的标准化尽职调查程序，通常还得屈服于省市政府的行政指令。

因此，外资公司经常在法律的规定与具体的执行之间徘徊。所以，必须确定相应的责任以及对责任进行评估，这样才有助于外商对华投资过程中法规的执行更加透明和公正（避免不够量化、有先决条件的执法现象）。

中国领导人似乎逐渐理解了外资公司所面临的窘境。而且，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都意识到：外资公司的投资经营与中央政策（例如旨在促进高技术领域发展的政策要求）看似相符，实有出入。

然而，在切实可行的企业法规和管理政策颁布之前，外资公司应该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等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调查。本章将中印两国进行对比，着力于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公司领导人所探讨的话题。

我想起了一句格言：“只有和比你精明的对手竞争，你才能获得提高。”

此章的讨论内容之一是：印度似乎在两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方面处于优势。那么，哪个国家将会在发展高技术市场方面获得成功？

我希望，通过对此书所列问题（虽然其范围有限）进行探讨，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和公司领导人能够借鉴外国政府开放国际创业投资和实业的政策指令，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发挥，促进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改革。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市场的外国公司怎样才能将中国式思维融入公司战略和决策？具体而言，商业模式的应用和收益率涉及一系列因素（特别是知识产权因素），外商如何在企业运作标准和这些因素的范围之内，通过建立既对华又对外（或双向）的投资通道从而规避风险？

1.2.1 进行中国式思维的方法

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商务过程的完成，形式上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实质上是靠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

继续推进的结构改革将会导致某些领域失业率的增加，因而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创造一亿多个就业机会来缓解就业压力。报告建议政府重新评估现行的吸引投资的政策，将重点放在消除服务业扩张的障碍上，而不是鼓励向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资。

政府也需要加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实现从传统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问题包括：（1）中国内地和台湾加入WTO之后，对自身经济以及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影响;（2）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竞争以及相互依存；（3）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问题（无论是否加入了WTO）；（4）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在亚洲经济危机前后的表现；（5）中国、其他亚洲经济体、WTO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货币政策。

这种制定决策和化解冲突的二元方法，会限制中国公司吸引外国合伙人以及高技术服务和产品的供应商吗？

鉴于中国商业的稳步发展，外资公司怎样才能将公平和透明的商业原则与中国合伙人及其合作实体相衔接？

法律的条文和法律的精神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公司标准和惯例的特征和根源)，怎样妨碍外国公司为在高技术领域投资和经营所做的尽职调查？

1.2.2 中国公司的领导：历史的远景

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英国有它庞大的海军、高效的税收体系、官僚政治、中央银行制度以及强有力的司法制度。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国家所扮演的则是一个开拓性的角色。

美国自由的政体也要求要有强大的国家宪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人所创造的独特的联邦模式,被证明是整合和管理其广阔领土的有效途径。在联邦体制之下，商品、资本和劳工的自由流动得到了保证。同时，地方的代表权与地方政府的自治权促使州政府和公司之间密切合作来追求地区的发展。

美国通过对银行业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劳动法的完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土地使用与开发，已经完全交由市政官员负责。这样使得多方合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支持，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经济市场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革是怎样重新配置国家资源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这种变革促使财产、市场和资本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中间阶层的社会秩序、经济和社会从旧有的生产模式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一些观察家用“蔓延”来比喻中国体制改革的过程，而且对其在更为自由的秩序中没有停滞而感到惊讶。但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大小，而在于改革的方式和内容。

中央政府通过中央规划与权力下放相结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强大，中央政府为实现这种转型，在每个阶段都要以颁布法令、规章，下发文件等形式传达行政命令。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一直以来省县级地方政府也拥有相当的行政自主权，通过简政放权来实现这种转型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权利的下放促进甚至加速了经济的自由化和资本的原始积累。

中央政府尤为支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以及其他的地级市，作为这种变革的试验区，并且赋予这些城市对其所辐射区域的管辖权。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利。直辖市、省和县一级政府担负起监管和服务的职能，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

地方的党政官员致力于工业、建筑以及商业的发展。很多官员在公共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资产公司担任要职；而其他的一些则进入了私营企业的董事会或拥有股份；还有一些则穿梭于政府和私营企业或者政府机构之间充当中间人；还有极少数人则从事黑市交易、行贿以及通过关系网谋取利益。

就所得税和营业税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权利下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曾一度依赖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财政，转而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地方财政来自于土地租赁和交易的税费，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增长。

中国人所称的“关系”，非常类似于美国人所说“马匹交易”（即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也让人想起了美国的联邦主义。中美两国这种中央与地方间广泛的联系为地方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处理中国商业和政府事务所需要的“关系”，是怎样引起公平交易标准的透明化和为了寻求商业利益与市场机会所拥有的“精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研发的外国公司调查到中国的对手利用关系谋利时，发现并从潜在或稍纵即逝的机遇中获取利益的动机，会怎样引起对“关系”这个微妙问题的争议？

2 13亿人口的中国的法律体制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外国公司首先要对自己的项目和要面临的法律环境有个深入的了解。因此，要考虑在中国建立商业往来所要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其重点在于企业组织、投资手段、合同、财产权、争议的解决和税费等方面。

2.1 中国的司法制度

战胜国民党后，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国民党则逃到了台湾。

新政权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所建立的司法制度。旧的司法制度被认为含有支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款。此后，新政权免去了大多数由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法官。而且，共产党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例如，土改运动和“三反”运动）为新的政治秩序做准备。

在这些运动中，群众被发动起来公审“敌人”。在这期间，只制定了少数的法律，例如，婚姻法、工会法和土改法。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政策，将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而中小型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则转变为集体企业。

由于中国沿用前苏联指令性经济的模式，在司法制度上也效仿前苏联。从1953开始，政府在前苏联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启动了几项立法工程。1954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随后关于国家组织构成的法律也陆续颁布。这一期间，刑法、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也开始起草。而且，司法机构也得到了加强。

例如，司法独立的理念被引入，司法学校也被建立起来培训法官和律师。然而，建立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努力没有持续多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司法制度的建设几乎陷于停顿。

1956年，党中央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发动了一场公开批评运动，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结果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反右运动。很多人，尤其是律师和法官，由于直言不讳，被直接宣布参加“劳动再教育”而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

这两次群众运动导致法律机构开始削弱。例如，律师停业，司法学校被迫改教政治。 而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通过调解来教育、劝说是优先采用的方法。而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则通过法制，例如，通过正式审判。由于大多数矛盾来自于人民内部，因而司法制度的建设变得并不迫切。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恢复起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和司法机构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逐渐被遗忘。

2.1.1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和司法制度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决定实现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经济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197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农村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单干户组成。整个生产由集体安排，财物和收益由集体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只能种点自留地、搞点家庭副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其内容是“交足国家的（公粮），留够集体的（提留），其余都是自己的”。另外，允许农户从事副业生产或者种植经济作物。从而，粮食的产量明显增加，农户的收入得到大幅提高。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中央决定在工业生产领域实行经济改革。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颁布五年计划，并且制定年度经济规划，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再制定各自的经济计划。而且，国有企业的生产是在主管部门监督下完成，业绩的好坏是由产量而不是利润来衡量。由于国家通常会对长期亏损的企业给予补贴，很多国有企业因而效率低下，产量不高。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将经济决策权下放，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权利来管理经济和生产。另外，企业领导要对企业的盈亏负责。

为了吸引境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于1979年通过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企业法》。而且，中国政府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政府鼓励境外投资，并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此后，政府确定了大连、福州、广州、上海、宁波和青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

2.1.2宪法和国家的结构

到中国六个月之后，当回忆起我所到过的国家时，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相反。美国人坦率、外露，而中国人则含蓄、内敛。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而经长期以来多民族融合后，中华民族（56个民族组成）具有高度同质性。

在中国和美国，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都曾被极度利用，有时运用得当，而有时则运用不当，甚至滥用。美国人仿佛被未知的恐惧所激励，而中国人则像被已知的恐惧所驱使。因而，从政府和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美国人不得不探求，而中国人则必须被告知。

这里陈述的只是一个基本的、普遍性的发现，从中美两国的比较之中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说实在的，我们的异同只是思维方式的异同而已。

举个恰当的例子：经济。上周我有幸邀请到一位中国学者来听我的授课。他曾在WTO供职，在一月份去德国做研究。

交谈中我估计，中国经济的特征是65%为计划经济，35%为市场经济。而美国经济则差不多相反。从人性的、政治的或者社会（或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会导致什么不同结果呢？

外资公司应该怎样为企业的合规守法政策规避风险，并且成功超越障碍，在计划经济为主的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

同样地，为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外资企业（或考虑合资经营的中国企业）在此方面如何设计风险管理和防范方法，做出互利互惠安排，以转移或补偿由政府或企业的体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损失？

外国和中国企业如何识别和利用有利于或者局限中国商务和企业（比如，在市场分销权和供货渠道方面）的共同特点和规律（此可谓转化的艺术）？

2.2 从宪法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遗产

这一部分通过引用中国宪法来简要说明：（1）中国领导人曾经提出：为了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文化遗产是什么？ （2）中国企业领导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思想？

在申请加入WTO期间，中国政府经常提到中国的传统(即，文化遗产)，以此证明中央和省级政府制订的贸易和关税政策是正确的。这种国家保护主义绝不是中国独有的——所有国家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经济保护主义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因此，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国政府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重任；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即，如何平衡就业需求的增长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同时，政府还制定法规促进出入境投资和贸易，鼓励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开拓市场。

下面所摘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企业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政府规划者必须平衡外商对华以及中国对外的投资。有意于中国市场的外资公司在制定对华投资战略之初就应该重点考虑宪法的这部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通过）

序 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

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七条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国务委员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宪法第六条被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被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

宪法第十一条被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

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2.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3.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在“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后面加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4.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5. 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6. 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为了评估在中国技术领域的商业机会，外国公司如何设计和评估对华投资战略，使之既符合中国商务文化的习俗惯例、政府贸易规定和市场监管条例，同时也可保护（知识）产权（如分销权）方面的利益？

2.3 从“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机构

同样，这里对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引用是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帮助外国公司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从而有利于它们从事对华投资。具体来说，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基础，通过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并保持着对各级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对国家规划和各级私营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党章(2002年11月14日通过)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关注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在考虑投资计划时，如何现实地理解这种政府—政党—商务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商务运作的影响？

为了对华投资，外国公司如何在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和遵守法律之间把握好分寸，使之有利于对华投资的企业计划和市场策略的实施？

涂-迪米克模式如何为外国公司提供实质性的理论，为其在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商务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2.4 法律的条文与法律的执行

不少人注意到各国在法律的条文和法律的执行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的这个差距则更大。因此，外国公司(例如，受《海外反贿赂法》约束的美国公司)必须对股东恪尽职守，遵守本国与投资国的各项法律规章，针对法律规章的抵触之处，寻求应对之道。

例如，美国如何与中国一道，通过各自涉及反腐败的法律规章对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进行约束？

外国公司的董事会怎样找到合适的视角，正确看待中国的有关反贿赂法律的执行前景？目前一般认为这些法律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不算“真正的法律”。您怎么看？

在境内和境外同时拥有投资和业务的外国公司能否建立一种机制，来规避政府干预，化解投资风险，解决争端，包括赔偿以及处理在华分支机构所产生的纠纷？

2.5 对新版《公司法》的理解

现行公司法是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司法以来的第三次修订，它于2006年1月1日生效。

众所周知，公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存在的最重要形式。虽然以公司形式存在的企业并不意味着其数量要比其他形式的企业多，但其总资本及对整个经济的贡献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企业。而且，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

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将国有企业转变为公司是一种重要的改革方式。公司法的修订和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

在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发展做交互作用分析时，外国公司如何考察评估中国《公司法》，在应用实践中，对交易双方知识产权和相互利益的保护？

与打算在中国组建公司——可能是独资子公司、合资公司、合伙公司等形式——的外资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法》的规定使得中国公司具有什么样的相对优势和劣势？

对外资公司在华投资的利益和所占股票份额的限制，会不会削弱其对华的投资和经营的可信度和市场占有率，从而制约中国公司在高技术领域筹集资金、研发产品和销售产品的能力？

2.6 合同在中国的作用

合同，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的，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如果外国公司和国有企业要组建合资企业或合作企业，它们必须先签订合同。

如果一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成立独资子公司，那么它必须准备签订各类合同，包括签订合同租赁使用生产工厂，与供应商签订销售合同，以及与销售雇员签订劳动合同。同样，如果一家高技术公司想授权中国企业使用其技术，双方必须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也就是说，了解中国合同法是外国投资者对华开展业务的先决条件。

1999年以前，中国有三部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此外还有各种相关的规章，如借款合同条例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由于合同法的制定欠缺系统性，三个合同法在条文上难免有矛盾之处，因而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合同法。

1999年，新的合同法获得通过，从而取代了前面三部合同法。新合同法总共428条，由总则、分则及附则构成。分则部分涉及15种特定类型的合同，并包含以下章节：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以及居间合同。

人们在定义什么是法律意义上可执行的合同时，往往忽略了实质性的和程序方面的因素。请考虑：这是否会削弱合同的效力？

外资公司怎样通过协调出入境双向投资活动（或通过为这种活动防范风险），来纠正不履行合同或违反合同的行为，保障和促进自己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有意于中国市场经营和投资的外资公司，如何通过分析销售、租赁、雇佣和技术转让这四种合同，来评估中国的行政体制和司法制度？

鉴于中国司法机构的薄弱，中国决策者如何确保外资公司在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投资贸易中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尤其是通过利用与国内国际商业项目有关的《合同法》条款？

2.7 适应中国的仲裁

有人曾将中国的国际仲裁与中国象棋做了一个类比。中国象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与人们更为熟悉的国际象棋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使中国象棋独一无二。

当谈判涉及中外企业时，中国的仲裁机构可能怎样为中国公司确立谈判优势？这里我们要考虑在中国争端处理机制中，以“关系”为核心的处理方式在省级部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中国高技术领域进行评估的外国公司如何减轻或规避在谈判和执行合同时存在的“关系”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各省之间由于缺乏可以实施的统一标准的商业法规，因而很难管理和化解对华投资和营运的风险。您怎么看？

通过尽职调查来评估对华投资从而形成规避交易和运营风险的策略。您怎样看待尽职调查的这种作用？

2.8 掀开公司的面纱

中国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以使公司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对普通股东和债权人负责。鉴于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这种缺乏责任意识的态度不足为奇，因而需要就对华投资进行量化评价。

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公司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管理层和决策层受托职责的缺失是值得注意的。作为在中国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国有企业，这种向个人问责的想法含有计划经济的味道。

法律对中国公司管理人员和董事的责任以及法人责任的限定，可能削弱在华投资和经营的外企的竞争力。您怎么看？

国家规划者如何将受托责任纳入公司结构和股东权利，从而提高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国家规划者（通过法规促进管理层责任险的发展）如何实现国家（政策）指令、股东利益和公司竞争力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促进高技术领域发展？

3 老美看中国商务

3.1 经济的碎片与外商直接投资

1993年，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李岚清曾经回忆他对重庆的一家卡车厂的访问：“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对重庆的一家生产‘解放’品牌卡车的工厂的访问。他们生产的卡车不叫‘解放’而叫‘向前’。“我告诉经理说这个车子的名字好，象征着勇敢向前。经理回答说，实际上车如其名。这种卡车没有回动装置；它只能向前走。”

这番话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状况的一个形象描述。

虽然外国投资和资本渗透，在很多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研究中，已成为重要的预测变量，但作为国际性特点的成果，对这些现象的审视更少。此外，这种外国资本对制造业和城市化渗透的现象，与这种增长呈正相关，这就意味着以往的研究已经错误地指定了某些关系，而且表明基于依赖理论的依赖型发展方式的某些要素，需要完善或修正。

自从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境外投资者到中国从事商务活动有五种形式：代表处、分支机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由于在中国没有法人地位，前两种投资形式只是对后续的投资起筹备的作用，相对而言，其商业活动受到了限制。

后三类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是在中国具有法人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近年来，中国还允许境外投资者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相对较新的投资形式日益受到境外投资者的欢迎。

为了解先前经营失败原因而进行的尽职调查，是如何指出并纠正或防范投资和生产风险的后续策略，为外国（中国）企业的风险防范计划指明企业政策方面的必要因素的？

对于决定跨国投资增长和资本渗透的因素分析，是怎样“帮助”国家规划者和企业领导人，确定对华投资（或对国外投资）的业务情况，从而再根据明显的市场走势建立模型？

3.2 中国企业的组织形式

如果具有良好的商业计划，那么经营理念可以根据所有制的类型，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私人财产权不被承认，中国主要存在两种企业组织形式：国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他类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也逐步出现。

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允许个人成为个体工商户。在家庭成员的协助下，个体工商户被允许从事某些类型的商业活动。随后，个人被允许雇用几名工人从事更大范围的商业活动。然而，民营经济并不繁荣。由于没有被正式承认，民营企业在获得审批、贷款、原材料等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

1988年，随着《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通过，私营企业获得了正式的承认。根据条例，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此外，某些类别的个人，如农村村民、城镇待业人员、退休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都可以申请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开办私营企业。

外资公司(或者中方合作伙伴和子公司)怎样利用外籍专家的服务，将公司指令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和投资情况结合起来，以利于管理企业发展和投资，防范相关风险，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利因素和效率低下？

3.3 代表办事处与独资实体

外资代表办事处（代表处）或外国独资实体很容易雇佣当地的员工以及为外籍员工办理签证。如果代表处只是一种被选择的手段，你将可以随心所欲地雇佣员工。不过，你的所有员工必须到当地的外企服务公司（政府的职业介绍机构）注册，而且代表办事处每个月要为每名员工向这家机构交纳约1 000元人民币。这对于雇主而言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这只是你在中国必须做的令人费解的事情之一。不管怎样，你还是能够合法雇用员工，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它只关系到费用——因为要交税。

见下面的讨论：（1）代表处和外资企业费用的比较。（2）外籍员工签证：代表处不具有法人地位因而不能在中国签订合同——实际上代表处有权批准企业所有人、家庭成员持有永久居住签证。但签证每年都需要续签。这样，你手持护照就可以自由进出中国了。你还必须拥有受雇许可，它只允许你为这家代表处工作。最后，如果你想雇用其他外籍员工，你只需要在劳动局登记就可以了。

外商独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以及外籍员工的签证事宜。

雇用人员：类似于代表处，外资企业能够不受限制地雇用中国员工，而且只需要在劳动局、税务局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登记备案。但是外资企业雇用员工的成本比代表处要低，因为外资企业可以直接雇用员工，而代表处则需要通过外企服务公司。不考虑税款，雇用5～10名员工每月将节省人民币5 000～10 000元。

外籍员工签证：从外籍员工签证的目的来说，代表处和外资企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只要提供工作许可等资料，为其全家办理年度续签手续是没有问题的。

在香港经营一家内地公司：代表处与外资企业。处在内地的代表处和外资企业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和其他的技术手段经营一家香港公司，然而，代表处和外资企业在日常的运作和税费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差别。

代表处可以让你拥有办公地点，让你在中国生活，有标识、名片、国际电话，也可以让你在家看卫星电视，并雇用当地工作人员和做其他基本的事情。然而，你不能从事人民币业务，你不能以代表处的名义购买或出售产品，不能以代表处的名义从事商品贸易或服务。实际上，严格来说代表处甚至不能在中国签订合同——因为它只能代表在外国的母公司协调商品的购买。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代表处应该只是一个“成本中心”。

当然，现在的代表处也有一定的权限来签订协议以及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只是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也不能在中国境内拥有商品，而且无法参加增值税退税谈判，就费用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限制进行商讨。此外，根据规定，代表处在中国签署或协商的每一份合同都要在文件上方标注自己所代表的外国公司的名称。

而外商独资企业（简称“外资企业”）是一个中国公司，因此从事商业活动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它仅仅是一个受中国公司法约束的中国公司，只是因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在某些方面受到优待。

外资企业对于代表处的优势：（1）中国公民不能拥有外资企业；（2）外资企业可以得到进出口许可证，这是其他中国公司所不能的；（3）外资企业能够免税进口一个大约为40英尺集装制所容纳的个人物品，包括车辆、家用物品等；（4）如果产品供出口的话，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可以免税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5）新的外资企业法允许外资企业从事出口商品批发、商品零售、拍卖或者成为商品经纪人，这就意味着你能从你所有的供应商那里批发商品，也可以从事出口贸易；，好处是在香港产生的大部分利润处于大陆税法管辖之外，因为香港是免税的，如果运作得当的话，你可以合法避免大量的税金；（6）外资企业可以凭营业执照出口货物，因此，没有其他企业的那种通过“借用”出口许可证来出口货物，并支付所有开具发票费用的1.5％～4％的惯例；（7）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开立多国货币账户和外币银行账户，其他类型的中国企业没有这种权利；（8）只要外资企业向政府备案的相关文件是以中文的形式记录的，外资企业的账册、文件以及会计标准等的记录，所用语言和形式不限，这也是外资企业独特的地方。

代表处与外资企业的税费。如上所述，外资企业只有在成立两年之后才支付所得税，此后三年的税率为半税率。但由于中国税法的某些漏洞，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得更长的免税期。公司法特别允许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中国公司在没有盈利的期间免税。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投入少量的资金成立新的外资企业，而不是把你的利润用来缴税，这样用剩下来的资金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这就从法律上延迟了两年免税期的起始时间。

根据中国税务机关的操作原则，两年免税期可以顺延至外资企业开始盈利的时候。我们成立的一家公司，已经是其发展的第四年了，现在甚至没有开始它两年的免税期。直到它不再将赚取的利润用于更大的扩张，那么两年的免税期就可以开始了。

与之相比，根据中国的法律，代表处大体作为其母公司的成本中心或者营销推广部门而存在。

代表处缴纳消费税，并且要缴纳工资税和社会保险。所要缴纳的税费都来自于代表处的账户。于是在缴纳消费税之后，代表处会对那些已经缴纳的税费再次缴税，因为它们是代表处通过其账户所支出的费用。

代表处按照其往来账户金额的10.5%纳税。因此，代表处纳税的数额与其开支成正比。如果代表处的办公环境很好，这意味着办公地点的租金和管理费也是价格不菲，由于费用的支付要通过代表处账户，那么这部分费用要按10.5%缴税，代表处的开支将会增大。

请考虑尽职调查的如下后果：它的结果决定受调查的公司是否遵守了中国的法律法规。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3.4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的非盈利机构面临着经费的短缺和资源分配的匮乏。每年，包括捐给政府赈灾在内，中国的慈善捐赠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0.05%，与之相比较，印度占0.09%，英国占0.84%，而美国则几乎占了2%。

这些捐献很少来自于国内：我们估计国际组织和公司对中国慈善机构的捐赠占全部捐赠的80%(而在美国只占0.5%)。来自国内公司的捐赠尤其少：一项抽样调查表明，这些公司平均所捐的数量只占税后收入的0.3%弱，相比而言，世界财富500强中大多数的捐赠超过了2%。

为了判断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就对华投资及开展业务的方案进行评估，关注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对已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成功与失败进行分析，将其作为案例的原因和方法是怎样的？

基于将市场机会转化为可以获得的价值的涂-迪米克模式，对华（或同时对外）交易和经营怎样利用非政府组织的模式的策略？

3.5 纠纷的解决

总的说来，起因于商务的纠纷是民事纠纷。中国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是逐步深入的，主要包括调解、仲裁和诉讼。例如，当合资企业的投资人发生纠纷时，他们可以首先寻求调解，进而要求仲裁，最后才可能提出诉讼。

实际上，同一纠纷处理机构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纠纷。例如，处理合同纠纷，法庭可能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失败，再进行仲裁。有时候被执行人可能会对政府机构吊销执照、罚款，或撤销委托持有异议。他可以寻求行政复议或者将政府告上法庭。因此，外国投资者应当熟悉这些解决民事纠纷的基本方法以及应对有争议的行政裁决的途径。

为了概述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这里主要讨论调解、行政诉讼、诉讼和仲裁。关于调解、行政诉讼和诉讼的部分比较简明，而对商业纠纷仲裁的讨论则比较详细。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尽管随着司法制度的完善，近年来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但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 仲裁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且国际上很多商业纠纷也是通过仲裁解决的。对纠纷处理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外国投资者就能更好地在中国从事商务活动。

鉴于调解在华外国公司纠纷的微妙之处，怎样评估与诉讼有关的风险防范策略，例如通过选择司法管辖区来确定调解和仲裁的行政、执法程序问题？

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如何助长分散、效率低下、不可预测的诉讼过程，由此省级政府出于对经济问题的关切，可能会妨碍公平公正地处理涉外纠纷标准（体系）的建立？

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持续性和技术转让问题，国家规划者如何制定旨在针对不同领域，统一而透明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确保外国公司在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获得应有的回报？

3.6 消费者的保护

为了保护消费者、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中国已经制定了多项法规来保护消费者免受商业欺诈。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消费者将会享受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但也使自己的金融安全和身体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中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产品鉴定的强制措施，以确保诸如家电、汽车、医疗仪器的产品质量。各地工商管理部门也行动起来定期抽查产品质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还开设了电话热线12315来方便各地消费者投诉。考虑到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 本章主要提供关于产品责任、广告、直销和网络销售的基本法律框架。

中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是为了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而不是为了保护中国消费者权益的吗？

国家规划者怎样推进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统一执行，从而使外国公司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

3.7 产品责任

中国的许多法规包含了对产品责任的规定。例如，《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这些含有对产品责任规定的法规中，《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最为重要的两部法律。

中国政府如何采取政策和法规措施，形成公平而且界定明确的行业准则和惯例，从而使得法律规章（如产品质量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规）的解释和运用保持一致，以便于管理涉外投资公司的投资和业务？

外国公司如何制订风险防范策略,以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互利性?（例如，针对高科技领域的部件和模块生产，利用产品责任法规的补偿概念）

3.8 财产权

分析家注意到中国司法体系的薄弱。由于担心法庭判案的进度以及公正性，很多外国公司更倾向于仲裁。法庭判决执行难也是外国公司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根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对仲裁判决的执行只是零星的。有时，即使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仲裁中获胜，当地的法庭也可能拖延或是不予执行。即使法庭试图执行，由于地方官员不受惩罚而经常忽视法庭的裁决。”

经济学家信息中心（EIU）报告说，腐败已蔓延到了法庭。2004年，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这条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仍有待观察。

美国商业部报告说，“尽管中国针对投资颁布了数千条规章、意见和公告，但中国的司法系统缺乏透明度，执法缺乏一贯性。外国投资者仍将这两条列为影响中国投资环境的主要问题。”

为了提高资产收益率，中国政府开始允许中国的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到最近，它们的投资还局限于支付低息的政府公债和规模不大而且股价波动大的中国股票市场。

养老基金成立于2000年，用来为中央政府支付的养老金筹措资金。由于近年来退休人数的增加，养老基金面临着很大的供求压力。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意味着人口平均年龄正迅速提高，而劳动者和退休者的比率将在未来的几年里显著下降。

积极的变化。大型全球法律事务所林克莱特斯（Linklaters）发表了中国物权法变化的概要，《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生效。林克莱特认为这是中国关于产权的法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

新法包括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对动产和不动产的担保物权。

物权法允许有新形式的担保，扩大能够担保财产的范围并简化了担保程序。这样就拓宽了融资渠道，更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进一步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物权法》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对财产权的保护意义重大。《物权法》为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转移，使其转变为抵押品，供债权人行使留置权进而行使地役权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使用权”），这将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新的《物权法》将会对需要或者想要在中国拥有工厂和设备的全球大型公司是个好消息（这些大型公司多为上市公司）。它也能使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例如韩国）的一些大公司受益。

房地产将最先受益，但是外国工业企业可能不会轻易地在地产方面大幅增加直接投资。

我们不会只因为新出台的物权法而去购买某支股票。

来源：林克莱特斯网站

随着发达国家市场承认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公平法，中国最近修订的产权方面的法规是否表明，在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中国司法制度和经济体系在不断进步？如果是，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

中国产权法修订以后，外商在华高技术领域投资活动中的技术转让风险是否因而减低？

3.9 知识产权

当今，无形资产在很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而，进行商务活动很有必要了解知识产权并且运用合理的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

在经济改革之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缺乏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变得并不重要，因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忽视了知识产权。尽管如此，仍有商标和专利方面的法规出台。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实行，制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章变得非常必要。于是中国分别于1982、1984和1990年制定了《商标法》、《专刊法》和《版权法》。

除了制定法律外，中国还加入了一系列旨在保护知识产权，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统一的行动指南的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例如，中国在1980年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85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于1989年参加《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对国家规划者而言，要提升中国的竞争优势，就是实现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到倾向于高科技的商务模式和商务项目的转变。为什么说知识产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转变的成败？

中国对于外企和中方拥有的外企分公司的入境投资中知识产权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投资中高科技领域产品在横向和纵向方面的全面（包括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和级别）发展进步，二者之间有何联系?

3.10 人力资源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密不可分——文章

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作为中国仅有的两家持牌外国猎头公司中的一家，在中国已出版了名为《中国透视》的系列丛书，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和建议。

鉴于过去中国知识产权执法所存在的问题（报道称中国存在违反WTO有关IPR 规定的现象），外国公司如何评估世贸组织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影响？

尽管外国政府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提出自己的主张，有意投资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有无可能防范别的企业侵犯自己的知识产权？这种对华投资和生产的保障到底是无效的还是不予考虑的？

3.11 劳动和雇用

几十年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端的是“铁饭碗”，实际享受终身雇用，住房、医疗由企业负担，而且还有退休金以及各种福利。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重组，这种情况还会延续。

如今就业不再有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取代了由企业包办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加。在劳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在吸收国有和集体企业过剩劳动力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的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新劳动合同法对一些事项做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将权利向劳动者倾斜。

新劳动合同法主要是规范中国本土企业。这些企业中很多法律意识淡薄，对《劳动合同法》只有粗浅的理解。然而，外资企业也有可能违反劳动法，如果执法严格，它们也有可能被查处。

3.11.1 劳动合同

与1995年版的劳动法比较：

旧的劳动法，通常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其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要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和美国的情形很不一样。在美国雇佣双方很重视彼此的意愿。后来，旧劳动法说在雇佣双方协商或发生争议时口头约定也有效。

新劳动法更加细化。例如需要用人单位详细记录招聘、劳动合同、保密协定、合同终止的理由，等等。这将有效避免因为劳动合同而引起的各方纠纷。

新劳动法依据四条基本原则来引导劳动合同的签署。首先，签署劳动合同应当遵守合法、公正、平等、自愿、协商一致以及诚信的原则。

协商一致意味着任何的强迫都会违反法律。而诚信则意味着双方信息的完全共享，以及当涉及第三方时，用人单位向应聘方所提供信息的数量。

第二，要求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和其他的条款一道有助于解决经常出现的临时雇佣所带来的问题。这也将广受劳动者的欢迎。

第三，一旦劳动关系确立，而书面合同没有执行，必须在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履行合同。这样就明确了条文并很好地避免了目前所存在的建立了劳动关系而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的现象。

最后，新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有责任确保劳动合同符合劳动法的要求。这一点旧劳动法要求得较少。如果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而实际的劳动关系已经确立，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3.11.2 劳动合同期

旧劳动法规定，如果劳动者已经为同一用人单位工作超过10年并且双方想要继续劳动关系，劳动者有权决定合同是否应该有固定的期限。

新劳动法也使用10年的期限，但是它清楚地定义了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根据新劳动法，如果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一个补充条款把这个期限大大缩短。

新法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将固定期限合同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如有违反，需要赔偿）——这是一个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措施。

3.11.3 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劳动法规定，如果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或者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解除合同。实际上这意味着警告之后便可以解除合同。

新法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终止劳动合同。依照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提供具体证据，表明劳动者不符合雇佣条件。此外，如果要解雇劳动者，必须事先告知工会。如果工会认为，解雇不合理，它有权要求解雇撤销，而且用人单位必须给予答复。

3.11.4 其他新的规定

试用期——旧劳动法规定，试用期受到劳动合同长度的限制，并不是真正的就业。而新法则规定，试用期必须基于工作的类型。具体说来，对于非技术职位，劳动者的试用期不超过一个月;对于技术职务则不超过两个月;而对于高级专业职位则不得超过6个月。

竞业限制——根据新法，竞业限制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最长期限从三年降为两年。

培训约定——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工会——新法规定，工会有义务帮助和指导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监督其履行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建立独立工会。同样，这个规定只是纯粹的主张，可操作性不强。如果用人单位不遵守现行劳动法，是一家血汗工厂，则需要注意这一条。否则，那应该是一切照旧的。

政策规章——除非工会同意，否则公司的政策和规章不具有约束力。这一点在旧劳动法里没有提到。

大规模裁员——新劳动法规定，对于任何大规模的裁员（裁减超过20名员工或者虽然裁员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用人单位须与工会协商并达成一致。根据法律，需要考察客观环境是否变化以确定是否需要大规模裁员。

怎样理解：和其他影响对华投资经营的问题类似，劳动标准和惯例的（司法和监管）应用和实施决定一个企业在高技术领域投资和生产方面的生存能力？

换言之，如何运用有关劳动标准和惯例方面的法律和监管措施，帮助企业顺利防范风险，避免市场份额和技术方面的损失？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着力解决报道所称的市场中的不公平现象，目前人力资源短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地方管理的弊病是否意味着外商对华投资计划应该缩小规模，或撤回，或转向？

3.12 征税

和其他国家一样，外国投资者要缴纳各种税款。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迄今，中国共有29个税种，其中17种适用于境外投资者。因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和经营之前应该仔细研究中国税法以及具体规章，了解他们必须支付的税款，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分析成本和收益以权衡利弊。

3.12.1 概述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垄断地位，私营企业衰微，没有外资企业。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约占99%。因而，当时的税收制度比较简单。1978年，中国才有13个税种，其中包括工商业税、工商业所得税、农业税和关税等。由于居民收入很少，他们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中国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的利润而不是税收。

3.12.2 两税合并

中国公司所得税的法定税率是33%。税率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作出调整。此外，外资企业还享有可观的税收优惠。

结果，据报道，目前外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为11%，而内资企业的税率则为23%。税收优惠政策在过去20年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但内资企业认为，让外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是对国内竞争对手的惩罚。因此，中央已同意通过立法统一税率，并于2008年实施。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SAT）的报道，税务总局可能允许实行新税制前所签订的合同继续执行原有税率，以确保原有激励措施到位。

外国机构投资者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最新的紧缩措施、新的合伙企业法、新出台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以及税制改革。

机构投资者首先要面临的挑战就是税收。投资者要缴纳各种税费，中国房地产投资者必须注意的是营业税、契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和乡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税费。其中，土地增值税是房地产行业中最有争议的税种，不仅因为其税率高，而且还由于各地对税收的计算和执行不统一。

随着并购的日益增多，外国投资者应当注意到，中国的财务报表通常不能提供完备的信息。因而，并购者需要在交易或投资前进行财务和税收方面的尽职调查。

3.12.3 可供选择的离岸策略——香港

许多国家认为香港是离岸管辖区，然而就地理位置而言，它并没有离岸。香港是一个低税收地区，征收税款按属地原则。相比其他的在岸管辖区域，香港的税法很简单。在香港开展金融业务的优势有如下几点：

相比经合组织（OECD）的标准，香港的税率相当低。（1）由于低税率意味着违反税收法规所受到的损失要大于为此得到的好处，因而税收案例法不那么重要。（2）税费征收按照“属地原则”，也就是说，只对来源于香港的收入征税，而来源于其他地区的则不征。

相比大多数经济体，香港的税种很少。它没有资本利得税、预扣所得税、销售税、增值税、年度净资产税和累积盈余税。公司保留盈余，而不需要纳税。

有意进入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如何利用这种“香港风险防范机制”，来创造合理的税务和法律机制，以优化对华（以及相应的对外）投资和运营的纳税方案和风险防范方案？

3.13 贸易政策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从2001年的12.8 ％下降到2004年的6%。根据英国经济学家信息中心的报告， “中国已经开始消除非关税进口壁垒” ，但继续利用配额和许可证以及 “通过对商品的检验、注册要求的规定和检疫规则的制定来继续控制进口”。

中国已经做出承诺，在入世过渡期，省市级政府和企业将履行WTO及双边贸易的合规承诺（或退出或执行）。鉴于这一点，在向中央部委申请代理权和许可证以确保对华投资和业务顺利进行时，外资公司可以解决哪些与税收、劳务以及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

3.14 分销权

根据近期报告，各种事实表明中国正履行入世承诺，允许外资企业行使贸易和分销权。外资公司可以通过成立独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FICE）或申请扩大现有外资企业的业务范围来行使贸易和分销权。投资于制造业的外资企业、自由贸易区内的外资企业、投资公司，以及区域总部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均可申请扩大业务范围。

虽然截止2005年年底申请的批准仍有拖延的情况，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公司都认为，申请和批准的程序比以前更加明确、更有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务部最近将大部分分销权的审批下放到省级机关，这是简化和缩短申请过程重要的一步。在某些地区，审批时间最短为两个月，而以前的平均时间则是4个月（分销权指的是以零售或批发的方式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的权利）。

在获得分销权的外资企业中，约有40%的企业将总部设在上海。上海已成为开展分销业务的首选之地。根据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06年2月底，已经有601家外资企业通过建立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或者扩大业务范围，获得了在上海的分销权。这些企业当中，有331家是从事批发业务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92家为从事零售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还有110家是扩展了经营范围的外资企业。其余的60家是在外高桥自由贸易区扩大了经营范围或新设立的贸易公司。

地方政府倾向于公司成立全新独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而不是扩大现有实体。新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引入新的注册资本，并提升地方外国投资的整体水平——这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

鉴于省级部门对外资企业的地位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在尽职调查时，如何调查和评估贸易和分销权？

3.15 中国不断延伸的供应链

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崛起的经济地位已经获得西方国家的公认，其中有些国家预测，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根据经合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已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到2010年，中国的出口份额有望提高到10％。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然而，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设施固然是一种优势，但如果不能及时将商品运往全球市场，那么竞争优势就会丧失。为此，中国政府已经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以及一些世界级的港口和装卸设施的修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有和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问题，这就促使它们尝试新的招聘方法。例如，上海政府远赴北美招聘人才，以弥补其2 000个职位的空缺。

鉴于理工类院校在中国高等院校中约占60％，中国政府和企业领袖如何进一步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和课程的建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力资源需求？

外资公司加入供应链以及取得分销权，对于在中国从事高技术领域生产和销售的入境投资项目的生存能力，有何影响？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或关系）对于高科技领域涉外投资的供应和分销渠道有着决定性影响。外资企业因此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这种合作。那么，国家规划者从哪些方面规范（或管理）这种公私“合作”呢？

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履行入世承诺，不采取干预措施促使省市政府执行双边贸易协定，那么，(在省级)受地方保护的分销和零售网络会怎样阻碍有外资公司参与的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发展？

3.16 中国广告业的趋势

在“中国广告业的十大发展趋势”中，一名中国分析师探讨未来广告业的发展。

*问题广告此起彼伏，亟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广告业向外资开放，广告审批的手续今后将会进一步简化。

*央视独领风骚，省台积极应对，为企业合力打造“金牛市场”。

*“第五媒体”挺进广告圈，手机短信广告市场孕育巨大商机。

*网络游戏市场增长迅猛，利用网络游戏做广告逐渐受到企业和代理商青睐。

*移动电视媒体的价值逐渐获得广告主认同，广告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国际广告公司积极寻找新的盈利空间，与本土广告公司合作开发二线城市。

*数字电视环境下广告的生存形态成为全新的课题摆在广告业界和学界面前。

*公关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越来越重视与其合作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广告监管法规相继出台，对规范广告市场大有裨益，但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国家规划者如何倡导省级政府剥离零售广告网络，以提高国内市场效率，鼓励外国公司参与？

在做尽职调查的时候，请考虑：中国市场营销趋势对于外企在华投资（比如在高技术领域从事供销）的分析和计划有何影响？

3.17 中国零售业的并购——案例一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中国零售业将会面临更多的兼并和收购。随着消费升温，预计中国零售业将继续稳步增长（销售总额将达到 9 500亿美元）。

据安永2006年9月26发布的《零售业革命：中国零售业并购现象概览》研究报告，2005年中国发生的并购总额达到4 176亿元（522亿美元），而零售业只占3%（合111亿元）。

该报告说，行业内的兼并和整合将减少零售商之间激烈的价格战。中国最大的100家零售企业目前只占有10%的市场份额。绝大多数零售商为个体经营，它们布局分散，大多效率低下，由于使用家庭成员而保持了低成本。

并购将会使商业网点布局更为合理，运行效率获得提高，形成规模更大、组织更为完善的大型零售商，从而增加市场份额。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大型零售商占据85%的市场份额，而中国只有20%。

根据该报告，国内零售商百联、国美电器和外国零售商沃尔玛、家乐福将会提升市场份额，这将在未来五年内对中国零售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其他观点认为，外资并购可能会威胁国内企业，甚至会威胁国家安全。它们担心外资并购会导致中国品牌的消亡，阻碍国内零售商的创新，引起跨国公司的垄断。

家乐福希望收购至少10家本地零售商，以扩大其在中国的规模，但它没有具体目标和时间表。美国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连锁店百思买，在2006年5月初获得了中国第四大家电零售商江苏五星电器75%的股份，据报道，百思买正寻求以8亿人民币收购地处山东的零售商三联商社。

该报告说，并购使零售商加强其在尚未开拓或所占份额不大市场的影响力。

外资公司是如何评估并购的候选目标，并把它作为规避风险的备选策略，以获得中国市场份额，而不是仅仅依靠传统的内部成长策略？

3.18 中国通过法规变革吸引外资零售商——案例二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批准1 000多个来自于外国零售商和批发商的申请，它们要求在这个蓬勃发展的13亿人口大国建立独资企业。批准申请的数目，与往年相比急剧上升。根据入世承诺，中国不再要求外资零售商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组成合资企业。

据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统计，大部分新近申请建立独资企业的公司在中国有合资公司。一些著名的美国零售商将会登陆中国加入瞬息万变、竞争日益激烈的零售市场。例如美国头号玩具零售商玩具反斗城，于2006年12月在上海的正大广场开设其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店面（面积27 000平方英尺）。

零售业分析人士认为，外国零售商的进入有望推动中国购物中心业的发展。内资购物中心往往高端和低端品牌混杂，相关设施和停车场常常不合标准。例如，北京的金源购物中心，其规模大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尽管它出售售价15 000美元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但其卫生间污水遍地。

根据购物中心开发商陶布曼中心亚洲分部的总裁摩根·帕克估计，虽然中国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商场，但只有大约10％是盈利的。

此前，外国零售商会让中方合资伙伴负责场地租赁等事宜，租赁的费用通常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外国零售商“要考虑的问题往往更全面，例如他们要考虑合适的租户组合以及完备的设施，以保护自己的品牌形象。”

2005年中国零售业全面开放，外国零售商大批涌入。根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黄峰的估计，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只有约八九十家外资零售商申请在中国开店，而仅在2005年就有432个零售申请获得了商务部的批准。

2006年，地方政府被授予了批准零售项目的自主权，这样就加快了外国零售商进入中国的进程。作为中国主要零售中心的上海，在该年度9月份之前的六个月就批准了496个项目。

就资本组成和自主发展而言，合资企业可能会在哪些方面使外方获益或受损？

3.19 雅芳化妆品扩大对华销售与员工招募

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获准在华成立独资企业之后，雅芳恢复了在中国化妆品的直销。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显示，8月份，雅芳新增销售代表33 339名，其销售代表的总数达到188 273名。

外商可以评估市场变化，建立市场模式，以更好地量化在华的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经营策略。那么有必要考虑：中央政府针对零售产业的法规变化如何影响市场变化？

关于雅芳的文章是否表明在国家计划和国内竞争的市场特点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评估外国公司在高技术领域对华的投资和经营时，投资者最好要考虑到这种共生关系。

3.20 在中国招聘——信息充足抑或缺乏？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平均每年为9％，每年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随着竞争的激烈，人才争夺战的展开，中国大部分公司员工的流动率已经超过了25％。获取信息很容易，尤其是表明经济发展的数字信息。然而，要在适当的时候获得切实的信息往往是困难的，而且成本高昂。

数据缺失：每一种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局限性。可以用数据来说明其有效性。

然而，几年前我们曾经调查了40家中国公司招聘的过程，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很少有公司做参考调查（核实材料的真伪）（<10％），几乎没有公司做背景调查（<1％）。一些公司对应聘者做了电话调查（<3％），但大部分公司甚至没有考虑这一想法。许多公司知道什么是行为面试，但只有不到20％的公司承认在实践中使用过。

我们所调查的大多数公司在招聘中没有使用任何类型的测试（包括智力、技能或性格测试）。这有点令人意外，因为这些类型的测试许多年以前就可以在中国通过中文进行了。

各种评估方法的有效性：

外资公司如何将中国互联网资源和工作网络,与跨国人力资源部门和机构整合，以解决（人力资源）数据采集的问题，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人力资源）评估方法的效度？

3.21 工资和价格

通常，基本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加以调控的，例如食品、烟草价格。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耗的四分之三，是价格管制下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价格管制，一般是在产品出厂前对国有企业发放补贴，以使其以较低的价格把产品出售给批发商和零售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劳动法允许地方政府确定当地的最低工资。

为了鼓励外资公司在高技术领域投资，政府规划者怎样调控外资公司的工资及其对商品的定价？

3.22 制造业和外包

随着许多外国公司将整个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利用廉价劳力和资本所形成的巨大成本优势来获取利润，但质量控制和外包给中国的净成本节约问题依然引起了很多争议。虽然通过生产转移，许多公司都出现了重大、积极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而其他公司所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

鉴于中央政府的限制以及省级政府执法和监管的情况，在评估于中国境内高技术领域实行外包的可行性和项目实践时，有哪些关键的管理层面问题和公司政策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比较一下曾受益于外包方案的公司（将生产或服务外包给别国——特别是印度——的公司）所采取的措施。然后考虑：外国公司可考虑哪些对华（或同时对外）投资问题以及风险规避策略？

3.23 人口众多的中国何以劳动力短缺

最近研究表明，曾在2004年零星出现过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现在已成为一个更为持久的问题。这种趋势有可能削弱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并迫使投资者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如印度、越南和孟加拉。

中国的工厂在2007年不得不将最低工资提高30%，达到每月70～85美元。随着十年中工资最大幅度的增加，中国工人的工资，比越南的同行要高30%。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短缺最为严重的出口地区。

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劳动力短缺近200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近几年，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扩张使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

第二，低工资、劳动时间长以及农村税费减免等因素促使大量民工辞掉了发达沿海省份的工作，回到西部农村。政府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第三，中央最近实施旨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的政策，通过发展贫困内陆省份的经济，开展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因此，农村的青壮年不太愿意离开家乡去经济发达地区寻求更好的生活。

第四，不像老一代，文化程度低，没有什么技能，对工作的要求不高，中国新一代更有理想，更愿意先培养自己的技能或者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从而避免强度大、工资少的工作。

第五，始于1979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使中国步入了老龄化。这种现象在中国的经济标杆上海尤为严重。预计上海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20年将占上海总人口的30%。根据一份报告，由于这一政策，在今后5年内中国15-19岁的人口将下降17%，从1.24亿降到约1.03亿。

外国公司怎样获得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鼓励政策，来确保有熟练的劳动力来生产外包给中国公司的高技术产品？

3.24 中国竞争力排名下滑

据报道，中国的竞争力排名正在下滑。然而，作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可控的国债水平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支柱之一。

然而，一些结构性弊端（主要存在于国有银行中）需要解决。各级金融中介机构的管理水平较低，有时候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以减轻不良贷款所造成的影响。

2010年，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5%。一段时间以来，扩大市场份额一直是众多世界级消费电子产品公司的主要目标。许多世界知名品牌已经在中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然而，电子零售连锁店的崛起以及产能的过剩引爆了价格战，迫使电视机和其他白色家电的利润率降到3%以下。

2004年春末，几十位海内外学者汇聚在度假胜地海南省的博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此外，中国还存在约1 400万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流动人口”。到2015年，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将有望减轻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导致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口老龄化。而存钱防老，使得中国国内储蓄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样就扭曲了经济，阻碍了国家将经济的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拉动内需型的努力。

为制造和分销的战略性协作计划防范风险，可以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管理的完善性。在帮助中国的子公司提高竞争力时，外国公司如何在进行此类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发现投资获利的机会？

3.25 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用户网。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2.98亿，互联网普及率22.6%，宽带网民达2.7亿，三项指标均居世界排行第一。

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吸引了海外互联网公司的关注，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媒体和信息产业而实行严格的监管。为了信息技术或信息安全（IT / IS）产业以及相关高技术领域的发展而进行的尽职调查，在哪些方面受到政府现有监管措施的限制或排除？

鉴于产业部门对公开信息和商业的IT / IS网络的依赖，国家规划者怎样调整国家商业指令，鼓励企业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包括跨市场商业项目），来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从而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

4 中国思维解读QFII

4.1 世界银行调高对中国的评级，这有利于QFII的发展吗？

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报告，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容易做生意的国家， 而中国则在简化办事程序上，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对印度的领先优势。

根据“经商”组织的年度报告，新西兰是第二大贸易友好型国家，就商贸法规而言，它排在全球175个经济体之前。

中国的商业环境排位由108位提升到第93位，这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通过改革，中国采取措施，简化办事程序从而跻身于十大经济体的行列。“政府加快商务准入，增强对投资者的保护，简化通关手续。中国还建立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消费者贷款提供信用记录。现在有3.4亿人的信用记录。 ”

关于规定公司组建及其转让的要求和程序的法规如何确保更加稳定的市场秩序，从而促进外资公司积极投资中国高技术领域？

随着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地考虑在华投资和生产，政府规划者可考虑哪些政策，来尽量减少对外资公司经营的限制、放宽对外资公司的要求？

4.2 中国的银行体系

为履行入世承诺，中国从2001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境外资本蜂拥而至使当今中国成为了银行业投资的热土。

然而，在2006年12月之前，外资银行不能为中国境内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而且中国政府审慎的措施制约了外资银行经营网点的扩张。因而，很多外资银行转而购买国有银行的股票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随着中国对陷于困境的银行体系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央政府欢迎外资的注入从而分享外资银行的管理经验。2005年，美国银行斥资30亿美元获得了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权；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美林证券公司投入31亿美元持有中国银行10%的股权；渣打银行出资1.23亿美元参股新成立的渤海银行。

外资银行和投资公司五年内共向中国银行业投入了资金172亿美元。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银行业一直是薄弱的一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银行业一直担负着为国有企业脱困而提供信贷的任务。所要贷款的对象由政府官员的喜好而定，信贷的质量不高，从而导致银行业效率普遍低下。经济学家、《被误解的中国》的作者罗奇指出，产生相同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比其他国家要多投入两到三倍。

这些缺乏监管的贷款导致了大量坏账。2002年，保守估计，国有银行的贷款中坏账的比例超过了26%。中国银行业处于破产的边缘。

那么为什么花旗集团和汇丰银行等国际银行会对购买身处困境的中国的银行股票趋之若鹜？因为中国政府使它们确信政府正致力于银行改革。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估计，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经花费4 310亿美元帮助银行摆脱困境。中国已经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这是银行避免破产的防火墙，而且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了超过1 55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并把它们交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结果，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一年前的13.4%降到了2006年9月30日的8.8%。“政府下定决心改变银行业，”穆迪的银行业分析师梅艳说道。

同时，银行主管部门也加强了银行制度建设，并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来支持政府的经济规划，而将其他的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这样做有一个迫切的原因，那就是在2006年12月，中国必须根据入世协议开放银行体系业引入外国竞争。

中国官员通过股票打折为内地银行吸引外国投资者，引入管理经验。例如，美国银行被允许以大约票面1.1倍的价格购买中国建设银行的股票。一个月后，建设银行以大约面值1.9倍的价格上市，美国银行马上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在引入外国资本之后，中国银行业才真正开始为13亿普通客户服务。中国银行业以往重视公司企业而忽视了普通客户。公司企业过去占到银行贷款的85%。 而现在，银行开始面向那些准备购买汽车、进行财产抵押以及刷卡消费的普通客户。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2013年，中国银行业的收入中，信用卡业务、抵押贷款以及汽车贷款年增长分别为54%、20%和25%。

尽管存在风险，投资中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数目比自己开分支机构增长的速度更快。“你不大可能在一年之内获批建立两家以上的分部”，《中国经济研究季刊》总编亚瑟·克罗伯说， “在中国你可以用20 年的时间建立20个分部。”

尽管投资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成为了头条新闻，但很多外资银行和投资者寻求在规模小一些的银行，甚至是区域性银行里参股，这样它们就可以在管理上有更大的话语权从而控制风险。

今天的亚洲和十年前的欧洲非常相似。十年前，很多欧洲国家放开证券市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支持的主要提供方的角色逐渐淡化。投资银行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经营资本市场业务，另一方面在独立资本市场本质的教育方面比美国介入得更深。亚洲现在处于一个类似的阶段。

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在很多情形下能够获得开放式授权以它们能够的方式盈利，它们的迅速发展使更加迅速的资本配置成为可能。在下一个五年里，金融市场将显著转型，许多金融专业人士将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以适应发展。

中国政府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转让方面也有章可循。这个过程与日本、韩国的发展十分相似，作为制造业基地由三流演变为世界一流。

中国对外资建立工厂一直持开放的态度。技术转让以及后续的对工程管理人员的培训也屡见不鲜。这种开放，与完善价值链以及加快市场发展的政策相结合，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多的国际品牌。中国企业具有内置优势来迎合国民的品味。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本币兑换外币服务的改善，使中国银行业更有效率，人民币可以寻求其“自然”或市场均衡水平。因此，改革完善之后，中国银行业将最终实现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经济学家信息中心报告说，截至2004年，中国有35 000多家金融机构。然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仍是四大国有银行，截至2004年3月，它们占有银行业总资产和总存款的55%。

根据经济学家信息中心的说法，“资本多数是由银行提供，最重要的银行仍属国家所有。它们的一些客户所申请的贷款以现行利率计算利息。而一些劣质客户，因为与银行关系良好，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或许以利益来获得贷款。但是银行贷款的大部分（约占三分之二）用来扶持国有企业。”

虽然政府放松了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通过设定存贷款利率来影响信贷的配置。“中国银行业几乎仍然是国有的，或者直接控制或者通过国有企业控股……但是，自从中国入世以后，银行业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更为迅速。”经济学家信息中心的报告中说道，“在被允许商业领域和地域范围，外资银行正逐步获得更大范围的投资权利。”但外资不能控股中国的银行。

国家规划者和企业领导如何考察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并且通过推行一致的银行业从业准则和实践，来增强竞争力，减少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规定和WTO政策指令方面的问题？

外国公司如何通过将对华投资活动与中介投资金融项目相结合，为逐步参与中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规避风险，特别是与具体开发项目和知识产权运用有关的风险？

4.3 中国的资本市场

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中估计有三分之二是非流通股份。股票的流动性低，甚至低于投资者的信心，企业家和投资者都将目光转向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和国际市场，来寻求资本和回报。与此同时，国际投行以及资本市场管理者呼吁改革中国国内的市场，放松对股票投资的管制，从而提高股票的流动性和市场的透明度。

中国股市的市值预计到2010年翻两番，那时在内地和香港同时上市的起指标作用的H股和红筹股将成为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2010年，如果中国市场的资本化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50％，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将达到1.88万亿美元，相比之下，2005年末市值为4 020亿美元。

2001年至2005年，香港是内地公司上市的重要市场，因为那时中国开始对上市公司进行改革，限制了内地公司在深沪股市上市融资。在这段时间内，内地企业在香港筹集了资金1 490亿美元，而在内地只筹集了480亿美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5年推动非流通股的改革，促使上市公司将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并实行新的举措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这预示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考虑在两地上市。

中国有53家总市值超过3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在国内和海外市场上市）。市值处于前三位的是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行。而且有29只股票只在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由于目前资本账户的控制而不能购买。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29家公司几乎都在寻求在未来五年内回归内地市场。”据媒体报道说。

根据目前的估值，这29家公司的总市值为7 310亿美元，超过了目前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值的总和。（考虑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资公司如何通过包含QDII/QFII成分的双重上市方法，吸引中国的资本市场，参与对华投资？

外资公司如何利用QDII和QFII作为避险工具，从而超越目前的国家政策及合同的约束，为对华投资提供便利？

4.4 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所说，“困扰中国的一般投资障碍包括缺乏透明度、执法尺度不一、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腐败以及对违反合同的行为缺乏制裁手段。”

经济学家信息中心报告说，“中国欢迎外国投资并且愿意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进一步开放工业领域，但它不希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被外资控制。部分出于这种考虑，2004年7月25日，中国宣布了一项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它只允许外资进入政府指定的领域。”2002年4月1日生效的《外商投资条例》，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定期更新外商投资目录，作为政府批准外商投资项目的参考。

2004年6月，政府向外商独资企业开放了零售和分销部门。中国人民银行调节外汇的流动，政府也干预和控制外商对证券市场的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政府对外商投资有着很多限制和具体要求，例如，对国际汇兑、转账以及资本交易的量化要求。对华直接投资需要政府批准，例如投资房地产。

国内银行业通过限制外国投资所获得的竞争力，是怎样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深度，从而使外资公司(和投资国外的中国公司)的竞争力降到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

4.5 改革时代的外国直接投资

一个体制的基础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标准。首先，它所关注的重点是，具有外国直接投资模式的某些特征的中国公司的动机和对它的制约。其次，它表明，中国经济的体制特征，对这些动机和制约因素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乡、村一级的政府由于管理的区域不大，并没有上级政府那么多事务需要处理。而且，也较少受到时间不一致的问题的影响。

在中国的体制下，官员的变动相当频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前任官员做规划，而后任官员得益。在乡、村一级政府则不太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他们都来自当地，往往在其服务区域里生活。他们不像上级政府那样官员变动频繁。而且在村一级，有基层选举，理论上保证了村级领导是当地居民。

地方政府主要从两个渠道获得流动资金：税收和红利。假设一个当地政府全资的国有企业的税前利润为100元，这就意味着企业产生的100元资金流向地方政府。假设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55%，企业要上缴55元的税金和45元的红利给地方政府。

如果要让当地政府同意通过合资的方式，向外商部分出售能够产生100元利润的国有企业，而自己在合资后的企业中只占49%的股份，那就必须让它相信其收入会超过100元。假设当地政府的目标是从这家合资企业中获得101元，而且，假设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 ％，那么这家企业的税前利润就应该是153.4元。

上述例子生动地表明，即使当地政府希望从合资企业中多获得1%的收益，那么要让它相信，合资企业中的53.34%要比国有企业中的100%更有效率（RMB153.4/RMB 100 - 1 = 0.534 ） 。然而，这么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这表明通过与外商合资获取更大的收益不可行。

考虑进入中国高技术领域（和同时对外投资）的外资公司如何通过比较国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了解中国相关行业情况?

为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的可说明性和运营责任而保护运营和投资负债，如何妨碍外商在高科技领域的入境投资？

4.6 从东部到西部外国直接投资的机遇和影响

4.6.1 西部地区

21世纪初，通过入世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中国还启动了庞大的计划来发展其最为贫困的内陆地区——西部，以使全国的经济融为一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入世贸组织和西部大开发这两个事件将在本世纪初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了解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和目的、优先发展的领域，以及中国政府为外商投资西部而制定的优惠措施，这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4.6.2 沿海地区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很容易进入国际市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资本，更重要的是它靠近香港、澳门和台湾。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一直给予沿海地区优惠政策，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结果，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而内陆地区则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开始落后了。近年来，以沿海地区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和内陆经济的巨大差异，威胁到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迅速增长的可持续性，甚至威胁到了环境，这逐渐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国政府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旨在解决这些问题。

4.6.3 振兴东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振兴东北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提出来。振兴东北，就要使东北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渤海湾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增长点，使其对区域经济布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2004年以来，中国的风险资本市场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外国风险资本在中国市场中发挥了尤为积极的作用，形成了“外国资本热，国内资本冷”的局面。然而，实质上，自主创新战略的成功实施有赖于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因此，国内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是东北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

为了控制中国的区域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已经沦为政府控制的投资银行体系的附庸，还是正在发展成为变革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成长的基础？

关注对华投资的外国公司如何面对区域发展在融资能力、市场定位、竞争的心态方面存在的差异？

国家规划者怎样为上市公司制定准入标准、外汇管制条例，以及审批程序，从而促进外商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

外资公司（及在中国的子公司和合资企业）怎样在制定和执行长期商业计划时，通过两地上市和IPO战略来规避对华（及对外）投资及创办企业的风险？

4.7 中国资本市场革新的迹象？捆绑销售

由于党中央的决策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中国政府将信贷限额增加约2 000亿元。鉴于新增信贷主要用于大型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如何应对资金持续流动性问题？

外资公司如何调查目前在中国商业领域和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会计违规行为（尤其是当收到资本市场捆绑销售之类的计划时），如何评估其违规频率和不披露财务信息的现象？

4.8 什么是QFII？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CSRC)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引入内地，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做准备。

中国针对QFII的规章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资本的限制，它允许外国机构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和债券。的确，QFII是一项中国的经纪业务，它允许合格的外国机构通过指定托管银行设立的特别账户为客户提供A股交易服务。

这种QFII机制不仅进一步开放了中国证券市场，而且也使境外投资者能够进入这个市场购买中国公司股票，从而分享中国惊人的发展成果。QFII能为它们的客户提供中国市场发展所带来的额外机会。

截止2004年10月14日，共有25家境外机构获批成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并获得许可证，其投资配额从5 000万美元到8亿美元不等，总额超过28亿美元。总市值为5 000亿美元的中国证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其他境外机构已提交申请，等待证监会批准其从事QFII业务。

QFII可以投资在中国内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政府债券、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券以及其他由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金融工具。但是，同一家QFII所持某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其总流通股的10%（这一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境内投资者）；所有QFII在同一家上市公司所持的股票总和不能超过该公司总流通股的20%。

海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要想成为QFII，就必须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为了鼓励中长期投资，中国证监会将对在境外市场有良好投资记录的经营封闭式中国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机构以优惠待遇。

中国证监会(CSRC)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是QFII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管理者。它们负责监管全部交易并且对QFII进行年检。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监管所有与汇兑有关的业务。例如，批准QFII投资限额、发放外汇登记证、监控账户和结汇(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中有详细记载)。中国证监会拥有QFII身份核准权和QFII法规的解释权，并对QFII的管理负主要责任。

申请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的，应当达到下列资产规模等条件：

*基金管理机构：经营资产管理业务5年以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保险公司：成立5年以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持有证券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30年以上，实收资本不少于10亿美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商业银行：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总资产在世界排名前100名以内，管理的证券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慈善基金会、捐赠基金、信托公司、政府投资管理公司等）：成立5年以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或持有的证券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申请程序

申请人必须授权托管人和经纪人进行证券交易。申请人应当通过托管人分别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送合格投资者资格的申请和投资额度。QFII的投资额度从5 000万美元至8亿美元不等。目前有11家银行在中国获得了托管业务资格。其中有7家是国内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

其余4家是外资银行，它们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这些托管银行为取得资格的QFII提供证券和现金结算服务，成为QFII与中国当局之间主要的沟通渠道。除为QFII提供国际汇兑和现金结算服务之外，这些托管银行还负责保管证券，收取股利和利息，向证监会和外管局报告账户的状况，并为QFII汇编年度报告。

外国公司如何通过利用QFII的融资结构的跨境交易，进行双向投资和融资安排，来设计避险策略？

5 瓶子和多个撬瓶器——外籍专家服务中国

有意于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外国公司，可以从投资和管理的角度来利用外籍专家的才能。政府有时通过计划将商业发展和企业服务引导到资源需求型领域或人才需求型领域。因此，每一个阶段（投资和管理）往往倾向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参与，为中国商业发展提供资金和管理。

5.1 中国向外籍专家颁发友谊奖

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在北京给来自于几十个国家的外籍专家颁发友谊奖，以表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

外籍专家就对华投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向外国公司提出建议时，有哪些法律和实际(或商业)情况的局限？

有意于中国投资和经营的外国公司，如何对企业指令进行合理的评估、协调和调整，以适应外籍专家的服务？

5.2 探讨中国的商务发展

为了评估对中国高技术领域投资与市场转化策略，外籍专家服务机构正着力解决目前与对华投资有关的四个问题。（1）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部门是怎样形成的？

*不良贷款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

*管理者的角色改变了没有？

*什么影响了中国内地银行大量的IPO？

*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所参股的中国银行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2） 中国国内资本市场

*G股的改革将会促进中国A股市场吗？

*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新政策所允许的战略投资者是怎样影响A股市场的？

*通过近期的债券发行和资产证券化，中国的公司债市场将会扩大吗？

*中国内地的证券公司能够全球化吗？

*中国证监会在近期的政策和股份制改革中扮演何种角色？（3） 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中国公司通过什么渠道实现境外上市？

*为什么很多中国公司不愿到美国上市？

*红筹公司上市需要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规定将会有怎样的影响？（4） 中国并购的兴起

*鉴于规章的复杂、竞争的激烈以及政府对外资的审慎，收购中国资产的障碍是什么？

*哪些领域和公司具有吸引力——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外商参股公司，还是国内上市公司？

*允许境外战略投资者购买A股的新规定会鼓励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股市吗？

*由于新的并购条例将很多项目的审批权重新收归中央（以前只需要省一级部门批准），这对境外收购将有怎样的影响？

*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会更加严格吗？

鉴于对中国法律、会计、财务结构——包括违规违法情况——的评估，尽职调查的策略如何体现和解决目前人们探讨的中国商业发展热门问题？

外国和中国公司怎样遵守中央政府的监管规定，通过建立涉外投资的货币与生产流程的互利互惠体制，规避与合伙公司和交易性汇兑公司有关的风险？

5.3 反垄断法——案例分析

中国政府新近出台的关于反垄断方面的规章对于从事跨境贸易的外国公司来说挑战越来越大。

这些规章要求政府重新审查所有在中国交易总额超过20亿元（2.93亿美元），或者在世界范围内总交易额超过100亿元，并且交易参与者中两方或两方以上在前一个会计年度在中国收入超过4亿元的并购。

这些规章的技术性环节仍不明朗——违反规定的惩罚是严厉的，罚款的数额占该公司前一个年度营业额的1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章不仅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并购，而且也适用于母公司在海外的并购。因此任何并购目标在中国的大型跨国交易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

海外并购者需要非常小心遵守这些新规章，并且寻求对中国公司的收购或者合资的许可。

这部新的法规旨在约束中国市场的公司结构演化。鉴于这一点，请思考：外国公司现在是否需要做更加详尽的公司调查，充分了解在华子公司投资和经营活动，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的项目，以便更好地评估和考虑投资和跨境交易的资金注入和资金回笼策略的标准和原则？

鉴于中央加强了计划和调控，外国公司如何利用外籍专家制订相关战略，合理配置资源，以便（1）评估投资和设计经营方案，采用更加妥善的策略，（2）准备多套风险防范方案，尽可能避免对华（和对外）投资的损失？

Chapter Ⅴ条条大道通罗马，看你选择哪一条

中国企业是否理解如何聘用和何时聘用专业服务，决定了对外投资机遇的转化。然而很多中国公司很少有过或者根本没有同外籍专家打交道的经验。由于很多企业以前的成功主要靠国内业务，没有此方面经验是显而易见的。

注重对内投资中（“觉察到”的市场机遇）的转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本质具有事实敏感性，应该因事而异。

1 创业精神——在风险中让利益最大化

1.1 发现和探讨的范围

本书探讨的重点在于对内投资策略。然而,风险防范策略和相关问题(包括反伪造、反盗窃和欺诈、反洗钱)的评论，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交易和投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印度、美国还是欧盟，都可适用。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对外投资策略中，重中之重是挑选专业性的服务。因此，本书关于对内和对外投资的两章末尾都有关于外籍专家的小节，这样做有双重原因：中国教育的机械性和长期的国家经济中央规划，两者结合严重地制约了中国企业领导的竞争潜力，包括寻求对外投资的中国公司。

也许这一缺陷可以通过雇请专业服务人员或机构得到弥补。中国政府和企业领导关注的中心问题（我认为）包含两点：其一，如何挑选外籍专家；其二，当外籍专家作为企业的外包服务提供者时，如何发展和开拓业务。

中国企业是否理解如何聘用和何时聘用专业服务，决定了对外投资机遇的转化。然而很多中国公司很少有过或者根本没有同外籍专家打交道的经验。由于很多企业以前的成功主要靠国内业务，没有此方面经验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三章的叙述中，某能源公司总裁在得知对外投资需要昂贵的外籍专家服务时，在谈话中运用了一个双关语：找到“我们自己的投资顾问”。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公司对此必要性认识不足，看法肤浅。我的经历说明，专业服务对于中国公司的重要性被自欺欺人地简单化，有时导致未能料到的、代价更大的后果。

同样，外国公司在雇佣驻外员工时，也采纳了类似的人力资源策略（这和中国公司要求优先聘用中国人，情况类似）。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有过，那就是雇用薪酬低的国内员工设立平行的类似营业机构，结果技术和利润都从外国公司流失了。相应地，对于考虑进入外国市场的中国公司，预防性建议包括：在评估和准备过程中，将对外投资计划同对内投资的活动和业务的优势和弱点进行比较。

注重对内投资中（“觉察到”的市场机遇）的转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本质具有事实敏感性，应该因事而异。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合规守法行为是一套完整或非完整的规则和限制的体系，这些规则和限制的制订和执行建立在符合区域司法的企业战略基础上。因此，必须首先具体详细地描述中国公司的企业活动，才能确定以下两点：（1）法律方面、会计方面其他专业性的相关准则和实践，以及有关政府和经济事务的法规；（2）这些法规、准则和实践如何适用于产业、具体领域以及具体市场的交易和风险事业。

1.2 专业性服务：中国商务机遇转化的中心链接点

外商和中国企业都日益认识到，法律、会计甚至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和公司，提供了一个探索和开发涉外投资计划的平台。这样，主要公司、控股公司和投资集团面临的难题，就是根据个体的和市场流行的对内/对外/双重投资战略，对专业化的服务进行评估和挑选。

1.2.1 两天之内诞生的又一代律师

每年有130 000余名律师在13 000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中国的律师处理超过180万的诉讼案件和115万非诉讼案件，就520万余宗案件提供法律帮助。

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每年一次的国家司法考试，由此产生出又一代律师。

有哪些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方法可将外籍专家纳入企业体系之中？（提示：公司运作和项目管理计划、尽职调查、对内对外投资计划中业务发展战略的形成等方面和过程中。）

鉴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性和现实中运用“关系”的重要性，产业领域的选择与市场和投资目标，对于企业挑选外籍专家在中国境内工作，有何影响和决定作用？

1.2.2 中国商务中的转化门槛

如果对你的对手或搭档缺乏了解，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困难的。中国一句老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话很好地说明认识和了解你的对手或搭档何等重要。

现代的经济模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模式。传统的模式中人们一直“斗争”到最后一个人；而当代的上市和未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注重获得“双赢”格局，企盼在一个公平和健康有序的竞争市场环境中进行长期的贸易合作。（1）学会如何处理关系。在中国，关系是个复杂的领域。同别人建立关系并非主要为了获得自我利益或者个人目标。在中国经商，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经商者要特别注意搞好同政府机构、投资者、合伙人的关系，也要搞好同自己的员工的关系。中国政府在境内投资活动的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仍然主要由政府控制和管理，所以，在中国经商时，外国投资者需要学会同政府协调。同时，寻求一个当地的合伙人也可能是一条捷径，会有助于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2）如何在竞争中胜出。目前，可以说中国是个巨大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投资者应该充分认识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有些投资者担心中国的仿冒产品会损害他们自己的产品的销售。尽管这一仿冒产品的现状令人担忧，可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质量优秀者总是不怕竞争、而且总是最终取胜的。中国的市场在发展中已在不断地进行规范，中国政府也已经郑重承诺维护市场秩序。（3）投资的途径。在中国投资，有三条途径可选：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具体选哪一种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投资环境、投资额等。 一般来讲，创办外商独资企业需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审查和批准，因此这个过程可能较复杂费时。

请考虑将机遇转化成价值的涂-迪米克模式；如何将此文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同涂-迪米克模式的三原则联系起来？

1.3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未来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且毫无疑问，这一过程仍将继续若干年。但是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中国已经跻身全球经济的领袖行列，也的确应该被认为是领袖之一。那么，领袖地位也伴随着责任。（1）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深入、流动和高效的资本市场为繁荣、机遇和经济活力铺平道路，并且减少和分散风险。公开的、竞争性的和国际水准的金融市场是稳定而平衡发展的支柱。

市场将金钱与思想、抱负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两者是创新和活力的命脉。深入、流动的资本市场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稳定。

健康有力的资本市场是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效的金融业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经济的中枢神经，它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不停地做出决策。

成熟的金融市场也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使得这个国家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和谐、更注重创新和更加环保的经济持续发展。高效率的成熟资本市场将会更有成效更加迅速地分配资源，使得中国能够继续以健康的步伐发展，同时带动各个领域的繁荣发展，增加人民储蓄和投资的回报。（2）五年计划。中国最近的五年计划承认，有必要通过强化服务领域的作用、提高投入的质量（不仅仅是数量），以及发展更具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经济，使得经济的发展更加平衡。

金融领域的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新型的经济对工业活动依赖更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由于目前中国的金融产业尚不成熟，在中国的投资达不到最佳回报，个人储蓄返利不够，而且对于风险没有恰当地评估、管理和分散。

效率低下的投资分配意味着：投资层面的工作机会少，低效的公司不改革，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新公司受到抑制，以及经济增长不平衡。储蓄返利不足伤害中国老百姓。（3）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四大结构性挑战：

①资本市场尚不成熟。

②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尚无机构市场。

③银行系统也不成熟完善。

④中国缺乏促进创新的、可以预见的、透明的监管系统。

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资本市场急需发展的程度就会一目了然。麦肯锡(McKinsey) 的一项研究发现，2005年，股票市场市值，不包括非流通股的国有股份，仅占GDP的17%。这使中国成了亚洲新兴市场中市值与GDP比率最低的国家，亚洲的平均比率是70%。

这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因为没有一个有力而便捷的项目生存能力审查过程；而且还导致投资周期不稳定，因为企业在现金充裕时往往过度投资。

世界经验表明，政府债券市场是即将发展的首批债券市场。中国政府的债券市场提供的产品种类不多，仅在有限的二级市场交易。

转而采用“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体制也会使中国受益。这种新的体制中，监管单位注重确保上市企业向市场提供充足的信息，让投资者决定哪个公司获得融资、获得融资的条件是什么。在这一方面，我们赞赏最近国家金融工作会议宣布的关于优先发展债券市场的政策。

全世界成熟资本市场的基础，是机构性市场和其中的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经理。机构投资者们不仅提供最有力的分析，而且在开发新型证券和投资战略方面具有创新性。然而中国的市场缺乏这些因素。（4）QDII的开端。“有资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方案允许中国机构在海外投资，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授予更多的QDII执照给资产管理公司，让其投资于海外证券，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打开收入渠道，使它们的金融资产多样化，获得与风险相应的更高回报。

大多数国家认识到，管理良好的大型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往往带回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这对于壮大国内资本市场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就不应该强制实行限额制度。虽然中国是个强有力的大国，如果中国不积极获取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的世界级金融专业技术，那就相当于限制自己的发展潜力。

就历史而言，即使改革为全体社会带来新机遇并产生利益，现有的金融服务机构也往往反对会带来竞争的自由化和改革。当然在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业，大的重要改革也是如此，市场参与者几乎总是抵制加剧他们行业竞争的变革。可是时间最终表明，这些变革对整个社会有益，也对金融界有益；改革之后，金融业继续发展繁荣，只不过竞争更激烈、效率更高、就业机会更多。

政府规划者如何吸收外商投资和运作的标准和惯例（比如外国银行标准和惯例），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参与，同时提升（1）国内公司的市场效率；（2）中国公司在外国市场的竞争力？

因为中国诸多的“体制性挑战”， 在中国的投资可能有计划和实体方面的风险。考虑投资和商务的转化目标和方案时，外国公司（以及从事涉外合资事业的中国风险投资企业和合作伙伴）怎样防范这种与计划和实体有关的风险，避免可能带来的损失？“应激创新”是在有深远个人主义传统的民主国家和社会里培养出来的素质；政府规划者和企业领导如何共同努力、培养“应激创新”精神，促进中国规模经济的发展？

中国寻求外国公司参与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时，全国性的政府指令和省市级的执行二者的结合，对于考虑在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外包的外国公司来说，是否是决定性因素？

1.4 企业谨慎行事、国家继续改革的原因

有些专家建议说，如果您未曾投资于与中国有关的基金或中印基金（综合了印度和中国的股票），那么，在可预期的未来时间内，您采取行动就要相当谨慎。虽然市场矫正姗姗来迟，但是有外国专家分析表明，在中国的投资问题与体制有关，更加深入复杂，需要进行法律和会计制度改革。

中国的经济仍然为中央调控。有很多例子，如，官方强制性指定IPO的最高市盈率，结果导致收益的操控；这一点谁都可以预见到。另一个现有的体制性问题，是政府对于房地产销售的价格控制，包括规定市场开发份额的供求管理条例和二手住宅的销售。

无论对于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都存在擅改的迹像。近年来有很多关于公司如何玩弄数字、欺骗投资者的公开报道。

中国需要更多的能量维持增长。最近的增长率（和预期增长率）超过了英国全部的现有能力。

中国在发布GDP数据方面动作非常快。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GDP的精确计算必定会比别的国家更为困难。然而，每个季度中国都属于第一批发布GDP增长数字的国家。这个结果的产生，是不是由于进行了总体性的或者有导向的估计和数据加工处理？

监管方面缺乏对于投资者的基本保护。中国的一份基金销售文件上的小字条款包括如下之类的语句：

适合愿意承担全部投资损失的投资者；

公司具有……资产被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

应付税款具有追溯力，净资产值将会根据“现有股东责任范围”调整。

到中国投资的各种理由已经为投资界所共知。因此，有利因素很可能已经体现在投资定价模式中。

过去某个时期，只要一有消息说某个公司进入了电子商务领域，其股价就会猛涨。今天中国围绕投资的浮夸，是不是与当时类似呢？

对于威廉姆-硕特（Williams-Short）而言，以前一拥而上投资于“金砖四国” BRICs（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BRICKs (包括韩国)和BRICKS（包括南非），带来的后果，已经敲响了巨大的警钟。

许多投资分析家认为，股市暴涨早就该进行大幅调整。然而许多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声称股市回调会造成又一轮的购买机会。

谈到为了缓解和纠正体制的发展不平等现象（例如，缺乏透明度以及独立的会计标准和实践）而进行的政府计划改革，外资公司在考虑后续的投资机遇时，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估外界对于中国的市场估价（和即将到来的股市调整）的越来越多的担忧？

外资公司如何评估：中国各级市场是否已经具有基金和散户的集体投资计划，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划和指令，促进投资和外包活动进入高技术产业？

在中国和外国的机构投资者中——包括中国的QDII和QFII经理——是不是都有种自满自得的情绪？换句话说，鉴于中央政府对于在省市级别实施和执行（WTO）贸易和投资政策有限制，他们对于市场表现的期待是否有点不切实际？

1.5 潜力：防范风险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直线式的计划是危险的。中国人认为命运是轮回的，从阴到阳，从好到坏，不断地变化。结果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都预料危机将会发生，并且随时准备应对危机。不过他们往往是绕过危机。

鉴于以上“中国思维”，外国公司（如果正在评估和考虑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怎样实施一套交易分析和系统管理过程，做到在设计和实现投资和运营转型的特色和效益的同时，也策划和实施多套方案来规避和化解风险？

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法律结构不同，外国公司（及中国方的合作企业或其附属企业）在考虑对华（或同时对外）投资和业务时，为了避免有关风险，应该协调这三个方面：（1）企业和营业政策，（2）法律、会计和金融管理条理，（3）中国特有的市场标准和实践。请思考，怎样做到这一点？

2 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法打通思路

2.1 风险防范措施：双边互利——问题的关键

以下问题关系到（1）考虑涉外投资的企业（包括考虑对中国国内的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和考虑在外国投资的中国公司）和（2）国际（或双边和多边）市场。

投资和运营项目常常涉及企业和政府。对此类项目进行风险管理时，怎样协调影响资金注入和资金回笼策略的各种跨国因素（包括国内外的各个企业和市场），防范风险避免损失，最大限度地增加各方面的互利互惠？怎样使得这种互利互惠从（设计的或者后续转化的）法律、会计和金融指标中体现出来？

2.2 战略考虑

2.2.1 风险防范涉及的因素

对内对外(或双向)投资活动和交易的风险防范必然涉及一些因素。投资者需要考虑如何调整和安排这些因素, 以适应具体项目具体情况的需要。投资者结合对于这些因素的考虑，形成具体投资项目的风险防范策略。这些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权益/债务的证券化和转化；（2） 类似于独立承包商/二级承包商和子公司协议的平行债务/责任；（3） 现有的或者可以构建的货币统筹方案；（4） 法律的选择，法律规定与运营、交易计划的冲突；（5） 并行的离岸经营账单编制要求和对等支付规定以及货币兑换方案；（6） 合同免责和赔偿保证规定；（7） 关于如何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可以转换的量化标准；（8） 以不同司法辖区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等因素之间的协同力量为基础的跨境交易和运营的协调；（9） 合规守法案例进展和重要事件报道计划方面的规定。

2.2.2 通过规避风险进行转化的企业指令样本——这些指令旨在将市场机遇转化为实际价值

需要明确界定以下两类企业指令的投资、交易和运作方案。应该预先进行尽职调查，在此基础上设计（转化的）实际操作方案，并形成一个或多个风险防范方案。（1）对于跨国交易或风险投资活动的互利互惠安排，和运作机制的条件和状况，必须有明确的规定、清晰的表述；（2）对于(雇工)保留退休金的权利、交易和营业的要求，做清晰明确的说明，例如，制订具体的条件和状况的规定，以避免发生纠纷时需要协商解决或经仲裁公断。

2.3 转化艺术源于人

1987年，在同来访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的一次交谈中，邓小平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做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1987年6月12日）

这些话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之处的精辟见解。改革的最大成功是使得本来僵化和停滞的经济体制有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有创新意识和勤奋努力的创业者提供了开创和扩展企业的机会，这些企业后来会令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国有企业黯然失色。

有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也很重要。这些政策和措施包括：放开价格，向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海外出口市场开放，创造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必需的中央银行和税务机制，经济以及企业与政府关系中逐渐出现了倾向于规则的政府干预——虽然不是基于规则的。这些政策性的措施导致了宏观稳定，消除了物资短缺和反竞争障碍。所有这些短期内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鉴于邓小平讲话之后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目前国家计划延伸（最近的《并购法》的出台就是例证）的前提下，如何加强制度性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私营企业）？

2.4 调整不利因素，促进有利转化：风险防范策略

考虑对内对外投资（或二者同时进行）的公司，聘用外籍专家服务的重点可以放在五个领域。当然，请首先考虑以下两个背景问题，因为外籍专家在这些背景下才可帮助企业防范转化（指将投资机遇转化成商业价值）的不利方面带来的风险，避免损失。（1）亚太地区的环境问题。问题包括自然灾害、贫困人口、基础设施欠缺、环境恶化和疏忽、政府关系不和、禽流感、叛乱和恐怖活动。（2） 战略性领导方针的形成。问题包括可能受威胁的核心资产（如人、声誉和资金来源）的管理和增长。领导方针要求目的性强的决策和行动方法，有效地保护一个机构受威胁的核心资产。由于战略决策是一个组织如何行动和反应的核心，领导艺术尤其会在混乱而快速变化的和高度透明的局势中得到考验和评估。

2.5 不利因素的风险防范问题

(交易和投资的）风险和回报两方面的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相应地，为讨论目的起见，不利因素的风险防范所涉及的以下方面，是自始至终（即从开始尽职调查直至业务活动和交易结束）都应该探讨的话题。这五个要素对于对内/对外/二者同时进行的投资计划都适用。

2.5.1 1977年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

美国联邦法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保留准确公平地反映公司交易的记录；此外，它还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具有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这一法案不仅适用于上市公司，它适用于美国的所有公司和所有与之有联系的实体。

FCPA的反贿赂规定使得贿赂对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是违法的，也使得某些外国证券发行商为了获得、保留或引导或介绍同任何人的生意而付钱给外国官员的行为成为非法的。从1998年起，这些规定适用于所有的在美国参与促进此类贿赂行为的公司和个人。

关于付给外国官员的报酬，该法案明确区分贿赂和“润滑费”（即打点费），后者只要不违反地方法律就是允许的。一般情况下公司的法律部门仍需批准此类付款行为。主要的区别在于：付给一个官员“润滑费”，目的是使他更快地履行他应该履行的职责。

如果个人或者公司命令、授权或帮助别人违反反贿赂规定，或者合谋违反这些规定，他们也会受到起诉。

这一禁令仅仅适用于直接或间接地支付给外国官员、外国政党或党派官员或者外国公职候选人的腐败款项。“外国官员”指的是任何外国政府、公开的国际机构、或者任何部门和其代理机构的官员或者雇员，以及任何代表官方行动的个人。

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和它们的分公司，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反海外腐败法案》合规计划。在中国经商历史上都有招待和送礼现象。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商务关系的性质，可能导致一些公司雇请代理或中间人进行市场渗透。

不满的员工、不开心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以及竞争对手，常常成为告发者。美国公司的雇员，急于获得中国市场的回报，往往视而不见，允许第三方中间人进行不当的付款，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类付款并不违反美国法律。

对于任人唯亲或者利用裙带关系获得业务，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看法不同。在某些产业领域，“回扣”是可接受的生意手段。

外国公司感到“人人都这样做”，所以他们必须也这样做以保持竞争力。他们总结认为，商务的压力大于被抓住的风险。美国政府似乎越来越重视美国公司在中国执行FCPA的行动。

近年来，有些其他的情况，据称涉及在海外违反美国司法部(DOJ)、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财政部和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所执行的美国法令。这些情况和 FCPA问题一起，在我们的白领犯罪辩护和SEC执行实践中占的比例稳步上升。

2.5.2 洗钱行为

如今，股市和保险产业面临着政府严格的反洗钱行为调查，这是中国政府正努力加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措施之一。同时银行贷款快速增加，导致流动资金过剩，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会造成金融风险。银行在发放信用卡时也必须谨慎，因为存在非法活动和透支或拖欠风险。对于国内外从事洗钱的不法分子来说，证券市场都是使赃款合法化的理想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于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7年1月1日生效。该法明确规定了负责监督和调查洗钱行为的机构以及他们可用的手段，并且原则性地提出了金融机构和某些非金融机构必须承担的反洗钱义务。

综述：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导致国际社会制订新立法和指导方针，对抗正在升级的洗钱风险。各个国家的反洗钱培训和合规守法要求也因此受到重视。

正因为如此，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规，包含在2001年通过的《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2001年美国《爱国者法案》第三章），这一法案修订了1970年的《银行保密法》和其执行条例。今天，金融机构如果不符合这些要求，除了会有合规、战略和操作方面的风险以外，他们还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反洗钱：适用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CIP）规定，客户开设账户时，这些机构，需要核实身份。

关于代理银行的沃尔斯堡原则（Wolfsberg Principles）：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和全球反腐败机构联手执行全球反洗钱方针，管理代理银行。

MLTrac：反洗钱软件系统（如MLTrac）帮助各金融机构严格内部纪律，完善反洗钱政策和流程，使其能向监管部门详细报告进行反洗钱所采取的措施，来有效地防止洗钱行为。凭这种软件还可以设定程序，核查所有形式的往来信息，了解是否有什么内容（通常订购的客户和受益者）出现在系统支持的检查名单上。银行控制名单检查的间隔，以减少错误警报。通不过检查的信息，被送到一个隔离行列排队等待人工处理。系统保存已经进行的核查和所有操作过程的全部记录。要调查异常付款现象/模式，可以查询由此产生的SQL数据库。

反洗钱（AML）检查：网上系统（如AMLcheck）是一个有保障的合规工具，它的设计目的是帮助中小型的商务计划完成他们的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TF）的主要合规义务。它根据国内和国际上被放逐的人员名单、政府制裁的金融犯罪分子和受到政治曝光的人员名单，进行核查。

2.5.3 反伪造和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商业化的范围——与知识产权诉讼和执法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需要的商标和专利证书、合同涉及制造和技术的转让、供应链的管理、分销、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知识财产的调查和一般性建议。

诉讼和执法——请考虑三个诉讼和执法方案。

行政执法——知识产权的执法是通过中国政府的行政当局进行的。他们受理和解决商标方面的和不公平竞争方面的争端，制止广告宣传和销售违法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行为。

刑事诉讼和帮派的镇压——刑事诉讼当然更具有威慑性，它对付违法行为更加严厉、也更加有效。当伪造活动更系统、更有组织性时，这种方法尤为有效。刑事诉讼的过程在中国进入WTO后也经历了多次变革。

海关保护——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我们最大限度地强调进出口的情报，以便海关有充分准备，截取和抓获经海陆空各路运输的物资。这种独特的信息收集方法和阳光信念体系(Sunfaith)的风险分析已经帮助很多公司确保成功。

调查和研究——全国联网的知识产权调查和研究，以及在知识财产审计和尽职调查、商标调查、和域名恢复调查过程中，为达到追踪目的而进行有方法的系统性知识产权研究和调查

知识产权登记——要有效地保护您的知识产权，最重要的是对你的知识产权进行登记。在中国，为商标、专利和设计权利进行搜索、填写、调查和详细项目管理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是同政府工作人员打交道并确保登记过程和产权保护的实施。

2.5.4 盗窃和欺诈

盗窃

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不善，成了渎职和腐败的避难所，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企业人浮于事，许多地方政府一直试图卖掉其中一些企业来帮助稳定地方经济。

中国加入WTO后，正按照WTO的要求使得一些产业更加开放。然而，仍然不允许外商购买某些关键产业（如银行和电信）的大部分股份。

有些分析人士报道了中国的国家产业政策是如何采取强力措施促使技术流向中国产业的。一个新的措施就是实行“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在中国出售的每一种电子元件或者设备部件都必须提交给中国的认证机构进行质量安全认证。

该认证要求外国制造商提供所有需要认证的元器件的相关绘图和图表，以及完整的成品以供评估。此外，申请公司还必须缴纳相关费用，邀请官员或认证机构参观或巡视这些制造商在中国境外的工厂。

上市公司的领导，由于他们个人的薪酬是根据短期内的业绩决定的。如果拿技术做交易能够使他们短期获益，他们都愿意这么做。

参考：Ted C. Fishman的著作《中国公司：下一个超级大国如何挑战美国和世界》（该书已经以24种语言出版发行）。

欺诈

http://fraudchina.blogspot.com是披露中国公司的欺诈行为的网站之一，这些欺诈包含诓骗和所谓的商务点子。

许多西方经济体坚持，公司运营和企业治理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审计/会计要求和某些法律方面的信息披露的基础上。然而，中国商务（几百年来）一直建立在关系和口头承诺上。正因为这些差异和企业透明度的缺乏，“商业欺诈”才成了外国公司难以消除而且代价高昂的一层障碍。“商业欺诈”基本可分为两类：直接欺诈和间接欺诈。直接的专业犯罪可能包括挪用公司资产、谎报工时、财务报表造假或者支付过高的工资。间接欺诈正是外国公司最难以侦察和解决的。间接的欺诈不那么容易侦察出来，这些行为包括各种裙带关系现象、地方合资企业的合伙人设立与本合资企业竞争的公司，或者供应承包合同中的供应商是合资企业伙伴或亲戚的私有公司。

在西方，许多公司和监管机构都有控制机制来限制此类行为。这些机制包括内部制约方式，例如授权等级、责任分离、工作轮岗、合同投标过程以及内部审计；还有更重要的方面——监管性的要求，例如“利益冲突的披露”或者外部审计。这些措施最终使得公司治理更为严格，经营运作更加透明。

尽职调查

在西方很多国家，由于严厉的法定审计和其他海外披露要求（例如向证券市场和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构成了对企业的强有力的金融监管，财务报表通常被认为是“公平而透明”的。然而在中国，由于新近形成的会计管理条例，加上合资企业伙伴与外部审计员和金融顾问的勾结，公司的财务报告可能并不可靠。

很多潜在的合资企业伙伴干脆提供欺诈性的账务记录和财务报表、虚假的银行结账单，甚至非法合同。鉴于这一点，尽职调查过程应该包含对于合作伙伴的背景调查和信用核查，也包括他们的业务、执照以及与在相关政府部门的信誉。

内部和外部的审计

许多公司将大量的经费用于备份数据中心、病毒防护和防火墙设置，然而却不能很好地防范雇员A的不良行为。雇员A是管理公司应收账目的职员，他可以得到公司所有的付款和收款信息。

管理

最近几年，各个公司倾向于削减驻外员工的薪酬，积极推动员工的本地化。 然而，尽管节约资金并且形成更合适的资源决策，这一趋势常常使得很多外商投资企业（FIE）总部没有实际管理经验。这样极可能导致日常营运和财务的失控。

这种失控会在多种问题中表现出来，例如欺诈性的合资企业项目（一个饮料公司的生产车间被转变成一个不道德的合资企业伙伴的制革厂，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公司资金的误用（例如管理团队购买资产以满足他们自己私有公司的固定资产要求， 或者不经外资伙伴的同意就将资产承诺给银行以取得贷款批准），甚至有可能公司会卷入非法活动之中（诸如进行没有合适的营业执照的交易活动）。

公司结构

除了公司的管理团队以外，公司的结构、公司章程以及内部控制程序，对于确保对于公司的控制和减少牵涉管理层的欺诈行为，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合作伙伴的信任，对于任何成功的合资企业而言都是必需的，然而当事情未按原计划进行时，公司章程可以保护各方。不管这是更大程度地控制董事会，还是遇到大投资合同要求连署的条款，还是竞争性的投标义务，还是发现欺诈活动后的补救措施，外国投资者都需要确保在管理控制方面得到充分的保护。这些措施也可劝阻地方管理部门的不正当活动，并且定下明确的指导原则和规定。

尽管中国的法律体制向商业欺诈提供了刑事和民事方面的纠正措施，但是仍有许多方面要求进一步的立法和巩固。比如，一些漏洞就包含了以上讨论的间接欺诈的事例，如转移资金为亲戚朋友谋取利益、以无理的低价出售公司资产、放肆地忽略公司董事会成员、设立与现有实体竞争的公司。

在西方国家，此类活动是通过公司立法、受托人义务、利益冲突的披露以及劳动合同法进行解决的，而中国此方面的欠缺造成了很大的起诉风险和困难。

刑法基本上涵盖了诸如贿赂、资金乱用和转移公司资财以供私用。如果起诉成功，刑事方面的返还措施包括监禁、罚款，以及财产没收和归还被盗财产。

而民事法则主要涉及公司资财乱用以及与贿赂、挪用公款和来自竞争性企业的收入有关的纠正性措施。但是必须注意到，尽管公司可以使用这些补救措施，股东却得不到此类的补救措施或者进行相关的起诉。这一规定可能给某些外商投资者造成困难：他们掌握着少数利益并且在追查欺诈性管理和合资事业伙伴时不能控制董事会。

欺诈大问题——案例研究

一个北美的独立部件制造商从中国的分销商那里订购了10万线圈。在检查部件之前，货款支付给了一个第三方公司，待条件完成后交付给对方。购买订单上明确规定要是工厂自己生产的线圈。当线圈到达时，其包装却不是出厂时的包装。 第一个线圈箱打开时，里面包含200件，但是卷带的其余部分是空的。另一箱打开后也是空的，整个集装箱里只有空的线圈。

同时，这个第三方（有条件转让契约）服务商报告说，他们曾经收到据称是买家的销售人员的电子邮件，该邮件说可以将货款发给卖家。经过调查，该第三方服务商确定——通过IP地址——该电子邮件来源于中国。由于这个服务公司查出了欺诈，就没有付款。同时，中国卖方人员也发出长篇电子邮件，说买方和第三方服务商欺骗了他们。

2.5.5 背景调查

商业信用报告陈述一个公司的历史、付款、财务、银行行为以及运营和公共记录，等等。可以准备一个易读的标准化的格式和布局合理的信息表，检查客户的付款行为以及潜在伙伴的风险。

信息表包括：（1） 商务研究报告（BSR）（2） 商务信用报告——I类至III类（3） 商务深入调查报告（BSR）

建议在任何合资企业开始之前都进行公司尽职调查，包括信用规划、财务状况、资产、销售状况、股份和股东、有关商务经历、各实体和关键人事的背景。这些报告应该展示事实，提供管理人员、合作伙伴、招聘和用工情况以及可疑事业的所有历史记录。

资产研究包括下列研究资源的事例：欺诈嫌疑案、为对手的融资提供资助、合资企业的失败。资产研究提供的数据库服务包括：背景调查、见证人和调查对象的地点、资产地点、刑事和民事档案、企业所有权、不动产权、机动车管理局留置权和裁决、银行关系。

也可以由一个经专业培训的检查员暗访客户和工厂，体验和评估其员工的专业技能、业务运营和产品质量，这也是提供客观的评价的过程。一般称这为“秘密调查”或者“秘密客户调查”。 程序包括：（1）确认目标；（2）检查要求标准；（3）挑选秘密调查客户；（4）收集信息；（5）分析信息；（6）提交调查报告。

3 有趣的刀片经济

回到我的中国日记，结尾我也引用我在中国反复经历的中国经济学，帮助读者思考企业领导和中国经济规划者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前面讲了我同酒店服务员的经历，这里结尾中描述一下我的另一实际经历，以点带面，与读者共同透视这一经历折射的某些中国经济问题。尽管我日记中的经历并非什么教导而实则有点搞笑，其目的在于说明经济效益和（以充分就业为标准衡量的）社会福利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

考虑到印度的情况，中国愈来愈认识到发展其高新技术市场的必要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通过生产和供应增长来平衡对于外资企业的部分依赖，同时要求中国公司增强在外国市场的竞争力。

这里就使政府规划者面临一个矛盾：“就业和技术”还是“就业或技术”。显然，中国的经济和企业领导层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需要将大量的劳动力、教育、生产和供应能力转化为高技术相关的成果/产品。

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购买刀片的过程就似乎说明了规划者和企业领导面临的“中国综合症”。

武汉位居中部，新老中国都市风格在此交会；深圳是新兴沿海城市，它被宣扬为模范城市，它的大街小巷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造。可是在这两个城市的超市购物，我都经历、体会了这种人浮于事、相当低效的过程。（注：你可能会反驳“中国人自己建造”这种说法，因为从表面看，外商的投资和外向型经济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为深圳过去十年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不管怎样，这里谈的是一个有点像地方流行病的过程，它体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格局之中。剃须刀片要在专门的展柜销售，而且由专门的销售人员负责，结果，顾客不得不拿着日用品采购单，跑到至少两个分开来的售货和付账点。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我常去当地一些超市买东西。这些超市通常是一个零售迷宫，建筑和营业楼面设计与其说让顾客感到亲切和方便，不如说是让顾客感到强制性引导。例如，扶手电梯的安装或运行只供顾客进入商店，而找到出口或出场则颇费时间，需要步行、走楼梯，有时甚至要绕来绕去、走相当距离才能出去。

又比如，店面中的入口和出口设计，通常需要顾客上一至两个楼层才能再下楼出去。这里的想法当然是和赌场的建筑类似——那里尽可能地延长“玩家”（这里是“购物者”）被控制在店里的时间，以便促使顾客进行冲动消费。

所以，找到专柜的剃须刀片以后，下一步就是交谈——女售货员们都在观望着，所以我一接近刀片展柜，她们就立即迎到跟前。

我注意到刀片常常被锁在玻璃柜中，跟大型购物场中名贵的珠宝一样摆放。我还不知道这种摆放方式是不是因为刀片容易伤人或者仅仅是一种推销策略，或许还有人认为刀片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价值，这也说不定。

对了，回到我的购物过程。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盯着我看。

老实说，我认为她对我这个想剃须的男人提不出什么上佳的专业建议。

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不同品牌间的价格差异。由于我只能讲出和听懂几句最基本的中文，进行价格比较的交际行为，通常要么是茫然瞪大眼，要么是不点头，要么干脆什么也不说——免得浪费口舌和表情与她们辩论各商店的不同刀片定价。

最终，选好了刀片后，女售货员将我选择的商品记在一个纸簿上——从中文看好象是存货记录和更换清单。她也准备了一张购物单据。

女售货员然后手臂一挥，作了个全国人民皆有的手势，引导我到一个收银台——注意，不是一个通用收银台，而是一个特殊的收银台。

我注意到其他的货品，包括酒类、香烟类、化妆品和外国食品，等等，在有些超市也被指定在指定分区销售和收银，具体商品因店而异。

从商店安全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不允许我将刀片拿在手中。它们要由指定的女售货员保管。

因此，我到一个专门的购物收银台排队等待。轮到我时，我将选定的付账方式（通常是现金）交给收银员（总是个女孩）。

说到付款，我得停下来解释通货问题——

不管是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北京还是中国别的我呆过的地方，除了香港用港币以外，当我拿出20、50和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时，我估计十次有九次会有人检查人民币的真假，要么是人工肉眼检查要么是使用验钞机。

两年以后，对于站在收银台前等候收银员检查我交的钞票，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有时，我只是接受找回给我的零钱，从而完成交易。然而，有六次，我自己以一种幽默而夸张的方式，检查了找回的钞票看它是否是假钞；我这么做，其实关心的不是钞票的真假，我更想看到的是这些女收银员会对此有何反应。老实说，我并不懂中国钞票的真假——因为我是个老外，懂的中文很少。

我意识到这种伪造货币的问题在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的。不管怎样，鉴于在新世纪里中国将极大地影响人类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格局变化，与货币完整性和反伪造有关的问题可能将提升到中央政府指令和银行改革日程的重要位置。

我的钱被接受，零钱找给我，三张单据打印出来，签字，盖章，我又一次被引导至我的女售货员那里。她等待我将收据给她，证明我已经经过认真考虑，然后交易才能结束，刀片才能给我。

这里有另一个怪异现象，与中国商务中买卖习惯相反。就顾客是否得到了刀片这一问题，在中国没有任何协商。对了，价格是固定的，谁负责刀片的供货分销和定价政策，谁就可提出价格。我对此十分肯定。（注释：中国创业者信奉的格言是：“在中国什么都可买到，只是价格问题”。刀片在这里却成了价格没有商量的商品。）

自然，每次我买刀片，我都要就某个方面自问自答一番，思考中国刀片分销涉及的人和手段。

无论如何，我回到刀片展示处，出示了三张单据表明我已经付款，其中两张同刀片一起被还给我。交易终于完成了！“等等，我要一个袋子装刀片吗？”

瞧，因为我买的东西特殊，所以我被“送”了一个袋子。

然而过去六个月中，自从消费价格指数成了日常生活和揣测的话题之后，我渐渐注意到一些精打细算的人（特别是我常去的杂货店）找到了一个新的增收策略。

你猜对了——如果顾客要一个袋子装采购的东西，就得付两角或三角钱购买一个袋子。

瞧，这才是真正横向和纵向的转化艺术呀——不仅识别一种需求，满足需求，为价值模式的增收最大限度地促进其卖家机会，而且还给顾客提供袋子（迎合了顾客当时的需要）！

在中国，正如我们在美国也可以观察到的，平衡外贸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无论是政府收入方面还是政府和企业领导之间的项目分配方面——在省级经济的掩护下变得模糊。例如，这些供人们选购的刀片有些是外国品牌的。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就会发现，从实质上和最终结果看，刀片的买卖过程注重的不是产品的效率和质量，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劳动力，或者说如何制造就业机会。然而，在某点上，这种（全国性的、严重的）体制性低效阻碍了培训和资源分配（例如开发高技术产业的应用产品和渠道）。

WTO成员（包括美国在内）不断地叫嚷，要求中国进一步对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显然，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方面，国家规划者从持续的改革政策和开放趋势中看到了特色和效益。

在美国历史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曾多次面临不同程度的类似的挑战，美国商界的多个产业领域也曾面临这样的挑战。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由于其实行市场经济也只有30年，尚处于婴儿期，国家规划者和企业领导可以通过研究美国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之后的经济发展，汲取重要的经济发展经中的验教训。

注：对于中国的规划者而言，美国的联邦主义可能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联邦主义渗透贯穿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行政、立法和司法）。趋向于中央规划，可能旨在扩展和维持民事和监管工具，以实现中国经济变革中的国内国外利益方和参与者的互利互惠。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支持就业稳步增长的基础，那么，国家规划者如何平衡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明显极端，同时又遵守严格的国际贸易政策？

为了设计创造性和功能化的对内对外投资和商务流动，规划者们可提倡投资银行的各种业务领域使用不同专业技术代表。这样做可满足多重目的：平衡资本融资和投资、人力资源和私有产权，以及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和更高的市场效率的办事过程。

在中央制度和政策应用方面的更高标准化和更大一致性，可能会有益于省级教育和法律体系。比如，劳动和生产实践标准的一致性，使得省市级别的政府和企业，更有可能发动更多技术投资和相关产业的开发。

注意：对于中国的企业领导和外国公司而言，开发和形成私有产业领域的智囊团服务，不仅可能促进制度准入；而且可以推动法律、会计、保险、银行和投资公司等方面的咨询专业化；还可以促进投资咨询、资本管理和政府事务。

新一代企业领导如何运用批判性决策和科学推理，为中国进入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商务运营提供推动力？

在政府工作流程集中化的后期阶段（在美国称为“联邦化”），现有和潜在的能力可以转化生成市场价值。从这些市场价值，中国可以继续其经济演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伙伴，立于不断巩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之中，同经验丰富、互相支持的G-3/G-7之类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伙伴（主要代表北美和欧盟的联合体）一道，协同努力、齐头并进。

Chapter Ⅵ 参考目录

List of References

A． 参考书目

B． 中国相关法律文件

C． 机构资源

D． 相关网站

E． 网上报道摘选

F． 来源互联网的文章和参考内容

G． 研究问题索引

附录 内容主题和问题探讨提要

注：参考书目内容参照英文VI List of References部分（本书第191页至208页）

Acknowledgements

Since we met on the teachers’ bus en route from school during my first week in China, Ms. Shelley Pan has been a constant in my life, through good and bad times. Her enduring excellence as a professor, devotion as a citizen of China, and beauty as a woman represents a book unto itself. She is the challis of what China may become.

David Wei Chen has been a true “squaddy” with a talent to find the good in people. He is a patient teacher at all levels, a dedicated student to higher learning, and a trusted and loyal friend – China could benefit from more leaders like him.

Brother Tu and his wife Ms. Wu are my adopted family in China, being in that sense of what guests in foreign countries hope to find. Brother Tu demonstrates that strength in both ingenuity and triumph of the individual. He lives each day as a testament to a lifetime of struggles, achieving personal and business success, balancing spiritual and material wealth, and as a celebrated philanthropist of China.

My family in America is ever present in my heart and mind... Alison, Ara, Zareh, and Jocelyn (The Malkassians) live in Sonoma, California, where they continue their adventures of community and family combined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 racing. I love you and am missing you.

Joy DuPont of the Palm Beaches, Florida, has been a friend and confidan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er embodiment of peace and love, so represented with her editing contribution to this text, are treasured without measure, only to be shaped with a form of the hope for her continued presence and the good fortune due to her and her Goddess Group, Inc.

Sarah, our editor and a director at Wuhan University Press here in Beijing, is a model for the young women of China. In our two and one-half years of coming to know each other, I marvel at how Sarah has grown into her expanding role as a leader. Sarah, do not stop…

Walter, Camille, and Isabelle Yang are exemplar of the notion of family, regardless of country, religion, or politics. I thank them, as I thank their friend, Mr. Xu, for advancing our mutual efforts with the brilliant foreword and mutual cooperation.

Fen is with whom my story in China begins. She is more than a dedicated officer of the Foreign Experts Bureau of Hubei Province, for Fen radiates that rare combination of both caring and resourcefulness that is all too often diminished in our world. She deserves a future painted with colors of happiness and enlightenment, as so brushed upon those blessed with knowing her.

Preface

The Art of Conversion: defined by skill and craft during a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or transcendence) involving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capital – financial, corporate, political, even social,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 that is attainable and, therefore, to be gained, lost, or hedged, whereby value is created or transferred from an opportunity (e.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 product or a service) perceived or recognized as resulting in a net gain.

Reflecting on this idea of value creation (or transference), here I offer the first entry of my diary in China, entitled Two Sides of a One Party Transaction.

March 30, 2006

There is 30% battery remaining on my laptop. Nearly 7pm, Thursday.

I am at Gate25C awaiting my connecting flight from Beijing to Wuhan.

Upon clearing customs, I walked out into the public lobby of the two-story terminal. Immediately, directly ahead, I spotted an escalator with signs indicating taxis, hotels, and food. There I met Wang Tai.

He sports a dark red hotel uniform and says he is a “hotel officer” of the Blue Sky Hotel. When I told him that I wanted a hotel room for a few hours to shower and change after my 16 hour trip from Houston, Texas, he says “OK” and to follow him.

“What kind of hotel do you want,” he asked? “Top..., medium?”

I send a signal – “How much?”

On the plane now, awaiting take-off to Wuhan Airport. Only 22% battery remaining.

There, reflecting, I think, “how humorous… I am in the country for 30 minutes and have already had my first run-in with the traffic police.” Surprise, surprise…

W and I embark in a taxi for his company’s motel. The taxi driver exits the airport ramp. Suddenly, seconds into our ride, a police road block appears around the bend at the opening of the terminal’s underground exit ramp.

Our driver slows almost to a dead stop, only to then accelerate in an attempt to pass the police. It appears that he is running their blockade.

A policeman jumps in front of us. Still our driver maintains his improbable evasion.

The officer then stomps his left foot onto the front bumper of our car. Four other officers immediate swoop over to surround the taxi.

We are stopped. The police are shouting at us, causing our driver to turn off his motor just before he is yanked out of the car.

Everyone is barking at an elevated pitch, everyone except my new friend W and me. It is at this point, sitting in the back seat with W riding shotgun, that I recognize a street-wise respect for my new acquaintance.

When I decided to come to China, some months prior to my arrival, I made a deal with myself for what I wanted to accomplish by living here. Two years since arriving, I can now say that I have gained far more than my original, self-dealing bargain. To the extent that markets may be measured by time and money, and from a personal standpoint, time has become the real windfall from my investment of both time and money here.

I have develope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s an American of the times in which my grandparents lived; they survived the Great Depression. My parents, Donald L. and Patricia E. Dimick, sacrificed and contributed during World War II in the same way as my grandparents had done during the “first” Great War.

I, as the product of these two generations, have had no such comparative, real world experience with the suffering and struggle to be found in (when not directly presented with) this world of humanity. Prior to living in China, perhaps the only comparative instance when I sacrificed for a greater good (other than family) was four years of voluntary military service with two one-year tour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during the 1980’s.

Now with two years of teaching, consulting, and traveling in China, I can attest to at least having had a front-row seat at a post-game show of a critical phase of nation building – namel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Surely I had witnessed the struggle of life and death during my two years stationed in Korea; somewhat different, however, being stationed with thousands of fellow, allied troops.

No American military here... Only security guards and police who may be seen practically everywhere... on street corners, in the stores, pictured on billboards and in the newspapers, and even dispatch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ertain television programs.

Prior to March 30, 2006, I had never lived in a communist country. Enough said...

Thus, what I have learned since my arrival is that the China of today may be partially characterized as a reflection of America’s industrialized yesteryears. Without entering here into a social-economic analysis (as such treatment requires its own book), I surmise that this parallel of time and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s that of a human phenomenon... what we may label as be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order to achie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American, as a political scientist with a juris doctorate, I find it all too easy to recite the litany of contemporary issues at hand which “we” cite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developing nation. Note: some of these charges so alleged are made not in contempt (but for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is centralized collag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managing some 56 ethnic minorities.

Does economic fracturing of social harmony (as some here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nations so define it) appear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economic liberties?

How may state planners balance coordination of central policies with corporate leaders while promoting value-creation within market sectors reliant upon foreign (or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For instance, the freedom to purchase an automobile: is it actually an economic liberty or a privilege such as an entitlement granted by the state? Moreover, may the privatization of a state-owned firm be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a socialist system of governance?

In either case, given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 automobile or the financing and or investment in the transfer of a corporate entity, a central issue appears to focus o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relative to both transactions?

Now some twenty-years as a student of investment banking, I posit that we arrive at the topic at hand... the Art of Conversion.

I cannot provide Chinese students with any greater insight into China’s requirements now placed upon itself to develop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styles beyond that already proffered by Jack Welsh, former CEO of General Electric, in his book titled Winning. Here Mr. Welsh frames and addresses such issues most convincingly, as might a corporate officer so worthy when confronting “the big picture” with each balance sheet-like item of any contemporary issue of the day.

Nor can I offer further assistance to the “lowei” (or pin yin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meaning “foreigner”) who comes to China seeking to invest in and profit from any allegedly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so devised and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chematics of this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s including George Zhibin Gu and Winston Ma provide both breadth and foresight into the biomechanics that constitute China’s evolutionary world of investment banking.

What I attempt here is what my adopted Chinese brother, Brother Tu, accomplished so well when he first invited me to his family home in the town of Jhan Sha just outside the city of Wuhan in Hubei Province. There, I also met his family to including his wife, Ms. Wu, whom he met when he made a bank deposit with her as the bank’s window teller, and his mother, now my adopted mother. Brother Tu, a recognized central China entrepreneur and private lender, impressed me with his desire to convert his cache of financial and social success into an exchange process with me, a foreign guest in his country.

Since then, Brother Tu and I have invested more than time into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We have become vested in each other’s own, individual, personal-belief systems. Moreover, by doing so, I have come to gain a better sense of my own American family’s history. In so befitting, however, I have perhaps realized a loss of a sense of self that was rather egocentric as an American.

Henceforth, I have converted my thinking, which in turn causes me to now often hedge my actions and reactions. Whereas before I was sometimes linear, sometimes circular in my vesting of thoughts relative to any cause and effect, I no longer assume or presume to know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a given transaction-from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an automobile to the stock transfer of ownership in a corporate entity.

Be it (a) conducting due diligence on a Chinese holding company seeking to target selective foreign markets or (b) considering potential transaction-operation alignment scenarios for a commercial investigation and security program, I seek to identify the threshold of a given investment or transaction. 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For no particular reason of which I am aware, from time to time, I laugh to myself, reflecting upon those first minutes of my arrival here in China. That remembrance causes me to sometimes move, sometimes be motionless with the weighing of each contingency.

What was the crit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underlying the taxi driver’s attempted running of the police blockade? Was it based on “guanxi” (pin yin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meaning “relationship”) in that the driver recognized the police officer? Did the policeman fail to recognize the driver by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the officer’s superiors were present? Or perhaps they had never met before?

Was the driver hedging because the fine for operating an unregistered taxi presented a greater cost of doing business than evading the actual charge itself upon citation? Perhaps vice-a-versa presuming arrest, as the police did detain our driver in the back of a “paddywagon” (or police vehicle for the detainment of suspects)?

And how did my new friend, the hotel valet, come to demonstrate a greater capacity for corporate leadership than some company officers and directors with whom I have had the occasion to meet?

And what of me, the foreigner, who happily transferred to my “new friend” the sum of $100 US-valued at approximately 800 RMB, being the monthly net income for many here. I viewed the exchange as a profit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yet many of my Chinese and foreign friends criticized me.

And, finally, there is the state... Of all the given hours of any of the given days, why then? Was airport security so armed with profiling criteria determining when a road blockade was most likely to help rid society of offending transport-service-sector personnel so violating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at threshold then? From this reflective due diligence of my first moments in China so resulting in one of my first commercial exchanges in the country, I gained a first- hand glimpse of the levels of reciprocity operating within this society. Moreover, by actually engaging in such daily economics, I experienced a simplistic form of the art of conversion as practiced within the hospitality and law enforcement sectors of China’s economy.

So now, some two years hence, I often ponder what constitutes the lines of a deal that I either crossed or circled or tripped over. There, at these mo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from opportunity into value, one may discover when and how to hedge – as my hotel valet associate did so adeptly when talking us out of further implication warranting police involvement. Therewith, we witness the threshold of a deal.

In retrospect, I was inbound, the taxi driver was outbound, the government took its share, and my new friend, the hotel valet, who directed me to the preferred vehicle for the ensuing transa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whereby after I gladly paid—no, actually insisted that I pay him-more than eight-times the fee that he requested... My new friend, “Big W,” the hotel valet, would make a fine investment banker, whose skillful transformation of opportunity into value as described herein provides a testament to the art of conversion.

We dedicate this book to

Wendy Pan Pan

En Shi，Province of Hubei，PRC

In Memory of

Derek Sawyer

Bangor，State of Maine，USA

During June 2008 in a rural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Pan Pan was diagnosed with Leukemia. I met Wendy Pan Pan on New Year’s Day 2009. I named her Wendy that day，both as a reflection of Wendy in the children’s tale，Peter Pan，and as an apparition of my past，some 30 years before...

Derek was a thirteen-year old boy with Leukemia. For me，he was and shall remain part little brother，part son. Derek was the grandson of my Nanny (Barbara)，whose husband，Herbert Sawyer，a prominent lawyer in Portland，Maine，was my mentor during university and military years. Herbert and Nanny along with Mother and Father nurtured my interests in both law and society. Their love and support endure to this day.

It is because of that human spirit，that which carried Derek until his passing as a young teenager，whose spirit now so shines in the eyes of our little Wendy，that we dedicate this book to her and other such brave children. Although the ten percent of the author’s profits generated from the sales of this book only contribute to Wendy’s care and treatment，perhaps as important is our sharing with you，the reader，the great sacrifice and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s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during a nation’s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Art of Conversion

An American Scholar’s Review of Hedging

Chinese Capital Investment

Methodologies

to Participate in

China’s Emerging Economy

By

Douglas Roberts Dimick, J.D.

Foreign Expert,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ertified, Hubei Province, PRC

AmShell Ltd.

Wuhan University Press

Table of Contents

Acknowledgements / 1

Preface / 1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Art of Conversion

A. From Concessions of Colonialism to MNC’s / 2

B. The Tu-Dimick Paradigm for The Art of Conversion / 3

C. Framework for Analysis / 6

CHAPTER Ⅱ Globalization

A. Globalization: In Theory / 10

B. Globalization: In Practice / 19

Comment / 26

CHAPTER Ⅲ Outbound:

Chinese Firms Considering Foreign Markets

A. The Preeminence of Due Diligence / 28

B. Thinking English and Developing Corporate Leadership in China / 40

C. Banking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 59

D. Base and Approach for QDII / 74

E. Foreign Experts Per Project / 86

CHAPTER Ⅳ Inbound: Foreign Firms Considering China’s Technology Sectors

A. Accession to World Trade and Chinese Thinking / 94

B. Chinese Legal System / 102

C. Aspects of Chinese Business / 118

D. Approach to QFII / 147

E. Foreign Experts Per Project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Phases / 159

CHAPTER Ⅴ Findings and Commentary

A. Findings – Hedging the Conversion / 164

B. Commentary – Considerations and Issues / 173

C. Final Observation: The Razor Blade Economy / 184

CHAPTER Ⅵ List of References

A. Article Attribution / 192

B. Bibliography / 200

C. Table of Chinese Legal Documents / 207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Art of Conversion

A. From Concessions of Colonialism to MNC’s

Feudal China was gradually reduced after 1840 to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ountry. In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birth of New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Chinese government adaptations of the “concessions of colonialism” display early signs of a decaying archetype, increasingly replaced by the prominence of China-fid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Or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tate planned economics, such as with recent enactment of a mergers and acquisition law, merely a hedging of economic stability with increasing corporatization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commerce?

However one view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iod leading to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s predicated on its declared openness and reform policies, henceforth China’s state planners and Chinese corporate leadership may increasingly be faced with proffering when not embracing investment banking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hat focus upon what I refer to as the Art of Conversion, to wit:

Art of Conversion: defined by skill and craft during a process of transference (or transcendence) involving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capital-financial, corporate, political, even social,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of which is attainable and, therefore, to be gained, lost, or hedged, whereby value is created or transferred from an opportunity (e.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 product or a service) perceived or recognized as resulting in a net gain, to include an exchange process itself.

In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Conversion, hedging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s is so derived from conversion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s well as revenue streams with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evels of reciprocity into transactional and management analyses and metrics related to outbound and/or inbound methodologies.

To facilitate a two-way approach for our study of the subject and related issues, we present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 Thu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readers are abl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text and related topics. In this regard, we have literally “hedged” our conversation here with the parallel structure of the two selected languages, hoping to promote alignment of both academic and commercial subject matter as measured by comprehension and rate of exchang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E OBJECTIVE of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readers with a common platform to analyze and distinguish inbound and outbound methodologies for investment banking involving both Chinese firms seeking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foreign firms considering China’s markets (notably technology industry sectors).

THE WRITING PROCESS herein is one of inquiry into both policy and case study. We consider published matters and issues of investment and transaction that may be related to design,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Art of Conversion. This variant application of the “Socratic method” is my attempt to promote discussion and encourage analysis and exchange by ensuring an open forum and easy referencing of the material.

Again, social-economic comparisons are facilitated here with the English/Chinese dual-language formatting of the text.

THE THEME of the text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 Art of Conversion” and my positing of three rules （the Tu-Dimick Paradigm） may help actors and agent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services to successfully identify, analyze structure, transact, and manage inbound and outbound propositions.

B. The Tu-Dimick Paradigm for the Art of Conversion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state planners, corporate leaders, and investors, the Tu-Dimick Paradigm posits three rules for governing outbound and inbound business development within China to wit:

1.Rule One. Understand social and commercial harmony with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affairs.

Reciprocity: how does determination of the degree and levels of reciprocity available to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actors, being legal and/or financial recourse relative to a given transaction or venture, thereby indicate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related outbound and inbound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within China?

2.Rule Two. Master the don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business entity and enterprise.

Hedge: balancing relative quantifications of risk mitigation and management, when compared to rate of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levels of productivity, appears to be more a substantive process than a procedural operation for capit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here in China; accordingly, as social-economic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ermed here as being a “cultural heritage”) precede rule of law, how do we identify, define, structure, and manage (be it foreign and/or Chinese) financial interests and business concerns so as to optimally “position” both recourses and relations, thus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success of a given capital enterprise?

3.Rule Three. Coordinate capital enterprise with Rule One and Rule Two to hedge investm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Conversion: When considering the definition of conversion, given that a parallel conversion aligns (or hedges) inbound and outbound activity simultaneously to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of risk, then does conversion of market opportunity into realization or recognition of value thereby constitute a multi-centric process of exchange?

As the reader progresses, consider how inbound and outbound aspects are affected by the tim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during any given transaction or venture. An economist, Lawrence Summers, stated: “In this age of electronic money, investors are no longer seduced by a financial dance of a thousand veils. Only hard,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reserves, current accounts, and fiscal and monetary conditions will keep capital from fleeing precipitously at the first sign of trouble.”

My concept of conversion here is based on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ciprocity, originating from my tutelage under Professor Alan C. Sw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Professor Swan is recently deceased as the result of an automobile accident in Miami, Florida. His book,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lations, for which I contributed preliminary research during my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Law, is regarded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s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subject.

To understand the notion of how conversion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and recognizing when opportunity becomes value, I maintain that investment banking, as an intermediary agency when not a process unto itself, is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reciprocity among parties of outbound and inbound transactions and ventures within the emerging,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idea of hedging (or balancing) risk with mutual benefit among parties is a matter of understanding how each party as well as related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actors (from regulators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o bankers and investors) view the associated risks and rewards of a given transaction or venture.

As a result, this process, one which I refer to as conversion, is partially if not determinatively directional in nature. Moreover, it appears governed by generation and transference of market, state,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orrelating commercial or regulatory assigned values. Entry and exit strategies may thereby be planned, evaluated, and managed.

This book is only a contribu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at process. It attempts to shape issues for analysis; it does not provide answers.

In daily practice, the process of market exchange,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is highly case specific and fact sensitive. Accordingly, my efforts here are limited to helping us begin a discussion on the proverbial “same page” with the hope of realizing an expansive framework for analysis results with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among government planners and corporate leaders.

As a primary reference, see John F. Murphy and Alan C. Swan.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lations”-warded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1992.

C.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s the reader considers this workbook-styled text, I offe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Outbound Methodology

Approach for Chinese Firms Looking Outside China

Conversion by Corporate Leadership

Strategy for Critical Decision Making

Issues Attendant with Hedging Entry and Exit Strategies

How might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relative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multi-jurisdictional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become determined and governed by the success of each party to construct hedging mechanisms to mitigate and manage risk as a result of negotiation leadership, firm and transac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alignment of entry and exit strategies?

2.Inbound Methodology

Approach for Foreign Firms Looking Into China

Conversion by Hedging: Bi-lateral (or Bi-national) Reciprocity

Strategy for Continuity of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s

Issues Attendant with Relationships Hedging Entry and Exit Strategies

How can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both function with and become governed by private and public actors conducting multi-jurisdiction commerce and investment in relation to the level and degree of reciprocity required for each of the parties to participate, profit, or lose in any given investment or venture operation?

As with a corporate vehicle traveling on a highway of information, here the reader is provided with a two-way approach for both (a) evaluating the material presented and (b) examining corresponding or contradicting aspects of outbound/inbound business and foreign/domestic market dynamics. As the author, I do not offer any guidance for application of this framework. Applications may be apparent as the reader considers the material presented as well as the issues raised-salient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recommended analytical framework.

Also note that Section IV (Inbound) appears more detailed than Section III (Outbound). Much the information and expertise directing Chinese firms considering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is often readily available through professional services, products, and firm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nvestment banking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FDI) is a highly specialized and well credentialed market consisting of first to third tier firms as well as boutique practices. Again, a key element for the Chinese firm is to prepare and select the “right” foreign expert(s) for each fact-specific situation as presented.

Inbound transactions and ventures being considered by foreign firms, though, appear to be more illusory than documented, publicized, or taught-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whose authors and sources are referenced within the text. Thus, this section of the book helps the reader to “wrap one’s mind around” the structural and systemic topics of inbound propositions. I provide a paralle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ose topics while surveying dissimilar issues unique to each outbound and inbound activity.

CHAPTER Ⅱ

Globalization

The purpose for this first section of the text i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doctrine as well as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for measuring the skill and craft of actors with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f global economics. This summarization thereby offers the reader with a basic vocabulary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of related issues, often extending or transgressing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text.

Each paragraph introduces topics and issues related to what may best be described as subsections constituting a “dynamic patterning” (or matrix) of domestic,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ventures. Upon a cursory Internet search, the reader may find that each of the topics (sometimes single issues so presented in this section) is offered in the departmental curricula of many American and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us, the goal of this section is limited to our cataloging relative topics for discussion with a mutual understanding (though not necessarily acceptance) of general terms and concepts.

A. Globalization: In Theory-REVIEW

In modern societies, organizations form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endeavors. From life to death, organizations allocate risks and benefits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group effort.

Interests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are pursued through formal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devices provide the power and scope to achieve large-scale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for the state, the economy, and any given civil society.

We can compare how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via the alignment of technology and structure through roles and networks. The efficienc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olitical and e conomic systems may be analyzed with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s in bank decision-making. We may also consi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power via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professional firms. Such debates may help us understand how China evolves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s it continues a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Chinese society economically fractures, how do alterations in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demography and inequality impact social capital, corporate culture, and incentive intensity?

In public ord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 the role of authority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e world community exists on a constitutive level, where international law is made and applied, and where the indispensable institutions for making decisions ar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Formal as well as operational prescriptions and practice are govern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ystem (e.g., states, inter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other private associations, private armies and gangs, and individuals). Analysis focuses on (1) theory; (2) the establishment, transform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actors; (3) control of access to and regulation of resourc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escriptions; and (4) nationality and human rights.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egins with study of legal organiz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he medieval world to include Christendom, Islam, China, and India. With natural and divine law, one may also consider the extra-system contracts of the 16th century.

Comparative legal systems may be analyzed based on two principal legal traditions in the world—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 traditions. An overview of the Islamic legal tradition and th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both offer an expanded perspectiv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se legal systems are reflecte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onsidered the “cradle” systems of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and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are the common law counterparts. The underlying legal philosophies of these traditions are found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law, judicial process and judicial review, and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ntracts, and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dure.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requires one to compare a variety of proposals that have been advanced to promote global order.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independent states are arrangements designed to produce increasing forms of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order: these includ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collective security through the League Covena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lark and Sohn’s World Peace Through World Law, John Rawl’s Law of People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models of global governance networks and global democratization. A study of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characterizes historical efforts to establish rules for the glob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entails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cluding 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ffering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reaty law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hapes the intra-relationship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o domestic legal system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nsists of principal sub-regimes,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jurisdiction and immunities, human rights, the use of force and terrorism, the law of w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rms control, the environment. Emphasis 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se sub-regimes to domestic legal systems.

As an example, note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 held by the gener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shifting conceptions of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curren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sues underlying that movement in policy questions the Constitution as a “Treaty” and the Union as a legal “person”; the founding generation establishing the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actions with France, Spain, the Barbary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tribe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during and after their revolutions; the Civil War; American imperialism. Given the codification generatio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wers substantiate doctrines generated during the Cold War as well as support for current approaches.

Treaty behavior, inclu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trade and human rights relative to international leg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result become based on theories of compliance and explanatory models of treaty behavior.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how exceptionalism in treaty behavior, and in particular, the American example, questions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exceptional and, if so, in what way and how is its behavior to be understoo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GO’s) is a dynamic and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world politics.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in IGO’s reflects the attributes of most IGO’s in rel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and its constituent instrument, the Charter, its organs, and programs.

Certain UN institutional matters of membership and succession thereto,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nd law-making, also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 in such substantive fields as the use of force (inclu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criminal tribunals, terrorism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re affected by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law aspects, which is complicated further by conflicts of law and foreign law issues. Optimal business formatting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should address branch, subsidiary, joint venture, technology license, and distributorship aspects. Related international law considerations include sales contracts, commer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of credit.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ssues focus upon governing law, choice of forum, force majeure, currency, and treaty issues. For American concerns,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lso gover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s, polici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effect cross-border investments within principal, host countries as well as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investors,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concerns emerging treaty law as represented by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like NAFTA) and other agreements.

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to include host country laws, policies, and codes are designed to attract the financ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 projects. Balancing legal problems while protecting against political risk are determinative considerations for portfolio invest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as are investment disputes and the various methods (legal and non-legal) for settling them.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nsist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i) corporate law relating to finance, (ii) bank financing and regulation, (iii) securities financing and market regulation, and (iv) taxation. This structure provides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within emerging market debt, swaps and other derivatives, privatizations, and securit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is increasingly affecting legal systems by which corporations are directed and controlled both in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compar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manner, business actors must evaluate each transaction in relation to the nature of the corporation,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fir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chitec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mode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al-agent theory within the corporate context, as well as corporate culture, corruption, management and board compensation, conception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ross-listing of shares. Related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ncompass reforms and set new standards in the wake of recent corporate scandal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concerns principally the law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as well as the foreign trad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Negotia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es as well as particular types of rules restraining national restrictions on trade focus on rules address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discrimination, regionalism, anti-dumping duties, countervailing duties and safeguards measures. Business actors should address how existing legal systems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other regulatory areas or social val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alth and other product standards,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other facets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has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egal dimensions. For example, the legal parameters of and mechanisms for resolving problems of local autonomy versu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or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mpetition, efforts to regulat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t a global or regional level, judici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The Asian attitude tow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has drastically changed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From early 1980s through mid-1990s, many Asian countrie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was claimed to be a “miracle”. Various mean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a national economy have since been employed-such as subsidies to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sectors, selective inward FDI promotion and diversified tariff rates-which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s of the GATT.

However,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1998, many Asian countries abandoned their traditional stance tow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began to promote rapid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e rules (WTO) and bilateral instruments, such as FTAs, BITs and EPAs. How did the traditional stance go wrong? Will Asian countries go along with the mainstream 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eepening and widening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has necessitated intensified efforts to harmonize domestic economic regulation in many fields.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economic regulation started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Europe in the fields of labor law,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However, recent efforts of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in such wide area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as banking regulation, securities regulati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 Business actors should consider the causes and trends of present-day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its impact on domestic law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role of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nations, emerging markets, and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is reflected by the nature of law, the n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of law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Practical links between law and development include land tenure, foreign investment, th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constitutionalism, corruption, judicial reform,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rule of law. How does foreign technical assistance bring about legal change?

Ev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self-determination begins with the 19th-century (and earlier)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and attempts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ethnic, linguistic, and other minorities. Focus on post-1919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and activity includes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minorities’ treaties” adopted under the League’s auspices, post-1945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decolonization, and more contemporary situations in which minority rights or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has been asserted?

Paramoun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busines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business enterprises effect and affect legal norms and standards determining the nexus betwee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The trend towards increasing legal accountability for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business enterprises connects ‘complicity’ with a company’s sphere of influence.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includ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irms, organized labor, human rights advocates, journalists, as well as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s, advisors, and trade associations. Human rights norms greatly vary (if they exist at all) among business activities in specific industry sectors including energy, manufacturing, and pharmaceuticals.

Monetary Policy reflects the 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 with a country’s banking system and related macroeconomic concerns. Monetary Policy, banks and central banks form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ystems and often impact how countries regulate a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parallels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corporations as a dominant business form.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ial systems in history portray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stable moneys through central banking relative to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may reflect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encompass issues involving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the role of the IMF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trade policy rol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arallel issues include work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in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privatization and promo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F exchange rate policies and balance of payment assistance (including special drawing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ternational Project Finance entails legal, financial, and policy problems involved in investing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and focuses 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structuring and financing such investments.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e role of political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reaties, conven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law are all aspects of this process.

The basic econom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rade includ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current proposals for reform, exchange rate theory, regimes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regional trading arrangements,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equates worldwide determinations of income,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e trade balance in economies that trade good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assets. Asset-market approach to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is developed and then incorporated in a full macroeconomic model.

Theory is derived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under the Gold Standard,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s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constitut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models may be constructed to address both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Development Economics is the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economic growth. Contemporary aspects include the nature of global povert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growth, roles of trade strategies and agriculture in the growth process. Combining economic models and case studies, approaches may be evaluated to alleviate poverty. Situations that have led to economic crises also indicate models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Micro-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 poverty reduction concerns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licies and projects that might be used to reduc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ies range from short-run attempts to use food subsidies and cash transfers (to raise consumption levels of the po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micro finance projects, to long-run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ntrywide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s to small-scale projects implemented by NGOs, for instance, rely upon rigorous and systematic use of social science reasoning, including the basic tools of microeconomic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and use of key empir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policy analysis results. Other primary considerations are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population growth, and resource degradation, food pricing policy analysis, agri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reform, growth, and equity aspects of a r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 the determinants of reform, growth, and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ols of economic analysis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rocesses assist with correlating a country’s resources with its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ts economic policies. Theories of “public choi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may be then constructed, so based on development policy relevant to area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trade regimes, land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and growth.

Managing Economic Reform in low Income countries has changed markedly in tone and substance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a half.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has focused upo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gains of globalization. World leaders adopted a Millennium Development Compact in September 2000.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accord commit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intensified global efforts at reducing global poverty.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ddres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market economies and how incentives can be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ssues include resource consumption,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iven an increasingly appa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rimary issues relate to how urban population and income growth affect urban quality of life. Alth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may improve local quality of life, governments are challenged with mitigating externalities through resol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ssues; whether governments have the will and the resources to solve quality of life problems, thus, becomes the primary issue.

Transnational labor economics issues remain regressed.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creas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created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ountries as they try to balance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sts of dislo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se change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reducing inequality is complicated with global demography, employment, poverty, and migration trends to include impact that migration, trade, and technology have had on the labor market. An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ntails three dimensions - theory,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debate.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s present an entire range of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banking as well as insurance activities. Applicable bank management principles emphasize asset liabilities management, interest rate risk management and Value at Risk (V@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ing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ing, syndicate lending, project fin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ization in the unique setting of currency and country risk.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anking centers on foreign bond underwriting, interest rates, currency swap, synthetic securities,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Determinants of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traced back to the regulatory and supervisory overlay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B. Globalization: In Practice-SURVEY

Corporate Finance focuses on investment policy and project valuation. Financing decisions entail capital structure policy and payout policy, project selection or mix of debt or equity, and dividends / share repurchases. Impact also originates from agency costs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 market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oles of investment banking in modern societies are performed in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Concepts such as origination, syndication, distribution of security issues are intertwined with concerns of pricing new issu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issues in the after markets. Be it restructuring industry, financing governments, or facilitating saving and investment, the ethical issues for investment bankers become clarified on a transactional basis.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s indicate participation in high-risk/high-reward opportunitie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mall and rapidly growing ventures. World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managers create wealth from such situation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ncompass corporate control transactions, beginning with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acquisition targets. Reaction of stock prices to information on control transaction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policy options in such transactions. Strategies of acquisition are studied as are defensive measures against them, their purpos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valuation and corporate finance are also central to M&A activity.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inefficient stock and bond markets may be identified based on both theory and evidence of efficient securities markets, such as empirical facts that do not fit the efficient market paradigm: bubbles, valuation ratio spreads, momentum, and market timing issues; closed-end fund discounts; limits on arbitrage that allow mispricings to persist; and aspects of investor psychology connected to observed phenomena.

Financing 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 especially start-up and early-stage ventures, may be characterized by very high degrees of uncertainty and complex asymmetries of informa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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