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奥瑞·布莱福曼,（美）罗德·贝克斯特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海星式组织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星式组织/（美）奥瑞·布莱福曼，（美）罗德·贝克斯特朗著；李江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3
书名原文：The Starfish and the Spider
ISBN 978-7-5217-0031-2
Ⅰ . ①海… Ⅱ . ①奥… ②罗… ③李… Ⅲ . ①企业管理 Ⅳ . ①F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5491号
海星式组织
著者：[美]奥瑞·布莱福曼 ［美］罗德·贝克斯特朗
译者：李江波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031-2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海星式组织[美]奥瑞·布莱福曼 [美]罗德·贝克斯特朗 著李江波 译中信出版集团献给献给 一直鼓坚持要求我们写作的阿利夫献给 一直鼓励、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引言这就像捉迷藏游戏，不同之处在于玩游戏的不是可爱的孩子，而是当今世上一群一流的神经科学家。他们正在寻找的也[1]不是威利，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一位满头卷发、身着毛线衫的老祖母——人们大脑中存在着的“祖母细胞”。初看起来，这些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回答的问题很简单。无论是上学第一天的情景还是自己的祖母，我们都拥有相关的记忆。然而，科学家想问的是，这些记忆被我们保存在了哪里？科学家根本不知道他们将要得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结论，这个结论对生物学、对现今种种行业、对恐怖主义以及不同社群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设想我们的大脑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具有严密的组织管理结构。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储存和管[2]理一生的记忆，我们的大脑需要一系列命令。大脑中的海马掌管着这一切，神经元负责存储记忆的具体细节并向海马报告。这样，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海马就像一部高速计算机，会从特定的神经元上寻回有关信息。例如，你想要获取有关初恋的记忆？那好，请到第18416号神经元上寻找。你又想要获取有关你四年级老师的回忆？那好，这次请到第46124394号神经元上寻找。神经科学家猜测海马就是这样应对需求并发布命令的，关于记忆，大脑就是如此工作的。为了证实以上理论，科学家得证明当我们寻回一定记忆时，相关的神经元会被激活。20世纪60年代初期，科学家们在受试者身上连上电极与传感器，然后向受试者出示一些他们熟悉的事物的照片。在实验中，每向一位受试者出示一张照片，科学家都希望能够精确触发某个具体的神经元。于是，受试者往往要花费几个小时盯着照片，而科学家会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等着具体的神经元被激发。他们就这样等啊等。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情况有些混乱：特定记忆与特定神经元之间并不存在纯粹的因果联系。尽管每次只向受试者出示一张照片，却同时激发了许多不同的神经元。而且，有时多张照片会引起同一组神经元的反应。最初，科学家认为这是技术问题，或许是传感器不够灵敏所致。在随后的10年间，神经科学家不断地改进实验，实验设备变得越来越灵敏，然而仍旧不能获得有意义的结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疑，记忆应该保留在大脑中某个未知的地方。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名叫杰里·莱特文的科学家提出了一种解释：那种认为一定记忆存在于某个细胞中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莱特文认为，那么多科学家试图发现大脑中的层级结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记忆散布在大脑中的多个部位而非存储在向海马反馈信息的特定神经元中。他专门给存储有关祖母的记忆的神秘神经细胞造了个新词——祖母细胞。起初，莱特文勾画的大脑模式看起来是粗糙纷乱的。人们不禁会反问：为什么像大脑这样精致复杂的思维机器会以这么一种古怪的方式演化发展呢？尽管这种模式可能有违直觉，但事实上分布式结构使大脑更具弹性。例如，假如我们试图从某人的大脑中抹去一些记忆，在层级式模型中，首先要对相关的特定神经元定位，然后再杀死它们，这样这段记忆就不见了。然而，在莱特文的模式中，记忆很难消除。我们必须杀死一定类型（而非特定某几个或某些）的神经细胞，这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大脑之外的现实世界时，会发现与那些不断寻找祖母细胞的神经科学家相仿，我们具有一种为万物探寻秩序的天然本性。我们会区分自己周围的一切，并为之建立起严格的层级结构。无论我们正在关注的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还是一支军队、一个社群，我们天然的反应是问：“谁在掌管它？”如果没有人掌管着这一切，那么将会发生什么？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当不存在层级结构时将会发生的事情。你也许会想那将是杂乱无序的，甚至是一片混乱的。然而，在很多竞争局面下，传统意义上的领导的缺乏却导致了强有力的团体的形成，这种强有力的团体正颠覆着我们目前的工业与社会现状。简而言之，我们正面临着一场风靡当下的革命。没有人认为1999年坐在美国东北大学学生宿舍里的肖恩·范宁会改变整个世界。这个18岁的大一新生在上网时突发奇想，如果人们能够免费共享音乐文件将会怎样？于是，范宁开发创立了纳普斯特（Napster），这个创意一举击溃了整个唱片业。但在这场进攻中范宁并没有扮演前锋的角色——由一大群十几岁的音乐共享者、大学生和携带iPod（苹果公司推出的便携式数字多媒体播放器）的商人们发起了整场战役。当奥萨马·本·拉登离开沙特阿拉伯到阿富汗旅行时，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仅仅几年之后这个人就会变成世界头号通缉犯。就在那时，本·拉登的能量看起来还很有限。毕竟，一个正在设法离开山洞去谋生的人实际上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当本·拉登不再扮演一位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角色时，“基地组织”就变得强大起来。在1995年，一位腼腆的工程师把即将在旧金山湾区举办的活动列表贴在了网上。克雷格·纽马克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开发的网站会给报业带来永久性的改变。在2001年，一位退休的期权交易商开始为全世界的年轻人免费提供参考资料，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的努力某一天会使上百万陌生人使用一种叫“维基百科”的东西来创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信息库。可以说是同一种潜在的力量推动了纳普斯特对唱片业的重击、“9·11”恐怖袭击事件、网上资源分类以及共同创作百科全书资料库。对这股潜在的力量，你对抗得越激烈，它就越强大；它看起来越混乱，实际上它就越具有弹性；你越试图控制它，它就越难以预料。数千年来，组织的去中心化倾向一直处于休眠的隐匿状态。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唤醒了它，释放了它的能量，它猛烈冲击着传统企业、改变着整个行业、侵袭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曾几何时，缺乏内部结构、领导层或正式组织形式都被视为缺陷和弱点，然而，现在这些却成了重要的资源和优势。表面上混乱无序的团体已经挑战并挫败了具有严整层级结构的机构组织。看来，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点可以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系列调整中得到异常清晰的印证，在那里，一个高级别案件的审理正变得令人不可思议。[1] Where’s Wally？，中文译名《寻找威利》。此书为英国插画师马丁·汉弗德（Martin Handford）绘制的一套儿童读物。沃尔多身穿红白条上衣，戴红白条小尖帽，架副眼镜，手里经常拿着一根木头拐杖，总是丢三落四。书中人物繁杂，画面零乱，而读者的任务就是在一幅满是人的拥挤画面里找到沃尔多这个小人藏在哪里，以锻炼眼力。[2] 海马，英文为Hippocampus，端脑内原皮质结构，位于侧脑室下角的底壁，在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中起重要作用。第一章 共享之战：互联网企业vs传统企业这场共享之战的交战双方是资金雄厚的唱片公司和音乐分享软件，这场共享之战竟然可以追溯到所向无敌的西班牙军队与古老部落阿帕奇人之间的战斗。两者有什么共同点？输赢似乎显而易见，但是互联网企业那种越挫越勇的力量根源到底是什么？唐·韦瑞立对自己辩护的这个案子太有把握了，他自己十分得意，甚至想要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理石台阶上开香槟来预先庆祝胜利。这一切都发生在2005年3月下旬，我们可以想象韦瑞立当时的感觉一定棒极了。作为律师，韦瑞立极具才华，如果你要打官司，当然希望他能站在自己这边。另外，他还是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主编，同时还担任了威廉·布伦南大法官的助手，并且他还时不时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赢得一些大案子。毫无疑问，在业务上他这个人技艺精湛，是一位杰出人士。就像棒球巨星贝贝·鲁斯，韦瑞立肯定会入选法律界的全明星队，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著名的棒球队——1927年的纽约扬基队。这支法律界全明星队肯定还包括重要人物肯·斯塔尔（他曾经负责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与莫尼卡·莱温斯基声誉案的调查）和戴维·肯德尔（他曾是上述弹劾案中克林顿的辩护律师）。人们当然不愿与有这样阵容的队伍较量一番。事实上，韦瑞立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大娱乐公司——米高梅公司的雇佣枪手。到目前为止，米高梅公司已经轮番加入了一些商业巨头，诸如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迪士尼、华纳兄弟、大西洋唱片、国会唱片、美国无线电公司、贝塔斯曼音乐集团、索尼以及维珍唱片发起的诉讼。乍一看，你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可全都是些实力最强大的参与者啊，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律师，在当地最高法庭上为他们进行辩护。说到这里，人们对这个问题会很感兴趣：这些商业巨头到底是在和谁打官司呢？说出来不怕你不相信，他们的对手是一家我们绝大多数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小公司——Grokster（一家私人拥有的软件公司）。Grokster提供点对点技术（P2P）服务。它使人们能够窃取——咳咳，共享——网上的音乐和电影文件。因为此项服务使用方便，完全免费，全世界的人一直以来都在幸福地分享着从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影集到枪版的热门电影等各种文件。实际上，《星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在院线发布的当天竟然就出现在了互联网上供人们免费下载。这种方式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所有内容的下载并不需要作者或所有者的专门许可。可以说Grokster的使用者基本上都是在窃取音乐和电影文件。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正在谈论的对象并不只是那些坐在大学计算机系阴暗的地下室里的黑客，还包括那些正在各个街区里生活着的平民百姓。事实上，如果你询问任何一位18~24岁的互联网用户，你会发现他正在使用诸如Grokster之类的软件。据估计，仅美国截至2005年4月就有863万点对点技术服务的使用者。要知道在美国，自从1968年《夏日恋曲》风靡以来，年轻人之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共享行为了。可是，这种情形对电影与唱片业却甚为不妙，因为所有这些共享行为正在给电影与唱片业带来麻烦。作为商业企业，米高梅公司和它的同行们并不会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创作、传播音乐与电影，它们的目的是设法赚取利润。可是现在兴起的音乐共享却对这个底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韦瑞立很快就会告诉我们。在法庭上，韦瑞立律师开始口头辩论陈述，但很快就被大法官布雷耶打断，目前音乐行业的情况在大法官看来仿佛看到一只大象正在一只小老鼠面前倒下。本来布雷耶想问的是，对于音乐唱片业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随后他对韦瑞立解释了自己的意思：“音乐行业有革新也有问题，然而它正在以这样的方式茁壮成长。”韦瑞立可以说是在口头辩护陈述的最后关头挽救了自己的回答。他知道自己代表的这头大象并非仅仅是情绪过分激动，说它被吓得不知所措是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布雷耶大法官，”韦瑞立辩护道，“事实是自从遭受这些服务的冲击以来，我们损失了——整个唱片行业损失了25%的收入。”25%，至今这个比列仍在上升。目前的这场混乱仅仅始于5年前，当时一个无名的大一新生由于过于懒惰而不愿意去Tower Records（知名连锁唱片店）买唱片。或是出于懒惰或是出于傲慢，他希望得到免费的音乐。这个新生就是18岁的肖恩·范宁，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纳普斯特”，他在自己的宿舍里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登录这家公司的中心服务器，使用范宁自己创建的纳普斯特程序与世界各地的用户共享文件。可以说每个人都喜爱这项方便的发明，于是他们开始毫无节制地互换文件。可以十分肯定的是，纳普斯特的前景甚为不妙。因为米高梅公司的同行们迅速发起了一场针对纳普斯特的诉讼，这场诉讼给了纳普斯特一记响亮的耳光。虽然有一些组织，比如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提出抗议说这场诉讼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然而法庭却不买账。这毫不奇怪，任何人都不会对那些数不胜数怒气冲冲的黑客太过关注。这些人就好像刚刚在校园吵架中吵输了的孩子，只好回过身来嘲弄他们的对手：“我们会抓住你们的——你们只会将事情越弄越糟！”实际上，在2000年12月12日，法庭就认定了纳普斯特侵权。在2003年6月，纳普斯特宣布破产，同年12月纳普斯特将自己的品牌与知识产权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一股脑都卖给了Roxio公司（数字媒体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法律上的争论都是一个大战略的一部分。举例来说，看到那些街头上的开锁匠了吗？他们整个经营活动都是围绕着敲竹杠进行的。等你早上离家工作之后，锁匠就会鬼鬼祟祟沿着楼梯爬到你家门口，打开锁，撑住门，随后包括他叔叔在内的一干人就会闯进门来。他们会取出你家的银器、你家的食物、你家的珠宝以及你家的新音响，然后把它们统统带走。其中或许还会有一两个强壮的家伙甚至会扛走你家的洗衣机。等你回到家里，看到洗劫一空、满地凌乱的情景，你受到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但在起初的震惊逐渐消散之后，你十分想去做的事情既包括抓住那些盗贼，又包括抓住那个放贼进来的人。与这个比喻类似，唱片业的巨头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点对点技术公司正在助纣为虐，纵容盗窃，它们的用户正在四处盗用音乐的版权。为了应对这种糟糕的情况，唱片行业拿出了一个双头战略。首先，业界同行们追击那些具体的盗贼——在这个案例中，就是那些共享音乐的人。他们追踪到那些正在下载歌曲的人——一些重要的侵权者，以提起侵权诉讼、对簿公堂来进行反击，除非侵权者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并缴纳4000美元罚款。这个策略很成功，它不仅达到了阻止侵权下载音乐的目的，而且也向其他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们对强化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认真的，如果你侵权，我们将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其次，业界的同行们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追踪那些专门替人撬锁，为盗窃行为提供犯罪机会的始作俑者——点对点技术公司。他们雇用最好的律师对这些点对点技术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取缔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至于前面说到的韦瑞立，不出众人所料，这位律师的表现几乎完美无缺。结果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在韦瑞立口头辩论陈述的两个月之后，法庭做出了一致宣判，判决对米高梅公司有利。但是在唱片业巨头不断赢得与点对点技术公司的诉讼的情况下，音乐侵权问题的整体情况却持续恶化。这真是太让人奇怪了，这首先不能归咎于业界公司对侵权行为不够警惕。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可是正在针对侵权行为不断提起新的诉讼，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诉讼恰恰是火上浇油：它们反击得越厉害，激起的反抗越激烈。总之，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似乎正在发生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谁对这些事件做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呢？说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碰到的汤姆·内文斯是一位专门研究美洲西南部土著部落文化的人类学家。尽管内文斯从未涉足唱片业，但他对古代部落的研究却能够清楚地揭示今天音乐行业正在发生的事情。说实在的，内文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人理解得更到位。开始了解到有他这么一号人，是在我们迅速翻阅一本有关阿帕奇人的书时。当我们看到了他给这本书写的序言时，我们突然停了下来，待了一秒钟，想了想：这位伙计正在谈论美洲土著的事情，但是他所讲的恰好能很容易应用到Grokster这个案例上来。于是，我们一路追寻到艾奥瓦州，这位年轻的人类学家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那里。当内文斯刚见到我们时，他的心里没有任何准备。当他了解到我们的来意时，马上反应道：“嗯，我认为没有人真正读过那本书。”但是一旦我们和他攀谈起来，内文斯马上就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将它们广泛联系起来。一切都始于一个秘密，一个古代的秘密，解答它能给理解米高梅公司的问题出在哪里提供一把钥匙。为了揭示这个答案，内文斯带我们回溯了将近5个世纪，返回到了1519年，来到了那片今天大家称之为墨西哥城的土地上。当时，历史上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具有传奇色彩的埃尔南多·科尔特斯恰好第一[1]次将目光放在了阿兹特克人的首府上。[2]当科尔特斯看到通向首府、当地人称之为特诺奇蒂特兰的巨大公路，还有当地结构复杂的输水管道，以及规模巨大、造型完美的庙宇和金字塔时，着实被这些伟大工程震惊了。科尔特斯原本以为在那里会看到奴隶，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邂逅的是一个人口超过1500万，拥有自己的文字和先进历法，拥有自己的中央政府的文明社会。他惊叹道：“这个城市同塞维利亚或科尔多瓦一样大！”在市场上聚集的“交易者超过6万之众，在这里的市场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出产的各种产品”。可是科尔特斯来到特诺奇蒂特兰并不是为了观光，像唱片业那些首席执行官一样，他是为了发财。在当时，发财的途径就是攫取黄金，因此科尔特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同阿兹特克人的首领蒙特祖马二世商谈。他来到了蒙特祖马那巨大的能盛下整个西班牙军队的宫殿。这次交谈的内容可以简略概括为一句话：“给我黄金，否则杀死你。”蒙特祖马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和这位探险家打交道，他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由于害怕万一科尔特斯真的是一位神灵的话，自己的不敬会唐突了神灵，蒙特祖马屈服了，交出了他所有的黄金。然而，就像从没有人把科尔特斯当成旅游者一样，也从没有人认为他能够信守自己的诺言。尽管他曾经有过承诺，科尔特斯还是食言杀死了蒙特祖马。于是，混乱接踵而至。科尔特斯命令他的军队包围了特诺奇蒂特兰。他们在路上设置路障，阻断了任何可以将食物运抵城中的道路，同时还切断了输水管道。8天内，特诺奇蒂特兰城中饿死了24万人。到1521年，距科尔特斯首次关注特诺奇蒂特兰仅仅两年之后，整个阿兹特克帝国——一个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的文明——崩溃了。阿兹特克并不是唯一的例子，相似的命运又降临在了印加帝国身上。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西班牙军队俘获了印加首领阿塔哈尔帕。一年以后，待印加所有的金子都到手后，这个西班牙人处死了阿塔哈尔帕，并任命了一个傀儡统治者。又一次，一个文明的覆灭只用了两年的时间。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最终使得西班牙人控制了这片大陆。截至17世纪80年代，西班牙人看起来似乎势不可当。挟胜利之势，他们继续向北挺进，但是就是在那里，西班牙人最终遭遇到了阿帕奇人。这次会战——就在现今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之中——与唱片业反击点对点技术公司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班牙人失败了。这些西班牙人竟然输给了那些乍一看似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野蛮人。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不同，阿帕奇人既没有建造哪怕一座金字塔，也没有铺就哪怕一条公路，甚至也没有建成一座值得一提的城镇。对于这些西班牙征服者而言，比金字塔和公路更为重要的是，阿帕奇人没有黄金。因此，这次西班牙人改变了以往的掠夺策略，试图通过强迫阿帕奇人接受农耕生活方式、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的方法，将这些阿帕奇人转变成信奉基督教的农民。确实有一些阿帕奇人接受了农耕生活方式，扛起了耙子和锄头，然而绝大多数阿帕奇人拒绝接受西班牙人强加给他们的选择。这些人不仅仅是拒绝，他们还在积极地反击——劫掠看到的任何与西班牙人扯上一丁点关系的东西。你会以为抵抗西班牙军队那样的强大敌人，阿帕奇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取胜的机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像内文斯告诉我们的那样：“到17世纪晚期，西班牙人失去了对北索诺拉和奇瓦瓦的有效控制。阿帕奇人成功地夺取了对北墨西哥的控制权，这倒不是他们曾经想要这么做。”然而，这并非一场个别的偶然胜利，阿帕奇人继续制约了西班牙人200年。这并不是阿帕奇人拥有什么不为印加人与阿兹特克人所知的秘密武器，也并非西班牙人丧失了威力。不，阿帕奇人之所以能够击败西班牙人完全在于阿帕奇人的社会的独特组织方式。西班牙人不能击败阿帕奇人，与唱片业不能粉碎点对点技术趋势，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内文斯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成功地获得了这个秘密答案的。几年前，内文斯花费了3年时间和亚利桑那州的阿帕奇人生活在一起，研究他们的文化，观察他们的典礼仪式，并探究他们的社会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很快就发现了阿帕奇人与其他部落的差异。“举个例子来说，让我们来看看苏人——‘与狼共舞’之人，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集权化。当他们遭受西班牙人的进攻时，即使在短时期内苏人进行了壮烈的抵抗，然而他们的成功确实没有延续到10年以后。可是，阿帕奇人却持续战斗了好几百年。”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阿帕奇人将政治权力分散化，几乎没有任何集中。”阿帕奇人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权力上是分散的。为了理解内文斯所讲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快速扫描一下两个截然相反的系统：一个是中心化体系，一个是去中心化体系。中心化组织很好理解，想想任何一个大公司或者政府机构，它们都有一位明确的主管领导和做决策的具体地方（董事会会议室、公司总部、市政大厅）。内文斯将这种组织类型称为强制式，因为权威领袖操纵一切：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下命令解雇你，你就出局了；当科尔特斯命令军队列队前进，他们就会出发。西班牙人、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全都是中心化的，或者说是强制式的。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强权，但一个中心化系统并非必然不好。无论你是西班牙将军，还是阿兹特克人首领，或是一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必然会使用指令–控制方式来维持组织内的秩序，保证组织的效率，并使组织每日都能正常运转。规则需要被设定和强化，否则系统就有坍塌之虞。例如，当你乘坐飞机时，当然希望飞机是一个强制式系统，你肯定不希望由坐在28J座位上的约翰逊来决定何时是着陆的最好时机，约翰逊只需要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欣赏电影就行了。而机长，只有机长才有权力做出决定，这样做才能保证飞机的正常飞行。理解处于另一端的去中心化系统需要一点技巧。在一个去中心化系统中，没有明确的首领，没有层级结构，也没有总指挥部。假如确实出现了一位首领，他也基本上没有多少支配他人的权力。他借以影响、领导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示范。内文斯将这个体系称为开放系统，因为系统中的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独立决策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去中心化系统就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在开放系统中也存在惯例和规范，却不存在强制实施。更确切地说，权力分散在所有人和所有地区之中。在开放系统中，既没有像特诺奇蒂特兰那样的城市，也没有如蒙特祖马的首领。但是没有了一个像蒙特祖马一样的首领，该如何进行领导呢？阿帕奇人采用南坦（指精神与文化领袖）而非行政首领来实施领导力。南坦通过示范来领导，他并不具有强制权力。部落成员服从南坦是因为他们愿意这么做，而并非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历史上最著名的南坦之一是格罗尼默，他率领自己的族人反抗包围自己家园的美国军队长达数十年之久。然而，格罗尼默从未掌控过一支军队。相反，他亲自发起战斗，他身边的每个人都会加入。他们的想法是：“假如格罗尼默拿起武器，或许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格罗尼默过去一直正确，所以与他一道战斗就是有意义的。”你愿意跟随格罗尼默吗？愿意，那就跟随。你不愿意跟随他吗？那好，那就不跟随。选择是每个人的权利，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是你的自由。在阿帕奇人的语言中根本就没有“你应该”这个词，强制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南坦们对于开放系统的福利状况至关重要，去中心化影响的不仅仅是领导阶层。因为不存在首府也没有中央指挥当局，阿帕奇人的决策是由各地的阿帕奇人做出的。例如，对西班牙殖民地的一次袭击，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策划，在另一个地方组织，又在另一个地方实施的。你绝不会知道阿帕奇人到底从何处来。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重要决策谋划地点，在另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决策可以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做出。阿帕奇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有些疲沓松垮、混乱无序。然而，事实上，阿帕奇人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先进、复杂的社会。我们会产生这种错觉，只是由于对大家而言，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罢了。内文斯解释说，正是由于具有一个去中心化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富有弹性、权力共享、模糊性，阿帕奇人才会对曾经摧毁了中心化社会的攻击具备免疫力。让我们再来看看，当一个强制式系统对付一个开放系统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西班牙人（一个中心化组织）已经习惯于通过集权制或强制式透镜来观察事物。当他们与阿帕奇人相遇时，会习惯性地遵循过去制订的策略，即“掠走黄金杀死首领”策略，开始消灭那些南坦。但是，当他们杀死一个南坦时，另一个新的南坦就会出现。于是西班牙人的策略失败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对阿帕奇社会的整体福利是至关重要的。阿帕奇人不仅从西班牙人的攻击中幸存，更令人惊奇的是，攻击反而壮大了阿帕奇人的力量。当西班牙人攻击他们时，阿帕奇人反而变得更加分散，更加难以征服。当西班牙人摧毁了他们的村庄时，如果村庄对整个社会极端重要的话，阿帕奇人可能就投降了。但是他们没有，相反，阿帕奇人舍弃了他们的老房子过起了游牧生活。（试试来抓住我们呀！）下面是去中心化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当遭受攻击时，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倾向于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去中心化。好了，现在让我们再返回21世纪的冲突表演中去：唱片业巨头们正在扮演的是西班牙人的角色，而阿兹特克人的角色由诸如Grokster与纳普斯特那样的点对点技术服务提供者扮演。这些巨头们诉诸法律诉讼，引进了像韦瑞立那样的现代征服者。如同大家看到的那样，这些策略很有效，纳普斯特歇业了。唱片业巨头之所以能够击败纳普斯特，是因为纳普斯特中心化程度很高。纳普斯特公司既有特诺奇蒂特兰（用户们需要登录的中心服务器）又有蒙特祖马（层级式结构和首席执行官）。换句话说，尽管纳普斯特比起那些唱片业公司来说更为开放和去中心化（它允许用户之间共享免费音乐），但它仍没有灵活到足以抵御唱片业巨头进攻的程度。在损坏了特诺奇蒂特兰（纳普斯特的中央服务器），追捕到了蒙特祖马（纳普斯特的公司管理层）之后，唱片业巨头们胜利了。但是纳普斯特的毁灭并没有湮灭人们对免费音乐的渴望。设想你就是一个一直沉迷于免费音乐下载的用户，突然间，一些穿制服的家伙关掉了水龙头并宣布你是在违法犯罪。当然，此时你只好走到音像店——一个你已经好几个月不曾光临的地方，花掉自己3个小时的工资买上一张唱片。然而，有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那就是去寻找一个纳普斯特的替代品。此时，尼古拉斯·曾斯特姆出现了。尼古拉斯是一位瑞典工程师，他希望通过满足希望免费下载音乐的用户的愿望来做大自己。曾斯特姆不是阿帕奇人的南坦，然而他明白要想生存下去最好避免犯纳普斯特曾经犯过的错误。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开发了一种名叫Kazaa（点对点共享工具）的新程序。Kazaa，没有中心服务器，也就没有特诺奇蒂特兰。加利福尼亚州的约翰可以直接进入内布拉斯加州德尼丝的电脑获取U2乐队（爱尔兰摇滚乐队）最新的歌曲，或者到旧金山杰里的电脑中去下载自己酷爱的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在12个月内，人们共下载复制了超过2.5亿份Kazaa软件。如雪崩般的音乐互换蔚为壮观，新开发出来的Kazaa并不需要中心服务器，从而将权力交给了用户。我们可以把Kazaa同唱片业公司做一下比较。唱片业公司拥有办公室、分销渠道、市场营销部门和拿高薪的管理层。正因为它们有经营管理的任务，因此它们向用户收取费用。很显然在这种模式下，你不可能不花一个子儿就拷贝一张唱片再把它送给你的朋友。但是它的对手Kazaa却类似于一个阿帕奇村落，它没有总部、没有拿高薪的管理层，如果你想把你喜爱的歌曲拷贝1000份，直接做好了。然而，要想建立一个企业就需要一位蒙特祖马，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曾斯特姆为了避免被唱片业诸公司发现，至多是做了一位不太情愿的蒙特祖马：他只考虑在那些唱片公司不注意的时候才建金字塔，他只在那些唱片公司不太可能去的地方才铺路。他的收入来源于Kazaa上销售的广告，这其实被以后的事实证实是一个具有中心化特征的弱点。事实上，曾斯特姆对像米高梅公司这样的公司如此警惕，以致他和合作伙伴刻意躲避骑摩托车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唱片公司的代理人，总是设法用传票来对付他们。当唱片业的巨头们像西班牙人那样对Kazaa及其使用者提起诉讼并最终获得成功时，曾斯特姆将位于荷兰的母公司卖给了位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一家机构，从而摆脱了欧美法律体系的惩治。这就像阿帕奇人，除了游牧化以外别无选择，曾斯特姆为了生存下去只能让公司变得更加去中心化。然而曾斯特姆卖掉公司并不是为了钱，他从不会为了获利而将公司卖掉套现，南坦们也从未有求财的习惯。我们不必为曾斯特姆抱怨，因为随后我们就会看到，避免了唱片业的诉讼是曾经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接下来，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又在唱片业巨头和与Kazaa相似的公司，如Grokster与电驴（eDonkey）之间相继发生了。大家还记得韦瑞立吗？在2005年韦瑞立为米高梅公司起诉Grokster时，唱片业的战略就已经存在两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战略不仅没有效率，而且还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糟。对此，纳普斯特II当前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格罗格解释道：“盗版侵权问题总会存在，人们可能认为这个问题相当尖锐、不道德。父母们对此也很警惕。”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法律诉讼至关重要？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尽管克里斯承认：“有统计数据显示盗版率下降了一点点，但我并不认为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这可能是唱片业用来使自己相信自己那套策略确实有效的办法，但实际上离真正解决问题差得还很远。更为不幸的是，不仅唱片业不能遏止盗版侵权现象，而且，根据去中心化第一个特点，每当唱片业通过法律诉讼成功战胜了一家纳普斯特或一家Kazaa时，就会有一位新对手登上舞台。并且，此时的对手会更加去中心化、更难以对付。举个例子来说吧，在Kazaa被赶到了南太平洋以后，马上就有一位不知名的黑客把Kazaa服务变得更分散、更开放。这位黑客拿来Kazaa软件程序，删掉了用于广告盈利的部分，并将这个简装新版本在网上四处传播。这个新版本就是广为人知的Kazaa精简版或K+。接下来，上百万用户开始下载Kazaa精简版。无独有偶，一家提供与Kazaa类似的服务的公司——电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电驴的“私生子”，电骡，一款未经授权的仿制品也正在侵蚀唱片业巨头们的市场份额，这令每一家公司都惴惴不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只因为电骡具有音乐界未曾见过的去中心化特征——这款软件是一套完全开放源代码的解决方案。它没有所有者，没有蒙特祖马。就连到底是谁开发了电骡也没有人知道，要想找到开发者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电驴的总裁，萨姆·雅甘解释说：“电骡是一个无赖系统，它是开源软件，并且也没有办法追踪电骡实体。”接着他又从经验上讲道：“如果说有人一直非常渴望抓住电骡那帮家伙并关闭电骡，那就是我们。你知道，过去3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们。要知道我们可是行业内的人。”下图显示了点对点技术参与者为何正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去中心化，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与对付。像电骡那样的公司，权力如此分散以至于唱片业巨头雇用的任何一位律师对此都束手无策。唱片业巨头想诉诸法律手段，但是你得有个诉讼对象吧，可是想一想唱片业巨头到底应该起诉谁呢？那个软件吗？它们要追捕的对象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如果不是每个公司的利润都在悄悄减少，它们甚至会认为这该死的电骡并不存在。那么，米高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算怎么办呢？萨姆·雅甘和他的同事们提议开始向用户收取服务费，并和唱片业巨头共同分享收益，这基本上是要以收费方式使之合法化。但是，唱片业巨头不愿意这样做。相反，它们现在正忙着探寻一条生存下去的新路。如同纳普斯特II的首席执行官说的那样，“唱片公司已经存在100年了。这100年来，如果可以的话，它们一直都是和那些艺术家分成的。现在，公司开始设法重塑它们赖以生存的作为市场营销公司的特色，但是你知道，你见过多少专为音乐艺术家做的广告印刷品、电视广告或者户外广告？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完全采用直销的方式”。看起来，似乎与唱片业相关的每个人都在损失金钱，好吧，几乎是所有人。就像萨姆告诉我们的：“你必须立刻记住在过去几年中到底谁在赚钱，请你同时转告其他人，是律师。”唐·韦瑞立不会抱怨。对于这些律师而言，那只是一堆一成不变但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然而，唱片业的情况绝非如此。显然它们会雇用韦瑞立，因为他是最最好的。是的，唱片业有大量的资源，但是，坦白讲，这些都无济于事，像Grokster这样的公司就能使侵犯知识产权这样的事成为可能。然而，这仍然无助于最高法院全体一致做出有利于米高梅公司的判决。可见，与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对手斗得越厉害，对手就会变得越强大。唱片业具有消灭纳普斯特和摧毁Kazaa的能量，可是发动这场战役可能是唱片业最错误的战略行动，它触发了一个危及整个行业的链式反应。正当唱片业追遍整个世界到处追捕纳普斯特和Kazaa时，像电骡这样的小程序突然就出现了。这既不是由于米高梅公司和其他唱片业巨头们很愚蠢，也不是由于点对点技术公司与众不同，只是由于米高梅公司还没有停下来好好理解一下这股新生力量。要知道，现在我们从那些点对点技术公司身上所看到的还仅仅是冰山一角。[1] 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中部民族的一支，其文明程度的最高峰处于16世纪初西班牙的攻占时期。[2] 特诺奇蒂特兰，英文为Tenochtitlan，意为仙人掌之地。第二章 海星与蜘蛛：组织的不同形式乍看之下，蜘蛛与海星外观很像，都是从中央的躯体长出几条腿。但是两者截然不同：砍掉蜘蛛的头，蜘蛛就死了；但如果把海星切成两半，你会看到两只海星。那是在1995年，戴夫·加里森碰到了难题。大家知道什么是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吗？对了，像美国在线与地球连线（Earthlink）这样的公司就是网络服务提供商。当时戴夫刚被一家早期的网络服务提供商（Netcom）聘为首席执行官。戴夫面临的问题是他对互联网一无所知，与此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难题：他必须到银行家那里去融资，但这些家伙对新科技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他还要差。10年后，坐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的海滩上，戴夫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故事。“我实际上是被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猎头公司招募进互联网世界的。我当时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互联网，但公司正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我必须再次到市场上去融资。所以出于业务需要以及当时我自身知识结构的状况，在融资间隙乘车时我都一直在抓紧学习互联网知识。”大家还有印象吗？在1995年，当时知道“上网”这个词确切含义的人都很少，人们在上网、浏览网页时都存在着很多困难（他们会问“那我怎么返回呢”），更不用说领会整个互联网的架构了。当时戴夫到了巴黎，他带着的豪华版互联网手册帮了他的大忙，有了这些资料的支持，他说起互联网时就像一个专家。其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在巴黎顶级酒店之一的米其林酒店上演的。当时房间里大概有30个人，与互联网领域人士短裤T恤的打扮截然不同，这些人全都衣着得体，言谈温文尔雅。而戴夫当时却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令人好奇的美洲古代怪物。当时的情形就像是一群人正在听一位美国年轻人描述计算机将会改变世界的天方夜谭。但是没过多大一会儿戴夫被难住了，因为一位投资人开始询问谁是互联网的负责人，这个问题马上把戴夫给绕了进去。怎么会没有负责人？这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奇怪。要知道这是在1995年，互联网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未知事物。接下来戴夫的任务完全变成了给这些投资家解释到底谁是互联网的大管家，但显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的时候，戴夫试图用一些类比让法国人明白这个问题：“那是网络的网络，设想一家百货公司的所有顾客以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共享信息，调节、平衡权力，那会是什么样子？”当戴夫分发资料时，这些投资家很感兴趣，他们开始询问：“这些家伙是谁？”在戴夫看来，互联网非常有趣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互联网意味着什么，但是戴夫相信，互联网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戴夫的解释远不能使这些法国投资者满意。因为，一旦他们计划认购戴夫公司发行的股票，他们就希望确认有一个人会对所有这一切负责，希望确保他们所投资的公司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系统，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位科尔特斯。如果没有科尔特斯，那么蒙特祖马也勉强可以接受，可是这两位戴夫都不能提供，这当然不能让法国投资者满意。没有办法，戴夫只能和那些投资者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绕来绕去。也许一切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概念对法国投资者来说太陌生了，最终法国投资者开始变得沉不住气了。戴夫回忆说，法国投资者的问题关键在于他们持有的传统观念，法国投资者认为：“组织应该是中心化的，应该有一位国王或者有一位皇帝，或者不管是谁，反正要有那么一位负责人。”据戴夫回忆，这些重要的投资者，这些“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个房间里的30来个人”，应该说是一群精英，可是他们怎么也搞不懂这些事情。我们之前也看到了，戴夫试着给这些人做了一个解释，戴夫告诉他们说：“互联网是网络的网络。”大概有3万~4万个网络，它们都负有交流信息的责任。”他们马上问：“那么谁来做决策？”戴夫回答说：“没有人专门负责决策，这是人们都认同的标准。没有人决策。”法国人马上反驳：“你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也许是翻译把它搞错了，我们问的是，谁是互联网的总裁？”“说实在的，我——我——我事先真的设法找过我知道的能解释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我确实做不到。”最终戴夫妥协了，他给了法国投资者希望得到的答案。“我说我是互联网的负责人，因为不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别打算结束这没完没了的争论。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想如此轻率，但我希望事情向前推进，我希望成功销售股票。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互联网的第一任总裁，就像在巴黎宣称的那样，我绝对就是负责人。”当然，戴夫的法国投资者并不是一些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但当时互联网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科技。他们当然有权问个究竟，问那么多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可是双方的交流确实指向了普通人的一个特性：当我们惯于以一种方式观察世界时就很难想象还有其他方式。假如我们惯于透过一面中心化的透镜观察世界，去中心化的组织就不具有太大的意义。那些法国投资者之所以难以理解互联网，主要在于互联网本身没有任何一点能够契合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就像200年前的西班牙人那样，那些法国人习惯于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观察世界：一个组织应该有自己的结构、规则、层级，当然还应该有一位首领。就像历史揭示了米高梅公司进退两难的困境的原因一样，大自然在这里也解释了令法国投资者备感困惑的问题的答案。简单地说，法国人是把海星误当作蜘蛛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蜘蛛是从一个躯干伸出八条腿的生物。我们用放大镜还可以看到一只蜘蛛有一个小脑袋和八只眼睛。假如法国投资者询问到底是什么在支配一只蜘蛛的行动，答案很清楚，是蜘蛛的脑袋。如果剁掉了蜘蛛的脑袋，蜘蛛必死无疑。即使失去了一两条腿它仍可以继续生存，甚至没了一双眼睛它也仍能忍受，可是没有了头肯定就不行了。那就不奇怪了，当法国人第一次听到互联网时，他们马上就想知道是谁在掌管一切——头在哪里？这是有关一个中心化组织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当触及互联网时，法国投资者面对的就不是一只蜘蛛了。实际上他们碰到了一只海星。乍一看，海星的外形很像蜘蛛，似乎也是从一个躯干中伸出很多条腿。然而这只是二者仅有的相似之处。注意，海星正是汤姆·内文斯所说的——它是去中心化的。对于蜘蛛而言，基本上就是你看到什么它就是什么，身体就是身体，头就是头，腿就是腿。然而海星却完全不同，它没有头，它的躯干也不控制一切。事实上，它的主要器官遍布在每一条腕上。假如你把一只海星分为两半，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它不会死，很快它会由一只变成两只。海星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假如把它的一条腕砍去，它会长出一条新的来。某些种类的海星尤其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有一种长腕海星，它具有仅仅通过一条腕就能复制出整个身体的本事。海星之所以具有这种神奇的再生能力，是因为它独特的神经网络——基本上是一种细胞网络。与蜘蛛不同，海星没有头，替代头发挥作用的是一个分散的神经网络。要知道，海星为了实现移动，它的一条腕必须确信其他腕也赞同这么做。这样一来，当一条腕开始移动时，通过一个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的过程，其他多条腕就会协同移动，而它的大脑并不会做出“是”或“否”的判断，因为海星没有大脑，因此也不会存在控制中心。这种生物到底是如何行动的呢？生物学家对此仍旧困惑不解，但在汤姆·内文斯的认知里，他对这个问题有着完美的理解：海星的运作很像南坦，假如蜘蛛是动物界的阿兹特克人的话，海星无疑就是阿帕奇人。那些法国投资者就好比生活在蜘蛛世界里的蜘蛛，试图去理解一只海星，当然很难，更不用说领会海星内在的潜力了。这就是法国人需要一个互联网总裁的原因。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去中心化的第二个特点：人们很容易把海星式组织误当成蜘蛛式组织。当我们遇到一群共享文件的年轻人或者是亚利桑那州沙漠上的土著部落时，我们很容易忽略他们的潜在力量，为了理解他们，我们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知名的一个海星式组织的案例。在1935年，比尔·威尔森手中经常会拿着一罐啤酒；20年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从没离开过一罐啤酒或一罐其他酒精饮品。最终，他的医生告诉他，除非戒酒，否则他至多还能活6个月。医生的话确实触动了比尔，但还不至于使他停下来，要知道酒瘾是很难戒掉的。在这个问题上，比尔陷入了困境。也许他该求助于专家，但那无济于事，尽管这些专家都充满了爱心，可是没有人能够治愈他的酗酒症。专家们拿出了许多治疗方案，但都不大管用。这令比尔感到很窘迫，比尔害怕死亡，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六神无主。比尔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是该做一些改变了。当时比尔对这件事有着很深的洞察力，他已经知道不能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与酒瘾做斗争。专家之所以没有对他起到什么作用，是因为他和那些酒徒总觉得自己更聪明些。一旦专家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比尔总会自圆其说，把专家的话当耳旁风，回过头又会拿起酒瓶。然而恰恰是从这一点上，比尔找到了突破口。比尔意识到，他可以从同样陷入困境的人那里获得帮助，而这些具有相同问题的人和自己是平等的。实际上，用这个方法对付不情愿和畏缩情绪很管用，因为人们一般很难拒绝同一类人的建议。就这样戒酒无名会诞生了。在戒酒无名会中没有人掌控一切，然而同时，每个人都在掌控一切，这就是内文斯所讲的开放系统。看起来，这个组织就像一只海星在活动。只要你加入其中，你自然就会成为领导阶层中的一员——海星的一条腕。只要你愿意，你马上就可以加入。因此，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或老成员的离开，戒酒无名会的组成不断变化着。在戒酒无名会，唯一保持不变的是康复原则，这就是有名的12步康复法。因为戒酒无名会中没有人掌控一切，所以每个人都对组织中其他成员的更好发展负有责任，甚至资历也不是那么要紧，大家毫无例外都是酒徒。但戒酒无名会中会有一位发起人，这就像阿帕奇人的南坦，而这位发起人并不依靠强制命令来统领一切，他靠示范来引导大家。假如有人犯了错误旧病复发或暂时想停止治疗，由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之后，如果又想戒酒了，还可以从头再来。这里没有申请表格，因为戒酒无名会不是具体哪个人的。在戒酒无名会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当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希望在戒酒无名会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时候，比尔忽然意识到戒酒无名会不是属于某个人的。此时比尔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他可以应用蜘蛛式的选择去控制所有成员，告诉大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管理自己的品牌，用戒酒无名会的一整套方法训练自己的雇员。另外，他也可以应用海星式的方法，置身事外，获得解脱。最终比尔选择了后者，他选择使戒酒无名会去中心化。比尔相信戒酒无名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做出适合自己的正确选择。正因为戒酒无名会有了自由发展的权利，所以，今天无论我们身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还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都会发现戒酒无名会的集会。如果自己愿意，成员完全可以召集自己的集会。成员之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互助而无须向比尔·威尔森或其他人征求意见。这种特性使得开放系统能够快速反应，具有了较强的适应性。可以拿这件事和1935年劳动节飓风（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恶劣的飓风之一）期间，佛罗里达礁岛上发生的事情做一下比较。当这场飓风越来越近的时候，气象学家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他们认为飓风不会对礁岛造成冲击。然而，退休少校埃德·希兰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希兰是罗斯福公共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人，当时从事这个项目的工人有400多位。由于希兰亲身经历过20世纪初的一场飓风，他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他总有一些需要担心的事情会发生。然而这种担忧并不仅仅基于他的直觉，岛上的气压计也印证了他的判断。总之，当时希兰看到的一些迹象清晰地表明，这场飓风正直扑礁岛。于是，希兰升起了预警的旗子并将情况汇报给了上司，由上司用电话向远在杰克逊维尔的总部汇报。希兰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担心传达给了总部，他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碰运气，最好的方案就是营救这些工人。总部经过考虑同意了他这个建议，并安排了一列营救火车开到了礁岛，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去通知这些工人上车。在了解到火车来了又走了之后，希兰马上又坚决地发出了一个警告：这些工人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现在必须援救他们！最终，他的警报费力地传到了总部，但是受上一次行动失败的影响——这是典型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总部却做出了与上一次相反的决定：不再调动另一列火车前去营救，而是坐等情况好转。总部认为这是最佳的选择！在这件事情上，或许是希兰做得过火了，因为即使情况确实变坏了，总部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最终会从迈阿密派出一列火车的。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气象局也在指责希兰的警报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纯属瞎捣乱。虽然有这么多人不同意希兰的观点，但是不幸的是，希兰[1]却是正确的。飓风夹杂着每小时160英里的狂风，携着巨大的力量袭向了礁岛。等到总部终于批准营救这些工人时，为时已晚，营救的时机已经错失了。当第二列营救火车被紧急派出时，飓风把它从铁轨上掀翻了。最终，在这场飓风中共有259名工人遇难。罗斯福政府有着明显的优势，它能够在经济大萧条中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它能够把被经济大受萧条严重削弱的经济恢复过来。但和美国现今的政府一样，罗斯福政府由于权力太过集中，反而不能对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工人做出迅速救援。这就像在2005年，当飓风卡特里娜淹没了新奥尔良时，虽然那些在岸上的人具备最好的知识，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援救。蜘蛛在做出反应之前，信息需要上传到大脑，接着大脑必须处理这些信息，然后做出决策并最终形成反馈。从这点来看，1935年发生在礁岛的事情以及2005年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当然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任何个人的过失。是的，一些个体本来是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的，但是这些个体所属的系统却搅乱了一切，可以说每次灾难真正的罪魁祸首都是系统本身。这么看来，处理这些危机就需要海星方式了。假如希兰一直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工作，那他就可能以示范来引导人们采取行动。当他的直觉和气压计做出坏消息的预测时，他可以告诉人们：“我打算离开这儿了，不管是谁，只要愿意随我一起走，都欢迎。”那样他就能够引导、组织一场逃离飓风的行动而不必非要让远在杰克逊维尔的高层相信他的经验与气压计读数是真实的。现在看来，可能希兰也错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人们不一定非要撤离。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并不是说开放系统必然会做出较好的决策，只是说开放系统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因为每一位成员都能够获得知识，也有能力直接应用它们。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给出了我们关于去中心化的第三个特点：去中心化的组织没有中枢智库，它的智慧都分散在整个体系当中。说完了希兰，再让我们回到戒酒无名会。前面提到比尔·威尔森最终决定戒酒无名会采用海星模式，结果证明比尔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抉择。戒酒无名会的开放系统是一种持续前进的模式，它帮助了无数的人。确切地说，假如你现在问戒酒无名会到底有多少会员，没有人能告诉你准确的数字。如果再问它到底有多少分支组织？答案还是无法告知。确实没有人知道这些数字，因为戒酒无名会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是去中心化的。戒酒无名会充满弹性，大家是平等的，不断经历着各种变化。那些深受其他嗜瘾之苦的人注意到了戒酒无名会的成功，就借鉴了戒酒无名会的12步模式，发起成立了与多种嗜瘾，如麻醉品、食品和赌博做斗争的组织。戒酒无名会对这些新成立的组织有什么反应呢？戒酒无名会的答复是“祝福你们，请继续前进”。这就是戒酒无名会的态度，这些组织本就是戒酒无名会设计中的应有之意。这就引出了去中心化的第四个特点：去中心化组织很容易进行裂变。人们意外地发现，戒酒无名会已经超越了比尔·威尔森最初的模式，令人惊异地成长为一个强大、持久的组织，事实上，戒酒无名会很像阿帕奇人。当初，阿帕奇人没有也不能事前谋划如何对付欧洲入侵者，然而西班牙人一旦出现，阿帕奇人就迅速做出了调整。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村居生活方式，过起了游牧生活，而这个决定并不需要某个总部批准。阿帕奇人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发生转变是因为阿帕奇社会是开放的。同样，比尔·威尔森最初也不会想到自己对酗酒的治疗方法会对沉迷于赌博或药品的瘾君子有所帮助，而且比尔·威尔森也没有实行任何控制机制。然而，一旦一种外部力量显现出来，开始对去中心化组织产生影响、构成挑战，去中心化组织就会迅速做出调整、裂变，以应对新挑战或新需要。其实，戒酒无名会与电骡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像那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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