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先福,李正印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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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夫奇传试读：
开篇
李可夫失踪了。
人们希望他过几天就又会出现在这小镇的街头。他向来就很古怪，无拘无束，常常离开小镇三两天，然后又回来。他很忙，为他那份执着的追求。难得有人细细地去想他忙些什么，就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极少过问他所忙的是些什么。所以每当他离开小镇三两天，人们都不会在意，因为他总是常来常往。不过如果他离开小镇的时间稍久一些，就有人会想到他，相互问到他李可夫这些天哪去了？正当人们询问他的去向时，他却回来了。虽然没有人细究他的去向，但也还是有不少人见了他都要说一声“回来啦”，他无多话，回答一声“回来了”算是打过了招呼。这样情况，多少年了都是一成不变，习以为常。
这一次，李可夫已经有半个月不见踪影。小镇开始谣传李可夫失踪了。
李可夫确实失踪了。最着急的，是他的子女和家人。孩子们跑到碧立城里，分头寻找。碧立城不大，但也不是很小，车站旅馆，租房，能去的，都去了，能找的，都找寻了。亲戚朋友，还有李可夫的同事上级，凡是能打听到的，都打听过了，没有李可夫的任何消息。李可夫曾经流露过“出家”的思想，当时是他在派出所工作的妹夫规劝过他，使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现在他失踪了，他妹夫首先想到他可能真的“出家”，便与峨嵋山有关人士取得联系，多方协助查询，结果还是没有他的消息。他大哥和五弟都在宜宾芙蓉矿务局工作，电话询问，他没去。三弟李正用在贵州省有机化工总厂工作，电话去询问，他还是没去。孩子们不相信父亲真就这样失踪了，也不相信大伯和几个叔叔电话上说的是真话，于是又悄悄去宜宾赴贵阳，悄悄调查了解，仍然没有父亲的丝毫情况。孩子们失望了，孩子们为父亲的失踪深感痛苦和感伤。
李可夫失踪了，小镇传扬开来。有人说，沱江河边，曾看见过一只鞋，一件衣服，像是李可夫的物品。孩子们跑去探问，说时间久了，那些东西早不知哪去了。孩子们为父亲担心，凡有水库河流的地方，都去探询，没有丝毫线索。寻找父亲的工作一直坚持着，孩子们希望有一天，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或接到父亲的电话，或是什么人捎来口信，带回父亲的消息，就可以放心了，可是，一月，两月，半年，一年，没有父亲的丁点消息。孩子们绝望了，家人绝望了，亲朋好友，也都绝望了。很多很多人认为，李可夫真的是失踪了！
李可夫，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个留下了许多奇闻的怪人，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李可夫失踪了，然而他的许多奇闻轶事却在他的家乡在他生活过的小镇不断地流传。很多人思念他，很多人为他的命运担心，更有很多人把他的事迹传扬给更多的人。李可夫，一个奇人的名字，正在日渐传扬！第一章立志
李可夫，原名李成均。1937年生于四川省碧立县花果乡徐家山。祖上三代行医，父亲李国平，在李可夫出生的时候，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了。李老先生自幼体弱多病，不思农事耕作，一辈子从没下地种过庄稼。好在祖上认准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让李老先生读书识字，有了文化，又继承祖业，做起了医生。李老先生秉承祖上的思想，也是认准了“读书才是儿女的出路”这个理儿，无论多么艰难，首先得让儿女们读书。李老先生一生共有8个儿女，除了李可夫外，个个都是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共和国成立之前，孩子们只能读私塾。那时候，读书十分艰难。李可夫7岁人学，和大哥李正怀三弟李正用同在一名私塾先生门下求学。那时候缴学费不像现在全是缴现金，既可缴现金，又可缴实物。虽然李国平老先生行医，能找一点儿钱，可他因为自己常年患病，有点儿钱，全都给他自己抓药花掉了。要给孩子们缴学费，全都是实物。谷子包谷麦子鸡鸭鹅，甚至猪息，都可以当作学费。可夫母亲蒋平珍，一个勤劳节俭的贤妻良母，一辈子吃尽了艰苦。家里租了十二亩土地，除了犁耙请人，栽作收种，全是母亲自己一人。母亲裹过脚，“三寸金莲”，担起粪桶来，总是一颠一跋的，让人看了就为母亲担心，总怕她摔倒。母亲不希望孩子们成为她田边地角的帮手，母亲总是鼓励孩子们要用心学习，要用功学习，要为将来有出息发奋学习。母亲每次背着粮食，禽畜，甚至猪怠去给老师缴学费，总要看着儿女们读书朗朗的样儿发笑。母亲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最开心最偷快也最自豪。
后来，儿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个个都要读书，如果把家里的粮食禽畜都拿去缴书学费，家里就没法子生活。父亲的收人非常微薄，母亲也实在没法子可想，就叫父亲想点儿法子，找点钱给孩子们缴书费。父亲想了很久，没有什么法子。后来，父亲想“只有不要这张脸了，打会！”旧社会“打会”，就是现在的请客。找点儿什么借口，把有钱有势的人请到家里来，吃一顿，收取的“礼钱”的节余部分，就用来给儿女们缴学费那时候“打会”的节余，不像现在的结婚啦过生日啦做满月酒啦，收的礼少则上百元，多则上千元，除去请客吃了的那顿的开支，节余十分可观，那时候的节余是极有限的。那时候，父亲每次“打了会”，却很少见得到他脸上有笑容。绝大多数，能给父亲“面子”前来“打会”的，都是些一般的人家，因为父亲毕竟只是一个郎中，没势力，没权力，谁又愿意“巴结”你呢！“打会”的次数多了，人家反倒把你“看白了”，渐渐地就不愿来了。后来父亲就想，干脆请个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们读书，给先生管吃管住。但是如果要靠自己这一家管先生的吃住，确实承受不起，父亲就走村申乡，走东串西，动员了三四十个孩子来读书，多多少少收一些“学费”，然后又“赚取”了这些孩子的粪便种庄稼。那时候不像现在，种庄稼用化肥，那时候种庄稼全靠禽畜粪便和人的粪便。父亲这么做，母亲也很支持。虽然多了先生吃饭，多了一份辛苦，却可以方便了自家儿女读书，所以母亲还挺高兴。那时候母亲已生了4个孩子，心想孩子们都有书读，就是她做母亲的最大心愿，最大快乐了。
读书的目的，是要有“出息”，这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孩子们一边向先生学识字，父亲则一边向孩子教授医学知识那时候李可夫才10岁左右，却很想当一名超过父亲的郎中，当个真正能医百病的像扁鹊一样的郎中。父亲那时候在当地是有名气的郎中，但李可夫却认为父亲医术还欠火候，因为他觉得父亲连自己的病都看不好，一定是还缺“功夫”。父亲常年体弱多病，李可夫认为这是父亲医术不高明因而看不好自己的病因此，他要努力学医，学到真本事，看好父亲的病。他发誓一定要解除父亲的病魔和痛苦！第二章挫折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那年，李可夫刚好12岁。
在私塾里，他读完了《四书》《五经》，已经能够自己看书并写简单的书信了。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在更替换代。私塾没有了，就近又没有学校，李可夫只好靠已经学到的文化，自己看一些医书。父亲的医书极为有限，难于满足他的需求，他就向附近的老中医求借。那时候，父亲参加了工作，在东峰镇参加了联合诊所。父亲极为珍视他得来的工作，他只想兢兢业业当好共产党的医生，老老实实为百姓看病治病。父亲一生中最怕有人影响他的声誉和工作。所以当李可夫意欲求学行医，准备到东峰镇给父亲“打下手”时，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亲认为，他是政府正式安排了他工作的医生，儿子未受安排，没有资格到诊所里去。所以，李可夫一再提出要跟父亲学医都未能如愿。
李可夫是那种“不干就不干，要干就要干出点名堂”的人。别看他年少，可他认定，行医是他唯甲可追求的道路。父亲反对他去东峰镇学医，他就悄悄向当地有名的郎中求教。他告诉母亲，他要拜师学“艺”，希望母亲支持他。母亲怕他年少，文化低，没人会收留他，又加他父亲反对他，就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答应他的请求。他很懂事，就说，妈，让我试一试嘛，只要给我点“礼行”，我自己去拜师。母亲没有再多的犹豫，就捉了一只大红公鸡，拿了5斤米，李可夫便到老中医邹志歉家里拜师来了。
邹老先生在当地德高望重，颇有名气收下了李可夫的“礼行”以后，老先生拿出一些医书，叫李可夫自己看，说是“打底子”。可夫毕竟文化底子薄，有些医书根本就“啃不动”，求教先生，先生又忙，没功夫给他太多的指点。他想伴着先生诊病，先生却总是叫他“看书去”。他感到这样下去很难有长足的进步，就又提了“礼行”，找到另一颇有名气的老中医朱志房拜师，朱老先生仍然拿出一些医书，叫可夫“打底子”，可夫仍感“啃不动”，他这才觉得，文化低了不行，他想还是应该继续求学读书。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刘家乡罗仁小学成立，李可夫和三弟李正祖一同走进了学校。兄弟俩在私塾有些基础，人学后便读“跳跳班”，很快就跳到了初小册。罗仁小学当时没有高小，兄弟俩再不能跳了，就想到韩欣区中心校（即现在的韩欣镇中心校）去读高小那时候，从初小升到高小，必须要有毕业证才能参加高小人学考试，兄弟俩初小没有毕业，拿不到毕业证，无法参加考试。求学心切的李可夫兄弟俩，想了很多办法，总想去考高小。恰在这时，同村一个在刘家乡白石小学初小毕了业的堂弟李正用毕业回来了，李正用不愿再升学，年龄又和李正祖一般大，于是，李可夫就找到李正用，把李正用的毕业证借了过来，让三弟李正祖以李正用的名义去参加考试。三弟果然考取了高小，也就从那时候起，三弟便使用了李正用的名字，直到现在，三弟已是贵州省有机化工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用的还是李正用这个名字。
三弟的人学问题解决了，求学心切的李可夫着起急来。他不能不读书。他苦苦思谋了好几天，却没有什么良策。三弟也为他着急，担心他上不了高小，如果要读书，就只能多一年，等读完了8册拿到初小的毕业证才行。可夫不愿再读8册，他决心和三弟“同甘共苦”。兄弟俩左想方右设法，决定“挺而走险”。可夫偷偷找人雕刻了罗仁小学校长明成寿的私章，开具了“李可夫初小毕业毕业证损毁”的证明，拿到韩欣区中心校考高小，居然让他考中了。他和三弟双双拿到了人学通知书，回家告诉父母，父亲居然不肯相信这是真的。母亲信倒是信了，可是心里却悄悄叹息。这书要读下去，艰难哪。大儿子李正怀已经在韩欣中学读书，现在二儿三儿又要去上学，家里另还有三个孩子，全家人的重担，全都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太沉重了。
那时候，李家确实十分艰难，到1955年止，母亲一共生育了8个儿女。母亲除了坐月子是在家里度过的，其它一年三百多天，几乎都在田间地里劳动，一辈子没有享到一天清福，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司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很能体谅母亲，除了读书，回家都能积极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在学校，孩子们一点也不敢和其他同学攀比，一年三百六十天，没有哪一个穿过鞋，就是打霜落雪，也是赤脚来赤脚去。冬天下雨，路滑，孩子们就用稻草搓成绳索缠在脚上，既防滑，又保暖。谁要是冻得实在不行了，能捡一些烂棉絮，烂布条，甚至废纸，用稻草绳绑在脚上御御寒，就很满足了。从徐家山到韩欣场，有10余里山路，可夫兄弟，没钱读住校，全是早晨天不见亮就走着去上学，傍晚赶月家兄弟俩，从来没有在学校吃过一顿中午饭。学校可以蒸饭，可是李家兄弟没饭可蒸，就是红若也没拿去蒸过。极少时候，兄弟俩如果拿了一根红若去学校当午饭，也没脸去蒸，只好悄悄拿到僻静的地方，用小刀分了，一人一块，虽然吃得心里发酸，但就那样也觉得心里很甜，毕竟那也是一顿“午餐”啊！绝大多数时间，不吃午饭，兄弟俩就分别躲到僻静的地方，看书，听故事，疲倦了，就到球场去打球，熬过中午时间。傍晚回到家里，母亲把“中午饭”留在锅里，那种午饭，多数是红若汤，兄弟俩一人一碗，母亲早给预留好了的，比指拇大不了多少的红若，顶多一人有十余沱，每个人都只填吃个小半饱。若是春夏，则是豌豆糊糊，麦子菜叶糊，一人一平碗，也只能镇个小半饱。吃完了，兄弟俩还要下地，帮母亲做些农活。李家所有子女，几乎都是这样读出书来的。
李可夫立志行医，一直没有忘掉多看一些医书父亲的病还是老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可夫虽然感到自己无能力治好父亲的病，但他认为，医学无止境，多学尸些还是好。除了在学校读书，兄弟俩常常挑灯夜读。家里穷，买不起“洋油”（即煤油），不敢打着洋油灯读书，害怕母亲骂。即使要打着洋油灯读书，都要等母亲哄着弟弟妹妹睡下了，兄弟俩再把一张小板凳搁在床上，放下蚁帐，围着洋油灯看书。确实没有洋油，就把备好的油桐子蓖麻果，用竹签穿起照明。油桐子的气味很难闻，久了还使人头昏脑涨，但为了读书，兄弟俩始终坚持刻苦学习。有时候，母亲看见孩子们用功，劝孩子们“早点睡，明天还要起早上学”，却从不强迫孩子们马上就睡。母亲极为善哀，从不用重话责备她的儿女。在这种环境下，李可夫看了不少医书，虽然看得似懂非懂，但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中医方面，有较大的收获。
1955年6月，李可夫和三弟李正用高小毕业了，双双都以优异成绩考上韩欣中学。大哥即将中学毕业，正准备考大专。四弟李正志五弟李正刚和大妹都已先后进人学校读书。一家人6个孩子要读书，日子更为艰难。母亲希望有个孩子成为她的帮手，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父亲从来都不过问家事，无论家里大事或小事，全由母亲作主。关于不让哪个孩子读书的“讨论”中，母亲最后决定，把可夫留下来。因为老大尚有一年就毕业了，老三年少一些，劳力自然委差一些。但母亲把这一决定告诉二儿子的时候，可夫顿时傻了眼。他极想读书，极想有个出息，极想走出贫穷，冲出苦难，如果不读书，便意味着从此将“脸朝黄土背朝天”，他当即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完了，他甚至觉得母亲有些偏心，觉得母亲对他太不公平。他向母亲说“我要读书”，他没有更多话说，他只说“我要读书”，他说这话时，忍不住痛哭！母亲好像有一种不久于人世的预感，母亲的善良使她说不出更多的话来，母亲只说“老二，你替母亲想想，多替母亲想想呀，老二！”母亲哭了，母亲这是她一生中哭得极伤心的一次。母亲善良而且坚强，这是可夫自幼就感觉得到的。可是这一次，母亲哭得特别伤心，可夫心里难过极了。可夫安慰母亲说“妈，你让我想想。”亲的艰难，他知道务农的艰苦。他深知一步不慎就会毁了自己的一生。他正走在人生的十字关头，他如果不作抗争，他就可能停留甚至陷人苦难之中。他还是觉得母亲不公平，但是他不愿伤母亲的心，他不愿去向母亲恳求，不愿向母亲抗争。他觉得应该和三弟“竞争”，他甚至想和三弟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该留在家里当母亲的帮手但是他觉得这样就太对不住三弟了他“舍身处地”为三弟着想，他想如果三弟从此“脸朝黄土背朝天”，那就将是他李可夫一生的罪过。他决定还是自己留在家里。他抹去眼泪，设计着将来如何生存。他想到自己已经看了不少医书，他认为自己比三弟的生存能力更强，他打算一边从事农业劳动一边行医。他为自己找到了生存的条件感到一丝宽慰。三弟知道了母亲不让二哥读书，担心二哥会想不通，那晚三弟在山上找到二哥，叫二哥回家，三弟说“二哥，不读就都不读，我也不再读了。”“不，你要读！”可夫坚决地说：“三弟，你要好好读啊！”可夫说这话，把脸扭过去，哭了。三弟也哭了，为有这样的好哥哥。
告别了赖以出头的学习生活，开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涯，可夫始终不肯甘心。这年他将近18岁，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他总是希望走出那个生他养他的山村，他总是寻找机会打算到外面去闯荡。在当时，高小文化水平的可夫，算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他被选为乡里的宣传员，常常拿个铁皮广播筒，站在高高的山头上，扯着嗓子读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宣传党的政策，读了报纸，便是唱歌，完全就像现在的广播电台一样，新闻以后便是“文艺节目”。他的嗓子很好，盖过了很多村社的广播宣传员，乡里因此很看重他，哪里有重要活动，开什么大会，都把他叫去让他“播送文艺节目”，营造气氛，就像现在单位开会一样，先放音乐，只是那时候的“放音乐”不同于现在，那时候是拿着个铁皮广播筒，现用嘴巴唱出去而已。
可夫同父亲样，有些不屑于农业劳动。除了三天两头外出搞宣传，很少在家里劳动。母亲拿他没有办法，也就不好阻拦他如果不宣传，他也不愿下地劳动，而是还找邹志歉朱志房传授医术，学着给人把脉。不久，他就自己买了些药，开始了给附近村民看病。他算不得“出茅庐”，但也确实看好了一些村民的“小毛病”，因为他家世代行医，村民相信他确实有些本领，为了图“方便”，附近村民有病，还都愿意来找他。他很为自己高兴，因为他终于可以给人看病了。
可是，令他不解的是，父亲却反对他看病。父亲很少回家来。第一次回家来，发现可夫在家给人看病，很是生气，就把他买的药收了，告诫他不准行医。他不明白父亲这是为什么。他见父亲生气厉害，没敢多和父亲“论理”，他怕体弱的父亲气出病来。等父亲一走，他又去买了些药，仍然给人看病。不久，父亲知道了他又在给人看病，竟专程赶回家来，把可夫买的药连瓶子全部砸了，把医书一把火给烧了。烧书的时候，可夫气借了，拉着父亲要问个究竟，父子俩拉拉扯扯，没注意燃烧的书籍，纸片飞起来，差一点把住房都烧了起来，要不是补救及时，全家人赖以遮雨蔽日的几间茅草房就变成灰烬了。
可夫气傻了眼，非要父亲说明这是为什么。父亲一番话，使他哑口无言。原来，父亲认为，他在诊所当医生，是公家的人，拿着公家的钱，给病人治病，是公家统一分配的药品。而可夫在家看病，知道的人，说你李可夫是自己买的药，不知道的，还说是你李可夫从父亲那里“揩公家的油”。父亲一辈子都不愿有丁点儿污点，更不愿别人无端的给他脸上抹黑。由此，他才反对可夫在家里给人看病。再说，父亲还认为，可夫太年轻，没什么本事，就给人看病，万一弄出个好歹，一家人都会跟着遭累，也会毁坏了李家名声。就为这，老先生才坚决反对儿子行医。
可夫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不再行医看病。但他并没就此死心。他打算走出山沟，去寻求一条适合自己行走的道路。如果有可能，他要去寻访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学到真正能够解除病人痛苦的本事。1956年6月，恰好重庆第二钢铁厂到韩欣招收青年工人，可夫便报了名，经乡里推荐，来到了重庆第二钢铁厂，当起了工人。第三章“阴谋”
刚刚进厂，可夫便成了厂里的红人。一同进厂的800名青年工人，他第一个提拔为干部，在总厂办公室任宣传干事。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厂里办墙报，出黑板报，写大字报，都离不了他，所以他进厂仅仅几个月便当上了宣传干事，和他一同进厂的青工，甚至一些资历较深的工人都羡慕他，说他吉星高照。
更让可夫走红的，是他的外表。那时候，可夫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他标致，秀气，对人文质彬彬，很有礼貌，同时又不乏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因此，他成了厂里姑娘们注意的目标。他出黑板报，出墙报，便常常有姑娘围着他转，用粉笔在黑板上“涂鸦”，名日学他写字，实则围着他“打浑”。他明知道姑娘们是什么心思，但他却不为这些姑娘暗中传情所动。他一心想干一番事业，他心里还在想着学医。他在寻找机会，有可能他将要求调到厂医院去，哪怕是去医院打杂，他也极为乐意。因为那样他就可接触医生接触病人，从而学到看病治病的知识。
他于是注意和医院里的年轻姑娘接触。特别是年轻的女医生，如果有这样的医生肯“围着”他转，他一定非常乐意。他发现有名姓张的医生真的在注意他，于是他利用了自己的“标致”，尽可能靠近张医生。他想，如果可能，他愿意“拜倒在张医生的石榴裙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向张医生学习医学知识！有时候他为自己这个“阴谋”感到脸红甚至感到“可耻”，但他认为只要不做对不住张医生的事，不辱她的人格和不愧自己的良心，为了求得知识而耍一耍小小的“阴谋”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为了求知，他真的开始了自己的“阴谋”。工作不紧张的时候，他总是借故往医院跑，力争多认识几个医生。那些男医生和有本事的女医生，都不是他容易接近的人。如果自己没病，有什么理由接近人家呢？再说，医院里医生，过去过来都很忙，也没时间陪你李可夫“聊天”。倒是一些年轻的护士出纳员药房的司药，只要是姑娘，都乐意招呼可夫，称他“李干事”。他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值得接近的人，便接近，没必要接近的，他决不“自作多情”。
如此这般，他也不能老是去医院。自己没病，老去医院干啥呢，人家还说他是神经有毛病呢。唯一可去医院的理由，便是和某位医生交朋友，而且这个医生必须年轻，还必须是女的，人家已经成家的女医生，凭啥子和你李可夫交朋友呢？
当张医生主动撞进他的心坎，可夫便欣然默认了。不过，直到最后分手那天可夫都始终没能吐出“我爱你”几个字来。也许正是这样，才使张医生后来以火热般的心肠对待可夫，倾尽全力融解可夫几近冷酷的那颗心。其实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她只是可夫“阴谋”的“牺牲品”，可夫从她那里求得了许多学问，然后便和她分了手。
可夫和张医生的分手，应该说是极其痛苦的。因为，虽然可夫实施的是一场“阴谋”，但他和张医生还是有着深厚感情的。就是若干年以后，可夫三次回到钢铁厂，张医生见了他，都还要为他流泪，他呢，也会为之感伤惆怅，心底有一种深深地对不住张医生的痛楚。
那场感情纠葛，源于可夫有一场疾病。那是1957年春天，可夫患胆囊炎住进了医院，需要亲属签字，开刀手术。在重庆，可夫一无亲，二无戚，如果等到老家的什么亲戚赶到重庆签字开刀，可夫恐怕早就没命了。性命枚关，可夫在病床上绝望了。他希望有人替他签字，他认为能替他签字的只有张医生。但是他想，如果张医生签了字，如果手术不成功，如果家里人来追究张医生的责任，如果……这太多的如果，使他没法请张医生替他签字，他也没有要求，并且无权要求姑娘替他签字。他怀着听天由命的心情，绝望地躺着，任病痛折磨着他。不久，医生告诉他，准备给他手术，他望着医生，似乎在询问“是谁在手术表上签的字”。张医生来告诉他，说是她替他签了字，还说他如果不同意她签字，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他很感动，只说了声“谢谢”，便闭上了眼睛，任感动的泪水从眼缝里流了出来。
他担心手术不成功家里来人找张医生的麻烦，他把各种证件——工作证、入团证、会员证，全部交给了张医生，以此表示他和姑娘的亲密关系。为此姑娘很激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姑娘觉得，可夫终于认可了她是他所需要的人。
手术很成功。张医生成了可夫最好的护理。她照顾他吃药，她给他送饭，她亲自观察他的伤情变化，如果轮上她休息，她甚至整夜整夜陪伴在他的病床边，细心地伺候照料他。由于她的精心照料，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当父亲赶到重庆来看可夫的时候，可夫这天正好出院。父亲到重庆，是张医生去接的站，并一直把父亲接去家里，安排父亲的食宿。父亲在重庆的几天里，张医生跑前跑后，大伯长大伯短地嘘寒问暖，父亲走的时候，还送父亲礼物，给父亲买了车票。父亲临别对可夫说“老二，你有福气，可要好好待承人家小张啊！”可夫说不出话来，他不想告诉父亲他心里并不真爱张医生。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对小张爱不起来。后来他回忆说，那时候就想向张医生讨点知识，其它就什么都没想。
出院以后，可夫便经常和张医生在一起了。他们每个周末都到沙坪坝去跳舞，跟小张一起去的女孩很多，她们都想和可夫一起跳舞。也不知为什么，女孩子们总是争着给可夫购门票，争着给可夫购公共汽车票，跳了舞，吃夜宵，女孩子们也争着付钱。除了张医生，其他女孩子也都争着陪可夫回厂。但可夫总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表面上看，他对张医生的感情投人似乎要多一些，其实不然。他之所以对张医生要亲近一些，不仅因为张医生救过他的命，更重要的是他有他的“阴谋”，他要向张医生渴求知识。平时，工作之余，他从张医生那里借来医书，一边自己看，一边向张医生求教。小张医大毕业，学的是内科，虽然临床经验不多，但理论上却很有一套。按照张医生的本意，她希望可夫就着宣传干事这个阶梯，朝着仕途方向发展，然而可夫却对仕途一点不感兴趣，每次和小张在一起，总是谈论医学，总是不断地从她那里挖掘医学上的知识，对此小张很不理解，搞不懂可夫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小张为可夫的求教感到心烦，难免说上两句“你还有完没完啦”，可夫却不动气，总是抓住她在内心爱他这一点，等她缓过“气”来再向她求教。这样，小张成了可夫医学上较为理论化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最后一个老师。可夫这一年多里，在医学理论上，确实收获不小。
但是好景不长，可夫遇上了一生中第一个嫉妒他的人，这就是团支部书记。当时团支部书记已经三十多岁，是个南下干部，资历较老，遗憾的是长得很丑，三十老几了还是单身汉。对此，团支书对可夫身前身后有那么多漂亮女孩追逐十分嫉妒。他一再找可夫谈话，要求可夫改掉“小资产阶级习气”，要可夫严于律己，不要拈花惹草影响自己进步。开始可夫还听得进去，认为团支书是出于真诚的关心，渐渐地可夫便觉得团支书心术不正了。可夫想反击团支书，却找不到恰当的理由，后来团支书发展到几乎监视可夫的行动，无论可夫周末和谁跳了舞，都要遭到团支书指责，说可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可夫实在难于忍受这种指责，恰逢“反右斗争”，可夫抓住团支书有半年没组织团员搞过组织活动这一缺点，给团支书贴了一张大字报。岂料，这张大字报成了可夫人生的转折点。可夫被认为是攻击党，攻击党的优秀干部。1958年3月，可夫被工厂辞退，令其返乡。
当时可夫刚刚为母亲奔丧返回厂里。得到辞退通知，可夫当即气惜了。简简单单一个“辞退”，对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具体到某个人，这却是一件关系到人生命运的大事。不满21岁的李可夫，当时思想还十分单纯，还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不理解人生的挫折对一个人的命运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当时只觉得，辞退返乡，意味着又要回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环境中去，又要重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枯燥单调的生活。他倒不是为这样的生活感到太恐怖，他也不是僧恶生他养他的故土，他是觉得，他的生存能力还非常弱，他还没有一技之长，特别是他所梦寐追求的行医道路，现在尚未走出第一步。总之，他害怕，害怕回到家乡没有任何技能改造家乡的面貌，甚至，就连他准备行医准备为群众解除痛苦的技术都还只是处在萌芽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处在模糊的状态之中。他不知道返乡以后自己能干什么，不知道返乡以后能干出什么。他只是想，去求爹爹告奶奶请求留在厂里是不可能的，他不具备那副软骨头，他从来都不愿向别人低头，只要认定了他没有错。母亲刚刚去世，家里最小的妹妹才两岁，兴许回家还可以照顾一下弟妹，减轻一些父亲的负担。辞退就辞退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么一想，他也就没往深处枢气。虽然没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那种壮烈，但他却也十分坦然，坦然得就连那个团支书临别时“兔死狐悲”似的表示很“遗憾”时，可夫都只是嘴角挂笑，挥手而去，弄得那支书木起个脸，弄不清可夫到底是个啥子心肠的人。
可夫没去向张医生告别，甚至连一个口信都没留下。他既怕张医生伤心，又怕给张医生造成不良影响。那个时代，涉嫌右倾的人是很危险的，也许是张医生害怕“沾染”右倾的可夫，所以分别以后，再没和可夫有任何联系。若干年后，可夫重返重钢，两人见了面，虽然仍然怀旧，却都没去深究为什么失去联系。因为不探究也都是很清楚的事情，谁还愿意去撕扯过去了的伤痛呢。
可夫和张医生“阴谋”的交往就这样结束了。应该说，结束得还是颇为悲壮的。第四章大嫂
大嫂是李家的脊梁！
大嫂是1957年8月嫁到李家来的，大嫂当年19岁。
也许是母亲有一种不久于人世的预感，这年，母亲坚决要求大哥成亲。当时，大哥已经考取沪州医专，母亲说“老大，你自己去想，是娶了媳妇，然后你就去读书呢，还是不娶媳妇，你呢留在家里帮帮娘，娘实在驮不起家里这个担子。”大哥掂量着母亲的话，明白母亲的心思，更理解母亲的艰难。
母亲确实十分艰难。生育了8个儿女，不满45岁的母亲，看上去比60岁的人还显老相。母亲近来常患病，咳嗽，经不住累。几十年来，母亲确实太劳累了，确实应该歇一歇了，或者，至少应该有个帮手了。母亲要求大哥成亲，大哥从丙心说不愿那么早就成亲，大哥希望把大学读毕业了再成亲，可是母亲却很坚决，大哥太理解母亲了，大哥答应了母亲的要求，把大嫂接了回来。不久，大嫂便从母亲那里接过了家庭的重担，一副非常沉重非常艰难的家庭重担。
1958年的春节非常寒冷。肯定是母亲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多年没回娘家拜年的母亲，这年正月初三突然说要回娘家给外公外婆拜年，母亲这次回娘家竟成了与娘家人的最后一次告别。母亲回去没有几天，舅舅即到李家告知，母亲病了，可能是“寒二娃”，很严重，已经起不来床了。父亲当即叫舅舅他们把母亲抬了回来。母亲咳嗽很厉害，痰里带血，父亲给开了些药让母亲服用。父亲要上班，没功夫照顾母亲。当时正是寒假，春节又刚过几天，孩子们都在家里。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孩子们守护在母亲床前，几乎寸步不离。第八天，父亲回来补星期天，母亲就对孩子们说“你们守了八天了，太劳累了，今晚有你爸陪我，你们就好好睡一夜吧！”母亲这晚的精神很好，说了很多话，孩子守在床前，陪着母亲说话。直到母亲累了，父亲催孩子们各自睡觉去，大家看着父亲给母亲注射了一支针剂后，这才离开母亲的房间，各自睡觉去了。
睡了还不到20分钟，父亲突然大喊“正怀你妈不行了”，孩子们闻讯全都拥进了母亲的住房。母亲剧烈地抽搐，挣扎了几下，就痛苦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父亲说，他刚要去解澳，忽听母亲拍打着床响，回头一看，母亲已经不行了。母亲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据后来分析，母亲可能是青霉素过敏。那时候打青霉素针不作皮试，很多年以后父亲提到母亲的死都还心有余悸，父亲说那时候如果知道青霉素过敏的严重危害，他就绝不会给母亲打那一针。回家奔丧的可夫，面对母亲的死，一言不发。他心里认为，母亲的死还是父亲的医术欠佳的原因造成的。对此他想，他一定要努力深钻，掌握真正的医疗技术，使类似母亲的悲剧少一些，再少一些！
母亲死得太突然，以至于什么都没有准备。一家人手忙脚乱，哭得一塌糊涂。父亲当时就气昏了，简直拿不出主张来。无论如何得让一辈子劳累的母亲有个较好的“安息之地”，没有寿衣，用大嫂出嫁的衣服。当时祖母尚还健在，没有棺材，则用祖母的寿材。好在叔父挺可怜母亲，没有任何阻拦，凡是给祖母寿终准备的东西，全给母亲用上了。叔父忙里忙外，帮助料理了丧事，可夫兄弟姊妹都很感激叔父。叔父至今尚健在，已经80岁了。
安葬了母亲，本就体弱多病的父亲几乎垮了。家，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之中。可夫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最小的弟弟，分别是四岁和六岁。大哥三弟要读书，父亲和可夫要工作，其余家里还有五个孩子，要生活，要过日子，谁看了这状况谁都要叹息摇头。孩子们把眼光投向父亲，父亲毫无办法。看得久了，父亲先自落起泪来，于是孩子们跟着落泪。
过门仅仅半年的大嫂，扯起大哥的袖子，拉到门外，说“看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大哥不知道大嫂要表什么态，如果大嫂表一个“我要离开这个家”的态，那这个家就彻底垮了。大哥最怕大嫂表这样的态，但大哥却无法阻止大嫂不表这样的态。大哥是知识人，他懂得婚姻自由的道理，如果大嫂要离开这个家，大哥想拦也拦不住。大哥心里痛苦极了，大哥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大嫂一旦离家，就只好他李正怀辍学回来撑起这个家了！大哥没有多话，对大嫂说“你想怎么都可以，我不阻拦你！”“好，那就全听我的了！”大嫂还是回到屋子里，大嫂极其郑重地宣布：“这个家，由我来当，从今天起，全都由我说了算！”
接着大嫂说“爸，你和可夫，好好上你们的班，读书的，照样读书。家里天大的事，我都担下了！”
大嫂说这话时，泪就来了。20岁的大嫂，深知这副家庭担子的沉重。她哭了，也许是想到了将来的艰难，也许是怕担不好这副担子而辜负了弟妹们，因而对不起死去的母亲。也许比这还要想得多。当时大哥处于他的地位不便多说什么，倒是可夫说话了，他对弟妹们说“往后，你们一定要听大嫂的话，谁敢不听，我就捶他不死！”
弟妹们一个跟一个说“一定听！”懂事的，竟哭了。
大嫂挺起脊梁，撑起了濒临倒塌的家三弟正上中学，每天天不亮，大嫂就给三弟做好了早饭，让他吃了去上学。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于灾难之中，民不聊生，病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为了弟妹们健康成长，大嫂熬尽了自己的心血。成立“伙食堂”，吃大锅饭的年月里，生产队无论吃什么，大嫂总是要把自己吃的那一份省一些下来，留给弟妹们吃。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家庭，因病因饥饿而全家死亡的，不在少数。可夫一家，在大嫂支撑下，竟没有一人死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创造这奇迹的人便是大嫂。大嫂确实是李家的脊梁！
为了李家弟妹，大嫂作出的牺牲堪称妇女的楷模。19岁成婚的大嫂，为了弟妹们的成长，将近10年，竟没有自己的孩子。大哥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也曾希望早一点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固执”的大嫂，坚决不要。“只要弟妹们还没长大成人，我就不要自己有孩子！大嫂坚决地表示。父亲也曾希望早一天抱上孙子，但仍然未能动摇大嫂。”
1963年，父亲感到他越发年老多病，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同时希望有个人减轻一些大嫂的负担，便提出“续弦”成个家。儿女们都表示同意，于是，继母熊明俊来到了李家。
继母一生亦多灾多难，继母曾两次出嫁，均因无生育能力而被休弃。和父亲结婚以后，继母把全部心血浇灌在李家的子女身上，倾注了如同生母一般的厚爱。经过几年的生活磨砺，大嫂觉得继母非常善良，不会亏待弟妹们，年近三十岁的大嫂，这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如今，大哥大嫂都已60多岁，早就儿孙满堂了。李家兄弟姊妹们，无一不记住大嫂的恩情，大嫂，是李家不可菲薄的最大恩人！第五章出逃
被工厂辞退的可夫，回到家以后，着实让家里人大为震惊。母亲的死，给全家人的打击就够大了，现在可夫又莫名其妙地回到农村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离家时风风光光的，回来却灰溜溜的，到底是哪儿风水出了毛病。尽管可夫一再地解释，说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也没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更没做对不起父母和兄弟姊妹的事情，但家里人还是对他的突然回家感到无法理解。
好在大哥和三弟经历的事情多一些，相信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对改变人的命运具有某种突然性。尤其是大学的大哥，对政治运动的理解就更多一些经验，大哥认为，可夫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就已经够“意思”了，如果戴上了那顶帽子，其命运可就不堪设想了。
家里人对可夫的归来感到震惊，姑且不必细说了，也不说家里人的某些误解给可夫精神上造成了多大伤痛。这些都是家里的事。真正给可夫心灵打下创伤的，是社会公众对他的误解。人们认为，可夫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被弄回来的。要不，同他一起去重钢的，都没回来，为什么单单他被弄了回来呢。人们猜测，要么是可夫破坏了生产，要么是得罪了上级领导，要么就是犯了什么法，因为轻微才没受到处罪。再不就是和女人的关系扯不清，所以才被工厂开除了。这种种猜测，形成一股无形的暗流，冲击着可夫，日久天长，竟使可夫被种种流言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刚刚回家，他认为最恼火的事莫过于“脸朝黄土背朝天”，莫过于繁重的田间劳作，莫过于背太阳过山，大不了晒掉几身皮。谁知这些都并不算什么，真正使他痛苦的，竟是流言和白眼，白眼使他感到人情的冷摸，流言则如在他受伤的心里撒盐，使他苦痛得无法忍受。慢慢地，这种苦痛便开始白热化起来。这首先来自村干部余支书对他的极不公平的对待。虽然，可夫并不是右派分子，但村干部却有意无意地把他归到“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之类的行列。干活，什么艰苦就派他什么，什么最脏最臭就叫他干什么，不干，就点他名，罚他跪高板凳。受了处罚，该干的活，还是要留给他干。回家仅仅两个多月，本来就身体单薄的可夫，现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对此，他常常天黑跑到母亲的坟头，静静地坐，静静地想，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不知道能干出什么。行医，父亲坚决反对，况且他也确实没有多大的本事可以行医。一辈子种庄稼，他又实在不甘心“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打发了自己的一生。他很想干点什么，他也感到自己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他想起了读医专的大哥，他想如果他当时继续升学，他也一定能考上医科大学，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在却不行了，上学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他想借大哥上学的机会，去大哥的学校旁听学习，可是，谁能供给生活呢？大哥读书就够艰苦了，他如果再去旁听，生活怎么解决？那时候还没听说“打工”这个行当，旁听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没饭吃怎么能行。再说，学校方面也不会轻易让一个被工厂辞退了的人去旁听。如此想来，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渺茫得令他心酸心寒，也心碎。
按照父亲的意思，要可夫认命，不必要胡思乱想，有合适的姑娘，接回来，成个家，一样的要过一生。好心的亲戚，也张罗着给可夫提亲，要可夫把心收回来，成了家算了。但可夫却始终咬定，没有出息，绝不成亲！
在可夫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痛苦时期，是三弟李正用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二那时候，三弟正在韩欣中学读书，每到星期日，兄弟俩就要在一起“策划”一些关于如何走出困境的事宜。他们曾想过很多很多挣脱困境的办法，想好了，又自我推翻，推翻一个，又重新“策划”下一个。最终有一天，可夫提出，他要闯“凉山”，听说那地方正在实行“剿匪”斗争，到那里去参加剿匪，说不定能干出点名堂来。三弟认为这主意不错，便积极支持，并着手准备。
这首先要准备的是路上的“盘缠”，那时候还没有“成昆”铁路，只能坐汽车，坐车要钱，行程远，路上要吃饭，三弟说，钱只能慢慢想法，粮嘛，他在学校节约一点，把配给他的学生粮，换成面粉，做成麦耙，便可以解决路上的吃饭问题了。
于是，兄弟俩都积极作好各种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可夫便可远走高飞。
促成可夫及时出走的，还是村干部的那场斗争。那是6月底，水稻都即将成熟了。那正是“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村干部为了讨好上级，谎报村里水稻亩产可达多少万斤。为了应付检查，村里组织劳力，把几亩地的水稻全都移栽到某一块田去。为了抢时间，社员们加班加点，干了好几个通宵。可夫体弱，累得实在顶不住劲了，有天晚上，便趴在田埂上打起了磕睡。同他一起打磕睡的还有堂兄李正书。村干部余支书发现后，顿时暴跳如雷，当场即罚可夫和堂兄李正书跪高板凳，不跪就挨打。可夫和堂兄只好跪上板凳。半夜过后，社员们都回家睡觉去了，余支书却勒令可夫和堂兄继续跪，并说等天亮了把二人弄去游斗示众。
等余支书走了以后，可夫对堂兄说“这么下去，肯定要死人，干脆逃吧！”堂兄问往哪里逃，可夫说逃到凉山去。堂兄说，要逃干脆马上就走。可夫说他要去韩欣中学给三弟说一声，并从三弟那里拿些路上吃的粮食。堂兄说他有60元的转业费，一直没用，拿出来作路费。堂兄是抗美援朝参的军，1957年才转业，回家时有60元转业费，还有带的军装，全都拿了来，二人连夜赶到韩欣中学。三弟已凑了10斤面粉，连夜陪着可夫回到家，大嫂把面粉炕成耙，打点好了以后，天不见亮，便送可夫上了路。临走，可夫没敢给弟妹们告别，怕的是弟妹们阻拦。三弟送出一段路，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说如果村里派人追击或者报告公安机关下通缉令咋办，兄弟俩就说改个名儿。堂兄李正书是抗美援朝下来的，有军官证，政治上有资本，不需要改名，可夫则改名为好。于是可夫自己想了想，随口说“那就叫李可夫吧，可夫可夫，可当男子汉大丈夫！”三弟说这名字好，听起来很有味道，就叫李可夫吧！
从此，可夫就再也不叫以前的李成均了。
据说可夫逃走以后，第二天村干部来到田边，不见了人影，板凳也被摔到了地里，十分恼火，急忙赶去可夫家里抓人，却扑了空。可夫大嫂和弟妹谁都不知道可夫到哪去了。村干部气得跳脚，说“等他回来非收拾他不可！”岂知，可夫那一走，竟去了将近8年，当可夫再回家乡时，村干部早把那次夜逃事件给忘掉了。
再说可夫和堂兄离开村子以后，不敢走公路，怕有人追来，又不敢走小路，因为天还不亮，看不清路，找不到方向，怕走不出家乡的小圈子，只好沿着公路的小道和庄稼地，没命地跑。好在有10斤面粉的麦耙，饿了，就一人啃一块麦耙，渴了，就趴在田边用手捧水喝。不到中午，二人就跑进了碧立城，然后赶快坐火车到了成都，又打听到去凉山西昌的汽车，二人也顾不了许多，买了票，上了车再说。
那时候，成都到西昌的公路，难走得不行，车子很破，一路颠簸，竟走了三天多时间才到达西昌。到了西昌，10斤面粉的麦把全吃光了，60元钱也只剩下几角钱了。二人苦笑着先去吃了两碗素面，8分钱一碗的素面，两碗下去，还嫌饿，最后只剩下一角钱了，说干脆全花了算球。于是又买了一碗绍子面，二人分来吃了，抹抹嘴，苦笑着你看我，我看你，一时间竟没了主意，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才好。
二人在西昌城里旋来旋去，到处询问招不招工，人家看他二人疲惫不堪，不像本地人，倒像逃亡地主，都说不招工，稍微多打听人家几句，反倒遭来盘问。二人想到自己是逃跑出来的，万一问出个“破绽”，给抓起来，岂不更“糟”，于是不敢再询问招工不招工了。
二人继续在城里转，天晚了，没地方去，又没钱住旅馆，便靠在街檐边边的墙壁上睡，肚子里没货，又没钱买吃的，只好忍着。第二天，二人空着肚子继续在城里转，听说昭觉找工作比较容易，二人商量要去昭觉，但西昌到昭觉有10。多公里路程，身无分文，没钱坐车，咋办？二人把牙一咬走。走到半道，如果不怕被人抓住，就去抠农民的红9充饥。不就是100多公里路嘛，拿三天或者四天来走，一定能走得拢。
于是，二人便走。出了西昌城不远，也该当二人有救星，竟遇上了一辆抛锚的军车。堂兄穿着部队转业时的军装，心想何不向兵大哥说说好话搭个便车呢？于是，堂兄上前，谎称自己从部队转业，有个亲戚在昭觉工作，信上要他去昭觉，给安排个工作，于是就和堂弟一同来了。没想在西昌被小偷摸去了“盘缠”，没钱坐车，只好走路去昭觉。堂兄说得很可怜，本身又肚子饿得慌，说着说着就像昏晕了一样。那位兵大哥查看了堂兄的转业证，就相信了。可是查看可夫的证件时，却犯了疑。可夫拿出来的是他在重钢的工作证团员证会员证。兵大哥问“你在重庆有工作，去昭觉找什么工作呢？”好在可夫脑筋打得“滑”，忙说“我哪里是去找工作嘛，我是送我堂兄去昭觉。我正休假，堂兄要我送他，我就一同来了，听说西昌这边还在剿匪，比较乱，多个人多个伴。”堂兄也忙附和“就是就是。”兵大哥终于释疑，答应把二人捎到昭觉。于是，二人当天便到了昭觉。难为那位兵大哥好心，途中和晚上，还招待二人吃了两顿饱饭，本来兵大哥还打算给二人安排住旅馆的，但二人考虑到昭觉既然有“亲戚”就没必要住旅馆了。于是，告别了兵大哥的好心，赶紧奔“亲戚”家去了。第六章立足
1958年的昭觉县，还比较贫穷，找工作并非易事。到了睡觉的当晚，可夫和堂兄已身无分文，只好又在街檐边边上躺了一夜。好在那是六月，晚上虽然凉，但却不是很冷。睡到下半夜户可夫和堂兄都睡不着了，就坐起来说话，设想着明天如何去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堂兄没文化，并不奢望到机关坐办公室，只要能有个活干，有碗饭吃就行可夫想的却不同，他有文化，又曾在重钢当过宣传干事，他就希望找个坐办公室的工作，最好是能学到技术的技术工种。
两人说着话，天就要亮了，肚子开始饿起来，现在两人才觉得，当务之急是解决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干什么工作都行，哪怕是掏大粪捅厕所，也在所不辞。
天亮以后，二人越发感到饥饿，却没有丝毫办法弄来食物充饥。两人就商量，赶快到工作单位，先支付点工资，把肚子安顿了再说。于是，二人左问右问，左冲右撞，跑了半天，就是没有单位愿意要他们。堂兄有转业证，人家还都相信他的身份是真的，可是可夫，却没人相信他。昨天哄兵大哥，说是送堂兄投奔亲戚，可今天还说“投奔亲戚”可就瞒不住人了。人家会想，你既然有亲戚，怎么不到亲戚家去，让亲戚帮忙联系工作不是更好吗？可夫拿出重钢的有关证件给别人看，人家不看尤可，一着就怀疑起他来了，说你“好好的有工作不干，跑昭觉来干啥，是不是被那边工厂给开除出了的哟”。更有人说他是不是犯了法逃到昭觉来躲藏的。弄得可夫再不敢拿出证件来了。没有证件，人家对他却又是另一种怀疑，说他“可能是逃亡地主”，同样不愿要他。至于堂兄，不好找工作的原因是他没文化。于是，两人从上午找到下午，毫无着落。而肚子，却饿得更加厉害。本就体弱的可夫，饿狠了就胃子不舒服，心里也发慌。就想，有根生红若填填肚子，就十分满足了。堂兄也有同感，说是干脆跑到郊外去，抠老百姓的红曹来吃。两人兴冲冲便往郊外跑。到了郊外，找到了红曹地，却不敢下手了——天没黑，到处都有人，要是给人看见偷红若，抓住还不给打死！没法子，两人就坐在红若地边，眼鼓鼓地看着太阳慢腾腾往西边坠去。肚子饿得咕咕响，就希望那太阳落得快一些，可那太阳却像跟他俩作对一样，就是不肯立即下落。堂兄就说“妈的，老子有那个本事，拴根绳子把它狗日的拖下山去！”
太阳坠落得确实太慢了，可夫实在饿得不行，就叫堂兄注意望风，他去抠两根红若来，堂兄胆小，说“等都等到这个时候了，干脆再等一会儿，等天黑了再抠，免得被人看见，抓去打一顿划不着。”可夫想也是这个道理，只好收了手，坐下来干等。
太阳终于下山。等到天黑尽以后，二人抠起红若，顾不得有泥没泥，干擦了几下，狼吞虎咽地啃起来。肚子里有“货”以后，二人又抠了一些，装进行李包里，预备好明天食用。然后，二人回到城里，仍然在街边睡了一夜。
第二天，二人啃过红若打发了早餐，商量如何继续寻找工作。他们决定分头去找工作，这样可以跑的地方更多一些，机遇也就更大一些。他们商定了傍晚相见的时间和地点，就分头而去。
因为不敢拿出重钢的有关证件，可夫跑了一天，几乎处处遭到怀疑。他希望堂兄凭转业证找到工作，同时也给他找一份差事。到了傍晚，他赶到预定地点，却没见到堂兄。他估计堂兄已经找到工作，因忙于安顿，暂时抽不出身来，他只好就地等待，盼望着堂兄来接他。
天黑了，半夜了，又天明了，堂兄始终没来。
他怀疑堂兄把他甩了。但他又想，堂兄人挺老实，挺本分，也挺重交情，不可能甩他。
转念他又想，人心难测，表面上堂兄很老实，哪个晓得他骨头里想什么呢。这么一想，可夫就在心里骂堂兄太不够“意思”太没人情味了，骂了一气，他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他想堂兄太老实，会不会遇到什么歹人或其他不幸。那时候凉山土匪还挺猖撅，堂兄穿的是军装，会不会遭遇土匪把堂兄给杀了！这么一想，可夫心里便着起忙来，心想赶快找堂兄吧。于是，他逢人就问，见人就说，问见没见到一个穿军装的人。人家告诉他，穿军装的人多了，谁知他要找哪个穿军装的呢。他自己也说不清要找穿军装的堂兄应该从哪方面人手，找了一天，眼看又要天黑了，始终不见堂兄的影子。前天抠的红若已经啃完了，肚子要紧，他打算趁着天没黑尽，跑到郊外再去抠点红若，明天继续寻找堂兄，万一找不到堂兄，又找不到工作，那就另谋其它出路，再想其它办法。
其实，没文化的堂兄，跑了一天没找到工作，后来就连约定和可夫见面的地点也找不到了。他也是在城里乱转，寻找了可夫一天，却不见可夫的人影，心想可夫是不是离开昭觉跑别的地方去了。走投无路的堂兄，只好一路讨口要饭，只身回老家去了。
再说可夫来到郊外，跑到前天的那块红若地，看看四周没有人，便蹲下来抠红若，刚抠了两根，突然一声“嘿，你干啥子？”的断喝，吓得可夫差点瘫倒在地里。他当时心想，这一下完了，抓到了还不被打个半死。他本来想跑，又怕人家有枪，听说凉山好多农民都有枪，你跑，人家放一枪就把你搁倒了，看你往哪跑！
可夫没敢跑，惶恐地站在那里，等人家来“收拾”他。
站了片刻，过来一个扛标杆的人，问他“你干啥子？”
可夫见那人没什么恶意，就壮起胆子，说了他和堂兄一起从碧立县到昭觉来找工作的事，说到堂兄和他走散后音信全无的时候，可夫几乎要哭了。
那人说“太巧了，我也是碧立人，我们是同乡。我在公路交通局，如果你不怕吃苦，就到我们公交局来。”“好啊！”可夫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即就跟那位同乡及其他的工友一起来到了公交局。
到公交局第二天，可夫便开始上班。他有文化，能识字算数，领导交给他的工作便是扛标杆测绘公路。这工作，说起来很轻松，干起来却很恼火。别看就那么一根标杆，可每天跋山涉水，钻荆棘，攀悬崖，一有闪失，便要粉身碎骨。可夫没当过兵，没打过仗，一听到枪声，心里就惊得跳。凉山那时候土匪还多，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枪声，每天上山，可夫最怕的就是遭遇土匪。他想，枪子儿又没长眼睛，挨到一颗，可就完了。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可夫都特别警惕，生怕哪个草丛里或是石缝里钻出个土匪来。
提心吊胆的测绘工作，一点儿也没激起可夫的兴趣。每天，下山以后，可夫便要打听堂兄的下落。他老是在心里祝愿堂兄已经找到一份既轻松又安逸的工作。他每每祝愿堂兄，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他总觉得自己应该还有其他该干的事情要干。他不愿意一辈子就在山里钻来爬去，他想起母亲的死心里就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驱动着应该去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他决定去学医，可是，凉山州没有医学院，除了州人民医院，就连像样的卫生院都没有，又到哪去学医，向谁去学。琢磨来琢磨去他决定到州人民医院去“闯一下”，看看医院能不能收留他，如果能收留他，他就一定要学出点名堂来。
他壮起胆子来到州人民医院，要求在医院里干个打杂的工作。人家医院并不相信他，叫他还干他的测绘，还扛他的标杆。他不走，老是缠着院长，后来他说，他父亲是医生，他本人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他把在重庆时学到的东西，像背书一样述说了一通，院长看他真还有点基础，且又“蛮缠硬搅”，推他不脱，就答应留他在医院里打杂，叫他干来试试，不行的话就叫他走人。
就这样，可夫在凉山州人民医院当起了打杂工。从而也开始了学医的生涯。第七章“窃艺”
1958年的凉山州人民医院，条件还十分简陋，内外科一共也才十多名医生，护士司药会计出纳勤杂人员等等，加起来也不过四五十人。当时医院的规模不大，条件较差，设备也很缺乏，与90年代的凉山州人民医院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可夫进了医院以后，第一步的想法便是挣“表现”，努力争取院领导给他一个较好的评价，以便立稳脚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心吸取重钢时的教训，绝不再给任何人提什么意见，绝不树立对立面，只管老老实实地工作，扎扎实实地学到一些真本领。
可夫非常勤劳，几乎包揽了医院的所有杂活。扫地清洗厕所擦玻璃倒煤渣烧锅炉打开水，见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偷懒耍滑。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甚至和他一样的勤杂人员，叫他帮忙干个什么，他都偷快地去干，从不推诱。因为他文雅秀气，长相很帅，不久他又成了医院里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一些当班护士，因为喜欢可夫，总是找借口把可夫叫去干这干那，没什么可干，也要想方设法把可夫叫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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