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荷）汉斯·舒茨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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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试读：
前言
我非常高兴这本著作可以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是因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这位荷兰电影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伊文思第一次去中国是1938年拍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20世纪50年代他又多次返回中国，并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授课。他和妻子玛瑟琳·罗丽丹（Marceline Loridan）历经数年跑遍中国，于1976年共同完成了时长12小时的反映中国社会的纪录电影《愚公移山》。就在1989年他于巴黎辞世前，还在中国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该片主要回顾了他的一生。
除了在中国拍摄的这些影片外，他还在世界上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拍摄了很多纪录片。作为一位电影人，他从1927年到1989年的60多年里坚持不懈地工作，我这里没有算他13岁时与父亲一起摄制的那部短片《小茅屋》。
在这部传记中，我尽量展现伊文思的电影与他的生活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是理解伊文思电影的关键。
当我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和私人收藏馆进行调研时，在我对尤里斯·伊文思本人、他的同事、私交朋友的采访中，我感觉到自己逐渐理解了伊文思。我希望在这部传记中，我对这位杰出的电影人的生活与工作关系的处理是恰当的。汉斯·舒茨2014年8月于阿姆斯特丹前言
我第一次注意到尤里斯·伊文思是20世纪60年代在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在当时被称作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的一个地下室里举行的抗议集会上，我观看了他拍摄的关于越南的影片之后印象深刻。
1986年，我见到了伊文思本人，当时是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周刊》（De Groene Amsterdammer）撰稿而专程去巴黎拜访他，并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毕生坚持不懈的个人追求与共产主义历史紧密交织的事迹深深吸引了我。采访结束后，我发给他我所写的关于他的文章——《我执着太久，我的乌托邦》（I Clung Too Long to my Utopias），他致电对我说：“你的文章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希望你能够条理化这些东西。”这是他觉得自己做不来的事情。我自己当时深感极权主义对人的诱惑，并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观点，但是我怎么能知道尤里斯·伊文思对极权主义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开始萌生了为他写一部传记的想法。长期以来，我对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甚感兴趣，而伊文思一生中很大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二者的相互缠绕和影响之中。一部伊文思的传记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可以为阐释20世纪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与此同时，这不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生故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也是一部承担社会责任的艺术家与纪录电影的历史。
我对现有的关于伊文思的几本著作深感不满。有几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中的某些具体方面，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到20世纪60年代就戛然而止，这对伊文思的一生来说，不能不说是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伊文思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Joris Ivens on La mémoire d’un regard）于1982年在法国出版，是迄今最诚实的，也是表达得最清楚和最充分的一本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着手本书的写作。
我知道仅凭打着“沿着……的脚步”的旗号进行写作的书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尤里斯·伊文思曾在21个国家进行拍摄，其足迹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幸运的是，与这位电影人相关的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收藏于欧洲，而与他相关的重要人物基本还健在并居住在欧洲。
我可以相当系统地获取收藏于欧洲的资料，此外，关于伊文思的文献资料还能够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找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相关机构已经发给过我相关材料的总览，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收藏机构如美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FBI）和波士顿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收藏馆。
还有几个地方一定会存留不少相关的重要文献档案。首先是中国。这个国家在伊文思的职业生涯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我最初决定先去中国调研，但从中国对我的信件和电话联系的反馈情况来看非常令人沮丧，于是，我改变了初衷。我担心仅凭个人的联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与古巴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Santiago Alvarez）探讨过这个问题之后，我更加确信，即便我去了中国，除了官方资料之外我将一无所获。（阿尔瓦雷斯给我讲述的关于伊文思的一切归结为：伊文思是“一只雄鹰，他犀利的双眼洞察着历史和革命斗争”。）我早先曾经访问过中国和古巴，对此也有体会。庆幸的是，伊文思在中国停留时期的很多文献资料都可以在荷兰奈梅亨的尤里斯·伊文思欧洲基金会馆藏中查阅到。
还有两个可能收藏伊文思信息资料的地方是苏联的克格勃（KGB）和原民主德国的斯塔西（Stasi）档案馆。但克格勃坚持说，他们没有与伊文思相关的任何文件，要查阅斯塔西的文献档案又非常困难，手续繁多，等待的时间长达数年。我希望以后的伊文思传记家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
本书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撰写的：信函、笔记、日记、报告、剧本、拍摄方案等。这些资料浸润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其中传达的信息还没有被记忆所改变和褪色。通常会有几份文件和几封信函讲的是同一主题的事情，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完善和补充这个主题的图景。我想说，据粗略估计，我大概阅读了两千封信件，通览了一万五千页到两万页的其他文件，包括许多此前并没有研究过的资料。而我把那些访谈作为一种补充资料，尽管访谈是写传记非常必要的资料之一。事实上，对我而言，能够采访到在伊文思生命故事中起过一定作用的某个人是一份意外的收获。然而，众所周知，将访谈作为史料的来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在对采访对象最有利的情况下，受访者经常会被有意地误导。我相信，通过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反复比较，能够避免写作伊文思传记过程中易出现的一些糟糕的陷阱或圈套。
虽然多年来伊文思深信他的生活都是在为自由而战，但反之也不无道理，而且晚年的他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本书中包括了许多让他的朋友沮丧痛苦，而让他的敌人热烈欢迎的事件。就这样吧。我希望借此能够掀起一场关于伊文思的讨论，以反驳我对伊文思的过多批评。伊文思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党员。我相信在读了这部传记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但人们会因此认为他不配被授予荷兰雄狮骑士勋爵吗？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头衔只是他作为电影人的一个点缀而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伊文思的大多数电影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纪录片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战后伊文思的影片虽然不再显得那么令人瞩目，但仍然技艺精湛，有时也会令人叹为观止，如他69岁拍摄于越南战区中部的影片《17度纬线》（17th Parallel）。他与妻子玛瑟琳·罗丽丹合作的他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A Tale of The Wind），代表了他的电影生涯中又一个令人惊奇的新转折。
伊文思对电影终身不懈的热情启迪了许多电影人的灵感。
在对与伊文思相关的历史事件、他跌宕起伏的电影生涯和动荡不安的个人生活的调研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是荷兰电影博物馆的前主任扬·德·瓦尔（Jan de Vaal）讲述的一则逸事。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漂泊多年后伊文思首次回国，他来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考察他的电影收藏情况。当时放映了他于1929年拍摄的影片《雨》（Rain）。当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来时，他说：“那只狗没了。”那只狗只出现在影片一个几秒的镜头中，也许更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一只狗走出了画面。从这个故事中，我感觉到了伊文思对纪录电影事业的挚爱与奉献精神。
尽管对伊文思的评价向来毁誉参半，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对他做出更加客观的评判，但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位杰出的电影人。正是这点促使我追随着伊文思的足迹，跨越了整个20世纪历史的巅峰与深谷。
本书的“致谢”部分列举了对本书写作给予贡献和帮助的人。这一英文版本与荷兰语版本相比略有删节。读者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伊文思与荷兰政府官僚主义争论的细节，请参阅荷兰语版的《冒险的生活》（Gevaarlijk Leven）。汉斯·舒茨1999年10月2日于阿姆斯特丹第一章老板之子 （1898—1921）
从19世纪末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1898年11月18日星期五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报纸上报道了发生在菲律宾的美国—西班牙战争，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的新闻报道“三支法国军队正向摩洛哥边境推进以及暴乱场景”，还有中国农民起义洗劫并掠夺了长江上(1)游的一个小镇。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Case）在法庭上一拖再拖，与此同时，在巴黎某地方，塞纳河上新的桥梁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 of Russia）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启动了第一块奠基石。在海牙，尽管流言四起，荷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每周的听证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那天早晨（1898年11月18日），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镇，一个名叫乔治·亨利·安东·伊文思（George Henri Anton Ivens）的小孩出生了，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他的母亲朵拉·伊文思—穆斯肯斯（Dora Ivens-Muskens）在凡·博克恩斯特拉（Van Berchenstraat）15号她的父母亲家里生下了小乔治，也没什么并发症之类的不良状况。那年，小乔治的父母已婚四年，母亲刚满28岁，父亲基斯（Kees）比母亲小一岁。乔治是他们的次子，长子名叫维姆（Wim），之后他们还育有三个孩子：汉斯（Hans）、西娅（Thea）和科巴（Coba）。这几个孩子分别比乔治小5岁、8岁和11岁。
在乔治出生时，无人可以预料到小乔治会有一天参与另一场西班牙战争，或被美国当局遣返并要求他永久不能入境，之后他又被菲律宾拒绝入境。他将多年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为一位巴黎居民，他将会拍摄一部电影，其中表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剪彩的那座桥梁（这里指《塞纳河畔》），而那时，这位沙皇早已被反抗武装起义者一枪击毙。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些反抗者以后会与我们本书的这位永不疲倦的主人公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也不会想到他会与荷兰殖民地事务大臣们的关系缺乏热情。
奈梅亨是一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古老城市，以一座名为沃霍夫（Valhof）的城堡而闻名，城堡由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建立在一座山丘上，可以俯瞰瓦尔河（Waal）。19世纪后半期，为了将奈梅亨重建为一个普通的荷兰小镇而拆毁了原来的大部分城墙和城门。但在尤里斯·伊文思的记忆中这座小镇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荷1兰小镇，那里地中海的影响随处可见。”
每年，成千上万的船只从瓦尔河航行经过奈梅亨小镇，往返于鹿特丹和鲁尔区之间运输货物。古老的瓦尔河，经冬历夏的堤坝与水草交织的纷繁景象会使人思接千古而不知置身何处。乔治母亲的祖父母穆斯肯斯(Muskense)一家便在这条河岸居住，她家距离凡·博克恩斯特拉步行只需要十分钟。而乔治的祖父与那里的大多数商人一样从事粮食和种子的贸易。
乔治父亲的祖父海因里希·伊文思（Heinrich Ivens）先生是距离科隆西南几英里处艾弗伦（Efferen）小镇上的一个家具制造商，曾2卷入过1848年的革命运动。乔治的祖父威廉·伊文思（Wilhelm Ivens）也出生在艾弗伦，威廉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于1867年左右迁居到奈梅亨开始涉足摄影行业。当时在奈梅亨已经有两位德国摄影师在从事摄影行业，其中一位就是威廉的摄影老师。
1871年，威廉在奈梅亨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具有很高的摄影专业水平并成为一名皇家御用摄影师。伊文思家族对成功的追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威廉不仅在奈梅亨非常活跃，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活跃。他既是荷兰摄影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又是博爱协会（Humanitas Society）的秘书。博爱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救助孤儿和青3少年流浪者的慈善组织。
1891年，威廉将摄影工作室的管理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基斯。而基斯对摄影技术和商业方面更感兴趣，他把这个家族工作室转变成了“摄影器材代理经销商”（Phototechnical Agency and Dealer in Photographic Articles）。1894年5月17日，他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并与朵拉·穆斯肯斯（Dora Muskens）结婚，即使四十多年后，基斯4仍将5月17日称为“生命中最最美好的一天”。
随着业务的蓬勃发展，公司逐渐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Groningen）和海牙开设了分公司。董事总经理C. A. P.伊文思（C. A. P. Ivens）上任后，公司更名为卡皮（Capi）［基斯是科内利斯（Cornelis）的缩写］。尽管基斯·伊文思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富有创新才华的人，但他却对文化艺术兴趣广泛。他会为家人演奏舒伯特的钢琴曲，并带他们到剧院看音乐会、戏剧及电影。艺术家简·托罗普（Jan Toorop）、尤金·勒克（Eugène Lücker）以及汉·皮克（Han Pieck）都曾拜访过基斯·伊文思。
基斯·伊文思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和担当感的人。他是镇议会的一员，为进步、自由和天主教“所有人的正义”而努力；他时任荷兰业余摄影师协会（Dutch Amateur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董事会员；他还是“信仰与科学”（Faith and Science）会的成员，这是天主教知识分子举行议会的一个社团。在一次会议上，基斯说：“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并坦率地承认我们的需求。我们必须善待他人，而不是过度狂热于宗教事务。归根结底，宽容，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尤里斯·伊文思曾称自己的父亲为“一位具有严格道德约束5的人”。因此，伊文思早年便谙熟为大众谋利益的思想。基斯·伊文思经常阅读自由主义报刊《每日商报》（Algemeen Handelsblad），对19世纪的进步思想坚信不疑。他曾发起建设默兹—瓦尔运河（Meuse-Waal Canal）和瓦尔大桥（Waal Bridge）两项计划以取代渡轮。经过他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将这两个项目变为现实。在大桥建成之日，他看到奈梅亨和阿纳姆（Arnhem）之间交通状况得以改善——距离缩短至少20英里，打通两地之间的道路联系，尽管从国际化和洲际的角度来看，基斯的此番举措只不过是人类在热爱和平的发展征程中不值一提的一小步。“我们愿望的是，将来有一天，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来会像现在发生的两个城市之间的争斗一样，让6我们觉得极其荒谬。”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先是被加封为爵士，后来又被奥兰治—拿骚王室任命为高级官员。在海尔德兰省和奈梅亨的新闻报道中，他热情洋溢地谈论技术变革：今天是伦琴（Roentgen），明天是爱迪生，之后是拉乌尔·皮克（Raoul Pictet），再然后是卢米埃尔，他所谈论的都是前所未闻的、吸引大众关注力的7话题。他甚至在公司的年会上都体现出广阔视野。在公司的宣传册子中，他回顾了奈梅亨几个世纪来的历史，以证明历史正以无法阻挡之势大踏步向更好的未来迈进。1939年，他的长子维姆早殇，商业挫折以及将至的世界大战使基斯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唯一能够让我们坚持下去的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导我们人类沿着无形的大道通向一个最终的目标进8取。”
每当基斯·伊文思在与乔治外出散步时，他一定会使用这些令人振奋的语汇来描述自己的理想。后来，我们在尤里斯·伊文思六十多年的电影生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父亲这番话语的回响，那是在他谈自己的影片《风的故事》时说：“我们要拍风。因为它蕴含着所有事情的记忆，所有曾论及的一切都在风中。也许，我把风视为人类伟大前进的潮流，无论是细水长流般的缓进，还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逆流，抑或是文明的没落，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推动历9史向前发展。”
基斯·伊文思既是一位自由主义信仰者又是一位颇具主导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卡皮公司的一些员工，他称之为卡皮人，认为他是位严厉的上司和心怀壮志之士。在家里，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女儿西娅回忆说：“他从来不会拍桌子发脾气，但当他说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人做到。”他会一次又一次地跟你说同一件事情，直到你心甘情愿地按照他的要求做到他想要你做的事情。尤里斯·伊文思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一方面，他会给你很好的安全感，会保护你，但另10一方面，他又是极其苛刻。”基斯·伊文思害怕一切混乱和意外。他坚信“秩序是任何企业的灵魂”，但他的组织才华却不只限于商业领域。乔治曾收到过一封母亲写给他的，但却“没让父亲读过”的信。信中她这样评价伊文思的父亲，他“一直如此热衷于安排和处理一切，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预定的道路行进。但这一方式只适用于11木偶，并不适合于人”。乔治没有他父亲那种热衷于组织他人或事物的热情，但时间将会证明，他与他的父亲具有非常相似的一点，那就是认定了的事情绝不轻易改变。
乔治充沛的精力来自于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而他的温文尔雅则来自他的母亲朵拉·伊文思。母亲朵拉是一个小巧、丰满的女人，她经常把一头黑发盘成高高的发髻。从照片上来看，她的表情总是很和蔼可亲。她很敏感、能干且有创意，这些都得到了她的丈夫、子女、孙子及卡皮人的一致赞扬，她从来不说谁的坏话。简·托罗普曾为她画过两幅肖像，在一次采访中，托罗普描述朵拉，“她是一个有艺术品位、平静的聪明的女人。”基斯·伊文思在日记中写道：“在场的每12个人都发自肺腑地赞同托罗普对朵拉的这句评语。”
伊文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深爱母亲，但之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现实并不像他说得那么简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为什么那么晚才与家里人取得联系？他为什么在德国投降后的第16个月，在日本投降后的第13个月才写了第一封战后家书给他的母亲？那时他已经在海外漂泊了八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历经了战争的多年煎熬，妹妹西娅的丈夫被枪杀于战争胜利前夕。当他在1947年终于回到了奈梅亨，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仅走访了两处就匆匆结束了行程，“时间只够去看一下我的母亲，拥抱她一下，然后稍微聊几句。时间只够我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一次梳理，之后我就再一次13离他们而远去。”而14个月后母亲朵拉去世的时候，伊文思身在国外，也没有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什么原因使伊文思这么快就转身离家而去？什么原因使他在23岁时就愤激地写信给他的朋友说：“特别是当我看到周围人们的婚姻，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与斯特林堡(2)（指瑞典的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很多思想不谋而合，即认14为女人是婚姻不幸的主要原因。”
伊文思的父亲心胸开阔，属于主导型强人，他的母亲似乎一直生活在父亲身影的笼罩之下。每天晚上，她会把丈夫的拖鞋放在他专属的椅子前，这椅子其他人都不得触碰。乔治“咬牙切齿”地目睹着这一切，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他觉得母亲显得恭顺屈从。“在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第一个盛饭给他，然后给他最好的菜肴。若菜肴是一份份端上的，总是要他先吃，其他人总是要等待。我对他所有的特权感到非常的气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小乔治是否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保护他的母亲呢？事实上，对他而言，朵拉就是善良的化身，人们几乎不可能拒绝她要求的任何事情，她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家人更多的关心和友爱。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种情况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即当他自己在某个年龄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和自由时，他会觉得对自己母亲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此，孩子会有逃离的冲动，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如果与某些人的关系比较激烈时，他会有一种威胁感。
朵拉·伊文思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带着孩子们参加每个周日的弥撒。当孩子们日渐长大，她就告诉孩子们：“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去教堂，你可以不去，不要只是为了让我开心，而逼着自己15去做。”而孩子们的做法的确是为了让母亲开心，坚持去参加周日的弥撒。在伊文思弥留之际，他以这样几句话总结他在奈梅亨度过的16童年：“那里有我的童年，在那里我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最早的记忆是他的火车之旅。那年他五岁，他和哥哥维姆对陌生人做鬼脸，试图阻止陌生人进入他们的车厢：“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来保护我们家庭的甜蜜以远离外面世界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这幅童年图景中，这种备受呵护的生活环境里可以得到大量的真知灼见，教导孩子们用开阔的视野来观察这个世界，父亲为家庭提供充裕的物质保障，母亲则保证家庭温暖祥和。但这样的生活图景也会存在另外一面。在奈梅亨的凡·博克恩斯特拉这个家庭必须是和谐的，不允许有任何意见的发生。你必须压抑自己的一切想法。不能17公开争辩，这是规矩。”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紧张和挫折。
在一张1905年拍的照片上，六岁的乔治身着水手服彬彬有礼。而另外一张照片，他手持荷兰国旗打扮成一个水手。1909年荷兰王国的未来女王朱莉安娜（Juliana）公主诞生了，伊文思一家是坚定的18保皇派。
相比较而言，乔治是一个模范儿子。他的一位儿时朋友后来回忆起他们一起在户外玩耍的事情：“你有一点令人懊恼的是，那天下午大约4点半的样子，你抓住了我的外套，告诉我，我们必须要快一点，因为你不想错过格拉芙斯威格教堂礼拜最后的祝福……不管我怎么说19或是怎么做，你始终要坚持去做礼拜。”乔治·伊文思直到十多岁还坚持去做礼拜，他曾经是一位忠实的信徒。
少年时代，乔治表现出惊人的技术洞察力和进取心并引起了他的父亲与祖父的注意。观看了飞行员让·奥列斯拉格斯（Jan Olieslagers）在奈梅亨田野上的飞行表演后，乔治决定建造自己的飞机。在哥哥维姆的帮助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架自制的飞机就停在了他家的花园里。尽管这架飞机并没有飞起来，但据照片显示，这是一架尺寸为布莱里奥特（Blèriot）机型一半大小的复制品。又过了三个月，乔治改进了这架飞机，还配置了摇杆及可移动的机翼。
1911年，乔治被送到他的父亲曾经念过的克劳恩布尔格辛格尔（Kronenburgersingel）市高中去读书。原本他的母亲更希望他能够念天主教学校，但伊文思家族的传统是以商业利益更为重要的。基斯·伊文思认为市立高中的教育优于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因为读市立高中前景更为广阔。他赞同高中应该有大学预科，因为乔治需要做好接管家族业务的准备。作为家里的长子，维姆应该是家族企业首选的继承人。但乔治却进入了大学预科，这样以后他可以继续读大学，证明他在学业上前途一片光明。就这样，没有任何的仪式，乔治被挑选成为父亲的未来接班人。当父亲做这个决定时乔治应该只有九岁或十岁的样子，也就是送维姆去念大学预科学校的时候。尤里斯·伊文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的父亲“自始至终”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还简练地补充说：“我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没有过多担心。因为我的性格一向是无忧无虑，在考虑了所有事情之后，我并不觉得那会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未来。”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并责怪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考虑过“对孩子们的不同年龄、权利、20个性和天赋方面应尽的责任”。
对少年乔治来说，他所面对的未来是承担父母和家庭给予他的重大责任。他过于年轻以至于不清楚自己是抗拒还是顺从这个决定的后果。作为这个大家庭所拣选出来的继承者，他必须要自信而不能有什么个人的要求，但这种特殊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的认可。乔治循规蹈矩地沿着家庭规定的教育方向发展，而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他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闲暇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犹如一匹不安分的小马驹却被困于藩篱之中。
乔治在学校的学习并不十分勤奋，成绩平平。他最喜欢运动，擅长物理、地理、历史和荷兰语，但数学、法语、德语及英语时常不及21格。他对抽象思维没什么感觉，而且总喜欢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露营、踢足球、组织学校社团活动以及舞台表演上。乔治继承了利姆布尔格斯（Limburgers）和莱茵（Rhinelanders）省人的自然奔放和活力四射的天性，那里的人总能找各种理由聚会。尤里斯·伊文思从来不会对美好生活失去兴趣，他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美食的偏爱以及喜欢与朋友对酌共度良宵。
乔治从小最喜欢的故事是詹姆士·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和德国作家卡尔·梅（Karl May）所写的印第安人故事。每逢镇上有什么展示会时，乔治喜欢顺便去逛亚历克斯·贝内（Alex Benner）的移动电影院或是到让·德斯梅特帝国生物馆（Jean Desmet’s Imperial Bio）看电影，如《袭击农场的北美印第安人》（A REDSKIN RAID ON A FARM）或是《善良的北美印第安人》（A REDSKIN’S GOOD）等。基斯·伊文思偶尔会让他的员工来拍摄他的家人，他家也摄制一些家庭电影。历史上，家庭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尤里斯·伊文思的第一部电影：《小茅屋》（WIGWAM）。荷兰电影博物馆收藏了这部影片拷贝的开头标题，据推测是由尤里斯·伊文思在1931年亲自添加的，而影片的拍摄日期为1912年的春天，他还为影片添加了这样的字幕说明：“这个14岁的童子军如何发现了乔克博斯克（Jonkerbosch）及考肯贝尔格（Kwakkenberg）。”乔治的妹22妹西娅·伊文思证实了这个日期，她是1912年开始念书的。伊文思后来回忆说，卡皮公司的仪器制造商皮特·吕滕（Piet Rutten）帮他掌机拍摄这部短片，伊文思则编写影片的剧本，并拍摄了一些特写镜头23以及影片的其他技术方面的工作。乔治显然是受了当时奈梅亨几个24剧院所放映的牛仔电影的激发而摄制了这部短片。乔治在影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那位心地善良的印度人弗莱明·斯特莱姆（Flaming Stream），而且伊文思全家都参与了这部短片的演出，必要时他们甚至将脸都涂成巧克力色。在拍摄一场乔克博斯克的戏时，乔治骑马穿过一座别墅的大厅时受伤很严重。也许我们应该把短片《小茅屋》视为伊文思家族热衷于化装舞会的一个延伸。与拍摄影片相比，乔治更多的兴趣在于扮演那位英雄的角色。基斯·伊文思在参加1915年荷兰业余摄影师协会的会议中放映了这部《小茅屋》。基斯告诉观众，影片的剧本是由被称为“伊文思公司的未来接班人”乔治所写，而他作25为卡皮公司总经理则亲自负责了影片的摄制工作。伊文思一家在电影《小茅屋》中
然而这位伊文思公司未来的接班人对摄影的兴趣并不大。皮特·吕滕在该公司的工作就是教乔治摄影技术，但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乔治拿过摄影机。据伊文思回忆说，皮特·吕滕总是拍一些看起来奇怪的照片，但却没有创造性冲动，他从来没有产生丝毫的念头去“创作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构图或取景”，而且他向来“对任何一景一树都26无动于衷”。
乔治喜欢与朋友们一起在瓦尔河里游泳。他身材矮小，但长相精致而且十分稳重，他的家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活泼鬼”（Spunky）。的确，在乔治的一生中极少有无精打采的时候。乔治有次踢足球受伤后竟转化为骨膜炎，因此，他的父母禁止他再踢足球，但他暗中依旧照踢不误。由于这些比赛在当地的新闻报纸都会报道，于是，乔治开始称自己为“尤里斯”以隐瞒他在足球场的身份。但几年后，基斯·伊文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尤里斯’这个名字最初是由德·荣格开始叫的。”波鲁尔·德·荣格（Broer De Jonge）是乔治少年时代的一个朋友，但尤里斯的父亲并没有详细地讲述乔治的这个新27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到了乔治读大学的时候，他的同学都习惯叫他“尤里斯”，但他的父母直到去世仍坚持叫他乔治。
为了乔治将来能够接管家族的摄影器材贸易，早在他1917年高中毕业之前，家人就已经决定让他去鹿特丹的荷兰经济学院学习。在暑假结束前刚到鹿特丹不久，他就应征入伍。“我们三兄弟没必要都去参军。当时我哥哥已经开始学医，弟弟又太小，况且我身体最为强28壮，因此家人就决定让我代表家族去服兵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荷兰是中立国，但1917年其他地方的战火依然如火如荼。在俄罗斯和西欧的战场上大量的人遭受屠杀。在法国北部，单是瓦尔登及索姆河战役就有170万名士兵牺牲。当尤里斯·伊文思还在学校读书时，他曾练习过在地图上以插小旗子的方法追踪敌方的活动，而服兵役却并没有使他更加尚武。他在读高中时曾被送到义德（Ede）的炮兵预备役军官训练学校接受训练。在他的军队照片中，他身着制服，戴着皮手套，腰上佩剑，脚蹬马靴，这身装束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眼神还是透露出一股学生的天真气。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North Brabant）省。那里总有德国逃兵脱下军装试图寻求荷兰的庇护。伊文思自告奋勇做了空中侦察兵，他在服兵役期间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项是骑马巡逻以确保物资的运送；另一项则是乘坐复翼飞机在边境上侦察飞行。”这种巡逻飞机有两个座位：飞行员坐在前方驾驶，侦察员伊文思则坐在后面用双筒望远镜侦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动荡。随着战争的持续，人们厌恶流血和屠杀的情绪蔓延了整个欧洲大陆，俄国和德国革命对荷兰的劳工运动及知识分子产生了激进的影响。在荷兰不断发生粮食骚乱及重大的罢工活动，1918年11月，社会民主党领袖特鲁尔斯特拉（Troelstra）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革命宣言。因此，尤里斯·伊文思当时所在的军队处于警戒状态，但最后的武力干预任务是由宪29兵执行的。而尤里斯·伊文思则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政治动荡。
1919年3月，尤里斯·伊文思作为预备役少尉从野战炮兵队退役之后，他在鹿特丹市区找了个房子住下来，地址位于扎尔特（Zwarte）普埃尔顿斯特拉特（Paardenstraat）87A号，重续在经济学院的学业。他学习的主要科目包括银行、信贷和货币体系，但在学校里，伊文思更喜欢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其他方面。这时，他的兴趣是网球、橄榄球和各种学生社团，他加入了鹿特丹学生联谊会。这个著名摄影师的儿子在学校里也是位风云人物，而且作为一名运动员、社交常客及预备役军官，他迅速在鹿特丹的学生圈子里赢得众人的青睐。半年后，他成为鹿特丹学生社团的核心人物，一年之后他手持小木槌，打着白色领结，绕颈的丝带上别着学生董事会成员的徽章，成为大学联谊会的主席，伊文思与学生联谊会的另一名成员阿瑟·米勒·莱宁（Arthur Müller-Lehning）成为好朋友。阿瑟·莱宁也被家人送到经济学院念书以便将来接手他的家族在宰斯特（Zeist）的一家纺织公司。他是一位倡导社会变革的和平主义者，是神智学实用理想主义者协会（Theosophical Practical Idealists’ Association）的成员，也非常同情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于1919年发起的光明报运动30（Clarté Movement）。他的政治思想对伊文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他们完成鹿特丹学业后。
尤里斯·伊文思周末经常回到奈梅亨的家。有天他突然带回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韦尔默依迪娜·韦尔施（Welmoedina Welsch）又叫作“奎克”（Quick）。奎克金发碧眼，也在鹿特丹求学，比伊文思低两届，算是他的学妹。伊文思觉得奎克漂亮、开朗，有活力，他的妹31妹西娅却觉得奎克有些滑稽。伊文思很快与她建立了他所描述的亲密关系，在奈梅亨，家人开始讨论他们的婚姻。伊文思是天主教徒，奎克是新教徒，因此，伊文思的父母希望他可以承诺将来他的孩子可以受洗。“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与我和奎克毫无关系。我们答应了父32母的要求继续沉浸在爱河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地的大学生都渴望着团结与和解。在荷兰，呼吁成立国家助学协会成为所有校园莘莘学子热议的主题，当然包括鹿特丹学生联谊会的学生。阿瑟·莱宁是新协会的拥护者。在他的影响下，尤里斯·伊文思成为本地新学生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全国学生组织的董事会成员。然而，此时家族的责任却在召唤着他。1921年1月，他很快辞去了学校里的一切职务并通过了各门考试。同年7月，他获得了商业经济的学士学位并离开经济学院。伊文思这样形容当时他的心情，“我几乎放弃了一切”，“但那正是我所33需要的”。暑假结束后，伊文思前往柏林学习摄影技术，这是他迈向接管卡皮公司董事长道路上的下一站。
注释：
1 JI interviewed by Urias Nooteboom, 5 July 1981(typescript). UN.
2 Family data is derived from genealogical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Hans Ivens in 1939-1940.UN.
3 Ingeborg Th. Leijerzapf, ‘Wilhelm Ivens: een leven in de fotografie in Nijmegen’, Numaga,September 1988, 73-79.
4 Kees Ivens, Schemering en schemeringstijden III(Diary), entry 17 May 1938. UN.
5 Urias Nooteboom and André Stufkens, ‘De bron’ in: André Stufkens, Jan de Vaal and Tineke de Vaal, eds. , Rondom Joris Ivens, wereldcineast. Het begin, 1898-1934, Nijmegen1988, 14.JI interviewed by Urias Nooteboom, 5 July 1981. UN.
6 Nooteboom and Stufkens, ‘De bron’ in: Rondom Joris Ivens, 19.
7 Nooteboom and Stufkens, ‘De bron’ in: Rondom Joris Ivens, 16.
8 Kees Ivens, Schemering en schemeringstijden III, entry 17 November 1939. UN.
9 JI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16 April 1986.
10 Thea Nooteboom-Ivens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23 October 1992.JI interviewed by Urias Nooteboom (typescript), 8 May 1982. UN.
11 Dora Ivens-Muskens writing to JI, 2 August 1939. Undated, BA/FA Coll JI SW 1.
12 Kees Ivens , Diary (manuscript). Gemeentearchief Nijimegen.
13 Joris Ivens and Robert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en in welk heelal. De geschiedenis van een leven,Amsterdam 1983,237.
14 Joris Ivens writing to Miep Balguérie-Guérin, 17 September 1922. JIA/MBG.
15 Ivens and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24.
16 Joris Ivens, Preface in: Joris Ivens en Nijimegen, Nijmegen 1987.
17 Ivens and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20, 24.
18 JI interviewed by Hans Wegner (transcription tape 1), BA/FA Coll JI RuA 3.
19 George Zorab writing to JI, 5 January 1975. JIA, pl. no. 96.
20 Ivens and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27.Diary Marion Michelle, 10 February 1945. MM.
21 Reports G. H. A. Ivens , 1911-1917. Archief Stedelijke Scholengemeenschap Nijmegen.
22 Thea Nooteboom-Ivens,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17 May 1991.
23 JI interviewed by Hans Wegner (transcription tape 1).
24 Frank van der Maden, ‘Een wemeling van galops en helse achtervolgingen. Joris Ivens’ eerste filmavontuur’, Numaga, September 1988, 81.
25 Van der Maden, ‘Een wemeling van galops’ in: Numaga.
26 Nooteboom and Stufkens, ‘De bron’ in: Rondom Joris Ivens, 30.Ivens and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30.
27 Kees Ivens, Schemering en schemeringstijden III, entry 19 January 1938. UN.
28 JI interviewed by Hans Wegner (transcription tape 1).
29 JI interviewed by Hans Wegner (transcription tape 1).
30 Arthur Lehning, ‘Herinneringen aan een vriendschap’ in: Rondom Joris Ivens, 34.
31 Thea Nooteboom-Ivens 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17 May 1991.
32 Ivens and Destanque, Aan welke kant, 23, 38.
33 JI interviewed by Eric van’t Groenewout, 1985.(1)*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译者注。（星号为译者注，下同。）(2)*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斯特林堡一生共写过六十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关于语言研究的著作。他的剧作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又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对欧洲和美国的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对当时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译者注。第二章狂 恋 （1921—1927）
尤里斯·伊文思在柏林学习的第一年，当时德国的政治舞台正在上演着群众罢工、右翼极端分子的暗杀活动，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起义使整个柏林城陷入一片混乱，而当时成立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对恢复城市正常秩序几无任何作为。当时的年轻人拒绝接受因父辈们的失败而造成的悲惨世界，他们沉迷于性与毒品。此时，达达主义者（Dadaists）和表现主义者奠定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地标。表现主义者所掀起的并不仅是一场艺术运动，而且增强了人们对生命意识的崇敬和美好愿景，期待具有全新的、纯粹的、世界主义者的广阔胸襟的人民能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表现主义者视魏玛共和国为灰色民主，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由一群过于温和的政治家所领导，他们屈从于老牌帝国精英在司法和军队上的特权。这个时期，柏林的混乱结束了尤里斯·伊文思素来井然有序的生活。
1921年秋，尤里斯·伊文思开始在夏洛滕堡理工大学（the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Charlottenburg）就读。他的父亲基斯·伊文思30年前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虽然此时尤里斯·伊文思已经22岁，他领导过学生组织，还是一名预备役军官，但他的父亲仍然为他安排好了一切。尤里斯住在大学的埃姆柯涅广场（Am Kniesquare）附近，与一对老夫妇合住在一起，如今这里已经更名为厄恩斯特·路透普拉茨（Ernst Reuterplatz）。基斯告诉他认识的几乎所有的生意伙伴们说他的儿子到该校读书请多关照。尤里斯诚心诚意地拜访了他们，但父亲所介绍的这些熟人们除了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各自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儿介绍给尤里斯之外，就是不停地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此，尤里斯很快就放弃了与他们的交往。
夏洛滕堡理工大学的光化学研究所在火车站动物园（Bahnhof Zoo）附近大学校园里一幢红砖结构的大楼上。1921年，这里摄影专业只有五名五年制学生。伊文思四个学期攻读了八门课程，包括获得“皇家顾问”称号的教摄影的福特教授（Prof. Forth）和教光化学实践课的奥托·穆恩特教授（Prof.Otto Mente）的课程。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是“皇家顾问”阿道夫·米特（Prof.Adolf Miethe）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曾在柏林做过大量有关普通摄影和摄影光学方面的讲座。但米特教授并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后来转向研究科学哲学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米特此举给伊文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一次去策伦多夫（Zehlendorf）郊区的森德林格（Sendlinger）工厂参观的途中，为了能与米特教授乘坐同一车厢，伊文思特意买了一张昂贵的二等厢火车票。而为了能与其他的许多学生一起玩乐，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却买了一张三等厢车票。米特吸食可卡因，而且会在演讲时候公开吸食。在当时，很多人吸毒只不过是对柏林狂热氛围不满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伊文思突然变得“极度迷茫”。他会与同学在酒吧里泡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或去妓院或与女人去酒店开房。他成了莱贝拉俱乐部（Club Libelle）的常客，经常喝到酩酊大醉，偶尔会吸食可卡因，他开始“严重地背离正道，走上邪路”。“当我第二天走在大街上，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或我想要去哪里。我会乘上开来的第一辆电车，然后一直坐到终点站。当回来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一个子儿，1全部都花光了，但我却不记得到底花在了哪里。”他向来生活在一切都井然有序的世界里，而他的这种转变简直前后判若两人。四年前，他的父亲还送他去教堂，而现在却突然一切都不确定了。“只是后来，你才意识到，你迷路了。然后你才知道你所做的或是所想到的其实并2不是故意的或是有恶意的。”他写道。
置身于各种的混乱迷茫之中，伊文思很快就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所爱，而这一切可能都归于他与“奎克”的分手。为奎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有一个我曾经爱过而且依旧会疯狂地爱着的女人”，她“可能会离开”他的生活，因为“这个时代改变了每一个人。”是奎克的父母坚持让她另找一个和她更加般配的人吗？“现在你可能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切新生事物中——新的伟大的人物和艺术家，他们给我如此强烈的震撼，因为他们打破了唯物论和人的迟钝麻木，涤荡了我曾经所迷恋的和拥有的一切。”他坚信有些理想需要一些人去坚守，以便“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任何事情都变得机械化时要坚持理想主义”，而且他获得一种“想3做一个优秀的人那种纯粹的感觉。”
在这种混乱与迷惘的状态中，1922年春天，伊文思返回奈梅亨父母的家中。父亲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而他则拒绝了父亲的建议，长期依赖家庭医生给他开的镇静剂过日子。他退缩回自己的世界中。他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森林奥斯特韦克（Oisterwijk）野营，他会在一个他称作“尤里斯沼泽”（Joris Fen）的地方度过五个星期。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详细地描述了在这段精神疗治期中他所做的一切：“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与常人所认为和理解的正好相反。我不去想任何事情或是阅读书籍，我就像一只动物一样，只要能够完全接近自然便足够了，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让大自然来主宰我，让原始4的感官来主宰一切：饥饿、口渴、疲劳、睡眠。”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文思可以再次面对人群了，他还认识了19岁的麦普·巴尔格里—古林（Miep Balguérie-Guérin），两个人相处非常融洽。这个女孩从鹿特丹来看望住在奈梅亨的叔叔，他们可以在树林中漫步而不说一句话。麦普的一位朋友这样谈论他们相处的情景，伊文思写道：“我5很害怕人们对你的流言蜚语，诋毁我对你这份真诚纯洁的友谊。”不久之后麦普去了意大利，伊文思写道：“我很想知道，每当你去乡村游玩，坐在圆顶的大马车里，透过宽敞的窗户朝外望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些什么。那种辉煌前进的感觉，渴望步入动力的时代，我们可以把一切握在自己的手中，比现在的速度快两倍甚至更多。就像将煤铲入熊熊烈火之中——乘坐在飞奔的火车里的人们依赖着你的决6定，他们不害怕，他们也不能害怕。难道你没有过那种渴望吗？”
尤里斯·伊文思依旧不是过去的那个他，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爱。在奈梅亨的一个夏夜，他撞见了一位儿时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发现你与印象中的我熟悉的那个朋友相比，变化甚大。你说话的语气是软绵无力的，相当地平淡，而且有一些郁闷，表现得好像整个世界的烦恼都压在你的肩上，至少这是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人类，整个人类，让你失望。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因为小时候，你对教会、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孩子气的虔诚信仰，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你某一天会7彻底失望。”
在确定那种混乱不会再次将他压倒之后，伊文思回到了柏林。50多年后，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可以说，那时候我想要面对现8实……但我又害怕现实，这样你就不得不要去把握它……”这次，伊文思租住了位于马丁·路德街42号的舍内贝格（Schöneberg）一楼的两间房子，开始在专门生产照相产品的戈尔兹（Goerz）工厂进行实习。
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希望与伊文思保持着一种稳定的感情关系，因此她计划移居到柏林。她曾在洛桑的一所寄宿学校念书，像伊文思一样，她也一直追求灵魂上的满足。伊文思曾说他俩的关系犹如两个在黑夜里开车的司机，彼此互相靠近，但即使各自在一条马路的两边，也看不清楚对方，但他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坐在前灯后面的对方。麦普写道：“尤里斯，你相信一个曾步入歧途很远的人会重新变好吗？”而他回答道：“麦普，我绝对相信，你实际上应该问的是，一个曾步入歧途的人是否还可以保持他以前的优点吗？”伊文思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他担心麦普会设法拴住他，成为他的羁绊。“因为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束缚的感觉会扼杀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他提醒麦普说自己对她而言实在是太过危险，如果她来柏林的话，他会要求她非常独立；而她则希望尤里斯的恐惧只是他的一种夸张的表达而已，最后，当她真的来到柏林，尤里斯也一度非常高兴。但仅仅三个星期以后，他们就在库弗斯坦达姆大街的布雷赫勒（Kurfürstendamm）共进了他们的告别晚餐。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在账单的背面写下“最后的晚餐”的几个字，然后失望地返回鹿特丹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麦普一次次指责伊文思，撕毁他的信件，并一度中断联系。但让她高兴的是，每次伊文思都会努力重建他们的关系，因为他非常看重两人间的友谊。直到1927年，他们最后一次愤怒地分手。麦普·巴尔格里—古林先后结婚三次，尽管她烧毁了所有丈夫的来信，却唯独保留了尤里斯·伊文思的来信。
伊文思深信，人们一定会觉得他性格乖僻和格格不入。“那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被严重误解，感觉与他人交往9非常困难。看起来好像是我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殉道者。”不过，这种孤独感很快就得以缓解。在回柏林学习的第一年里，伊文思在剧院邂逅了很聪明但却永远皱着眉头的阿瑟·莱宁。那天，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公司正在剧院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1)剧》（A Dream Play）。让莱宁觉得惊讶的是，这位有名的前联谊(2)会主席伊文思却穿着一件黑色套头衫，这次莱宁来柏林只是参观而已，但他们的友谊之火在1922年9月重新点燃，那时莱宁和他的女友安妮·格里默（Annie Grimmer）搬到了柏林。于是，伊文思成为他们家的常客，经常到他们位于斯查普尔街（Schaperstrasse）的公寓吃晚饭，有时还借莱宁的衬衫穿。阿瑟·莱宁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读书，也在铁匠（Die Schmiede）出版社工作。期间，莱宁大量接触柏林艺术界人士，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柏林，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知名的俄罗斯人物，如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艾玛·古德曼（Emma Goldman）、亚历山大·夏皮罗（Alexander Shapiro）和格雷戈里·马希莫夫（Gregori Maximov）等。
亨德里克·马尔斯曼（Hendrik Marsman），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荷兰诗人，1922年至1923年期间他也在柏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伊文思通过莱宁认识了他，莱宁与马尔斯曼自小学时就是朋友，这位诗人拒绝宇宙中存在的任何边界，并宣称：“真正的、崭新的、广阔的乐观情绪已经主导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活力与激动。我们相信星火必会燎原，相信那些孕育的日子，相信自10然的一切。”然而，马尔斯曼并没有坚持这种理念太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文思一直到去世都坚持着这种信念。甚至到后来，在他最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生命哲学”，成为一名冒险的流浪者。
这些文艺朋友纵情在丰富的娱乐和文化的夜生活中：酒吧，剧院，画廊和俱乐部等。他们的选择很多：某个特别的晚上，可能在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导演的一出戏，下一出则可能是由欧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执导，置景则由一位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来搭建。而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er）正在上演讽刺时事滑稽剧，舞台上的裸体女人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电影院里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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