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忠良,沈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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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翁同龢试读：
第一章 海虞翁氏 书香起家
一、老树古藤
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这是至今广泛流传于江南古城常熟的一句民间谚语。谚语何处出典，何时传开，由于岁月的久远，大概已无可考证，所以，世人可以耳熟，也未必能详了。不过，民谚的背后，是一个个可圈可点的历史镜像，一段段可感可温的人文故事。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恩怨还是得失，无论兴衰还是荣辱，或长或短，若隐若现，耐人寻味处，最是个中承载着情绵绵、意悠悠的岁月流光。
也许，这就是古城常熟的魅力，也是江南文化的魅力，更是千古历史的魅力。
历史上的江南，大体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地跨了今天的江苏常州、苏州、无锡，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海市。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区域，更是人文荟萃的文化鼎盛区域，素以悠久深厚的人文资源而著称。自唐宋以来，随着大规模开发及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江南成为覆盖中国经济与文化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单元。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常熟素称学道名邦，明清二代出现了众多家学渊源深厚、文化系统承续，并为地方所广泛认同的世家大族，如明代章氏、桑氏、周氏、徐氏、钱氏、孙氏、严氏；又如上述翁氏、庞氏、杨氏、季氏、归氏、言氏、屈氏、蒋氏；还有曾氏、瞿氏、张氏、宗氏、邵氏、毛氏、俞氏等著姓望族。他们大体由耕读起家，经年累月中读书立品，崇德做人，立身砺志，开拓进取，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或以诗书传家，或以藏书为业，或以绘事著称，甚至多重复合，前后相望，代有传人，堪称令人瞩目的区域文化景观，也深刻影响着一方水土的文化风尚。
其中，以两朝宰相、两代帝师、叔侄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而显赫于世的翁氏家族，无疑被推为了“八大家族”之首，传递着绵长而厚实的文化气象和人文底蕴，无愧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更是江南弥久弥香的独特精神坐标。
本书传主翁同龢，就是翁氏家族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借助对翁同龢人生轨迹、心路历程的重温，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渐行渐入中追寻一个人的荣辱沉浮，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乃至一个时代的惊心动魄，一段历史的风云激荡……
枝繁叶茂，都从根上生来。
据《海虞翁氏族谱》记载，翁氏源出姬姓，周昭王封庶子于翁山，因以命氏，“其后有曰弘者，仕楚，官左丞，居梁之原城”。翁弘也被尊为翁氏立姓始祖。西晋末年（公元317年起），政局动荡，北方少数民族入击中原，士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当时，翁弘的第27世孙翁鞠渡江南下，先至浙西后转浙东，后代散居于今杭嘉湖地区的钱塘、仁和、海盐、余姚、慈溪、永嘉一带。岁月流转，代际相承。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钱塘翁氏的一支翁景文授常州无锡县尉，随任迁居江苏平江（今苏州），成为吴郡翁氏始祖。景文之子翁敏中，官赠右奉议郎，敏中次子翁翊臣于1145年（南宋绍兴十五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郎中。1199年（宋宁宗庆元五年），翁翊臣四子翁嶙中进士，授刑部郎中。不过，在经历了此番从政为官的辉煌时期后，吴郡翁氏子孙又渐趋衰落，族人基本上以力田务农为业，一直寄居姑苏相城里（今苏州相城区）。迟至明代永乐年间，翁斗南（翁嶙次子）的六世孙翁寿一有子三人，幼子翁景阳从相城来到常熟西南乡四十九都庙桥的璇洲里村（今练塘张家桥村）入赘落户，为常熟翁氏始祖。
因为背负入赘为婿的身份，寓居常熟的翁景阳难免了世俗眼里不无卑微的生活处境，如何立足谋生，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付出更多的努力。由于史料的阙失，我们已无从揣测。不过循其族谱世系，翁氏子孙从此繁衍生息、一脉传续，在艰苦创业的历程中，不难寻绎其“耕读传家”的脉络。
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来已久的生存形态。“耕”为生存之本，“读”乃进身之阶。耕田可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立志立德。“耕读传家”以村落社区为地域空间，以家族为单元，民间耕读结合的教育传统与文化习俗，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重在宣扬儒家传统伦常，强调以孝悌仁义维护家族的和谐，营造族中子孙尊师重教、崇文向学的人居环境，并从中耳濡目染，从而实现文化的濡化过程。这一传统观念，在乡土社会中普遍受到推崇，无疑成为乡里农家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愿景。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确立并逐渐完备，历朝历代为选拔官吏、士子进阶的定制，绵延千年，惟有科举入仕方为正途的价值观念普被全社会。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传统中国人看来，读书为官，跻身仕途，成为无数士人痴迷追求的理想人生。江南向为人文渊薮，从秀才、举人到进士的科举进级，竞争异常激烈。对于渴望出人头地的家族来说，只有鼓励族中子弟读书登第，金榜题名，才能光宗耀祖，跻身望族之列。明清江南著姓，大多依靠科举入仕的努力奋斗得以争取和维持其望族身份和社会地位。
翁家迁居的明朝初期，正当常熟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蓬勃上升期。植根于江南风物清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更有两宋以后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历宋元明清数百年间，常熟一地兴学崇教，人才辈出，以文化之邦称誉四方，形成了以文化为精神趋向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文化型社会，诗书传家几乎是当地百姓家弦户诵的社会风气。以虞山起名和标识的文化艺术创造，如文学、书画、音律、藏书、金石等领域，竞相纷呈，气贯纵横，开拓创新中自成流派，构成了一幅代相传续的人文图像。乡邦文化的深厚积淀，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寻常农家自有熏染与影响，翁氏族人概不例外。正是孕育在这一深厚地域文化土壤上，经过家族数代人的力耕勤俭、自强不息，翁氏最终跨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自始祖景阳公一代起，就以“读书之得失”殷殷寄望子孙后代刻苦好学。二世祖世珍、世宝两兄弟“子孙务农”，力田务本的耕耘，也为读书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至翁世宝之子翁廷秀起开始“力田读书”。躬耕于农田，一洼青菜，半亩麦香，日出而作，暮色晚归。小桥流水畔，竹林环绕处，风轻云淡的农家小院里，鸡鸣而起，篝灯不辍，满身的疲劳被油灯下的书香浸化。
二、读书振家声
族谱记载，明嘉靖初年，翁氏四世祖翁瑞膝下有子三人，即翁臣、翁卿、翁相，翁氏家族就此分成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三支。此后，除老三房“子孙多务农”外，其他二房各尽其力，先后在科举之路上绽放出了璀璨夺目的光耀。
最先跨出第一步的是明万历年间老二房兄弟四人的“科第仕进”。翁卿（1507—1562）“屡试不第，力田治本”，其子翁拱极（1536—1580），有蕙祥、宪祥、懋祥、应祥、愈祥五个儿子。1588年（万历十六年），五子愈祥考中了举人，开了常熟翁氏一脉科举中式的先河。随后，二子宪祥、四子应祥、三子懋祥，相继考中万历辛卯科（1591年）、庚子科（1600年）、乙卯科（1615年）举人。1592年（万历二十年），宪祥考中了壬辰科进士，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愈祥又考中了戊戌科进士。一门五兄弟，4人中举、2人考取进士，为翁氏家族增添了荣耀，增强了地方声望。
翁宪祥（1554—1617），初任浙江鄞县知县，充乡试同考官，礼科给事中。后典福建乡试，迁吏户刑三科都左右给事中，寻掌吏垣，后官至太常寺少卿，历数年请假归里。又被廷推为湖广巡抚，命下时已卒。宪祥指陈时弊，亢直敢谏，一时朝政缺失，皆能抗章论驳。翁懋祥（1559—1630），初为浙江淳安知县，后任山东滨州知州，未赴任，在任五年后因病告归。翁应祥（1565—1641），初授无锡县儒学教谕，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结谊过从，以谙熟经史著称。后迁福建光泽知县，再升山西朔州知州。翁愈祥（1567—1610），先后授邹平、会稽、清丰知县，三度知县任上政绩显著，后升稽勋司郎中。此后，宪祥之子翁汉麐（1604—1656），崇祯举人，愤于天启年间朝政昏暗，流寇四起，曾奋笔上疏请革弊端。明清鼎革之际一度归隐乡里，筑“东田书屋”吟诗作赋，后授江西南安府推官等职。蕙祥之孙翁需（1615—1661），顺治举人，受职和州学政，后任浙江上杭知县。翁晋之子翁与之（1635—1688），康熙进士，官至广东澄海知县。翁懋祥之孙翁嗣圣（1607—1672），顺治举人，官至无锡教谕。
翁宪祥之孙翁叔元更是继之而起的佼佼者。翁叔元（1633—1701）字宝林，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中举，四年后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之后朝廷馆试获第一名，深得康熙帝赞赏，奉命任山东乡试主考官，又参与《明史》编纂。此后历官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翁叔元长子翁是揆（1690—1749），授山东沂州知州；次子翁是平（1694—1755），历任安徽无为、四川广安知州以及刑部浙江司员外郎。是揆次子翁悦祖（1732—1764），安徽桐城县丞，历署太平、桐城知县。是平长子翁企祖（1710—1741），广东盐运司知事；次子翁缵祖，历任四川、浙江知县。翁企祖之子翁建基（1726—1781），四川广元、湖北嘉鱼等地巡检。叔元从子翁是龙（1659—？），广西怀集知县。汉麐之孙翁振翼（1660—1718），康熙举人，官内阁中书。
时至明末清初，翁氏家族历经六七代人孜孜以求、兢兢业业的努力，无疑成了常熟地方上地方上有地位、有影响的新兴科宦家族。
与老二房科甲蝉联相比，本传主人公翁同龢所属老大房一支，一度显得“潜德弗耀”。族谱载，六世祖翁拱辰（？—1582），“喜清谈，不治生计”。七世祖翁万春（1555—1626），号芳庵，“攻苦积学”，无奈垂老不遇，无缘功名。老大房一支的振兴，开拓之功当推八世祖翁长庸。
翁长庸（1616—1683），初字子虚，一字玉于，号山愚，顺治进士，任户部山东司主事，奉敕督榷芜湖钞关。出为山东滨乐分司运同，后充任山东乡试同考官，迁长芦转运使司运，又擢河南布政使参政，分守河南道。族谱所示，翁长庸本姓邹氏，为海虞东始庄（今属常熟莫城）邹达所次子，生下不久就因父亲病故而出继翁后，由有女无子的翁万春抱养。也许，后来的邹家因长子早殇而无人续后，又不能不引以为憾。此后，出自老大房的翁氏后裔，始终与邹氏族裔保持了世代相好的亲密交往。“璇洲旧徳启高门，还向东庄溯本源。岂特通家称孔李，故应同出自丁桓”，正是表达了翁家后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往往多有悬挂厅堂壁间的家族“堂号”匾。堂号作为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史载，老大房的“乐志堂”就是由翁长庸所创建，匾额为当时名播海内的诗人、书画家宋珏所书。宋珏（1576—1632），字比玉，福建莆田人，漫游吴越三十多年，与顾梦游、钟惺、谭元春、程嘉燧、李流芳等结为挚友，晚年与钱谦益、黄道周交好，长于书法，精于绘事，为明代吴门画派的重要人物，人品才学为士林所赏识。名士时贤颜其堂额，也足见了翁长庸扩展的友朋交际网络。“乐志”典出《战国策》“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之句，蕴含着翁长庸对于后代子孙劝诫训勉的深意。
至翁长庸长子翁大中（1638—1706）为第九世，字林一，1677年（康熙十六年）中举，授内阁中书，四年后考取进士，赐二甲出身，选授福建上杭县知县，后任福建乡试同考官。不过，此后从第十世至十二世的老大房一支，偏离了原来的生活轨迹，未见子孙科名著录，仕进为官更是后继乏人，家道一度颇显清苦沉寂，数代中衰不振。九世祖翁大中有子翁骞、翁伟、翁倓、翁俸。其中，翁俸无子，以翁倓第三子翁汝明嗣其后。翁汝明也无子，又以其长兄翁汝弼次子翁谦为后。至翁谦所生翁咸封、翁泰封、翁颖封三子，总算又见起色。《族谱后序》载：“吾大房支自参政公（按：翁长庸）父子，仍世清宦，其后不绝如发。”翁氏乐志堂一支的再度复苏，起于第十三世的翁咸封及其子翁心存，也即翁同龢的祖父和父亲才迎来了家道的中兴期。
翁咸封（1750—1810），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举人，1798年（嘉庆三年）任海州（今连云港）学正。到任后，眼看当地连年水患，民生艰难，致力赈济灾民。为振兴海州落后的文教事业，协助知州唐仲冕四处奔波，向地方士绅募资，创建了当地自有清以来第一所州学石室书院。此外，主持修建文庙，参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前后从政十二年。当地百姓缅怀其道德功绩，将他公举入祀海州名宦祠。但按当时清代律例，作为教职官吏的学正不能列入，多次请求均被驳回。后经百姓的坚执呈报，1813年（道光十三年）由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联名上奏允准，可见民心的景仰。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1822年（道光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侍读咸丰帝、恭亲王奕、惠郡王绵愉。晚年入值弘德殿，侍读同治帝，历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户部等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因病乞休后又复起，以大学士衔管工部。为官以躬行为本，以天下安危为欣戚，尤以启沃君心为己责，处事不忘体恤民生，有“廉正传四海”之誉。
至翁心存、翁同龢父子入阁拜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翁氏门第之鼎盛显贵，更是蔚为奇观。
三、文化世家
作为“敬宗收族”的三大要素，祠堂、义田和族谱构成宋明以来传统世家望族共同体的普遍模式。翁氏家族通过科举跻身仕宦之途后，同样把建祠堂、设义田、修族谱视作家族生活自治保障的基本要务。
祠堂是传统家族的象征，通过明确子姓世系之递承，激发族人对祖先的敬重，对长辈的孝敬，产生同宗共祖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为强大宗族力量起到促进作用。翁氏祠堂创始于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由时任朔州太守翁应祥（昇宇公）在虞山石梅之麓购地所建，设亭堂五楹，祠门揭“弈叶簪缨”四字，寄寓族人保持世代诗书富贵之家的传统延续。后经翁嗣圣（克凡公）、翁叔元（铁庵公）、翁是平（秋允公）、翁谦（赘庵公）、翁颖封（耕梅公）、翁人镜（朗若公）、翁同福（云樵公）历代经营，至1860年（咸丰十年）兵乱战火后夷为焦土。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由翁同爵（玉甫公）次第扩建落成。
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自北宋范仲淹在家乡苏州首创全国最早的范氏义庄起，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清一代，江南各地义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几乎独步全国。同治年间，翁同爵克承先志，在常熟阜成门外开设翁氏义庄，置田一千余亩，赈济族内贫困，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奉旨颁以“谊周族党”额。
家谱或族谱，是缕述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世系源流的历史图籍，作为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不仅记录其来源及迁徙的轨迹，还包括族员生息、繁衍、婚姻、族规、家约等内容，同样具有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作用。翁氏族谱大概起自翁叔元所辑《翁氏广系族谱》，至乾隆年间翁缵祖“推本先世力耕勤俭之积”，编纂了《重修翁氏族谱》。现存《海虞翁氏族谱》一册，系翁心存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编订，1874年（同治十三年）翁同龢重修完成，主要介绍世系族员姓名、行第、字号、生卒、科名、仕宦、姻娅等情况，以期子姓后代在慎终追远中加强家族认同与情感皈依。
与几乎同时纂修的海虞庞氏家谱总二十卷相比，翁氏家谱看似缺少了庞谱所收录的族规家约、人物传略等资料，内容未免过于简单。不过在翁氏看来，显然有比祠堂、义田、族谱等有形载体更为见重的日常家庭教育。中国古代缺乏真正的公共教育体系，家庭教育和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尤为重要。以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为中心，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的家教，重视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和培养，并且身体力行，在行动上做出榜样，堪称翁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不难看到，翁氏族人居家多孝子孝孙，贤妻良母；为政则克己廉洁，多清官良吏。当初老二房翁宪祥等四兄弟的科考仕进，就离不开长兄翁蕙祥的无私奉献。翁蕙祥（1556—1622），年少丧父，生活艰难。为了能让诸弟安心读书，他以长兄为父的责任自觉，治家孝亲，倾力而为，甘心肩负起大家庭的重担。翁宪祥身后多遭家难变故，孙翁叔元六岁时父亲病故，十九岁又丧母，赖以族叔的培养和资助下成长，为此以“叔”字命名，以志铭记叔父的养育恩情。身处家境困苦的翁谦读书不辍，经常饮麦汤填腹度日，还以割肉熬汤、吮吸疮内毒汁，为祖母和母亲疗治疾病。翁心存长兄翁人镜（1774—1845），践履笃实，孝友勤俭，虽然未能取得功名，但能悉心指导乃弟读《尚书》，长兄的恩情始终温润在翁心存的心底。
在翁氏一路艰辛的创业过程中，同样离不开族内女性平凡而感人的劳苦身影。
老二房翁卿之妻薛氏，与儿媳王氏艰难困苦，相持四十年，亲见诸孙连翩擢科第。翁叔元六岁时，母亲赵氏在“家贫岁祲，糠覈不饱”的困境下仍“教子不倦”。翁俸继室王氏在丈夫过世后的六十年里，整肃治家，苦辛操持，更要求子孙贫而不滥，取之有道，束躬修行，读书为善。与长子（翁汝弼）夫人钱氏在贫寒中相与慰勉，勤苦持家。钱氏就是翁咸封的祖母，“夏夜不摇扇，苦蚊衣袷以御之，冬夜对灯拥絮，寒气刺骨，夜深劳甚，中热口燥，更噙冰鲜之，漏四下乃止，鸡三唱即起以为常。”两位女性“克持门户”的努力，使困顿破败中的翁氏有了“门庭聚顺，家道以成”的新气象。至翁咸封夫人张氏、翁心存夫人许氏，都是足以称道的贤内助。张氏在儿子翁心存出为广东学政后，“勖以清慎，毋负国恩，以贻祖父羞”。许氏原籍昭文，为江西高安知县许秋涛之女，幼通诗易，尤好史书。嫁给翁心存后，虽有数亩薄田，但不足以养家糊口，为贴补家用，她白天操持家务，晚上灯下刺绣，还帮丈夫为人抄书。子孙相继登第，“恒以盈满为戒，每迁一阶，家人不敢以贺。”平生“不宝一珠，不蓄一锦，珍异之物不挂一眼，布衣粗粝，终身恬然。”以一句“汝但行好事，做好人”的临终遗言留给子孙。
前辈的榜样力量，无不时时触动着后辈的温情缅怀。无怪乎，在先有翁咸封取孔子“困而学之”之义的“困学斋”、在后有翁心存取《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久长”之意的“知止斋”，父子俩各各表达了穷且益坚之志、感恩知足之心。“一饭艰难世岂知，当年豆屑杂麸皮。孤儿有泪无从咽，不见爷娘吃粥时。”（翁同龢《咏菜糊涂》）翁氏后代沐浴母教鞠育浇沃之惠，艰难困苦中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神。
翁氏大家族内，因此不乏敬老爱幼、兄友弟恭、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道德风尚。
除了做人品行的熏陶引导，翁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还有身教重于言传的为官之道。任朔州知州的翁应祥，居官清正廉明，人皆敬畏。当时朔州地处西陲，过城戍边之兵不断，但州民从未受到骚扰。翁愈祥通籍数年，家中依旧萧然四壁，有自撰门联一副：“苞苴未许谁人到，清节由来此户知。”河南布政使参政翁长庸为官清正，视民如子。在芜湖负责收关税，盈余税银四万两，全部归公，不以分毫留存；两次管理盐司，严禁私贩，疏通正引。为河南卢氏县数百顷石田申请勘荒，免除赋税，被中州百姓呼为“翁佛子”。翁大中在任上杭五年，秉承乃父遗风，为政洁清自矢，除加派，实仓谷，立义学，禁溺女，洁己恤民，徳教洋溢。卒后，上杭县民为其集资归葬并请列祀于名宦祠。任海州学正的翁咸封，为避免贪官中饱私囊，保证赈灾钱粮如数发到灾民手中，多次乘舟出没于风浪，深入灾区察看民情。
先辈们树立的做人为官作风及其人格魅力，无疑成为翁氏后世的典范。入阁拜相、贵为帝师的翁心存，更是秉承父志，以身作则，用他的话说：“一世显宦，必至三世幕僚，盖世家子弟往往不能安贫，不安贫则亟营微禄以自效，甚则客四方谋衣食，以客游为事。当此之时，即欲求为农夫、布衣之士而不可得。乌在其能自立乎？”来自翁心存“为语汝曹须自立，家风清白守仪型”的日常教诲，以其承先启后的家风潜移默化着子孙后代的一生。联以长少，正其心术，端其趋向，约其放纵，抑其骄蹇，策其惰慢，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济世安民之要，使居乡则为端人正士，出仕则为良吏忠臣。一言而乡党相传，一行而家邦所法，不愧俊秀之才，足为社稷之重。
出自翁同龢1870年（同治九年）的上述扇面题字，最能表达后代恪守的家风。翁氏家族并不仅仅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追求书香门第的文化定位，追求尊重人文教化的内在精神凝聚，以诗书礼义累世相传，由此保持了家族持久延续的发展后劲。
翁氏家族不仅重视科举制艺的训练，而且强调文学艺术素养的培植，对子弟的教育呈现多元形态。族谱载，蕙祥长子翁毓英（1581—1601），“诗歌古文，斐然有作者意。”次子翁毓华（1584—1649），沉潜好学，扶困济贫。应祥长子翁毓奇（1587—1636）与从兄毓英并称“翁氏二才子”。蕙祥之孙翁晋（1613—1685），善草书，诗词应口立就，落拓不拘。翁是平聪敏博学，精于琴理，工画花木，与兄翁是揆能诗善画，俱有俊才。泰封次子翁心传（1788—1817），生性倜傥不羁，制义敏妙，冠绝一时。咸封之孙翁同福（1809—1862），古文有义法，时文简淡，不徇流俗，以善书名于时。正是秉持了崇尚读书的好学精神，翁氏家族在整体上凸显了鲜明的文化型特质，并且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
据《江苏艺文志》常熟卷的梳理，翁氏族人留下的著述几可谓代代不息，在此不妨稍示列目：翁宪祥著《平倭录》、《掖垣疏草》、《翁宪祥奏疏》，翁应祥著《杭州集》、《云朔集》、《苜蓿斋集》、《归田集》、《醒余自序》等，翁汉麐著《春秋备要》，翁毓澄著《函三小术》，翁孺安著《素兰集》、《娱花集》，翁晋著《碧栖吟稿》，翁需著《乡约讲旨》，翁与之著《翁曰可诗稿》，翁嗣圣著《明伦堂述言》，翁叔元著《铁庵文稿》、《梵园诗集》等，翁是揆著《寄参集》，翁希祖著《吟谷集》，翁悦祖著《诵清集》，翁企祖著《雍试草》，翁缵祖著《昌游越游记》、《逸巢诗集》等，翁是尹著《颍上吟》，翁旋吉著《素庵集》，翁振翼著《论书近言》，翁长庸《宏农告夜录》、《春秋宝筏》、《蓼野自订年谱》、《蓼野集》等，翁然著《洛中杂诗》，翁咸封著《虞山壶史》、《潜虚诗钞》，翁心传著《碧梧紫竹山房诗》，翁心存著《文瑞奏议》、《知止斋文集》、《知止斋诗集》，翁同书著《顨轩杂记》、《药房诗文集》，翁同爵著《皇朝兵制考》，翁同龢著《瓶庐诗稿》，等等。
以上各类艺文著述，既涉及传统经史领域，也有大量诗词创作及书法篆刻结集。如翁汉麐精研《春秋》，钩微纂要，功力深厚，他的《春秋备要》就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翁振翼工诗文、艺术，靡不精究，书法入晋、唐堂奥，所著《论书近言》一书，指陈书坛时弊，纵论书家优劣，多有精要论述，备受士人敬重，与汪士铉、何焯并称吴中三书家。咸封长孙翁同福，虽十余次省试均未售，但其经艺词赋为时人所重，尤善古文辞及各体书法，工篆刻，不少邑中碑刻之文出自其手，还自刻印谱传世，以邓石如为基础，兼取宋元法则，独辟蹊径，促使虞山派印人作风为之一变。翁宪祥之女翁孺安是明代才情旷达的女诗人、画家，少小以诗著名，长而不得意，为《沤子》十六篇以见志，生平追求晋人风度，种兰啸歌，放舟吴越，所著《素兰集》流传士林。翁心存从姊翁光珠，性耽诗，兼擅花鸟，著《玉华阁诗集》；翁心存之女翁端恩，工诗词，精骈体文，有《簪花阁诗集》；翁同福之女翁玉荪也有《萝轩集》行世。这些内容丰富的文化实践和创造，既使翁氏家族世传儒雅，代有闻人，自明清以降始终保持了自身不变的文化本色，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链，也为丰富乡邦文献乃至中华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下学者有关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文化世族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以实现家族的文化性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二是家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他们从事的职业也以文化型为主或具有文化特征；三是具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氛；四是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并有一定的文献储存；五是家族内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以此对照，翁氏一直坚守了这样一种家族文化精神的认同与追求。可以说，较之历史上显赫的政治、经济家族，翁氏不以追求权势、财富为目的，而以读书力学、著书立说为职志，透过家学、家教、家风等因素，重视自身的文化积累与建设，凸显家族的品行修养与文化传承。尽管不少人位居显赫，但翁氏后人始终秉承了“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的祖训，积聚并传承了清廉自律、志在报国的优良家风。由此经年累月，终于在江南大地上坐实了一个颇具社会资望的文化型望族。
不难想见，从乡里到城镇，从家乡常熟到北国京都，“学而优则仕”的海虞翁氏，历经数代人的发脉播衍，不仅在原生地发展壮大，更在渐行渐远中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科考成名的社会风气，书香起家的良好家教，必将催生着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第二章 儿时青灯 少壮才名
一、青灯有味
1830年5月19日（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石驸马街罗圈胡同寓所。字声甫，号叔平，别署韵斋、瓶笙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松禅、瓶庐居士，因隶属江苏常熟，时人又有“翁常熟”之称。
翁同龢出生时，上有兄、姊五人。大哥翁同书，1810年（嘉庆十五年）生，字祖庚，号药房，又号巽斋，道光进士，博览群书，尤长于史学，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贵州学政、内阁学士，官至安徽巡抚，死后谥“文勤”。二哥音保，生于1812年（嘉庆十七年），五岁早殇。三哥翁同爵，1814年（嘉庆十九年）生，字玉甫，幼时出嗣给曾叔祖翁颖封之子庆贻。以父荫授官，历任兵部主事、升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陕西巡抚，后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撰有《皇朝兵备考》。大姐翁寿珠，1821年（道光元年）生，字绎龄，自幼聪敏，喜读书，诗书过目成诵，七八岁时诵唐人元稹、白居易诗如流水，日作古诗不倦，楷书端庄秀丽。二姐翁璇华，1826年（道光六年）生，字纫卿，又名端恩，能诗擅画，著《簪花阁诗集》。
身为兄姊中最小的一个，翁同龢备受家人疼爱。
四岁那年，因父亲外放署任江西学政，他随全家寓居南昌官署，祖母张太夫人先期返回常熟，第二年母子俩也回了老家。因此，翁同龢自幼和祖母、母亲还有两位姐姐一起生活。父亲通籍为官之后，曾经“岁饥屑豆和粥以食”的家境已有好转，但知书达理的母亲依旧布衣蔬饭，恬然自得，年过四十，既为照应堂上婆母昼夜操劳，又苦辛抚育子女的成长。在母亲和大姐寿珠的辅导下，翁同龢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之类童蒙读物，还能背诵数十首唐诗、宋词。此间，年长九岁的大姐更是给了他不失慈母般的关怀。翁同龢出生后，因母亲缺少奶水，辄夜啼哭，姐姐每天用新米煨汁哺养。六岁入塾前的功课，早晚也由大姐辅导；入塾后的《四书》、《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之类课程，基本上还是大姐口授。每天从私塾回家，大姐总是先要夸他几句，晚上又帮他温习第二天的功课，姐弟俩经常如影随形地诵读到深夜。
孩提的经历，童年的记忆，是一笔终生受用的情感储备。此后，翁同龢对母亲和姐姐的感情也就特别地深厚。
蒙养以正，当以识字为先。1835年（道光十五年），五岁的翁同龢被送进表伯（父亲的表兄）朱启宇在城内开设的家馆，正式开始了四书、五经以及古文的开蒙教育，内容多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道德。十二岁又延请塾师李元瑛为他课读，学习作诗，一年后大体读完五经、古文，接着练习试帖诗。试帖诗作为清代应试文体之一，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排律，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冠以“赋得”二字，并限韵脚，内容必须切题。十四岁起学写制艺时文，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固定的程文格式，因此称为八股文。这些早期的启蒙训练，为翁同龢后来的科举应试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年作“元夕张宴夺昆仑关”试帖，就有“第一回圆月，奇切第一人”之句为朋辈所传。出于他笔下的佳句，也得到了父兄的称赏。
为了六儿的未来，正当不惑之年的翁心存显然所望者深，所教者严。就说最初给孩子取名“同龢”，大概就不无深意所在。《国语》云：“其始也，冀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广厚其心，以固龢之。”父亲眼里，寄望着儿子明其德、厚其心的和合人生。据翁同龢记述，与母亲归里前夕，有一天父子俩在庭院一起牵手散步，父亲仰望月色清辉，不禁抚着他的头问：“儿知吾有所思乎？”对曰：“知之。”曰：“何思？”对曰：“岂非以祖母年老，不能即归耶？”吾父嗟叹流涕曰：“是儿可喜。”1835年深秋，翁心存利用典试浙江的机会便道探亲，回籍小住半月，临别还以“黄河远上白云间”、“渭城朝雨浥轻尘”的唐诗绝句，送他书扇一面。1838年夏天，翁心存为孝养八十高龄的母亲，已从大理寺少卿任上辞官返乡。翁同龢就此得以亲炙父爱，九岁起的学习生活因此更多地受益于父亲的精心督导。
1840年4月前后，翁心存日记里接连数日留下了因塾师未到而亲自“权课”的记录。4月1日记：“仍权课，六儿始读《王制篇》”。《王制篇》是以儒家礼论为主的论文汇编《礼记》中的一部分，与《周礼》内容大致相仿，主要讲的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的国家官职机构，包括“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的治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抚万民”的教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礼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的政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的刑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的事典等六部，官职以六卿为首，将天地、四时和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的六大官属相对应，共同构成治理国家的一整套行政体系。在父亲的指导下，翁同龢接触了这部由先秦秦汉儒家学者解释《仪礼》的文章选集，小小年纪虽然未必深得其中要义，但也见出了乃父的一片苦心。
十三岁那年，父亲又给他推荐了一册刘宗周所著《人谱》。刘宗周又称蕺山先生，明末著名儒学大师，被视为王守仁后宋明儒学中自成系统的一位学者。《人谱》分正篇、续编，先列《人极图》，第二篇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过说》。作者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的功利思想，以及儒者所传《功过格》同样难免的功利现象，都无助于真正成就圣贤人格，为此撰写《人谱》一书，统贯性命德性之理，推寻古人各种嘉言懿行，诠释“证人要旨”，所谓“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作为一本试图重建并践行正统儒家道德精神的著作，翁同龢“日夕读之，懔懔恐失坠”，对圣贤书才表现出了既亲切又敬畏的心情。
父亲之于少年翁同龢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耳提面命的言传，更有身先垂范的教育。翁氏故居綵衣堂
就说家居綵衣堂，原名“森桂堂”，为明代成化、弘治间常熟大族桑侃所建，后数易其主。至1833年翁心存以自己多年的积蓄，从仲氏兄弟手里买下后扩建修缮，作孝养母亲的场所。传说春秋时期楚国隐士老莱子，非常孝顺父母，行年七十还穿着五色彩衣，像幼儿一样跌卧戏耍，但求双亲开怀大笑。翁心存为此取了二十四孝中老莱子“彩衣娱亲”的典故，将堂名改为“綵衣堂”。二年后奉命典试浙江，翁心存请旨回故乡庆祝母亲七十五岁寿辰。路经苏州时，正赶上巡抚衙门在为道光帝生母纽祜禄氏六十寿庆举行庆祝宴会，大小官员身穿彩服贺寿五日。翁心存思母心切，触景生情，为此请江苏巡抚陈銮题写了“綵衣堂”匾额，回家后悬于大堂上方。“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自父亲侍奉祖母如此至孝至感的举止，无疑对翁同龢少小养成尊老尽孝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感召力。
也是在父亲乡居期间，綵衣堂边辟出了“知止斋”题额的藏书楼一座，既为书画自娱，也秉持了唯有崇尚诗书方能惠泽后代的祖训，为子孙提供一处图书环列的书香天地。此后翁氏家藏图籍愈积愈富，遂成大观，最早就始于翁心存的用心。翁同龢日后在《题瞿濬之〈虹月归来图记〉》一文中清晰地记得：“昔我先公好聚书，凡俸入悉以购书，甚至摽岁谷以易之。寒夜篝灯火手自粘补，而吾母加线缉治焉。故吾家图籍虽杂庋架阁中，自龢视之，较然识为翁氏书也。”有那么几天，父子俩还一度在书斋里诵读清代中叶著名学者、本邑诗人陈祖范的诗集，一首“知止斋中听讲时，儿能执笔父哦诗”的诗句，描绘的正是一幅老少沉醉书斋的生动画卷。
直到1847年，由父亲历经五年编成的先世手泽，即祖父翁咸封的《潜虚文钞》、《潜虚诗钞》等文集，一样不失为乃父精心安排的教育良机。其中《文钞》四卷，前三卷分付翁同福、翁同书、翁同爵校字，卷四则由翁同龢校对完成。正是在参与先人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加深和强化了祖先“清芬”、“遗爱”的品德感染。
这一切，无不潜移默化着年少的心灵，助成了翁同龢之后立身行事的基本底色。
与此相伴，还有兄长的学业拼搏。翁同龢三岁时，大哥中式举人，八年后又中进士，授编修，随之典试广东，继任贵州学政。大哥从小阅读史书，专心注疏考证；又好鉴藏，有藏书处双桂轩（又名巽斋），收藏各类经史子集、诗书字画。后来翁同龢喜爱聚书、鉴藏字画碑帖，与父兄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三哥翁同爵虽不如大哥那么前程顺畅，也终日矻矻于科名奋斗。至于其间一起成长的小伙伴，除同年同塾的大侄曾文（1830生），也有曾源（1834生）、曾纯（1834生）、曾荣（1836生）、曾桂（1837生）、曾翰（1837生）等侄子，彼此年龄相近，难免形影不离的“踉跳嬉戏”，更多了锐意进取的较劲。
二、游文书院
明清二代规定，为了取得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考试合格入县学、州学、府学学习，通称生员，俗称秀才，这是读书士子的进身起点。设在地方县一级的学校称为县学。1845年，十六岁的翁同龢通过府试、院试，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学习。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独特文化教育组织，始于唐，兴盛于宋，普及于明清，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历史衍变，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育原则、管理制度、教学方法。有清一代，虽有顺治年间的一度抑制，但至1733年（雍正十一年）颁布上谕，支持各级地方官员建立书院，扩大兴贤育才之道，书院由此呈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
不过，地处虞山东麓昭明太子读书台西南侧的游文书院，还要早先一步。
1725年（雍正三年），由督粮道杨本植捐资，在康熙朝所筑蹑云山房基础上加以修缮，创建常熟、昭文两县课士场所，并将山房正式题额为“游文书院”，取《汉书》“游文于六经之中”之意，又与先贤言子游擅长文学相契合。1743年（乾隆八年），署苏松粮道知府雅尔哈善重修。1746年，督粮道程光炬在院后辟园圃，建“卓尔亭”，因西石壁有清泉涌出，并作“蒙泉”铭。第二年又增建照墙，辟学山园通达桂花厅，建巫公祠三楹以祀巫咸、巫贤父子。1838年（道光十八年）又在祠西建白居易、苏轼祠。书院座北朝南，景色清幽，前后依山顺势分为三进，一进为“桂花厅”，大厅梁柱上悬挂着常熟名家汪应铨所题“游文书院”匾。厅中立重修石梅游文书院碑记的石碑一座。二进是书院教室，室内摆放书桌，四面设有轩敞的窗户，窗棂雕着精致的岁寒三友图。教室前有置放石桌石凳的凉亭，为学子课余休憩的场所。循此而上第三进，则是书院的后院，两侧各有一个厢房，为山长和学师的书斋和起居室；向上是书院的藏书楼，楼北至山顶外围墙为界。纵深递进的建筑布局，将书院讲学、藏书和祭祠三大部分联贯一体。
清代书院讲学大体为三类：一以讲习理学为主，一以科举考课为主，一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书院主持山长（院长）多选用明经饱学之士充任，学师以兼职为多。课程设置以四书五经为主，辅以宋明理学家的讲义、语录和注疏，分小学、大学两类，小学为文字、训诂、音韵等基础性训练；大学讲授“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书院日益官学化的趋向，科场“试律”（试帖诗）、“制艺”（八股文）习以为常，游文书院的考课因此重在制艺和诗赋，月课以时文为主，课赋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等题材，士子的课卷之作多由山长、学师加以批阅点评。
既往传承，弦歌不辍。用邑志上的话说，自游文书院开办数十年来，“鸿儒硕彦多出其中”。当时受聘书院的学师，多为地方知名学者。翁同龢在读前后，明确见载于邑志的书院讲席者，就有言朝标、许廷诰、陶贵鉴、庞大堃、邵渊耀等人。
游文书院的名师乡儒，不仅学问有成就，而且热爱学生，克尽教书育人职责。陶贵鉴爱才若渴，对于贫寒学子多有奖拔，平时立品端方，和蔼可亲，从不呵斥学子，师生关系平等融洽。庞大堃里居二十年，足迹不入官府，与人言辞形如木讷，所持是非标准则非常严格，以经学提倡后进，鼓励学子不以名利而奔命，要在讲求经世致用。邵渊耀分年教授经史百家，勉以真积力行，倡导践履务实的学风，认为学者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积极向上。而在翁同龢入学后的第二年，告养归里的父亲应府、县聘请，担任游文书院主讲。翁心存历来提倡“论学以躬行为本，平居以天下安危为欣戚”，要求把祟尚道学和经邦济世结合起来，反对空谈心性，这无疑有助于以史经世、学以致用的品格养成，对包括翁同龢在内的莘莘学子不无重要启迪。
以翁心存的地位和声望，所交朋友多为当时、当地的学者名家。除了上述几位主讲学师，此间不少时贤名流经常出入翁府，如以《履园丛话》传世的钱泳；以善诗词、精考据称誉，对乡里文献深有研究的黄廷鉴；著名诗人孙原湘之子、以《礼姜馆诗词集》行世的孙文杓；著名学者吴蔚光之子吴宪澄，考证金石渊源，临摹秦碑汉碣，与许廷诰并称一时，著《金石续编》、《炳烛轩经测》、《一得斋所知录》；历任浙江慈溪和山东博兴、荣成、诸城、长清知县等职、究心地方利病的周壬福；道光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河南京畿道御史、户科给事中的王宪成；官至四川潼川和广东惠州知府、归田后以文字自娱的杨希銓；绝意仕进、手不释卷的杨希钰等等，翁心存日记大量记录了与他们之间时相过从的交往。与父执辈师友的结识，对于形成翁同龢此后的人际交游圈，自是不能低估。
桂花飘香处，琅琅读书声。应当看到，书院不仅是前辈名流讲经论道之所，也是后辈年少锋芒初露之地。置身新的求知空间，通过共同的机遇和共同的角色，新的知识与人际网络就此逐步形成并且聚合。
当时入学书院的学生，都从常、昭两县生员中择优录取而来。在这里，翁同龢和曾日章、潘欲仁、赵宗德、赵宗建、杨沂孙、杨泗孙、庞钟璐、吴鸿纶、吴庆增等，都是相当交好的同学，不少人还是他私交终身的挚友。曾日章出生世家，敏学能文，气雄才高，与翁同书同举乡试，惜乎早逝，遗有《紫薇仙馆稿》。乡试副贡生潘欲仁，为文取法有方，“其制义简洁，能发明圣贤之道，其制行绝特孤峭，其临事明而能断。”翁同龢对此深所钦服。因父亲早年在城北赵家坐馆教书三年，赵氏以收藏古籍、书画、碑帖数万卷的旧山楼驰名，翁同龢从小与宗德、宗建兄弟俩过往密切，也是那里的常客。杨沂孙，道光举人，少时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擅书法，尤好篆籀之学，中举后官至凤阳知府。乃弟杨泗孙从小遍览群书，秉性笃诚，咸丰殿试一甲二名（榜眼），授编修，入值南书房，先后主持湖南、福建、山东等省乡试，又两充会试考官，官至太常寺少卿。庞钟璐是学师庞大堃之子，道光朝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及第，先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江南团练大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温和孝友的吴鸿纶，弱冠有文名，家有藏书楼“壶隐园”。吴庆增为吴鸿纶堂叔，道光举人，颇著文誉，有《芬兰书屋诗集》。此外，徐元达、钱彦华、张瑛、姚福奎、宗廷辅等等，皆为一时交好。
当然，翁同龢曾经坦言，在他少年时代笃行好学的友人中，关系最亲密、志趣最投契的莫过于姐夫俞大文。翁同龢十三岁时，大姐出嫁给了俞大文。俞大文（1815—1858），字仲乙，号荔峰，廪生。八岁丧父，事母至孝，做人规行矩步，严义利之辨，又勇于从善；作文句梳字栉，极具理趣。姐夫诚信笃实的言行，最让他敬佩无已。翁同龢后来追忆：自己当初十五六岁，好发议论，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必可行于今日”，被同学视为迂腐可笑之谈，眙愕相对之间，唯有姐夫不仅附会其说，还能进一步引申发挥。
茂林修竹，人文遍野。“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东麓，书院旁有相传南朝梁昭明太子的读书台，园内古木参天，景点错落，有焦尾轩、雅集亭、巫公祠等胜迹；往北有仲雍墓道“南国友恭”的匾额，言子墓道“南方夫子”的题字，传诵着先贤谦和礼让、佩道南归的人文佳话。从“小三台”至仲雍墓南侧，多正、草、隶、篆的摩崖石刻群等文物。课余节假，翁同龢和同学悠游于书院所在周边胜迹，墓道通幽处，弯弯山路间，看山听泉，读书会友，颇富诗情画意。在这期间，翁同龢与曾日章等创办“诗文之社”，效慕前贤，赋诗吟文，承续了江南文人的结社传统；又与王宪中、屈茂曾、刘雨寰等擅书名家研习书艺。当时，三人与堂兄翁同福被称为邑内“四书家”，屈茂曾虽年长不小，却视之独厚，其子屈家珍也成了翁同龢少小时的书友。这一早期的书艺文化圈交流，对培植他的书法学养有着重要影响，直至晚年他还为此撰写了《吾友三书家传》。
青灯有味忆儿时。游文书院的求学经历，放飞了他力学励志的年少理想。
三、世道离乱中
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翁同龢年少时的读书生涯显得颇不平静。
战争开始后的1841年6月，英军由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沿海沿江一时震动。乡关寇逼的惊恐之下，濒江百姓纷纷举家迁避，不少常熟城内居民也多避走他乡。念及一家老小安全，加上祖母染病亟待就医，父亲随后不得不将家人暂且安排去苏州木渎灵岩山西南，住在当地的蒋氏丙舍。
那段时间里，军纪涣散，吏治败坏，官府赈灾乏力，无行之徒又趁火打劫。乡居的翁心存感同身受，不胜“可恨”、“可慨”之叹。作为当地最具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官绅，他始终关注着战事的进展，随时与地方官府和朝廷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为常昭两县防守事宜，他与县衙动员众绅士集议劝捐，以备赈济军需且安抚民心。家眷避居后，翁心存更多的时候还是留守常熟。
时至九月下旬，翁同龢随家人转往阊门吉庆寺弄赁屋而居。不过，翁心存9月23日的日记写道：“是日清晨，城中风鹤喧传，人情惶惑。薄暮，警报愈急，福山城闭，民皆罢市，纷纷走避，小舟来城外者首尾相接……余独与内子、六儿在家彻夜危坐，忧心如捣”。看来，年少的翁同龢似乎一度还由父母留在身边照应。次年元月全家返乡团聚，翁同龢继续课读。
可仅仅不到一年，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战火打破。
1842年，海警又起，英国军舰继续侵扰沿海城市，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离。通讯工具的落后，造成外敌入侵的信息滞后，各种传闻尘嚣一时。证诸翁心存日记，当时常熟及其周边的社会现状和民众心态可谓触目惊心：6月24日：闻城中迁避者愈多，有被劫夺者，人情愈皇骇，城居已半空，益岌岌乎其殆矣。郡垣戒严，三乡设栅，松太两属难民纷纷逃窜，真信益少，讹言繁兴，列城皆望风披靡。6月27日：郡中自十四日始，迁避者络绎载道，十六日尤甚，充塞衢路，以后不知如何。7月1日：城中居民纷纷逃窜，扶老携幼，盈巷塞途，城门彻夜不能闭，市肆皆罢。
所以，在此之前的6月23日，翁家分二路避居，由翁同爵奉祖母、弟侄等坐船去常熟西南的钓渚渡（今练塘镇张桥），母亲则随姐夫俞大文暂避宜兴。翁心存在当天的日记写道：“自初十日闻宝山失守之信，念灾切剥肤，即欲奉慈亲暂避，而托足无方，且城中迁徙纷纷，人心皇惑，不得不示安静以镇之，而移居者仍纷如乱麻，至今晨不得不行矣。”
与无锡甘露、羊尖二镇接壤的钓渚渡，位于两地三镇交界之处，历来为避难、隐居的首选之地。传说钓渚渡所在的卫浜村（又名卫家浜），起自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工部尚书卫泾因当朝大臣韩侂胄专权遭到陷害，被迫匿居昆山石浦，他的部分后裔则迁至钓渚渡，聚成村落，卫家浜因此得名。至清乾隆至咸丰初年，卫氏一族历五代努力创建义庄，置有义田千余亩。地处偏僻的钓渚渡，居民虽然不足五百户，但这里崇尚教学，人才辈出，远近闻名。如明末清初著名史地学家顾祖禹（1631—1692），因遭明朝灭亡之痛，随父从无锡移居钓渚渡，不求名于时，不求禄于世，历时三十年专事著述，编著《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著名学者钱泳（1759—1844），1802年（嘉庆七年）由无锡金匮（今锡山市）始迁钓渚渡，在此寓居十二年，后迁至练塘翁家庄，建写经楼，仿汉蔡邕写经刻石，置于郡学；此后往来于城乡，藏所刻汉唐诸碑于虞山石室。此间，已年过八旬的钱泳，与翁心存时有往还。1840年早春来访，曾以所刊《古虞石室记》、《海外新书》二册见赠；不久又遣人送上新刻拓本，还以《履园丛话》中的《图赈》一卷见示。二年后，翁心存的异母兄翁人镜之子翁同福，将其次女嫁给钱泳之子钱益生，翁、钱二家就此联姻。至钱泳86岁去世后，也是翁心存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当时，翁氏一家租住卫氏义庄的诵芬堂，就是钱泳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因为堂屋闲置已久，空无一人，多狐兔出没，但自翁家入住的四个月中，竟然寂无声息。不过，时值夏日，遇上大雨过后，破落的居室连日潮湿，“如陷泥淖中”。是年9月19日的中秋节，翁心存在日记里写道：“僻处穷乡，意致萧索，老亲愁闷，病妻呻吟，儿辈复多不在此，只与小儿女相对中秋令节，未有凄绝如今年矣”。但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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