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劼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死水微澜试读：
回忆我的父亲（代序）
李眉“自由著述”从我上小学起，每次在填写学生登记表一类的东西时，父亲总是在“家长职业”一栏内填上“自由著述”几个字。什么是“自由著述”呀？我弄不懂，问父亲，他爽朗一笑：“著述吗？写书嘛。你不是天天都看到我在写字吗？自由吗！我不当官，不攒钱。想写就写，想读就读，起居无时，怡然自得。”当时，我年纪还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好像很喜欢“自由著述”这个行道。那时，他大约40岁出头，《死水微澜》还没有开始写。以后，我年龄渐长，常常听见父亲讲他以前的事，才慢慢地悟出父亲选择“自由著述”这条道路对他的确是较为合适的。父亲在中学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革——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作为这次革命的前奏，四川省的保路风潮（即争取铁路民办权利）曾引起全国的注意。那时候，父亲正在中学念书，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保路运动，初步感受到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苦难重重的国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积重难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翻滚横流。成都地处西南边陲，封建势力、军阀、哥老会、奉洋教的帝国主义追随者，种种恶势力竞相争夺，和全国的封建势力、军阀遥相呼应。这一切引起了父亲的深思。恰巧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学毕了业。家里没有钱供给他继续上学，一个做县官的亲戚把父亲带去做县衙门的秘书。父亲在县衙门中工作近两年，看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其丑恶程度简直使他大为吃惊。他没有想到经过了辛亥革命，清朝末期的种种腐朽东西在这里又改头换面的出现了。他十分愤懑。决心不再跨入官场，要用自己的笔来鞭挞社会的黑暗。这样，父亲从1921年开始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写了100多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短篇小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评论、杂文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父亲28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同年底，他就离开了残废的母亲和新婚八天的妻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行前，他的一个朋友问他到法国将学什么？他回答：“还是学文学吧，这个天地好像很广阔，我的兴趣，我的性格，还是学文学好些吧！”父亲善于思索，但性格却很开朗、豪放，谁要是同他开诚相见，他就会滔滔不绝，一见如故。他一到法国，住在贫民区的学生公寓，左邻右舍都是些工人、小职员。这些法国人乐观、爽朗、善良、健谈，同他很合得来。以后很多年，父亲一直怀念在法国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特别使他难以忘掉的是1921年他得了一场急性盲肠炎和腹膜炎的经历，他在免费的平民医院里住了62天，病得九死一生，但却获得了中国穷学生和法国贫贱者阶层的无比宝贵的同情。大病初愈，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用日记体载记下这几十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小说的题目就叫《同情》。在法国四年多，父亲接触了大量的法国文学艺术。研究了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作品。他说：“要懂得法兰西近代小说的真相，最好的方法，便是从各家的作品上去探讨。”他觉得这好比是“读千赋而后作赋，阅千剑而知使剑”的办法。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少年时代在历史激流中的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法国名家著作的启示，浑然一体地融合在这几部著作中。父亲在写作这几部长篇小说前后，虽然做过一些其他的事，如教书，开过小餐馆，当过造船厂厂长，经营过一个小小的造纸厂，但是，几十年间，他立志于“自由著述”的思想始终未曾改变。不管他做什么事，他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1924年，他从法国回到成都不久，一些依附于军阀的留法同学很想把他拉入政界。那个时候，留学生很吃香，当官很容易，军阀和旧官吏们都喜欢用他们来装潢门面。可是父亲回到故乡不久，就说：“我要闭门著书，不问外事。”著书是真的，“外事”却没有“不问”。他当报馆编辑，写评论时，对军阀颇有抨击，因而，惹怒了一个军阀，报馆被封，他和几个同事还被抓去关押了几天。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编辑室的风波》。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却做了13年共产党的“官”！1950年，成都解放刚半年多，父亲被委任为成都市副市长。委任书刚送来，他就把它退了回去。这件事使好多人大为不解，有人问他：“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愿意向共产党合作？”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话？我早就同共产党合作了，而且合作得很好。”这确实不假。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成立，父亲就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工作，整整十年间，他同党配合得很好，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在怀念这一段往事。成都解放前夕，父亲代表成都文艺界写了一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宣言，热情洋溢，流露出久盼解放的心情。成都一解放，父亲就当选为市人民代表，他是极为高兴的。没有想到，委任书又送回来了。这一下，父亲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他接受了委任，一直到他去世。后来，我曾向他提起这件事，问他为什么退回委任书，为什么又接受？他十分坦然地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只是想恪守年轻时候的誓言。再说，我年纪也大了，时间不太多，想集中精力写一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他停了停，若有深思地说：“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不过，我要写作，我相信共产党是会支持的。”“小雅”1930年，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教授。当时学校校长张澜是一个进步人士。他主张共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四川的军阀割据。父亲很钦佩张老先生。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就有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张澜先生也受到军阀的排挤、威胁，在成都无法安身，决意离开。父亲平日支持张先生的言行，张先生一走，他自知在成都大学也待不下去。那么，干什么呢？父亲从小对一切都井井有条，穿着朴素、整洁，他的手稿向来是工整的，同学们给他一个外号叫“精公”。他也很讲究吃，对菜的做法也有一些研究。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在亲戚、朋友中相当知名。这一点父亲的朋友刘大杰在1946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到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惊人妙论，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他那种天真浪漫的面目。”这段回忆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我父亲的性格。由于母亲有一手做菜的手艺，因此联想到经营一个小餐馆，既可解决一家四口的生活，又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经过一番准备，父亲在自己租住的家门旁另租了一大间房子，一隔两间。前间约20多平方米，临街，作餐厅；后间约十几平方米，作厨房。餐厅粉刷一新，临街的门窗漆成蓝色。门上挂着一块招牌：“小雅”，字迹清秀，是父亲的手笔。“小雅”来自《诗经》。《诗经》中这部分诗歌多是辑录古代民间传诵的反抗暴政的歌谣。餐馆取名“小雅”，可见餐馆主人的用心。“小雅”的开业，在成都引起了轰动，新闻界也很注意。开业那天，成都各报都当做一大新闻来报道；标题更是各式各样，有的是：“文豪作酒佣”，有的是：“大学教授不当教授开餐馆”。实际上母亲是餐馆的主持人。她帮助几个厨师安排菜肴、点心、面食的品种花样。每天亲手做六种主菜，每周变换一次花样，这些菜别具风味，极受顾客欢迎。因此，生意十分兴隆，整天座无虚席，小小的餐馆门前经常停放着有钱人的小汽车和装备得很华丽的私人人力车。餐馆开了一年多。“李劼人做生意赚了钱”的说法渐渐传了开去，这就给我家带来了一场灾难。当时，成都土匪横行，他们同哥老会、军界串通一气，结成一股恶势力，走私、贩毒、抢劫、绑架，无恶不作。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保姆带着刚满四岁的弟弟一去不回。到了晚上，家里明白出了事，全家顿时陷入极端悲痛和恐惧之中，亲戚、朋友四处找人，打听消息，毫无下落。半个多月后，一个亲戚通过一个军官，找到一个哥老会头头，才打听出弟弟被土匪绑架到成都远郊一个地方。这个哥老会的头头没有子女，经这位亲戚从中斡旋，父亲答应等孩子放回来后，拜他为干爹。于是，这个人就传出话：拿600块银元去取人。父亲没有积蓄，开了一年多餐馆，表面上生意很好，实际上除了付给堂倌的工资，解决一家的生活外，所剩无几。赎人要600块银元，加上请客送礼，打通关节，总共要1000块银元，父亲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候，父亲一个朋友慨然相助，拿出1000块银元借给父亲，不要利息，不限还期。经过许多波折，1931年农历除夕前夕，弟弟赎回来了。“小雅”呢，自从弟弟被绑走，就关了门。父亲和母亲也无心再经营这个行业，只有另找谋生的办法。那个哥老会的头头成了弟弟的干爹后常来我家走动，经常讲些哥老会的内幕，父亲对这些很感兴趣，又仔细观察研究了他和他的三朋四友。以后，在父亲的一些小说中，就出现了这些人物的影子。“菱窠”从成都市中心往东约八公里，有一个小镇，名沙河堡。从沙河堡往南，走过半华里泥土小路，就能看见一片果林，面临着一个大水塘，这里就叫菱角堰。1939年春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成都，城里的人纷纷向城外疏散。一些用竹、木、草临时搭盖起来的房子遍布了成都的近郊。当时，大家都把这类房子叫做“疏散房子”。父亲有一个朋友，在菱角堰经营果园。他把果园的一角廉价卖给父亲，作为修建“疏散房子”的地方。于是父亲就自己设计，找了几个泥瓦匠、木工，赶修了几间茅草顶、黄土墙的房子。房子不大，连院子在内一共两亩多地。面临着菱角堰，院内有十几棵苹果树、几棵柠檬树、几棵桃树和梨树。院子周围，刺藜作墙，屋前屋后，一丛丛玫瑰、月季和蔷薇。院外，柳树和桃树相间，一直伸延到菱角堰周围，这是父亲初到那里时亲手种下的。我家从来就是租宅而居。父亲从小吃够了搬家之苦，他最痛心的是家里积存的书和资料，每搬一次家就丢失一些。“疏散房子”建好后，他十分满意这个地方和这几间茅草房，决心一辈子住在这里。他在院子大门门楣上题了“菱窠”二字，就是说，这里是菱角堰的一个窠。每年，他总要积蓄一点钱来修整房子，慢慢地，“菱窠”从临时的“疏散房子”成了永久的住宅。父亲在“菱窠”住了24年。解放前11年，解放后13年。解放前的11年，日子比较难过。特别是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父亲自抗日战争以来，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活动。据陈翔鹤同志的回忆，父亲当时“并不管组织工作或日常工作。但他却自始至终从不曾放松过他领袖群伦的理事职责。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去同他商量，他就会一马当先，毫不退缩”。“每次开大会，我们必定推他作主席，而他不管有无危险，也从不推辞。发言时，更是精神奋发，声如洪钟，把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话，全都说了出来，可以说他是替大家在发言。这在特务横行、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蒋管区，确实是十分难得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1948年，父亲又在成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连载长篇小说《天魔舞》，揭露国民党买办官僚资本家的腐朽和特务的横行。父亲自己说：“这部小说写得并不精炼，可是却受到了官方的警告”。那个时候，国统区的进步学生运动正蓬勃开展，我和弟弟在大学校里也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运。1948年冬天，成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抓人。弟弟受到追捕，躲到亲戚家，我没有跑掉，被逮捕关押在特务私设的监牢里。父亲到处找人说情，总算把我保释了出来。但是，“菱窠”却从此不得安宁。特务三天两头借故到“菱窠”来，可能是监视我和父亲的行动，也可能是看弟弟到底是不是在家。恐怖、愤怒、压抑充满着“菱窠”。好几次，父亲气得要把特务赶出去，可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强咽着气硬把父亲拉住。好容易盼来了成都的解放！1949年12月28日，下午，父亲兴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一进门就扬着手中红字印刷的“号外”，大声嚷道：“快看，快看，解放军要入城了。”这天晚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要母亲做几个可口的菜，把弟弟接回家，大家围坐在一起，他高举着酒瓶说：“都喝酒，庆祝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日子过得很顺畅。父亲每天进城到市人民政府工作，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文艺界的活动，一回到家，就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翻阅各类报纸、杂志和史料，少年和中年时代的许多往事重又在他脑子里浮现。他开始考虑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1954年，作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父亲决定修改后再付印。于是，他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中外名著，重新研究有关史籍资料，进行调查访问，征求读者意见，为再创作进行着紧张的准备。《死水微澜》改动不大，《暴风雨前》改写和重写的地方较多；《大波》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写过。他那时已经年过60，但是精力相当充沛。他自信能够写到85岁。他打算写完《大波》（约120多万字）后，再写一部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动态的长篇小说，已定名为《激湍之下》。接着改写《天魔舞》。然后，再写一部反映解放后人民生活的长篇，完成一套反映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小说史。由于生活安定，父亲在精心进行创作的同时，就着意把“菱窠”修缮了一番：把草屋顶改成瓦顶，把原来存放小杂品的小阁楼改建成宽敞明亮的楼房，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个大书橱和几十个小书匣，存放着他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购买的两万几千册书籍、装订成册的解放前后的报纸、杂志和两千多件中国字、画。父亲不是收藏家，在他购存的书中，珍贵版本极少，但却种类庞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中外文学名著、地方志等等最多，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常识书籍。这些，全是为了创作而准备的。父亲很喜爱他的这个小小的“书楼”。在家里的时间，除了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外，就是在这个“书楼”上浏览书籍了。有一次，他颇含深意地对母亲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存了这一点书和画，我死了以后，你把它捐献给国家。”1962年12月12日，父亲心脏病发作。在离家去医院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大波’还没有写完，过几天，我们就回‘菱窠’。”在医院里，他在昏迷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我这部书还有30万字……30万字……。”是的，《大波》还剩下30万字没有写出来，《大波》以后的几部已有具体计划的长篇小说还来不及动笔，父亲就离开了“菱窠”，离开了他住了24年的家，再也没有回来了。一九八一年五月 北京原载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文学》（英文版）第一部分
序幕
一至今快四十年了，这幅画景，犹然清清楚楚的摆在脑际：天色甫明，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不然的话，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等不及洗脸，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当年叫作学堂，现在叫作私塾。——去抢头学不可，不然的话，心里不舒服，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睡眠如此不够的一个小学生，既噪山雀儿般放开喉咙喊了一早晨生书，还包得定十早晨，必有八早晨，为了生书上得太多，背不得，脑壳上挨几界方，眼皮着纠得生疼，到放早学回家，吃了早饭再上学时，胃上已待休息，更被春天的暖气一烘，对着叠了尺把厚的熟书，安得不眉沉眼重，万分支持不住，硬想伏在书案上，睡一个饱？可是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他却一点不感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木界方，不住的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人的响声，骇得你们硬不敢睡。还每天如此，这时必有一般载油、载米、载猪到杀房去的二把手独轮小车，——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车，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又不免太文雅了点。——从四乡推进城来，沉重的车轮碾在红砂石板上，车的轴承被压得放出一派很和谐，很悦耳的“咿咿呀呀！咿呀！咿呀！”咿呀？只管是单调的嘶喊，但在这时候简直变成了富有强烈性的催眠曲！老师的可憎面孔，似乎离开了眼睛，渐远渐远，远到仿佛黄昏时候的人影；界尺声也似乎离开了耳朵，渐细渐细，细到仿佛初夏的蚊子声音，还一直要推演到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假使不是被同桌坐的年纪较大的同学悄悄推醒，那必得要等老师御驾亲征，拿界方来敲醒的了。虽只是一顷时的打盹，毕竟算过了瘾。夫然后眼睛才能大大睁开，喊熟书的声音才能又高又快，虽是口里高喊着“天地元黄，”“粗陈四字，”说老实话，眼里所看的，并不是千字文、龙文鞭影，而清清楚楚的是一片黄金色的油菜花，碧油油的麦苗，以及一湾流水，环绕着乔木森森，院墙之内，有好些瓦屋的坟园。至今还难以解释，那片距城约莫二十来里的坟园，对于我这个生长都市的小孩子，何以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回忆当年，真个无时无刻不在想它，好像恋人的相思，尤其当春天来时。在私塾读书，照规矩，从清早一直到打二更，是不许休息的，除了早午两餐，不得不放两次学，以及没法禁止的大小便外；一年到头，也无所谓假期，除了端阳、中秋，各放学三天，过年，放半个月，家里有什么婚丧祝寿大事，不得不耽搁相当时日外。倘要休息，只好害病。害病岂非苦事？不，至少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但是病也是不容易的，你只管祷告它来惠顾你，而它却不见得肯来。这只好装病了，装头痛，装肚子痛，暂时诚可以免读书之苦，不过却要装着苦像，躺在床上，有时还须吃点不好吃的苦水，还是不好！算来，惟有清明节最好了，每年此际，不但有三天不读书，而且还要跑到乡下坟园去过两夜。这日子真好！真比过年过节，光是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放泼的顽，放泼的闹，还快活！快活到何种程度！仍旧说不出。只记得同妈妈坐在一乘二人抬的，专为下乡，从轿铺里雇来的鸭篷轿里，刚一走出那道又厚又高的城门洞，虽然还要走几条和城里差不多同样的街，才能逐渐看见两畔的铺面越来越低、越小、越陋，也才能看见铺面渐稀，露出一块一块的田土，露出尘埃甚厚的大路，露出田野中间一丛丛农庄上的林木，然而鼻端接触到那种迥然不同的气息，已令我这个一年只有几度出城，而又富有乡野趣味的孩子，恍惚起来。啊！天那么大！地那么宽，平！油菜花那么黄，香！小麦那么青！清澈见底的沟水，那么流！流得汩汩的响，并且那么多的竹树！辽远的天边，横抹着一片山影，真有趣！二这一年，坟园里发见了奇事。自从记得清楚那年起，每同爹爹、妈妈、大姐、二姐，到坟园来时，在门口迎接我们的，老是住在旁边院子里的一对老夫妇。看起来，他两个似乎比外公、外婆还老些，却是很和蔼，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一点不讨厌，并且不像别的乡下人脏。老头子顶爱抱着我去看牛看羊，一路逗着我顽，教我认树木认野花的名字，我觉得他除了叶子烟的臭气外，并没有不干净的地方。老太婆也干净利爽，凡她拿来的东西，大姐从没有嫌厌过，还肯到她院子里去坐谈，比起对待大舅母还好些。这一年偏怪！我们的轿子到大门口时，迎着我们走到门口的，不是往年的那对老人，而是一个野娃娃——当时，凡不是常同着我们一块顽耍的孩子，照例给他个特殊名称：野娃娃。——同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打扮得整齐的年轻女人。那女人，两颊上的脂粉搽得很浓，笑眯了眼睛，露出一口细白牙齿，高朗的笑道：“太太少爷先到了！我老远就看清楚了是你们。妈还说不是哩。”妈妈好像乍来时还不甚认得她，到此，才大声说道：“啊呀，才是你啦，蔡幺姐；我争点儿认不得你了。”妈妈一下轿子，也如回外婆家一样，顾不得打发轿夫，顾不得轿里东西，回身就向那女人走去。她原本跟着轿子走进了院坝，脚小，抢不赢轿夫。妈妈拉袖子在胸前拂着回了她的安道：“听说你还好喽，蔡幺姐！……果然变了样儿，比以前越好了！……”“太太，不要挖苦我了，好啥子，不过饭还够吃。太太倒是更发福了。少爷长高了这一头。还认得我不？”我倒仿佛看见过她，记不起了，我也不必去追忆；此刻使我顶感趣味的，就是那个野娃娃。这是一个比我似乎还大一点的男孩子。眼眶子很小，上下眼皮又像浮肿，又像肥胖。眼珠哩，只看得见一点儿，又不像别些孩子们的眼珠。别些人的都很活动，就不说话，也常常在转。大家常说钱家表姐生成一对呆眼睛，其实这野娃娃的眼睛才真呆哩！他每看一件什么东西，老是死呆呆的，半天半天，不见他眼珠转一转。他的眉毛也很粗。脸上是黄焦焦的，乍看去好像没有洗干净的样儿。一张大嘴，倒挂起两片嘴角，随时都像在哭。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晒得热烘烘的。我在轿子里，连一顶青缎潮金边的瓜皮小帽，尚且戴不住，而那个野娃娃却戴了顶青料子做的和尚帽，脑后拖一根发辫，有大指粗细。身上没有我穿得好，可是一件黄绿色的厚洋布棉袄，并未打过补钉，只是倒长不短的齐到膝头，露出半截青布夹裤，再下面，光脚穿了双缸青布朝元鞋。三两个房间都打开了，仍是那样的干净。这点，我就不大懂得，何以关锁着的房间，我们每年来时，一打开，里面总是干干净净的，四壁角落里没一点儿灰尘蛛网，地板也和家里的一样，洗得黄澄澄的，可以坐，可以打滚？万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生。桌、椅、架子床，都抹得发光。我们带来的东西，只须放好铺好，就各适其宜了。不过每年来时，爹爹妈妈一进房门，总要向那跟脚走进的老头子笑道：“难为你了，邓大爷！又把你们累了几天了！”堂屋不大，除了供祖先的神龛外，只摆得下两张大方桌。我们每年在此地祭祖供饭，以及自己一家人一日两餐，从来都只一桌。大姐说，有一年，大舅、大舅母、二舅、三姨妈、幺姨妈、钱表姐、罗表哥，还有几个什么人，一同来这里过清明，曾经摆过三桌，很热闹。她常同妈妈谈起，二姐还记得一些，我一点都记不得了。堂屋背后，是倒坐厅。对着是一道厚土墙。靠墙一个又宽又高的花台，栽有一些花草。花台两畔，两株紫荆，很大；还有一株木瓜，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唤之为杜鹃。墙外便是坟墓，是我们全家的坟墓。有一座是石条砌的边缘，垒的土极为高大，说是我们的老坟，有百多年了。其余八座，都要小些；但坟前全有石碑石拜台。角落边还有一座顶小的，没有碑，也没有拜台，说是老王二爷的坟。老王二爷就是王安的祖父，是我们曾祖父手下一名得力的老家人，曾经跟着我们曾祖父打过蓝大顺、李短褡褡，所以死后得葬在我们坟园里。坟园很大，有二三亩地。中间全是大柏树，顶大的比文庙，比武侯祠里的柏树还大。合抱大楠树也有二十几株。浓荫四合，你在下面立着，好像立在一个碧绿大幄之中似的。爹爹常说，这些大树，听说在我们买为坟地之前，就很大的了。此外便是祖父手植的银杏与梅花，都很大了。沿着活水沟的那畔，全是桤木同楝树，枝叶扶疏，极其好看。沟这畔，是一条又密又厚又绿的铁蒺藜生垣。据说这比什么墙栅还结实。不但贼爬不进来，就连狗也钻不进来。狗，邓大爷家倒养有两只又瘦又老的黑狗。但是它们都很害怕人，我们一来，都躲了；等到吃饭时，才夹着尾巴溜到桌子底下来守骨头。王安一看见，总是拿窗棍子打出去。坟园就是我们的福地，在学堂读书时，顶令人想念的就是这地方。二姐大我三岁，一到，总是我们两个把脸一洗了，便奔到园里来。在那又青又嫩的草地上，跳跃、跑、打滚。二姐爱说草是清香的，“你不信，你爬下去闻！”不错，果真是清香的。跳累了，就仰睡在草地上，从苍翠的枝叶隙中，去看那彩云映满的天；觉得四周的空旷之感，好像从肌肤中直透入脏腑，由不得你不要快活，由不得你不想打滚。衣裳滚皱了，发辫滚毛了，通不管。素来把我们管得比妈妈还严的大姐，走来给我们整理衣裳发辫时，也不像在家里那样气狠狠的，只是说：“太烦了！”有时，她也在草地上坐下子，她不敢跳，不敢跑，她是小脚，并且是穿的高底鞋。这一年到来，却与往年有点不同，因为平空添了一个蔡幺姐，同一个野娃娃——她的儿子。四野娃娃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一根指头塞在嘴里，转到他妈的背后，挽着她的围裙。我偏要去看他，他偏把一张脸死死埋在他妈的围裙上。他妈只顾同我们的妈妈说话，一面向堂屋里走，他也紧紧的跟着。爹爹的轿子到了，大姐二姐同坐的轿子也到了，王安押着挑子也到了。人是那么多，又在搬东西，又在开发轿夫挑夫，安顿轿子。邓大爷、邓大娘、同他们的媳妇邓大嫂又赶着在问好，帮忙拿东西，挂蚊帐，理床铺。王安顶忙了，房间里一趟，灶房里一趟。一个零工长年也喊了来，帮着打洗脸水，扫地。蔡幺姐只赶着大家说话。大姐也和妈妈一样，一下轿就同她十分亲热起来。野娃娃一眨眼就不见了。我告诉二姐：“今天这儿有个野娃娃，蔡幺姐的儿子，土头土脑的多有趣。”二姐把眼睛几眨道：“蔡幺姐的儿子？我像记得。……在那里？我们找他耍去。”我们到处找。找到灶房，邓大嫂已坐在灶门前烧火，把一些为城里人所难得看见的大柴，连枝带叶的只管往灶肚里塞。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回说找蔡幺姐的儿子。她说：“怕在沟边上罢？那娃儿光爱跑那些地方的。”沟边也没有。邓大爷在那里杀鸡，零工长年在刮洗我们带来的腊肉。我们一直找到邓大爷住的那偏院，他正憨痴痴的站在厢房檐下一架黄澄澄的风簸箕的旁边。我们跳到他身边。二姐笑嘻嘻的说道：“我都不大认得你了。你叫啥名字呢？”没有回答。“你也不大认得我了吗？”没有回答。“你几岁？”还是没有回答。并且把头越朝下埋，埋到只看得见一片狭窄的额头，和一片圆的而当中有个小孔的青料子和尚帽的帽顶。我说：“该不是哑巴啦？管他的，拖他出去！”我们一边一个，捉住他的手腕，使劲拖。他气力偏大，往里挣着，我们硬拖他不动。邓大娘不知为找什么东西，走进来碰见了。我们告诉她：蔡幺姐的儿不肯同我们一块去耍。她遂向他吆喝道：“死不开眼的[1]强东西！这样没出息！还不走吗？……看我跟你几耳光！”二姐挡住她道：“不要打他，邓大娘！他叫啥名字呀？”“叫金娃子。……大概跟少爷一样大罢？……还在念书哩！你们考他一下，看他认得几个字。……”到第二天，金娃子才同我们顽熟了。虽然有点傻，却不像昨天那样又怯又呆的了。我们带来了几匣淡香斋的点心。爹爹过了鸦片烟瘾后，总要吃点甜东西的。每次要给我们一些，我们每次也要分一些给金娃子，他与我们就更熟了。就是第二天的下午罢？他领我们到沟里去捉小螃蟹。他说！沟里很多，一伸手就捉得到的。我不敢下水，他却毫不在意的把朝元鞋一脱，就走了下去。沟边的水还不深，仅打齐他的膝盖。他一手挽着棉袄，一手去水里掏摸，并不如其所言：一伸手就捉得到。他又朝前移两步，还是没有。他说，沟的那畔石缝里多。便直向那畔踩去，刚到沟心，水已把他的夹裤脚打湿了。二姐很耽心的，叫他转来。他一声不响，仍旧朝前走去，才几步，一个前扑，几乎整个跌到水里，棉袄已着打湿不少。二姐叫唤起来，他回头说道：“绞干就是啦！”接着走上沟来，把棉袄夹裤通脱了，里面只穿了一件又小又短的布汗衣，下面是光屁股。二姐道：“你不冷吗？”“怕啥子！”“着了凉，要害病，要吃药的。”“怕啥子！”二姐终究耽心，飞跑去找他的妈。他妈走来，另自拿了件衣裳，一条布裤，也不说什么，只骂了几句：“横刀的！短命的！”照屁股就是一顿巴掌。我帮着二姐把他的妈拉开。他穿衣裳时，眼泪还挂在脸上，已向着我们笑了，真憨得有趣。五两天半里头，蔡幺姐很少做什么事。只有第二天，我们在坟跟前磕头礼拜时，她来帮着烧了几叠钱纸；预备供饭时，她帮着妈妈在灶房里做了两样菜。——我们家的老规矩：平常吃饭的菜，是伙房老杨做；爹爹要格外吃点好的，或是有客来，便该大姐去帮做；凡是祭祖宗的供饭，便该妈妈带着大姐做，大半是大姐动刀，妈妈下锅。——妈妈本不肯的，她说：“太太，我还不是喜欢吃好东西的一个人。你们尝尝我的手艺看，若还要得，以后家务不好时，也好来帮太太在灶房里找件事情做做。”大姐已洗了手，也怂恿妈妈道：“不要等爹爹晓得就得了。让蔡幺姐把鱼和蹄筋做出来试试。我们也好换换口味，你也免得油烟把袖子熏得怪难闻的。”妈妈还在犹豫道：“供祖人的事情呀！……”她已把锅铲抢了过去，笑道：“太太也太认真了，我身上是干净的呀！”除此两件事外，她老是陪着妈妈大姐在说话。也亏她的话多，说这样，说那样，一天到晚，只听见她们的声气。她是小脚，比妈妈与大姐的脚虽略大点，可是很瘦很尖，走起来很有劲。妈妈曾经夸奖过她的脚实在缠得好，再不像一般乡下女人的黄瓜脚。邓大娘接口述说，她小时就爱好，在七岁上跟她缠脚，从没有淘过大神；又会做针线，现她脚上的花鞋，就是她自己做的。她不但脚好，头也好，漆黑的头发，又丰富，又是油光水滑的。梳了个分分头，脑后绾了个圆纂，不戴丝线网子，没一根乱发纷披；纂心扎的是粉红洋头绳，撇了根白银簪子。别一些乡下女人都喜欢包一条白布头巾，一则遮尘土，二则保护太阳筋，乡下女人顶害怕的是太阳筋痛；而她却只用一块印花布手巾顶在头上，一条带子从额际勒到纂后，再一根大银针将手巾后幅斜撇在纂上；如此一来，既可以遮尘土，而又出众的俏丽。大姐问她，这样打扮是从那里学来的。她摇着头笑道：“大小姐，告诉了你，你要笑的。……是去年冬月，同金娃子的这个爹爹，到教堂里做外国冬至节时，看见一个洋婆子是这样打扮的。……你说还好看吗？”她的衣裳，也有风致。藕褐色的大脚裤子，滚了一道青洋缎宽边，又镶了道淡青博古辫子。夹袄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不知道，因为上面罩了件干净的葱白洋布衫，袖口驼肩都是青色宽边，又系了一条宝蓝布围裙。里外衣裳的领口上，都时兴的有道浅领，露出长长的一段项脖，虽然不很白，看起来却是很柔滑的。她似乎很喜欢笑，从头一面和妈妈说话时，她是那么的笑，一直到最后，没有看见她不是一开口便笑的。大概她那令人一见就会兴起“这女人还有趣”的一种念头的原因，定然是除了有力的小脚，长挑的身材，俏丽的打扮，以及一对弯豆角眼睛外，这笑必也是要素之一。她自己不能说是毫不感觉她有这长处，我们安能不相信她之随时笑，随地笑，不是她有意施展她的长处？她的脸蛋子本来就瘦，瘦到两个颧骨耸了出来。可是笑的时候，那搽有脂粉的脸颊上，仍有两个浅浅的酒涡儿。顶奇怪的就是她那金娃子的一双死鱼眼睛，半天半天才能转一转，偏她笑起时的弯豆角眼眶中，却安了两枚又清亮又呼灵的眼珠。儿子不像妈，一定像老子了。她的眉毛不好，短短的，虽然扯得细，却不弯。鼻梁倒是轮轮的，鼻翅也不大。嘴不算好，口略大，上唇有点翘，就不笑时，也看得见她那白而发亮的齿尖，并且两边嘴角都有点挂。金娃子的嘴，活像她。不过他妈的嘴，算能尽其说话之能事，他的哩，恐怕用来吃东西的时候居多了。她的额窄窄的，下颏又尖，再加上两个高颧骨，就成了两头尖中间大的一个脸蛋子。后来听妈妈她们说来，这叫作青果脸蛋。她不但模样不讨厌，人又活动，性情也好。说起话来，那声音又清亮又秀气，尤其在笑的时节，响得真好听。妈妈喜欢她，大姐喜欢她，就连王安——顶古怪的东西，连狗都合不来的，对于我们，更常是一副老气横秋讨人厌的样子。——也和她好。我亲眼看见在第二天的早饭后，她从沟边洗了衣裳回来，走到竹林边时，王安忽从竹林中跑出，凑着她耳朵，不知说些什么，她笑了起来，呸了一口，要走；王安涎着脸，伸手抓住她的膀膊，她便站住了，只是看着王安笑，我故意从灶房里跑出去找金娃子，王安才红着脸丢开手走了，她哩，只是笑。只有爹爹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她。她在跟前时，虽也拿眼睛在看她，却不大同她说话。那天供了饭，我们吃酒之际，爹爹吃了两箸鱼，连连称赞鱼做得好，又嫩又有味。他举着酒杯道：“到底乡下活水鱼不同些，单是味道，就好多了！”妈妈不做声，大姐只瞅着妈妈笑，二姐口快，先着我就喊道：“爹爹，这鱼是蔡幺姐做的。”爹爹张着大眼把妈妈看着，妈妈微微笑道：“是她做的。我要赶着出来穿褂子磕头，才叫她代一手。我看她还干净。”爹爹放下酒杯，顿了顿，也笑道：“看不出，这女人还有这样好本事。……凡百都好。……只可惜品行太差！”爹爹所说的“品行太差，”在当时，我自然不明白指的什么而言。也不好问。妈妈大姐自然知道，却不肯说。直到回家，还是懵懵懂懂的仅晓得是一句不好的批评。一直到后来若干年，集合各方传闻，才恍然爹爹批评的那句话，乃是有这么一段平庸而极普遍的故事。故事虽然明白，而金娃子业已飞黄腾达，并且与我们有姻娅之谊，当日喊的蔡幺姐，这时要尊称为姻伯母了。爹爹见着她时，也备极恭敬，并且很周旋她。“品行太差”一句话，他老人家大约久已忘怀了。[1] 强字读成将字，去声，意谓小儿不听大人言语指导，其实即强字本意而声稍变耳。——作者注第二部分
在天回镇
一由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北门到成都府属的新都县，一般人都说有四十里，其实只有三十多里。路是弯弯曲曲画在极平坦的田畴当中，虽然是一条不到五尺宽的泥路，仅在路的右方铺了两行石板；虽然大雨之后，泥泞有几寸深，不穿新草鞋几乎半步难行，而晴明几日，泥泞又变为一层浮动的尘土，人一走过，很少有不随着鞋的后跟而扬起几尺的；然而到底算是川北大道。它一直向北伸去，直达四川边县广元，再过去是陕西省的宁羌州、汉中府，以前走北京首都的驿道，就是这条路线。并且由广元分道向西，是川甘大镇碧口，再过去是甘肃省的阶州文县，凡西北各省进出货物，这条路是必由之道。路是如此平坦，但是不知从什么时代起，用四匹马拉的高车，竟自在四川全境绝了踪，到现在只遗留下一种二把手推着行走的独轮小车；而运货只有骡马与挑担，运人只有八人抬的、四人抬的、三人抬的、二人抬的各种轿子。以前官员士子来往北京与四川的，多半走这条路。尤其是学政总督的上任下任。沿路州县官吏除供张之外，便须修治道路。以此，大川北路不但与川东路一样，按站都有很宽绰很大样的官寓，并且常被农人侵蚀为田的道路：毕竟不似其他大路，只管是通道，而只能剩一块二尺来宽的石板给人轿驼马等行走，而这路还居然保持到五尺来宽的路面。路是如此重要，所以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掺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不过近年因为有了电报，文书马已逐渐逐渐的少了。就在成都与新都之间，刚好二十里处，在锦田绣错的广野中，位置了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镇市。你从大路的尘幕中，远远的便可望见在一些黑魆魆的大树荫下，像岩石一样，伏着一堆灰黑色的瓦屋；从头一家起，直到末一家止，全是紧紧接着，没些儿空隙。在灰黑瓦屋丛中，也像大海里涛峰似的，高高突出几处雄壮的建筑物，虽然只看得见一些黄琉璃碧琉璃的瓦面，可是你一定猜得准这必是关帝庙火神庙，或是什么宫什么观的大殿与戏台了。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驼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不过镇街上也有一些较为可观的铺子，与镇外情形便全然不同了。即如火神庙侧那家云集栈，虽非官寓，而气派竟不亚于官寓。门口是一片连三开间的饭铺，进去是一片空坝，全铺的大石板，两边是很大的马房。再进去，一片广大的轿厅，可以架上十几乘大轿。穿过轿厅，东厢六大间客房，西厢六大间客房，上面是五开间的上官房。上官房后面，一个小院坝，一道短墙与更后面的别院隔断；而短墙的白石灰面上，是彩画的福禄寿三星图，虽然与全部房舍同样的陈旧黯淡，表白出它的年事已高，但是青春余痕，终未泯灭干净。这镇市是成都北门外有名的天回镇。志书上，说它得名的由来，远在中唐。因为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由长安来南京，——成都在唐时号称南京，以其在长安之南也。——刚到这里，便“天旋地转回龙驭”了。皇帝在昔自以为是天之子，天子由此回銮，所以得了这个带点历史臭味的名字。二镇街上还有一家比较可观的铺子，在火神庙之南，也是一个双开间的铺面。在前是黑漆漆过的，还一定漆得很好；至今被风日剥蚀，黑漆只剩了点痕迹，但门枋、门槛、铺板，连里面一条长柜台，还是好好的并未朽坏。招牌是三个大字：兴顺号，新的时候，那贴金的字，一定很辉煌；如今招牌的字虽不辉煌，但它的声名，知道的却多。兴顺号是镇上数一数二，有好几十年历史的一家杂货铺。货色诚不能与城内一般大杂货店相比，但在乡间，总算齐备。尤其是卖的各种白酒，比镇上任何酒店任何杂货铺所卖的都好。其实酒都是贩来的，都是各地烧房里烤的，而兴顺号的酒之所以被人称扬者，只在掺的水比别家少许多而已。兴顺号还有被人称扬之处，在前是由于掌柜——在别处称老板，成都城内以及近乡都称掌柜——蔡兴顺之老实。蔡兴顺小名叫狗儿，曾经读过两年书，杂字书满认得过，写得起。所以当他父亲在时，就在自家铺子里管理账目，并从父亲学了一手算盘。二十岁上，曾到新都县城里一家商店当过几年先生。一点恶嗜好没有，人又极其胆小可靠，只是喜欢喝一杯，不过也有酒德，微醺时只是睗着眼睛笑，及了量，便酣然一觉，连炸雷都打不醒。老板与同事们都喜欢他，也因为他太老实一点，对于别人的顽弄，除了受之勿违外，实在不晓得天地间还有报复的一件事。于是，大家遂给他敬上了一个徽号，叫傻子。他父亲要死时，他居然积存了十二两银子回来。他父亲虽是病得发昏，也知道这儿子是个克绍箕裘的佳儿，不由不放心大胆，一言不发，含笑而逝。老蔡兴顺既死，狗儿便承继了这个生理，并承继了兴顺名号。做起生意，比他父亲还老实，这自然受人称扬；但不像他父亲通达人情，不管你是至亲好友，要想向他赊欠一点东西，那却是从来没有的事。可是也有例外，这例外只限于他一个表哥歪嘴罗五爷。兴顺号在近年来被人称扬的，自然由于他的老婆了。方蔡傻子三年孝满，生意鼎盛之际，他新都的一个旧同事，因为一件什么事，路过天回镇，来看他；也不知他因了什么缘由，忽然留这旧同事吃了杯大曲酒，一个盐蛋，两块豆腐干。这位被优礼的客人，大概为答报他盛情起见，便给他做起媒来。说他有个远房亲戚，姓邓的，是个务农人家，有个姑娘，已二十二岁了，有人材，有脚爪，说来配他，恰是再好没有了。蔡傻子虽然根本未想到娶妻这件事，也不明白娶妻的好处，但既经人当面提说，也不免红起脸来。自己没有主意，特意将罗歪嘴找来商量。罗歪嘴道：“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我早就跟你留心了的，既有人做媒，那便好了；你只管答应下，我一切跟你帮忙好了。”务农人家的女儿配一个杂货铺的掌柜，谁不说是门户相当，天作之合？何况蔡掌柜又无父母、伯叔、兄弟、姊妹，人又本分，这婚姻又安得不一说便成，一成便就呢？但是谁也料不到猪能产象。务农人家的姑娘，竟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首先把全镇轰动的，就是陪奁丰富，有半堂红漆木器；其次是新娘子有一双伶俐小脚；再次是新娘子人材出众。新婚之后，新娘子只要一到柜台边，镇上的一般少年必一拥而来，纷纷称着蔡大嫂，要同她攀谈。她虽是怯生，却居然能够对答几句，或应酬一杯便茶，一筒水烟；与一般乡下新娘子，只要见了生人，便死死把头埋着，一万个不开口的，比并起来，自[1]然她就苏气多了。镇上男子们不见得都是圣人之徒。可惜邓家幺姑嫁给蔡傻子，背地议论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矢上”的，何尝没有人？羡慕蔡傻子，羡慕到眼红，不惜犯法背理，要想把乾坤扭转来的，又何尝没有人？蔡傻子之所以能够毫无所损的安然过将下去者，正亏他的表哥罗歪嘴的护法力量。三罗歪嘴——其实他的嘴并不歪。因为他每每与女人调情时，却不免要把嘴歪几歪，于是便博得了这个绰号。——名字叫罗德生，也是本地人。据说，他父亲本是个小粮户，他也曾读过书，因为性情不近，读到十五岁，还未把《四书》读完；一旦不爱读了，[2]便溜出去，打流跑滩。从此就加入哥老会，十几年只回来过几次。他父母死了。一个姐姐嫁在老绵州，小小家当，早就弄光。到他回来之时，总是住在他姑夫老蔡兴顺的铺子内。老蔡兴顺念着内亲情谊，待他很好。他对姑夫，也极其恳挚，常向他说：“你老人家待我太厚道，我若有出头日子，总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老蔡兴顺回答的是：“我们都是至亲，不要说这些生分话。只是你表弟狗儿太老实，你随时照顾他一下就好了。”蔡傻子承继之后，也居然能贴体父志，与他常通有无，差不多竟像是亲兄弟一样。最近三四年，他当了本码头舵把子朱大爷的大管事。以他的经历，以他的本领，朱大爷声光越大，而他的地位却也越高。纵横四五十里，只要[3]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吃通；至于本码头的天回镇，更勿庸说了。罗歪嘴更令一般人佩服的，就是至今还是一个光杆。年纪已是三十五岁，在手上经过的银钱，总以千数，而到现在，除了放利的几百两银子外，随身只有红漆皮衣箱一口，被盖卷一个，以及少许必用的东西。他的钱那里去了？这是报得出账目来的：弟兄伙的通挪不说了，其次是吃了，再次是嫖了。嫖，在袍哥界中，以前规矩严时，本是不许的，但到后来，也就没有人疵议了。况乎罗歪嘴嫖得很有分寸，不是卖货，他绝不下手。他常说：“老子们出钱买淫，天公地道。”又常自负：婊子、兔子、小旦，嫖过不少，好看的，娇媚的，到手总有几十，但顽过就是，顶多四个月，一脚踢开。说不要，就不要，自己从未沉迷过，也从未与人争过风，吃过醋。有人劝他不如正正经经讨个老婆，比起嫖来，既省钱，又方便。再则，三十五岁的人，也应该有个家才好呀。他的回答，则是：“家有啥子味道？家就是枷！枷一套上颈项，你就休想摆脱。女人本等就是拿来顽的，只要新鲜风趣，出了钱也值得。老是守着一个老婆，已经寡味了，况且讨老婆，总是讨的好人家女儿，无非是作古正经死板板的人，那有什么意思？”他的见解如此，而与蔡兴顺的交谊又如彼。所以当蔡大嫂新嫁过来，许多人正要发狂之际，罗歪嘴便挺身而出，先向自己手下三个调皮的弟兄张占魁、田长子、杜老四，郑重吩咐道：“蔡傻子，谁不晓得是老子的表弟？他的老婆，自是老子的表弟妇。[4]不过长得伸抖一点，这也是各人的福气。……其实，也不算什么，为啥子大家就不安本分起来？……你们去跟我招呼一声罢！”罗歪嘴发了话，蔡傻子夫妇才算得了清静，一直到两年半之后，金娃子已一岁零四个月，才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故。四蔡大嫂是邓大娘前夫的女儿。她的亲生父亲，是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小管事的。她出世半岁，就丧了父亲，一岁半时，就随母来到邓家。母亲自然是爱的，后父也爱如己出，大家都喊她做幺女，幺姑；虽然在她三岁上，她母亲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直到四岁才害天花死了。邓幺姑既为父母所钟爱，自然，凡乡下姑娘所应该做的事：爬柴草，喂猪，纺棉纱，织布，她就有时要做，她母亲也会说：“幺姑丢下好了，去做你的细活路！”但是，她毕竟如她母亲所言，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是很行的。因此，在十二岁上，她已缠了一双好小脚。她母亲常于她洗脚之后，听见过她在半夜里痛得不能睡，抱着一双脚，咈咈的呻吟着哭，心里不忍得很，叫她把裹脚布松一松，“幺姑，我们乡下人的脚，又不比城里太太小姐们的，要缠那么小做啥子？”她总是一个字的回答：“不！”劝很了，她便生气说：“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她又会做针线，这是在她十五岁上，跟邻近韩家院子里二奶奶学的。韩二奶奶是成都省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嫁到韩家不过四年，已经生了一儿一女，但一直过不惯乡下生活，终日都是愁眉苦眼的在想念成都。虽有妯娌姊妹，总不甚说得来；有时一说到成都，还要被她们带笑的讥讽说：“成都有啥子好？连乡坝里一根草，都是值钱的！烧柴哩，好像烧檀香！我们也走过一些公馆，看得见簸箕大个天，没要把人闷死！成都人啥子都不会，只会做假！”于是，例证就来了。二奶奶一张口如何辩得赢多少口，只好不辩。一直在邓幺姑跟前，二奶奶才算舒了气。邓幺姑顶喜欢听二奶奶讲成都。讲成都的街，讲成都的房屋，讲成都的庙宇花园，讲成都的小饮食，讲成都一年四季都有新尝的小菜：“这也怪了！我是顶喜欢吃新鲜小菜的。当初听说嫁到乡坝里来，我多高兴，以为一年到头，都有好小菜吃了。那里晓得乡坝里才是鬼地方！小菜倒有，吃萝卜就尽吃萝卜，吃白菜就尽吃白菜！总之：一样菜出来，就吃个死！并且菜都出得迟，打个比方，像这一晌，在成都已吃新鲜茄子了，你看，这里的茄子才在开花！……”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二奶奶每每讲到动情处，不由把眼睛揉着道：“我这一辈子是算了的，在乡坝里拖死完事！还想再过从前日子，只好望来生去了！幺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说不定将来嫁跟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并且逢年过节，又有逢年过节的成都。二奶奶因为思乡病的原因，愈把成都美化起来。于是，两年之间，成都的幻影，在邓幺姑的脑中，竟与她所学的针线工夫一样，一天一天的进步，一天一天的扩大，一天一天的真确。从二奶奶口中，零零碎碎将整个成都接受过来，虽未见过成都一面，但一说起来，似乎比常去成都的大哥哥还熟悉些。她知道成都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城墙有好高，有好厚；城门洞中间，来往的人如何拥挤。她知道由北门至南门有九里三分之长；西门这面别有一个满城，里面住的全是满吧儿，与我们汉人很不对的。她知道北门方面有个很大的庙宇，叫文殊院；吃饭的和尚日常是三四百人，煮饭的锅，大得可以煮一只牛，锅巴有两个铜钱厚。她知道有很多的大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六七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本整本大戏，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的唱。她知道许多热闹大街的名字：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湖广馆是顶好买菜的地方，凡是新出的菜蔬野味，这里全有；并且有一个卓家大酱园，是做过宰相的卓秉恬家开的，豆腐乳要算第一。她知道点心做得顶好的是淡香斋，桃圆粉香肥皂做得顶好的是桂林轩，卖肉包子的是都益处，过了中午就买不着了，卖水饺子的是亢饺子，此外还有便宜坊，三钱银子可以配一个消夜攒盒，一两二钱银子可以吃一只烧填鸭，就中顶著名的，是青石桥的温鸭子。她知道制台、将军、藩台、臬台出来多大威风，全街没一点人声，只要听见导锣一响，铺子里铺子外，凡坐着的人，都该站起来，头上包有白帕子，戴有草帽子的，都该立刻揭下；成都华阳称为两首县，出来就不同了，拱竿四轿拱得有房檐高，八九个轿夫抬起飞跑，有句俗话说：“要吃饭，抬两县，要睡觉，抬司道。”她知道大户人家是多么讲究，房子是如何的高大，家具是如何的齐整，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花园。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适，日常睡得晏晏的起来，梳头打扮，空闲哩，做做针线，打打牌，到各会馆女看台去看看戏，吃得好，穿得好，又有老婆子丫头等服侍；灶房里有伙房有厨子，打扫跑街的有跟班有打杂，自己从没有动手做过饭扫过地；一句话说完，大户人家，不但太太小姐们，不做这些粗事，就是上等丫头，又何尝摸过锅铲，提过扫把？那个的手，不是又白又嫩，长长的指甲，不是凤仙花染红的？邓幺姑之认识成都，以及成都妇女的生活，是这样的；固无怪其对于成都，简直认为是她将来归宿的地方。有时，因为阴雨或是什么事，不能到韩家大院去，便在堂屋织布机旁边，或在灶房烧火板凳上，同她母亲讲成都。她母亲虽是生在成都，嫁在成都，但她所讲的，几乎与韩二奶奶所讲的是两样。成都并不像天堂似的好，也不像万花筒那样五色缤纷，没钱人家苦得比在乡坝里还厉害：“乡坝里说苦，并不算得。只要你勤快，到处都可找得着吃，找得着烧。任凭你穿得再褴褛，再坏，到人家家里，总不会受人家的嘴脸。还有哩，乡坝里的人，也不像成都那样动辄笑人，鄙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我是在成都过伤了心的。记得你前头爹爹，以前还不是做小生意的，我还不是当过掌柜娘来？强强勉勉过了一年多不操心的日子，生你头半年，你前头爹爹运气不好，一场大病，把啥子本钱都害光了。想着那时，我怀身大肚的走不动，你前头爹爹扶着病，一步一拖的去找亲戚，找朋友，想借几个钱来吃饭医病。你看，这就是成都人的好处，谁睬他？后来，连啥子都当尽卖光，只光光的剩一张床。你前头爹爹好容易找到赵公馆去当个小管事，一个月有八钱银子，那时已生了你了。……”五旧时创痕，最好是不要去剥它，要是剥着，依然会流血的。所以邓大娘谈到旧时，虽然事隔十余年，犹然记得很清楚：是如何生下幺姑之时，连什么都没有吃的，得亏隔壁张姆姆盛了一大碗新鲜饭来，才把腔子填了填。是如何丈夫旧病复发死了，给赵老爷赵太太磕了多少头，告了多少哀，才得棺殓安埋。是如何告贷无门，处处受别人的嘴脸，房主催着搬家，连磕头都不答应，弄到在人贩子处找雇主，都说带着一个小娃娃不方便，有劝她把娃娃卖了的，有劝她丢了的，她舍不得，后来，实在没法，才听凭张姆姆说媒，改嫁给邓家。算来，从改嫁以后，才未焦心穿吃了。邓大娘每每长篇大论的总要讲到两眼红红的，不住的擤鼻涕。有时还要等到邓大爷劝得不耐烦，生了气，两口子吵一架，才完事。但是邓幺姑总疑心她母亲说的话，不见得比韩二奶奶说的更为可信。间或问到韩二奶奶：“成都省的穷人，怕也很苦的罢？”而回答的却是：“连讨口子都是快活的！你想，七个钱两个锅盔，一个钱一大片卤牛肉，一天那里讨不上二十个钱，就可以吃荤了！四城门卖的十二象，五个钱吃两大碗，乡坝里能够吗？”少年人大抵都相信好的，而不相信不好的，所以邓幺姑对于成都的想象，始终被韩二奶奶支配着在。总想将来得到成都去住，并在大户人家去住，尝尝韩二奶奶所描画的滋味，也算不枉生一世。要不是韩二奶奶在邓幺姑的十八岁上死了，她或许有到成都去住的机会。因为韩二奶奶有一次请她做一只挑花裹肚，说是送给她娘家三兄弟的。据她说来，她三兄弟已下过场，虽没有考上秀才，但是书却读通了。人也文秀雅致，模样比她长得好，十指纤纤，比女子的手还嫩。今年二十一岁，大家正在给他说亲哩。不知韩二奶奶是否有意，说到她三兄弟的婚事时，忽拿眼睛上上下下把邓幺姑仔细审视了一番。她也莫名其妙的，忽觉心头微微有点跳，脸上便发起烧来。隔了两个月，韩二奶奶已经病倒了，不过还撑得起来，只是咳。邓幺姑去看她时，她一把抓住她的手，低低说道：“幺姑，我们再不能同堆做活路，……摆龙门阵了！……我本想把你说跟我三兄弟的，……他们已看过你的活路，……就只嫌门户不对。……听说陆亲翁要讨一个姨娘，……他虽是五十几岁的人，……两个儿子都捐了官，……家务却好，……又是住开的。……我已带口信去了，……但我恐怕等不得回信，……幺姑，你自家的事，……你自家拿主意罢！……”她很着急，很想问个明白，但是房里那么多人，怎好出口？打算下一次再来问，老无机会，也老不好意思，而韩二奶奶也不待说清楚就奄然而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