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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难波知子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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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裾之美试读：

Preface 前言

本书主要研究女生学校制服的历史演变，不过首先我想谈一谈自己对学校制服的体验和认识。

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我出生在冈山县，从小学到高中（均为公立学校）一直都穿学校制服。冈山县盛产学生服，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定制制服更为常见，对于在当地度过学龄期的我而言，穿学校制服可谓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对穿学校制服并没有表示出特别赞成或反对、喜爱或厌恶的态度。不过真要说起来，学校制服的着装要求和严格的服装规定确实曾令我生出一种束缚感。也许是因为我在学校制服中感受到了不得不与其他人保持完全一致的压力。不过，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反对制服的抗议活动，也自觉地遵守学校与老师制定的规矩。如今回想起来，我对于服装规定或制服要求，并不是因为认可才接纳，而是认为穿制服一事实属“理所应当”，因此缺乏进一步思考此事的态度或想法。

本来，我并不十分关心学校制服，但是二〇〇二至二〇〇三年间开始流行的“仿制服”引发了我研究制服的兴趣。“仿制服”指的是仿造学校制服款式的流行服装，当时在着装自由的学校校园里，也开始出现穿着酷似制服的服装或其他学校制服上学的女高中生。根据媒体对该流行趋势的报道，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女高中生们希望把只能现在穿戴的制服穿出可爱与舒适的愿望，以前被视为“管理象征”的制服观念逐渐转变为“展示自我的时尚”。

我总觉得学校制服给人一种束缚感，所以对于女高中生们自愿穿制服的心理难以理解，同时对她们不是“被穿”、而是主动“穿”的态度产生了兴趣。另外，将制服与市场上的服装以及其他学校的制服混搭在一起的行为也令我感到惊奇。为了在朋友们制服风搭配的潮流中脱颖而出，与其他学校制服的混搭已经成为展示自我的一种手段。制服表明学生所属学校的原始功能，至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仿制服”可以将其他学校的制服也轻松、随心地搭配在一起，不过这类服装的持续时间仅限于高中毕业之前。促使女高中生们主动穿制服的直接原因之一便是“只能现在穿”的紧迫感。如果是可以被人们自由装扮的流行服装，那么理应与年龄无关。但是制服对于她们而言，正是由于穿着时间有限，所以才更有价值。这一点倒是沿袭了学校制服的传统特色。

另外，“无须纠结于服饰搭配的随意性”则是她们选择“仿制服”的另一个原因。身穿“仿制服”的女高中生们尽管可以享受舒适感以及各式各样的搭配，但是貌似也会为选择每天的服饰而绞尽脑汁，尤其是处于颇为介意同学眼光的青春期，自然纠结于可能会暴露品味或家庭条件的服饰搭配。这种情况下，在一定范围的选择空间内考虑搭配的“仿制服”将减轻服饰选择的压力。因为学校规定了制服要求，所以她们完全可以避免选择服饰时的犹豫不决。“仿制服”现象表明，人们倾向于将这一点视为优势。

这样看来，便服市场上流行的“仿制服”，并不是与学校制服的传统风格毫无关联、不可思议的时尚趋势，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土壤之中。换言之，“仿制服”反射出了学校制服迄今为止如何被人们所接受并赋予价值的。学生们不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动机驱使下，逐渐开始需要并渴望学校制服的吗？以上就是我在“仿制服”的流行趋势中获得的对学校制服的认识。

不仅限于“仿制服”，如今的学校制服也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采用学生或家长喜闻乐见的款式，以使大部分人愉快地接受。另一方面，提起学校制服，“管理的象征”“没个性”等负面评价仍未改观。对于一定年龄段以上的人而言，学校制服是压制“个性”与“自由”的代表，是他们抗议的对象。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爆发的高中纷争01，使得学校制服压抑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当时，追求着装自由的学生们提出控诉，由此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废止制服规定的学校。另外经常被提及的一点是制服的款式出自男式立领、女式水手服的军装，容易令人联想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因此这一点也成为避忌、批判学校制服的依据，以致形成了隐晦的负面形象。“管理的象征”“没个性”“军国主义的产物”等对学校制服的消极评价，与如今的积极评价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许可以从时代的变迁中寻找这种反差产生的原因。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公认为评价从否定走向肯定的转折期，当时私立高中的制服开始向简易轻便的款式转变，投向“女高中生”制服的视线逐渐沾染了性欲色彩，制服附加商品的价值也随之提高。由此可见，学校制服的款式与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一直在发生演变。

不过，我依然存有以下疑问。“仿制服”所表明的对学校制服的偏向与需求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吗？而在此之前的学校制服是向管理主义一边倒吗？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究其原因，在于对学校制服的憧憬与穿着需求在战前已经冒出苗头，而且学校制服并不像军装那样按季度免费发放。

0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多个地区的高中生以“制服制帽的废止”“反对管理式教育”“政治活动的自由”等为口号，对学校与社会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包括集会、游行、设置教室路障等。

学校制服是自费订购的，这笔花销也是学生家庭的负担之一，因此存在学生与家长提出条件或要求解释的余地。学生的服装不仅跨越学校与家庭两个环境，而且还与学生自己的判断与行为息息相关。所以，应当由学校、家庭与学生共同选择学校制服（可是在穿戴学校制服已经成为惯例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校方强制决定）。学校单方面制定的、具有管理主义倾向的着装要求中蕴含着不能完全隐匿的各种含义与价值，而学校制服的上述特点赋予制服本身以这些含义与价值，使得具有多重内涵的学校制服观念实现了共存与竞争。“仿制服”身上体现出的对学校制服的偏向与需求绝非新生事物，而是在历史的长期积累下显露出的现象。

我并不认为至此大家就可以充分了解学校制服所映射的期待与惶惑，以及学生与家长需要学校制服的理由。因此，本书站在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学校制服确立与普及的过程，并基于具体的事例，考察对学校制服产生需求的背景与原因，以及在定论过程中伴随的争论与实践。这也是尝试性解答学校制服如何被人们所接受并赋予价值的过程。另外，本书以明治至昭和初期的女生学校制服为研究对象，其中重点论述了高等女子学校01的情况，该类学校被公认为引导了学校制服的确立与制服文化的形成。

对于明治至昭和初期女子学校制服的历史演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饰史与教育史两个领域。

服饰史领域内的研究主要围绕不同时期女学生身穿的衣服，分析了服装款式的变化。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男袴02、简易和服（不穿袴的轻便穿法）、鹿鸣馆洋装、简易和服（不穿袴的轻便穿法）、女袴03和洋服。其中，大量文献关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洋装化倾向。但是，服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装款式的变化原因与洋装化的过程，并未深入讨论表明身份与所属的学校制服究竟为何不可或缺以及如何得以确立，因此未能明确解答学校制服的定义及确立时间等问题。

与之相对，教育史领域内的研究则主要从学校制服与教育政策、时代变迁的关系中考察其发生演变的原因。尤为典型的是佐藤秀夫，他曾经广泛参阅了法令文书与学校发展史等大量文献资料，从女子教育的制度、理念的转变趋势与国家政策出发，追踪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演变史。不仅如此，佐藤对男生的学校制服也有所涉及，但是他的研究重心在于学校制服具备的社会性规制特征，尤其关注制服有助于学校培养学生现代化精神与面貌的方向性指引作用。显而易见，在佐藤对学校制服的认识当中，制服被定位为“强制性的装束”。在他看来，学校制服暴露了学校与国家对学生享有权力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的现代化工具。基于上述看法，佐藤将制服定义为“在特定的身份、阶级、职业、团体或机构等当中，仅限于在作为一名成员表现言行举止时，有义务穿戴的特定服装，即统一要求的服装”，将是否存在穿戴义务作为学校制服的确立条件。他从学校规定义务、学生遵守义务这一单向关系的角度分析学校制服。总而言之，教育史的研究深入挖掘了学校制服涉及的规制与管理问题，但并未继续探究学生或家长等围绕学校制服产生的接纳问题。

01存续于一八九一年至一九四七年间的女子中等教育机构。一八八二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附属高等女子学校成立，自此“高等女子学校”一词开始为世人所熟知。一九四七年的学制改革终止了高等女子学校的招生计划，翌年高等女子学校被废止，同年四月成立了新制高等学校。

02袴（hakama）指的是一种宽松的袴，覆盖腰部以下的身体，与束带搭配。原型出现在弥生时代，近世以来主要作为男子礼服。

03女袴开始出现是在平安时代，江户后期演变为轻便式的“灯笼袴”，在明治至昭和初期主要被用作女生制服。如今，毕业典礼上也多见身穿女袴的女性教员与女大学生。

基于上述先行研究，本书在考证女生学校制服的确立与普及过程之前，首先就学校制服的定义展开讨论。

过去的研究将学校制服定义为具有“穿戴义务”、即学校制定的服装要求。这种定义难以还原学校制服的多重性特质：既包含学校规制并管理学生服装的权力关系这一前提，又可以反映学生与家长等的意见与需求。

因此，本书重点关注了服装被赋予特定含义的过程，并基于该研究将学校制服定义为“表明‘学生’身份且佩戴所属‘学校’徽章的服装”，试图将学校制服的定义从规矩转为表象。对于女生而言，便是在表明女生身份的袴上佩戴所属学校的徽章（袴裾01的镶边或腰带）。一八九八（明治三十一）年以后，作为女性中等教育机构的女子高中日益兴起，袴也随之风靡全国，并逐渐成为表明女生身份的固定服装。不同学校增添校徽或校章的时间不尽相同，不过大致集中于二十世纪〇〇年代（即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年）。因此，本书将二十世纪〇〇年代作为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时间。

将表明“学生”身份的服装与表示所属“学校”的徽章作为学校制服的主要条件，是因为这两个标记共同形成了学校制服的主要特色。尤其是佩戴学校徽章这一点更为重要。徽章的佩戴时间仅限于学生在读期间。换言之，存在一个入学时佩戴、毕业时摘下的“戴摘”循环。这个循环使得每届新生在与毕业生交替的同时，也继承了学校制服。而伴随着这种继承模式的确立，衍生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或关联性。比如，由于穿着时间有限，学校制服便成了学生时代的象征，不仅蕴含着对穿制服的憧憬与喜爱，在毕业之后还承载着对青春年少时光的追忆。另外，佩戴徽章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与爱校心，而制服不仅加强了在校生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使不同届的毕业生感受与同窗之间的羁绊。由此可见，在学校制服逐渐发展为情感的寄托、人际关系的纽带等等的过程中，徽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01裾指的是衣服的下摆。

根据上述定义，本书将明治至昭和初期女子学校制服的演变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时期，即为袴增添徽章的二十世纪〇〇年代；在此之前的“女子学校制服确立前史”；以及“女生学校制服的转变”时期，即从袴向洋服的演变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引用了表明女子学校制服演变历史的视觉资料，即“挂轴I—VIII”，并将这八幅挂轴01作为说明服装变化过程的基本框架。这些挂轴描绘了明治至昭和初期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高中的前身——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子高中（以下简称为“附属女高”）女生服装的演变情况。作者为日本画家坂内青岚02，据说这些作品的原型正是他就读于该校的女儿。挂轴是按照和服图（三幅）、袴图（三幅）、洋服图（两幅）的顺序排列而成的，根据前文的定义，挂轴V对应的时间就是学校制服的确立期。因为挂轴V中的女学生穿着表明女生身份的袴，且佩戴有附属女高的腰带型徽章。一八九八（明治三十一）年，附属女高开始流行穿袴，并在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制作了徽章。挂轴所描绘的女生服装客观地反映了附属女高对服装要求的转变。关于附属女高的变革与服装要求的演变，请参照表i。

本书采用挂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以附属女高的事例为基础，把握女子学校制服的演变历程。该校创立于一八八二（明治 十五）年，是女子中等教育制度的先驱，发挥了全国示范作用。对于处于女子教育中心地位的附属女高，她的服装历史代表了主流趋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坂内制作挂轴时，计划在每次学生服装发生变动之际进行更新，所以挂轴也具有正式记录附属女高服装演变历程的作用。另外，本书选择附属女高、而非师范学校的事例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女子高中的学校制服是自费订购的。在以培养教师为目的的师范学校，有些情况下服装是公费支付的，这与自费的学校制服之间尚存在本质的区别。本书旨在考察自费的学校制服，所以并未以师范学校，而是以女子高中为研究对象。

01亦称“立轴”，在纸或绢上绘画写字，裱好后挂在壁龛或墙上的装饰物。

02原名泷之助，出生于福岛县大沼郡会津高田町，一九〇八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国画专业，是日本知名的历史画家。

第二，具体指出挂轴揭示的服装演变历史观所存在的若干问题。挂轴刻画了从和服经过袴，向水手服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大体总结了近代服装的变化顺序。但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种历史观，反而难以掌握某些事实。尤其是在考虑挂轴未描绘出的服装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明显。结合附属女高的校史以及毕业生的回忆记录，可以发现这些挂轴并没有刻画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鹿鸣馆时代的洋装、二十世纪〇〇年代的改良服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定的标准服。因为这三类服装与挂轴试图传达的历史观并不完全契合，所以被排除在描绘对象以外。

挂轴呈现出的服装演变历史观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洋服化的历史观，即以和服为开端，经过日本与西洋的结合，最终演变为洋服；另一种是制服化的历史观，即从服装自由，经过部分限制，直到服装统一。以上两种历史观相互重合交织出了从自由选择的和服，经过受到部分限制的袴，最后发展为服装样式完全统一的洋服这一单向的演变流程。对于这一历程，盛行一时的鹿鸣馆洋装以及既非和服亦非洋服的改良服的出现，与单向的洋服化趋势并不相符。而于一九三〇年问世的标准服则被视为两年后向制服过渡的一种尝试，因此被制服化的趋势吸收并忽略了。

挂轴向人们展示了清晰的服装演变史。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限定了历史观点，导致服装演变过程中孕育的对变化的怀疑、纠葛以及反复更正的轨迹变得难以把握。更重要的是，被洋服化与制服化的历史观所排除的事例，可能因为没有得到记录而逐渐被忘却，或者被视为偶然的事实或少数派的行为而被轻视。实际上，有关附属女高鹿鸣馆洋装、改良服与标准服的资料，与袴或制服相比的确寥寥无几。而且，尽管一部分文献也研究了二十世纪〇〇年代的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洋装化进程，但是关于改良服与标准服的研究却停滞不前，它们主要被鉴定为向主流服装的过渡。历史上“有目共睹”的服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那些“掩人耳目”的服装依然无法得到充分的研究。挂轴反映了服装演变历史观存在的具体问题，极具参考价值。

第三，考虑到上述的历史观问题，本书采用挂轴作为框架，旨在综合分析有目共睹的服装与掩人耳目的服装。具体而言，将挂轴展现出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挂轴描绘出的和式服装与未描绘出的鹿鸣馆洋装；二十世纪〇〇年代至二十世纪一〇年代描绘出的袴与未描绘出的改良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描绘出的两种制服与未描绘出的五种标准服。并且，这三个阶段分别与学校制服确立前史、学校制服的确立、学校制服的变化这三部分互相吻合（见表ii）。

各部分的概要如下所示。首先，第一部分概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确立前史，探讨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以明治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等时代背景以及女性在公共场合下的服饰穿着情况为依据，追踪了女子师范学校、官立女子学校与基督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服装演变历程，重新考察了鹿鸣馆时代的影响与评价。

第二部分讲述了女子学校制服的确立，探讨了二十世纪〇〇年代至二十世纪一〇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基于女子中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日清战争01后的服装改良趋势，重点验证了袴与徽章作为女子学校制服标志的确立过程。

第三部分研究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改变，探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生服装。该部分突出了对女子教育造成影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生活改善运动的时代背景，详尽地考察了女子学校制服的洋服化进程。

01即中日甲午战争。表i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子学校的变革与服装要求的演变参照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子学校《创建五十周年》（1932年，第118至121页）制成此表。表ii 本书的结构01挂轴VI代表1921年，但暂且归于20世纪0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与袴一并探讨。

描绘出的日式服装与未描绘出的鹿鸣馆洋装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生服装：女子学校制服成立前史

第一部将前三幅挂轴呈现出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一阶段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挂轴描绘了身穿色彩鲜艳的日式服装的女学生。每一幅挂轴中的女学生都穿着简易和服（不穿袴的轻便穿法），系着腰带，梳着日式发型，脚穿草鞋或木屐。一八八二（明治十五）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女子高中创校之初，学生守则中只规定了弘扬简单朴素、抵制奢侈华丽的原则，并无其他特定的服装要求。根据三十年代左右在校的毕业生回忆，当时的服装主要是“大小姐”式的装扮：身穿长袖和服，以鼓形结带法、竖字式结带法、贝口结带法等结系腰带，脚穿麻衬草鞋01或竹皮草履02，梳辫子、束发、裂桃式顶髻03、唐人髻04、稚儿髻05等各式各样的发髻。当时，各个家庭盛行反映阶层、年龄及品味的装束，而挂轴所呈现的便是明治时期典型的“大小姐”装扮。

但是，前三幅挂轴中并没有描绘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涌现的女学生身穿洋装的现象。在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至一八九〇（明治二十三）年的毕业照上，有一些女生穿的就是洋装，而且据毕业生回忆，约一半的学生都穿洋装。当时并没有特殊的服装规定，因此洋装应该是各个家庭的选择。

01把编织平整的麻布缝作衬里的草鞋。

02在草鞋底贴皮革、后部嵌金属附件。金属附件可防止鞋后跟破损。

02十六七岁少女的一种发式，将头发左右分开束起，再在头部后上方盘成环状。

02源自吉原花魁的发型，从中央分缝，改顶髻为十字形髻。

02儿童盛装参加神社、佛寺祭礼时多梳该发型，头顶左右梳成大小均等的发环。

这个时代出现的洋装，反映了当时欧化政策的动向。明治政府为了修改与欧美列强之间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以井上馨为首的一些人提出了欧化主义政策。这次的欧化主义并不仅限于社会制度方面，也波及包括礼仪、习惯、衣食住等生活模式在内的文化领域，女式洋装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入日本的。为了模仿携带女伴的西方外交礼仪，上至皇后，下至皇族、宫廷女官、身居要职的政府高官的夫人们都需要同男性一样，穿着洋装出席公共场合。在这种潮流之中，部分女子学校开始要求女生穿洋装，一些家庭也决定让女儿穿上洋装。不过，随着批判欧化主义的起伏，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洋装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洋装可以被理解为“盛行一时”的装扮，它的兴衰与政治动向紧密相关。

第一部主要考察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生服装，同时以洋装的引进为起点全面探讨该时间段内服装文化的形成。洋装的引进不仅对迄今为止的穿衣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是塑造全新服装文化的契机。毫无疑问，日式服装也在洋装热潮的冲击下作了新的调整。本部分从挂轴上未描绘出的洋装出发，反射了整个时代的面貌。首先，为了了解女式洋装的登台背景，第一章主要描写了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在国际社交场所、即鹿鸣馆晚会上穿着的洋装，第二章重点阐述了宫廷女性服制向洋装的转变，第三章考察了各个女子学校推广洋装的情形，验证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生服装的变化趋势，第四章则分析了束发的普及与关于服装改良的争论，旨在重新评价洋装时尚“盛行一时”的鹿鸣馆时代，认识洋装引进所带来的影响。

ChapterONE

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在调整国家机制的同时，重点提出了制定宪法与修改条约这两大课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女式洋装便与修改条约这一课题密不可分。幕府末期，日本与诸列强之间签署的条约是承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约，到了明治时期，历任外务卿（后来的外务大臣）为了修改这些条约，都致力于与列强展开交涉。其中，井上馨为了有力推动条约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推行了欧化政策，旨在实现从建筑、城市规划到衣食住风格、仪式、社交礼仪等的全盘欧化，向他们展示日本的文明形象。作为施行欧化政策的一个环节，井上开始着手建设用于宴请、招待海外来宾的社交场所。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Conder）设计，在麹町区内山下町一号建造了一座砖式二层洋楼。该建筑物竣工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被命名为“鹿鸣馆”。鹿鸣馆经常举办一些欧式宫廷风格的豪华晚会、音乐会或慈善义卖会等，成了欧化主义的象征。有一些词汇可以代表这个推行欧化主义的时代，而“鹿鸣馆”这一标志性建筑也包含在内。

在鹿鸣馆，最引人注目的是宴请政府高官、皇族、华族01、各国大使与御雇外国人02的晚会。晚会遵循西洋的社交礼仪，夫人也随同出席。在鹿鸣馆竣工之前，这类晚会多在芝离宫内的延辽馆、工部大学、官邸等多地举办。晚会种类繁多，其中只有纪念天长节03的晚会逐渐固定下来。这一规模庞大的晚会一般由外务大臣夫妇主持，自一八八〇（明治十三）年起曾在外相官邸、延辽馆、帝国宾馆等地多次举行。根据报道天长节晚会的新闻评论分析，出席晚会的皇族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外交任务，她们所穿的洋装成了彰显日本文明程度的窗口。

为了招待外国人、筹办晚会，需要了解欧美诸国的传统礼法、掌握国际礼仪。一八七九（明治十二）年，井上馨担任外务卿的同时被任命为外宾接待礼节调查委员长，与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共同负责对礼节规矩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井上二人完成了“内外交际宴会礼节”一文，囊括了晚会的目的与时间、自助餐的形式、礼法、宴会厅、邀请函的寄送时间与书写方式、宾客的座次、主办方设宴款待的礼节、男女化妆室与礼服的种类等内容。在此之前，也就是井上被派遣至欧美的一八七六

01日本一八六九（明治二）年授予以往公爵诸侯的族称。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的《华族令》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爵，代表有特权的社会身份。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废除。

02特指在幕末或明治时代，日本政府与民间雇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曾对引进西欧的政治制度、产业、教育等做出贡献。

02即纪念日本天皇诞辰的节日。（明治九）年，他多次携带夫人武子、养女末子出席各类社交场合，并教给她们外语、社交礼仪与礼服的穿法等。直至晚会举办之前，无论男女都有必要学习社交礼仪，尤其是女性，更需要来自政府高官家庭的帮助。——二政府高官夫人们的晚会洋装鹿鸣馆的竣工与舞蹈彩排会

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鹿鸣馆举办了竣工纪念晚会。在这场晚会上，身穿洋装、会跳舞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除了洋装以外，出席晚会的女性中也有的穿着纹付01白襟和服，而来自宫廷的人则穿着袿袴（详见下章）。除了井上武子与末子，会跳舞的女性还包括驻意大利外交官锅岛直大的夫人荣子、驻俄罗斯外交官柳原前光的夫人初子、长期留学美国的女留学生大山舍松、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据说，当时其他政府高官的夫人们既不穿洋装出席宴会，也不在宴会上跳舞。

01指印染、刺绣或贴嵌家徽。

因此，鹿鸣馆从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月开始举行舞蹈彩排，由驹场农学院的德国兽医学教师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詹森（JohannesLudwigJanson）担任舞蹈老师。第一次彩排是为筹备一周后到来的天长节晚会而举行的，井上馨、大山严、森有礼等政府高官的夫人们都参与了这次彩排。经过种种努力，掌握社交知识与礼仪、在晚会上翩然起舞的女性越来越多，甚至当时欧美流行的裙撑款式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裙撑款式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靡欧美的一种衣服款式：以紧身褡束缚腹部，腰后系有支撑隆起部分以突出腰身的围腰。群撑指的是使裙子后腰膨胀起来的围腰构造，包括加入棉布的圆形坐垫，在含有马毛的硬质布料上添加褶皱、鲸鱼骨头或钢圈等各种样式，以细绳或束带连接腹部。女性的天长节晚会服装与舞蹈

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十一月三日，鹿鸣馆天长节晚会由井上馨主持。出席晚会的皇族、参议、各国公使以及他们的夫人等共约一千三百人。在这场晚会上，日本女性也参与到舞蹈之中，有的女性还穿着袿袴跳舞，“夫人们或穿西洋服装，或穿日式服装，穿着日式服装的女人们发梳垂髻、身着绯色袴衣，迎着奏乐翩翩起舞”。翌年，也就是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法国海军将校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参加了天长节舞会，并留下了描写当时晚会场景的文章。对于女性的洋装，洛蒂尤为赞赏的便是井上馨的夫人武子（见图1-1）以及锅岛直大的夫人荣子。洛蒂回忆了他对武子的印象：“当时，一位手套戴至肩部、发梳美丽发髻、五官秀气俊俏、无可挑剔的女性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呆了。因为搽着白粉，所以无法辨别她的年龄。细绢长裙的衣襟上装饰着仿若盛开在森林里的碎花，色调是极为淡雅、素朴的浅紫色，难以言表地恰如其分。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的硬质刺绣下，遮掩着刀鞘形的紧致衬衣。总而言之，巴黎流行的时装款式在这位玉舆一般的令人惊叹的女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洛蒂高度赞赏了武子的洋装，对她寒暄时的礼貌也抱有好感：“如美国女人一般”。但是另一方面，洛蒂对于武子和荣子以外的其他日本女性则作了如下描写：“啊！然后是这些女人们……仔细观察，无论是稳坐在椅子上的年轻少女，还是如背景墙一般紧挨墙壁排列的母亲们，她们多多少少都令人感到吃惊。（略）但是，她们的容貌尚可，并不土气，手非常小，穿着直接从巴黎引进的服饰……可是，那些吊梢眼流露出的微笑、向内侧弯曲的足部、扁平的鼻子总令她们看上去有些异样，让人觉得一点都不真实。”

尽管洛蒂承认如壁画一般的女人们穿着的洋装的确是“直接从巴黎引进的服饰”，但是它们穿在日本人身上，却令他觉得不协调：“异样”，“丝毫感觉不到真实”。而关于舞蹈，洛蒂叙述道：“她们的舞姿很标准。（略）但那是照本宣科的舞蹈，全然不见个性的彰显，如同人偶一般。”即便是经过排练的舞蹈，在洛蒂看来也缺乏个性与自发性。只有极少数具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女性才像武子一样，即使在欧美人的眼中也可以将洋装穿出风采、将舞蹈跳出自我。

洛蒂也出席了次年——即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天长节晚会，当时束发的女性占绝大多数，“一百三四十位女性悉数束发，盘和式发髻、穿和服的只有一位来自市来町的女子”。同年，宫中开始推行洋式的女性服制，皇后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穿上洋服。而宫廷洋式服制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洋装在上流阶层的普及。

出于参加晚会的女人们对洋服的需求，一八八六年白木屋01创办了洋服部，而且在鹿鸣馆洋装流行的鼎盛时期，日本还涌现出一大批培训洋式裁剪的学校与洋服裁缝指导书。

01日本的一家百货店。三鹿鸣馆的终结与服装的变化——成为礼服的洋装与纹付白襟和服条约修改的挫折与反政府运动的兴起图1-1井上馨伯爵夫人·武子（中山千代《日本妇人洋装史》76页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

鹿鸣馆建成以后，穿着洋装出席晚会的女性比例急剧增加，但在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之后开始逐渐下滑。

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十月，英国诺尔曼顿号轮船在日本纪州洋触礁沉没，以船长为首的英国船员得以逃生，而日本乘客全部遇难。这就是“诺尔曼顿号事件”。在当时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下，对船长的判决过轻。这次事件暴露了领事裁判权的弊端，令日本人痛感修改条约的必要性。井上外相在处理这一事件的同时，与各国反复展开谈判，尝试修改条约。但是，井上的条约修改草案尽管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但却主张任用国外法官。因为这一主张有可能侵害国家主权，所以招致了政府内外的一致反对，事态最终演变为反政府运动。为控制这一局势，条约修改会议无限延期，井上也在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九月辞去外务大臣的职务。

同时，在全国目光都聚焦于条约修改之际，首相官邸依然在举办化装舞会，这又煽动了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欧化主义的批判情绪。化装舞会是欧美社交圈常常举办的一种活动，英文名称为“FancyBall”。根据新闻报道对当晚盛况的描写，伊藤博文装扮成意大利贵族，伊藤的夫人与女儿扮成西班牙的贵妇与村姑，有栖川宫穿上了西洋古代军装，井上外务大臣则打扮成三河万岁，舞会一直持续到翌日凌晨四点。这场化装舞会被视为“亡国的征兆”，受到众人的强烈谴责，政府高官中也有人批判欧化政策“走过了头”。洋装的衰退与纹付白襟和服的兴盛

一八八八（明治二十一）年，接替井上馨登上外务大臣之位的大隈重信迎来了任职的第一年。据称，当年天长节晚会的情形如下所述：“在今晚一千多名来宾当中，跳舞的多是西洋人，自称擅长舞蹈的日本人寥寥可数，可以觉察出他们婉拒的态度。在曾经的鹿鸣馆，全然不见身穿纹付白襟和服的女人，而今晚却发现了二十多位。（略）自条约修改中止以来几乎绝迹的舞会，再次成了贵妇人展现风采的场所。”

这篇报道说明，条约修改中止后的舞会更提倡自我克制。在恢复举办的舞会上，跳舞的日本人变得更少，而穿着纹付白襟和服的女性却增加至二十余人。近藤富枝指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社会舆论对女式洋装的批判，同时也受到大隈重信的夫人绫子不喜好舞蹈与洋装的影响。洋装是比较明显的欧化象征，可能会暴露夫人乃至丈夫的立场或主张，因此政治家庭对如何穿衣尤为谨慎。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以后的天长节晚会情形

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以后，由于条约修改的中止与反欧化主义的热潮，舞会的举办一时之间受到了约束，然而通过新闻报道可以确定，从第二年起，盛大的晚会再度粉墨登场。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鹿鸣馆举办了庆祝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的晚会。当日，出席晚会的人数约五百名，其中女性约一百名，而且大多数都穿着纹付白襟和服。

一八九〇（明治二十三）年的天长节晚会由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在鹿鸣馆主办。据悉，夫人随同的情况有所减少，多是丈夫独自参加。

一八九一（明治二十四）年，由外务大臣榎本武杨主办的天长节晚会在帝国宾馆举行。关于受邀女宾的服饰，一篇报道称：“在前几年洋服盛行的时候，晚会上穿纹付白襟和服的女性屈指可数，但是今晚却有大概三四十人。总体而言，携带夫人出席的人数也有所下降。”约三四十名女性身穿和服，而且在夫人陪同下参加晚会的人数逐渐降低。一八九二（明治二十五）年，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帝国宾馆主办天长节晚会。出席人数约一千人，“与去年相比，身穿纹付白襟和服的夫人或大振袖01和服的少女明显增多”。

鹿鸣馆举办的最后一届天长节晚会是在一八九三（明治二十六）年。主办方是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夫妇，但由于夫人身体不适，最终交由外务次官林董夫妇二人主持。当时的晚会邀请函上都注明了对出席者的服装要求。一般指定女性穿露肩礼服，如若不便也可以穿“白襟纹服”，男性则穿燕尾服。露肩礼服是在宪法颁布纪念庆典上规定的一种女式礼服（详见下章）。虽然目前仅存有一八九三年的邀请函资料，但是可想而知，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之后的晚会大都参照了宪法颁布仪式庆典上对服装的规定。

01根据袖子长度分为大振袖、中振袖和小振袖。大振袖为正礼服，袖长约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厘米，袖底可至脚踝。

从新闻报道对当年天长节晚会上女宾服饰的描述中可以得知，皇族妃嫔穿洋服，其他女性则穿纹付白襟和服：“小松、北白川、闲院三位殿下穿着正式的陆军服装，后宫妃嫔均身穿洋服、佩戴勋章，可谓光彩照人、万众注目。其余的夫人们大多穿白襟纹服，浓淡相宜，颇为美观。”另外，《朝野新闻》也形象地再现了女宾的服装：“穿洋装的女人越发少见，十之七八都穿着纹付白襟和服，尤其是淡色下摆的黑底和服较为常见，其余还有淡青、淡蓝、紫色等颜色，在夜色下交相辉映。外国女人的服装大多也是这些浅色，花纹中或混有其他颜色，但至多不过三种，乍一看恍若纯色。这也是为了迎合夜色，色彩缤纷的花纹适合白昼，在灯光下反不见出彩。”根据这份报道，参加晚会的女性中约二到三成穿洋服，七到八成穿纹付白襟和服。而且，为了“迎合夜色”，无论和服还是洋服都倾向于青色或紫色这类浅淡的颜色，而非色彩斑斓、造型各异的款式。在和服与洋装的相互配合下，适合出席晚会的颜色与花纹逐渐被确定下来，晚会礼服的标准得以形成。鹿鸣馆的终结与礼服的双重结构

一八九四（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场地震袭击了鹿鸣馆，正门的博风板01被震落，甚至造成了伤亡。在地震发生数月后的十一月，鹿鸣馆被转让给华族会馆，曾经的欧化主义象征鹿鸣馆自此终结了其作为国际社交场所的使命。由于鹿鸣馆与外务大臣官邸均遭受地震破坏，加上日清战争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并未举办天长节晚会。

从鹿鸣馆竣工到被转让这段时间，晚会上的女式洋装经历了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最终露肩礼服与纹付白襟和服成为正式的晚会礼服。两者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洋服与和服的颜色与花纹也相互配合，促成了晚会礼服标准的确立。这表明洋装的引进推动了和服的调整与完善。与男性唯一的燕尾服不同，女性拥有和、洋两种选择。换言之，礼服具有双重结构。

以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左右为界，女式洋装受到了条约修改的挫折和紧缩的财政趋势等影响，热潮逐渐消退，但并非完全消失。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在宫中，以皇后为首的皇族嫔妃、女官依然穿洋服。一般认为由于欧化主义日益衰退，这个时代的女式洋装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一论断有可能阻碍我们辨别洋装所带来的服装文化的形成契机。我们可以认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的欧化倾向逐渐平缓，女式洋装也得以延续。

接下来，第二章将继续围绕为国内外女性树立典范的宫廷女性服制展开介绍。

01日式建筑山形屋顶两端的山形板。

ChapterTWO

在欧化主义达到全盛时期的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宫廷女性的服装制度改为了洋式。在此之前，宫中一直以皇家装束——袿袴为正式礼服。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女性承担着国家礼仪指南针式的象征性作用，宫廷服制体现了国家对公共场合下女性服饰的要求。本章将重点介绍从袿袴向洋服演变的宫廷女性服制。

此处提到的宫廷，指的是“天皇、皇族、被称为宫廷派的天皇近侍、太政与左右大臣、宫内省相关人士等构成的政治主体”，接下来主要讨论的是针对女性——皇后、内亲王01、皇族妃嫔、女官、华族与政府高官的夫人——制定的服制。敕任官02与麝香之间诘03夫人的觐见服制

明治政府时期，敕任官或身居高位者在新年朝贺仪式上可以携带夫人一同上朝参拜，由此诞生了规定女性礼服制度的需要。一八七二（明治五）年，男性服制被定为洋装，而女性服制首次被确定是在一八七四（明治七）年。当时，敕任官或麝香之间诘的夫人如果呈交申请，便可以在新年朝贺或出国之际进宫觐见，而这种场合下的服装便被规定为袿袴。袿袴由服（小袖）、袴、褂（袿）三个部分构成，是皇族女性的服饰。与男性的洋服不同，公共场合下的女性装束选择了皇族服饰袿袴。尽管服装种类并不统一，但这是在引进夫人随行的西洋习惯后第一次规定服制。

自一八八一（明治十四）年起，敕任官与麝香间祇候可以在夫人的陪同下进宫朝贺新年，而此前一年，“敕任官与麝香间祇候夫人之服饰”规定再次出台。这份文件首次允许外交官的夫人以洋服代替袿袴。

01皇女。

02官吏品级之一，由天皇任命。

02也被称为“麝香间祇候”，是授予旧公卿、大名华族、立功官吏的名誉称号，享受优待。妇女服制的制定

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九月，日本规定了敕任官及以上品级妇女的服制。这一服制包含礼服、日常礼服、便服三类袿袴，禁用皇后或皇族专用的花纹与颜色。此外，还附加了一条“关于西洋服装的规定将于日后另行公布”。

关于妇女服制的敕令同时也下达至华族女性。一八八四年七月，日本颁布《华族令》，把对国家立有功勋的政治家、军人、实业家册封为华族，并规定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华族原本是一八六九（明治二）年授予旧公卿与旧诸侯的称号，但此时考虑到江户时代以前的门第或身份，把在明治时期立下功勋的有势者也纳入上流阶层。因此，伴随着《华族令》的颁布，袿袴制度的有关文件也下达至新晋华族。这一规定说明了非皇族出身的华族也可以以皇家装束作为礼服。而且，华族女性对袿袴的新需求还催生了一批服装定制商店（图1-2）。图1-2袿袴定做广告（《朝野新闻》1884年10月18日）

一八八四年的妇女服制赦令不仅规定了觐见服饰，还提出了对于女性日常服装的要求。之前的服制只针对在新年朝贺等仪式中随同出席的“夫人”服装，但这次服制规定还包含“日常适宜着此装束”的便服，对象也扩大至“家族中的一般妇女”，因此使用了代表普通成年女性的“妇女”一词（而非“夫人”）。二 对袿袴的印象赏菊大会的袿袴

本节将从外国人与日本人两种视角，分别描述袿袴给人带来的印象。第一章曾提到的那位高度赞赏了井上武子所穿洋装的法国将校皮埃尔·洛蒂，后来又参加了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十一月十日举办的赏菊大会，并对当天日本女性的袿袴装扮进行了描述。其中最令他津津乐道的是，他偶遇了在鹿鸣馆相识的、身穿袿袴的井上武子与锅岛荣子。“哎呀！其中一人穿着宫廷服饰，倘若不是她一贯优雅的微笑，我或许不敢相认，她无疑称得上‘井上伯爵夫人’，正是那位外务大臣的夫人。我仅在舞会（鹿鸣馆）上见过身穿浅紫色巴黎风长裙的她，再也没有人能比她穿得更典雅舒适……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女子，我也曾经见过——‘锅岛侯爵夫人’！我甚至曾经有幸与她共舞了一曲华尔兹。（略）即便如此，她们真正的变装是发生在当年的舞会吗，抑或是在今天？”

洛蒂见过武子二人洋装与袿袴的两种装扮，发出了究竟哪一种才是变装的疑问。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在宫廷相关的活动中穿袿袴，在国际社交场合下穿洋服，维持着建设近代天皇制国家所必需的礼仪。那么，武子她们的装扮中究竟哪一种是“本色”，哪一种是“变装”呢？简言之，裙撑款式的洋服是西洋的变装，而袿袴则是平安时期皇家服饰的变装。其实，任何一种都是政治变装，需要日本女性根据场合变换服装与举止。借着洛蒂的双眼，我们可以窥探到女性的礼仪服饰随着国家建设在不断地完善。皇后的装束

对于代表宫廷女性的皇后，山川菊枝曾在《女二代传记》中以日本人的视角描述了他对皇后身穿袿袴的印象。山川的母亲千世曾经在一八七五（明治八）年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亲眼见到了皇后。“皇后长发垂髻，身穿如同女儿节人偶一般的双重白襟绯色绉绸和服，绯色的袴上罩着织有黄底红菊的褂，绯色袴裾下隐约可见一双尖头的高跟鞋。（略）皇后从停靠在学校正门的马车上走下来，打开一把浅粉色的蝙蝠伞。她撑着伞，仿佛融入校园中一般消失了身影。”

据千世回忆，皇后撑着蝙蝠伞，穿着绯色袴与同色的鞋（被形容为“高跟鞋”）。学生们回忆起皇后的这身装束时，总会感慨：“皇后犹如从平安朝画卷中走下来的人物，色彩明丽的十二单服饰、高跟鞋、精美华丽的蝙蝠伞、垂髻、闲散家居的撑伞姿态，每每与她对视，总忍不住微笑起来。仿佛为了衬托白天肃穆的氛围，夜晚的学生宿舍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皇后的“可视化”与围绕皇后服饰的争论

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出身士族，在她们眼中，皇后如同“从平安朝画卷中走下来的人物”一般，散发着复古的历史气息。再加上西洋的蝙蝠伞与高跟鞋，使得古、今、东、西的对比愈加鲜明。明治以前，天皇家族的女性几乎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普通平民并没有近距离接触她们的机会。洛蒂也曾如此描述皇族与女官的袿袴装扮：“在日本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屏风上或者读物上，都无法得见。”直到明治时期以后，天皇与皇后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开始巡游日本各地，现身在公众面前。在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与赏菊大会上，皇后给女学生与法国将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皇后、皇族以及女官的服装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服装，是展示天皇家族历史与传统的服装。这与明治天皇、军队或官吏等男性穿洋服、使原有身份与出身“不可视化”的思路截然相反。

可以认为，男性穿洋服、女性穿袿袴这种差异产生的背景是宫中守旧派与内阁近代化推进派之间围绕女性服制展开的争论。与男性洋服相对的女性袿袴制度，在近代化推进派的眼中是半（反）文明化的证据，是变革的对象，但在守旧派看来则是过往习惯、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守护者，应当延续下去。自一八八四（明治十七）年妇女服制制定以来，近代化推进派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便开始期盼进入宫廷国际化的下一环节：皇后服饰的洋装化。可是天皇的消极态度阻碍了这一愿望的实现。天皇与元田永孚反对皇后服饰的洋装化与后宫的近代化，不赞同欧化主义向宫廷的引进。天皇态度发生转变、皇后服饰的洋装化最终得以完成>是在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三洋服制——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妇女服制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的内部通告与背景

女性服制从皇家装束的袿袴转变为洋服是在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首相兼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发布了以下内部通告：“关于妇女服制的前项规定自今日起作废，皇后可以在某些场合穿西洋服装，皇族、大臣夫人等也可以自由选择西洋服装作为出席朝贺等仪式时的礼服。”

坂本一登指出，皇后服饰的洋装化之所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天皇对伊藤的信赖。内阁制度创立以后，伊藤采取了一系列拥护天皇立场的举动，“消除了天皇在西洋问题上对伊藤的偏见”，最终实现了皇后服饰的洋装化。伊藤与天皇之间关系的改善不仅体现在宫廷制度的改革上，对仪式、服装等礼仪方面的改革也产生了影响。皇后与女官的洋装

一八八六年，在内部通告下达之后，皇后便身穿洋装出巡至华族女子学校与青山御所。同年十一月，在出席吹上御苑的慈善马戏、赤坂御苑的赏菊大会以及参观博爱医院之际，皇后与随行女官也都穿着洋服。

宫廷洋式服制确立之后，伊藤便向德国柏林定做皇后及女官的礼服。定做费用高达十三万日元。当年鹿鸣馆的建设费也不过十八万日元。与其相比，服装定做费堪称巨额，这笔开支由国家承担。

不过，一八八六年的内部通告并没有明确规定女性礼服的具体样式。一八九〇（明治二十三）年发行的《法令全书》中附加了包括下述内容的“参考”文献，由此可知详细规定是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〇年之间制定的。

明治十九年六月廿三日，宫内大臣发布的内部公告中规定西洋服装为正式礼服，目前宫廷礼服的类别如下所示：

自此，不同场合下的各类礼服便被确定下来。据《风俗画报》报道，露肩礼服被规定为妇女的中礼服是在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今年一月三十日，规定露肩礼服为妇女中礼服，也就是去年十一月参加宪法颁布仪式的女官、贵妇人等的装束，并且今后将继续用于各类礼仪活动。”从中可以了解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典礼是规定妇女洋式礼服具体样式的主要参考依据（图1-3）。图1-3妇人中礼服 （《风俗画报》2号14页1888年3月10日）《关于妇女服制的意见书》

为阐明女性洋服的正当性，推动洋服的普及，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一月，皇后发表了《关于妇女服制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选用洋服的主要依据在于“不仅适合站立行礼，也方便身体活动与动作舒展”的便利性，而洋服的正当性则来源于它是恢复旧制的体现，孝德天皇、持统天皇、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等历史时期的“衣与裳”同“西洋女服”之间存在结构的相似处，因此可以将古代日本与近代西洋加以结合。而且，《意见书》着重强调了国货的使用。使用国货不仅有利于制造的改良、美术的进步与商人的利益，还有可能节省成本。在宫中，女官的洋服面料由西阵的织布师定制，而御所内的裁缝室主要加工国产面料的洋服。

宫廷洋服的选用以及来自皇后的意见书使得服装标准更为明确，不仅局限于晚会或舞会等场合，上流阶层女性与官立女子学校的洋装穿着也被赋予了正当性，服制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后及宫廷女性承担着指明今后发展方向与理想状态的责任。四御雇外国人对洋装的批判伯尔兹的进言

御雇外国人对于宫廷洋式服制的变革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位就是德国医生埃尔温·冯·伯尔兹（ErwinvonBälz）。伯尔兹于一八七六（明治九）年来到日本，之后的二十六年间连续担任了东京大学医学部的老师与宫内省的御医。以下是《伯尔兹日记》中记述的伊藤博文与伯尔兹之间关于宫廷服制改革的对话。“当伊藤大人告诉我宫中将要引进西洋服装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劝，无论如何，洋服并不是按照日本人体形设计的服装，从健康角度考虑甚至对女人身体有害，也就是紧身褡的问题，而且从文化、美学角度看更不值一提。伊藤大人笑着回答我道：‘伯尔兹先生，你并不了解高级政治的追求。当然，你所说的也许完全正确。可是，我国的女人们如果穿着日本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的，只会被视为玩具或者人偶。’伊藤大人仅此一次拒绝我的忠告与期望。”

伯尔兹作为一名外籍医生，从医学角度揭示了洋服的缺点，从文化与美学角度反对日本人穿洋服，但是伊藤站在“高级政治”的立场上反驳了这一观点。服装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功能与价值，而伊藤最为看重的是洋装在国际政治中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坂本一登对伊藤的回答分析道：“日本拒绝成为西欧列强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兴趣对象，主张平等文明国家的地位。他的这席话诚恳且坚定地表达了这层意思。”与女性服装的功能、健康、文化或者美学观点相比，伊藤更重视的是彰显“文明”日本的政治观点。莫尔的提议

奥特玛·冯·莫尔（OttmarvonMohl）是另外一位向伊藤进言废止洋服制度的御雇外国人。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四月至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三月，莫尔在宫中任职，主要工作是讲述被日本宫廷视为样本的普鲁士宫廷与其国家制度，并将宫廷手册的内容翻译为英语。莫尔自一八七三年起的六年间一直担任德国皇后奥古斯塔的秘书，他的夫人则担任普鲁士王室女官。伊藤聘用莫尔夫妇是为了使二人的经验在日本皇室的激进改革中发挥作用。但是，与伊藤的意愿相悖，莫尔也同伯尔兹一样反对宫廷实行洋服制度。在莫尔夫妇来日的前一年，宫中已经决定以洋服代替宫廷女性服装，但莫尔依然向伊藤指出，圣彼得堡、布达佩斯、罗马尼亚等地的宫廷服装都选用民族服饰，建议日本宫廷也采用民族服饰。但是他的提议被强硬地拒绝了：“服饰问题在日本是政治问题，宫内省没有表达这种决定性意见的权利。”因此，莫尔夫妇剩下的工作便是从德国进口皇后礼服的样品，或者选择国内生产的布料样式等。莫尔眼中的宪法颁布仪式

一八八九（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仪式召开。当时，莫尔也在日本，并对当日天皇与皇后的服饰作出了下述描写：“在皇居御苑内祭奠皇室先租的神社中，一场神式礼拜拉开了庆典的序幕。今日，依照惯例，天皇与近旁诸人都身着白衣，宣誓遵守宪法，祈求皇室先祖祝福新的国家宪法。之后，天皇换上洋式军装，与宫人一道庄严列队，进入为本次庆典专门打造的豪华御座间。大厅中，皇后与内亲王肃立在御座右侧，亲王与外国外交使团等人则在御座左侧。（略）在天皇的右侧，皇后与诸位内亲王、随从女官一同站在高台之上。皇后头戴镶满西洋钻石的皇冠，浅红色衣裳上也搭配着里维埃拉风格的镶钻首饰。皇后与身边的诸位内亲王均佩戴着日本勋章。这些来自皇室的优雅女性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宪法颁布日定在了纪元节，最开始以神道仪式举办了纪元节亲祭仪式，在仪式上宣读了皇室典范与制定宪法的告文。据莫尔回忆，当时天皇与近旁诸人身着白色衣装，随后天皇换上洋式军装，开始举办西式庆典。正如这次宪法颁布仪式见证的那样，皇室相关的礼仪活动分为神式与西式两种，根据仪式活动的内容更换服装。在举行天皇即位或册立皇太子等仪式上穿皇家装束，而在新年朝贺庆典、赏樱或赏菊大会等日常活动中，则穿军装或西式礼服。尤其是在日常活动中，皇后与皇族需要穿洋服，而臣子女眷却可以穿袿袴，以代替洋服。尽管西式礼服已经确定，但袿袴与皇家装束的制度依然存在且更加完善。

一八八六年以后的宫廷女性服制规定：皇后与皇室在公共场合穿洋服，以展现日本在国际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在皇室礼仪中穿皇家装束，以展示天皇家族的“传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洋装的引进使得宫廷礼服具备了双重结构，体现国际文明程度与天皇家族传统的两种服装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晚会与宫廷的女性礼服具备双重结构的这段时间内，女子学校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与判断呢？接下来的一章将追溯女子学校的服装演变历程。

ChapterTHREE

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日本废除太政官制，实行内阁制度，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由伊藤博文担任，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第二年，森有礼制定了《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与《诸学校通则》五类学校令。在普通、高等小学之上设置普通、高等中学，并系统地建立了从高等中学至帝国大学各阶段的学校制度，旨在为国家及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且，森有礼认为公共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师质量，因此大力发展了师范学校。他将该类学校分为普通、高等两个等级，普通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高等师范学校培养普通师范学校的教师。此时，女子教育制度并没有与男子教育同步发展，只有极少数的官立女子学校与教会学校承担着小学之后的女子中等教育。本章主要关注培养教师的女子师范学校、官立学校以及基督教会女子学校三类女校，追溯各类学校的洋装发展过程。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部的洋装规定

一八七五（明治八）年建校的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在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与东京师范学校合并，第二年颁布的《师范学校令》又将其升级为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部。在师范学校，学费包含服装费用，所以该校规定了学生服装要求。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十一月，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部规定：“本校女生一律着洋服。禁止佩戴丝绸、蕾丝、金银或宝石类饰物。”这项规定是在宫廷妇女服制变为洋装五个月后，学校给出的回应。关于当时学校的服装，一名学生曾描述道：“不久之后，洋服开始流行，还有人穿着按喜好自制的洋服。明治二十年，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换上了洋服，有木棉白绢、唐栈、八端绸、法兰绒、斜纹哔叽等各种面料，到我毕业的时候还出现了羊绒等高档品。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前来为我们制作服装，她们穿着黑色半靴，搭配红色针织袜。”

据一八八五（明治十八）年前后入学的学生称，学生们曾经自制洋服，在所有人都变换装束之际，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则负责为该校学生制作洋服。师范学校流行的洋装并不是宫廷或社交圈中上流阶层女性所穿的高价进口衣物，而是依靠当时刚起步的洋式裁缝教育，由国内裁缝学校的学生制作。

据毕业生回忆，该校曾经作为会场举办了一场舞会。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九月进入东京师范学校女子部学习的野口雅嘉曾证实，附属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中多是会跳舞的世家小姐，而且那场舞会是以指导“男女交往的途径”为目的举办的。野口与同级的宫野琴还谈起一则逸事：由于鹿鸣馆晚会上缺少男性舞伴，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们曾经多次被驱赶出来。宫野提到，师范学校的女生都是用宿舍的窗帘制作晚会礼服的，因为没有撑起裙子的衬裙，她们只能把报纸缝起来，塞在裙子下面。除了皇族、华族以及政府高官的夫人们，师范学校的女生也经常参加鹿鸣馆晚会，承担一部分外交责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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