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那个时代的战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克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鲁迅与那个时代的战争试读：

前言

鲁迅和那个时代的战争，这里的“战争”当然主要指的是“文战”，战场是上世纪二

三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强烈的民族危机和莫测的政治纷乱之际，在危脆的国家和懦弱政府之下，各种思想潮流喷涌竞逐；为着替民族和国家寻求一个光明的未来，文化人的战斗精神正史无前例地发挥到极致。鲁迅就是其中最富战斗精神者之一。

在鲁迅的作品中，大量的杂文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一样，贯穿着一种直面现实的、凌厉的战斗精神；只不过，他的杂文作为战斗工具的作用更为鲜明和强悍，战斗的对象也更为具体。

在笔墨交锋的剑影刀光中，鲁迅“文战”的对象往往多是立场不同，非关私人的交谊，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自有他的解读和坚持，而鲁迅的精神立场的鲜明，无论放在哪个时代无疑都是可贵的。同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和他的战争的意义都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

关于鲁迅和那个时代的战争，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曾经在一个时期，鲁迅所论战过的对象们，无论在中国的政治还是精神文化领域都无不沦入万劫不复之境。而此后的年代里，在一个时期似乎又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兴起了一股专门捧鲁迅“骂”过的人的风潮，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的批评，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这大概是物极则反的一种现实例证。这种转换反映了时代的现实变迁，但也往往抽离了论战发生当时的实际背景，让历史的风景倍增迷离。应该说这两种极端都是不甚可取的。

历史的云烟渐渐的消散，今天，当我们回望和阅读鲁迅以及他在那个时代所进行的战斗，自有另一番感受。当我们不再脸谱化地看待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还原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境，这对我们民族的今天无疑更有裨益。

本书试图撷取的是当年鲁迅与他的论敌们交手的一些片段，使今天的我们籍以回顾历史的真实，体味那个新文化与旧体制博命相向、革命与改良竞相上演、理想与现实强烈碰撞的大时代，感受那时候时代的文坛风尚和精神魅力，或对我们的未来不无一种隐喻般的昭示。

书中所录的鲁迅的论敌中，有些人本就是当时中国人文界的翘楚，如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顾颉刚等，有些人因为鲁迅作品在中国大地的广传而为人熟知，如杨荫榆、邵美洵、叶灵凤等。他们身处不同的领域，无可否认的是都在中国近代的文坛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进入过鲁迅匕首与投枪的射程。那么，鲁迅和他的论敌们之间刀来剑往的战争是怎么发端的、来龙去脉如何？你攻我守的回合转换中上演了什么样的故事和精彩？在书中都做了较为详尽的呈现，请大家共鸣。作者

第1篇 “容忍”的胡适和“不饶恕”的鲁迅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改名为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近现代著名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曾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

一

鲁迅和胡适都是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界的巨匠和旗手。鲁迅生于1881年，正好大胡适十岁，但他的成名却比胡适要晚得多。

早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闻名于国内文化界的“文学革命”先锋人物。而这时的鲁迅还是“临时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以抄古碑校古书来排除精神上的苦闷。正是文学革命的号角，吹散了萦绕在鲁迅思想上的乌云，让他振奋起来。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震撼文坛的《狂人日记》，并首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显示了文学革命最丰厚的实绩。

胡适对此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说，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成绩最大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

四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在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主张。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特别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多有共识：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鲁迅倡导文学革命，注重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他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表述说：“我做小说，是开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则注重从理论上突破，先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否定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革命文学的论述。《鲁迅日记》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过从甚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时，也曾多次向鲁迅请教。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有明确描述两人友谊的片断：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对对方的观点，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在此后的六七年间，胡适与鲁迅的来往比较多。仅《鲁迅日记》记载，鲁迅致信胡适十数次，得胡适回信十封。他们互访过，也在一起吃过饭；而更多的，则是写作和学术上的交流，互赠资料和自己的作品。

然而，在《鲁迅日记》中，从1925年以后，胡适的名字却消失了。是什么事情使胡适与鲁迅断绝了往来呢？

二

1925年时的鲁迅，正由官场走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了议政之路。当时在鲁迅的文章里有明确记载：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而后，胡适与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互递秋波。于是，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一个成了现政权的批评者，两种选择，使两人分道扬镳，站在了对立面上。他们以各自为中心，分别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使寂静的知识界一时热闹起来。

在鲁迅与胡适的不同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见上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是知识界的重任；胡适想的却是，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助现政权的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胡适先后主持过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的周刊，就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高度关切。反观鲁迅，他走向民间，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声。他对于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直接公开批评胡适。随着矛盾公开化，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从大的方面看，胡适曾主张“不谈政治”，后来他却公开出来大谈特谈政治，还爆出了一些令舆论哗然的政治事件，这些都可能引起鲁迅对他的不满和反感。而且还有一件事则很可能直接惹恼了鲁迅，这就是1924年以来发生在北京的女师大事件。

当时，围绕着女师大的学生风潮，在校内外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无情揭露章士钊、杨荫榆的倒行逆施行为；一种是以陈西滢为代表，袒护章、杨的专制和蛮横，对学生的正当行为横加指责。由此引发了鲁迅和陈西滢长时间的论战。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但从他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可以看出，他对体现爱国热情的学生运动虽然也给予了肯定，但对此次“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这样的结局是颇有异议的。而这在鲁迅看来，就是在为章士钊开脱，完全与陈西滢穿着一条裤子说话。所以在与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也曾多次不点名地讥讽胡适。

有趣的是，在1926年5月24日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忽然在天津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同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朋友们和解，结束这场由猜疑和误会引起的意气之争。但是，让胡适意料不到的是这封信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鲁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从此就与胡适彻底决裂了。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展现出疾恶如仇的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相比之下，胡适却对鲁迅表现出了大度和超然，他从来没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鲁迅人格的不敬。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对鲁迅的大度和超然，恐怕就源于这种“敬爱”的“真情”。

不过，鲁迅骂胡适却不搞人身攻击，也对胡适不无肯定之处，一代大师的风范显露无余。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鲁迅与胡适政见分歧的时代，正处在中西方文化冲突最激烈、最血腥的时代。当时，西方文明通过军事征服与经济扩张在全世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而民初的中国也曾迎来一个最为西化的时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人自觉把文艺当作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工具，并进而让文艺承担起挽救中国政治危机的重任。

两人在“整理国故”问题上的争论是双方分歧中最具冲突性的一次。“整理国故”的口号，是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提出来的。他们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之名，行复古之实。针对“国故社”的倒行逆施，北大进步学生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新潮社”，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

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有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客观说来，胡适最初的基本精神与“新潮社”是一致的，且某些地方尚有发挥。然而，由于胡适的“从政”，他随后的“整理国故”主张则偏离了最初的观点。他鼓励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并给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到了支持作用。接着，他又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国家的纷争、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学生的求学热心与兴趣，这基本上就是走到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

对此，鲁迅不再沉默，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的内容和方向转变带来的弊端，他鼓励青年关心实事，参加现实斗争，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地死读书、读死书，其观点和矛头直指胡适，犹如匕首投枪。三

在鲁迅去世之后，作为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又同是文化界名人的胡适同意增补自己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委员，还为许广平拟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尽力帮忙。

当时，鲁迅逝世后，一股诽谤鲁迅的言论如潮涌来，其中对鲁迅批评最烈者，莫过于武汉大学的苏雪林。当她向胡适夸耀其批鲁迅的言论时，立即遭到胡适的批评，认为苏雪林言词失当，“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此时一些好事者又翻起了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即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作品。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胡适读过《中国小说史略》后，极为悦服地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可是，陈西滢却发表文章，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他还对徐志摩说，这本书“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或是“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蓝本”。鲁迅对此极为气愤，即时发表文章予以答复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时隔十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被译成日文，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已译成中文，读过这两部著作的中日两国学者，再没有一个人指出鲁迅有剽窃之嫌。鲁迅为此感慨地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恶名，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西滢教授。”胡适认为历史已做定论，他有责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所以，在致苏雪林的信中，他说：“说鲁迅之小说史是袭盐谷温，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自此之后，凡是涉及到鲁迅的话题，胡适还是能从实际出发，给以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对鲁迅的思想发展及其作品（主要是后期杂文）难免有所误解和贬低。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有一个很长的讲话，说到新文化运动时，他说：“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直到晚年，胡适仍如此评价鲁迅，这也是很难得的。四

对比胡适和鲁迅的精神风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鲁迅的写照不妨用他自己临终前的格言“一个都不宽恕”；相反的，胡适到晚年孜孜无怠，力倡“容忍与自由”。因此，胡、鲁之间横亘着一道宽容的分水岭，它使“容忍”的胡适和“不宽恕”的鲁迅最终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精神标志。

把宽容与否判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宽容从来仅被视为一个“度量”（肚量）问题。诚然，度量与宽容有关，但仅是度量则无法度量出宽容那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宽容在这里，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理念——价值理念。胡、鲁作为从

五

这对比可以用十个字概括：“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前者是鲁迅的提倡，后者却是胡适的警惕。

什么是“明确的是非”？1935年的上海文坛，依然混战无已。鲁迅认为：“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鲁迅的意思重在句末，即：文人在论争时，是则好之，非则恶之，是非不但要“明确”，好恶更得要“热烈”。这一原则，不用说，鲁迅在他自己参与的历次论战中，都坚定不移、以身作则了。“正义的火气”源于1959年胡适写的第一篇《容忍与自由》。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在一篇文章中，胡适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正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胡适方才十七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在北大，北大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这两件己对人和人对己的往事并作一类，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坚持了一辈子自由主义的胡适，越至老境，越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比较之下，胡适从年轻至老年有过上述这样的精神蜕变，鲁迅则没有。鲁迅以本身就很热烈的口吻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莱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原来，鲁迅对于所憎者的“热烈地拥抱”，就是胡适十七岁所引《王制》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杀。五

鲁迅、胡适同为20世纪现代中国的文化巨擘，他们同时扛起了中国文学现代化、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大旗，然而他们最后却因不同的文化性格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的复杂而迷人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胡适有句话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这句用来形容鲁迅与胡适自己并不为过，假设中国现代是一座大森林，胡适是狮子，鲁迅是老虎，绕开他们俩人去谈中国现代文化史是不可能的。而狮子与虎的王者角色大概没人反对，纵使大家都不服谁，狐狸与狗在表面上也不得不俯首称臣。

胡适、鲁迅和陈独秀，在当时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三巨头”，而后三人又都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来，陈独秀和鲁迅在“五四时期”表现为左倾，令胡适非常不安。胡适与鲁迅在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但方式不同。胡适要的是改良，鲁迅要的是革命，二者必然会有所冲突。胡适标榜的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更体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革命性。鲁迅毕生都在为把中国人改造成不做奴才的自觉的现代人、把人民改造成文明的人民而努力，他对一切调和的立场都不能容忍。

从学术角度看胡适、从文学角度看鲁迅，胡适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精湛专业的头脑，但却是很多方面的启蒙领路人，他是特立独行的最具人格魅力和知识风范的伟大学者，而且是个哲学家；鲁迅则首先是个光明磊落而大刀阔斧地横扫历史的伟大作家，其次才是个合格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现代中国出现两批不同的文化人，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鲁迅和胡适还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两大流派，即留日派和留美派。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之巨是人尽皆知的，他们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领域，引领了清末至民国的中国时局。

鲁迅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批留日学生。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的流向是到日本而非英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离中国近、留学费用少。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此外，尼采的超人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也有较大影响。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当时的鲁迅。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在跟那些左翼的年轻朋友接触的时候，在他们的鼓动下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书，到了他的晚年，他的价值观趋向是倾向于苏俄社会主义的。

胡适比鲁迅小十岁，到胡适能够留学的时候，中国人留学的热点已经有所转移了，不再是日本而是英美，特别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学”。胡适到了自由主义大本营，他耳濡目染吸收的自然是自由主义的影响，这对胡适一生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胡适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奇怪，而是水到渠成的。

第2篇 鲁迅与“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

一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他笔耕不辍，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多达2000余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有《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一

梁实秋所做最有影响的事，可能并不是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也不是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而是与鲁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两人围绕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翻译理念、文艺政策等诸多论题，展开了一场互有攻守的持久论战，直至1936年鲁迅不幸逝世才自然结束。这场论战给读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达40余万字，以致后人编有《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一书，记录了论战的全过程。

这场论战乍起时，鲁迅已是当时中国文坛的巨擘，声名卓著，是文学界、思想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比鲁迅晚来人间22年的梁实秋虽曾写过新诗，被称为“豹隐诗人”，但只是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初露头角的新人。当时，他毕竟是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24岁的小青年，知梁实秋者又有几人？可就在这有着极大反差的二者之间却展开了一场论战，二人真可谓是“忘年敌手”。

梁实秋的祖父是官居四品的清朝官员，父亲是首都警界人士，他也可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了。梁实秋本人也很聪慧，13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即今清华大学之前身)。在此期间，他与好友闻一多合作发表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得到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来信称赞。21岁时，梁实秋留学美国，后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师从美国著名人文学者白璧德，获得哈佛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梁实秋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很深，在他后来的著书撰文上也有意无意带着精英主义的烙印。大概也就是这种烙印，引起了关心普罗大众的鲁迅的反感。

鲁、梁后来的论战，主旨着重于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的人性问题；二是关于翻译中的硬译问题。“丧家狗”事件，是这场论点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插曲。虽然论战中还涉及了其他问题，但基本都是论战过程中出现的附带问题了。二

一般认为两人论战最初的起因是1927年梁实秋发表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但实际上在1926年，梁实秋在《晨报副镌》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后，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鲁迅于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以及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都已开始对梁实秋的观点发表辩难。同期有一个叫“徐丹甫”的给予了回应，评“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这个“徐丹甫”即是梁实秋的笔名。至1927年梁实秋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开始，双方正面论战正式展开。

梁实秋从美国回国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1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2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

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二七，一二，二三。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1930年，梁实秋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在文章中，梁实秋也不客气地写道，“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没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能侥幸得到资产，但是他的资产终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聪明才力的人虽然暂时忍受贫苦，但是不会长久埋没的，终久必定可以赢得相当资产。”“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梁实秋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很快受到了左翼文学理论家冯乃超的批评。冯乃超是广东南海县人，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对梁实秋从骨子里弥漫出来的“贵族”气息很反感，当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文中甚至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走狗”，“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看到这篇文章后，梁实秋撰文《“资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复，文中不无委屈地辩解：“《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3“资本家的走狗”

梁实秋

写完前一段短文，看见了《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一页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阶级社会的艺术”，也是回答我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那篇文章的。《拓荒者》的态度比较鲜明，一看就晓得那一套新名词又运用出来了，——马克斯，列宁，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等等。但是文章写得笨，远不如鲁迅先生的文章的有趣。

这篇文章使我感得兴味的只有一点，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给了我一个称号，“资本家的走狗”。这个名称虽然不雅，然而在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口里这已经算是很客气的称号了。我不生气，因为我明了他们的情形，他们不这样的给我称号，他们将要如何的交代他们的工作呢？“资本家的走狗”。那意思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资本家了，不过是走狗而已。我既不是资本家，我可算是哪一个阶级的呢？不是资产阶级，便是无产阶级了，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呢？查字典是不行的，韦伯斯特大字典是偏向资产阶级的字典，靠不住。最靠得住的恐怕还是我们的那部《拓荒者》。第六七二页上有一个定义（我暂时还不知道那里发售无产阶级大字典，所以暂以这个定义为准）：“无产者——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呢？它是除开出卖其劳动以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持其生计的，又因此又不倚赖任何种类的资本的利润之社会阶级。”这个定义是比韦伯斯特大字典上的定义体面多了，中听多了！我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了，因为我自己便是非出卖劳动便无法维持生计。我可不晓得“劳动”是否包括教书的事业，我的职业是教书，劳心，同时也劳力，每天要跑几十里路，每天站立在讲台上三四小时，每天要把嘴唇讲干，每天要写字使得手酸，——这大概也算是劳动的一种了罢？我不是不想要资产，但是事实上的确没有资产，一无房，二无地，那么，照理说我当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了，我自己是这样自居的。为什么无产阶级文学家又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呢？假如因为我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家便说我是资本家走狗，那么，资本家又何尝不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说我是无产阶级的走狗呢？也许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走狗了，那么，只好算是资本家的走狗了。

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的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经做了走狗，已经有可以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

梁实秋在文章中当然不仅仅是做辩解。只不过，他的反击更隐蔽，显示出绵里藏针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这段话的影射意味是比较明显的。

除此之外，梁实秋在后来发表的《答鲁迅先生》中继续影射鲁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这两段话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文章发表仅两年之前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一时间在全国上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刑事罪，直可判处死刑。梁实秋影射左翼作家“领卢布”，无异于借刀杀人。借谁的刀？当然是国民政府了。

鲁迅在看了梁实秋的文章后，决定亲自出手反击梁实秋，“来写它一点”。于是，被收入中学教材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华丽登场。4“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5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6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

7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8“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9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一九三○，四，十九。

针对梁实秋的辩解，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继续猛烈攻击，“大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另外，针对梁实秋“领卢布”一说，鲁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反驳，“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鲁迅的这篇文章一出世，可谓一锤定音。以鲁迅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分量，从此，作家梁实秋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就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和梁实秋此番论战的重头戏体现在一个“乏”字上，因为论战的深意已经超出普通的文人论战，而直抵敏感的政治神经。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和《“资本家的走狗”》两文中写出了暗指“左联”和鲁迅的三件事：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梁实秋说：“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在白色恐怖时代，“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鲁迅认为梁实秋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鲁迅说：“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

鲁迅明骂梁实秋，实际上也在帮左翼“解套”，特别是最后两句用意非常明显：“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言外之意是说，我们还是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论战，你梁实秋不能把文艺批评政治化，不要把国民党当局引进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乏走狗”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檄文，鲁迅这样的表述等于也给梁实秋留有余地。

写完后，鲁迅对自己这篇文章很满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写好这篇杂文交给《萌芽月刊》时，“他自己高兴得笑了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在这次论战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在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中，前前后后，两人你来我往的文字主要约有以下这些：

梁：《卢梭论女子教育》VS鲁：《卢梭与胃口》（1928年）

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VS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29年）

梁：《论鲁迅先生的“硬译”》VS鲁：《几条“顺”的翻译》（1929年）

梁：《“不满现状”，便怎样呢？》VS鲁：《“好政府主义”》（1929年）

梁：《文学与大众》VS鲁：《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

梁：《“资本家的走狗”》《答鲁迅先生》《鲁迅与牛》VS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

鲁：《关于翻译》VS梁：《翻译之难》（1933年）

梁：《病》VS鲁：《病后杂谈）（1934年）

……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鲁迅和梁实秋这两个论战当事人的预计。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与鲁迅的说法遥相呼应；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

梁实秋离开大陆，对于他个人而言，是福是祸，倒也难以一语说清。不过，晚年的梁实秋在台湾创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四

1970年，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发表了《关于鲁迅》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回忆和评价这位当年的文坛论敌。文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这篇文章里，梁实秋说，一方面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梁实秋在承认鲁迅的出类拔萃之后，又指出了他所认为的鲁迅的弱点，笔如刀，但却太过消极。或者说，在梁实秋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只发“不满现状牢骚”的人。所以，梁实秋说“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他希望鲁迅不仅发牢骚，还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找到一个解决不满意的“办法”。

曾经有人说从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读出了“一代文豪、文界先辈的大度、风度与高度”，其实，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里是能读出一种天然的优越感的，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的呢？这大概又与梁本人的出身有关。正如梁实秋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所说，所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他认为鲁迅的“怨恨之气”来源于他的“一生坎坷”。照这样的逻辑，那也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梁的所谓“大度、风度”也恰恰来自于他优良的出身、顺畅的人生经历。那么梁实秋本人逃出这个常理了吗？显然没有。而所谓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所谓的大度和风度，也就不过是出于一种阶级性带来的优越感而已。

更何况，历史的车轮在滚滚然向前进，每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都有其最有价值的声音和风度。处在近百年前的中国，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抉择。改良主义，当然和所有想要当时的中国变得更好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样，都有其积极和先进的一面，并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已经到了非进行划时代彻底革新不可的地步，鲁迅文章中的所谓“革命性”，恰恰是那个时代沉疴已久的中国所需要的。当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在热血和抗争的曲折历程中行进到今天，知识精英们更不必仅仅因为当今时代的平庸、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而轻易否定鲁迅的价值。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28年1月24日的《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收入《而已集》。

2.指梁秋实的《文学批评辨》一文中的观点。“上海的教授”指梁秋实。

3.本篇和《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同时发表于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4.本篇最初发表于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5.指《拓荒者》第二期（1930年2月）刊载的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阶级社会的艺术》，它批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观点。

6.梁实秋所说的“我不生气”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话，都见于其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的《“资本家的走狗”》一文。

7.《答鲁迅先生》也见于《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在文中说：“讲我自己罢，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

8.指“三一八”惨案。

9.“学匪”，1925年12月30日国家主义派刊物《国魂》旬刊第九期上，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指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学生的鲁迅、马裕藻等人为“学匪”。

第3篇 鲁迅与中国第一个女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1884—1938），小名申官，江苏无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学习近代数理知识。1907年，江宁学务公所录取女生官费留学日本，杨荫榆有幸成行，她先入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后转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1年，杨荫榆毕业回国。

1913年，她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此后十多年，杨荫榆先后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执教于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苏州沦陷。杨荫榆于1938年1月1日惨遭日军乱枪杀害，时年54岁。

一

1926年3月25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大礼堂里正在纪念两位非正常死亡的学生，她们是刘和珍、杨德群。大礼堂外，鲁迅满脑子都是一个女人的形象，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时，他还在想着，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残忍？“先生为刘和珍写点什么吧！”那熟人说完就走了。鲁迅决定下笔写。文中除了纪念刘和珍的点滴往事外，更少不了对那个叫杨荫榆的女人的痛斥。在他一生的论战中，或许再没有第二个女人能够被他如此重视、如此激烈地斥责。

翻开这位手持“匕首”的作家的文集，从1925年5月10日写的《忽然想到之七》到1925年8月的《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再到1925年11月23日写的《寡妇主义》，直到1926年4月写就并进入中学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杨荫榆的恶名无篇不在：张牙舞爪，恶婆婆，武断，迫害，“可恶、卑劣”……，成了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华民国的教育史上，有两位知识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吴贻芳，另一位就是杨荫榆。她们同为女子大学的女校长，地位相当，命运却迥然不同。后者是坏校长的标本，前者是好校长的典范，这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盖棺之后的定论。当然，任何历史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那些负面人物，“一居下游，则天下之恶尽归焉”，这种最方便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何况当年给杨荫榆判处“极刑”的是鲁迅先生，就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一番。二

杨荫榆曾在1918年公派留美。到达美国后，杨荫榆曾担任了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可见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期间她与杜威、孟禄等著名学者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熏陶。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但这时的杨荫榆数年在国外，久隔重洋，受着欧美的熏陶，而中国国内的时势却日新月异。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了。经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国人尤其是学生对专制、独裁与黑暗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他们勇于挑战权威，不怕压制。杨荫榆把从西方学来的那一套教育理论，不加甄别地运用到中国教育上，在当时政治黑暗、国家动荡不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担任女师大校长后，她要女学生们只管读书，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她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一时间这句话被女生当成笑谈，暗地里讥讽她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并排挤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教师。这导致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于1924年8月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没有按时报到。身为校长的杨荫榆为了整顿校风制定了一个校规，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但是，在具体处理时却只严厉处分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三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为亲密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风潮”爆发后，杨荫榆通过北洋政府进行压制，开除了包括许广平、刘和珍在内的学生运动骨干，导致风潮进一步激化。鲁迅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讥讽嘲骂，说她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把杨荫榆所推行的教育路线称为“寡妇主义”：“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常不免发生变化，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鲁迅骂杨荫榆“寡妇主义”是有由头的，杨荫榆早年有过不顺利的一桩包办婚姻，此后，杨荫榆到日本公费留学，学成后再次被选派赴欧美留学，再也没有结婚。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并选出代表前往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黑暗的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成员的议题。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27日，鲁迅、钱玄同等七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几天后，“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1925年8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为了对付学生的“驱羊（杨）运动”，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更是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举彻底激怒了北京学界众多知名人士（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杨氏惹火烧身，成为头号“标靶”，遭到口诛笔伐。北洋政府教育部扛不住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将杨荫榆当成替罪羊，免去她的教职，以息公愤。当年，鲁迅逮住杨荫榆所导演的全武行，在8月10日发表的杂文《女校长的男女的梦》中写道：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这是她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自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文章在最后一句骂杨荫榆和她的追随者为“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什么是虔婆？中国古代传统的女性职业“三姑六婆”中的一种，指开设青楼楚馆、媒介色情交易的妇人，亦即“淫媒”。说白了就是妓院的鸨母，或是社会上俗称的“贱婆”，这句难听的骂街话，专骂年老妇女。鲁迅骂人并非不带脏字。

杨荫榆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她走得狼狈不堪。但鲁迅不依不饶。1925年11月23日，他的《寡妇主义》中也能找到杨荫榆的影子：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三一八”血案发生前后的事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后来在她的《忆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有一段记载：

父亲当时想用“读书救国”来办教育，因此企图整顿学风，严格考核。他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从而激怒了学潮青年。……“女师大”的学潮闹得很凶，得到鲁迅的支持。进步学生抵制父亲任命的校长杨荫榆到校任职。父亲最后下令解散“女师大”，其实是为把造反的学生赶出学校，平息学潮，使“安分守己”读书的学生继续按父亲的宗旨上学。说到这段历史，父亲不禁自己笑了起来，他说当时许广平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