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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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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顿棒糖试读：

英文版导言

对更广大的世界而言，20世纪

3

除此以外，布赖顿也是以赛马场为中心的犯罪活动场所。投身写作事业的格雷厄姆·格林之所以被这个城市吸引正是由于布赖顿的这一阴暗面。他不止一次到这个城市来，为了感受这里的气氛，也为了搜集创作素材。他用取得的材料写了一部小说《一支出卖的枪》（1936），书中一伙黑帮的头子，向赛马赌注登记人勒索保护费的“好斗的”凯特后来为敌对的科里奥尼帮派割喉，死于非命。

从凯特被谋杀演绎出《布赖顿棒糖》（1938）的一段故事。最初，这段故事本预备写成一部易于改编成电影的犯罪小说。在一家报纸供职的弗莱德·海尔曾经被凯特的敌对帮派科里奥尼雇用充当他们的告密人。为了复仇，凯特的“副官”宾基·布朗杀死了海尔。谋杀的手段很可能是把一根人称布赖顿棒糖的红蓝两色硬糖棍插进被害者喉咙里（书中并未描述这一场面）。死后尸体检验警局宣称海尔死于心脏病。

如果海尔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没有碰见艾达·阿诺尔德，一个依靠同男人交际为生、逍遥洒脱的中年女子，如果罗斯，一家餐馆的年轻女侍没有偶然发现宾基作伪证的纰漏，宾基这伙人的杀人真相是不会有谁怀疑的。这两条线索相互纠结，推动了《布赖顿棒糖》的故事情节逐步向前发展：一方面宾基试图把罗斯的嘴封住，先是同她结了婚，其后又用甜言蜜语骗她自杀殉情；另一方面是艾达孜孜不懈地插手干预。开始的时候她只是想把海尔暴亡的事查清，后来又努力把罗斯从宾基手中解救出来。

宾基是布赖顿最贫困的穷人街区的产儿。父母都已去世。他在学校受的教育不是来自课堂，而是来自强者欺凌弱者，间或对弱者施虐的等级制度。离开学校以后，黑帮头子凯特成为他的养父或兄长，他也就把凯特把持的帮伙当成自己家庭。对布赖顿外面的广大世界，宾基一无所知。

宾基没有道德感，没有怜悯心，严峻呆板，对“非我族类的人”、对“雷子（警察）”恨之入骨。“雷子”是“非我族类的人”用来压制他的手段。一句话，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型的冷血动物。他不相信女人；在他的思想里，女人除了结婚和生儿育女外没有别的心思。他对男女之情感到厌恶，脑子里一直记着小时候每周周末躺在床上倾听父母在另一张床上被子底下兴风作浪的情景。凯特死后，他率领的一班人免不了都有些和女人勾勾搭搭的事，只有他一直把自己封闭着，一直保持着童身。对此他感到羞耻，但又不知道如何逃避。

走进他生活中来的是女侍罗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怯懦的女孩儿。只要有哪个男孩儿对自己感兴趣，她立刻会拜倒在这人脚下。宾基同罗斯的一段纠葛，在宾基一方是一场激烈斗争，力图阻止爱情闯入自己心中；在罗斯一方，则是不顾死活，甘心充当爱情的奴隶。为了防止一旦受审罗斯可能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词，宾基同她办理了登记结婚手续，尽管两人都知道，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冒犯圣灵的大罪。宾基不但同罗斯结了婚，而且同她行了夫妻之间应尽的礼数。叫宾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再次感到厌恶和鄙视，相反地，他发现做爱并不是什么坏事。事后回味起来，他还不无快乐和自豪感。

在宾基封闭的内心里，他只又进行了一次激烈思想斗争，几乎叫他打消自赎的念头。那是在他驾车带着罗斯驶往一个偏僻处所的路上。如果他的筹谋顺利实现，罗斯就要在那个地方开枪自尽……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一阵非常强烈的激情向他袭来，仿佛是有个什么东西拼命要钻进来——巨大的翅膀狠狠压着窗玻璃……假如汽车的玻璃被压碎，假如那禽兽——管它是什么——扑了进来，天晓得它会干出什么来。”

把宾基同罗斯联结在一起的是两人都是罗马公教教徒，都是正统教会的儿女。他俩虽然对教义的了解很不完备，却从中得到不可动摇的优越感。两人信赖最深的是天主对世人的施恩赦罪。这一教导的大意曾有一位无名诗人写了一首小诗进行概括，两人都深记脑中：“请不要评判我，我的友人，

我也不评判你，这你知道。

即使在马镫与地面之间，

我祈求恩赦也能得到主的宽赦。”

在天主教教义中，天主的恩赦是不可知的，无法预见的，因而也是神秘莫测的。如果依靠天主仁慈而得救，把悔罪往后无限拖延，直到即将从马镫坠落到地面之时，这是犯了傲慢无礼之罪，是极重的罪愆。格林的《布赖顿棒糖》写得成功处之一就是把这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夫妻，一个年轻的社会混混儿和一个渴望得到爱情的小女孩儿，提高到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恐怖的魔鬼般的傲慢地步。

宾基是否会遭天谴？在本篇序言中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小说结尾时，宾基从悬崖上掉下去，他的灵魂究竟飞到何处，作者并未给出任何暗示。在某些情况下，依靠天主施恩赦罪并非来自精神上真诚地感觉天主确能叫这种奇迹发生，我们又怎能作出判断呢？值得一提的是，格林在若干年后曾写下自己的想法。他不赞同罪人会遭受永世惩罚这一教旨。人世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他说，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座炼狱了。《布赖顿棒糖》是一部没有英雄人物的小说。但是在弗莱德·海尔死前邂逅的一位女性艾达·阿诺尔德身上，格林却创造了一位不落俗套的女侦探。艾达不仅机警，而且办事胸有成竹，不折不挠。在思想意识上，她是天主教教徒宾基和罗斯的对立面。宾基和罗斯相信善与恶，艾达虽然也贪图享受，却相信更为现实的是和非，相信法律和秩序。宾基和罗斯相信得救和天罚，特别是后者，而艾达却没有强烈的宗教感。可以说，她除了招魂板以外并没有什么信仰。当我们读到艾达充满母爱一再试图把罗斯从她的那位魔鬼情人手中抢救回来的场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一种世界观相信死后灵魂必有所归，另一种世界观只看重今生，可以说是现实的、唯物的。两种思想冲突激烈，尽管当事人对他们各自的想法并无清楚的了解。

虽然最后获胜的似乎是艾达的观点，但小说作者却把她的胜利写得不那么确凿，写得有些强加于人，令人不能不有所怀疑。这也正是格林这部小说写得巧妙、成功的地方。因为归根结底，《布赖顿棒糖》讲的不是艾达的故事，而是宾基和罗斯的一段扭曲的恋情。两人都非常年轻，准备面对灵魂得救或受惩罚这一问题的是他们，而非艾达。

罗斯忠实于自己的恋人，她的感情从未动摇过。直到故事结束，她一直把艾达，而不是宾基，当作引诱自己受骗的坏人。“她（指艾达）应该受到惩罚……她不懂得爱情。”即使最坏、最坏的事情发生，罗斯还是宁可同宾基一起在地狱里受罪，而不愿意投向艾达使自己得救。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宾基的命运，所以也无法知道，罗斯对宾基的忠实感情能否保护着她，叫她听不到宾基从另一个世界对她讲的那句可怕的话（这句话录制在一张胶木唱盘上）。

格雷厄姆·格林这一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看法深受T·S·艾略特《荒原》的影响，格林也不例外。他本人就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例如，他对布赖顿的描写非常生动，用的就是印象派诗人阴暗的比喻手法：“无边无际的黑暗把她潮湿的嘴贴在一扇扇窗玻璃上。”但是他在自己后期创作里有意控制了这种诗化语言，认为这种描写手法突显语言，有伤文意。在这部小说的风格上更为突出的是处处可见的电影手法。

2

从格林早期作品《斯坦布尔列车》（1932）起，他的许多小说都带有运用电影手法的标记：更多从外部进行观察，作者不加评注；场景与场景间剪辑紧凑；重要的与次要的事物同等重视，等等。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格林说：“我描写一幕景象时不是用摄影师的眼睛，而是用电影摄影机的移动镜头，因为摄影师的眼睛只能使事物凝固不变……我一直使用摄影机，根据我的角色和他们的活动不停拍照。”《布赖顿棒糖》在处理赛马场一场暴力打斗中可以看到美国名导演荷华德·霍克斯的影响。巧妙利用街头摄影师为斯比萨拍照这一插曲以推进情节发展，让人想到阿尔弗莱德·希区科克的惯用手法。许多章节结尾镜头总是从人物转到自然风光上，比如说，月光照耀着城市、海滩等等。

在创作《布赖顿棒糖》时，格林正力图使自己的叙述技巧更加精练。亨利·詹姆斯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是他的两位老师，帕西·卢伯克的著作《小说技巧》是他的教本。在技巧上，《布赖顿棒糖》虽然还称不上完美——分析宾基心理活动时常为作者自己的评注打断——但在着重探索隐匿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邪恶这一方面，这本书堪称詹姆斯风格小说中的一本述作。《布赖顿棒糖》还有其他一些缺点。非常清楚，格林同情的是那些自律不强、没有工作的穷苦人。书中有一个场景——宾基去罗斯家见她父母——格林本可以抓住详尽剖析一下这类人的生活，但他的描述却只叫读者感觉怪诞，失掉打动人的力量。小说接近结尾时，节奏有些缓慢——作者描述宾基一伙人每个人的命运占用的篇幅太多了一些。

在整本书中，格林并没有施展编写对话的机会，我们知道（虽然作者并未明白宣布），这是他刻画角色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唯一的例外是律师普瑞维特。此人夸夸其谈，堪与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媲美。

1970年格林出版了作品选集，《布赖顿棒糖》一书的文字略有改动。1938年该书初版发行时，他还可以任意使用“犹太妇女”、“黑家伙”（“肥厚嘴唇的黑家伙”）这些词。在格林活动的圈子里，这些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是人们的通用语，谁都接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有了变化，这些词不能随便使用了。格林相应地作了改动：“黑家伙”改为“黑人”，“犹太妇女”在一些地方改为“妇女”，在另外一些地方直接写出她们的“妓女”身份。克里奥尼的“犹太人面孔”改为“老意大利人面孔”，只是保留了“肥厚的嘴唇”。

格林认为只须动动笔就可以抹掉书中几处犯忌的词语，这说明他认为这只是书中表面文字的变动，无损于作品要表达的深厚含义。

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生于一个在知识界有些名望的家庭。母亲一族人同名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有亲属关系，父亲是一家私立学校校长。格林的弟兄中有人当过英国广播公司总监。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攻读历史，写诗，短期参加过英国共产党，一度打算投身情报部门工作。大学毕业后，格林在《泰晤士报》上晚班，白天闭门写小说。1929年出版了

第一部

1

格林在这些作品里创造出自己的一片领土——“格林国土”，生活在这里的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并不完美，有优点也有缺点，但他们都是完整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都在经受最大限度的考验，而天主，如果确实有天主的话，却始终隐而不见。格林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我们不能都信其有，却人人有一个故事。格林把这些故事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感人，吸引了千千万万读者。

格林喜欢引证罗伯特·勃朗宁《布娄格拉姆主教》中的几行诗：“我们的兴趣在事物危险的一端，

诚实的盗贼，软心肠的杀人犯，

迷信、偏执的无神论者……”

如果格林必须为他全部创作选择一句题词的话，他说他就选择上面这几句话。虽然他很佩服亨利·詹姆斯（“小说史中唯此一人，正如同莎士比亚在戏剧史上的地位一样。”），但格林直接继承的却是约瑟夫·康拉德《特务》一书的传统。在比格林时代更晚的一批小说家中，约翰·勒·卡雷以写间谍小说最为闻名。

人们通常把格林看作是天主教小说家，因为他多从天主教观点考察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格林肯定认为小说家必须有宗教意识，或至少必须意识到人生都有犯罪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小说家是无法正确描绘人生的。他对弗吉妮亚·吴尔夫和E·M·福斯特的批评，认为两人的作品“苍白无力”，陷入“思维游戏”，主要也基于这一论点。

格林在生活晚年，曾讲述过自己如何从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小说家变成一个天主教小说家的发展过程，但我们不必只从字面上了解他这番话的含义。他在叙述这件事时说，虽然他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年纪很轻，却一直把宗教信仰看作教徒与天主之间的私事。直到若干年后目睹墨西哥对教会的迫害，看到宗教信仰居然把持着全体人民的生命，使全国人都参加了圣餐礼，他的想法才有所改变。

格林在记叙中忽略了一件事，他没有谈论天主教对他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吸引力，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屡有表现。当时他的感觉是，只有天主教教徒能够继承作为整体看待的古代智慧，特别是英国天主教徒，过去他们的教派曾受迫害，所以从某一角度看，可以说生来就是“外来户”。

不论格林笔下的宾基·布朗受的教育多么差（他不会用拉丁文造句，倒不能因此就认为学习不好），却一直怀有出人头地的梦想。但他的这一自我感觉外人都不知道，只深深埋藏在他个人内心中。格林创造的其他人物大多也有这种身为天主选民、有幸得到拯救的私念。格林的这一观点受到乔治·奥威尔等人批评。奥威尔说：“自波德莱尔以来，世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受上帝惩罚也可以算作一种荣耀。格林似乎也有这种想法。”这一批评并不完全公正。如果说格林有时摇摆不定，想把宾基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天主教思想签署为拜伦式的蔑视正统的信条，在另外一些时候，宾基对来世的观念只不过是他建立起的并不坚固的防御工事，用以抵挡世人对他的嘲笑。他们笑话他的寒酸衣服，他的笨拙举止，他的粗俗口音，他的年轻稚气，以及对性的无知。宾基尽管尽一切力量把他的行动提升到罪恶和遭受天谴地步，但在侠义的艾达眼中，那都是作恶犯法，应该受法律惩处。在这个世界里——这个我们唯一所有的世界里，人们认同的是艾达的想法。J.M.库切2004年傅惟慈译第一部1

海尔在布赖顿还没有待上三个钟头，就知道他们打算干掉他了。手指头沾着墨水，指甲用牙齿嗑过，他的神情讥诮而又惊惧不安。谁都看得出来，他不属于这个消夏胜地。初夏的阳光，降灵节从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跟他都没有关系，他不是到这里来休假的游客。每隔五分钟，就有一列客车从维多利亚车站送来一批游客。他们站在本地小电车的顶层，摇摇晃晃，经过皇后大道，充满惊愕，推推搡搡地挤下电车，跨进灿烂、清新的空气里。新油漆过的码头银光闪烁；一幢幢奶油色的楼房远远向西延伸，宛若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色调疏淡的水彩画。这里正在举行微型摩托车大赛，乐队演奏着音乐，海滨人行道下面的花园里鲜花开放，天空中淡淡的几朵浮云若隐若现，一架飞机在为某种健身药大做广告。

海尔本来认为，混进布赖顿海滨的人群中间销声匿迹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他，这一天到这里来消夏的足有五万人。好一阵子，他也确实沉浸在这节日的气氛中，只要他的巡行程序许可，他就喝上几杯奎宁杜松子酒。他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巡行程序：从十点到十一点不得离开皇后大道和古堡广场，十一点到十二点必须逗留在水族馆和皇宫码头，十二点到一点又得徜徉在老船饭庄和西码头之间的海滨上。然后，一点到两点再回到古堡广场附近随便哪家饭店吃顿午饭。午饭后就沿着海滨人行道一直走到西码头，再到候孚市街道附近的车站去。这就是广告里已经广泛宣传的荒谬可笑的巡行路线。

张贴的每一张《信使报》上都有这样一行广告：“柯利·基伯今天在布赖顿。”他的口袋里放着一包卡片，他得把这些卡片一张张塞在他的规定行程上人们不易发现的地方，找到卡片的人可以从《信使报》社领取十先令奖金。不过，要是谁手里拿着一份《信使报》，并且说的词句合乎要求，向海尔当面指出：“你就是柯利·基伯先生，我来拿《每日信使报》的奖金。”那就可以获得大奖了。

这就是海尔的工作，依次在各个海滨城市巡行，直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向他当面索取奖金才算了事。昨天在南区海滨，今天是布赖顿，明天……

十一点的钟声一响，他便匆匆喝干奎宁杜松子酒，离开了古堡广场。柯利·基伯从不耍花招，总是戴着他在《信使报》上那张照片里戴的那种有边帽，而且非常准时。昨天他在南区海滨没有碰上当面索取奖金的人；报社偶尔也想省下几个畿尼，但又不想总是没有人领大奖。今天他有责任让人家认出来，他自己也希望如此。他在布赖顿海滨，甚至在欢度降灵节的人群中感到不太安全，是有原因的。

他倚在皇宫码头的栏杆上，让经过他面前的人瞅得见他的脸。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成双成对络绎不绝地走过，就像一盘铁丝一圈又一圈地伸展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安详的、决心欢度节日的喜悦神情。他们挤在满满的火车车厢里，从维多利亚车站一路站到这里，还得在这里排着长队等午饭吃，直到半夜才昏昏欲睡地晃荡在火车车厢里，再回到伦敦的狭窄街道和已经打烊的酒店，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去。在这漫长的一天里，他们带着极大的耐性，累得精疲力竭，只为了换取一点点乐趣：这样的阳光，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微型摩托车的突突声。当然了，还有穿行在水族馆回廊下面那两排龇牙咧嘴的骷髅中间的鬼怪火车，布赖顿棒糖和纸做的水手帽。

没有人理会海尔，似乎也没有人拿着《信使报》。他将一张卡片小心地搁在一只垃圾筐上面，继续往前走，指甲仍旧是用牙齿啃过的，手指头仍旧沾着墨水，孑然一身。喝完了第三杯杜松子酒，他才感觉到自己确实孤独；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把这批游客放在眼里，后来才感到自己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差异。他同样也是从那些小街小巷走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挣的钱多了一些，也就不得不装出一副另有所好的样子；其实，这些码头风光，这些码头上的西洋镜，照样使他的心为之一颤。他本想回归旧日的自我，然而不成，现在他能够做到的只是继续流露出讥诮的神情，带着这个孤独的象征，徜徉在海滨人行道上。不知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有个女人在歌唱：“当我坐火车从布赖顿来到这里。”那歌声有如健力士黑啤一般浓郁。歌声来自一家酒馆的大众酒吧间。海尔走进去，拐进一间单独的花厅，隔着两个柜台，透过一面玻璃隔扇，凝视着她那极富魅力的丰满身躯。

她年纪不算大，约摸三十八九岁，最多四十刚出头。她只是略有醉意，模样儿显得亲切、随和。一看她那体态，你就会想到吃奶的婴儿。不过，假如她当真养过孩子的话，她也从没让他们拖垮自己的身体——她懂得照料自己。这从她嘴上涂着的口红就可以看出来；她对自己肥硕壮实的身体非常自信也说明这一点。她并不过分袒胸露臂，但也不是一点不讲究衣着，喜欢欣赏曲线美的人还是能看出她那身优美线条的。

海尔正是喜欢曲线美的。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这当儿正垂涎地、满怀妒意地望着她，目光越过铅水槽里七倒八歪的空酒杯，越过啤酒开关龙头，穿过大众酒吧间里两个侍者的肩头。“再唱一个，莉莉。”一个侍者喊道。她又唱了起来：“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契尔德勋爵对我讲。”她老是唱不了几句就停下来，因为她动不动就笑，歌喉也就难以施展了。不过她记民谣记得多极了，简直唱不完，都是海尔从来不曾听到过的。他嘴唇贴着酒杯，怀着眷恋注视着她；她又唱起了另一支歌，这支歌的渊源想必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的淘金热。“弗莱德，”他身后有个声音喊道，“弗莱德。”海尔酒杯里的杜松子酒一晃荡，洒到柜台上。一个十七岁光景的小伙子在门边瞧着他。一身讲究却已破旧的衣服，穿得太久，料子都磨得很薄了，一张憔悴却又精神专注的脸，带着令人望而生畏的、不自然的傲气。“你在叫谁弗莱德？”海尔说，“我不是弗莱德。”“反正一样。”小伙子说。他转身朝门口走去，目光却从瘦小的肩头上面偷眼盯瞧着海尔。“你上哪儿去？”“我得去告诉一下你的朋友们。”小伙子说。

花厅里，除了一个看门老头儿以外，只有他们俩。那老头面前放着一小杯度数不高的陈酒，睡着了。“听我说，”海尔说，“喝点酒吧。过来，坐在这里喝一杯。”“我得走了，”小伙子说，“你是知道我不喝酒的，弗莱德。你老忘事儿，是不是？”“只喝一杯，不碍事的。喝果汁酒吧。”“那就得快着点。”小伙子说。他始终盯着海尔，目不转睛，有点惊叹似的——不妨想象一个猎人，在密林中到处搜寻某种传奇中的动物，突然发现一只花斑狮或者侏儒型小象。当猎人准备动手干掉它们时，就露出这样的眼神。“来杯葡萄汁吧。”他说。“唱呀，莉莉，”酒吧间里的几个人恳求道。“再给我们唱一个，莉莉。”小伙子第一次把眼睛从海尔身上移开，透过玻璃隔扇，望着那对肥硕的乳房和那极富魅力的身躯。“来一杯双料威士忌，一杯葡萄汁。”海尔说。他把酒端到一张桌子上，但小伙子没有跟过去。他正以狂暴的厌恶神情望着那个女人。海尔松了口气，仿佛感到小伙子已经把仇恨像手铐一样暂时打开，戴到另一个人的手上去了。他试图说一句轻松的话：“这个女人真会自己开心。”“开心？”小伙子说，“你没有理由谈论别人。”他又把那股子仇恨重新发泄在海尔身上，把那杯葡萄汁一饮而尽。

海尔说：“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工作。只来一天。我是柯利·基伯。”“你是弗莱德。”小伙子说。“好吧，”海尔说，“就算我是弗莱德。不过我口袋里有一张卡片儿，你可以拿它去领十先令钱。”“这些卡片儿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小伙子说。他的皮肤白净而光滑，长着依稀可见的淡淡的细软茸毛，那双灰色眼睛给人一种冷酷的印象，活像一个感情已经变得冰冷的老头子的眼睛。“你的消息，”他说，“我们大伙儿在今天早上的报纸上都看到了。”他突然咯咯一笑，好像是刚刚弄明白为什么一个黄笑话这么逗乐儿似的。“可以给你一份，”海尔说，“喏，把这份《信使报》拿去，看看那上面是怎么说的。你可以领到全奖，十畿尼。”他说，“你只要把这张表格送到《信使报》社去就行了。”“这么说，他们不放心把现钱交给你啰。”小伙子说。莉莉又在那边酒吧里唱了起来：“我们相逢——是在那人群中——我以为他会躲开我。”“老天爷，”小伙子说，“怎么没人去把那臭婊子的嘴堵上呀？”“我给你五镑吧，”海尔说，“我身上只有这一张钞票了。另外就是火车票，再没别的了。”“你用不着火车票了。”小伙子说。“我穿着我的结婚纱衣，我肤色洁白，能跟那白纱相比。”

小伙子怒不可遏地站起身，为了稍稍发泄一下极度的愤恨——恨那歌声，还是恨眼前这个人？——他把他喝酒的那个空酒杯摔到地上。“那位先生会付钱的。”他对酒吧里的侍者说了一声，便大摇大摆地穿过花厅的门，扬长而去。就是这时候，海尔意识到他们是非要干掉他不可了。

她戴着香橙花环，

当我们再次相逢；

她那副神采风韵，

更显出柔情千种。

看门老头仍然沉睡在梦乡里；海尔独自在这间空荡荡的雅致花厅里望着莉莉。她那肥硕的乳房顶着那件薄薄的粗布夏衣。他暗自思忖：我必须离开这里，必须离开。他悲哀而绝望地注视着她，仿佛他在那个大众酒吧间里凝视着的是生活本身。但是他不能一走了事，他得完成他的工作，为《信使报》干活是马虎不得的。这是一家上等报纸，值得干下去。海尔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漫长的艰难生涯，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自豪感——他在街头卖过报，为一家日销一万份的地方小报当过周薪三十先令的记者，又在谢菲尔干了五年。他又喝下一杯威士忌，一时恢复了些许勇气。他暗暗对自己说，要是他叫那帮歹徒吓倒，丢掉差事，那可太没出息了，他决不能这样。四下里有那么多人，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他下毒手。跟那五万名游客混在一起，他一定平安无事的。“到这边来吧，孤独的人儿。”乍一听，他还不知道她是在对他说话，后来发现大众酒吧间里的每一张脸都在咧着嘴对他笑，这才恍然大悟。他猝然意识到，眼前只有那个睡梦中的看门老头，那帮歹徒要干掉他该是多么容易！要到达那间酒吧，海尔用不着出门。他只穿过三道门，经过花厅和一个“男宾止步”的餐室，绕一个半圈就到了。“你要点什么？”他说，带着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态挨近这个大块头女人。她能救我的命，他暗自思忖，只要她允许我一步不离开她就行。“来点葡萄酒吧。”她说。“一杯葡萄酒。”海尔叫道。“你不想来一杯吗？”“不，”海尔说，“我喝得够多了。喝得迷迷糊糊是不行的。”“干吗不行？——今儿可是个节日哪？来点巴斯吧，我请客。”“我不爱喝巴斯。”他看看手表：一点钟了，工作时间已到，他心头一阵焦躁，他必须让每一个地段都有卡片，报社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他的行踪的；只要他稍有玩忽，他们随时都能发现。“跟我去吃点东西。”他恳求她。“瞧他说的，”她冲着她的朋友们喊道。每个酒吧间里都回响着她那微带醉意的狂笑。“来劲儿啦，嗯？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你千万别去，莉莉，”他们对她说，“这个人靠不住的。”“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她又念叨了一遍，温存、和善、驯良的眼睛闭上了一只。

海尔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叫她跟着走。这个办法他以前是熟悉的。要是还像过去那样每周只挣三十先令，他就能跟她打得火热，就会懂得该用什么恰当的词句、什么得体的玩笑，把她从她的相好们手中夺走，带到小酒吧间里去套套交情。可是这一套他已经生疏。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翻来覆去地说：“跟我去吃点东西。”“咱们上哪儿呀，贺拉斯爵士？老船饭庄么？”“行，”海尔说，“听你的便，就上老船饭庄吧。”“你们听见吗？”她告诉酒吧里所有的人——女子餐室里两位戴黑色圆顶帽的老妇人，独自在花厅里酣睡不醒的看门老头，还有她自己的六七个相好。“这位先生邀请我上老船饭庄哩，”她故意用文雅的口吻说。“要在明天，我就愿意同你去。可今天我已经在脏狗酒店先有约会了。”

海尔失望地转身往门口走去。他想，小伙子一定还没来得及向他的同党通风报信，吃午饭时不会出事儿，最可怕的倒是午饭后那一个钟头怎么挨过去。那女人说：“你是病了，还是怎么的？”

他的眼睛转向她那对肥硕的乳房，在他看来，她就像可以隐身的黑暗，就像庇护所，她见多识广，精通世故。看着看着，他心里不觉隐隐作痛；然而，在他那带着牙齿啃过的指甲，沾着墨水的指头和瘦骨嶙峋、神情讥诮的躯体里，自尊心重又抬头。他嘲笑自己说：“回到娘肚子里去吧……让她做你的娘……别再自个儿逞能啦。”“不，”他说，“我没病。我没事儿。”“你脸色不对头。”她热情而体贴地说。“我没事儿，”他说，“有点饿罢了。”“为啥不在这里吃一点？”女人说，“你能不能给他做个火腿三明治，比尔？”酒吧间里的那位侍者随声应道，他能做个火腿三明治。“不用了，”海尔说，“我该上路了。”

——上路。沿着海滨人行道往下走，忽而东张西望，忽而回头看看，飞快地混到潮涌般的人群中去。虽然到处都看不见熟悉的面孔，他却仍然提心吊胆。他本来以为，只要隐没到人群中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他周围的人仿佛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当地深谙地形的人可以在这片密林中设下置人死地的埋伏。他往前看，只能看见一个穿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他回头望，又有一件鲜红的女衫挡住了他的视线。三位老太太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经过，安详的马蹄声渐渐消逝，仿佛把安宁也带走了。有些人依然过着这样的生活。

海尔离开海滨人行道，朝马路对面走去。那边人少些，他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更远一些。格兰德大酒店的阳台上有人在喝鸡尾酒；仿制精巧的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天棚上缎带和花朵在阳光下交相辉映；一个看上去像是退休政治家的人，满头银发，身上扑了粉，戴一副老式双片眼镜，坐在那里喝着雪利酒，威严地听任生活顺其自然地从他身边流逝。两个衣着华贵的妇人，黄褐色头发闪着光，穿着貂皮短外套，从环球饭店的宽大石级上走下来，像鹦鹉似的头挨着头，叽叽喳喳地交谈着知心话。“‘亲爱的，’我冷冰冰地说，‘要是你还不懂达尔·瑞型烫发的话，那我只好说——’”她们各自把涂了指甲油的尖尖的指甲向对方亮了一下，咯咯地笑了起来。柯利·基伯五年来头一回巡行程序没赶上钟点。他站在环球饭店的石级下那式样奇特高大建筑物的投影中，突然想起那帮歹徒已经买了他的报纸。他们已经不用守着那家酒馆等他了——他们知道该到哪儿逮到他。

马路上迎面过来一个骑警。那匹受到主人精心照料的栗色大马温驯地踏在炙热的碎石路上，如同一位百万富翁给孩子们买的一件珍贵玩具。玩具精工细作，叫人惊羡，一身皮毛有如古老的红木桌面那般油光锃亮，色泽浓重，还挂着一枚亮晶晶的银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玩意儿居然还是派真用场的。当海尔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警察打身边经过时，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不能向他求救。一个男人站在路边端着一个托盘卖杂货，他失去了整整半个身子：腿，胳膊，肩头。那匹漂亮的马经过他身边时，像个阔绰的贵妇人似的娇气十足地把头扭向一边。“鞋带，”卖杂货的人无望地对海尔说，“火柴。”海尔没有听见。“刮脸刀刀片。”海尔已经走过了，可这几个字却死死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想到了一条细细的伤口和钻心的剧痛。凯特就是这样被弄死的。

前面二十码的地方，他看见了库比特。库比特是个大块头，一头红发剪成小平头，满脸雀斑。他看见了海尔，但没有流露认出他的神情，只是悠闲地靠在一个邮筒上望着海尔。一个邮差过来收信，库比特挪了个位置。海尔看到他跟邮差开了个玩笑，邮差一边笑着，一边往邮袋里装信件。库比特时不时地把视线从邮差身上移开，往街上瞟过来，他正等着海尔。海尔一丝不差地知道他要干什么，那帮家伙他全了解。库比特是个慢性子，平时对他挺和善的。他会随随便便地挽起海尔的胳臂，把他拖到他要他去的地方。

不过，原有的那股子强烈的傲气并没有消失，那是理性重占上风的傲气。虽说吓得要死，可他还是不断对自己说：“我不会死。”他自我解嘲：“我可不是头版新闻人物。”眼下似乎只有这些是真实的：两位贵妇人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乐队在皇宫码头上演奏音乐，“广告”化成一缕白烟，消散在清澈的碧空；而红头发的库比特等候在邮筒旁，倒似乎不是真实的。海尔转身，穿过马路，快步往回走，准备回到西码头去。他不是想逃跑，而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只要物色到一个姑娘就行，他暗暗对自己说。在降灵节的假日里，准保有几百个姑娘在等着人家去勾搭她们，请她们喝杯酒，再带她们到雪利夜总会去跳跳舞，然后一起回家，带着醉意和深情，乘坐带有通道的车厢。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走到哪儿都在身边带上一个见证人。这会儿到火车站去——即使他的自尊心允许他这样做——也必定凶多吉少。他们肯定已经在那儿守着了，在火车站里弄死个孤零零的人从来都不费手脚。他们只要簇拥到车厢门口，或者就在栅栏前那水泄不通的人堆里钉住你，你就没命了；凯特就是在一个火车站里被科里奥尼手下那帮歹徒干掉的。整个海滨人行道上那些花两便士就可以坐的折叠式躺椅上都坐着姑娘，等你去勾搭，全是没有把自己的男朋友带来的姑娘：公司小职员啦，商店售货员啦，理发师啦——一看那式样泼辣的新电烫头和修剪得十分精美的指甲，你就能辨认出哪些是理发师。她们昨晚都在自己的店里等到很晚，互相帮忙打扮到半夜。这会儿她们在阳光下显得慵倦，动人心意。

男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椅子跟前蹓来蹓去。这是他们头一回穿上夏装：刀口般挺直的银灰裤子，漂亮入时的衬衫。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找到找不到姑娘压根儿不在乎。海尔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穿着寒伧的外衣和条子衬衫，打着松紧带领结，手指头沾着墨水，年纪超过他们十来岁，却死命地想弄到一个姑娘。他掏出香烟请她们抽，她们却瞪大了眼睛，像公爵夫人似地冷冷地盯着他，说：“不会抽，谢谢。”不用回头他就知道，在他身后二十码的地方，库比特正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这就使海尔的举止显得有些古怪。他总是不知不觉流露出绝望神色。他听见那些姑娘在他身后取笑他，笑他的衣服，笑他说话的神态。海尔内心深深感到低人一等，他的傲气只表现在自己的职业上，而在镜子前面就感到自惭形秽：两条腿骨瘦如柴，鸡胸脯，穿着太不整齐，邋邋遢遢的，倒像是一种标志——表明他并不指望哪个女人对他动心。现在他不再去勾搭那些面貌姣好的，打扮神气的，而是心灰意懒地顺着那一把把椅子望去，想找一个貌不出众可能为他的殷勤打动的姑娘。

没错，他心想，这个小妞儿准行！他饥不择食、满怀希望地朝一个满脸雀斑的胖姑娘递过笑脸儿去。她穿着粉红衣衫，坐在椅子上两脚几乎够不着地。海尔在她身旁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遥望着那暂时无人关心的大海，浪花绕着西码头的桩子激起层层漩涡。“抽烟？”他赶紧说。“抽一支也行。”姑娘说。她说的话很中听，对海尔来说有如下了一道缓刑令。“这里真惬意。”胖姑娘说。“是从城里来的？”“是的。”“看来，”海尔说，“你不会一个人在这里坐一整天吧？”“啊，我不知道。”姑娘说。“我正想去吃点什么，吃过饭咱们可以——”“咱们，”姑娘说，“你这个人脸皮真厚。”“反正，你是不会整天都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是不是？”“谁说不是啦？”胖姑娘说，“可是，这并不等于我要跟你走呀。”“好歹去喝点儿吧，再一块儿聊聊。”“我倒无所谓。”姑娘说，一边打开一只带镜子的粉盒，又在她的雀斑上涂抹了一层白粉。“那就走吧。”海尔说。“有朋友吗？”姑娘说。“就我一个人。”海尔说。“哦，这样我就不能去了，”姑娘说，“绝对不行。我总不能把我的朋友一个人扔在这里呀。”海尔这才注意到，再过去一点的椅子上还有一个面无血色的姑娘在眼巴巴地等他的回答。“可你是想去的呀？”海尔用恳求的口气说道。“哦，是的，可我实在不能一个人去。”“你的朋友不会介意的，她也会找到个什么人的。”“啊，不行。我不能把她扔下。”她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大海。“你不会介意的，是吗？”海尔往前凑过身去，央求似的问那张毫无血色的面孔，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尖利的苦笑。“她一个人都不认识。”胖姑娘说。“她肯定会找到个什么人的。”“你会吗，黛莉娅？”那个面无血色的姑娘把头靠近她的朋友，两人商量起来，黛莉娅不时发出几声尖叫。“商量好了吧，”海尔说，“你可以跟我去了？”“你一个朋友也找不到吗？”“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海尔说，“走吧。你爱上哪儿吃饭，我就带你去哪儿。我的要求只不过是，”——他悲哀地咧了咧嘴——“你一步也别离开我。”“不行，”胖姑娘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去——除非我的朋友也去。”“嗯，那就你们俩一块儿去吧。”海尔说。“这样黛莉娅不会有多大乐趣的。”胖姑娘说。

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话。“呀，你跑到这儿来了，弗莱德。”那声音说。海尔一抬头，看见了那双灰暗的毫无表情的十七岁的眼睛。“唷，”胖姑娘尖叫一声，“他刚才还说他没有朋友来着。”“弗莱德说的话，你们不能相信。”那声音说。“这下咱们可凑得上对儿了。”胖姑娘说，“这是我的朋友黛莉娅，我叫莫莉。”“很高兴见到你们。”小伙子说，“咱们去哪儿，弗莱德？”“我饿了。”胖姑娘说，“我敢肯定你也饿了，黛莉娅？”黛莉娅扭扭身子，又尖叫了一声。“我倒知道有个地方蛮不错的。”小伙子说。“那儿有圣代冰淇淋吗？”“有最好的圣代。”他用一本正经的、毫无生气的口吻叫她放心。“正对劲儿，我就喜欢圣代。黛莉娅最爱吃奶油水果冰淇淋。”“咱们该走了，弗莱德。”小伙子说。

海尔站起来。他两手瑟瑟颤抖。眼前只有这些是真实的：小伙子，刮脸刀片割断血管，生命在痛苦中随着热血流尽；而那些折叠式躺椅，电烫的鬈发，在皇宫码头上飞快绕着圈子的微型摩托车，倒似乎不是真实的。霎时，大地在他脚下晃动，若不是想到了那些人会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把他弄到哪里去，他早就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平素的自尊心，不愿在大庭广众下吵吵闹闹的本性，仍旧强烈地占据上风，怕自己窘态毕露远比对死亡的恐惧更占优势。这就使他没有大声叫喊，相反地，倒使他准备声色不动地悄悄走开。如果不是那个小伙子又开了口，他肯定已经溜走了。“咱们还是动身吧，弗莱德。”小伙子说。“不，”海尔说，“我不去了。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叫弗莱德。我压根儿没见过他。他这是在耍无赖。”说罢，他就匆匆离开。低着头，他感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时间万分紧迫——心急火燎，只想不停地走，永远待在户外明媚的阳光中。最后，他总算听见海滨人行道上远远传来了那个女人略带醉意的歌声，唱的是新娘和花束，百合花和出丧服——一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谣。他于是快步朝那歌声走去，好似一个长久迷路于沙漠的人奔向一团火光。“唷，”她说，“这不是孤独人儿吗？”她独自坐在那儿，守着一堆空荡荡的椅子，这使海尔颇为惊诧。“男人们都上厕所去了。”她说。“我可以坐下吗？”海尔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两便士就行，”她说，“我可没有。”她大笑起来，那对丰满的乳房胀鼓鼓地顶着上衣。“我的手提包叫人拎走了。”她说，“一个子儿也没剩下。”海尔惊愕地瞪着她。“哦，”她说，“可笑的倒不是这个。是那几封信。这下汤姆的信全叫那个人给看去了。写得可热情哩！汤姆知道了会气疯的。”“你身边没钱总不行吧。”海尔说。“哦，”她说，“我可不犯愁。总会有个好心眼儿的人愿意借我十先令的——等他们从厕所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你的朋友？”海尔说。“是在酒吧里碰上的。”她说。“你以为他们还会从厕所回来吗？”海尔说。“天哪！”她说，“你以为不会——？”她定睛往人行道上望了望，然后瞧瞧海尔，又大笑起来。“你赢了。”她说，“他们跟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过提包里只有十先令——当然还有汤姆的那些信。”“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吃饭吗？”海尔说。“我在酒吧里吃过快餐了。”他说，“是他们请的客。这么说，我好歹还是从那十先令里捞了点回来。”“再吃一点吧。”“不，我一点也不想吃了。”她说，身子往后一仰，靠在那张折叠式躺椅上，裙子一直撩到膝盖上，露出一双漂亮的小腿，然后故意显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姿态，又添了一句：“多美的一天哟！”一对晶莹的眼球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虽然如此，”她说，“他们到时候得后悔死的。”“那些人对不起我，我是要跟他们干到底的。”“你叫莉莉，是吗？”海尔问。他没有再见到小伙子，他已经走了，库比特也走了。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已经没有一个他认得出来的人了。“他们是这样叫我的。”她说，“我的真名叫艾达。”这个已经通俗化了的古老的希腊名字挽回了一点尊严。她说：“你看上去不太舒服。应该赶快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才好。”“你不去我也不去。”海尔说，“我只想待在这儿陪你。”“唷，这话倒说得入耳。”她说，“要让汤姆听见你这话该有多好——他写信倒是挺多情的，可说起话来就……”“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海尔说。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酒味，一种舒适与安宁，一种悠缓的、催人入睡的肉体快感，还带着一丝爱抚与母性的情调——这一切都从那张略带醉意的大嘴、那对令人销魂的乳房和大腿里暗暗散发出来，钻进海尔枯竭、惊恐、痛苦的小脑袋。“他跟我结过一次婚。”艾达说，“可是那会儿他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呐，他又想回来了。你应该看看他写的信。要没有被人偷去，我一定会给你看的。写出那些话，脸皮真叫厚。”她高兴地笑着说，“你根本想不到的。而且他还是那么一个不声不响的家伙。嗨，我一向说，活着真有趣。”“你想叫他回来吗？”海尔说，愠怒而嫉妒地从那死荫的幽谷向外窥探。“我可不这么想。”艾达说，“他的底细我全知道，没什么叫人动情的东西。我要男人的话，现在准能弄到比他更好的。”她倒不是吹牛，只是有点醉，有点兴高采烈罢了。“只要我愿意，找个有点钱的人结婚，没问题。”“你现在日子是怎么过的？”海尔说。“赚来的钱都往肚子里灌。”她说着，朝他挤了挤眼，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你叫什么名字？”“弗莱德。”他脱口而出——碰上偶然相识的人，他总是用这个名字。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保密动机，他隐匿真名——查理斯。他从孩提时代就喜欢故作神秘，喜欢隐蔽的地方，喜欢黑暗，可他也正是在黑暗中结识了凯特、小伙子、库比特和那整整一帮歹徒的。“你日子过得怎样？”她乐呵呵地问。男人总爱说东道西，她也爱听。她积存了许许多多男人的经历。“靠赌博吃饭。”他顺口说道，举起了他的挡箭牌。“我也喜欢小赌赌。不知道你能不能向我透点儿风，就是礼拜六布赖顿那一场？”“黑小子，”海尔说，“四点钟那一场。”“那是一赔二十的。”

海尔不无敬意地看了她一眼。“信就听我一句，不信拉倒。”“哦，听你的。”艾达说，“我一向相信别人给我的信息。”“不管是谁给你的？”“这是我的规矩。到时候你去吗？”“不，”海尔说，“我去不成了。”他把手搭在她的手腕上。他再也不想冒险了。他要去跟报社编辑说他得病了，他要辞职，他干什么都行。在这里性命都保不住，他可不想去跟死神兜圈子玩儿。“跟我一起上车站去吧，”他说，“跟我一起回城里去。”“这样的好日子你要回去啦？”艾达说，“我可不走。一天到晚呆在城里也该腻了吧。你看上去是闷得慌了。沿着海滨人行道去吹吹海风，对你有好处。再说嘛，我想看的东西还多着呐。我要去看看水族馆和黑岩石，今天我还没去过皇宫码头。皇宫码头上总有什么新花样。我是出来开开心的。”“咱们先去这些地方，然后——”“等我玩痛快了再说，”艾达说，“我喜欢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我跟你说过——我干什么事都要干到底的。”“我不在乎，”海尔说，“只要你肯跟我在一起。”“嗨，你可偷不成我的手提包啦！”艾达说，“不过，我有话在先——我这个人爱花钱。这里投个环，那边打两枪，我是不过瘾的。只要好玩的，我都不放过。”“这么大太阳，”海尔说，“走到皇宫码头有不少路哩。咱们还是叫辆出租汽车吧。”不过，他一坐到车里并没有立刻对艾达动手动脚。他只是蜷缩着瘦骨嶙峋的身体坐在那儿，两眼盯着人行道。汽车疾驶而去，大白日里并没有小伙子和库比特的踪影。他迟疑老半天才转过身来，把嘴唇紧紧贴到她的嘴上，脑子里想着她那对袒露着的硕壮而诱人的乳房，舌头舐着了一股葡萄酒味。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恰好发现后边跟着一辆1925年的莫里斯牌旧汽车。车子的顶篷已经开裂，哐哐地颤抖着，前挡板歪歪扭扭，挡风玻璃上布满了裂缝和污垢。他一面同她亲吻，一面望着那辆车。出租汽车擦着人行道缓缓驶去，他贴着她的身子也随之轻轻摇动。“让我喘口气儿。”她最后说，把他推开，正了正帽子。“你倒相信干活卖力会有好处，”她说，“就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她感到他的神经在她手按着的地方噗噗跳动，于是连忙通过传声筒向司机喊道：“别停车，开回去，再绕回来。”他好像是在发烧。“你病了，”她说，“应该有人陪着你才好。你哪儿不舒服？”

他终于隐瞒不住了。“我快要死了。我心里头直发毛。”“你去看过大夫没有？”“大夫不管用。他们救不了我。”“你不该一个人出来的，”艾达说。“这，他们跟你说过没有——我是说大夫？”“说过。”他说着，又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因为他吻她的时候可以从反光镜里望见那辆颤抖抖地一路跟着他们的莫里斯牌破车。

她把他的脸拨拉开，但仍旧搂着他的身子。“这些人真发疯了！你的病没那么厉害。要是你真病得那么厉害，我还会看不出来？”她说。“我不愿意看到有谁这么轻易就认输。只要你别那么软弱，这世界还是挺美好的。”“有你在就没事儿。”他说。“好的！”她说，“你坚强点儿。”说着猛地打开车窗，让空气流通进来。她挽住他的胳臂，又害怕又温存地说：“你刚才说大夫什么的，不过是骗骗人的吧？假话，是不是？”“是的，”海尔没精打采地说，“是假话。”“这才是个乖孩子呢，”艾达说，“刚才你差点把我吓坏了。你要是在这辆车里断了气儿，事情就麻烦了。我想，往报上一登，汤姆可有好戏看了。不过，男人总爱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总是一个劲地想叫人相信出了什么事儿，钱啦，老婆啦，心脏啦。你不是头一个说自己快要死的人。只是从来不说有传染病。是想尽情享受剩下的那点儿时间，图个快活罢了。没准儿是因为我块头大的缘故，我想。他们以为我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我倒不是说，一开始我没上过当。‘大夫说我只能活一个月了。’他这样对我说——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常常在汉尼基酒馆看到他，好端端地活着。‘喂，你这个幽灵。’我每次都这么叫他，他总是请我吃牡蛎，喝点健力士啤酒。”“不，我没病，”海尔说，“你不用害怕。”他不想像刚才那样一点儿骨气都没有，哪怕是为了换取那安详、自然的拥抱呢。格兰德大酒店一掠而过，那位年迈的政治家正在瞌睡中送走光阴。环球饭店到了。“咱们到啦，”海尔说，“你别离开我，好吗，哪怕我没病？”“当然行。”艾达说，刚跨出车门就轻轻地打了个嗝。“我喜欢你，弗莱德。我一见着你就喜欢你了。你是个乖乖的大好人，弗莱德。那堆人在干什么？瞧！”她快乐而好奇地问道，指着那一片整洁笔挺的裤子，色彩艳丽的女衫，光溜溜的胳臂和洗得干干净净的洒了香水的头发。“谁买我一块手表，”一个男人在人群中间高声喊叫，“我就白送一份礼，值二十块手表。只卖一先令，女士们，先生们，只卖一先令啰。谁买我一块手表……”“给我买块手表，弗莱德。”艾达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说，“先给我三便士再走，我要去洗一洗。”他们俩站在皇宫码头入口处的人行道上，四周人流熙攘，从那些旋转式栅门进进出出。有的人正在围观那个手表贩子。那辆莫里斯牌汽车已经无影无踪了。“你用不着洗，艾达，”海尔恳求她，“你不挺好的吗？”“非得洗一洗不可，”她说，“我都满身大汗了。你就等在这里，我去两分钟就回来。”“在这儿洗不会舒服的。”海尔说，“去找个旅馆喝点酒……”“我不能等了，弗莱德。真的不能再等。你乖点儿嘛。”

海尔说：“这是十先令。趁我现在还记得，你最好把这个也拿上吧。”“你心眼儿真好，弗莱德。你自己够花吗？”“快点回来，艾达，”海尔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就在这栅门旁边。你马上就回来的，是吗？我就在这儿等着。”他重复了一遍，伸手抓住那扇栅门的一根栏杆。“嗨，”艾达说，“人家还会以为你是在恋爱哩。”她走下石级，朝女厕所走去，满怀柔情地记着他的形象：一个瘦小而饱受磨难的人，带着啃得短短的指甲（她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和墨渍，一手紧紧攥着栏杆。他是个怪僻的好心人，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他走进那个酒吧间来见我时的模样儿。虽然我当时还嘲笑过他。于是，她又放开那略带醉意的热情的歌喉唱了起来，这回唱得含情脉脉，“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契尔德勋爵对我讲……”她已经好久没有为一个男人这样急忙从事了。不到四分钟功夫，她已经梳洗停当，扑了香粉，凉爽，安详，跨进降灵节午后的灿烂阳光中。但她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不在那扇栅门边，也不在围着那个手表贩子的人堆里。她使劲往人群里挤，想看个分明，结果迎面碰上那个满脸通红、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手表贩子。“咦？不花一先令买块手表吗？还白送一份礼，足足值二十块手表哩。我倒不是说这手表比一先令还值得多，光看外表自然是不止这个价钱的。不过白送一份值二十块手表的礼……”她把那张十先令的钞票递过去，拿回找头和一个小纸包，心里想，他没准儿是上厕所去了，他会回来的。她在那扇栅门旁边找了个地儿站定，打开包着手表的小纸包。“黑小子，”她念道，“四点钟，布赖顿赛场。”然后温柔而得意地想：“这就是他透的信儿。这家伙有见识。”于是，她耐心而又欢快地定下神来，等着他回来。她干什么都有始有终。城里远远传来钟声：一点半。2

小伙子付了三便士，便穿过那扇旋转式栅门，直着身子从那些排成四排的折叠式躺椅旁边走过去。躺椅上的人正等待管弦乐队演奏。他穿着那身臀围太大了些的薄薄的黑色成衣，从背影看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是迎面一看，样子却老得多。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使人联想到那毁灭一切的永恒的彼岸——他来自那儿，那儿也是他的归宿。乐队开始演奏了，他感到乐曲在他的内心波动起伏，小提琴的琴声在胸中哀鸣泣诉。他目不旁视，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

在娱乐宫里，他走过一面面西洋镜，一台台吃角子机。他又走过一些投环的游戏场，最后来到一间射击室。射击室里有几个架子上摆着洋娃娃，个个都以呆滞、无邪的目光注视着下边，如同教堂陈列室里的圣母塑像。小伙子抬眼一看，见到的是栗色的鬈发，蓝色的眼珠，涂着脂粉的脸蛋；他心想——万福马利亚！在我们临终的时刻……“我要打六枪。”他说。“啊，是你呀！”射击室的摊主说，一边用不安而厌恶的眼神瞧着他。“不错，是我。”小伙子说，“你戴表了没有，比尔？”“什么意思——表？那边过道里不是有挂钟吗？”“那口钟快一点三刻了，我想没那么晚吧。”“那口钟一向走得很准。”那个人说。他提着手枪走到射击室尽头。“一向走得很准，明白吗？”他说，“它可从来不替人作伪证。正好一点三刻，标准时间。”“没关系，比尔。”小伙子说，“就算一点三刻吧。我只是想知道一下。给我那把枪。”他举起手枪，年轻、瘦瘠的手沉稳得像一块岩石，他六枪全部命中靶心。“该给个奖品吧。”他说。“你这小子拿上奖品给我走吧。”比尔说，“要什么？巧克力？”“我不吃巧克力。”小伙子说。“健将牌香烟？”“我不抽烟。”“那就只好给你洋娃娃了，要不就拿个玻璃花瓶去吧。”“给洋娃娃吧，”小伙子说，“我要那个——上面那个有棕色头发的。”“你有家小？”那人问道。小伙子没有答理，他拎着那个“圣母”的头发，手指缝间残留着火药味儿，直挺挺地走过另外几间游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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