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法学治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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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再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动态中国丛书》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这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开始进入习近平时代的“强起来”。如果说在过去一些年，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并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崛起，那么最近一些年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中国的复兴能不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遭受列强侵略，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中华民族一度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中国一直在探索独立和复兴之路。直至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战争连绵的黑暗境地，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这构成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变化的内在连续性，由此走出了一条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深具辐射力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而要理解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意涵，就必须知道“中国在做什么”，理解“中国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动态中国丛书》的出发点。
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以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开端，以智库报告的方式编辑《动态中国丛书》，该丛书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和“中国港澳动态”。“中国发展动态”着力展现中央推出的各项重大改革政策，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政治体制、行政管理、经济民生、文化思想等领域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和公共政策，地方政府有创新的改革措施也有所收录。“中国思想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公共知识界就国际重大事件、全球发展格局与走向的思考，就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思考和辩论。“中国法治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中国在推动法治发展过程中，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以及引发争议的重大案件和法律热点争论等。“中国港澳动态”旨在跟踪和记录中央治理港澳特区的有关政策和举措，港澳特区在政治、经济、司法、民生、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发展变化。我们在每月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形成年度综述报告。如果我们将这些年度综述报告串起来，就可以清晰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以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在想什么，中国在做什么。《动态中国丛书》基于对全年度重大事项的记录整理，不仅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具体事项，而且展现出一幅易于把握的历史全景。作为智库报告，我们不是从主观学术立场出发来判断中国的发展走向并由此提供政策建议；相反，我们希望尽可能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记载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因此，每年的年度报告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综述而不是主观的理论构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希望《动态中国丛书》成为学术界在研究和思考中国问题时备查的历史资料书。然而，任何历史记录总是会受到编者的关注点和信息搜集能力的限制。我们期待更多人尝试这样的工作，以不同的叙事线索，串起那些散落的珍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录工作的意义也将与日俱增：当读者站在未来某一时点回顾中国发展历程，他们将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道路是如何从过去某一时点延伸到他们的脚下，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思考和实践，究竟是如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其普遍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中国丛书》的编辑是一项集体合作的事业。由于相关资料来源的局限性，难免会遗漏一些重大主题。加之我们的专业水平有限，对相关主题的挑选与整理也难免有所偏差。同时，为保持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和真实性，书稿中对相关政策事件的表述与评论仍保留当时的分析判断。凡此种种缺点，希望读者见谅。《动态中国丛书》的编辑和撰写得益于香港丽达集团、香港敏华控股有限公司的支持。同时，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先生和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季红女士，正是他们的重视与远见，使得本丛书以智库报告形式进入《中国道路丛书》。季红副总编辑认真通读了整个报告，从书名、体例到报告内容乃至编辑细节都提出了专业的修改意见，许多内容都是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确定下来。中信出版社罗卫平、谭惠芳等编辑做了大量的联系组织工作，没有她们的努力，这套丛书不会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动态中国丛书》编委会2018年3月第一部分中国发展动态年度报告（2012）导言
2012年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之年，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中国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一次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渡。经济方面，2012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转型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既要完成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阶段向技术、消费与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以真正实现有效经济增长；更要通过制度平台和配套执行，实现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社会全覆盖。在对外关系上，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不断跃升新台阶，由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还在继续，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中国的对外经济环境趋于恶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中国模式影响扩大，在战略上坚持甚至强化对华遏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一心埋头干好自家事”的思维，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韬光养晦”显然已经不足以容纳和支撑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显著改变，中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也使外部世界对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免于恐惧。中国从“韬光养晦”的战略姿态转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不仅是对外政策上的变化，更是治国理政上的一场“大转型”，为中国内部的政治整合打开了新的空间。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被抛入“列国并立”的国际局势，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内政外交乃至前途命运的影响急剧上升。中国内政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与国际局势的演变分不开。随着维也纳体系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之下，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先后召开，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又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走上了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转变为雅尔塔体系，中国国内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之间的对抗加剧，最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模式也多有引鉴，但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开始了在苏联模式之外的新探索；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外交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缓解了自身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威胁和压力。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更是为中国未来发展拓宽道路。“冷战”的骤然落幕，使得中国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的局面，中国开始面对一个由美国单极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1990年，面对国际局势的剧变，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战略：不扛旗、不当头，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已有的全球秩序下寻求发展；不扩张、不称霸，与其他国家和睦共处。中国埋头于自身的发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上慎用否决权，很少参与和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区域的事务。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美国主导的WTO（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来发展自身。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在总体上成功地促进了国力的增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将中国看作可以“改造”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中国及时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契机，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来发展自身。从1992年到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从0.02%上升到10%，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存度提高，石油、铁矿石的进口量均逐年递增，等等。
这种“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与中国当时在国内所强调的发展指导思想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不强调、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吸引国外资本，汲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内外部生态和政治环境。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美盛行之时，国内一些学者和部分干部对于“华盛顿共识”与美式自由民主模式大加推崇，并将其作为改革的目标，而忽视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由于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认为西方一切皆先进，中国一切皆落后，迷失了方向，不再认为中国有必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一切皆从西方拿来既可，甚至包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这一形势从2008年以来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欧洲又爆发了债务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了增长乏力的态势，其内部社会矛盾也日益明显，由此带来了欧美学界对于美式全球化及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也必将影响中国内部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思考：如果一个既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存在巨大的缺陷，中国还要去照抄照搬吗？以“学习西方不彻底”来解释中国现存的问题，其说服力在不断减弱。
国际体系中力量的消长，不可避免地带来既有国际体系可持续性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曾受益于这一国际体系。“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为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赢得了发展的机遇期；而中国日益增长的强大实力又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在新的局势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对迅速崛起的中国束缚作用日益凸显：
首先，中国在中低端产业中站稳脚跟之后，继续发展需要产业升级。“世界工厂”的耀眼成绩背后有着种种环境代价与民生代价，中国透支了自身的能源、资源与自然环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开拓广阔的内需市场。中国在向中高端产业链攀升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此时，我们就将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天花板”和“玻璃门”。打破这些障碍，就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既有的“韬光养晦”战略与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竞争需要已经很难匹配。
其次，在新世纪之前，西方试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导向政治上的自由化改革，“中国崩溃论”一度盛行，其基本假设是，若无符合西方设置的目标的市场化转型与政治改革，中国必将走向崩溃。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又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挑战西方现有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直接的挑战者。2010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东亚再平衡战略，联合周边国家共同遏制中国；2012年1月，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这种战略转移的核心原因在于加强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挑战。
与此同时，西方还指责中国的崛起会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从而“误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一些人甚至将中国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利互惠的交往称为“新殖民主义”。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一些受西方影响的非洲新生代领导人对中国的感情及中非友好的传统观念趋于淡化，从而为中非关系埋下了不确定的阴影。所有这些挑战，都很难以一种“韬光养晦”的姿态去化解。
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局势，都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转变“韬光养晦”的做法，在国际秩序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既是中国在治国理政理念上的一次“大转型”，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而新的国际空间的打开，也为整个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环境。一、转型中的世界观“韬光养晦”是中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所制定的阶段性的国际战略方针。秉承这一方针，中国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和外部世界直接冲突，在涉及与周边国家领土与领海争议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自从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之势日益显著，并日益受到关注。由此出现了一个兼顾“韬光养晦”与“崛起”的提法，就是“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承认西方注意到的中国崛起之势，但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强调主动避免与既有的国际利益格局激烈冲击。2005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所秉承的世界观。
2012年9月，外交部发布了《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中方立场文件》，该文件延续一贯的对外政策内核，表明中方会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实现民族和解，反对外部武力干涉、反对强行推动他国的政权更迭，主张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针对国际冲突，中国一贯支持以协商和谈话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最终由联合国主导逐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谐世界。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在外交上的新思路逐步呈现。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中，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改变了过去对中美关系的定位。2012年7月，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讲话，提到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国家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积极评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这被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调整。而从2012年具体的对外政策来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种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一）将对外经济政策纳入整体大国战略
中国日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大势的国家，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国际或区域组织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需要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
经济影响力是一种可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实力。但在“韬光养晦”时期，中国较少积极主动地在对外交往之中以经济杠杆来达成外交目标，制定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是商务部等行业主管部门。相较之下，左右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机构却包括了美国国务院经济司、商务司以及专门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等，美国将此置于国家战略布局之中，足见其对于全球市场影响力的政治意义的清晰认识。
2012年10月，外交部设立国际经济司。国际经济司旨在从政治和外交上协调国际经济与发展合作以及相关业务，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区域经济合作等有关问题，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首先，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外交服务于经济的考虑，有助于中国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更好地关注国内经济利益，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其次，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让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外交的思路，有助于中国在外交工作中运用经济政策，整合经济资源，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实现国家外交目标。这一机构的设置体现了中国在对外发展中的角色变化，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同时积极制定和调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之匹配的大国战略。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得以被纳入整体的大国战略之中，通过发挥经济影响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二）争夺太空资源
在“冷战”时期，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一直保持独立自主能力，当时制定的外交政策既能联苏反美，又能联美反苏。而这种独立自主能力的基础就是中国有着独立自主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科技领域有一定发言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制定的卫星导航系统发展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捍卫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而2012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重大突破，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成为里根政府制定和实施对苏战略并最终击垮苏联的重要因素。美国借助互联网所造就的全球信息系统更是超越了空间的限制，控制了互联网世界中最重要的信息节点，使得信息和权力在看不见的三维空间中流动，最终实现和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美国就在这种空间战略转型中占据先机，它最早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是当时最完善的卫星定位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熟悉的GPS系统；由于卫星导航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避免美国一家独大，俄罗斯建立了格洛纳斯系统，可为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提供导航服务；欧盟则希望借助“伽利略计划”，建设新一代民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来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依附，追求更多的外交自由度。
中国早就意识到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即在2000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解决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有无问题；到2012年左右形成覆盖亚太大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最终在2020年左右形成全球覆盖能力。2012年12月27日，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所组成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亚太区域服务，这也表明发展卫星导航系统的三步走战略顺利实现了第二步，中国也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太空资源具有独特的稀缺性。以卫星为例，为了避免在同步轨道上发生干扰、碰撞的危险，卫星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规定先发射卫星的一方具有卫星频率的使用权，因此，只有尽早发射导航卫星才能保证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除了民用途径外，卫星导航系统在军事上的意义更大。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系统成形于“冷战”期间，而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也是欧盟独立防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在捍卫国家的战略安全、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同时，可以推动相关科技研发的进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研究指出，相关产业规模早已逾千亿元。（三）重塑陆上秩序
在历史上，中国一度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海上奇迹，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历代王朝所注重的都是陆地地缘政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想培养海洋意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欧洲列强在19世纪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海上霸主。海上霸权与陆地强国之间的实力差异也造就了这样一种文明观，即海洋文明从总体上优于陆地文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受到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陆地文明导致中国在近代走向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潮流，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融入海洋文明。但是，随着现代陆路交通的发展，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二元对立，已经遭遇到严重的冲击。
在19世纪初发明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推广的铁路交通，是陆地国家加强相互交通联系的重要手段。20世纪初发明的飞机也提供了海运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21世纪初，铁路交通的改进，高速铁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陆上交通实现重大突破，也为陆权的开拓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1.以高铁整合大国陆域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运营，标志着世界高速铁路由试验阶段跨入了商业运营阶段，这也刺激了欧洲国家，使它们迅速决定大力发展高速铁路，以便实现欧洲国家的陆上整合。高铁技术的诞生和投入使用，使得铁路这一“夕阳产业”迎来第二个“春天”。高速铁路的战略意义对于陆上大国来说尤其明显。
中国陆地疆域广阔，东部经济发达但资源总体紧缺，西部资源丰富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全国的协调发展，将东西部的市场、资源、人才进行整体化配置，高铁为这一战略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支撑。中国研究高铁及列车技术已经有20多年，但是长期以来处于对德国、法国、日本的学习与模仿之中。2008年2月，科技部、铁道部联合编制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合作协议》（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高铁事业进入自主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行动计划》既提出了大方针上的要求，如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已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突破关键技术，积极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的积聚，构建中国特色的高铁技术创新产业链和产学研联盟等；还提出了具体的指向性意见，如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强的时速350km及以上的高铁技术体系等。
然而，2011年，中国的高铁事业遭遇舆论风波。首先，力推高铁的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免职；其次，“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引起舆论对高铁技术安全性的担忧（但实际上出问题的是动车的信号系统，与高铁并无关系），此后，高铁运行降速，多条在建高铁降低最高速度标准。经历了短暂的国内外质疑风波之后，中央重新坚定了发展高铁战略的决心。2012年4月28日，科技部印发了《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了国家对于高铁的战略支持。至2012年，《行动计划》中的许多提议都取得重大进展，如采用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京沪高铁于2011年6月投入运营，新型高速综合检测列车的最高试验检测速度达到400km/h；2012年12月，中国首条也是世界上第一条新建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路——哈（哈尔滨）大（大连）高铁投入运营；全球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京广高铁在2012年12月26日正式全线开通运营。2.以泛亚铁路打通东南亚
中国处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地理位置优越。如何通过陆上交通线来连通这片广袤的土地，成为任何一个想要带动欧亚大陆的国家都要思考的问题。凭借高铁技术，中国可以加快本国对于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处于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之内，整合难度颇大；中亚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整体经济活力不足；相较之下，东南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临近海洋，有水运便利，又没有类似日俄的区域性大国，可以作为中国区域整合战略的突破口。
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加之南海局势的紧张，如何加强与东南亚的联系，成为维护周边和平、畅通资源运输路线、推动中国成为区域性大国的关键。中国的高铁技术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规划的泛亚铁路就是整合区域的重要基础设施，泛亚铁路中国段共有三个方案，均自昆明出发；东线经越南，中线经老挝，西线经缅甸；最终均到达新加坡。其中，东线因南海问题受阻，西线工程最为艰巨，中线工程启动的条件最为完备。2010年12月，老挝国会批准了自万象至中国边境线路的建设计划，但因为资金无法落实而没能动工。为尽快启动工程建设，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其提供70亿美元融资。作为提供融资的条件，中国将在2020年以前每年获得约500万吨矿产资源供应。本段铁路线长418公里，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建，主要从事农产品和木材等原材料运输以及客运。这条铁路将连接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未来还将进一步延伸至新加坡，总长3900公里，是泛亚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南海争议升级、美日钳制中国的背景下，泛亚铁路中线工程显得更具战略意义，不仅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关系，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在处理东南亚关系时所坚持的以经济援助为抓手的柔性外交政策。（四）传统陆地国家的海洋战略1.开发海洋资源
中国在加强陆上联系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海洋经济在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2011年时已达9.7%。2012年，中国在海洋经济的发展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布局。
布局海洋经济的必要性在于：第一，海洋潜藏着巨大的资源。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国人的海洋意识不强。利用好海洋资源优势，对于要解决资源劣势的国家来说意义重大。第二，在开发海洋资源的时候，极有可能因为科技、监管不到位，导致恶性开发，所以需要具备全局观。国外的海洋资源开发起步早，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相比之下，中国各个沿海省份当时还不具备成熟的开发能力，如果任由地方开发，很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不断发生炸岛炸礁、填海连岛等短视行为，因人为原因而消失的岛礁超过了400个。粗放的海洋资源开发行为还有可能导致其他的社会发展问题，如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海洋资源开发过程中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问题，等等。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政府在2012年上半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海洋经济开发。就管理层面而言，国务院于2012年3月批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区划》），确定了未来10年海洋资源开发空间管理和综合管理的基调和目标，划定了八类海洋功能区，详细确定了五大海区的总体管控要求及重点海域的主要功能和保护方向。总的来说，相较于过去的海洋资源开发模式，《区划》要求的海洋资源开发更显集约化，海域资源配置也更加合理。在开放海洋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既要激发沿海省市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合理开发，这就需要保持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平衡，中央统一部署，地方具体实施。
2012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复广西、山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河北、天津8省（区、市）的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11月，国务院又批复了上海、广东和海南3省（市）的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至此，11个沿海省（区、市）的海洋功能区划全部获批，国家海洋局开始正式印发各省（区、市）的《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以下简称《省级区划》）。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省（区、市）的《省级区划》中，被强调最多的，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有关“保护性开发”的具体要求，而是围海造陆问题。在国家土地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建设用地指标缩小，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市势必要向海洋“要地”，针对之前的粗放式填海行为，各省（区、市）的《省级规划》提高了“填海”的门槛，并分别明确了各自的围海造陆“指标”，如浙江获得5.06万顷的“指标”。此时，海洋仍然被定位为陆地的延伸，旨在解决陆上开发出现的用地短缺问题。2.海洋强国战略
海洋不仅具有经济上的价值，更是沿海国家的战略屏障。新时期对国家主权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陆地主权上，而应该扩展到海洋、太空。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在有争议的海洋资源开发问题上采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但近年来，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断侵蚀中国的海洋主权，这种侵蚀包括霸占我国海岛、掠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等。如果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回击，他们很可能会“得寸进尺”。
2012年国务院批复11个沿海省（区、市）的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标志着我国已开始采取措施，来巧妙地维护中国海洋权益。考虑到《省级区划》是中国的规范性文件，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约束力，因此中国通过对《省级区划》的执行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权利主张。根据国际通例，宣称对某块领土享有主权以对该领土行使管辖权为客观要件，开发旅游是行使管辖权的体现，这有利于宣示国家主权。《省级区划》在总体要求中提出要推进位于南海海域的海南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旅游资源的开发。海南省在2012年4月的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在年内开通西沙旅游，这是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新举措和新思路。
相较于采用出台国内文件方式宣示主权，中国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更可以体现出海洋策略的转变。近些年来，中日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议使得两国关系跌入谷底，而中国政府的态度则一反过去的守势，表现强势，被外界理解为中国正在改变过往“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
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议由来已久，2012年以来争议升级。日本国内领土狭小，向外扩张的愿望异常强烈。自1985年以来，日本就窃据钓鱼岛，但是依旧沿用中国对该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叫法。2012年3月2日，日本内阁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重新命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中国方面强烈表示反对。3月3日，国家海洋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对海域海岛进行了名称标准化处理，会同民政部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70个）的标准名称、中文拼音和位置描述，并于3月14日派出两艘千吨级海监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展开维权巡航行动。4月18日，中国国家海洋调查船队正式组建，涵盖国内调查水平最先进的19艘船舶，是首个全国共享的海洋调查基础平台。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并采取了谨慎而具体的措施。首先，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多位国家领导人在短时间内明确重申了中方立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这样的表态使人们回想起邓小平曾经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此番对日本“购岛”行为的表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之前所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的改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也意味着对“韬光养晦”战略的调整。当然这种改变也与日本方面的做法、近些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国内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发展有关。
其次，中国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公布了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专题地图，印发《中央海岛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派遣海监船抵达钓鱼岛的周边海域以宣示主权；第三，派遣渔政船开展巡航护渔；第四，中国政府于9月10日就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声明，并于13日将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提交给联合国。中国军方表示有能力维护海洋领土的完整。
有不少分析家认为，日本在此时挑起钓鱼岛争议，是美国干预日本政局的结果，旨在打断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中日间达成的一系列“去美元化”的金融合作协议，也变得难以落实。但单就海洋维权而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也为中国在其他海域的维权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五）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信用评级就成为该国或地区的无形资产，也是投资者的重要参考依据。信用评级是指由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根据一定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综合评价受评对象违约风险，并以简洁的符号表示其信用等级的活动。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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