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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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记忆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真相
孤魂野鬼：日军为何最怕中国的大刀队
据守东孤岭右翼主阵地的第一营，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挥起大刀，冲入敌阵，与日军拼刺刀。梁华盛第一九〇师有个特点，除步枪外，每人清一色背一把大刀。
尚在湖南衡阳组军时，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在长城要隘喜峰口战斗中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的故事，挥之不去地萦回在梁华盛的脑际。那首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而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旋律激越，慷慨悲壮，一时间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唱得多少人潸然泪下，热血沸腾：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兄弟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梁华盛不止一次地读过天津《益世报》登载的那篇《喜峰口的英雄》的文章，那灼热滚烫的文字总是不停地叩击着他的心扉：
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应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做凡尔登的英雄易，做喜峰口的英雄难。后者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去接替败退了的防线……喜峰口的英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
多少个日日夜夜，梁华盛盼望自己也能像宋哲元一样，带着一支这样的队伍纵横驰骋在疆场上，杀敌报国。因此，在武器配备方面，除常规武器之外，梁华盛执意为他的第一九〇师官兵每人配备了一把大刀，并请来一位刀、枪、剑、戟样样精通的武林高手，专门传授大刀对刺刀的格斗技法。这位名冠海内外的武林高手传授的技法很是独特，既简单而又中用。格斗时，先用大刀背对着对方的刺刀使劲一叩，拨开对方刺刀的锋芒，然后反向用大刀的锋刃对着对方的颈脖处用力一砍或是使劲一拖，对方立马毙命……
遍稽史料，日军怕中国军队的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其实，日军怕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迷信，日军认为在战场上被大刀砍掉脑袋后便永远不能转世投生，只能成为孤魂野鬼。
梁华盛第一九〇师的大刀果然厉害，当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举着大刀冲入敌阵时，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的日本兵赶紧拉栓退膛卸下子弹，挺着刺刀迎了上去……
在此之前，我对日本鬼子只要一拼刺刀，便要卸下枪膛里的子弹这一怪异而引人注目的细节一直困惑不解。说实在的，从杀伤敌人的角度看，将子弹留在枪膛内不是更保险吗？万一拼不过对方，举枪对着对方一扣扳机，“砰”的一枪便结果了对方，不是更省事吗？打仗的目的不就是有效地保存自己，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么？小时候，我看《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抗日影片及《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长篇小说，当看到日本鬼子拼刺刀卸子弹时，说实话，当时我一方面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迂腐刻板而感到可笑，另一方面又暗暗地为他们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打敢拼的精神而肃然起敬。特别是看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当看到投诚反正后的鬼子兵武男义雄，在讲到自己与八路军拼刺刀时被开枪打伤的经历时，气得哇哇大叫，事后他逢人便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的这个！”然后又伸出小拇指说：“八路军的这个！”小时候我曾一度对此津津乐道。直至为了写作此书，我南北游走搜集资料，当我在地处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国家图书馆里，看到了作家萨苏所著的《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本书时，我方才弄明白日本鬼子拼刺刀时退子弹的真正原因。作家萨苏的这本书取材独特，这本书的资料，全部来自作者从日本搜集到的日本人自己的报刊书籍，因而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特别的真实可信。原来鬼子兵拼刺刀前自卸子弹，是因为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击穿对方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击穿对方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的弹丸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再加上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距离太近互相重叠，给自己造成伤害的概率也更大，这才是日军拼刺刀时自卸子弹的真正原因。基于此，日军《士兵操典》里对拼刺刀前必须自卸子弹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根本不是什么武士道精神。而中国士兵不卸子弹，是因为一般的中国士兵单兵素质不如日军，此外，中国士兵手里的“中正式”、“汉阳造”步枪，穿透力虽不及“三八大盖”，但杀伤力却比“三八大盖”强得多。
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举着大刀冲入敌阵后，果然如入无人之境。
大刀显然比日军手中的长枪利索得多，只见朱团第一营的官兵们个个甩开双臂，舞动大刀，对阵时用刀背用力一甩，挡开迎面的鬼子兵劈面刺来的刺刀，就在鬼子兵踉跄着步履、稍一睖睁、虎口发麻的一刹那，中国官兵反向顺手一刀，挥动刀刃，砍向鬼子的脑袋或是脖颈，立马三刻，鬼子便身首分离，脑袋被切开或是滚西瓜似的顺着东孤岭的山坡，打着旋儿滚了下去。有的战士更是利索，连砍也懒得砍，上阵一交手，用刀挡开鬼子的刺刀，然后反手将刀刃在鬼子的脖颈处顺势一拖，鬼子立马气绝倒地，只剩下半个脖颈连着身首。使过刀的人都知道，刀最怕拖，再钝的刀只要一拖，马上变得锋利起来，这种法子省劲而利索，无论拼多久的刺刀也不觉得累。
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的鬼子兵们，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阵势，尽管他们是特设师团，但他们都曾经是征战多年的老兵，战斗力并不比甲种师团弱多少，拼刺刀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他们却从没见过这种打法，他们感觉很不适应。此时此刻，他们觉得自己手中那杆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三八大盖”，在这支挥舞着大刀的中国军队面前，简直就像是烧火棍，不仅笨拙而且毫无作用。他们拼刺刀，是按《士兵操典》上练的，练的是刺刀对刺刀的拼法，却从未练过刺刀对大刀的拼法。
自从来到中国的土地上，有多少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惨死在他们的刺刀之下，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欠下多少血债！现在，梁华盛“忠勇师”的官兵们，让他们欠下的血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忠勇师”越战越勇，他们一个个挥动着大刀，在敌阵中砍瓜切菜一般，刀落处，脑浆横流，鲜血喷溅；刀刃上，白是白，黑是黑。一股浓烈呛人的血腥气在东孤岭上弥漫，东孤岭上的草木土石皆被日军的鲜血染红。
所有这一切，都被指挥所内的伊东师团长看到了，他的脸色时而铁青，时而乌紫，双手就像是害了鸡爪疯般，那管双筒望远镜颤颤抖抖的，怎么也扶不周正。望着漫山遍野倒在东孤岭上的帝国士兵土黄色的尸体，伊东心如刀绞，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此时双方撕绞成一团，日军的飞机、大炮也失去了作用，伊东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士兵一片片惨死在中国守军的刀下……
午后的阳光，照着鬼子们飞溅的鲜血和“忠勇师”手里血肉模糊的大刀，幻化成一道道绚丽的光晕。一时间，东孤岭上地动山摇，风云变色……
东孤岭久攻不下，伊东只得下令撤退。
东孤岭上梁华盛第一九〇师的新战术和英勇善战，伊东第一〇一师团算是领教过了，只要一想起东孤岭，他们便胆寒生畏、毛骨悚然，他们知道东孤岭难缠，从此再也不敢染指东孤岭一步了……
偏偏就在这时，冈村宁次从九江的第十一军指挥所打来电话：“伊东君，东孤岭攻下了吗？”
冈村宁次单刀直入，从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里，伊东听出了这位新上任的军指挥官内心的焦灼和不安。
哪壶不开提哪壶！
伊东一时语塞，片刻之后，他字斟句酌地回答冈村：“东孤岭还未攻下，不过请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三天了！三天！数十架飞机、成千上万颗炮弹、芥子毒气和一个师团的兵力，竟攻不下一座山岭，是富士山还是喜马拉雅山？”
冈村宁次咄咄逼人，怒不可遏：“你的脑袋是夜壶吗，怎的就不会想事！东孤岭久攻不下，你就不会另想办法？别一口咬住个卵子，用鸡腿也换不下！”“是，将军！我一定想方设法打通隘口街的通道！”
伊东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从冈村宁次的话里，又似有所悟。
24日晚，伊东在冈村宁次的威逼下，不得不临时改变战术，他连夜用猛烈炮火佯攻东孤岭正面阵地的同时，主力则迂回绕至西孤岭侧背，兵分数路围攻西孤岭。
防守西孤岭的陈团顿时腹背受敌，在此万分危急之时，梁华盛见状，便命令团长陈士章放弃西孤岭，向南突围，于是西孤岭便告失守。
伊东第一〇六师团占领西孤岭之后，便利用西孤岭的有利地形，用重炮轰击东孤岭主峰，同时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并施放毒气弹，自8月25日至27日，一连三天，日军的飞机、大炮天天不间歇地轰炸扫射。
坚守在东孤岭上的朱团隐蔽在壕沟里，一动不动。
28日拂晓，敌人终于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而且这次进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凶猛，一上场就是主力战，重炮轰炸之后，敌人以战车为前驱，步兵则猫着腰跟在战车后，漫山遍野地冲上来。
敌人的铁甲战车在中国守军阵地上左右开弓，纵横轰击，中国守军没有反战车的重武器，被压在阵地前抬不起头来。第一营七连排长吴志宏忍无可忍，命令全排把手榴弹集束起来，亲率十几名战士，各挟一束，滚入敌战车阵，自行引爆。随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日军战车被炸毁了三辆。
凶悍的日军被“忠勇师”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慑，被迫退下阵去。
此次战斗，日军死伤惨重，第一〇一联队之第一中队、机关枪第二中队、第一四九联队之第一中队，全部伤亡殆尽……
袁世凯与孙中山谁推翻了清朝
今天是所谓“双十节”。双十节又称“辛亥革命纪念日”，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即清宣统3年、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发动武昌起义的庆典。1911年（中华民国元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将十月十日定为“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十节作为“国庆日”的性质被取消，但仍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全国部分地区亦有双十节举行集会。过去的说法一般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先驱云云。那么，我们就不妨来仔细看看孙中山跟武昌起义，跟“双十节”这个“辛亥革命纪念日”究竟有什么关系吧。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就领导了所谓“十次起义”——这些起义包括：1895年10月26日广东广州起义，结果因消息泄露所购枪械在广州码头被缴，四十多人当场被捕，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1900年10月8日的广东惠州起义，起义队伍曾发展到两万人，因在日本所购武器被日方扣存台湾而告失败。郑士良牺牲，一万多人流亡海外。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起义。1907年5月22日的广东潮州起义，余既成、陈涌波等在潮州黄冈起义，月底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起义。1907年6月2日的广东惠州起义，邓子瑜等在惠州七女湖起义，13日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四次起义。1907年9月1日的广西钦州起义，王和顺等在广西钦州王光山起义，进军途中加入义军者三、四千人，历时半月，因饷械不继而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五次起义。1907年12月1日的广西南宁起义，黄明堂部攻占镇南关，坚持数日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六次起义。1908年3月27日的广西钦州：黄兴在钦州马笃山起义，与清兵激战四十日后失败。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1908年4月30日的云南河口起义，黄明堂在河口起义，经20余日战斗，河口失守，黄明堂率部600余人退入越南，被法国当局解除武装，遣散到新加坡。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1910年2月12日广东广州起义，倪映典率新军在广州起义，次日失败，倪映典牺牲。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九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广东广州起义，黄兴率部在广州起义，当日失败，牺牲86人，由潘达微收得烈士遗骸72人葬于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十次起义。
可以说，孙中山真正领导的这些起义除了失败还是失败，也因此导致同盟会部分领导人决定改变策略，放弃在珠江起义，而转以长江流域做为活动的基地，然而孙中山坚持反对，反对同盟会到长江流域活动并发动起义，他认为还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发动有效的起义。因为意见不合，孙中山于是又出国作全球旅游，当时孙被嘲讽为“漫游”一派。
可是，就是孙中山不看好的长江流域的“武昌起义”偏偏取得了胜利。
当时，四川护路运动风起云涌，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以蒋翊武，孙武，刘复基、彭楚藩为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处处提防，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延期。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於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於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以熊秉坤、金兆龙为首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於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缐，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领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覆的进攻，终於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武昌起义成功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从武昌起义全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孙中山的一点影子，此时他在干什么呢？据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讲到：孙中山那时已经贫困潦倒，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一家卢姓餐馆打工端盘子，而这家餐饭老板的儿子与《晚清七十年》作者唐德刚本人是好友。正在餐馆端盘子的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也不十分激动兴奋，而是没有任何什么反应，因为本来武昌起义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况且孙中山一直反对在长江进行革命活动，更不赞成起义了。所以，我们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孙中山与这次起义没有任何关系，孙中山是在起义两个月之后他才回国，其它的同盟会领袖如黄兴等也是在人家“共进社”、“文学社”起义爆发后才得知消息，赶赴武昌的。
那么武昌起义的发起人是不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党羽呢？如果是，那么也可以说这场起义跟他还有关系。但是，历史事实是：武昌暴动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以及武昌的一些新兵。与同盟会没有关系，与孙中山更没有关系。那个时候寻找富国强兵的人仁志士有很多，革命党人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帮会也很多。天下绝不是只有同盟会一家。他们都在各自活动，寻找时机而行。同盟会之前也行动了很多回，都以失败而终。如果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那么对蒋翊武，孙武，刘复基、彭楚藩、熊秉坤、金兆龙等十分不公平。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同盟会主要成员黄兴是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虽然，在起义准备阶段，黄兴并没有参与，但起义爆发后，黄兴快速赶到武昌立刻投入到与武汉其他二镇的清军，以及后来的清政府北方调遣来的援军展开浴血作战，并坚持到最后，也没有去南京分官。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武昌起义只是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但真正给清王朝致命一击的却是袁世凯。袁世凯迫使清朝退位，正是辛亥革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没有这袁世凯的对清朝最后沉重的一击，光有个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能算成功么？如果按照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袁世凯才是辛亥革命的最成功的真正英雄，是推翻满清政权的第一功臣，民国的真正创立者，民国的开国元勋，事实也是袁世凯是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上看，这话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朝鲜战争的真实起因以及后果
1、在解放战争末期，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已经彻底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应该改朝换代了。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所有国家驻华使馆人员皆闻风而逃，唯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了下了，他是受美国政府之令尝试和即将诞生的中国新政权进行接触。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二战主要战胜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能够继续和中国搞好关系，美国将会受益非浅。
2、斯大林当然是特别不希望中国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任何接触，最好是能够让中国与西方社会为敌，把苏联作为唯一的依靠，充当苏联的孙子、炮灰和卫星国。他知道毛是一个十足的中国农民，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低能儿，于是就开始把毛玩弄于掌股之间：
A.唆使金日成侵略南韩，在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当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准备军事干预时，苏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完全可以一票否决，可是偏偏到了投票的关键时刻，苏联代表却“因故”缺席，故意把联合国军放进朝鲜。
B.唆使中国出兵朝鲜，满口答应中国一旦出兵，苏联立刻提供强大的空军支援。可是等中国三个军的首批部队进入朝鲜后，却又说要顾及到和美国的关系，不便派空军参战。联合国军的组成是美国、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中国出兵朝鲜，等同于宣布自己完全投靠苏联、与世界为敌。
C.中国出兵后，联合国马上讨论决议，定义新中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严厉谴责。苏联仍然可以一票否决，可是苏联代表却又在最后投票时“因故”缺席！致使该决议顺利通过，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背上侵略好战的骂名，在国际社会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同西方接触的大门被彻底关闭，失去了国家发展之良好国际环境达几十年之久。
D、第四次战役后，联合国军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倾斜。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又开始忽悠毛泽东，要志愿军发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把美国人彻底赶出朝鲜半岛。毛泽东被忽悠得脑袋发热，指示发动第五次战役，结果从36线到38线，志愿军被打得损失惨重、溃不成军。
E、斯大林提供给金日成的武器全是苏军的现役装备，而且是免费的；提供给志愿军的武器全部是苏军的淘汰装备，而且是高价的。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农民饿得啃树皮、吃泥巴，苏联却趁火打劫、逼迫中国偿还沉重的抗美援朝军火债务。
3.朝鲜战争所形成的结局：
A.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几乎全部实现，苏联成为最大赢家；
B.日本和台湾也是大赢家；
C.美国虽然付出了4万4千名士兵的生命（阵亡36000，失踪8000），但是通过朝鲜战争牢固建立了美、日、韩、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军事同盟，一个北美国家居然牢固掌握了亚太事务的主导权，数十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大赢家；
D.金日成又被打回了战争起点，平手；
E.中国成了唯一的输家，而且是大输家。一是拖延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一拖就是半个多世纪。用唱戏的话说就是，这个气口断了。断就断在朝鲜战争。到现在，台湾问题的“气口”能不能接上都成了一个问题。二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北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把中国和苏联都拖入泥潭，而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老大，一方面以一种命令的姿态指挥中Gong和朝鲜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跟华盛顿擦枪走火。中朝相比，显然朝鲜更不具备打一场战争的实力，因此，中国人出人，苏联出装备，去朝鲜打仗，就成了“朝鲜战争”的一个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从连年战争中缓过一口气，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朝鲜战争每年花掉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举一国1/5的财力进行一场战争，其残酷性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中国还因为苏联的援助而背上了一身债务，到50年代末仍未还清。这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尽快加入联合国，战争的结果，使得中国更加脱离了国际格局，加入联合国的梦想一拖就是20多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中国在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的荒谬和闭关锁国状态的形成，几十年光阴白白浪费了。
4.对主流错误观念的批驳：
A.如果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入侵中国、中国就可能亡国、中国就没有和平环境其实，所谓的“保家卫国”只不过是为了出兵朝鲜假托的一个借口而已。美国如果试图侵略中国，早在解放军渡江之前就应该来了，何必等到新政权成立，有了国际上的盟国后再来？二战美军有1100多万军队，二战后只有50多万军队，有这样的侵略么？而且，朝鲜战争之前，美军在朝鲜是没有驻军的。
早在美军参战之前，毛和斯大林就已经预见到美国即使参战，也不会以中国为目标，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中国领导人的的误判，只是判断美国可能会派遣日本陆军部队参战，而没有想到美国兵直接参加了战斗。战后李奇微将军的著作中也提到，这场战争来的非常突然，美国的准备也非常仓促，甚至连国会的必要讨论都没有完成就直接进入了战争状态，所以，说美国人意在通过朝鲜半岛侵略中国，完全是自欺欺人。另外，第五次战役美军全线反攻，把志愿军击溃至38线时，是美国人主动停止了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把志愿军赶出朝鲜，所取得的政治利益也不大，不值得再投入大量的财力和士兵生命，并通过国际人士向毛泽东转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俩家不应该打仗，苏联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和中国新政权进行接触、试图建立关系。
再者，从1945年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全世界殖民地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走向独立，从二战胜利到现在，全世界新增主权国家多达80多个，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丧失主权或亡国，为什么偏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二战五大战胜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就会亡国？这种论点简直是荒谬无比！
B.出兵朝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军队令世界尊敬
完全是无稽之谈。朝鲜战争只不过是把美国人打回38线，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起朝鲜战争了；而越南军队却把美国人彻底打回了老家，美国承认越战是一场完全惨败的战争，今天的美国人提起越战还能感觉到明显的切肤之痛。那么请问，今天的越南国际地位高吗？越南军队的国际地位高吗？听说过世界上有谁会害怕越南军队吗？
有人津津乐道于美国人自己的那句话：“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战场上和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了一场战争”，认为这是美国人服输的表示。实际上，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尔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被故意断章取义了。美国人是认为朝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与它能够得到的政治利益不成比例，所以是错误战争。
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战术落后，所以整个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官方承认的牺牲人数为36万，外界估计在36到70万之间，其中正团以上干部187人、师以上24人、军以上干部6人，包括20军后勤部长喻求清、39军副军长吴国璋、后勤部副政委邱世清、67军代军长李湘、23军副军长饶惠谭、20兵团保卫部长冯建屏、50军副军长蔡正国，被俘人员最后仅1/3回到了国内，创下解放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随着战争的延续，毛泽东对志愿军的歼敌要求也不断降低，只要能一次全歼美军一个整编连即可。实际上，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一次歼灭美军一个整编营都很困难，自己却是稍不小心就会整师被歼灭，战争进行到后期，志愿军整个部队普遍弥漫正悲观失望情绪，不想再打下去了。从国际军事界研究、评论和不少美国韩战老兵回忆录来看，他们除了佩服中国军队勇敢、不怕牺牲以外，并没有任何再值得他们称赞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得到了联合国授权、他们是在抗击金日成的侵略、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有正义之师的名衔；新中国则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背上了好战者、侵略者的骂名，不是国际地位提高，而是国际地位急剧降低、名誉扫地！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在品尝这颗苦果，任何国家搞发展，国际社会都能理解；唯独只要中国稍有发展，国际社会就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叫声，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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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
一、对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认识
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对抗，爆发的起因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头脑发热，怀着占便宜的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直接出兵的原因，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的最高层就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战略对抗的苏联一方，这是一年后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让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但是由于专制政体的愚蠢本性，苏联10年后疏远了中国这个重要的政治盟友，20年后，精明的美国开始和中国亲近，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二、中国是否受到直接威胁
接到准备参战的命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官兵的思想具有农民特征，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前半句是真，后半句为虚。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远景规划，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决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热身赛。
美国的错误在于没有遵循有理有节的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
三、战争目标定得过高和外交失误。
二次战役后英法领着一些国家斡旋和谈，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谈判条件，涉及中国利益是两条：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美军退出台湾海峡。二次战役虽然推进到了三八级附近，但美军主力未损，这时提出美国在近乎战败情况下才能接受的条件，无疑是太高了。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由印度、伊朗、加拿大代表组成）提出了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地位问题，符合之前中国所提条件，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对此和平提案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却复电联合国表示很不满意。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这就得说到中国参战的战争目标了。
至于中国参战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解放朝鲜半岛，压美国一头。打完吃力的第四次战役后，最高领袖还讲：不消灭美军几个师，它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反映出领袖对朝鲜战争的实质仍无清醒的认识，对美军的实力与长处仍无切实了解，在战略上仍然盲目乐观。主导领袖思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中国内战的红色胜利在朝鲜应该同样能够复制。
英法等国家斡旋和谈，和平提案对中国十分有利，简直就是自愿和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送给了美国。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指责中国侵略的提案，号召组成联合国军到朝鲜与中国作战。拒绝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提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境地。
两年多之后的停战协定既没有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也没有谈台湾地位问题，可以说，后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是不谈中国政治利益的抗美援朝。
就原和平方案扯皮时中国政府主张不恢复38线，到后来重开谈判扯皮时中国政府又主张恢复38线，原因是攻守之势已经易位。最后停战停在了实际控制线，控制线突出38线以北5000多平方公里，突出38线以南20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两年多寸土必争的结果，是东西方阵营实力差距的表现。
四、三八线的实质和第三次战役
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对抗的分界线，实质是一条战略平衡线。中国能够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经很不错了，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13国和平提案通过后，中国政府声明反对，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此即第三次战役。这在军事上不明智，在政治上更不明智，看不清三八线的实质表明最高领袖看不清世界战略格局。
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在第四次战役中大部分得而复失，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作战原则。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其实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和平方案。
五、违反“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抗战时期创造出的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统一国家之后，应该发展成大的国家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朝鲜战事结束，中国获得的政治军事利益已经足够，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更适当的位置。
六、对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缺乏认识。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是否介入战争，尤其是介入的程度应该老成持重。中国的军事统帅和政治统帅却没有表现出老成持重，彭总在商议是否出兵的会议上说打烂了就当新中国晚成立几年，最高领袖在杜鲁门发出核威慑之后丝毫不以为意。在战争消耗越来越大之后，兵力上要轮番作战，经济上要一切为了前线，还动员人民捐献，以卫国战争的消耗来打一场局部战争，很不明智。想当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急令中共全军北上牵制日军，中共领导层抗命不从，因为服从就会打光手中的武装力量，一贫如洗了。如今苏联并不奢望中国出兵，中国不仅出兵，而且要以举国之力大打，当了家忘了苦日子，有资格挥霍人力物力了，是为忘本。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对于中国军队的优点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军队都有所赞誉，本文既为反思，则只谈短处。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势主要表现为三点：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贫乏。第二次战役中国军队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咬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中国军队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贫乏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中国军队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敏锐的里奇微查觉到，中国军队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中国军队打击能力弱更加突显，8个团围攻六千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中国军队不可能大建制消灭美军，而这一点中国的政治统帅和参战的主要军事将领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至于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裕。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击，中国军队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中国军队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中国军队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饿肚子、省弹药的中国士兵，美军却是吃穿不愁，弹药充足。
回顾国内战争，那句总结语“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非常不妥，国民党军那几百架飞机、几百辆坦克散在广阔的国土上，每个战区能有多少？每次战役能有多少？国民党军说白了也是小米加步枪，而且到了三大战役米也不够吃了。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八、轮番作战问题
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本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对手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
九、第五次战役问题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是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战役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板，战役的第一阶段主动进攻，结果和第三次战役一样，占了城地，没歼灭对方多少兵力。第二阶段是再次进攻后转入防御，这回又吃了第四次战役那样的苦头，面对具有优势火力和机动力的美军反击，损失超过了第四次战役。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却显得成熟，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中国军队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击杀伤对手的有生力量，连横城反击战那样的机会也没给对方留下。
三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直接恶果，折损180师主要责任在三兵团指挥部。三兵团是轮番作战的新部队，兵团司令王近山对朝鲜战争的特点没有切身感受，拿着国内战争时的经验来指挥作战，尤其要命的是骄傲自满，战前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180师的厄运是撤退命令晚下了24小时造成的，在战场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三兵团的指挥层对美军反击的快速性缺乏心理准备，在收拢部队问题上紧迫意识不足，如果保全部队的弦绷紧点就能早下命令让180师回撤。另外命令180师掩护兵团伤员撤退的命令语焉不详，也有渎职之过，命令“就地”停下掩护，毫无军事专业性可言，180师一“就地”就蹲在了汉江南岸，后来渡江北撤时江水上涨，仅被急流冲走的就有600人之多，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三兵团的这一命令也加以提及。
第五次战役的另一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一段距离处。
十、运动战、阵地战问题。
在国内战争中适合打运动战，因为解放军的机动性优于国民党军。而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或许可行的选择，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后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以南保有一些土地。
总结：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四个层次解析朝鲜战争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输送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而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海军军售却很大方。苏联给中国的破烂岂止是舰艇，在北朝鲜已经安全的情况下，苏联供应中国的T34坦克是二战中用过的，上面弹痕明显。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忙着给东西，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集团中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可惜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领导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初始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快感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对史家来说，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价值高于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文革”前编纂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史书，对“反动”、“反面”人物，凡是引用1949年之前的旧文，极尽删削；而亲历者在1949年之后发表的回忆录，亦讳莫如深；以至某些特殊人物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迹在史书中被蒸发了，蒋介石就是一例。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近年来，因能方便购到台湾、香港等海外出版的史书，与国内出版的史书勘读比较，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得以梳理清楚。
一、蒋介石回国，协助黄郛促成浙江新军起义
武昌首义爆发后，陈其美即奔走江、浙，策动南京、杭州新军起义，后因南京方面条件不成熟，便开始筹划光复沪杭之策。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陈其美亲赴杭州，次日召集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顾乃斌、褚辅成、吴思豫等人密议。因当时军界人士分急进与缓进两派，意见不一，遂决定上海、杭州分头着手准备。八月底，陈其美忙于筹备上海起义，无法分身，派姚勇忱去杭州联络新军。顾乃斌等人表示，对于起义，新军中的党人意志坚决，但有两标（编者注：清末陆军编制，相当于后来的团）驻扎在城外，每一士兵子弹不足5粒，而在城内驻防的旗营，加上抚台衙门驻扎的巡防营一个营、卫队两个连，兵多械足，确占优势，他们不愿冒险。如能组织一定数量的敢死队配合新军起义，胜算较大，杭州方面已派人分往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地招募敢死队员，一个月才能集中，所以起义日期须在九月二十日以后。此时，汉口已失，陈其美接到黄兴自前线发来的电报，冯国璋正急攻汉阳，若再失汉阳，武昌危殆。黄兴催促沪杭尽快起义，声援武昌，陈其美十分着急，把上海起义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三日，杭州起义也不能再拖，必须派得力人手赴杭筹划，就在这时，黄郛、蒋介石相继抵沪。
黄郛（字膺白），杭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因学识优良，不久即在同学中成为突出人物。在校两年，未及毕业即被提前派遣留学日本，进振武学校，因他长于算术、地理，毕业后被选入参谋本部陆军测绘学校学习。黄郛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介绍浙江籍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他的许多同学、朋友日后成了浙江新军的军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暑假，黄郛与吴思豫回国。吴结婚时邀他做证婚人，他与日后领导浙江新军起义的顾乃斌、葛敬恩等人也久有联系，私交甚笃。黄郛和陈其美、蒋介石是换帖弟兄，陈居长，黄次之，蒋第三，后来他与张群也换过帖。黄郛毕业后到北京，被派到军谘府第四厅供职，与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同事数年。武昌起义后，军谘府挑选合适的人到南方调查革命党的活动，竟选上了黄郛，他趁机来到上海。此时，蒋介石正在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由一等兵升上等兵），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与同学张群等人，九月初七微服出走长崎，登轮回国，九月九日抵上海。黄郛、蒋介石的到来适逢其时，陈其美立即派他俩去杭州，利用他们在浙江军界的人脉和影响，组织起义。“陈英士先生派蒋中正、黄郛、陈泉卿等同志到杭，在顾乃斌家举行会议。经陈先生前此指定的各代表都亲自参加。当时重要的决议案是：（一）推童保暄为临时司令；（二）葛敬恩等为参谋；（三）朱瑞为一标司令；（四）顾乃斌为二标司令；（五）定于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至十七日为举义期间。下一天又在临时司令童保暄家开会，分配工作……会议之后，蒋中正先生回上海报告一切。”（【吴原：《辛亥革命在浙江》，《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P57-58）“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中正来杭，与各同志相见并催促进行……”（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年谱》，P58-59）褚辅成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2月15日出版的《浙江通志馆馆刊》创刊号上，上海史学会1956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2000，P154）刊用此文时在“陈其美派黄郛、蒋中正来杭”一句中删去了“蒋中正”三字。
二、杭州起义时，蒋介石担任敢死队长，指挥进攻巡抚衙门“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一、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令，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令，攻击抚署，以十五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十名，炸弹手五名，先后继进……第四队由队长王金发率令，攻击军装局……第五队分布于旗城门下，各门附属五名，出入于弹雨之中，而无一惧色。凡直接各将校，无不深为感心也。”（辛亥九月十九日上海《民立报》：《浙江敢死队之壮观》）。蒋介石担任敢死队指挥官后，给母亲、家兄致信诀别，告以誓为革命牺牲，并劝母勿念儿及死后家事之处置，语极激凄。蒋母派王良岳到杭州劝慰：“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迨午夜一时，陆军等八十二标由吴思豫、顾乃斌协助，周承菼率陆军，□□□率敢死队进城，直扑抚署驻军，同时陈占芬所持炸弹，掷中抚台上房，顿时着火延烧，敢死队冲入抚署，大门卫队略事抵抗，旋即降服，巡抚增韫及眷属皆被擒。”（《辛亥革命（第七册）》，P155）
蒋介石《为〈杭州光复记〉复顾子才（乃斌）书》亦有相同描述：“……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沈筱九二君掷炸弹于署侧杨馥斋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光复，在此一战。”（《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P78）对照上下文，陈占芬与陈济汾似同一人，褚辅成文中“□□□”当为“蒋中正”三字。
辛亥老人应梦卿，上海起义前后住在以霍路德福里一号同盟会总部，担任保管印信、档案和撰拟文书等工作，他在《奉化渔民任光复杭州敢死队记》一文中没有隐讳蒋介石的活动，他说：我奉命去奉化，以招“沪杭铁路工人”之名，在渔民中招募了一百二十名敢死队员，乘船先送到上海，当日乘火车转送杭州，“到了杭州，将渔民分别安置在城站附近的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下城的奉化会馆，由蒋介石、张伯岐、王季高（金发，）三人点验接收，并交由沈昌鑫、陈夏生负责管理。我随即与蒋、张、王等同往白云庵开秘密会议，商讨以后的行动计划……”（《辛亥革命回忆录》（八），P7-14）
三、蒋介石反对汤寿潜任浙江都督
杭州光复后，朱瑞、蒋尊簋、童保暄等军界人士争夺都督职位，各不相让，杭州局势堪危。褚辅成等人赶到上海报告，请陈其美速定处理办法。陈其美当即邀集浙江旅沪同乡庞莱臣、虞洽卿、张芝仙、朱葆三等共同商议，一致主张由陈其美决定。陈其美认为必须由地方上具有声望的人士出来主持，方能收拾人心，巩固胜利，并提出目前浙江都督人选以汤寿潜最为适宜，征求大家表决，众无异议。于是由陈其美写了两封信，一封致汤寿潜，请其出面维护桑梓；一封致杭州军界，劝其为大众谋福利，不可为个人争权利。两信仍请褚辅成带到杭州分别转交，并请他们三人邀同地方知名人士敦请汤寿潜就职。不料在杭州的蒋介石、王金发二人得悉此情，赶到上海表示反对。陈其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以利于挽救浙江的危局，委任蒋介石为沪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命他留在上海筹备北伐，不必返杭，蒋默许。
四、蒋介石帮助陈其美组织沪军都督府，训练军队“……浙省既下，公又返沪助其美谋定全省。编练步兵一团，是为沪军第五团（后改为陆军步兵第九十三团），其美任公为团长，公推黄郛为都督署参谋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年谱》，P78-79）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光复杭州之军事行动，至是虽告结束。而上海尚未稳妥，乍浦驻防有反攻省城之谣，故由□□□等回沪，协助陈其美、黄郛策应各省，镇摄淞沪，组织都督府与大本营诸事……”
对照上下文，“□□□”当为“蒋中正”三字。“沪军最初辖三个师，其中有第五团，后来改编为第九十三团，由蒋公中正一手练成，纪律严明，最为精锐。团里的官兵，到民国十三年间，有不少已经成为黄埔建军时期的各级重要干部。”（潘公展：《陈其美传》，《年谱》，P107-108）
据上海起义时任敢死团代理团长兼任义武宪兵队司令的徐棠（字霁生）1938年撰《辛亥敢死队缘起与沪军革命史略》云：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参与戎机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陈其采等。”《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收有徐棠《辛亥上海敢死团述略》一文，编者根据《辛亥敢死队缘起与沪军革命史略》一文作了删节，但因第七集是1982年出版的，保留了蒋介石的名字。
五、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所做最惊人之事莫过于1911年1月14日刺杀陶成章。对于此事，尊蒋人士给出的解释是：“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煞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为革命正统，诣公游说，公大骇。默忖其计果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态状，而当时东南人心未定，军官皆清室遗孽，江、浙仍将为满清与袁贼所陷，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用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年谱》，P78-79）
案发后，孙中山、黄兴先后致电陈其美严查凶手，陈其美复电黄兴：“陶焕卿君被刺事现已由敝处派全部暗探严密查拿外，并饬交涉司转饬会审公廨委员及函请租界捕房一体协缉矣。”一月底，蒋介石辞职，陈其美批示挽留：“禀悉。该团长病仍未痊，应准请假调养以期全治。所请委员接办，准予辞职各节，可毋庸议，并仰第二师、团长切实挽留，以资襄助。”（民国元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民立报》），四月，“蒋中正辞沪军第五团长，举张群代之。赴日创办《军声杂志》。”（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年表》）
蒋介石在日后所写的日记里并不讳言刺陶的动机：“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义。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蒋介石冒险犯难，自担罪责，为孙中山铲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瓦解了光复会，做了孙中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自然心知肚明。民国二年反袁失败，孙、黄分道扬镳，黄兴出走美国，孙中山、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作为孙中山的左右手，陈其美预感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做自己的接班人，他集句请孙中山亲书一联赠蒋，“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寓意甚明。蒋介石刺陶时表现出的眼光、魄力、果敢和勇气，赢得了孙中山的欣赏和信任，日后倍受重用，倚为柱石，这是他能在十余年间超越党内众多元老捷登大位的重要原因。
揭秘：还人们一个真实的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于1895年8月5日因患晚期食道癌而在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住所中长眠。
生平
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在马克思逝世后，帮助马克思完成了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
1820年11月，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先祖是犹太人。父亲是工厂主，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1837年，被父亲命令从中学辍学，到营业所学习其厌恶的经商。
1838年8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去不来梅当办事员。在这个自由和民主思潮彭湃的城市，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联系。1839年春，在该派机关刊物《德意志电讯》发表《乌培河谷来信》。1841年9月，他到柏林服兵役，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讲课。很快成为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积极份子。
1842年深秋，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心。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且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还是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1843年冬天，恩格斯认识了爱尔兰工人姑娘玛丽·伯恩斯。不久后，两人开始同居。1844年8月，恩格斯返回德国巴门老家，途中经过巴黎。和马克思见面。1845年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几个月后，恩格斯迁到布鲁塞尔帮助困境中的马克思。
1846年8月，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他们改组正义者同盟，使之成为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翌年2月出版《共产党宣言》。
1848年年欧洲革命爆发。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回国参加革命斗争。4月受同盟委托组织出版革命运动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
恩格斯亲身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1850年前后，民主革命失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压迫。经济拮据，恩格斯决定暂时回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一待就是20年。
期间他和马克思以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并且进行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军事。他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1852）一书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动力，起义是一种艺术。他为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军队》、《步兵》、《炮兵》等59个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派尔——麦尔新闻》等多种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等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军事论文。
他被公推为军事权威。此时他的语言才能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阅读运用12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1869年7月，恩格斯终于从商人生涯中摆脱。1870年10月，移居伦敦，与马克思再度相聚。
1878年，《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问世。
恩格斯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1873年开始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写了许多札记和片断。其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起源的理论问题。
1883年，马克思去世。《资本论》只出了第一卷，剩下的只是一些字迹潦草的手稿。此时恩格斯正在整理其持续10年来累积的有关自然辨证法的研究记录，但他马上停下手中的工作，整理资本论剩下的手稿。在他12年的努力下，资本论二、三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
1895年8月6日，患有晚期食道癌的恩格斯逝世。10日，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追悼会。27日，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在伊斯勃恩海湾。
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内战时的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欧洲各国当时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者的镇压。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没有明言，不但没有“专政”之说，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
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其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解放论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是矛盾的。
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专政”，而“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
当1848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
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月18日上台执政，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月20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显然，在“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没有“专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
专政这个词源于古罗马，后来被雅各宾派以及布朗基借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布朗基式“少数人专政”的。
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
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
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余就是在不公开发表的书信里谈过几次。“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
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因此它与“专制”（autocracy）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待战争结束，就回复议会民主的常轨。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
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
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以暴力对付暴力。
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
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更重要的是：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
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秦晖）
晚年恩格斯
恩格斯的《遗嘱》
它有三点，很入微地提示了我所关注的问题，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者创始人的伯恩斯坦，被恩格斯委之以遗嘱执行人的重托；
二、恩格斯个人的全部手稿和全部信件，遗赠给了伯恩斯坦和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三、他的个人财产遗赠：“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柏林的保尔·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都，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
这正是确凿的证据，证实晚年恩格斯确实钟情于议会民主。
共产主义者不为终极目标而奋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我们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谈话：
记者：“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
恩格斯对我（记者）看了下，然后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的政治倾向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承认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和“和平方式”两种可能，而且“和平方式”占有主导的倾向，表明恩格斯开始了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必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羞那赤裸裸的东西”。
他在这里批判的仅仅是德国的现状。却显明指出“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英国那样的君主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社会民主党终于按照恩格斯的意图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正是这个纲领后来引导着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斗争并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纲领，是一个在争取完善民主立宪体制的平台上，在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
首先，纲领提出了政治权利的要求，认为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如何取得政治权利？它没有提出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所有年满20岁的国家成员，不分性别，在所有选举和投票中都拥有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进行秘密投票”。“对于被选出的代表要提供津贴，除了被宣布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以外，要废除对于政治权利的任何限制”。“人民依靠提案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帝国、各邦、省、市镇实行人民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要履行职责和承担责任”。“以人民军队取代常备军，通过人民代表机构决定战争与和平”。“废除所有限制或者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和集会权利的法律。”“规定进入公立小学读书的义务，高级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学，免费提供学习资料和膳食”。“免费的司法和法律援助”。“免费的医疗救助服务。包括助产和药品。免费的安葬”。“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用以支付全部可以用税收承担的国家开支”。“在工人决定性地参与管理的条件下，由国家承担全部工人保险。”
这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吗？和平转变、民主立宪和高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是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是他呕心沥血的产物。当然，这个纲领也就是他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与时俱进的一个思想结晶。
1891年3月24日，他在致奥本海姆的信说：“再过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1891年9月29日，在致倍倍尔的信说：“显而易见，这样的时刻日益临近，到那时，我们在德国将拥有多数，或者无论如何将成为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执掌政权的党——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希望这一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因某种危机而中断，诚然，这种危机可以使它缩短二、三年，但也同样可以使它延长十至二十年。”
从这二封信里，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恩格斯是充满了何等的信心，把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国会选举上，还小心翼翼地告戒党的领导人要避免“危机”事件（大概也包括革命事件等），以防其可能造成对这个过程的“中断”和“延长”。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文献里，恩格斯更直截了当地宣告：“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
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国际共运史上，他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创始人的殊荣。
1890年4月，他当时正在恩格斯身边，在党刊上连续发表《礁石》的短文，论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主张。恩格斯没有表示任何异议。
1896年以后，他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他强调民主的重要，“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坚定地认为，必须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的这些思想，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有密切的继承性。应该说，正如恩格斯在《遗嘱》中委以执行人和思想遗产受赠人所象征的那样，伯恩斯坦是真正地沿着恩格斯所开拓和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正是这一历史真相，被刻意地隐瞒了整整一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终归要重新颠倒过来！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究一个人怎样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不同的形象，犹如一次探险，对于袁世凯这样复杂的人物，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探寻，以避免简单的判定。
袁世凯与他的一妻九妾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人们都知道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光彩照人的传奇，但是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探寻到这个家族的深处，抵达更多的人，更多的命运。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不是“无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泪”。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骆宝善忽然记不起袁世凯某年乡试所作的挺不错的联句，女儿悄悄递进来一张纸条：“光绪五年：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字是骆宝善的妻子刘路生写的。夫妇俩都是袁世凯的研究者，连女儿对袁世凯也很熟悉。“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度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女婿张佩纶（张爱玲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了他高额支票。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内阁总理赵秉钧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但袁世凯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内阁总理赵秉钧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第二章 战争秘闻
中日战争的前因后果
我相信世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支配，人们常说的突然事件，其实也是有其因果支配，只是来得突然，未有心理及时间上的准备罢了。中日之间的战争既在日人的掌控之中，也出乎国人的意料之外。中国史学界一直把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认定为日人侵华的全面开始，所以民间上到八十岁的长者，下到两三岁学语顽童，都知道八年抗战。但日人学界却有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从时间的差距中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在下面的阐述中我会提到，这里暂时不表。
九，一八对每个中国人来讲是个沉痛的日子；是个不堪回首的日子；是个不容忘却的日子。首先，向抗日战争中牺牲和活着的勇士们敬礼！再次，向抗日战争中惨遭日人杀害的同胞默哀！
一、中日十五年战争的缘起
日本人为何要侵华？其实日本人这一阴谋已酝酿百年之久，非一朝一夕之功。先取高丽，琉球、再图支那，是日人几百年来的既定国策。他们用几百年的时间去策划实施，并且一步一步去实现，如果不是半道杀出个程咬金（美国），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可能日人已经全面占领中国，我们很可能像爱尔兰共和军或者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与日人还在嘶杀。就不能悠然自得写什么文章。个人认为，日人侵华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因数。
1、文化因数：从明亡之日起，日本人就不认可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认为他们曾经无限向往和狂热学习的华夏汉文化已亡，胡人统治中土以无先进性可言。而日人认为日本却比较完好保留了华夏文明的衣冠文物，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是有理由和有资格去与清国为敌的，日人一直想成为东亚文化圈的精神领袖。我们看一下葛兆光，原载于《书城》杂志月刊2004年第9期的一些文章截选：“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不过，并不全是中国人的错，当时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视中国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据说是满清入主中国，让日本人觉得野蛮在中国已经战胜了文明，尤其是满清的中国人，都脱下了原来的汉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头发，编上了蛮人的辫子，这一点就让日本人觉得很鄙夷。仿佛老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们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这种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们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据学者说，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2、经济因数：人口众多，耕地稀少、资源匮乏、灾害不断这是日本的真实写照。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16、17世纪，以及后来18、19世纪资本主义高能耗的大生产时期，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对日人来讲就是朝思暮想的东西。只隔着一个朝鲜的中国具备了他想要的一切，他能不打歪主主意吗？常言道：“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记。”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些记载日本经济侵略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移民方面的，日人叫“拓殖”，就可以看出日人的狼子野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由来已久。日俄战争刚过，日本殖民政策制定者儿玉源太郎和后新平，就曾鼓吹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人。但是，大规模移民的实施，始于九·一八”事变。1932年8月30日，日本第63届国会决议：向伪满洲国移民500户。于是，在日本陆军省和在乡军人会的参与下，日本拓务省从在乡军人中挑选移民。到1936年6月共进行5次移民，将2 785户、7 000余人移入北满的桦川、依兰、绥棱、密山等县，这批移民是“试验性”的武装移民。另外还有由民间团体组织的所谓集合移民，亦称自由移民。如：由失业者构成的天照园移民，由天理教主办的青年宗教开拓团天理村移民，镜泊学园移民等。
此外还有以警护铁路为目的的自警村移民。因为日本移民，中国农民的大片土地被剥夺。日本侵略者不仅夺占了大面积的官公土地和东北军政要员、抗日将领的所谓“逆产”，而且以收买不在地主土地之名，强行剥夺了大量普通农民的耕地。特别是1933年3月，第1次武装移民侵入桦川县时，在依兰一带围剿抗日武装的关东军第十师团，在依兰、桦川、勃利、密山、宝清、虎山等6县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占土地运动。他们强行收缴地照，低价收购，如有拒绝，即施高压。结果于1934年3月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暴的土龙山事件，土地“收买”班长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长饭冢大佐被活活击毙。此后，在移民侵略方面，伪满洲国被推到第一钱；土地“收买”由东亚劝业会社进行，到1936年已“收买”了上百万公顷的土地。为了管理这些土地，1935年还设立了满洲拓植会社。当时实行所谓“买田制度”，即日伪当局先以“收买”名义向农民收买土地，使农民私有土地变成移民会社的“官有地”，但在日本移民入侵前仍由原土地所有者使用；日本移民入侵后，退出土地的农民在同一县内可以买到相当于原来面积的土地。在推行这种办法时，日伪当局先用金钱贿买当地大地主和村屯长，然后用警察暴力压价收地。
日本更大规模的移民始于百万户移民计划，它和产业后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共同被称为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国主义急剧膨胀，移民侵略随之加快步伐。1936年4月，关东军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5月11日正式提出《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同年7月，日本拓务省根据关东军的方案制定了日本政府的移民方案。继而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将“满洲移民政策”宣布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
日本推测，20年后伪满洲国人口将达5000万人。用20年时间把100万户、500万人移送到伪满洲国，以使自称为“大和民族”的日本人在伪满洲国达到十分之一的比率，建立起以日本人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秩序”。同时，它也是日本大规模向国外输出贫困和社会经济矛盾的重大举措。当时日本拥有农民560万户，其中占有土地5反以下的贫农为35%，即200万户。百万户移民计划就是要把这类“土地饥馑”的农户的一半，即100万户，用20年时间分批送到伪满洲国，使之充当侵略工具，反过来又削弱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与斗争。百万户移民计划从1937年起分四期进行，第一期，1937～1941年为10万户，以后每期递增10万户。占地标准，每户10公顷，100万户，共计划占1 000万公顷。也就是说，伪满洲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将被相当于伪满洲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日本人所占据。
伪满洲国末期，日本移民方针，在政治、军事方面没有变化，但在经济方面，明确地把“增产”放在首位，这是紧急掠夺农产品的措施之一。1943年开始实行紧急开拓政策，移民入植计划减少，种植面积和交售粮计划却大幅度增加。1944年，日本移民政策更“集中到增产粮食这一点上”，当时，除新建的义勇队开拓团外，移民已经很少。同年中期，移民计划更干脆停止执行，但对开拓团的增产要求有增无减，尽管由于青壮年全部入伍，都已沦为老弱妇孺开拓团。当时，日本移民和朝鲜民共耕种着30多万公顷土地。（注：关于伪满移民文献参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
2、政治因数：日人要想征服世界，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的非常重要。如果有了中国这个大宝库，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那么日人必定能称霸世界，所以这个战略高地一定要拿下。后来日本敢对美国宣战，很大因数是他们认为基本上已经征服中国，所以认为自己有本钱与洋人为敌，所以他们一直打着从洋人手中解放亚洲人民旗号。这是他们称霸世界野心的最好表露。从地缘政治来讲，拿下中国就等于拿下整个东北亚，同时为征服世界夯下牢固基础。向北可取俄国和欧洲，西可进军印度和中亚，向南可控制整个大洋。总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后来日本的整个战略部署也是按这个方针进行的。同时，清朝末年的政治形势是多国列强染指中国，日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其元气大伤，国民厌战争情绪严重，反战暴动不断。
如：1918年8月3日，抢米暴动（亦称米粮暴动、米骚动）首先在日本富山县爆发。1918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米价居高不下。同年8月因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下令大量征集军粮，米商乘机哄抬米价，劳动群众愈加生活困难。8月3日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町的近200名家庭主妇举行示威，要求降低米价并冲进米店抢米，掀起反抗斗争。6月，东、西水桥叮和滑川町千余居民以实力阻止大米外运，迫使町当局降低米价。经报刊报导后，影响强烈。至8月14日舱米风潮波及名古屋、京都、大贩等大中城市。群众袭击米商，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抢米暴动进入高潮。9月17日抢米暴动平息，被捕者2万余，被起诉者7708人。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深受打击而垮台。日本当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等情况，不太允许其再次扩大战争规模，因此，当时日本进入温和派执政时期，但好景不长十多年后，随着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遭少壮派军人暗杀，数名海军少壮派军人冲进首相官邸，射杀犬养毅首相。不久，另一批人分别袭击牧野伸显内官邮、日本银行、政友会本部和东京都警察厅等处。入夜时分，农民组成的敢死队袭击东京附近的变电所。
暴动发生后，东京都警察厅立即动员15000名警官，全面警戒，是为“五一五事件”。该事件的影响极广，最重要的结果是陆军的权力大增，结束了8年的政党内阁。从此日本内阁由主战派的军人长期把持着，为全面侵华打下了政治伏笔。
4、历史因数：做为中国人，尤其是汉人不能不对中国文明史的两次倒退而感到惋惜，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洲人对中华文明的颠覆。无论过去和现在一些出于政治目的的御用文人对元和清如何歌功颂德，但都不能掩盖其对中华古文化的迫害。以中华文化继承者自居的日人，感到征服中国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要比那些胡人更有资格入主中原。明朝中叶，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最著名的野心家）丰臣秀吉刚刚对日本诸岛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颇有醉翁之意的两次“侵朝战争”，虽然因明王朝的强大而遭重创，但却并非毫无所获，因为丰臣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所创出的战略意图被他的“孝子贤孙”们奉为经典——征服朝鲜，而后以朝为跳板，征服中国。甚至数百年后的20世纪初，日本主战派在其“侵华宣言书”——即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所“描绘”的“大陆战略”的中心战略也基本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多了几个字——“进而征服世界”罢了。
19世纪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稍感强大，主战派的少壮军人们又把征“韩”搬上政事议程。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时隔多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只不过是上面的历史延续罢了。
二、日本人阴谋为何总能得逞？
在严密的计划都有泄露的时候，何况日人的野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从满清到民国高层都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中日之间的问题。个人认为日本对中国长达百年的侵略，不仅是日方单方面的问题，也是中方长时间姑息养的结果。我认为中方在对日问题上有几点严重失策，现罗列出来与诸位探讨。
1、朝鲜问题
从地缘政治来讲，朝鲜对中国是非常重要。从清朝开始对朝鲜问题就没有很好的处理过，给后来日本侵华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清朝靠武力征服朝鲜，使朝鲜君民并不真心对清。崇祯年间，中国联合朝鲜蒙古抵抗满洲清国。清国进攻朝鲜，逼迫朝鲜被判中国。当时的朝鲜王说：我们和中国就像儿子和父亲，哪有儿子帮助外人对抗父亲的道理！于是清国数次入侵朝鲜，朝鲜不得不和清国和谈。但朝鲜还是暗地里帮助中国。清国让朝鲜运输粮草，朝鲜运输粮草的军队故意走靠近大明军队的路，故意引起明军的注意，把粮草给中国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但中国最终还是被清国消灭了。朝鲜准备了好几个“反清复明”的方案，但由于清国看守严谨，而且自己力量微弱，都没有实现。
虽然中国灭亡了。但朝鲜还是遵守中国明朝的习惯。在衣冠礼仪上，都是按照明朝的传统。一直到被日本吞并。所以，朝鲜人对当时“满清”统治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好感，所以面对日本和中国，时常摇摆不定，他们象失去父亲的孤儿，已没有明朝时抗倭的决心斗志了。这说明，满清对朝鲜问题重视不够，在人心归向上就可见一斑。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但是，清朝出兵是碍于中国和朝鲜的宗主关系，不得不做出相应反应。对日本出兵估计不足，准备不够，在战略上没有足够的重视敌人，因此吃了个大亏。后来中日之间开战，战火已烧到中国境内，清朝的军阀们大都为了保存各自的“家底都不愿意与敌人死拼。北洋水师更是为了自保而全军覆灭的典型。黄海大海战虽然惨烈，但清军实力尚存，后来退守威海卫海，不主动出击，想凭借炮台死守而自保，但后来陆上炮台的失守，北洋水师则成了瓮中之鳖，最后全军覆灭。中国没有从战略高度认识朝鲜问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东北问题
东北过去称为满洲，包括现在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部分地区，其战略地位及其重要。谁控制了东北就等于控制了半个中国，向南突破山海关，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就无险要可守。满清入关、日本的全面侵华还有后来东北野战军的解放全中国，无一不是把东北做为战略大后方，而后挥师入关，而一扫中原的。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对龙兴之非常重视，而这种重视不是从战略意义的，而是出对自家祖地的保护。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才“放禁”允许关内民人移民东北。日本人看到东北人口稀少为了，为了达到吞咽东北的阴恶用心，从1910年开始日本人实行强制的移民政策，先驱使朝鲜人打头阵，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朝鲜移民，迁入中国东北，于是便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大移动的潮流。以鸭绿江沿崖的长白、临江、辑安等地为例，1905年时，这一地区区有朝鲜垦民8750余户，39440余人，而到了1911年便增至12100余户，50100余。
据琼斯《1931年以后的东北》中所载：“到1945年东北光复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共有三百万人之多，超过了（当时）东北总人口的5%。”前面文章提到的日本人移民计划更是触目惊心呀。由于清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移民开发和戍边屯军，给日本人侵略中国，吞噬东北以可乘之机。后来的民国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同样也没有在战略高度上给予重视。后来的是史学界也犯同样毛病，笼统称中日战争为“八年抗战”，也是从日本人对关内侵略开始计算。由于近代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多半是中原南方人。他们对东北本身就有生疏之感，客观的来讲，南方人区域意识很强，东北当时人烟稀少、天寒地冻、经济落后，在当时内乱不断，各地军阀混战的中原，已经无人顾及东北。废帝溥仪被民国军人冯玉祥赶出北京就是一大败笔。这给苦于找借口让“东北独立”的日本人来是天大的机会，日本人连夜星程把废帝溥仪接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承认，但并无实际意义上的动作。后来“满洲国”生产的炸弹大都丢到关内无辜百姓的头上。日本人在东北的全面得逞，增强了其全面侵华的决心。
还有很多导致中日十五年战争的原因，如：内战方面、国际方面、军事方面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表述，以后再撰文与大家探讨。通过撰写以上文章本人总结出两点：观点一：对待中国周边国家的政策及方针，一定要站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思考。观点二：要懂得朋友和敌人的辩证关系，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抗美援朝的花费：毛泽东透露耗中国32%预算
解说：上甘岭猛烈的炮火，激起了朝鲜战场新一轮的激战。这对朝鲜和中国这两个底子本来就很单薄的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在朝鲜近两年的战争中，不但消耗着弹药和物资，也消耗着整个国家的资本。
毛泽东曾经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起过，由于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每年的预算都会增加60%，而总预算的32%都会直接用于朝鲜战场。金日成是更加的艰难，联合国军已经毁坏了朝鲜全部的发电站，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单是1952年7月11日晚，美军出动空军轰炸平壤，一次就死伤平民6000多人。单是当三八线核心位置的上甘岭已经成为争夺焦点的时候，也许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刘天昌（原志愿军12军31师93团43营副教导员）：营长负伤了，营长没有了。营里就我一个，教导员不在，就我一个，他的兵全是叫我指挥，那我担心害怕，哪敢睡啊，再怎么也不敢睡。
解说：刘天昌，河北邯郸人，兄弟三人排行老二，佃户出身，家境贫寒。1941年的时候，25岁的刘天昌参军入伍，跟随部队在太行山打日本鬼子，和他一起当兵的两个老乡都相继牺牲了。1950年刘天昌到二野步兵学校学习，他并没有跟着大部队入朝作战，在学习结束后，自己到朝鲜战场与部队会合，没想到归队后的第一仗就是上甘岭。
刘天昌：我们上去，美国军队没有攻下来，我们一个白天就巩固住了阵地。八连打的好，那一天15军还有个参谋长在那里，团的参谋长，他在那儿，他也是当顾问。下午正好，下午那个夕阳下去了，正好看到山头上，我们拿望远镜能看到，战士们甩手榴弹，扔爆破筒，那些能看到，他一直说好好好，你的战士真勇敢，真好。
许克杰：美军炮火逼出志愿军坑道战伟大创举
解说：直到今天，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还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上甘岭为什么会久攻不下。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和火力，中国军队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美军的炮火已经把上甘岭的各个角落，像犁地一般的翻了又翻。却无法全部消灭志愿军的有生力量，一到美军冲锋的时候，就会志愿军冒出来向他们扔手雷。上甘岭能够支撑下来，光靠血肉之躯的前仆後继并不现实，唯一能够使战士能够保存生命的是一年多来挖掘的坑道。
许克杰（原志愿军12军34师侦察科长）：我们搞这个坑道是敌人逼出来的。飞机大炮坦克打得实在没有办法，工事你前边做，费了很大的劲，他后边他天一亮，飞机一炸，一轰击就坏了。这个来说，要是说这个坑道战的发明创造是我们人民军队伟大的一个创举。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这个对朝鲜战争的贡献可是大了的。
许克杰：志愿军伤亡惨重 不能自己骗自己
陈晓楠：志愿军入朝之初，从各个师团的指挥所到各个作战部队，基本上还沿用着传统的野战工事。这些工事一般都是由就地采伐的树木、沙石搭建而成，再加上刚开始志愿军经历的几次大战役也都是以运动战为主，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形成坚固的防御体系。朝鲜战场白天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军手里。
解说：在朝鲜附近的海域，美国有三个航空母舰编队，各种舰载飞机300多架，承担作战支援和战略轰炸任务。除此之外美国的空中部队，由美国第5、第20、第13航空部队，以及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空运指挥部组成，拥有各种作战飞机500多架。庞大的机群采用高密度的起降，寻找志愿军的阵地，指挥所、补给线。很多刚到朝鲜的战士，首先面对的并不是联合国军，而是美军的飞机。
杨延源（原志愿军15军29师警工营工兵连战士）：下午，下午太阳刚刚下山，飞机就开始已经来了，来了很多飞机，发现目标了就不走了，就往回转。结果呢，我趴在，这个是山嘛，趴在山上，这个是公路，面向山，背后是向公路空中打过来，打过来一梭子，一下子打到后面。
当时屁股打疼了，我使手一摸呢，不是血，是水。我一摸水壶，水壶打一个洞，打了个洞以后呢，我说还好没有打到我。最后呢，离我五米远一个干事，王干事一发子弹从后边打过来，一个大洞，牺牲了。当时呢，我感到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解说：朝鲜战场上，并没有前线阵地和后方地带之说。整个战场上都没有安全的区域，美军的飞机随时可以肆无忌惮的盘旋在朝鲜半岛的任何一个地区。志愿军因为飞机轰炸、扫射等造成的伤亡，并不比正常战斗伤亡少。美军飞机在朝鲜战场时最多时达到1700多架，占美军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一。
许克杰：朝鲜我们的伤亡和国内战争相比，要超过国内好几倍，好几倍。它也是人家那估算的有点玄乎，但是毕竟要承认，这个军史上不能有一点含糊，不能自己骗自己，人家制空权在人家，人家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就是炒面袋子。
解说：朝鲜半岛南北长约1100公里，东西宽约320公里，总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许多秀丽的山川和河流，因此朝鲜人骄傲的形容为“三千里锦绣河山”。作为一个多山地的国家，朝鲜北部80%都是山地丘陵，山多路小，山体由异常坚硬的花岗岩和长闪岩构成。
许克杰：你们看那个电影不是有这个土行孙，能往地里边钻吗？能不能钻啊，动动脑筋啊。我们要是能钻的话，我们把青石山打成洞。我们的阵地不就坚固了吗。做了动员，大家情绪很高，回去，各个营就开会，连里边开支部会动员，军政大会动员、表态，就是要把青石山打出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坑道的名字呢。开始叫钻洞。
志愿军凭人力钻透石山 陈赓在朝鲜推广坑道
解说：坑道战，是依托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的作战方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中就曾经出现过。当时英法军队在法国北部索姆河地区与德军交战，德军在该地区构筑了号称最坚强的防线，主要阵地以坑道工事为主。中国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平原上，曾经利用“地道”进行作战，建立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从1951年夏天开始，志愿军的各个部队都开始了开山采石，挖掘坑道的尝试工作。
许克杰：是那个青石山，你想想，用铁锤打，用羊镐一块一块往外挖，进度很慢。这个作业班的同志，把手都震裂了。以后还继续打，还化了脓。那个劳动强度很大，营养也供应不上，眼睛夜盲了。
解说：如此坚硬的石头山，要抵御敌人的火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想顺利的构造成能放弹药物资，能隐蔽士兵功能齐全的地下阵地，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实现的。
许克杰：就研究这个用爆破，钢钎打眼，装炸药爆，这东西也是很困难的。每一个连后来都用一个小炉匠，像铁匠一样，打钎子，这个钎子打不长时间就没有尖了。又弄尖。没有炸药，怎么搞啊。把美国鬼子投的那个炸弹、炮弹，有哑弹，不爆炸的哑弹，把它拧了，引信呀，把它拧下来，从炮弹里面挖炸药。这个可是战士们想了许许多多办法。
解说：1951年的9月，正在指挥所研究作战计划的陈赓收到了一份来自基层部队的汇报材料，文件中详细说明了某部101团连队的坑道作业班，用28个昼夜，打通了一条24米的U型坑道。这个坑道可以容纳整个连队的战士和武器弹药。陈赓连忙放下手里的工作，想要亲自去坑道里面视察一下，如果这种坑道能够实施，朝鲜战场被动挨打的局面将会被彻底改变。
许克杰：陈赓老首长看到相当高兴，还表扬了101团，还找这个他们这个班的同志们还讲了话，鼓励了他们，说你们，为了打胜仗，你们这个发明了坑道，在朝鲜战场上做贡献。实际上呢，就变成了陈赓老首长推广这个坑道，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的这个示范点了。
解说：上甘岭的两座高山上，一共建造有三条大坑道，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的防炮洞，按照志愿军司令部推广的施工标准，坑道顶部的厚度一般在30米以上，坑道口的防御厚度10到15米，坑道幅度1.2米。每条坑道至少要有2个以上的出口，依据上甘岭的山势，从马蹄形，到Y形、H形、鸡爪形的坑道各式各样。
张双春（原志愿军12军31师93团参谋长，后任12军副军长）：多数坑道这个人都不能站起来走，都是下着腰走，住都是坐在地下的都是，睡觉也都是在地下睡的，也没有多少觉睡，一直打仗的，晚上还一直了解情况，那都很紧张的。
画外音：坑道口那打的，堆的土去的话都这样往里钻，就这样匍匐往里钻。我进去黑糊糊的，我说你不点灯不点蜡烛，那时候有蜡烛，那个时候我不懂，我们老说没有空气了，没有氧了，人太多了，没有氧，就点不着，大冷天就脱了棉衣，热的很，就挤到里头，大家都挤到里头，又是弹药又是人的挤到那。
王近山视察上甘岭 坑道被质疑会让战士消极
解说：24岁的林有声在朝鲜战争上是12军31师的参谋长，这天一早，他接到了军部的电话，通知他们王近山司令将要到他们师部来视察工作，了解上甘岭目前的情况。
林有声（原志愿军12军31师参谋长，后任省军区司令员）：这个王司令我没有直接接着，我知道他这个情况，人家都传说这个首长很认真，是个战将，战争经验很丰富，脾气也不好，可能要训人。
解说：林有声一点都不敢怠慢，连忙把部队在上甘岭的组织计划、防御计划、阵地打法、目前弹药和兵员的消耗，各种数据和文件准备好，生怕出了纰漏，在司令面前丢人现眼。
林有声：我进去以后，就跟王近山敬了一个礼，他叫我坐下，我就在他对面，中间一个桌子，他坐这边，我坐这边，我就翻开我的本子了，准备汇报了。他举了个手，他说你不要讲了，它不要我讲，他说你回答我，战争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战士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解说：林有声的汇报被王近山的问题打断了，本来准备好的一套汇报材料，似乎王司令并不是太关心。
林有声：我想了想，因为这个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啊，打仗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这个我说战士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上战场了嘛，跟敌人见面了嘛，开枪开炮了，要厮杀啊，我说战士们最关心的是这个事。
解说：王近山这次到一线的指挥所来了解情况，其实是听到很多关于坑道作战的不同声音，有人反映坑道固然保存了志愿军的战士生命，但会让战士产生消极的态度。
林有声：这个敌人上来的时候，一进攻的时候，外面子弹炮弹爆炸飞舞，在外头，人出去显然不死就是伤，这个时候大家都里头躲着，排长说，张三出来。明显出来就要被打死，或者被打伤，他不出来怎么办？
这个坑道里头，又没有灯，确实没有灯，黑咕隆咚的，看也看不见，叫张三出来，他不出来，不吭气，装没有听见，叫李四出来，他也不出来，叫这个叫那个都不出来，怎么办？跟我提这个问题。
解说：面对王司令的质问，林有声很感慨，甚至有点激动，上甘岭借助坑道掩护的志愿军已经主动出击打158次，其中仅9次失利，其余均获成功，累计歼敌2000余人，大量消耗了敌军，二志愿军也牺牲了近800名战士。
林有声：我们还没有发现说，哪个战士躲在里头不出来的，都争着出来，大家都争着出来当第一梯队，跟敌人直接拼，第一个立功。我说我们现在下面基层分配任务的时候，叫这个排当突击队，当一梯队，二排当二梯队，隐蔽在坑道里头，我说都不大愿意当二梯队，因为这个不能立功。躲在里头嘛，不能立功，都想跟敌人拼。我这么说，他点头啊，他同意了。
志愿军以最简陋武器征服美军巴顿式坦克
陈晓楠：因为联合国军对上甘岭一直久攻不下，所以又开始了兵力的部署，大批的坦克部队，在向上甘岭集结，美军地面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非常现代化，步兵每个师配备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辆，在众多型号的坦克当中，巴顿式坦克最为着名。
它装备有一门90毫米口径的坦克炮，能发射多种穿甲弹，车体装甲厚度达到了102毫米。之所以用巴顿将军来命名，是因为巴顿曾经是一位疯狂的坦克迷，在一战和二战当中，巴顿将军很多次都是率领着自己的坦克部队，建立了赫赫战功。而现在上甘岭的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却只能用最简陋的武器，去征服美军最显赫的钢铁战车。
解说：上甘岭的山体坡度有30到40度，并且怪石嶙峋。美军的坦克其实并不能直接开到山上。但它们可以集结在山下，形成移动的直瞄火炮，灵活的改变进攻和打击的目标。这比通知炮兵阵地调整角度来的更为便捷。
林有声所在的师部指挥所接到了观察哨的汇报，二十四辆巴顿坦克正在从右方向上甘岭方向集结，如果让这些坦克抵达上甘岭，无疑又给志愿军战士增加了压力，想去拦截，却又觉得有心无力。
林有声：像现在打坦克就比较简单，比较好弄了。有反坦克炮，有无后坐力炮，有比较好的火箭筒。另外还有现在再发展的话还有反坦克导弹，就不需要我们那么费事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劣势装备。
林有声：反坦克阵地令美军巴顿坦克自投罗网
解说：当时志愿军的每个连队，只配有两到四个90火箭筒，这是唯一可以打坦克的远射程武器。90火箭筒是中国自己兵工厂生产的，有效射程100—150米，破甲厚度120毫米。
林有声：这样一个火器，这个离坦克远了够不上，你要靠近就是人必须带着筒爬，爬近坦克。这个走的地方都是比较平坦的，人家老远就看到你了，人家坦克上有机关枪，有炮，不把你都打了吗。你就首先接近它的时候，就被敌人消灭掉了，这个火箭等于不好用吧，就是这样。
解说：林有声不想放弃这次阻击坦克的机会，叫上了几个主意多的战士，想要一起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法子搞掉几个美军坦克。几个人差不多研究了个把小时，还是从挖坑道上找到了灵感，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够接近坦克，还不会被发现的好办法。
林有声：搞个反坦克的阵地，这个阵地挖上交通沟，里头四通八达。我们这个阵地四通八达，这个火箭筒手拿着90火箭筒，拿着弹到里头去，低头进去，敌人坦克看不见他，他可以接近坦克，接近到几公尺，十几公尺，二三十公尺都可以，直接瞄准，那是很准的。这个穿透力也比较大。
解说：想到了这个办法，大家都比较兴奋，连忙派战士挖好壕沟，等巴顿坦克来自投罗网。一直以来对这种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志愿军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很多战士为了打坦克，背着炸药包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与坦克同归于尽。而今天林有声的目的绝对不让这些坦克开到上甘岭。
林有声：24辆坦克顺着这个平地，这样过来的，这个放过前面的几辆，放进来，然后打后头的，一下击毁了七辆，一下打下七辆，就是打坏了的。后来被敌人的救援坦克拖回去四辆，丢在我们阵地上来不及，来不及拉回去的，被我们后面机枪封锁，还俘虏了一个坦克副连长，还有一个驾驶员，坦克驾驶员，这个呢，就证明我们这个办法可以，劣势装备，动动脑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解说：坦克的增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12天来对上甘岭的猛攻，也让范弗里特简直非常诧异，靠着自己强大的火力攻势，居然无法完成既定的目标。而此时美国国内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在拉票演讲中重申了朝鲜停战的主张。这受到了选民热烈的欢迎。
陈晓楠：在这个时候，朝鲜前线的美军官兵都异常的矛盾，因为打下上甘岭，无疑给现任总统杜鲁门打了一针强心针，他可以用胜利告诉国民，朝鲜战场的局势完全是在我们美军的控制之下。而艾森豪威尔结束朝鲜战争的承诺，也更是赢得了很多的选票。所有有儿子在朝鲜作战的美国父母，特别是朝鲜战场上几十万的美国大兵，其实都在迫切的等待着这场战争的结束。
中国三次无私保卫朝鲜和朝鲜对中国
中国与朝鲜，也许世界上的国家，再没有像这样剪不断的缘。
第一次保卫朝鲜
十六世纪，日本一位巨人丰臣吉秀崛起，他统一了日本，担任了日本最高行政长官，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1592年，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十五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日军长驱直入，抵达首都王京（汉城）。王京陷落，国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开京（开城）。开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于是逃到跟中国一水之隔的鸭绿江畔新义州。日本兵团自四月在釜山发动攻击，到六月夺取平壤，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新义州一个孤城。李日公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明神宗朱翊钧派派遣精通日语的沈惟敬作为中国使节，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平壤了解情况，日本大将小西行长表示：“日本无意跟中国为敌，我们愿跟中国共同瓜分朝鲜，以大同江为界。中国如果同意的话，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遭到中国拒绝，提出必须维持朝鲜领土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
1592年9月，中国派大将李如松率援朝军队出发，12月渡过鸭绿江，跟国王李日公会合。1593年1月，李如松带领的明军进攻日军，日军节节败退。援朝军队追击三百余公里，克复平壤。再追击一百五十余公里，克复开京（开城）。日军节节失利后，在王京（汉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馆，布置埋伏，由间谍向李如松报告说：“日本人已放弃王京，向南逃窜。”日本无力反攻，而且鉴于平壤之败，不敢固守后勤交通线有随时被切断危险的孤城，不久放弃王京（汉城），撤退到朝鲜半岛南端最初登陆地的釜山。车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长：等候命令。这时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鲜全国光复。中国命国王李日公还都王京（汉城）。
据《日本战史》记载，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11300余名，仅余6600人，减员近三分之二，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据朝鲜史记载，此战共歼灭日军一万余人，烧杀溺毙无数，逃散者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万历三大征考》记载，平壤之战“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李如松凭此一战，威名大振，可以说平壤大捷超过其父李成梁在辽东任何一次战役，奠定了李如松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将的历史地位。
日本退守釜山后，中国援朝军在外围布防，日军要求谈判。1596年，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派精通日语的沈惟敬组成中国使节团，前往丰臣秀吉所在地大阪参与谈判，日本首要条件就是要求中国惩罚朝鲜，中国自然不同意。其实，日本不过是一个骗局，丰臣秀吉需要时间重新集结兵力，在釜山发动第二次攻势。
1597年6月，丰臣秀吉又调集14万陆军和数万水军，海陆并进，卷土重犯。李如松已回国述职，升任辽东总兵官，在1597年4月，他在平息鞑靼土蛮犯辽东之战中，已经为朝廷殉职，明朝皇帝朱翊钧只好重新任命杨镐、邢玠两位大将援朝，分别围堵日军。杨镐是著名的债帅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厉攻势击败，死伤惨重，只身逃脱。邢玠在与日军的交战中，发现参与日本谈判的沈惟敬充当日军耳目，石星通敌误国，他立即禀报朝廷，明朝皇帝朱翊钧勃然震怒，将其二人下狱处决。刑玠剪除敌军耳目之后，挥兵进贡日军，连挫日军，获稷山、青山大捷，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又授计部将陈璘前后夹击，斩首日军5000余级。11月，他指挥蔚山一战，以轻骑诱敌入伏，出奇制胜。1598年，刑玠擢升兵部尚书，他“摽剑登坛”，大会诸将，兵分三路，水路与朝鲜名将李舜臣的水师密切配合，将敌人压缩在蔚山、泗水、顺天3个地区，使其陷入困境。11月，敌人调集战船500艘，企图掩护逃窜。中朝联军立即发动强大攻势，在露梁一带海面聚歼逃敌。中朝战船闯入敌阵，炮矢俱发，敌船着火，烟焰张天。中朝战士跃上敌船，奋力拼杀，敌人纷纷落海。露梁一仗，大获全胜，击沉敌舰900艘，在朝鲜南海海面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随即逃窜回国。
1599年春，邢玠率明朝援军凯旋回国，朝鲜战友挥泪言别，父老乡亲拥途相送。朝鲜廷臣卢稷等挥笔题诗，寄托深情。为表彰邢玠抗日援朝，朝鲜人民特铸铜柱纪功，并在釜山建祠绘像，以志纪念。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也是中国第一次保卫朝鲜，打败日军，日军撤退后，中国援朝军队也随即撤回国。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第二次保卫朝鲜
七、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1867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明治与646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全盘吸收西洋文化，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日本的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1878年，日本就禁止邻国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一八七九年，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1875年，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江华条约》，给日本开放元山、仁川港通商。
1883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阂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是李昰应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只好让李昰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事实上，李昰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他同时的触怒了中国。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便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中国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正当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不能忍受这种侮辱，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昰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昰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五十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1884，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日军节节败退，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四十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责，在中国援军的打击下，损兵折将，不仅吃了亏，而且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一八八五），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中国有权出兵保护。
第三次保卫朝鲜（1950年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9个国家参战。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
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多人。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任。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
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25万人。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克拉克于1952年10月14日发动了上甘岭战役。美军先后投入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千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44天的激战中，美军向上甘岭发射了200万发炮弹和5千枚炸弹，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志愿军战士，守住了阵地。此战役志愿军歼敌2.7万人。1953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两次进攻性作战，歼敌4万余人。7月13日，中朝人民军队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联合国军屡屡战败，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共歼敌百余万人，其中美军39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余架，击沉击伤敌舰艇257艘，击毁和缴获敌军各种作战物资无数。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14万多烈士长眠朝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至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
然而，14万多志愿军烈士长眠在朝鲜，其中军职3人，师职10人，团职200多人，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无私保卫朝鲜的精神和友谊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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