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的变幻沉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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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变幻沉浮试读：

内容简介

爆发于在60年前的朝鲜战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许人们会为战争中的某些事迹感动的泪流满面，又也许人们会为战争中的某些细节争执的面红耳赤；甚至人们可能会因为彼此立场的不同，对那场战争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可本质上在这个年纪相差三岁就会有代沟，同事相处数载却叫不出彼此名字的浮华年代大部分人对这场战争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人们觉得不会有人因为60年前的战争改变命运的。但事实上，有些人的命运真因这场战争改变了。在百万将士拼死厮杀的背后，那三年的朝鲜半岛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英雄角逐场。三国四方的优秀将领云集于此，有此前名声显赫者在这里一败涂地，也有此前默默小辈在这里一战成名。有关那些敢战敢胜智勇双全的传奇英雄故事，后人传颂歌唱，高山仰止，千古流芳。六十一甲子，当年战争的参与者都已渐渐消逝于历史中。回望历史的海域，有的地方波谲云诡，有的地方风平浪静，……这一切，最后都化作一句话：命运无常。

第一章　最可爱的人

抗美援朝战争是建国后新中国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一次较量，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众所周知，要取得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民众的大力支持。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分析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钟霞的《苏南农村的抗美援朝运动》描述了苏南农村的农民在抗美援朝中大体的反应和行动，是仅有的一篇涉及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农村情况的文章。此外，张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的群众动员》和史言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北京职工》则描述了抗美援朝中城市工人和市民的行动，但都没有对行动背后的原因（特别是民众的意识）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重庆市大足县为个案（主要是龙水镇及辖下的乡村，也涉及到整个大足县，少数地方也涉及到其他地区的情况），试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该地区农民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后的社会心理，以进一步揭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

一、感恩图报的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要想领导群体，领导者必须去寻找能让群体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由此让他们对领导者感恩戴德，从而接受其领导。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做到了这一点，因而使农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产生了感恩心理。当时大足各地广泛传唱的“太阳出来照石梯，中国出了毛主席。他为人民争饿气（硬气），土地改革好安逸”和《新十想》、《幸福生活说不完》等民歌都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而这是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心理基础之一。在农民看来，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恩德（好处）莫过于两条：一是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二是通过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土地。

在建国之前，整个大足地区的社会环境都是不安定的。其不安定的最大因素源于土匪。自民国以来，大足的匪患在重庆地区是数一数二的。民国时期，国民党曾多次派兵进剿，但都未能彻底铲除。建国初期，当地土匪与国民党溃兵同流合污，社会环境显得更不安宁。就龙水地区而言，当时“每逢赶场天，常在人群中传出一阵怪叫声：‘来了啊！来了啊’（意指土匪来了）。老百姓一阵又一阵的乱跑乱奔，街上人心惶惶，关门闭户。除了个别小食店外，全镇停止了营业”。因此，农民热烈企盼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在解放后短短半年时间里，共产党歼灭的大足土匪共计近2万人，并枪决了一批匪首恶霸（如大足县枪决了段西铭、黄庆云、张妙山、杨绍、张荣海等人，龙水也枪决了胡代仁、李国卿、杨俊德等人），大足境内的土匪被完全肃清，当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农民自然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进而产生了知恩图报的心理。

当然，最让农民感激的还是共产党实行了土地改革。在传统社会里，不仅是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同样非常看重土地的价值。以龙水为例，建国之初土改时，下乡分田的城镇人员（龙水镇上的居民）仅第1段就达149人。这其中还有收入较多的从业者（医生、做五金业者或开食店者等）也要求下乡分。可见土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要想得到大众的拥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到来，共产党更加快了土地改革的步伐，目的自然是争得农民更多的支持。1951年初，龙水土地改革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全区39044名农民（占总人口的71.5%）分到了222365.85石的土地，平均每人6.4石。另外还有占总户数79.5%、人口86.6%的人（共计41056人）分到了胜利果实如财物、粮食、耕牛、农具、家具等等。农民感激之余，纷纷表示要积极生产，多打粮食，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龙水地区的一位刘老太太说：“都六十几了，棉衣都没穿过，今天毛主席领导我们穿了棉袄，我叫我儿子多杀几个美国鬼子报答毛主席”；另一位农民说要“让子子孙孙记得毛主席给我们的纪念”。还有的农民说：“这下沾了毛主席的光，分了田地，我死都记得他老人家”。这些言语充分表现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恩心理。

此外，在得到土地后，农民每年需交的公粮数额比以前租种地主土地时需交的地租少（建国前国家赋税是由地主缴纳，农民只需交租），这更强化了农民的感恩心理。这使农民更相信跟共产党走没有错，把共产党和毛泽东视为自己的救星和保护神，进而形成了“毛主席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意识。这样，农民全力支持抗美援朝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众和观望比较心理

从众心理是农民在抗美援朝时期体现的第二个心态，“别人做啥我做啥”一语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心理。农民在生活中最相信的是个人的经验。没应验的事不信，没有先例的事不做，事事注意与大多数人的行为态度相同。这是因为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农民大胆创新和冒险。因此，“随大流”、“不为人先，不为人后”是农民处世的重要原则，也是农民教育下一代提得最多的一条处事原则，相反，“敢为天下先”则不为农民接受。而且当时农民在分得土地之后，都想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并不十分情愿参军。所以，在抗美援朝初期，全国各地有不少的农民对参军和支前都持观望态度，大足地区的农民也不例外。

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先动员青年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军，在此基础上，再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对农民进行宣传，带动农民大众参军。因为一般说来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最容易说服，其次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出的积极分子，而受固有观念影响的农民最不易被打动。以龙水为例。“董光明弟弟头次不愿去，这次见到江开文报了名，才知道参加志愿军是保卫祖国，快去报名吧，恐怕不好了”，“郑光福的老婆刘义禄，马云超老婆等，始终不要男人报名参军。后经过优抚工作，同时贯彻了参加志愿军光荣可爱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非常满意（原文如此）。如郑光福后来报了名，临走时刘义禄还送到邮亭”。这里的江开文就是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董光明的弟弟和刘义禄属于典型的农民大众。显然，董光明的弟弟报名参军和刘义禄最终送夫参军既受到了从众心理的影响，也与共产党采取的宣传动员策略有关（舆论宣传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后面有论述），而效法精英分子的行为正是农民从众心理的表现之一。看着别人都积极参军，自己不参军就不合适了，因此，最初观望犹豫的人还是决定报名参军。

另外，新政权建立之初，农民一般不会立刻支持，往往会持观望比较的心态。如果得出的是新政权优于旧政权的结论，农民就会认为新政权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至少比旧政权多得多），从而拼命拥护这个政权；反之，就会冷漠以对。建国之初，农民们都感到国民党政权实在不值得支持。相反，对共产党的表现抱有好感，因为共产党除了给他们带来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外，还给予了他们最想要的东西——土地。共产党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也让农民感到亲切，符合了农民心目中“青天大老爷”必须具备的要素——没有官架子。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的干部“非常朴实，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与国民党的‘官’有天壤之别，单是这一点就迎得了人民的欢迎”。而且农民对基层政权有发言权了，当兵的待遇也较国民党时期为优（后面有论述）。所有这些，都让农民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从而愿意跟共产党走，这可以说是建国之初农民对共产党的基本心态。

三、逐利的心态

逐利心态是农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体现出的心态之一。具体地说，即农民在抗美援朝中意欲通过积极参军支前，获得好处（可能是很大的好处）。这一心态在参军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

首先，当时军人家属在土地的分配中可以得到照顾。复员回乡的军人，均可得到照顾安置。除了给以土地房屋（也有介绍职业的）外，还会发放优待粮。如果是地主出身，则至少可以让财产少受些损失，政治上可以不挨斗。在龙水地区龙西乡，复员军人所种土地有多达45挑的。

其次，军属家庭不必考虑因家里强劳力参军而无法耕田的问题，政府会让人代耕其土地。例如在龙水玉龙乡，军属被代耕的土地按出工数计算，就达288个全工，581个半工。事实上，当时农民家庭多半有多个儿子，一个儿子参军对家庭的影响不算太大。这使农民在送子参军上更没有顾忌。

再次，军属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待。龙水地区有人就这么说：“现在毛主席的办法想得真周到。我儿子去当兵，村上的人这个送我米，那个送我盐”，如果是没有房屋居住或是生病了，政府还会设法解决。参加志愿军的家庭还可以得到县政府专门发放的优抚粮。如果子弟在部队里立功，其家庭能得到专门的荣誉和照顾。子弟如果在部队受伤或阵亡，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的抚恤和优待，不必为生活发愁。龙水还曾给军属送光荣匾，并多次组织慰问活动。这对有着很强的等级观念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极有光彩的事。因为在农民看来，在生活水平大致相当的情况下，能够体现社会等级的就是政治地位。很显然，建国之初军人在社会上地位较高，农民踊跃参军，其实看重的也是这一点。此外，在农民眼里，当时从军是从军者及其家庭向上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参军者在部队中如果表现较好，就有入党、提干的可能，会使全家的身份地位上升（甚至是大幅度上升）。这自然成为农民积极参军支前的又一推动力。

四、对美国的敌视心理

农民积极参军支前，抗美援朝，也出于对美国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源于两个方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这一点在后面有专门论述）和农民对和平环境的向往和维护。

众所周知，中国在1949年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传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则是其主要表现。在地租这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下，农民终年辛勤劳作，也仅够维持温饱而已。如遇天灾人祸，则无以为生。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中日战争到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农民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苦不堪言。仅以抗战时期的大足为例，8年间，全县征调壮丁达26568人。仅1943年募集的“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就是752万元（法币），还不包括当年地方自筹捐献军谷再度集中运费、慰劳出征将士费、出征壮丁安家费、防空器材费、修建补充兵营房费、征集兵员优待费等多种费用，而这些费用多半是由农民负担。当时大足县全县总人口不超过50万人，仅“知识青年自愿从军招待费”一项，每人就平均摊上了十五六元。可见当时农民的负担之重。加之当时大足土匪横行，农民生活相当困苦。为了救亡，农民虽然咬紧牙关把一切承受了下来，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战争能早日结束。

建国后，社会秩序逐步安定下来，而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又让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生存根基——土地。农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土地，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可这时偏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农民必然对发动战争者深恶痛绝。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使得农民对美国的敌视、仇视心理更加强烈。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不愿看到战争，但是，在只有进行战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农民自然会挺身而出，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五、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上文论述了农民的社会心理与农民在抗美援朝初期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关系。而共产党就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舆论宣传，无疑强化了农民的上述社会心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群体的特点是：从数量上，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到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使他敢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群体内的个人易于受到群体内部感情的传染，容易进入一种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暗示是由群体领袖作出的）。事实上，舆论宣传要达到的就是勒庞所说的对群体的“暗示”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群体的共同要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生效。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一方面准备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另一方面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尽快让农民分到土地进行生产，并由此得到了农民的真诚拥护。但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让刚刚分享到胜利果实的农民又惶恐不安起来。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每天都听到美国要侵略中国，要让老蒋（蒋介石）重坐江山。要是美国鬼子来了，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的传言。以前国民党政府执政时的作为已经让农民恨之入骨，现在共产党来了，给自己这么大的好处，要是共产党的政权垮台了，国民党重掌政权，那么自己已有的利益（何况又是这么大的利益）还保得住吗？农民的这种顾虑担心，正是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抗美援朝宣传的群众基础。

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提出，则是有针对性的。在农民的心里，正常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家”的地位极为重要，农民对血缘关系也是无比依恋和看重的。而家族和国家在农民心目里是一体化的，个体和整体的天然联系是典型的农民的人格特征。所以共产党在宣传时，特地把“保家”放在前面，以此唤起农民的自卫意识，再对其进行反美和对美国“三视”（蔑视、鄙视、仇视）的宣传和时事教育，自然也就容易被农民接受。

勒庞认为：断言、重复、传染是领袖动员民众最有效的办法。抗美援朝时期，共产党就采用了这些宣传策略。反美宣传是天天讲、时时讲，全国各地都是如此。以龙水镇为例，当地政府利用广播小组（每天广播两到三次）、黑板报（每场出刊一次）、粉笔标语（定期书写，每次1000条左右）、组织学习（除了业余学校外，还设立25个读报组约2000人）、摆龙门阵（闲谈）等种种方式，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大力宣传，十分有效。农民传统的对战争的排斥心理被弱化，他们认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并强化了对美国的仇视心理。

除了宣传美国鬼子来了就会扶助蒋介石重掌政权，胜利果实就保不住了外，当时还着重宣传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行径。由于在抗战时期农民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苦难和灾祸，加上共产党日复一日的宣传，所以农民对美国侵朝更加痛恨，支持抗美援朝也更为踊跃。

在“保家卫国”的基础上，共产党又提出了“保卫翻身不吃二遍苦”，“保卫土地”的口号，动员农民积极参军或参与支前工作。当地老人回忆说：当年农民们干活之余闲谈，经常谈论怎样干好活路，好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在河南，农民们提出了“三保”（保证深耕细作，保证多打粮食，保证不荒一寸土地）和“六先”（先犁、先锄、先收、先打、先送粪、有事先解决）的口号。在大足，1951年大足县抗美援朝分会成立后，群众踊跃参军支前。当时，参军人数达1233人，报名参军的人数更是正式入伍人数的5倍多。龙水地区一次征兵，就有51人报名自愿参加。据当地老人回忆和资料记载：当时参军是母送子、兄送弟、妻送夫，场面十分热烈。在龙水，曾有人准备应征，但由于生病未能如愿，于是动员了自己的弟弟参军。而在专门的“五一捐献”中，民众更是踊跃捐钱捐物支援志愿军，捐献情况如表1。除了“五一”捐献外，大足1951年6月召开了全县抗美援朝代表大会（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议决订立爱国公约，并捐献“大足号”大炮一门（价值13亿元旧币）。会议结束后，号召一发，民众（主要是农民）争先恐后地捐献，总计捐款19亿旧币，较原计划多了近50%。仅就龙水地区而言，仅1951年捐献的支前款项就达336429140元（旧币），总数居全县各镇之首，人平均数仅次于万古。大足全县总计捐款1761735965元（旧币）。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抗美援朝时期，农民对参军支前发生的这种由冷漠观望转为热烈支持的态度和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农民的传统心态，尤其是实用理性的心理。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面对民众时应该根据他们的情感、信仰以及想象来治理他们。这句话说明了治理国家必须了解民众的心理。抗美援朝时期，农民之所以“共产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关键正在于共产党执政后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而且在宣传抗美援朝方面善于因势利导，抓住农民的心理做动员工作。还需要指出的是：一旦民众对一个政权抱绝对信任（所谓“领袖一挥手，万民齐欢腾”）的态度，那么执政者一定要小心利用这个心理，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失道寡助的被动局面。中国后来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已经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二、好莱坞拍摄的十三部关于朝鲜战争的故事片

对于大多数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的确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然而，美国好莱坞并没有因此回避或者而忘记朝鲜战争。事实上，美国好莱坞至少拍摄了十三部关于朝鲜战争的故事片。下面，根据资料，将这十三部影片按发行年月顺序介绍并评论如下（凡注明“无译名”的影片表示没有正式中文译名）。

一、《钢盔》（Steel Helmet，1951年，台译《南韩血战记》）【导演】塞缪尔·富勒（Samuel Fuller）。【主要演员】罗伯特·赫顿（Robert Hutton）、斯蒂夫·布罗狄（SteveBrodie）。【剧情简介】扎克中士所在的美军一个排都被朝鲜人民军枪决了，唯有他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他在逃出敌占区的途中，一个10岁的韩国男孩子救了他。在小男孩子的帮助下，扎克中士联系上了美军一个被打散的步兵班。这个班里还剩下一个黑人卫生兵、一个反战者、一个参加了二战的日裔美国老兵、一个哑巴、一个新兵。然而，他们在中士的指挥下，躲在一个破庙里，在炮兵的支援下，给予北朝鲜军事据点以沉重打击，最后胜利归队。【评论】这部影片是公开发行的第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好莱坞大片。虽然预算有限，但该影片真实再现了朝鲜战场的残酷现实。与其说该片是表现朝鲜战争，倒不如说是表现了美军内部的各种种族背景的人在战争中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因此，该片曾经被批评为“批判美军”。

二、《决不撤退！》（Retreat,Hell！，1952年。无译名）【导演】约瑟夫·刘易斯（Joseph.Lewis）。【主要演员】弗兰克·拉夫卓伊（FrankLovejoy）、理查德·卡尔森（Richard Carlson）、安妮塔·路易斯（Anita Louise）。【剧情简介】1950年11月，美军冲过三八线追击溃败北朝鲜军队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在中朝边境进攻长津水库地区时，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势兵力的猛烈反击，陷入中朝军队的重围之中。美军总部下令全面撤退。美军海军陆战队史密斯将军却公然违抗总部命令，下令部下反击中朝部队。海军陆战队斯提夫上尉率领一个营担任掩护任务，经过浴血激战，终于和主力部队一起冲出对方的包围圈。【评论】影评界认为这部影片是正面描写朝鲜战争双方的少有影片之一。它一方面以正面手法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期排山倒海的反击规模，同时也歌颂了美军海军陆战队顽强作战的斗志。影片中一个美军下士，刚满17岁，但是在一次夜战中身负三处枪伤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保证了主峰的安全。该片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大量使用战场实地拍摄的记录片片段。当炮弹在镜头里爆炸时，摄影机剧烈抖动，使观众有如临其境之感。

三、《战地天使》（Battle Circus，1953年）【导演】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主要演员】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茱恩·艾利森（June Allyson）。【剧情简介】朝鲜战争期间，一家美军陆军医院负责医治盟军受伤官兵。愤世嫉俗的军医威布少校是主治医生，他与忠于职守的护士迈克卡拉中尉相爱，但是又相互讨厌。他们在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中理解战争的意义，并增加相互的了解。【评论】这部影片比后来更加有名的《陆军医院》早20年，但是批评家认为它过分渲染了爱情，使它与朝鲜战场的残酷背景格格不入。它对朝鲜平民表示了同情的关注，也揭示了北朝鲜士兵的悲壮命运。例如，影片中，一位北朝鲜伤兵被抬到医院时，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枚手榴弹，说宁愿炸死也不要被美军医生治伤。

四、《战舰英雄》（MenoftheFightingLady，1954年。无译名）【导演】安德·鲁马顿（AndrewMarton）。【主要演员】范·约翰逊（Van Johnson）、弗兰克·拉夫卓伊（FrankLovejoy）。【剧情简介】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航空兵从停泊在日本海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上支援美军地面战场。海军航空兵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到北朝鲜上空执行轰炸地面目标或者与苏制米格飞机空战。美军飞行员都希望早些完成任务，早些吃上一顿热饭、回到温暖的被窝进入梦乡。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进攻地面目标时，要求飞机低飞，这样就易受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评论】本片通过航空母舰的军医向朋友叙述战事的方式，想给于观众一种客观的角度。许多经历了二战的老飞行员总是在自问为什么要来朝鲜打仗。影片详细重现了航空母舰上飞机起飞降落的过程，以及战斗机从空中攻击地面目标的的情形。

五、《独孤里桥之役》（TheBridgesatToko-Ri，1955年。港译《蜀孤里桥之役》）【导演】马克·罗布森（MarkRobson）；编剧：瓦伦丁·戴维斯（Valentine Davies）。【主要演员】威廉·霍尔登（William Holden）、格雷斯·凯利（Grace Kelly）。【剧情简介】1952年12月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77特战队飞行员布鲁贝克中尉的飞行中队受命执行炸毁独孤里桥的艰巨任务。独孤里桥位于北朝鲜，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势险要，防守严密。布鲁贝克中尉和战友冲破满山遍野高射炮阵地的火力网，炸毁了独孤里桥，但是他的战机受伤，被迫迫降。北朝鲜士兵蜂拥而来前来追捕。他和战友拒绝投降，展开枪战，最后战死疆场。【本蟀评论】本片1956年获第28届奥斯卡最佳效果奖。本片前半部分的故事大都发生在美军在日本基地，节奏松散，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对美军的卑谦和依赖。后半部分战斗场面精彩，演员表演出色，尤其是战斗机特技表演，12架战斗机连续轮番俯冲轰炸地面目标，表现出了战争的残酷。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本片中再现了美军对参加朝鲜战争的意义感到迷茫。影片人物两次悲叹他们的战争是“在错误的地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第一次是航空母舰司令回忆他两个儿子在二战中对日作战中牺牲，哀叹朝鲜战争不值得牺牲这么多人命；第二次是主人公布鲁贝克中尉在与北朝鲜士兵枪战中，预感到自己必死无疑而发出的哀叹。

六、《安娜波里斯传奇》（AnAnnapolisStory，1956年。无译名）【导演】唐·西格尔（Don Siegel）。【主要演员】约翰·戴瑞克（John Derek）、戴安娜·林（Diana Lynn）。【剧情简介】美国海军学院学员托尼和吉姆是弟兄俩。他们为一个共同爱慕的姑娘帕基而闹翻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两人毕业，一起被分配到一个飞行中队，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一次空战中，当他们的战机中弹着火时，弟兄两人却互相让对方跳伞，让对方享受生命和爱情。【评论】这部影片不过是以朝鲜战场为背景的普通三角恋爱故事，没有什么新意。

七、《沙场壮士赤子心》（Battle Hymn，1956；港译《军人本色》）【导演】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s irk）。【主要演员】洛克·赫德逊（Rock Hudson）、安娜·卡士非（AnnaKashfi）。【剧情简介】美国空军赫斯上校原来是俄亥俄州的牧师。二战中他参加美国空军。在一次轰炸纳粹德国的任务中，他不慎炸了一个孤儿院，37名德国孤儿丧生。战后，他内心内疚，不能回去继续传教，于是就重新参加美国空军，来到朝鲜战场给韩国空军训练首批战斗机驾驶员。在他的训练下，韩国空军顺利完成了一系列战斗任务。空军基地附近有一个韩国妇女在照管十几个朝鲜战争孤儿。在战火中，赫斯上校尽量保护和照顾这些孤儿。后来，他在筹款建立了一个孤儿院，让朝鲜战争孤儿有家可归，这使得他的良心得到平静。【评论】这部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虽然有评论认为它有宣传美军人道的政治目的，但是情节感人，反映了战争残酷和军人良心的冲突，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影片中主人公的这一段自白被认为是经典的反省：“也许，我通过战争的痛苦，最终作出了我以前一直未能作出的善行。我在超越自我中，找到了自我。”

八、《战争中的人们》（MeninWar，1957年。无译名）【导演】安东尼·曼（Anthony Mann）。【主要演员】罗波特·莱恩（Robert Ryan）、阿尔多·雷（Adore）。【剧情简介】1950年9月6日。班森中尉率领的排在一次战斗中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他们在撤出敌占区途中，遇到另外一个排的蒙塔拿上士。他们必须把幸存者转移到师部所在地465高地。在转移途中，班森中尉和蒙塔拿上士意见不一致，经常争斗。在经过多次惊心动魄的遭遇战后，他们终于重出重围，与主力部队会合。【评论】该片与《钢盔》一起被誉为50年代里描写朝鲜战争的最为写实的影片。它的独特之处就是细致描写了战争中军人的心理活动。影片通过激烈的战斗场面和人物冲突，描绘了绝望中军人的各种心态：善良、勇敢、自私、绝望、希望、宽慰。

九、《战地情焰》（Battle Flame，1959。无译名）【导演】·斯布林斯特恩（R.G.Springsteen）。【主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斯格特·布雷狄（Scott Brady）、伊莱恩·爱德华兹（Elaine Edwards）。【剧情简介】朝鲜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戴维斯中尉在养伤期间受到护士玛丽的精心照顾，他们相互产生了好感。后来玛丽所在的医院被北朝鲜军队占领，玛丽和战友被捕，关押在清永战俘营。戴维斯中尉率领一个排，经过激烈战斗，救出了心爱的护士。【评论】该片落入英雄救美女的俗套。剧情进展缓慢，对话冗长，没有独特之处。

十、《猪排山》（PorkChopHill，1959年）【导演】刘义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主要演员】主要演员：格利高利·派克（Gregory Peck）、里普·托恩（Rip Torn）。【剧情简介】朝鲜战争后期的1953年7月，当战争各方在进行和平停战谈判时，美军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命令克莱门斯中尉率领美军一个连进攻没有军事价值的255高地。他们知道板门店停战谈判可能随时会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些士兵不太愿意做无谓牺牲。然而，克莱门斯中尉认为这是他们的爱国职责，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在猪排山阵地上与中朝军队进行争夺战，甚至进行残酷的肉搏战。等到增援部队到达时，135人的连队打的就剩下25个人。【评论】一般认为，本片描述的战役就是中国影片《上甘岭》所再现的上甘岭战役。影片真实撼人，纪实程度不啻于记录片。据说担任影片军事顾问的就是当年率兵进攻的的美军连长。影片还再现了中国军队通过阵地广播的攻心战。本片通过一个黑人士兵的口，再次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为自由而战”提出了质疑。导演就是想通过影片中残酷的战斗场面，让观众知道为政治权利斗争而死去的生命是多么地不值得。

十一、《满洲候选人》（TheManchurianCandidate，1962年，港译《恐怖分子》）【导演】约翰·弗兰肯海默（JohnFrankenheimer）。【主要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Sinatra）、劳伦斯·哈维（Laurence Harvey）、珍妮特·利（Janet Leigh）。【剧情简介】美军上尉马科、肖上士和他的排在朝鲜战争期间一次巡逻中被俘虏，关押在满州的战俘营，受到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共产主义洗脑教育。战争结束之后马科上尉回到美国，升任美军情报部少校。他常常晚上做噩梦，摆脱不了战争的痛苦回忆。他的战友肖上士回国时被当作战斗英雄，荣获国会勋章。马科慢慢理解噩梦的含义，开始怀疑肖中士的背景。经过调查，原来肖中士相信了共产主义洗脑，已变成苏联派到美国进行政治暗杀的杀手。【本蟀评论】这是一部经典政治惊险片。影片将麦卡锡式冷战思维、政治讽刺、间谍悬疑与黑色电影手法结合在一起。影片用夸张的手法，回忆美军战俘在战俘营受到的苏联巴甫洛夫式政治洗脑教育。影片拍完之际，刚好遇上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为了避免政治麻烦，这部影片推迟了20多年之后才公开发行。

十二、《陆军医院》（1970年，港译《风流医生俏护士》）【导演】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 Altman）。【主要演员】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埃利奥特·古尔德（Elliott Gould）、萨莉·凯勒曼（SallyKellerman）。【剧情简介】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医皮艾斯上尉和麦肯泰尔上尉在前线的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忙于救死扶伤，成天和鲜血与死亡打交道。为了保持精神免于崩溃，他们工作之余尽量过着与战争遥远的荒谬无聊生活，不是和女护士打情骂俏，就是玩世不恭地恶作剧。他们为了打赌来看看女护士是不是天生的金发，居然在她洗澡时把帐篷拉倒。【评论】本片1971年获第43届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它只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借古讽今”，以50年代的朝鲜战争讽刺60年代的越南战争。所以，它本身没有多少情节，关心朝鲜战争的影迷往往要失望。本片还对美国以前战争片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虔诚进行了讽刺。

十三、《麦克阿瑟传》（MacArthur，1977年）【导演】约瑟夫·萨金特（Josephs argent）。【主要演员】格利高利·派克（Gregory Peck）。【剧情简介】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传奇将军麦克阿瑟1942年至1951年的十年军旅生涯。1942年，他从菲律宾撤退，不久就率兵从日本手中收复失地。受罗斯福总统任命，他担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指挥美军于1945年征服日本，后来负责日本战后重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前期战役。9月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并向鸭绿江推进。他不同意美国政府把朝鲜战争严格限制在三八线的政策，坚持把战争扩大到整个朝鲜，从而与美国政府发生严重冲突。1951年4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以不服从命令的理由将麦克阿瑟将军撤职。【评论】麦克阿瑟将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占领日本和指挥朝鲜战争前期战役。所以，本片应当是半部关于朝鲜战争的影片。在上周刚刚逝世的格利高利·派克的精彩表演下，充分显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悲剧命运。他是个有才气的军人，但不是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影片里有这样一个镜头：美国政府严禁他越过中朝边境轰炸中国境内目标，于是他下令炸毁鸭绿江大桥朝鲜境内那一部分。他不无讥讽地感叹道：“在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第一次命令只能把一座大桥炸一半，而且是必须从大桥中间的分界线开始炸毁一半！”

第二章　去留肝胆两昆仑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朝鲜战争期间，停战谈判经过了漫长的24个月，其中19个月是卡在了俘虏遣返问题上。因为美方在俘虏问题上的无理和蛮横，使双方达不成协议，战争只得继续。按当时任周总理助理的乔冠华讲：“我方为了争取战俘问题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硬是同敌人多打了一年多的仗。”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2.2万余人（朝鲜人民军俘虏另计），谈判后期，美军为甩掉包袱，将志愿军1000多伤病员战俘遣返。其余的战俘，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规定，经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争取、志愿军战俘的坚决斗争，约6000人返回祖国，未回祖国的1.4万战俘被挟持到台湾。不久前，我采访了抗美援朝时期担任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他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参加了志愿军战俘的接收工作。在沉重的交谈中，我们揭开了历史这沉重的一页。

积极争取志愿军战俘归国

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我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美方代表虽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里说得明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反动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美方故意设置障碍，战争双方战俘遣返的谈判漫长而艰难。他们先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破坏，经常擅自宣布休会，使谈判无法进行。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战俘数字4次无端变动，最多时11.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1951年12月1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1952年11月，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谈判中美方公然违背《日内瓦战俘公约》的基本原则，提出“一对一”、“自愿遣返”等方案。（中朝军队俘虏联合国军1.15万人）他们的荒唐方案，遭到了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的当然拒绝。

谈判不成，接着打，战场上分高低。我军从1952年9月18日起，发起了对敌反击作战。是役，我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歼敌2.5万人。此役不但重创美军，也引起了美国朝野哗然。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中宣布，他当选后，亲自到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结果，他当选了总统。

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1952年10月，美军开始夺取上甘岭、五圣山。结果，上甘岭成了美军永久的伤痛，一个3.9平方公里的地域，美军投入6万多兵力，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血战一个多月，炮火将山头削低了三四米，竟然拿不下来。至今上甘岭战役的沙盘，依然摆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室内，供各级指挥官、学员及专家研究，力图诠释这个难解的谜。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提议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成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12月1日，联合国政委会以53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建议先交换伤病员战俘，他们的本意是甩掉伤病员战俘这个包袱。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员战俘。4月，我志愿军伤病员战俘1030人返回，回国治疗。但是，大部分志愿军战俘，依然被羁押在美军战俘营里。

1953年5月，我军再次发起夏季攻势，三个阶段共歼敌12.3万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再次审视这场战争。

最终，美国表示接受印度向联大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他们倒不是屈从联合国的决议，而是清醒地看到，朝鲜战争是一场永远无法打胜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期发起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就曾给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人员、物资难以及时到达前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早已经被赶到了大海里。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战俘问题出现了曙光。

志愿军战俘为争取回国而不懈斗争

巨济岛、济州岛、蜂岩岛都是朝鲜的几个小岛，美军设立的战俘营就在这里，志愿军的2万战俘先后被关进美军战俘营。

被羁押的志愿军战俘中，有师职干部1人、团职干部4人、营职干部57人，另外还有很多连、排干部。这些干部，很多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热爱祖国、政治上坚定。他们在战俘营中带领广大志愿军战俘，为争取回国不断斗争。

1951年1月，在釜山俘虏营72集中营4大队，孙振冠（20军60师营教导员）等人，领导了3000多俘虏展开了“反饥饿、争温饱”斗争。10月，关于战俘问题谈判的消息传来，孙振冠、魏林等人利用美军假民主、假人权的外衣，冒死发动了签名运动，要求“回祖国，不去台湾”。到了11月中旬，4大队的签名运动达到高潮。俘虏中的败类王友敏很快向美军看守头目格斯告密，说孙振冠等人要暴动，格斯上尉派人将孙振冠等人押来，进行审问。孙振冠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是暴动，我们签字要回祖国，你们也在俘虏营中散发了《日内瓦战俘公约》，难道我们争取生存权利，不符合国际法吗？其他人也控诉了联队当权者逼迫战俘在身体上刺字（反共字眼）、写血书（要求去台湾的内容）的暴行。最后，大家一致要求：“让我们愿意回祖国的集中到71集中营去，如果不同意，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格斯上尉负责！”

格斯上尉听毕，目瞪口呆。沉思半晌，最后他给上司通了电话，然后对谈判代表说：“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派一人回去把你们的伙伴叫来，一同到71营去。”随后，有一个人回去传达消息，大家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收拾生活用品，奔向大门。由于到71集中营去的人越来越多，美军看押人员发现事情不妙，赶快关铁门，结果只冲过去148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经过殊死斗争，来到71营。

但是，分散的斗争抵挡不了艰难的大势，台湾国民党很快派来了大量特务人员，协助美军对战俘进行镇压和分化瓦解。他们收买了战俘中的一些异己分子，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企图将这些战俘变成他们的战争工具和反共分子。战俘中的异己分子，有的是国民党俘虏补充进志愿军队伍的，有的则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其他社会人员，如：臭名昭著的李大安（后空投到我国东北窃取情报，被我军抓获枪毙），父亲是恶霸地主，在土改中遭到镇压，他因为会开汽车，抗美援朝中被补充到志愿军，他并不是被俘虏的，而是自己开着汽车主动投降的；原国民党中尉副连长王顺清，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当了排长。1950年入朝后，一枪未发投降了美军，进了战俘营后卖身投靠，充当了美军的打手和奸细。随着进入战俘遣返的实质性阶段，国民党更加积极插手，国民党中央社1953年16日，专门报道了有124名国民党官员乘飞机到汉城的消息，并且透露“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团体来过朝鲜”。从1951年6月起，美军远东情报局第二处先后从巨济岛战俘营中甄别挑选，将战场上的投敌分子、原国民党军官及暗藏在我军的特务和少数变节分子几百人送到日本东京进行训练，然后又送回俘虏营，担负战俘营中的各级领导。这些人丧心病狂，在美军的支持下，成立了“警备队”，专门殴打、杀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向战俘们强行进行反动宣传，实行白色恐怖，美军还专门设立了所谓“肇事监狱”和“小监狱”供他们给坚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施行坐水牢、电刑、压杠子、肛门灌水、头上钉钉子等酷刑。但是，这仍然动摇不了广大战俘要求回国的决心。

1952年2月18日拂晓，一支美军队伍，进入巨济岛第62战俘营，强迫对5000多志愿军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在遭到拒绝后，美军悍然开枪，打死75人，打伤139人。4月24日，美军再次对釜山收容所志愿军被俘伤病员进行“甄别”，在遭到拒绝后，向手无寸铁的志愿军伤病员开枪，打死35人，打伤160多人……据统计，从1951年6月到1953年6月，美军共打死、打伤志愿军战俘6500多人，一个所谓最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其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2年4月7日，把持72营的败类李大安在美军的支持下，以大队为单位，将近3000名战俘集合起来。李大安在打手的簇拥下欺骗大家说：“今天就开始甄别，汽车就在外面等候，凡愿意回大陆的，赶快站出来，千万别错过机会。”虽然经过长期殴打迫害和恐吓，但仍然有许多人回国信心坚定。他的话语一落，就陆续有人走出队列，几分钟后，出来几百人。李大安看到这么多人要求回国，恼羞成怒，大吼道：“要回大陆容易，先把刺在身上的字留下来。”说着从队列里拉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一条血淋淋的肉条就落到他手里。他连着割了几个人，被割的人都是血染军衣，有的人还发出了痛苦的叫声。李大安疯狂地挥舞尖刀说：“看清喽，谁要回大陆，先留下这些字再走……”

广场上的杀戮持续到半夜，李大安问战俘林学甫：“你也要回大陆？”

林学甫回答：“我回大陆！”

李大安当胸就是一刀，然后问：“还回不回？”

林学甫踉跄两步倒在地上，大声回答道：“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李大安又猛戳一刀：“还回不回？”“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林学甫依然这样回答。

李大安连刺了他20多刀，刺一刀，问一次，林学甫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直到断气。林学甫死了，李大安把他的胸部剖开，挖出他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对集合在广场上的俘虏说：“谁要回大陆，就这样！”残杀到半夜，除了被杀死的，还有更多人被打伤，不能走动。还有一些人被关进了“小监狱”。到第二天，我志愿军代表在场正式“甄别”时，很多人没有到场，这就丧失了回国的机会。

同一天晚上，86集中营的投敌败类对坚持回国的战俘进行了杀戮，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就是这样，第二天仍然有2100多人冲破封锁，来到71红色战俘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8批战俘冒死进入71红色集中营，这些人最终都回到了祖国。

在此期间，被我方看押的，在朝鲜碧潼的美军及其仆从国战俘，穿着新棉衣，不但吃得饱、吃得好，还能看到演出和电影，我军管理人员还为他们组织了运动会。他们的战俘在遣返时，纷纷对我管理人员表示感谢。

板门店接收战俘

根据战俘遣返协议规定，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羁押一方在朝鲜境内将战俘交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我志愿军高层领导也知道战俘营情况极其复杂，很多营已经被投敌分子控制，还有很多人身上被刺了反共文字。有人担心回国后无脸见人，也有人担心当了俘虏，回国会受到处理，疑虑重重。为此，我方发表了《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表示“迎接你们返回祖国”、“切望你们归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开城的谈判代表团，专门在1953年6月组织了“解释代表团”帮助战俘顺利归国，“解释代表团”主要领导有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同时成立了团机关，机关下面设若干大组和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终于使汇集于战俘营的中国战俘踏上了回归的路程。

7月30日，2000多战俘从济州岛登船起程，然后换乘火车到板门店，在这里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的战俘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方战俘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美军战俘个个红光满面，不断向我管理人员道别。8月2日，第二批战俘从济州岛登船，8月5日，第三批600多人从济州岛登船，海运3天到达仁川，再换乘火车……

志愿军战俘遣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从济州岛乘船，经仁川直达板门店，另一条路线是从济州登船到釜山，乘火车经过汉城到汶山、板门店。在遣返途中，美军再次采取不给水和食物、扔毒气弹等卑劣手段折磨志愿军战俘，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

到达汶山的600多战俘是最先见到祖国代表的，8月4日上午9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潘芳在美军上校及各国记者的陪同下，向汶山俘虏中转站走去。他沿着铁丝网前行，看到了骨瘦如柴，只穿一件破裤衩的战俘们正在搬运东西，他喊道：“同志们，我是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们，迎接你们回国……”战俘们听到了这亲切的声音，立即向铁丝网拥去，很多人都泪流满面，放声痛哭……

红十字会的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热爱祖国，为了回国进行了不懈斗争，祖国人民是知道的，都在怀念你们，感谢你们！”

骨瘦如柴的俘虏们纷纷把手伸过铁丝网，去握祖国代表的手，站在后排的俘虏们则摇晃着胳膊，流着泪水大声呼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一时间，口号声与哭泣声交织在一起。

8月5日起，我国正式在板门店接收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

板门店是朝鲜开城到汶山中的一个小村子，因为停战谈判的地点设在这里，小村庄成为全世界注目的地方。为了迎接饱经苦难的志愿军战俘，我方和朝方一道做了精心准备，在接收区搭设了巨大的彩门，彩门上面用朝鲜文和中文写上醒目的大字“祖国怀抱”，两边还有鲜艳的中国国旗和朝鲜国旗。当志愿军战俘们乘坐着美军的汽车，一批一批向板门店进发时，大家说不尽的激动。当远远看到彩门和中国、朝鲜国旗时，汽车上立即沸腾了，战俘们开始高呼口号，还有的唱起了革命歌曲。当汽车开到彩门前，还未停稳，衣着褴褛的战俘们立即跳下车，直奔彩门。朝鲜李相将军、志愿军丁国钰将军亲自迎接，大家抱在一起，很多人激动得失声痛哭。在彩门到招待帐篷的路上，还有很多朝鲜和中国青年举着国旗和鲜花向他们致意。

志愿军战俘先在临时搭建的招待帐篷里，吃饭、洗澡、消毒（美军在朝鲜曾使用细菌武器），然后领毛巾、肥皂、衣物等日用品。志愿军战俘在临时帐篷滞留期间，首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黄华（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杜平（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都先后前去慰问。随后，志愿军战俘穿着新军装，乘汽车转赴开城。开城在朝鲜的中西部，是一个较发达的中型城市，曾是高丽王朝的首都，商业发达，名胜古迹也很多，谈判期间，这里被列为中立区，我方谈判代表团一直住在这里。这次上级让志愿军战俘在这里稍做停留，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休息。在去开城的路上，战俘们的车队，再次受到热烈的欢迎，道路两边，老人和孩子、妇女，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不断地挥舞，高喊着欢迎的口号。

开城东南广场边的高楼上，挂着大幅标语：“向坚持敌后斗争的归来人员致敬！”空旷的广场中，已经撑起上百顶军用帐篷，作为接待站，每个帐篷里，四角放四张行军床，床上铺着绿色毛毯，桌上整齐地摆着上写“中国人民关怀着你们”的慰问袋。8月9日，在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遣返委员会副主任王迪康代表志愿军领导宣读了慰问信，他在慰问信中，对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讲话，激起了归国战俘们的共鸣，“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激昂的口号声不断在会场响起。

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吴成德（第一八o师政治部主任）回忆说：“我到开城的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谈判代表团中方代表黄华、丁国钰都到接待站来看我，我谈到了敌人在战俘营如何搞乱神经，以达到获取机密的经过。”曾领导志愿军战俘开展对敌斗争的赵佐瑞还受到了乔冠华的亲切接见。乔冠华热情赞扬说：“你们在战俘营里的一系列斗争，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

9月30日，留在开城的战俘营主要领导和骨干，还应邀观看了开城大礼堂的京剧演出。参加观看的还有金日成和志愿军首长及遣返委员会中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大家甚感荣幸。

不难看出，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对志愿军战俘的看法是正确的，肯定了他们在战俘营中的斗争和保持的民族气节，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工作。

归管会对回归人员的错误结论

从8月中旬开始，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进入中国国境后，沿途的欢迎依然热烈。在祖国的大门口丹东，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锣声、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欢迎志愿军光荣归国”的大标语格外醒目。火车刚停稳，当地党、政、军首长就走进车厢，一边和大家亲切握手，一边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归来。”志愿军战俘们一个个感动得哭出声来。

6000多归来者是从两条铁路线汇集到昌图的，昌图是辽吉线上的一个县级火车站，在沈阳以北约120公里，位于铁岭与四平之间。归来者下了火车，在归管处的安排下，改乘汽车到昌图老城县政府所在地，再改乘胶轮大车从老城到金家镇。运输持续了半个多月，一路上依然有人欢迎。归来者到金家镇后，先后编为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导三团。分别住在金家镇、小四家子、大四家子、五家子等村。后来作了调整，排以上干部都编在了教导三团一营。归来者到齐后，召开了最后一次欢迎会。归管会主任郭铁作了热情的讲话。大意是：你们在敌人集中营里长期受到敌人虐待，身体受到很大摧残，现在回来了，首要的任务是好好疗养。周总理已有指示，所有归来人员，一律中灶待遇，全部细粮，每天四菜一汤。近年来的影片也陆续调来给大家看，也算是补课吧。郭铁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归管会归东北军区领导，执行师一级领导权限，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尔后，人们渐渐知道，归管会原来就是志愿军总部设在朝鲜碧潼管理美军战俘的“战俘管理处”。但是，当时大家并不在意。祖国人民的浓浓深情、上级的殷切关怀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归来之前的自卑感、耻辱感、惭愧感减轻了很多。

前3个月，归管会主要是给归来者医治伤病，恢复身体。同时，通过学习、报告、电影、报纸使大家熟悉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

动员学习阶段就很有针对性，在领导动员讲话后，陆续放了电影《钢铁战士》、《赵一曼》、》《丹娘》、《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勇敢的人》、《八女投江》等影片。同时，召开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战俘营坚持斗争、反对刺字、抵制“甄别”牺牲的干部战士。很快，归来者就意识到，进行这些教育，就是要大家用烈士气节来对照自己。

到了检查交待阶段，每个人都要按照上级布置的“交待提纲”逐条交待。同时，搞了一个“检查交待”的“示范连”，让他们对照《党员八条标准》和《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检查自己，而后把他们的“检查交待”在归管处大范围推广。示范连的很多人，纷纷在交待中给自己上纲上线，自己承认“贪生怕死，被俘投降”。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归管会又下发文件，在文件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归来者都按党员标准衡量自己，这样一衡量，个个都不符合标准。也有人问：在战俘营里进行斗争说不说？领导回答，现在是交待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

党在历史上那一套“左”的做法越演越烈。交待中，一个人一个人过关，大家大会小会“帮助”。“帮助”的人全凭想象，追查越严越“革命”。谁按领导要求讲，丑化自己、歪曲自己，给自己上纲，就受表扬，反之就会受到批评。当年在苏区打“AB团”、“改组派”的做法，再次重演。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违心地承认“泄露军事机密”、“有变节行为”等罪状，这又为以后不公平地处理这些战俘，提供了“事实”。

尽管这样，2月底做政治结论的时候，归管会没有过分苛责回归人员，“恢复党籍”、“恢复团籍”、“恢复军籍”的占了约80%。

3月份，党内开展了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本来是中共高层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很快波及到战俘归管处。3月下旬，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对回归人员的政审要从严、“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发生巨变。原来的鉴定不算数了，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恢复军籍”的，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的，大部分改为“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原五三九团教导员李明听到归管会给他的结论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时，头一下子懵了。他在战俘营里，组织了“共团会”带领大家冒死与美军斗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13岁偷着跑到游击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落得这样的下场，难以接受。他去找领导，领导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怎么活着回来了？”30多年后，他谈起这件事情，仍然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第一八一师文化教员史振荣是陕西著名烈士史志舟的遗腹子，他是在患重病，发烧昏迷在担架上被敌人俘虏的，在战俘营里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的结论是“承认被俘前的军籍”。他满腹痛苦，无奈地拿着复员证回乡。

到了5月份，鉴定基本结束，除30多位因伤残住院治疗、后转业外，其他回归人员大部分复员回乡。

漫漫回乡路

从1954年5月起，归来者带着满腹惆怅，陆陆续续离开昌图，一批一批的踏上回乡路。

当初，他们很多人都是带着大红花、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踏着欢送的锣鼓点走上抗美援朝战场的，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其沉重心情无法言表。离开昌图前，很多人提出去北大荒或者去下煤窑，但都没有如愿。

四川籍的第五八三团指导员李正华，参加抗美援朝前回过家，被家乡人民寄予厚望，但因为被俘开除了军籍，他实在无法面对乡亲们。火车到成都，他没有与难友们告别一声就失踪了，从此渺无音讯。

连职干部南阳珍乘坐火车回家乡洛阳，到了终点站，他竟然哭出声。他的痛苦，引起了一同回乡战友的共鸣，也有几个人跟着掉了泪。他背着铺盖，来到灵宝县“转建办公室”，办公室人员看了他的介绍信和证件，又看了他的结论，当看到“在朝鲜战场，右倾保命，缴枪被俘”时，就问他：“你在朝鲜战场被俘过？”他点点头，工作人员问：“你是哪个村的？”南阳珍怕玷污了全村，支支吾吾半天也没有说明白。第二天，他没精打采地背着铺盖向自己村子走去，40里路，走了整整一天。到了家里，家里人又喜又惊。喜的是他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惊的是他竟精神恍惚、没有穿军装。表哥有些不放心地问：“你当兵七八年了，也是个干部了吧？”南阳珍小声说：“是个干部。”表哥又说：“咱们家，有你这么个党员、干部，大家脸上都有光彩。”南阳珍看到不说不行了，低着头说：“表哥，不瞒你说，我在朝鲜战场被俘了，党籍已经被开除，现在已经不是干部了。”表哥听完，当时就发怒了，质问：“你为什么被俘？”说着，还把烟锅子在炕沿上敲得“当当”响。

林模丛养父当过蒋介石的速记秘书。但是，他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不到20岁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俘营里，他拒绝了利诱和恐吓，坚持不去台湾回大陆，但政审结论时被开除了团籍。回到四川老家后，他报考大学，被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到大学后，读了一个学期，赶上了“交心”运动。一天，学校人事科长找他谈话。科长说：“今天找你来，有个重要的决定通知你。你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被俘过，是吧。”

林模丛说：“是。那是在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发生的。”

科长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学府，你在朝鲜被俘过，还开除了团籍，经川大党委讨论决定，把你除名回家！”

林模丛一听脑子就懵了，顿了片刻，他突然说：“我不同意这个决定，我的问题东北军区已经审查过，我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承认我是合格的军人。怎么，被俘过，连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科长说：“你的理由我们可以反映，但是校党委的决定不能改，你得离开学校。”后来，林模丛因生活无着落，被当地民政局安排到农牧场去种庄稼。

曾在五次战役中代理指导员的王福海，回乡后自强不息，踏实苦干，当过村长、副乡长，又到县信用社当社长。后来上边来人考核干部，发现了他档案里有被俘记载和“内控”结论，就把他职务免了，让他去搞四清。搞完四清，什么职务也没有了。像这类情况，在回乡的战俘里，可谓比比皆是。昌图归管处的错误决定，害了他们一生。

尾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了大范围的拨乱反正。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开始了上访和申诉。他们的命运，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当时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老首长还健在，他们也到处呼吁，积极争取纠正昌图归管处对归来者所作的错误决定。终于，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80）74号文件，文件指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1981年10月1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发了山西省军区《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复查处理情况的报告》，督促各省、市抓紧落实归来者的复查处理。

1981年10月27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发布了《给志愿军被俘人员补发复员费的通知》，从经济上给予归来者以补助。

1982年，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检查中发（80）74号文件执行情况的通知》

当年坚强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在风烛残年之际，陆续得到了清白。但是，他们给社会留下的，是不尽的思索。二、“王成”原型高呼向我开炮被俘归国后被指叛徒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他的原型之一还活着。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顽强的声音》因何未能发表？活着的“王成”为什么没能获得引人瞩目的荣誉？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对蒋庆泉——当了56年农民的老战士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采访。

在长江边摘下国民党帽徽

辽宁锦州松山新区大岭村，1928年蒋庆泉就出生在这里。父亲蒋福林一直在外做工，土改前家里有房子两间半，成分“贫农”。小时候蒋庆泉给地主打小工、在店铺当学徒，还去黑龙江放过羊。1948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师管区就是国民党拉壮丁、训练新兵的地方，当兵可以有饭吃。秋天打辽沈战役之前，我们都被拉到葫芦岛在海边等着。如果锦州打赢了，我们回去；如果打输了，就坐船撤退。

葫芦岛离锦州100多里地，我听见打炮打得厉害，但不能回家。后来上船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我当兵是在国民党54军198师539团2营5连。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

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我参加的这个部队是第三野战军23军67师199团1营3连。

解放军有意思：吃饭、洗脚、学写字都是任务。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1949年4月才加入解放军，但1950年10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后来67师202团3营的参谋长邢德良。别人入党都是班长、连长当介绍人，我表现很好，所以营领导给我当介绍人。我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奖给我日记本、授奖状。

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我们在1952年入朝，是第一批轮换部队。

入朝第一夜看见战友墓碑

坐上火车，蒋庆泉从浙江回到东北。路过锦州站，他没下车，在车上喝了两杯慰问者送来的家乡水。

列车终点是丹东。蒋庆泉记得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他和战友们站在鸭绿江边，面朝着火光闪耀的朝鲜宣誓。他们唱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然后踏过鸭绿江大桥奔向战火。

过江没走多远，一颗照明弹让蒋庆泉看清了路边墓碑上的名字：那是他的一个战友，先期入朝。蒋庆泉跑过去向墓碑郑重地敬了个军礼。他的心情沉重而庄严，虽然并不知道战友牺牲的细节，但烈士的墓碑震撼着蒋庆泉年轻的心。

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12月底，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行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

我们在丹东和东海岸时，部队教育我们，讲烈士的故事：黄继光、邱少云。听了他们的事迹，心里很激动，很期待到前线去。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国内慰问团发的糖我是吃了的。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杀敌。我心里就想，我如果不勇敢战斗，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战斗有多残酷。

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7师，王牌。这个地方山很矮，比较高的是346.6高地，就是346.6米高。北山分主峰和次峰，在西南边有个很长的小山梁，我们叫西南山腿。头两次就打它这个西南山腿。

第一次是1953年3月初，我是跟着5连上去的。那个姓朱的连长就是这次进攻时阵亡的。打完以后我们就撤下来了。

第二次是3月底，我又跟着5连。这次连长姓刘，也阵亡了。我回来时候在交通壕里突然遇到两个美国兵，都举着枪，大高个、胳膊上全是毛。前边那个上来一枪就扎在我肚子上。我用手抓住枪头，和他滚在一起。那美国兵也害怕，扔下枪转身就跑了。结果又立了一次三等功。4月16日这天晚上，我们三打石岘洞北山。

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此时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时任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后来回忆说，经过前两次战斗他们总结可以在占领阵地后留少数部队扼守，然后组织火力配合，“借此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并与敌人反复争守。”

这一战术，力求以最小代价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志愿军普遍使用的对敌策略。在第三次攻打石岘洞北山的计划中，由201团5连和团警卫连一个排攻占北山，然后指引炮兵打击敌反击部队。在战前，炮兵还将敌人的运动通道及各类目标都进行了标记，火炮也做了测距和试射，“以求准确打击反击之敌。以4、6、1连依次担任轮番守备。”

我们大概是晚上8点进攻，5连打头阵，然后4连接应，再后边是6连。5连是加强连，一百五六十人，营长带队。我们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本来是要跟营长下去的，但是后来上来的4连的步行机员也都牺牲了。我就留下来。4连也没上来几个人，打到第二天天黑时，又剩十几个人了。

6连没上来啊！我们晚上先打退了两次进攻。敌人叫红烟炮，就是先打一发，落地冒红烟，然后根据这个烟再打。晚上亮得跟白天一样，满天都是“天灯”，就是照明弹。敌人的炮打得像下雨，我们后来枪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地上的土被炸起来，呛的。用布包着枪都不行，就扔手榴弹。

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10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那时候耳朵都震聋了，就见火箭弹打进来一闪光，一下就把我打晕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血从头顶流下来把眼皮都粘住了，还有腿、后背都受了伤。

那个拦着我不让我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血。我使劲起来，敌人又扔了一个毒气弹，好像是蓝光、灰烟。我们被呛得不行了，在碉堡里还呆了有20多分钟，就想往外冲，大概是刚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英雄的名字出现在战俘名单上

在志愿军主阵地和部队出发阵地之间有上千米空旷地。战斗开始后，敌人的炮火就彻底覆盖了这条必经之路，支援部队伤亡惨重。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行机员陆洪坤。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67师不仅使用了自己的全部炮火，还借用了其他部队的火炮和炮弹，“后来军首长让把喀秋莎也开上去了！”

陆洪坤在步话机中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200米、100米、50米、20米，“他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

但这时，志愿军方面已经没有炮弹了。

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炮兵断断续续向北山阵地支援。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惨烈的第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一直持续到4月18日晚，小小的北山饱浸鲜血。前三次石岘洞北山反击战中，几经补充的201团5连前后有200多人阵亡，包括3名连长、1名政委，12名正、副排长。

7月，67师以14个步兵连、30个炮兵连、16辆坦克再次进攻石岘洞北山。经过几乎一周时间的反复争夺，终于彻底控制了石岘洞北山，使其在停战协议签订时划归中朝一方。

洪炉就是在第四次进攻时登上石岘洞北山的。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战士们在挖工事时根本没法下铁锹，因为沙土下就是敌我两军阵亡者的尸体，层层叠叠。

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行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5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从战俘营回家

我突然感到头和身上都很痛，特别是后脑勺蹭着痛，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我哼了一声，不拖了。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还笑，但是听不明白说什么。我眼皮都肿了，睁开一条缝，脑子嗡的一下：哎呀，我没死，还活着，被抓了俘虏！我心里难受啊，眼泪就流下来了，身上却没劲动。

4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我躺在车厢里，上边架的就是美国人的尸体，血滴在我下巴上、脖子上，都凝成血块了，我也没劲抹一下。

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拉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经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

我们还偷偷组织学习。我写字好，发给我一根铅笔，是战友们用药品和敌人私下换的。敌人来搜查我就把铅笔藏到肛门里。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180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被俘的阴影笼罩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23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刘亮、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圆》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以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

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本刊记者意外地查询到了保存完好的蒋庆泉的档案。厚厚的被俘登记材料占据了蒋庆泉档案的主体，而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想见见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

大约在60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个亮如白昼的夜晚、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2004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蒋立又去问蒋庆泉，他沉默许久后说，“没有开炮那不是我的原因。”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但2009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50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就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30多年了，我委屈啊！

后来每个月给我发钱，从4块、6块，现在一个月是七八百块。政府对我好。前几年右眼突然不行了，走路走到路边的沟里，医院说是白内障。我儿子找到民政，民政给我写了个条子，拿着去医院看病不花钱。可是大夫说我眼睛里有东西，一做手术就影响另一个眼睛。他知道我以前打过仗，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姑娘结婚时，我自己跑外边溜达去了。儿子说是什么神经官能症。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三、志愿军战俘艰苦卓绝的斗争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持续达两年之久，斗争焦点在于战俘遣返的谈判。为了揭露敌人在战俘遣返上玩弄的诡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一个专事进行战俘调查的抗美援朝记者组迅速成立了。我有幸成为记者组的一员，奔赴朝鲜前线展开了工作。我们曾对1952年首先遣返的志愿军病伤战俘进行过深人细致的调查，了解他们在敌人手中悲惨的遭遇；曾在朝鲜开城板门店我方“祖国怀抱”大牌楼前，迎接一批又一批冒死归来的志愿军战俘；曾受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指派，前往朝鲜人民军敌军工作部交流中朝两国对战俘调查的经验；曾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向战俘们做宣讲工作，鼓励他们打破敌人的血腥控制，勇敢地回到祖国怀抱；最后，我们在位于“三八”线上的朝鲜汶川东场里含泪目送万余战俘被裹胁离开朝鲜，前往台湾基隆，为他们未能及时回到内地而悲伤。

因为我自始自终参加了战俘遣返工作，所以深深了解志愿军战俘在敌营中所受迫害是极其残酷、骇人听闻的；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的斗争是不屈不挠、壮怀激烈的。

突遭强敌包围英雄不幸被俘

从1950年10月起，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至1951年5月，我军发动了五次战役。前三次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我方作战人员被俘很少；相反，我方却俘虏了敌军一些人员，并把他们集中于朝鲜北部碧潼我方战俘营内。

从第四次战役开始，我军逐渐遭受挫折。特别是1951年5月间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志愿军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人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编师，即第三兵团六十军一八〇师未能归还建制，只有少部分人员突围出来，一部分人员血染沙场，16000多人落入敌人牢笼，占了整个朝鲜战争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我军事人员当时被俘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一八〇师被俘的最高领导人、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归来后向我诉说，他和40多个干部战士进入山区，在山洞中与敌人打游击，因患病而被俘。此后他一直被单独监禁，不见天日，吃尽了苦头。团副参谋长魏林是一位老红军，他在被包围后，是在与敌人拼死搏斗时，因敌众我寡，逐兵无力而被俘的。团宣传干事张泽石是被敌人炮弹爆炸震昏后被俘的。也有的是露宿野外，在夜间被毒蛇猛兽伤害后被俘的。种种情况，不一而足。我军官兵被俘大都是迫不得已，许多人准备先与敌人拼命而后自尽，只因措手不及而不能如愿。

在此前后，朝鲜人民军的十多万官兵也不幸被敌俘虏了。

敌方掌握了中朝军队的大批俘虏，便以为“奇货可居”，获得了谈判的政治资本。他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关于全部、无条件遣返战俘的明确规定，在停战谈判开始时，就提出双方战俘“一对一交换”、“同等数量交换”等无理要求。在遭到中朝谈判代表痛加驳斥后，他们又提出“不强迫遣返”、“在自愿基础上遣返”等主张，蓄意制造借口，强行扣留中朝战俘。于是，围绕着“是否返回祖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中朝两国战俘与敌人展开了长达两年的不屈不挠的大搏斗。

秘密建立组织巧与敌人周旋

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开始时分别被集中关押在釜山战俘收容所。后因人数不断增多，美军又于1951年在釜山外海朝鲜历史上关押和流放犯人的巨济岛，修建了12座战俘营，称为12个联队。其中，72号、86号两个战俘营关押中国战俘（其后又扩建了几个战俘营，收容中国战俘）。最后，美军将志愿军战俘全部移至济州岛。

两个战俘营相距不远，同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有公路相连。四周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每个拐角处都高耸着岗楼，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央有一空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每个帐篷群是一个大队。

战俘们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劳役的煎熬，在精神上更承受着高压的统治。他们日常不能表达出爱国的情怀，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绝大多数战俘内心深处是隐藏着忠于祖国的思想的，但无可讳言，也有少数败类叛变投敌，在战俘营内为虎作伥，欺压、迫害自己的战友。以86号战俘营为例，六个大队中，一、四、五大队由忠于祖国的战俘控制，另三个大队则被国民党特务和叛徒控制。反动分子掌握着警备队，实行白色恐怖，不断制造事端，迫害爱国战俘。

开始时，爱国战俘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串连，建立组织。86号战俘营四大队部分共产党员最先秘密地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大队则提出“反虐待争温饱”口号，团结一批战俘成立了“弟兄会”。五大队的团宣传干事张泽石，曾是清华大学学生，英语很好，在战俘和美军之间充当翻译。他就利用这一身份，和五大队的一些同志进行串连。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领导力量，他提议成立地下党支部。但在对串连的81个难友调查时，他发现只有3个是党员。那时，大陆刚刚解放，许多人都是解放后刚参加革命的同志，共产党员较少，共青团员也只有十五六个，但党员和非党员的心是相通的。这天晚上，他们举行了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3名党员站在党旗前，邀请78名非党员难友列席。同志们整齐地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面向北方，低唱起了《国际歌》。接着，3个党员、78个爱国者举起右臂，向党旗宣誓：“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莽莽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敌人对战俘营的管制虽然十分严密，但人心不可侮，各种地下进步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后来，在一八O师团政委赵佐端（当时化名王芳）等同志的策划领导下，组成了战俘营最高的领导组织——党委会。在执行一段时期以后，考虑到这样不符合组织原则，未经中央批准，又未经上级任命，决定改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把各种地下进步组织团结在一起，坚持用启发、教育的办法，不断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参加到爱国行列中来，和敌人展开持久的斗争。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影响下，在敌方掌控的72号战俘营内，由一八〇师五三八团副参谋长杜岗牵头秘密组织了“回国同志战斗总部”，他们团结了8个“回国小组”的100多名战俘，计划组织突击队，从叛徒、败类手中夺取战俘营的控制权。他们在秘密接触时，不幸被敌特发现了。敌特将杜岗和几个爱国战俘吊起来毒打，杜岗被打掉两颗门牙，腿部也被打得溃烂了。他仍然高呼：“我是共产党员，我就是要回祖国大陆！”坚贞不屈的行为鼓舞了其他同志继续进行斗争。几天以后，72号战俘营的300多名战俘到美军储运站去做苦工。爱国战俘张光普趁美国巡逻兵刚走过无人看管之机，迅速跑到一个货堆下面，掏出早已备好的酒精盒，点燃后塞到了货堆下面，然后巧妙地挤进做苦工的战俘行列。十几分钟以后，火舌舔噬着那堆货物，劲吹的海风又把火焰吹向其他货堆，顿时，储运站大火冲天，映红了巨济岛的上空。

齐心绝食抗议营救战友归队

1952年年关到来之前，以魏林、孙振冠为首的148名爱国战俘不堪72号战俘营的反动统治，冲了出来，来到对面的71号战俘营，成立了“71回国大队”，完全摆脱了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压迫与控制，由地下进步组织进行领导，实行全体人员吃、穿、住平等和政治上的民主，响亮地提出“回祖国”的要求。它的建立如一盏明亮的灯塔，照亮了这个海岛。它告诉战俘们：团结战斗才能生存，爱国回国才是光明大道。这里立刻成为热爱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向往的地方。

元旦一清早，几百名被美军称为“死硬共产党分子”的我被俘人员，在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率领下，在新建立的71号战俘营内，冒着凛冽的寒风，放声高唱国歌。孙振冠是六十军中最年轻的营教导员，在被俘的志愿军干部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领导大家开展斗争的，因此在战俘中有很高的威信。

新年之后的第五天，从釜山医院押送来的伤病难友，坚决要进71号战俘营，而高大强壮的美军士兵却硬要拽他们进入72号战俘营。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被打倒在门前的公路上。这时，71号战俘营的难友们大声呼喊，予以支援，但无济于事。

地下进步组织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把这批难友送过来。由孙振冠、张泽石出面，代表大家给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写了抗议书，表示宁肯饿死也要救出14名难友。

接连三天，送来的食品堆放在营门口，没有人去取，大家静卧，没有一个人喊饿。美军几次动员大家吃饭，大家说：不放出14名难友，我们绝不进食。“人心齐，泰山移”。到第四天下午，71号、72号战俘营大门同时打开，美军被迫放人。14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走进71号战俘营，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晚上，14位难友叙述了进入72号战俘营以后的遭遇。当一位难友把衣服脱下来展示他被敌人残害的罪证时，大家都被他背上那几块被烙伤的血红色伤痕和被烧焦翻起来的肉皮惊呆了。大家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连夜写出一份血的控诉书——《致国际红十字会的愤怒揭发信》。

爱国的被俘人员舍生忘死投奔71号战俘营的事例层出不穷。1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叫丁先文的难友归来了。他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着鲜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71号战俘营就倒在地上。原来，他誓死要来71号战俘营，遭到拒绝和毒打后，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经过输血抢救，才保住了性命。他来到71号战俘营的当晚，难友召开了欢迎大会，他吃力地叙述了爱国战俘在敌营中组织反抗及被美军和敌特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的情况……极度虚弱的他说不下去了，最后鼓足了力气，喊了声：“党啊，我回来了！”就昏过去了。

筑起血肉长城保卫五星红旗

1952年春，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敌人花样翻新，要对每个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其目的是胁迫中国战俘拒绝回祖国，以损坏新中国的声誉，这是一个大阴谋。

爱国战俘们用什么办法号召大家坚决返回祖国呢？地下党组织紧急作出三项决定：（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敌人强迫进行“甄别”时挂起来，用以号召对面72号战俘营的难友们敢于表达回国志愿，冲出牢笼；（二）立即向战俘营长官杜德送去要求将志愿军战俘全部遣返祖国的紧急声明；（三）发表决心书，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甄别”。

制造五星红旗，没有红布，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布用红药水染红；没有缝制五角星的黄布，就用医治疟疾的奎宁水溶液把白布染成黄色。难友们又找出自制的针线，精心设计、剪裁、缝制。

旗子摆在营房中央，赵佐端建议大家排好队，每人轮流上去缝几针。他第一个走上前，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当夜，几位有力气的难友在风雨掩护下，躲避着敌人探照灯的照射，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编绑成十多米长的旗杆，竖立起来。

天将黎明，国旗制成。清晨，全体难友集合在高大的国旗杆下，唱起了国歌，鲜红的国旗在庄严的歌声中升上了杆顶，随之在海风中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如梦初醒的美军大兵们立即喊叫起来，命令降旗；同时拉响枪栓，准备射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爱国战俘吴忠孝走到营门口，高声回答：“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的国旗。”美军士兵却通过翻译蛮横地说：“不行，你们不降旗，我就开枪！”吴忠孝毫无惧色，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砰”的一声，丧心病狂的美军扣动了扳机。岗楼上的机枪也响起来了。吴忠孝用手捂着肚子倒了下去，另外几个战友也倒在血泊中。

战友们愤怒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一些人寻找石块予以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到前面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手拉手筑成一道人墙，保护战友，保卫国旗……

誓死返回祖国反对血腥“甄别”

1952年4月8日，美军不顾我方强烈反对，悍然在各战俘营开始进行所谓“甄别”，对敢于提出回祖国的战俘给予疯狂的迫害。

这天傍晚，敌人将他们平时严密控制的战俘大队集合在空场上宣布：胆敢回内地的到营门口去上车。原四川大学外文系学生、战俘林学甫见大家心存疑虑，便挺身而出高呼：“回祖国，跟我走！”当即有20多名难友跟着他向大门口冲去。他们立刻陷入叛徒、特务们的包围之中，继而全体被打倒在地，然后一个个五花大绑，被拽去“过堂”。当时，各大队被打的“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共有200多名。林学甫被绑在耶稣十字架下，联队副大队长李大安手持美军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的鼻子问：“回内地还是去台湾？”林学甫坚定地回答：“回内地。”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刺的字留下！”说罢，李大安便用匕首将强行刺在林学甫身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血淋淋地削下去。李大安狞笑着又问：“还回内地吗？”林学甫忍痛高呼：“回祖国！”李大安惨无人道地又将林学甫右臂上的“反共抗俄”连字带肉一同挖下。林学甫痛得昏死过去了。待他苏醒时，李大安又问：“到底去那里？”林学甫拼着全身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没等喊完，被李大安一刀刺死。随后，李大安野兽般地剖开了林学甫的胸膛，挖出了还在颤动的那颗鲜红的心。他用匕首挑着它狂喊：“谁要回内地，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在反动的“甄别”中，成百上千的我被俘人员被杀死或打伤，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各个战俘营。

以赵佐端为首的坚定要求匾国的战俘们，收集了死难烈士名单，整理了敌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在由爱国战俘控制的战俘营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控诉追悼大会和示威游行。面向战俘营大门设置了灵堂，顶端挂着用中、英文书写的横幅：“沉痛追悼在‘四八血腥甄别’中英勇就义的死难烈士！”横幅下面，正中书写着烈士名单，两旁是一副挽联：

屠刀下昂视敌人具万分骨气成壮举囚笼中默哀烈士化无限悲痛为力量再下面是直径达两米的几个白色花圈，6000多名难友戴上用手纸做的白色小花，肃立在灵堂前默哀。

追悼仪式结束后，大家举横幅、烈士名单、挽联和花圈，排成长队，沿着铁丝网游行示威，一面唱挽歌，一面喊口号。挽歌由张泽石作词，文化教员骆星一谱曲：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们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仇恨永远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大家一方面心情沉痛悲愤，一方面又为第一次看到自己这支回国队伍如此壮大而振奋不已。

英雄生擒敌酋举世为之震惊

1952年五一节刚过，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的秘密组织“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做出惊人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军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时，中国爱国战俘营的番号已改为“602”，所肩负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活动，要求和杜德面对面谈判，以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只要他肯出面，立即停止绝食。这样可使其放松警惕，以便朝鲜同志与他们谈判时，见机行事，生擒活捉。

我志愿军战俘的“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立即紧急开会布置任务，大家非常激动，都表示坚决协同行动，与人民军战俘互相配合，实现壮举。

5月3日，中国战俘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函件。

5月4日，602号战俘营整天大造声势游行示威。5月5日，全体绝食，把运来的粮食和菜蔬等统统堆在大门外，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战俘们的饭盒。除了少数纠察队员和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如死一般的沉寂。

当天下午，杜德同意和战俘代表在美军司令部谈判。志愿军战俘则以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到战俘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带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来到602号战俘营大门外，卫兵排成扇形，如临大敌般持枪对着战俘营。当杜德等人走到营门口时，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接待了他，正告杜德：正视战俘们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强烈要求美军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杜德假惺惺地表示，将努力改善，但前提条件是停止绝食。孙振冠当即回答：“如果将军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美军看到我方战俘通情达理，便放弃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阵势。

5月7日，就在杜德“视察”602号战俘营的第二天，朝鲜人民军76号战俘营的人员也连续三天游行示威，要求杜德前来谈判。

这天下午1时半，杜德同样在全副武装护卫下，来到76号战俘营大门口。由于谈判内容和602号战俘营谈判内容相仿，警卫士兵开始松懈起来。

正当朝鲜战俘代表与杜德在战俘营门口进行谈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一群“清洁队员”抬着粪桶回来了。营门大开，杜德和副官手捂着鼻子，退避到门旁，让战俘们抬粪桶进去。突然间，十多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扔下粪桶，将杜德和副官围住，并迅速把他们推进战俘营大门。当敢死队员正全速回身将大门关上时。那个中校副官狡猾地蹲下身子从人缝中溜走了。肥胖的杜德极力挣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 Me！（救救我）”他一下子从战俘营长官变成了战俘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在76号战俘营大门口竖起了早已备好的用英文写就的巨幅横标：“美军官兵们，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谈判结束即交还你们；如胆敢开枪，杜德将军性命难保！”

与此同时，杠德下达了他签署的命令：“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

孙振冠和张泽石作为志愿军战俘代表来到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紧急召开，推举朝鲜人民军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孙振冠为副团长。

杜德被叫了进来，让他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他交代政策：允许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中国战俘代表张泽石的英语发言最为激动人心，他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你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屈从你们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妄想！完全是妄想！”

杜德在聆听发言过程中，一直低着头。张泽石控诉完，杜德用手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有责任，我有罪。”

孙振冠发言：“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我深信美国人民最终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杜德通过翻译听到义正词严而又通情达理的话语时，用颤抖的声音回答：“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番话，我将终身不忘这些宝贵的教诲。我愿意尽力弥补我的过失。”

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代表也作了有力的批判发言。杜德不住地点头。

事件发生的第四天，即5月10日，经过艰苦的谈判，杜德艰难地在《美方战俘营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同意释放杜德，由新任命的美军战俘营长官波特纳准将到战俘营来领人。他在收条上签了字，收条这样写道：“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美军巨济岛司令官R.波特纳（签字）1952年5月10日”。

这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干净利落漂亮，中朝两国战友取得如此巨大胜利，在国际战俘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当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胜利，敌人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接踵而来的是系列残酷的报复——血洗战俘营。但压迫越深重，反抗也越激烈。敌人的屠刀终究阻挡不住战俘回国的愿望，历经两年多拼死拼活的较量，一批批爱国战俘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到1953年9月5日，我们在开城板门店迎接了最后一批爱国战俘归来，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主要领导人赵佐端、杜岗、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同志，他们乘卡车老远就唱着歌，挥着帽子，眼含热泪；下车后与欢迎者热烈握手、拥抱。至此，共有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怀抱。

但是，他们回国后，相当多数人曾被扣上“叛徒”、“变节分子”种种不实的帽子，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80年9月，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后，真相得以大白，沉冤才得以昭雪。他们同百万英勇的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一样，都是“最可爱的人”。四、一名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的凄凉回忆

五十多年前几百万各种肤色的军人汇集在一条叫做三八线的狭长地带，彼此倾泻着钢铁和炸药，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爆发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当中，有二百多万的军人和平民丧生，他们或成为自己民族的英雄，或被叫做屈死的冤魂受到人们的祭奠和同情。然而其实这个战争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下来的，只要他们被划为这一群，他们就很难享受这份殊荣，他们被称做战俘。

朝鲜战争当中，志愿军战俘有两万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了祖国大陆，而有一万四千多人被送往台湾。比起那些在战俘营里殊死搏斗最终回国的人来讲，这一万四千多去台湾的战俘，他们的命运其实绝少有人提起，而在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些战俘营里的斗争故事当中这一群人也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们愿意忽略的背景。那么他们是不是懦夫。他们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别之后，他们还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图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图八十三岁，去年在台湾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大陆定居，现在和侄子一家住在宜昌郊外的一个小山村。冉宏图祖籍四川云阳，一九四二年的春节被保长抓了壮丁，一根绳索让他离开了家乡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士兵。我们的来访让老人的记忆又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年的岁月。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去了三天，关了三天三夜。前后人押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一九四六年，冉宏图在团长张剑秋的带领下全团投诚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冉宏图所在六十七军二百师六百团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突破联军的封锁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

冉宏图：那么粗一个口袋，那么长围在脖子上，八个手榴弹、三百发子弹。班长背一个大锅副班长背一个小锅，中间组长也背大锅小锅，辣椒生姜酱油盐巴都要背着，花生米也要背着，辣椒面也要背着。晚上行军，白天不敢走，在树林里面躲着。不准你冒烟，一冒要是发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不管你有人没有人那个海岸炮就往那个岛上打。

随着战线的延长，志愿军供给线被联军封锁，志愿军战士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口粮自给自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以四个师的兵力，以飞机、大炮、坦克时向六十七军坚守的沿三八线二十五公里的正面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激战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翘了，我们就只有进入掩体。有一个雕堡口，那个雕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过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点打不到，你往左边右边也打不到。

在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联军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进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班长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我说你胡说，‘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我可以替你报仇’。我就把他打死，我也不会放下武器，不会轻易让你把我抓走。结果说着说着，枪伸进来了敌人的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成流。

冉宏图出身农民，从小他说他根本没想到过要当兵，当年在村里已经定下了娃娃亲，那时候他全部的梦想就是娶妻生子，守着自己的家，守着自己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从十七岁那年的某个下午被抓了壮丁，这一别会是如此的漫长，遥遥无期。他参加国民党打过抗日战争，解放之后又加入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成了志愿军。青春岁月始终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一不经意间就成了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但即便是这样，在他十几年戎马生涯当中他有过种种揣测，想到过会流血会牺牲，甚至想过在异国的土地上迷了路，可能被人们说成失踪，单单没有想到过会做俘虏。也没有想到过，会被一支外国的军队抓了去。战俘这两个字为冉宏图的军旅生涯下了一个他无法接受的定义。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及巨济州海岛上修建战俘营，用于关押十七万中朝战俘。一九五二年十月，冉宏图被押送到巨济岛，以七一八七三三号战俘的身份被关进八十六联队二中队十二小队的战俘棚里。

冉宏图：那个后方部队接受的那些小子不是东西，天天晚上打，把老子吊起来。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个干部，你是个什么人物，你是个什么阶级，你是什么部队，你讲也打，不讲也打。都是十五六岁的、十七八岁的，冻死的人上千、上万。你还没看到，想到掉眼泪，还有很多女同志。

一九五一年七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针对战俘问题，中朝坚持按日内瓦战俘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而美方为达到丑化共产主义等政治目的，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战俘问题成为停战谈判争论最为激烈、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在战俘营大力推行“情报和教育计划”，“以俘制俘”扶持反共势力，台湾也先后派遣了七十五名特务进入战俘营建立反共组织、诱导，迫使尽可能多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

冉宏图：为什么叫战俘整战俘呢？他有旁边人指挥，你不整也不行，就拿硬刷子来刷，在脚板心刷，你不承认要你笑死。这个办法过了整的也不服了，那天晚上就要下毒手了。挖的厕所跟我们这个房子一样，口子有那么宽，刚好可以解手（上厕所），越下去就是这样下面宽，上面的口子那么窄，都是封死的。你知道里面埋了多少人，晚上天一黑就把你的嘴巴一捂，就把你往那个厕所里在塞，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还有挖心挖肝的呢，挖着给你吃掉，掏心挖肝、包人肉饺子。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尤其是发生在有联合国管理，重兵把守的集中营里，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在战俘营中确有其事。为了阻止战俘回大陆，有一个叫李大安的战俘带着一批台湾特务、一批战俘营里的变节分子对志愿军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打击报复。仅仅四月七号到八号的一夜之间就有九十九个人惨遭杀害，有三百人被割肉挖心。几十年之后，那一段恐怖的日子仍然像一个挥不去的恶梦让冉宏图每每提到每每老泪纵横。因为也正是从那一阵子，他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在两万两千多名志愿军战俘当中有参加过革命多年的党员干部、战斗英雄，也有解放战争当中起义或者是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有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混入志愿军队伍当中的国民党特务、地痞流氓。面对着死亡和白色恐怖，他们有的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信仰和尊严；有的和台湾派遣到集中营的特务同流合污；有的浑身发抖、暗中流泪；也有的面对着一身的反动口号不知所措、六神无主。冉宏图承认，他是这最后一种。

他在心底里其实非常敬佩英雄，他说他自己多么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为着某种信念忘却生死超越生死。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个连小学也没读过、连封家信也不会写的普通士兵意识到的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他在责怪自己，但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他变得那么得无奈、那么得无力。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十，一万四千九百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国第七舰队送往台湾。同样是离开异国他乡，同样是回到自己祖国，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与六千六百七十三名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心境。因为年龄、出身、信仰，他们做出各自不同的选择，因为这次选择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运走的时候有的偷着就跳船、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说‘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队的情形，没有办法交待，死路一条，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台湾，去了台湾想法不一样、变了的话，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两万两千多人，在分别的那一刻因着不同的选择彻底登上了两条不同的轨道。当运载去台湾的战俘的船只和运送回大陆的战俘的车辆驶向不同的方向，这两万名战俘的命运也从这里分道扬飙。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或许只有一点，就是他们曾经是战俘。这共同的起点将永远被标记在他们的身上。

冉宏图抱着活一天看一天的想法，最终活了下来。为了种种政治目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允许这一万四千九百名战俘回乡务农经商。冉宏图被迫再一次扛起了枪，由一个志愿军战士变为国民党军人。冉宏图在国民党军队里，口是心非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每天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国民党真的有这个能力，他选择沉默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平平安安的活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火光烟雾之中，从前线传来的一些消息让冉宏图难以平静。

冉宏图：第一次就炮战，有的会水，跑了。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有一次我也想要干那个事情，我带的冲锋枪，我可以把船头控制。那个连长的传令兵和指导员的传令兵是一个人，是江西人，就跟我讲‘人家报告了，说你有行动’。我心里就知道了。我说‘什么行动’。他说‘驾驶班的班长、第一班的班长跟连长指导员报告说你有投降的举动’。我说：‘你怎么听到的’。他说：‘我跟连长倒开水拿香烟的时候，第一班班长叫刘承林亲自跟连长、指导员讲的那个话’。我就警惕了，以后也不叫我押水运就让我调回去换班。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让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加入国民党军队的志愿军大部分人在曹营心在汗，他们并没有被完全改造好。于是针对战俘，国民党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

冉宏图：他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说我不参加。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没有希望了。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过那个生活够黑暗了、够羞耻了，他不说你是中国人，（说你）是战俘。他说我们都是坏人。

好人、坏人、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冉宏图内心始终被这些混乱的概念纠缠着，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来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家乡父老面前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机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他依然还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可能正是这残存的一点点自尊让他还觉得自己不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他还活着；但也正是因了这点自尊，他依然痛苦、无法安宁。

冉宏图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他心灰意懒，此时他以不在关心政治，不考虑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节前后，他总是面对着大海，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牵挂。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都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

冉宏图一辈子当兵，国民党兵、解放军、志愿军、战俘，被迫去了台湾，又在那儿当了二十年的台湾老兵。一九七五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小兵，军衔中士而且孤身一人。冉宏图说他不知道这一辈子究竟是怎么了，好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控制着，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不知道应该怨谁，或许只能怨恨他所在的这个年代里太多的战争。当一切都破灭之后，对冉宏图来讲只有家乡还依然真切而且竟然变得越来越真切。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已经成了冉宏图唯一拥有的具体的思念。

冉宏图：很多女孩子的父母只要你叫我个妈，喊一声老子，三层楼的房子我给你，多少田地给你，我都不搞。我说我家里有。台湾的叫我们老顽固，他说你还这样子想，你回去你做梦。我们是想回来，想到回来看一看。

随着反攻大陆的破灭，很多台湾退役的老兵对叶落归根、荣归故里也漫漫地失去了信心。冉宏图退役后，靠微薄的退休金一个人生活。此时，一些偶尔从街头巷尾听来的小道消息会给冉宏图带来些许的安慰。

冉宏图：偷渡，上船偷渡，朝菲律宾。有钱的私下给人家塞腰包买通，从香港转回来或者从印尼那边那样转。跑回来的不回去了也有，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也老了、退伍也没有钱，你叫我们怎么去过日子。有的就想不开就自杀了。我这一辈子我说我要扛下去，我说我们只要身体好、不生病，活到有一天。等到今天，结果我的话实现了。

一九八七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却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他回大陆探亲的路费。

冉宏图：想回来没有钱就必须要赚钱，打那个工。开始语言不通，那是相当辛苦，相当受人家的歧视。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就在水里泡着，擦去擦来的，洗胶袋。我的手为什么起那个点点，一个是我下来打工受不了。晚上就睡觉，没有铺没有地方睡，我们就上楼梯口、在梯子旁边，睡在角落里。人家说你还这样做啊？我说我没有钱，有几个钱想回大陆。他说你在做梦。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赚钱，弄几个钱，一心想回家来看看自己那块土地。

从十七岁抓壮丁，一别几十年，冉宏图再也没有回过家，虽然天天念叨着回家，但真的想到回家他的心情仍然很复杂，既急切又有点担心。担心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且跟在别人后面喊了二十几年的反攻大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可以真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他的故乡。

一九八九年以来，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冉宏图的思乡之情更加的热烈。但是每每想到身上那无处不在的口号，想到自己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突然又觉得这条路看起来那么近，其实又是那么得远。冉宏图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也做着回家的各种打算。他不知道像他这样被刻了一身反共标语，由志愿军战俘变节为国民党军人的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会遭遇一种怎样的情景。家乡还是儿时模样吗？四十八年的乡音变了吗？游子归乡的路上还会有眼泪吗？

冉宏图：一个成都人他说：‘老冉，我已经回来了，安全得很，你回去。’他说：‘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都看了、都见了，没有问题’。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了。三月二十九号，我就决定和我们同乡一起回来的。到成都，到机场下飞机，那高兴得不得了。一路简直是，有的在车上掉眼泪，高兴得掉眼泪，那不是悲伤掉眼泪。说起认识，看面容不认识了，都掉着眼泪讲着话。我还记得我们旁边老家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的，我说那棵树还在不在？他说‘那个橙子树不在了，那个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人一样也已经老了。

回到大陆的冉宏图没有选择回家乡，而是在宜昌度过余生。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是他当年抗日的时候打过仗的地方。他说其实在家乡，他觉着很难向别人解释他的身份，但至少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以简单回答一句说我当年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不过这唯一的一点点骄傲，平时冉宏图很少向别人提起，因为他始终觉得在他身上那一段耻辱是那么的大，大于所有的光荣。

冉宏图离乡背景五十多年之后回到他日思夜想的那一片故土。当然他并没有给家乡父老带来一段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讲这一切他可以平静地接受，因为至少活着见到了家乡，见到了亲人，他已经觉得知足了。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可能这样的隐居生活对他来讲多少是种慰籍，因为他用不着再向别人表白，也用不着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面对孙女对满身刺字的疑问，他只是沉默不语。不管怎么说，八十岁了，冉宏图终于过上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周围没什么朋友，也几乎没什么亲人。可是在这块土地上，他终于可以不再做恶梦，他总算可以睡得踏实了。用他的话来说，能活到这把年纪，能这样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

第三章　你们是传奇

抗美援朝战争的规模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交战对手最多，交战对手最强，武器装备和国力与对手差别最大，战争最残酷的一场生死较量。为了这场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人数达497302人，其中牺牲114084人，负伤383218人。

正是在这场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残酷战争中，涌现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多的英雄群体、最悲壮的英雄事迹、最可敬的英雄个人：一共产生282名英雄模范，270名特等功荣立者，154名一等功荣立者，16个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三等功以上荣立者达302724人，集体三等功以上单位5953个。此外，有231190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

特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和杨根思荣获了“特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称号。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年1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幼年丧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黄继光于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分配到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二营当通信员。

1952年10月14日，美军向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发起疯狂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斗打响后，黄继光担负在炮火下送信、传达命令、接电话线、背伤员等任务，连续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度过了四天四夜。

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发起反击。六连奉命在天亮前拿下0号阵地。战斗开始后，山顶上敌人的一个集团火力点使冲锋部队受阻。六连发起了五次冲锋，许多战士牺牲，但没有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关键时刻，黄继光带领两位战友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两位战友相继倒下后，黄继光向敌人投出手雷，但由于火力点太大，没有完全摧毁。最后，黄继光跃身而起，冲着敌人狂喷火舌的枪口，张开双臂扑了上去。敌人吼叫着的机枪哑然失声。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开辟了志愿军胜利前进的道路。

为了表彰黄继光的献身精神和不朽功勋，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命令，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后来，黄继光的画像成为全军8名英模挂像之一。

杨根思，江苏泰兴人。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多次立功受奖，曾两次被评为战斗模范，荣获“爆破大王”、“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等称号，并光荣地出席了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英模代表会议。朝鲜战争爆发后，杨根思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

1950年11月29日，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战士坚守长津湖地区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小高岭，以截断敌人南逃的必经之路。战斗打响后，他率领全排先后打退敌人八次疯狂进攻。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他与两名伤员，并且弹药用尽。在美军发起第九次进攻的危急关头，杨根思抱起最后一个5公斤重的炸药包，毅然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敌人退路的阻击任务。

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将他生前所在连命名为“杨根思连”。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杨根思英雄纪念碑。

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限于篇幅，志愿军47名“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难以逐一展现，这里选择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一介绍。

邱少云，四川铜梁（今属重庆市）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入朝作战，在志愿军第十五军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当战士。1952年11月11日，邱少云所在连队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作战中担负突击任务，并奉命于夜间在距敌60米的山脚下潜伏，以待次日傍晚发起突袭。12日11时，邱少云的潜伏地不幸被敌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了不暴露部队的整个行动计划，邱少云忍受烈火烧身的巨痛，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直至牺牲。邱少云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此次作战的胜利。他的名字被镌刻在391高地主峰的石壁上，他的画像也成为全军8名英模挂像之一。

杨连第，天津市四区北仓村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解放战争中，曾荣获“登高英雄”称号。1950年9月，光荣出席全国英模代表会议。同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铁道兵一师一团一连副连长。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在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间进行抢修，多次出色完成修桥任务。1952年5月15日，他在指挥连队抢修清川江大桥时，不幸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的弹片击中头部而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他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连第连”。

柴云振，四川岳池人。194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立二等功两次。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十五军某部七班班长。在1951年5月30日至6月4日的朴达峰阻击战中，他一人消灭敌人100多人，缴获机枪5挺。后来，全班仅剩下他一人。在弹尽的情况下，他与敌人徒手搏斗，身负重伤而昏迷。后来被送往后方医院，与部队失去联系。战后，他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奖章无人认领。1982年，老部队编写战史，在报纸上发“寻找英雄启事”，才在他的家乡找到这位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乡长的“无名英雄”。1985年10月，柴云振作为访问朝鲜代表团的代表之一，受到隆重接待。朝鲜金日成主席亲自授予他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郭忠田，吉林怀德（今公主岭）人。1945年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期间立四次大功。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一连二排排长。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带领全排在龙源里阻击战中消灭美军200多人，全排无一伤亡。他领导的二排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郭忠田英雄排”称号。

曹玉海，山东莒县人。1943年6月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战争中任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营营长。1951年2月12日，在第四次战役汉江南岸坚守防御作战中，曹玉海率领一营的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打退了美军七次进攻，奇迹般地守住了阵地，歼敌680人。当一部分敌人突入阵地时，他带领部队英勇反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8岁。

孔庆三，山东历城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担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师炮兵团五班班长。1950年11月27日，在第二次战役新兴里战斗中，五班担负掩护突击部队前进的任务。激战中，在地面结冰无法构筑火炮阵地的情况下，孔庆三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肩膀顶住火炮架，命令助手开炮，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打开了突击部队前进的通道。但他自己却因火炮后坐力的撞击，腹部又被迸回的弹片击中而壮烈牺牲。

谭炳云，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二十七军二三九团七连副排长。在朝鲜白隐公路阻击美军的战斗中，他一人在20分钟内击毁美军3辆坦克、1辆汽车，吓得敌人8个小时不敢前进，为大部队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一级模范、特等功臣和一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

荣获志愿军“一级模范”、“特等功臣”称号的有4人，他们分别是：

罗盛教，湖南新化人。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侦察连文书。1952年1月2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罗盛教为抢救一名落水朝鲜少年而英勇牺牲，被誉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朝鲜人民把石田里和罗盛教牺牲的河流及安葬他的山分别改名为罗盛教村、罗盛教河、罗盛教山。

孙凤钜，山东蓬莱人。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手术队队长。在炮火纷飞的前线，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抢救了12名生命垂危的志愿军伤员。回国后，任二十七军卫生处副处长、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等职。

王兴记，江苏东台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负伤，两次被评为“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二营教导员。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带领部队坚守阵地七天七夜，出色完成阻击任务。

张益仁，湖北京山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入朝后任志愿军某部一七八团火箭筒连连长。在朝鲜江口洞战斗中，他指挥两个班击毁敌人5辆坦克。

荣获“一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荣誉称号的有4人，他们分别是：

卜广德，志愿军某部一七三团六连排长。在五次战役中，他带领全排歼敌一个加强排。在华川阻击战中，他在负伤的情况下，带领全排歼敌50多人。

毛张苗，志愿军某部一七八团五连连长。在五次战役中，他率部进行穿插，截获敌人汽车73辆，榴弹炮7门，活捉美国顾问3人，俘敌多人，打退敌人12次进攻。战后，五连荣立集体一等功，获“尖刀五连”荣誉称号。

孙振禄，志愿军某部特务团二营班长。在一次阻击战中，他一人坚守阵地阻击敌人9小时，杀伤敌人60余人。

魏玉德，志愿军某部一八〇团三营排长。在上海峰战斗中，他带领全排攻下5座山头，缴获敌重机枪3挺，六〇炮2门，无后坐力炮1门，歼敌20余人，俘敌7人。

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和二级模范、特等功臣

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72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

牛保才，山西壶关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一营营部电话班副班长。在上甘岭战役中，牛保才冒着猛烈的炮火抢接电话线，左腿不幸被敌军炮弹弹片击中。他忍着巨痛，拼尽最后的力气爬到断线处，用嘴咬住一个线头，又用一只手拉住另一个线头，让电流通过自己的身体接通线路，保证了指挥的畅通，直至壮烈牺牲。

郝志新，志愿军某部四一五团二营五连三排排长。1951年，在朝鲜临津江东岸守备战中，他带领全排打退敌人两个营的进攻，守住了阵地。

葛英东，志愿军某部特务团四连一排排长。在朝鲜下村武洞734高地阻击战中，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郑起，志愿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某连司号员。1951年1月3日，在朝鲜釜谷里战斗中，在全连仅剩7名战士的情况下，他果断吹响冲锋号，吓退了敌人。此战，他们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消灭英军“皇家来福枪团”、“皇家重型坦克营”各一部，打开了通向南朝鲜首都汉城的大门。

王合良，志愿军某部八十七团五连九班战士。1952年11月4日，在反击537.7高地战斗中，他左眼受伤失明，右眼也受到影响。班长薛志高左腿被打断后，他背着班长，由班长为他指路，两人配合继续战斗，消灭了许多敌人，坚持到战斗胜利。

陈吉，志愿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三连副排长。在老高里战斗中，他击毙8个敌人，最后只剩下他和两名战士，仍坚持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徐恒录，志愿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五连连长。在朝鲜汉江南岸守备战中，他带领全连死守太华山咽喉地带。敌人用大炮轰击，用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全连仅幸存他和几名战士，但仍死死卡住敌人的去路，直到增援部队赶到，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五连被志愿军总部授予“英雄部队”称号。

荣获志愿军“二级模范”、“特等功臣”称号的有4人，他们分别是：

胡金华，志愿军六十四军后勤部汽车二连班长。在美军飞机构筑的“死亡线”上，他多次出色完成运输弹药和物资的任务。

陈振安，志愿军十五军一三三团二连卫生员。在上甘岭战役中，他抢救、护理100多个伤员，为巩固部队战斗力作出了特殊贡献。

张明禄、吕玉久，同为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后勤担架营三连战士。他俩多次冒着敌人的炮火和空袭抢救伤员，在战场上挽救了许多官兵的生命。

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

荣获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称号的有105人。我有幸采访过他们之中活着的英雄，也采访过英雄所在的部队。

孙明芝是我采访过的英雄之一。通过他，可以展现千千万万志愿军老战士的情怀。

孙明芝，山东莱阳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他11次荣立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任志愿军二十七军二四〇团高射机枪连副连长，是志愿军用高射机枪击落美军飞机的第一人，并创造出一个月内击落3架、重创1架的辉煌战绩，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胸前挂上了朝鲜国旗勋章。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孙明芝5次负伤，失去了右眼，成为二等乙级残疾军人。1959年，身为北京军区某团副连长的孙明芝，因身体原因转业到江苏南通市烟酒公司储运科任副科长。1962年，因战伤时时发作，无法坚持工作，组织上安排他离职休养。他主动要求回到老伴史宝华的家乡江苏沭阳县扎下乡周沟村务农。从此，老英雄便在偏僻的乡村默默无闻地耕耘33载。

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我还采访过许多志愿军英雄当年所在的部队。在六十三集团军，一提起蔡金同、苏文俊和刘光子的名字，官兵们都有一种自豪感。

蔡金同，一位普通士兵的名字，在六十三军却是一面英雄的旗帜。

1951年11月10日，在阿谷里伏击战中，在小山头担任警戒的战士蔡金同，突然发现一股美军从东面迂回过来，企图截断我伏击小分队的退路。危急时刻，蔡金同大胆地暴露了自己，孤身一人与迂回之敌展开了激烈战斗。美军多路进攻，蔡金同防不胜防，身上六处负伤，肠子流了出来。生死关头，英雄的壮举出现了：蔡金同以惊人的毅力，将肠子塞进肚内。美军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蔡金同猛然端枪向敌人猛扫，美军抱头鼠窜，我小分队安全转移。此战，蔡金同毙敌、伤敌14人。战后，志愿军政治部授予他“钢铁战士”荣誉称号。

在六十三军，像蔡金同那样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还有“拼刺英雄”苏文俊。

1952年1月6日，南朝鲜军第一师一个连在4架飞机、3辆坦克的支援下，向坚守在洞子山的志愿军六十三军五六三团一连二班阵地发起猛攻。面对黑压压的南朝鲜军，班长苏文俊带领全班战士，以雨点般的手榴弹将敌人打了回去。时间不长，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冲击。二班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8个敌人跳进二班交通壕。苏文俊一梭子子弹就打死5人，又追上去与另外3个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在战士纪顺义配合下，将剩下的3个敌人刺死，收复了阵地。

洞子山阵地守卫战，二班坚守阵地两昼夜，打退敌人19次冲锋，歼敌200多人，用鲜血和生命巩固了阵地。战后，唯一幸存的苏文俊胸前挂上了一等功证章，并荣获“拼刺杀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志愿军六十三军“孤胆英雄”刘光子，活捉63个英国兵的传奇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沙器幕战斗中。

在雪马里战斗中，为了保证主力全歼英军格洛斯特营，志愿军六十三军指挥五六一团一营猛插沙器幕，准备抗击增援雪马里之敌。

五六一团突然出现在雪马里之敌的侧后，使敌人惊恐万状，连忙调集飞机和炮兵向我穿插部队狂轰滥炸，妄图阻止志愿军前进。五六一团一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沙器幕，一举攻占了295.4高地，切断了雪马里格洛斯特营的退路，取得击溃敌人一个营、俘敌130人、毙敌50余人的战果。

战场稳定下来后，一营二连六班战斗小组组长刘光子只身一人沿沙器幕山梁搜索前进。突然，他发现几个英国兵畏缩在山坳里，便想抓几个活口，于是悄悄接近了这几个英国兵。他猛然大喊一声，一块大石头后面突然站起来几十个英军官兵。原来，刘光子发现的并不是英军的全部逃兵。

面对群敌，刘光子非常冷静。他乘敌不备，果断地拉响了手雷的保险。就在手雷即将爆炸的一瞬间，刘光子向后一缩身，把手雷扔向敌群，顺势滚下山坡。

滚下山坡的刘光子被摔昏了过去。醒来后，他继续追赶英军逃兵，很快又追上一群。这一次，他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毫不犹豫地用机枪扫射，用手雷炸，打得英军晕头转向，哇哇乱叫，纷纷举手投降。

刘光子将子弹压满，一手扣着机枪扳机面对敌人，一手高举手雷，向我方阵地押送俘虏。途中遭敌机轰炸，炸死、逃散了一部分，最后到了后方一清点，还剩63个俘虏。就这样，刘光子以大智大勇创造了一人活捉63个英国兵的战场奇迹。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他“孤胆英雄”称号。

二级模范、一等功臣和特等功臣

荣获志愿军“二级模范”、“一等功臣”称号的有45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

王紫龙，志愿军七十七师二二九团五连卫生员。在铸金山阻击战中，他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800米阵地上将18名重伤员抢运下来，自己累得吐了血。

张振智，志愿军工兵第三团三营九连连长。在金城反击战中，他带领全连在每天落弹300多发的岩里渡口架起一座炸不垮的桥梁，架桥中负伤不下火线，被授予“工兵英雄”称号。

陈达志，志愿军十二军九十三团一连班长，作战勇敢，多次组织全班出色完成作战任务。

陈汉文，志愿军十二军九十三团五连战士，作战勇敢机智，击伤击毙敌人多名。

于溪源，志愿军四十七军一四〇师收容所军医，抢救伤员成绩突出，在死亡线上挽救了大量官兵生命，使他们重返战场。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产生“特等功臣”89人。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是135万名志愿军官兵的优秀代表。

志愿军空军英雄脱颖而出

有人形象地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美空战比喻为“轻量级拳击手与重量级拳击手不公平的较量”，事实也是如此。然而，战果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在力量悬殊的中美空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脱颖而出。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空军评选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人；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批准的特等功臣16人，一等功臣68人，内有21人同时获得了英雄或模范的光荣称号。

被授予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荣誉称号的有6人，他们是：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

志愿军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王海，先后驾机参加空战数十次，击落、击伤敌机9架，后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先后参加空战十多次，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后来成长为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在空战中光荣牺牲、人称“空中突击手”的空三师九团二大队中队长孙生禄，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大队长赵宝桐，击落美机7架、击伤2架，被誉为“空战之王”。志愿军空四师十二团三大队大队长张积慧，一举击落美国“超级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所驾驶的飞机，震惊世界。鲁珉，志愿军空十二师技术检查主任，在19天连续4次空战中击落美军F-86战斗机5架。

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称号的有5人，他们是：范万章、王天保、杨振玉、焦景文、蒋道平。

范万章，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三大队飞行员。在1952年8月8日的空战中，为掩护战友，他被4架美军战斗机F-86咬住。他向敌机冲去，击落敌长机，不幸也被敌机击中，壮烈牺牲。范万章先后击落、击伤敌机6架。王天保，志愿军空二师四团副团长。在解放大、小和岛的战斗中，他驾驶拉-11活塞式战斗机击落、击伤敌F-86喷气式战斗机4架。杨振玉，志愿军空三师七团射击主任，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后来成长为空军副司令员。焦景文，志愿军空三师九团直属中队飞行员，击落、击伤敌机4架。蒋道平，志愿军空十五师四十五团中队长，击落美军F-86战斗机5架、击伤2架。

荣获“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称号的有7人：李汉、韩德彩、邹炎、高月明、毕武斌、郑长华、吴胜凯。

李汉，志愿军空军某部大队长，首创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击落敌机的记录，击落敌机1架、击伤2架。韩德彩，志愿军空十五师四十三团一大队中队长，击落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驾驶的战机，只身与4架美机搏斗，击落2架，先后共击落5架敌机。邹炎，志愿军空四师十团代理团长，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高月明，志愿军空八师二十四团一大队大队长，率领大队执行轰炸大和岛美军情报站任务，遇到美军30多架F-86战斗机拦截，无所畏惧，带领大队迎险而上，出色完成轰炸任务。毕武斌，志愿军空八师二十四团一大队飞行员，在执行轰炸大和岛任务时，遭到多架美机围攻，与美机拼死一搏，壮烈牺牲。郑长华，志愿军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率领全团击落、击伤敌机47架，本人击落美军F-86战斗机2架。吴胜凯，志愿军空十五师四十五团二大队大队长，击落美军F-86战斗机4架、击伤1架。

荣获“二级模范”、“一等功臣”称号的有3人：耀先，志愿军空四师十团大队长，击落敌机1架、击伤2架；钱良生，志愿军空三师九团机务处电器助理，为保障飞行作战成绩显著；苏志明，志愿军空三师供应大队副排长，工作成绩突出。

荣获“特等功臣”称号的空战英雄1人：罗沧海，志愿军空三师九团三大队飞行员，开创世界空战奇迹的勇士。

1951年12月5日，空三师九团和七团与美军F-86和F-84战斗机混合机群进行空中大战。九团三大队4号僚机飞行员罗沧海创造人类空战奇迹的战斗开始了：“3号、3号！清川江口有敌机，消灭它！”接到空中指挥员的命令后，艾华驾驶3号长机带领罗沧海驾驶的4号僚机向目标区飞去。果然，在清川江口，他们发现4架美军F-84战斗机。艾华猛按炮钮，但遗憾的是没有击中。由于艾华收油门减速，罗沧海驾驶的僚机冲到了长机的前方。

罗沧海迅速审视了一下眼前的态势：敌4架战斗机排着纵梯队正向着太阳左转弯，而自己和敌机基本上处在同一高度，距离敌长机不到800米，自己的前进方向正好拦腰封住敌机的去路。自己背对太阳，位置有利，只要大胆切半径，稳住机头，敌机通过一架就能打掉一架。

短短一分钟时间内，罗沧海像点名一样，击落了3架F-84战斗机，开创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战后，罗沧海胸前挂上了“特等功臣”证章，获得“空中神炮手”的美称。

除了祖国给予的荣誉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所有志愿军空军的英雄、模范、功臣和参战一年以上的正排以上干部，分别授予了一、二级国旗勋章，一、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彪炳史册

1952年10月23日，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建立的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并分别授予在战争中立下特殊功勋的志愿军指战员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三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及军功奖章。10月25日，志愿军领导机关隆重举行庆祝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邓华在大会上讲了话，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代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及参加大会的20名英雄和功臣代表。

1953年6月2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隆重举行授勋典礼，将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及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并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将一级国旗勋章追授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时，还将各种勋章赠予46名战斗英雄、人民功臣代表。

1953年10月27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在桧仓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和165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另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还有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

1958年10月24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二级国旗勋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231190名志愿军官兵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最高荣誉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以及同时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获得者12人：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伍先华、许家朋、孙占元、邱少云、李家发、杨连第、杨春增、杨育才、胡修道。这12人中除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外，全部牺牲在朝鲜战场。

杨育才任志愿军六十八军二〇三师六〇七团侦察排长。在金城战役中，他带领侦察队深入虎穴，奇袭南朝鲜军首都师王牌“白虎团”团部，立下大功。故事片《奇袭》就是以这件事为模型创作的。杨育才离休前是济南军区某师副参谋长。1999年5月26日他患癌症临终前，留下遗愿把金星奖章捐给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胡修道离休前任某军副参谋长，目前在徐州休养。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他一人坚守3号阵地，英勇机智地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并创造了一人一天歼敌280余人的记录。

同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的有9人，他们分别是：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第、孙占元、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李家发。

一部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谱，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畏列强的英雄史诗，一座永远耸立在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二、邓小平亲自指示寻找志愿军英雄柴云振

金日成北京谈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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