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一鸣等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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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智库：国外典型案例试读：
前言
智库（Think Tank）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智库起步于20世纪初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智库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一批国际著名智库成长起来，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竞争中发挥巨大影响力。“强国必强智库”，美国作为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具有着强大的综合实力，智库在其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支撑，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已成为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国家战略，中国智库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智库发展的多样性催生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特色智库，气候变化智库赢得了发展先机。气候变化智库是以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预测、减缓、适应等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为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以及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建议的专业研究机构。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最不确定的重大挑战，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它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产生影响，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对中国而言，现在考虑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开展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在该过程中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但对于复杂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目前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其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机理，也还无法准确揭示它的演变规律。国际气候谈判的依据是科学研究，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投入了巨大力量，试图通过气候变化领域研究来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为本国的气候变化谈判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气候变化智库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本书预期目标是针对国际气候谈判的新形势，进行气候变化智库的国外典型案例分析，概括不同类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特点，提炼对中国建立气候变化智库的启示并提出相关政策。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国际调研，深入分析每类智库的主要特点、工作重点和成果发布、组织结构和运行管理机制、重点案例，为建立以中国为主的气候变化智库提供经验；在对国际智库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不同类型智库的建设方案提供建议。
本书的编写由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负责总体设计、策划、组织和统稿；魏一鸣、王兆华、廖华、唐葆君、颜志军、张跃军、李果、於世为、马晓微、梁巧梅、王科、张毅翔、吴刚、刘兰翠、邹乐乐、李慷、刘蔚、张斌、张贤、殷方超、袁影、任重远、樊静丽、米志付、王坤、王琛、赵伟东、宿丽霞、白鹏飞、王一琳、刘利、熊良琼、伊文婧、郭杰、房斌、安润颖等完成了本书中的相关章节的调研资料收集以及内容撰写。米志付协助做了大量的统稿工作。
在本书的前期研究与撰写中，得到了国家973计划课题（编号：2010CB955805）的支持，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之“黑龙江省伊春市低碳发展研究”（201320）支持。特别感谢杜祥琬、丁仲礼、刘燕华、吕达仁、何建坤、于景元、徐伟宣、盛昭瀚、陈晓田、李一军、高自友、孙洪、郭日生、黄晶、李高、孙成永、冯仁国、苏荣辉、田成川、华中、李昕、张九天、杨列勋、刘作仪、李若筠、沈建忠、康向武、任小波、翟金良、段晓男、赵涛、吴元涛、陈纪瑛等领导和专家长期以来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对课题组调研的所有气候变化智库，以及对这些智库分析做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我们的知识修养和学术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缺陷与不足，甚至是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魏一鸣2015年7月1日于北京第一章绪论1.1智库的定义
智库又称智囊团，广义上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不同机构对其定义略有不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将智库定义为持续从事公共政策相关事务研究和宣传的组织。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的《公共政策分析手册》（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Theory，Politics，and Methods）将智库定义为从事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研究和宣传的组织。其主要受到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的资助。牛津大学网站将智库定义为致力于制定和影响全球、区域和国家政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将智库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智库具有客观性、独立性、稳定性、非营利性、现实针对性以及广泛影响力等特点。虽然不同智库拥有特定的功能和定位，但绝大多数智库都希望提高自我影响力，成为新思想和新研究的源头。智库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由此在很多方面区别于传统学术研究团队、风险咨询公司或志愿组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智库通常具有鲜明立场，如“左”倾、右倾、绿色或自由。
第二，智库尽管从事一些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深入研究，但其重点在于政治和政策影响。
第三，智库不是公开的竞选组织或政策制定组织。它们的目的是影响公共政策，并不会为了改变政策而直接竞选。
第四，智库直接或利用媒体与政治家、公务员以及其他政策界组织接触，传播它们的成果，试图影响政府和公共辩论。
第五，智库普遍开展原创性工作，并为之寻求资助。
第六，智库普遍受到慈善机构和企业的资助。
201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最新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调研了全球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大的三大国家。图1－1展示了全球智库的区域分布情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分列全球最好智库前三名。报告指出，全球智库发展存在以下趋势：全球化、民主化、独立的信息与分析需求、大数据与超级计算机应用、政策问题复杂化、政治两极化等。图1-1 全球智库区域分布
注：亚洲智库数量1106，占全球16.71％；中美洲和南美洲智库数量674，占全球10.18％；欧洲智库数量1822，占全球27.53％；中东和北非智库数量521，占全球7.87％；北美洲智库数量1989，占全球30.05％；大洋洲智库数量39，占全球0.59％；撒哈拉以南非洲智库数量467，占全球7.06％。
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成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积极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中国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其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最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2智库的发展
尽管“智库”一词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但智库的形成可追溯到19世纪。智库的发展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智库产生并开始发展的时期。在工业革命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公共决策预期达到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科学、知识、专业和理性的力量。统治者仅靠以往习惯的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做法，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英国被认为是智库的发祥地。1831年成立于伦敦的国防与安全研究机构以及1884年成立的英国费边社是较早的智库代表。美国最早的智库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它是于1910年由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华盛顿创立，试图“加快消除国际战争这一人类文明最肮脏的污点”。随后，布鲁金斯学会在1916年成立。它是一个致力于解决美国联邦政府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
这些组织产生后，很快就在政府决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并对智库以后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智库也被认为是智库得到真正发展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是智库实现实质性发展的时期。1945年之后，世界各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国际政治中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需求，这使智库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它不仅囊括了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其专家，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综合分析的系统化也有机地契合于一体，智库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委托性课题在智库研究中的比重也更为加大。
这一时期，智库发展的最大亮点是，美国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与研究工作中，并收到明显的成效。战争结束后，专家与官员、知识与政治结合产生的效益，使美国政府对智库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战争中崛起的巨大财团维护各自利益的需求，加之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对权力不信任而造成的社会各界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都对智库发展提供了外在需求与必要的经费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签订合同进行委托研究，促进了像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这类智库迅速崛起，智库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管理领域不可缺少的内容。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一大批智库的出现，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智库市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是智库改革创新、力求实现新的突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国家也面临着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
结合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这一时期智库发展呈现出一些趋势。一是全球化发展态势越来越突出。二是专业化竞争越来越激烈。三是多学科并用越来越明显。四是现代传播与推广方式、手段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的智库在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与发展的要求调整、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推进智库本身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开始重视智库的作用，积极发展智库。智库的发展赢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3智库的类型
不同智库在规模、组织结构、意识形态观点、资金来源、关注焦点以及潜在客户等方面都有所差异。目前，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智库进行分类。
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智库：定义、发展和多样化》（Think Tanks：Defini⁃tions，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根据隶属关系将智库分成五大类：（1）民间独立社团成立的非营利性智库。（2）属于或附属于高等院校的政策研究机构。（3）政府建立或资助的智库。（4）企业建立或附属于企业的智库。（5）政党或候选人智囊团。
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根据研究领域的差异将智库分为12类：（1）国防和国家安全智库。（2）国内经济政策智库。（3）教育政策智库。（4）能源和资源政策智库。（5）环境智库。（6）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智库。（7）国内卫生政策智库。（8）国际卫生政策智库。（9）国际发展智库。（10）国际经济政策智库。（11）科学与技术智库。（12）社会政策智库。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法。例如，耶鲁大学出版的《美国政治的转变：新华盛顿和智库的兴起》（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The New Washington and the Rise of Think Tanks）根据商业模式将智库分为独立研究智库、合同工作智库以及宣传智库。1.4气候变化智库的特点与背景
气候变化是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它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产生影响，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观测到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多方面，包括海平面上升、威胁农业发展、加剧洪涝干旱及其他气象灾害、危害人类健康等。鉴于气候变化的巨大潜在风险，世界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其他国家都不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单一国家就没有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动力。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然而，化石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限制了发展权。世界各国一方面努力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负责任形象；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积极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气候变化智库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以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预测、减缓、适应等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为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以及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建议的专业研究机构。
中国已经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积极进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他同时指出，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所谓专业化智库，一般专注于某一领域，以专业知识为背景，致力于该领域的政策研究，提供客观的分析和具体的解决方案。气候变化智库正是一种专业化智库。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减排压力，正需要气候变化智库的支持。
国际方面，中国碳排放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其碳排放路径对全球2℃目标的实现有着决定性影响。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在非常可能实现2℃目标情景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到222030年需要控制在30～50GtCO当量。1990—2012年，中国CO排2放呈快速增长，全球新增CO排放的55.4％来自于中国。2012年，中2国化石燃料导致的CO排放为8.2Gt，占全球总排放的25.9％；当年，2中国人均CO排放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倍。中国如果不采取减排措2施，其CO排放到2030年可能达到19.7Gt，占全球总排放空间的65％。这种情景下，2℃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
在国内方面，中国面临着减排难度增大、能源供应不足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首先，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难度加大。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还在继续增长，但是中国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在持续下降。1980—2012年，中国能源强度从2.6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至0.77吨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3.81％。随着中国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节能减排难度也逐渐增加。一些较容易实现的减排措施（如淘汰落后产能等）很难继续发挥较大作用。
其次，中国能源供应压力较大，可再生能源相对匮乏。1980—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10％。能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能源消费量也快速增长。中国2012年能源消费量为36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能源消费量的6倍多。然而，中国能源供应能力相对不足，能源生产量增速低于能源消费量增速，这导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12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达到1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2.6亿吨标准煤。此外，中国可再生能源相对匮乏。201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生产量为3.42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生产量的10.3％。
最后，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大气污染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长期以来，由于“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媒体关于大气污染、水污染、耕地污染、矿山污染甚至沙漠污染的报道层出不穷。近些年，空气污染危机开始爆发，雾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损害了国家形象。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监测的161个城市中，2014年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的城市占90.1％，达标的城市仅占9.9％。2015年，柴静的纪录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分析了雾霾的构成以及应对措2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能源消耗既排放出大量的CO，也是其他众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主要来源。因此，减少碳排放具有减轻环境污染物的协同效应。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全球气候政策对降低大气污染的协同收益有1/3在中国。1.5气候变化智库的战略意义
第一，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探索中国低碳发展道路。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09年11月，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宣布2006—2020年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2011年3月，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源强度下降16％以及碳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2014年11月，中国和美国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两国2020年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考虑到2℃全球温升目标。中国计划22030年达到CO排放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峰，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比例提高至20％。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递交了中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提出203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60％～65％。虽然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但是如何最优地达到目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气候变化智库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制定气候变化战略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做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
第二，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提高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能力。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有争议的科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道德的综合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没有强制的共同减排机制，则必然出现“搭便车”现象。全球各国的共同合作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前提。然而，各国在社会发展阶段、气候变化易损性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联合国每年都召开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探讨如何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都努力为本国争取利益，在很多焦点问题上存在争议，包括长期减排目标，各国中期减排目标，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开展了20余年，未来谈判走向如何，尚取决于世界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但是，利益诉求多样化、政治化、透明化、分散化已成定局，各国对自身发展权以及综合竞争实力的追求则是永恒的推动力。总之，气候变化谈判已成为新的全球性政治问题，政治利益会影响谈判形势的发展，而经济利益更是背后的推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逐渐增大。因此，气候变化智库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研究，评估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分析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为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提供政策建议，一方面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第三，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启迪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点问题之一，人类需要大幅减排温室气体以应对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和联合国谈判的理论依据。但质疑气候变化的声音从未停止，特别是2009年英国气候学界的“气候门”事件使气候变化“怀疑论”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还有待提高，大多数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成因以及危害一知半解，也不知如何行动有助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智库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传播和普及气候变化相关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节能、低碳、环保意识。
第四，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聚集与培养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化人才。人才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及创新源泉。气候变化智库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吸引国内外研究组织、学者参与气候变化智库，特别是吸收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人才加入智库。气候变化智库本身也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在扩充研究实力、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时拓宽青年人才的视野，为气候变化领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气候变化智库可以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可以在智库中选拔气候变化领域专业化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可以进入智库中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气候变化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1.6本书结构
本书通过国际调研，深入分析国际典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现状和发展态势，为建立以中国为主的气候变化智库提供经验，并注重突出拟建智库的资源整合、组织协调、国际交流和服务气候谈判的功能定位。为进一步剖析调研案例，了解其发展现状和管理运行机制等问题，比较分析这些智库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经验，本书将所调研的案例分为七类，分别是：
第二章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三章 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四章 非政府组织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五章 依托研究机构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六章 国际/区域合作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七章 论坛型气候变化智库；
第八章 公司型气候变化智库。
本书深入分析了每类智库的主要特点、工作重点和成果发布、组织结构和运行管理机制、重点案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对中国建立各类型气候变化智库的启示。第二章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案例2.1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主要特点概述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是指主要由政府出资设立或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的气候变化智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它通常是着眼于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大战略需求，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研究目的，针对气候变化关键科学问题展开基础研究和相关关键技术研发，并积极为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决策支持的研究组织。该类型智库通常由国家出资筹建，属国家所有，大都行政上独立存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运行经费大部分来自国家预算拨款、国家科技基金等。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一般在各自国家乃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国际谈判等诸多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智库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成果和地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分析这些智库的工作重点、研究领域、任务来源、经费支持、成果发布、运行机制等，可以为我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气候变化智库提供重要参考。国际典型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情况简介如表2－1所示。表2-1 国际典型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总览2.2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工作重点和成果发布2.2.1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工作重点和研究领域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主要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开展研究工作，跟踪分析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动向，参与本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谋划与制定工作，并积极为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决策支持。这一战略定位决定了不同国家的该类型智库在开展研究时的工作重点和研究领域既存在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
1．气候变化的重大基础性及战略性研究是工作重点
综观世界各国成立的气候变化智库，政府设立型智库是必不可少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资金及科研力量雄厚。由于其在运营管理上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故在研究过程中，无须担心项目和经费来源。该类型智库的属性决定其主要任务不是为维持正常运行而到处筹措资金，做一些短期、小规模的项目，而是放眼于长远，从事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长期、大型的项目。在人类面对的各种严重的环境和发展的挑战中，气候变化是最紧迫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纵观各大智库，对气候变化的基础性研究始终是它们的工作重点，也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
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着眼现实需求，致力于为气候变化科学提供世界一流的指导，并主要为英国政府制定气候变化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中心最重要的任务是气候变化预测、监测和相关数据库建设。即该研究中心能够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情况，监测并记录全球气候变化数据。
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PIK）通过数据分析、计算模拟与模型等多学科交叉技术，致力于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地球系统分析是PIK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基于过去、现在和将来气候变化的分析。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创立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合作平台，提供分析框架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支持社会和相关机构在能源供应、安全、发展和适应方面的学习和能力建设。它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风险、适应和减缓进行政策支持。SEI的四大研究领域分别是减小气候风险、气候系统管理、环境系统管理、治理改造和发展反思。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通过了解并预测地球环境的变化，保存并管理海岸与海洋资源，满足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需求，在扮演环境信息产品的供给者、环境服务的供应者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引导者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它是生态系统、气候、天气与水、商业与运输等方面的精确、客观科学信息的一个可靠来源。其重点研究领域包括：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管理，主要是监控和预报基于气候观测和模拟的生态系统状况以及研究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尤其是与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相关的问题；环境数据与信息服务，主要包括强天气系统和水事件、天气信息服务、水信息服务、海洋信息服务、航空气象服务和建立灾害恢复组织及商业机构；环境知识和技术，主要包括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后果，提高气象预报精确度。研究重点在于探究气候年际变化的驱动因素和突发气候变化、理解气候和区域影响之间的联系、探究海洋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理解多空间与时间尺度的海洋生态学和环境教育与决策支持；观测、数据管理与模拟系统，主要包括性能良好、可靠的观测基础设施、观测资料综合利用和数据管理以及海洋和陆地系统模拟。
2．气候预测、气候模型、气候模拟及数据库建设受到各智库的共同关注
各大智库在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多项领域进行研究，其中气候的预测和模拟、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以及气候模型的建立是它们共同研究的重点领域。
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开发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气候模型，用以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以及未来数世纪的气候演变情况。该研究中心所使用的气候变化预测模型能够从三维角度详细描述气候系统（包括：海洋和冰川的三维系统、交互的碳循环模型、交互的大气化学模型，以及将这些模型和系统耦合而成的地球系统模型）。气候变化监测和预警是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该研究中心监测着全球气候变化的部分指标和变量，用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预警和气候模拟，同时也为气候变化的成因提供数据基础。这些数据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著名的气候变化著作《斯特恩报告》及其他研究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心的气候变化数据可供学术界和个人免费使用。
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PIK）通过对气候变化下社会环境系统的模拟开展气候影响和脆弱性研究，为不同层次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结构影响的战略分析和先进的理论概念模型。PIK对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研究主要朝着能源系统模拟、政策工具模拟、土地利用管理、宏观经济模拟等方向开展，同时其开展的大多数研究都是进行模型研究，如COSMO区域气候模拟模型、波茨坦排放路径概率集成实时评估模型、4C预见模型等。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设有观测、数据管理与模拟系统，用以向政府提供环境数据与信息服务。而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也设有环境信息中心，用来建立数据库，收集、整理、储存、管理各类环境信息。
3．不同智库的研究领域各具特色
不同的气候智库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是存在共性的，但其研究领域却各有不同，各具研究特色。
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侧重于气候模型建立，代表性成果是全球气候模型。该模型主要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如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从三维角度详细描述气候系统。全球气候模型可用于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研究，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以及未来数世纪的气候演变情况。
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从可持续解决方案角度开展研究，其研究更具有发展的眼光。其可持续解决方案主要是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包括通过全球能源系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和核能等替代能源以及消费模式的结构性转变。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系统化气候变化研究使整个研究所的研究更加整合，使气候变化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的联系更加紧密。它的目标是通过对环境及发展等方面进行严格且客观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综合分析，结合科学与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战略定位是应用科学知识应对各种环境变化，连接科学决策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内部的高度协作和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始终是它的工作核心。通过项目的实施，帮助各类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同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研究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计量学、海洋学、气象学、气候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等学科的世界领先者，它为IPCC报告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为IPCC提供了20种预测模型，以模拟地球的气候系统。
东西方研究中心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关于当代政策重要性的议题，着重研究亚太地区和美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该研究中心与亚太地区许多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旨在促进各国或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双方的能力和机构构建。该研究中心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环境变化、易损性和治理，政治治理与安全，人口与健康等。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NIES）主要从事环境综合科学研究，其环境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现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著名的环境研究智库之一。它为日本解决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该研究所重组，成为独立的行政研究机构。同年，实施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出版物。目前处于第二个五年研究计划中。其研究领域包括地球环境，水、土壤环境，废弃物与回收研究，环境与社会研究，大气与生态、健康及亚太环境研究等。2.2.2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任务来源及经费支持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隶属于政府，因此它的任务及经费大多来自于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部分来源于外部项目。这些任务及经费旨在保障智库能够为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相关的深入分析及信息。
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由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和国防部和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共同资助支持。该研究中心还为不同用户提供了大量气候变化影响的咨询服务。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经费主要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勃兰登堡州政府，还从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基金会、企业等外部项目中获得资金支持，2009年各类经费达到1810万欧元；东西方研究中心项目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宇航局、国际资源集团、美国国际发展部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他机构和组织，日常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国会；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项目经费均来自于政府及有关部门拨款。2.2.3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研究成果及发布
截至2014年，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共发表了500余篇气候变化领域的学术论文。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已发表气候变化领域的600余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在业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参与了多个气候变化报告的撰写，包括IPCC评估报告和英国气候变化预测报告等。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发表了百余篇咨询报告和学术报告。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自1994年起每年发表各种年报及专题报告数十种，出版专题业务报告集百余册，包括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年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英文年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特别研究计划、特别研究报告、业务报告、地球环境研究报告等。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表了大量的政策报告、会议报告、工作报告，并为IPCC国际气候科学报告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西方研究中心则公布了特别报告，对亚太地区和美国现有的或者即将颁布的政策进行深度分析和阐述，并提出独特的见解。
这些智库在著作方面，成果也非常丰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如Human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Change（Robert Simmon，David Herring）、Glob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e United States（Susan Joy Hassol，Anne Waple，Paul Grabhorn）、Global Climate Models（Keith Dixon，Marian Westley）等。
模型工具是研究气候变化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对这些方法、工具本身的研究有着与研究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代表成果是其开发的全球气候模型，可用于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研究。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设计的模型工具，如DO3SE、LEAP、GAP、REAP、WEAP、weADAPT、IPAT－S等，可以解决气候变化情景模拟、实验设计、决策选择等研究，被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引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则为IPCC提供了20种预测模型，以模拟地球气候系统，为IPCC报告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智库如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还通过为不同用户提供大量气候变化影响的咨询服务，进而达到提供相关决策支持的目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向社会公开、免费提供。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成果发布方式包括以下3种：
1．公开出版或报告提交
该类型智库如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的研究成果主要发布于各类权威出版物，包括期刊、政策报告、会议报告、工作报告、论文集、年报、专著、信息简报等。以东西方研究中心为例，其系列出版物有亚太公告、亚太专刊、东西方对话、亚太地区现存问题、亚洲安全研究、政策研究、太平洋岛屿政策、东西方研究中心特别报告、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等。此外，该类型智库还在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国际知名期刊和会议论文集中发表论文或向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以此途径将研究成果进行发布。
2．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
该类型智库大多都建有自己的信息发布网站，将网站作为平台来发布各机构的研究成果，实现交流与共享，如英国气象局和哈德利网和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网站等。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某些研究成果还会通过网络视频等快捷方式来发布。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则主要发布在自己以及与其合作的研究机构的出版物上。
3．举办区域/国际会议、论坛或研讨会
典型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还会通过举办区域或国际会议、论坛或研讨会等形式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东西方的研究所以1979年一次研讨会为契机，提出合作研究项目，将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和美国的高层决策者和专家汇聚到一起，通过首次在亚太地区针对解决能源环境问题做出的努力，提高了自身知名度和声誉。1989年，东西方研究中心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合作在夏威夷举办了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其他智库也普遍通过参与相关会议等形式向外界传递或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在英俄气候变化合作项目中通过大量的研讨会进行沟通合作并发布成果。此外，由多个该类型机构共同参与完成的IPCC综合报告也是通过国际会议进行成果发布的一种形式。2.3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的设计应服从于智库的战略定位。国际知名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在明晰其战略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设置适合其自身需要的机构框架与相应的运行管理体制，实现了智库的高效运行。对比与分析这些智库在组织结构设计上的特点，可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人员组成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政府官员或资深专家等作为智库的领军人物（德国、美国）。该类型智库的主任或主席大多由相关领域专家或政府官员担任，他们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及丰富的工作经验。（2）研究人员比重高，且呈现明显的专家化特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雇员总数约2/3是科学技术人员，其中气象学家3119人，占40.2％；生物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分别有1221人和1096人，占15.7％和14.1％；还有物理学家、冶金技术人员、电子技术人员、水文学家、海洋学家、电子工程师等。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173名研究人员中博士比率占93.5％，研究领域遍布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学、农业科学、医学、药物学、水产学、经济学、法学、兽医学、技术等。（3）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多元化、国际化。横向比较世界上众多知名的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研究所，它们都具有多元化的人员组成结构，研究人员广泛来源于国内外社会各界，从各级政府、企业、高校到民间组织、科研机构等都有分布。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采用董事会运营管理制。董事会成员的背景涵盖了大学教授、基金总裁、议会成员、研究所主任、别国政治人员等科研、政治、经济各领域人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4位董事会成员中既有科学家（局长）、法律专家（首席副部长）、管理专家（常务副部长），还有政策专家（法律顾问），这种多元化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各司其职，共同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服务。（4）政府任命或指派智库领导成员。该类型智库的主要领导大多由政府任命，他们都非常熟悉气候变化关键和热点问题。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等均由政府任命。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十余名董事会成员均由瑞典政府任命，任期不超过4年。作为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4位董事会成员均为政府官员。东西方研究中心的18人董事会中有17人由执政党指定，董事会主席则由夏威夷大学校长指定。（5）人员组织形式灵活。在人员组织形式上，此类型智库大多采用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相结合的模式，这样的人员组成结构较为灵活，既能够提升智库的科研能力，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运营成本。比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现有大约12500个全日制工作岗位，在全美各州共有128000名雇员。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716名研究人员中有218名为合同制研究人员，其余为客座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人员、博士生等。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人员组成特点包括以下5个方面：
1．政府任命或指派智库领导成员
该类型智库的主要领导大多由政府任命，他们都非常熟悉气候变化关键和热点问题。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隶属英国气象局，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等均由政府任命。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十余名董事会成员均由瑞典政府任命，任期不超过4年。作为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4位董事会成员均为政府官员。东西方研究中心的18人董事会中有17人由执政党指定，董事会主席则由夏威夷大学校长指定。
2．以政府官员或资深专家等作为智库的领军人物
该类型智库的主任或主席大多由相关领域专家或政府官员担任，他们在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主任Hans Schellnhuber教授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员、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与此同时，他还在多个国家和国际科学战略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政策咨询小组开展工作。此外，他还是欧盟委员会巴罗佐主席在能源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高级别专家小组成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卢布琴科博士，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和环境科学家，她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发展科学、生态功能、海洋保护、沿海海洋生态和地球海洋状态等学科上的贡献已被广泛认可，在国内外相关领域享有盛誉。难能可贵的是，卢布琴科博士善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政府决策和公众认知相结合，有效地利用科学活动成果带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研究中心主席Morrison Charles长期致力于组织和资助日本和美国以政策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和对话，积极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2005年9月，他当选为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是美国亚太理事会创始人，美国国家委员会亚太安全合作部成员，前任美国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3．研究人员比重高，且呈现明显的专家化特征
作为科研机构，行政管理部门是为研究部门服务的，研究人员是智库的核心，在数量上占据较大比重。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共有270名员工，其中日常行政管理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人事、财务、采购、预算管理等）、对外公共关系、IT和网站等支持性服务，共有成员近20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雇员约2/3为科学技术人员。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248个固定人员中近200人为研究人员。
政府设立型智库在人员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专家化特征，从中心主任到基层研究人员都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和较强研究能力，且广泛来自于不同领域，具有多元化的学科背景。这样不仅有利于纵向细致深入的研究，也有利于学科间方法、成果的借鉴与互补，形成交叉性、全面性的研究力量，以满足对气候变化研究的需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雇员总数约2/3是科学技术人员，其中气象学家3119人，占40.2％；生物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分别有1221人和1096人，占15.7％和14.1％；还有物理学家、冶金技术人员、电子技术人员、水文学家、海洋学家、电子工程师等。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173名研究人员中博士占93.5％，研究领域遍布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学、农业科学、医学、药物学、水产学、经济学、法学、兽医学、技术等。
4．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多元化、国际化
横向比较世界上众多知名的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它们都具有多元化的人员组成结构，研究人员广泛来源于国内外社会各界，从各级政府、企业、高校到民间组织、科研机构等都有分布。这样的设置不仅使研究所能够及时得到政府政策信息，也使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最及时地反映到研究所中，对于研究所把握研究方向、改进研究方法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由主任委员会、理事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共同领导，主任委员会由全所大会监督和制约。其理事会成员共有9名，分别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高校、企业和其他研究所。科学顾问委员会设有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来自德国发展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科学顾问委员会中还有其他10名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奥地利等相关研究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采用董事会运营管理制。董事会成员的背景涵盖了大学教授、基金总裁、议会成员、研究所主任、别国政治人员等科研、政治、经济各领域人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4位董事会成员中既有科学家（局长）、法律专家（首席副部长）、管理专家（常务副部长），还有政策专家（法律顾问），这种多元化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各司其职，共同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服务。
5．人员组织形式灵活
在人员组织形式上，此类智库大多采用固定人员与流动人员相结合的模式，这样的人员组成结构较为灵活，既能够提升智库的科研能力，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运营成本。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现有大约12500个全日制工作岗位，在全美各州共有128000名雇员。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716名研究人员中有218名为合同制研究人员，其余为客座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人员、博士生等。
经过分析，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组织结构和特征如表2－2所示。表2-2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组织结构及其特征（1）直线职能型与项目小组式结构相结合
在组织的架构上，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大多将直线职能型组织与项目小组式组织有机灵活地结合起来。整体上来看，该类型智库可划分为科研部门与行政管理部门。其中作为核心的科研部门具有项目式组织的特征，即以项目为单位组建研究小组，各研究小组除了少数固定的研究人员外，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各研究小组之间流动，根据科研任务和个人专业特长的不同，合理分配科研任务，这有利于提高人员利用率以及组织效率。而行政管理部门作为科研部门的辅助机构，其核心工作围绕科研部门的工作展开，为科研部门的工作提供服务和硬件上的支持，它的组织机构多采用职能式，有利于明确职责与分工。这种组织结构的缺点是层级较少，结构相对扁平与简化；优点是效率较高，各项目组既能独立运行，又能相互联系与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人员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这种直线职能型组织，科研部门兼具项目式组织的特征，既充分考虑了研究工作和行政工作各自的特点，又能顺应该类智库的运行特点，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2）合作机构多样化、国际化
气候变化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技术等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与相关机构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既有利于研究工作的细致深化，也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及实用价值。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在国家给予充分经费支持以及弹性人才政策支持的同时，发动社会力量，鼓励全社会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基金会、国际组织、国外资助的不同资源，以各种渠道来支持研究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六个分部；东西方研究中心与亚太地区众多政府、民众组织、学校、科研机构等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也建立了与众多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多种机制与其他政府机构和大的科学团体开展合作研究活动，如国家科技委员会环境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国家海洋学联盟计划以及其他联邦部门和众多科研机构。（3）设有保障机构间及时有效沟通的专门协调机构及反馈体系
由于气候变化智库的运行涉及从国际到地区的不同机构间合作，所以协调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各机构间的协调有利于减少信息传递中产生的偏差，提高工作效率；来自于微观行动主体的反馈则有利于研究人员理实结合，及时调整、修正研究方向及方法。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研究所设有科学协调顾问。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也设有专门的国际协调研究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建立了专门追踪和分析体系，它十分重视统计和分析全国天气和气候灾害造成的各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对气象信息服务的效益进行有说服力的数据整合，并与美国商务部共同发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经济效益统计》，这不仅能够在国会等场合为争取气象投入提供支撑，也为民众认识气象效益给出事实依据。这种反馈也为美国的极端天气快速反应机制提供了历史数据以及新的研究判断依据。（4）普遍设有相关的教育培训机构
人才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及创新源泉，设立教育培训机构是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可行路径之一。有些此类智库提供博士生培养项目。来自不同机构和不同背景的博士研究生广泛地参与具体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支持。智库本身也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扩充研究实力、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时也拓宽了博士研究生的视野，为气候变化领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东西方研究中心设有教育及培训中心，每年都会培养出一批日后在亚太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毕业生。杰出的校友是一个研究中心增强影响力的重要推动力。每年固定培养出一批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人员，更有助于中心的长远发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起成立了大气科学研究大学联盟（UCAR），致力于教育与研究以丰富我们对地球系统的理解，培养出了许多专业人才。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则设有环境培训机构。2.4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运行机制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运行特征如表2－3所示。表2-3 政府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组织运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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