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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李可柔,毕乐思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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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盐(第一卷)试读：

绪论

1850至1949年，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饱经沧桑。本书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十位杰出人物的事迹。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此外，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他们都是基督徒。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进步，人们对近代跨文化的交流以及世界基督教历史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因此，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终于等到了成书面世的好时机。这本书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和教会人物，而是在探索十位处于不同岗位的基督徒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透过这十位人物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了解中美社会和文化关系史。遗憾的是，这一点常常被学者们所忽略。作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大都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与美国人一同生活和工作过。他们与美国所建立的深厚的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资源；另外，在中美产生阶段性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中，这又成为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缓冲剂，保护了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本书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的痛苦经历和坚定的信仰，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的品格。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彼此并不认识，但他们成长的经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然，这也并不排除他们从彼此的著作中相互学习。

这十位男女人物以卓越的职业技能，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虽非圣贤，却树立了基本的美德典范，令后人仰慕。

这些改革者们跨越东方和西方，立足于传统和现代，创造性地运用了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要求标准：通过美好的行为，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光”和“盐”。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社会中的人们，从这些曾经努力建立公民社会和跨文化桥梁的人物身上，仍然能够获得激励和鼓舞。全球化运动的浪潮

在190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改变了世界的联系方式。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外国势力开放经济和社会，并且在世界资源掠夺竞赛中被列强瓜分和宰割。

1850年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与沿海的商人合作，控制了一些行业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利益。一些大的家族在广东、福建、上海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势力地盘。他们由于在通商口岸已经生活了几代，对外面的世界比较熟悉，了解西方的教育、海外旅行和移民。他们在帮助清政府控制关键的资源，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以及采纳“师夷之长”的观念方面，起了带头的作用。

然而，国人在接受了新兴的国际主义理念——作为国际社会众多成员中的一员——之后，反而强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身份。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那些受过现代教育而且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仁人志士们成为当时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其中有许多是基督徒。西方“进步主义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当时居住在沿海城市中的国人，包括本书中提到的这些人物，也受到了始于英国后来传到美国的国际潮流——“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当时，英国的农村劳动人口涌进新的工业化城市，快速增长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导致了种种弊端，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及道德改革运动。改革者们通过打击垄断、促进合作和信任的价值观等实现了新的社会平衡。这种对社会秩序的回归，明显反映在英国和美国犯罪率的下降。“维多利亚主义”是一场道德运动，宗旨是寻求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对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进行道德素质教育；它产生的其他影响还包括：普及公共教育、设立现代警察制度和改革宗教机制。这场运动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对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卫理公会领导了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由此产生了主日学、基督教青年会、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而这些事情的发生迅速改变了社会。农村和城市的底层人成长为自觉守法的工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维多利亚文化式的美德，例如礼貌、整洁、守时和勤奋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认可，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给个人带来了福利，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在英国，是宗教领袖和宣教士们发动了第一场国际社会运动（废奴运动），他们反对奴隶制和买卖奴隶。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又开始其他一些国际运动，例如，反对买卖苦力劳工和鸦片贸易。其中，“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导致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其他非宗派性、非教会模式的宗教运动。

英国的改革运动迅速传到美国，然后成为影响广泛的国际潮流，传播着一种新的理念：通过人们的意志、创造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在对“进步”以及对社会“能动论”的理解方面，主要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宗教的。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的极端设想。这一思路导致了人们的恐惧。因为在殖民统治下，中国可能就会因为落后而导致民族的灭绝。另一种是清教徒的思路，认为上帝是人类生存的源泉，人类历史发展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这一思路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认为开化、正义、勤奋工作的人们能够通过服务社会而拯救一个民族。

基督教的复兴、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的成果，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卫理公会的“循道运动”激励着信徒们追求圣洁的生活，不仅是在私人敬虔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慈善和公众服务方面的人道主义行为。进步主义运动的观念和社会活动，让西方人树立了自信。此外，由于人们开始大胆地憧憬促进国际范围的进步，再加上早期全球化时代所积累的新工业财富，导致了宣教运动被大力推动。当时，大多数宣教士认为，教会的普世统一局面将要出现，并对这种局面将要产生的全球影响力持乐观态度。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新教宣教士人数开始增长，由1840年的几十个人，增长到1890年的1300人、1905年的3500人。

那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当时也受到美国社会变化的影响。1890年到1929年期间，美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了经济紊乱和社会动荡。在农村和城市中，那些在尚未规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受苦最多的人们，受到“进步主义运动”的特别关注。城市宣教活动开始为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和移民提供服务。有一项研究表明，1925年之前，旧金山几乎所有的紧急救援食品和住房都是基督教机构提供的，基督教救世军就是其中之一。

留美学生回国时，也将这些道德革新的社会运动模式带了回来。同时，在中国的民众也阅读宣教刊物，欣然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甚至加入宣教士的社会服务活动。在中国的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新的工业化经济也导致了社会动荡，于是一些美国式的自愿者服务协会纷纷出现。这些自愿者服务协会不仅在大城市中服务，还在一些洪水、干旱定期发生的农村地区服务。他们的数量很多，背景各不相同：有宗教背景的、专业背景的，或者是慈善类型的。中国的基督徒高等院校和教会，成为人们参与这些社会活动的平台。

许多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在乐观地谈论现代化的进程表，围绕着如何通过教育、公民培训和社会变革的方式，让中国强大起来，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许多人都认为旧的儒家传统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面对急剧膨胀的社会腐败、道德堕落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一些中国人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和道德哲学，认为它能够提高公共道德水准，建立平等的社会新秩序。

然而，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人们对于推动国际化、建立和平世界的信心，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面对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西方国家保持沉默，于是中国人觉得被欺骗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价值观更加不满，却拥抱启蒙运动中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想。1922年之后，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导致了1926至1927年宣教士的大规模离华。

这时候，为了让基督教远离帝国主义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会逐步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福音”。青年会的领导们强化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弱化其属灵的生活。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1927年和1931年联手召开了代表大会，研讨和辩论如何运用道德原则来平衡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

1931年之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1937年，日本全面对华开战，让中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导致建立自由民主中国的设想最终失败了。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长期的“民族复兴”计划，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救亡”的政治和军事动员工作。许多中国的基督徒领袖，原来都是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时候也加入了这一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运动。

于是，大部分社会改革的努力和成果，都因为日本人占领沿海城市、中国人向内陆撤退而付之东流。基督教机构的资源被用来帮助沦为难民的基督徒，以及救援无家可归者。改革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持久影响

1898年“百日维新”全面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那种一夜之间就想让中国从教育到宪政领域完成整个制度改革的宏图大志是不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了长期的道德和文化改革，以支持最终的制度上的变革。在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模式方面，基督徒们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通过关怀穷人、促进公正的法制、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领域进行民主改革等社会服务活动，逐渐摸索出一种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那些早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包括本书中提到的人物，他们所播下的关于公共责任和个人品格的种子，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播下的种子，在今天的中国仍然结出果实。奠定道德和科学教育的基础

19世纪末，在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里，一些家庭意识到，需要投资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现代科学的教育。容闳先生是第一位在美国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并且在美国成为了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激励下，容闳立志要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提供机会让中国人赴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他曾经帮助过几位朝廷要员购买了一些军事设备，并在外交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因此，他于1871年获得这些官员的支持，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他所做的确实太超前了。他创办的“中国教育使团”在十年后破产了，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中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夸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881年，他送出的120名留学生被勒令回国。

开始的时候，这些在海外留学过、会说英语的城市年轻人，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有许多人被分配在官办的技术学校里，或者担任基层官员的助手，也有一些人在通商口岸为外国人工作。自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进行彻底的改革。于是，这批留学生们迅速得到重用和提拔。

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们认为，西方的教育将会取代孔孟之道。那些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美国的高等院校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已经熟悉了以基督教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教育和社会生活模式。因此，中国当时的基督徒们在城市现代化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低。

1905年，象征着孔孟式教育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这是晚清教育改革所迈出的一大步。在这样有利的环境中，唐国安先生进一步复兴了容闳的梦想，将清华学校作为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基地，并担任校长。唐先生还支持校园里的基督徒活动，将现代科学教育与基督徒的课外活动相结合。在这个教育模式下，许多清华的毕业生，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一些著名院校的负责人和教育家。例如，清华毕业生梅贻琦，后来成为清华的校长，并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主政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现代职业的领军人物

1900年后，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受过教育的基督徒成为中国城市新兴行业的领军人物。社会的变革为“中国教育使团”的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矿业工程师、军事专家和外交官。在容闳之后，唐国安参与了官方的外交事务，并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此外，他还效仿容闳，抵制社会邪恶的潮流。容闳反对苦力劳工的买卖，唐国安极力呼吁停止鸦片贸易。

石美玉和林巧稚这两位女士，在医疗领域中带入了浓厚的基督徒职业规范。石美玉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为农村地区缺乏卫生常识和医疗条件的人们服务。后来，她的护士学生们还在上海帮助贫苦的百姓。她在上海设立了“伯特利宣教机构”，将医疗和福音工作相结合，这家机构如今在香港继续这项事业。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基督徒群体中，高度强调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职业道德。林女士当时并没有高高在上躲在医院的精英群体中，而是常常为那些城市、农村中贫穷的妇女们服务。至今，林女士仍被视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杰出的校友，她的道德和价值观，一直是医生、护士和学生的基本职业原则。对公共媒体和民事机构的影响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总部设于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对本书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都产生了重要而关键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让他们执著于进行中国的道德和社会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和兴起的关键因素。

基督教青年会的编辑范子美，得益于美国宣教士和出版商林乐知（Young J．Allen）的教导。他们一道探索寻求从宗教、道德和科学的方面，综合改变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例如，他们尝试从孩子们和妇女的教育入手，希望能够因此改变家庭，从而最终影响整个国家。作为基督教青年会报刊的编辑，范子美在中国大力宣传并推进这样的观念。范子美和丁淑静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作为和表现，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国人品格和公民素质建设的重视，以及对农村和城市中劳动阶层素质自然提高的期待。

范子美坚信，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义务通过建立协会和社会机构帮助政府管理国家。例如，唐国安先生在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商业、学术、宗教和社会机构。他和一位密切合作的伙伴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让城市中的外国人能够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声音。他们甚至因为鼓动和宣传改变通商口岸体制这样的敏感政治主张，差一点被迫离开上海。提高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那些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妇女们的故事见证了基督教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根据传统的中国文化，妇女们的生活范围被限制在家族领域之内。她们首先是女儿，然后是妻子和母亲。她们受到的教育很少，仅仅是传统的音乐、诗歌之类。此外，由于裹脚、纳妾和买卖妓女的风俗，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被大大限制。

石美玉和林巧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医疗界的先驱，得益于她们的父亲。石父和林父都是开明的基督徒。由于受到那些宣教士女性榜样的激励，他们支持自己的女儿不缠足，并且供养女儿们上学。林巧稚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就承担起供养妹妹接受教育的责任。

丁淑静是一位妇女领袖的先驱，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生平事迹中，而且也表现在她对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原则和活动的影响。吴贻芳在一系列的生活悲剧中失去了整个家庭，但是却在金陵女子大学（第一所基督徒女子高等院校）中找到了大家庭。作为第一批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吴贻芳、石美玉和林巧稚都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为中国的妇女们提供教育机会。奠定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主要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即城市和农村中最为贫穷的人们。因为主要是这些人承受着自然灾害的痛苦，并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当中大多数在社会服务机构中都相当活跃。晏阳初先生首先看到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迫切性。他发展建立了一套模式，集扫盲、公共健康和农村发展为一体。后来，这种模式被一些私立和公立的机构所采纳。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也发展了一套相似的综合方案，来解决城市中劳工阶层的问题。建立国际关系纽带

20世纪早期，西方的对外政策逐渐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向较为柔性的外交政策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英国议院和美国国会的压力以及文明这一观念的影响。这些压力和影响，最初是来自国外的宣教士。唐国安先生和其他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员们，就是在这种新的观念下，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来反对鸦片贸易，并用“庚子赔款”投资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韦卓民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国基督徒领袖，为发展国内外教会之间的联系做了很多工作。韦卓民和吴贻芳两人都是“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活跃人物，都作为代表参加过国际基督教会议。韦卓民先生的理论促进了世界教会联盟对基督教性质的理解，即非种族、非政治性和非地区性的属性。吴贻芳女士作为非官方的卓越外交家的资历，最终让她能够作为中国的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

本书中的这些人物，他们一方面抗议帝国主义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够放眼全球，从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外国。他们的朋友、合作伙伴和机构，都具有中西双向联系和交流的能力特点。作为机构的领导人，石美玉和晏阳初在管理运作方面，寻求独立于外国的宗教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模式。丁淑静的目标是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模式，在民族和阶级之间建立起桥梁，消除在欧洲和中国都很盛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韦卓民希望他的大学能够成为模范样板，让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学生们能够在一起和谐生活与工作。光与盐：美德和信心的生命

本书介绍的十位人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时期，为塑造新的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旧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之后，他们一同探索新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社会秩序，提倡为中国带来道德和社会更新所必需的美德。

作为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从独特的角度看到西方最好和最差的方面，同时也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化。他们所获得的共识是，中国必须要学习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中最优秀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工业和军事科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被西方势力所控制的国际舞台上生存和竞争。

作为中国人，他们发现儒家所教导的“正心”与他们所笃信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不矛盾，甚至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这一点上，孔孟之道与影响他们的人文院校和青年组织所提倡的有相似之处，即强调清洁的良心和圣洁的生活；他们追求内在的正直、谦卑和尊重他人，这让他们与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他们的信仰，作为灵魂的神圣之锚，赋予他们勇气、力量、希望和执著，去面对挑战，并在几十年的动荡甚至恐怖中始终如一。正是信仰带给他们远见卓识和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并让他们在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中能够独树一帜。

这本书中重点提到那些早期社会改革家们的“光与盐”计划——属灵的复兴、道德的改革、民事机制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个计划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如今正处在以通讯技术和知识更新为基础的全球化运动的急流中，国家当前的任务包括积累人力资本，进行全球化经济的竞争。中国公众对腐败和社会功能的紊乱感到担忧，因为在中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内在的规范和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美德是支撑经济发展和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应当在公共教育、宗教活动、职业教育、管理培训和非营利性机构及其规范等方面进行强化。

本书通过传记的方式描述了这些塑造历史的人的性格和作为，不只是他们的言语。他们是改革的行动家，不仅仅是理论家。今天，作为全球化社会中的公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期建立者和跨文化的使者们身上，得到激励和鼓舞。鸣谢

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合作者们出色的研究和耐心的配合。感谢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特斯维尔（Charlottesville）的“世华中国研究中心”（非营利性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中心）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要感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顾问和联络人，特别是李亚丁博士和彭萃安博士对这本书的建议和鼓励。另外，感谢这本书的几位译者：单传航先生（序言和第2、5、9章），王文宗先生（第1、6章），刘红女士（第3、10章以及其他材料）以及第4、7、8章的作者。此外，我们还要感谢鲍勃·哈姆林（Bob Hamrin）和汤姆·比勒（Tom Bieler）对这本书给予的实际帮助，他们编辑校订的工作，以及汤姆对本书中插图提供的技术性支持。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毕乐思（Stacey Bieler）2008年6月于美国

第一章 容闳：心系中华

1850年至1854年，容闳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他是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他面临很多挑战。容闳因生性含蓄内敛，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大学二年级时，他一连两次在英文写作评比中获得第一名，从而崭露头角。尽管他的写作能力受到好评，可他时常为自己数学能力差感到郁闷烦恼。

大学三年级时，他在写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的信中谈到自己对未来事业的想法。他写道：“对于一个想回馈祖国的人来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每一件都很有价值，要想从中作出正确的选择的确很难。因此，我不会只凭借个人的爱好和判断来选择，而是希望依靠上帝的帮助作出满意的决定。”

在求学的过程中，容闳从未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在和同班同学凯罗·卡特勒（Carroll Cutler）散步时谈到在他心中渐渐成形的选派幼童留学的计划。若干年后，凯罗·卡特勒成为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毕业纪念册中，同班同学们鼓励他追求梦想，盼望他能用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成为“中国道德改革的领袖”。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对西方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容闳认识到西方的文学、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强大的重要性。1854年容闳毕业，很多人慕名前来参加耶鲁的毕业典礼，就是为了能见到这位非同寻常的中国学生。

容闳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毕业后，他并不迫切地想回国。对他来说，7年的美国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总是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仿佛上帝在提醒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8节）对容闳来说，“亲属”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中国。于是不久，他就搭船返回香港，经过海上151天的漂泊，终于回到了故土。早年的机会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南屏镇，和澳门一水之隔。1835年，容闳七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所由英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他成为那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当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基督教传教士办的学校持怀疑态度，容闳的父母却看到西方教育可以帮助儿子成为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以帮助家里摆脱贫困。后来，学校关闭，郭士立夫人带了三个盲女孩去美国，容闳回到家乡。1840年，容闳的父亲去世，只剩下母亲照顾四个孩子。容闳因为懂英语，找到了一份帮助罗马天主教神父折叠文书纸张的工作。

四个月后，英国医生兼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带话给容闳，让他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学校读书。早些时候他们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见过面。郭士立夫人曾经叮嘱合信医生，当马礼逊男子学校开班后，要招容闳回来上学。马礼逊是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1807年至1834年在中国传教，这所学校就是为纪念他而创建。1841年，容闳入学，当时那里已有五位年龄比他大并且比他早一年到校的学生。第二年，容闳和这些同学随学校搬到香港，新的学校位于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俯视熙攘、繁忙的海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R．Brown，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因身体状况不好需要回国，带容闳和另外两名男生去美国学习。他们到美国后住在布朗先生母亲的家中。后来，容闳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Monson）学校读了两年书。其间，他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名信徒。容闳最早是准备在美国学习两年，但两年之后他决定留下来到耶鲁大学读书。孟松学校的董事们答应支持容闳读完大学，条件是容闳要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同意这个条件，就有可能“坐失为中国谋福利的事”，他相信“上帝赋予人应尽的本分，不能因为受到限制而改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布朗先生到佐治亚州萨瓦纳去看望姐姐，和她谈到了容闳的情况。当地的妇女会同意帮助容闳读完大学而不设任何条件。容闳在读书期间也曾担任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管理员，挣一些额外的补贴。

1855年，容闳在美国度过八年之后，回到了中国。见到年迈的母亲时，容闳试图让母亲明白他所取得的成就，让她为他感到自豪。由于多年不用汉语，他无法参加能够让他走上仕途的科举考试。在学习了六个月的汉语之后，他当上了翻译并进入商界。容闳知道，为了能让朝廷同意派幼童到美国学习，他必须同那些思想开明、愿意借助西方教育让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高官们建立联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探讨用何种方式引进西方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他们面临的选择有：建立现代学校，邀请外国专家教授西方语言和技术；派代表团出访欧美，收集资料，并将西方的兵器带回中国进一步研究、仿制；将学生送到海外，待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向国人传授西方富强的秘诀。

保守官僚们反对将中国幼童送出去的计划：其一，这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其二，承认自己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对大清王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大多数学者们也反对，因为整个计划只是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用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他们认为后者才是国家安泰，人民富强的保证。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总督曾国藩和他的拥护者李鸿章却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李鸿章认为留学海外是取得西方秘诀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1863年，总督曾国藩正在和太平军作战，一些在曾国藩手下任职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向曾国藩举荐容闳。不久，曾国藩在他的安庆大营中召见容闳。当容闳被领到曾国藩面前时，曾国藩长时间仔细地打量了容闳。对容闳来说，那样的经历他从来没有过。很显然，曾国藩对容闳感到满意，于是就命令他到美国购置机器，以装备在上海创办的一个西式机器厂——江南制造局。

1865年，容闳完成了机器采购任务。曾国藩特别上书大清朝廷，请求封容闳正式官职。容闳被封为五品官。在那些先前将他视为外国人的中国官员眼中，他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让容闳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一事件引起中法危机。曾国藩命令容闳担任同法国人谈判的翻译。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容闳向在一起的四位朝廷官员讲述了他关于教育的计划。于是，他们将容闳起草的教育方案呈递给朝廷。

曾国藩和李鸿章采纳了容闳关于派留学生的建议，并成功地加以推动和实施。在此之前，朝廷中保守的官僚们将容闳的建议阻挡了七年。中国官方选派学生到美国基于以下三点：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比欧洲的更实用；其次，容闳更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在1868年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学习，包括军事院校。

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从1872年至1875年的四年中，每年向美国派30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当容闳听到这一计划被批准实施后，倍感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中国教育使团官员

虽然朝廷对留学计划寄予了厚望，可是上海地区很少有学生愿意报名。大多父母亲不愿让这么小的孩子背井离乡，到异国生活如此长的时间。无奈，容闳只有回到南方，到他故乡附近招募学生，因为那里的人们对海外了解较多。尽管如此，容闳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那些父母亲，允诺他们的孩子将来回国后会得到公职，成为政府的官员。

清政府在上海为这一留学计划设立了预备学校，强化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科目的学习，把英语及其他科学类课程放在次要的位置。1872年夏天，首批30名学生乘船前往美国，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来自于广东。这一留学计划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人曾国藩不幸在首批学生出发前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李鸿章继续推动、领导着这个留学计划。李鸿章当时已成为清政府最有势力的大臣。

为了建立中国教育使团，容闳先于另一位专员和孩子们来到美国。在征询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建议后，容闳同康涅狄格州教育局一起请求美国家庭向中国学生开放，一个家庭接纳两三个中国学生。在康涅狄格谷地区，各个城镇的医生、教师和牧师们立即作出热切的反应，马上就可以接纳244位学生，而第一批学生只有30名。身为大清议政王的恭亲王向美方写了感谢信，说：“如此善行，必将加强贵我两国间已经存在的融洽与友情。”中美两国对这一教育探索寄予了厚望。

容闳将中国教育使团设在了马萨诸塞州春田市（Springfield，Massachusetts）。为了便于学生们夏天集体学习中文，按照儒家传统定时集中在一起聆听大清帝国的《圣谕广训》，面朝北京向宫中的皇帝磕头，容闳决定并获准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Hartford）建立一个中国教育使团的专用办公建筑。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将教育使团深深植根于美国，不给中国政府撤销的机会。后来学生们将那所建筑戏称为“地狱之屋”，因为他们通常在假期被召到那里学中文，还在那里为不当的行为受惩罚。

最早的30名学生是乘火车从旧金山前往哈特福德的。他们抵达时，那些接待家庭的人们已经在车站等候他们，给予他们热情的拥抱和亲吻。其中的一名学生特别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被亲吻过。学生们住在美国人的家庭中，有很多方面要学习适应。当地的人们很为他们那里的历史感到骄傲——他们有美国现存最早的学校建筑（1778年），以及按创办年代在全国排名第三的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1701年）。康州当时在帽子、打字机、电器用品、纺织品和军火等制造业方面发展很快。1870到1900年期间，制造业总产量获得了成倍的增长。

留学生中英语好的很快进入学校，其他的在美国家庭接受个别语言培训。为了帮助学生们尽快提高英语水平，有一个家庭甚至规定，学生们如果说不上某道菜的名称，就不许吃那道菜。教授大卫·巴特莱的遗孀范尼和三个女儿在自己的家中照顾四个学生。（1910年，巴特莱的两个女儿受曾住在她们家的一位学生的邀请，来中国生活了一年。那个学生名叫梁敦彦，他当时已是政府的官员。）外交胆识

1873年，容闳为了将格林式机枪引进到中国，从美国返回。那时他“一心为中国能拥有最现代化的枪支和受过最现代教育的人才而焦急”。容闳在天津时，总督李鸿章让他参加同秘鲁官员的一个谈判。那位秘鲁官员想同中国签订将中国劳工输往秘鲁的协议。在秘鲁官员花言巧语地描绘了苦力劳工在秘鲁的美好生活之后，容闳讲述了他在澳门亲眼看到的情景：一些遭绑架的人被捆起来，并将他们的发辫绑在一起，后来才得知，这些人被迫签订去古巴和秘鲁做苦工的契约，终生成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些劳工们被人通过极为残忍的方式运过太平洋，有些人忍无可忍甚至跳海自杀，还有些人试图反抗，最后无助地在大洋中漂流。容闳严词拒绝了那个秘鲁官员，告诉对方不要指望他会为那种“残忍的生意”提供任何帮助，将对方打发走了。

总督李鸿章听到容闳和那个秘鲁官员的交谈后，就派容闳回到哈特福德准备赴秘鲁考察，同时派另一位留学教育使团督办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哈特福德避难山教会的推切尔牧师（Rev．Joseph Twichell）和凯劳格博士（Dr．E．W．Kellogg）陪同容闳去了秘鲁作了三个月的调查。容闳在提交的报告中记录了那些农场主对劳工们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还附上了自己暗中拍摄的二十多张照片，进一步证实了那些恶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后来那个秘鲁官员又来到天津协商，容闳的这些照片被拿出来作为证据，清政府决定不再允许苦力劳工前往秘鲁和古巴。陈兰彬和容闳于1875年共同被任命为中国对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外交特使。容闳希望自己能关注中国教育使团的工作，所以他要求住在哈特福德，在华盛顿的陈兰彬就成了中国驻美国的公使，容闳则为副使。

回到康州后，容闳与哈特福德郊区一位名医的女儿，也就是凯劳格博士的妹妹玛丽·凯劳格（Mary L．Kellogg）成婚。推切尔牧师主持了婚礼。后来，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约在一年前订婚。凯劳格小姐是两名幼童的教师。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合。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则全然反对，还有些人（像我本人）对此赞不绝口。从一开始，我的观点就是：只要这桩婚姻不会在中国给容闳带来任何伤害，也不妨碍他对事业的追求，那么，这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容闳订婚前，我和妻子常常建议他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他回答说，他不想娶中国女子为妻，但也没有哪一个美国女子会嫁给他。我们对他说，你无法证明你说的后一点。我们认为他那样想不对。

后来，容闳和妻子给自己的长子起名叫马礼逊，为的是纪念传教士马礼逊。他们又给次子起名叫巴特莱，为的是纪念大卫·巴特莱和他的妻子范妮·巴特莱以及他们全家对中国教育使团的支持。文化摩擦

到了美国后，留学生们很快就脱去了中式长袍，换上了美国的西式服装，但美国同学仍忍不住拿他们辫子开玩笑。那拖在背后的一条长辫原本是满族统治者迫使汉人接受的发式，作为愿意臣服的标志。无奈，留学生们只好将他们的长辫或者藏在衣服内，或者盘到头顶上固定起来。这些男孩子们在棒球、花样滑冰和橄榄球上都很出色，自然而然会有美国女孩子们相伴左右，这让美国男孩们倍感失落。很多接待留学生的家庭会带他们去教堂，可从来不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为这是中国官方所不允许的。尽管如此，许多中国学生仍然坚持参加教会的聚会和主日圣经学习，有些学生最终成为基督徒。留学生们天资聪颖，适应力强，当地人形容他们是“令同学喜欢、老师高兴的人”。

容闳的侄子容揆成为一名基督徒后，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很快，他被勒令回国。教育使团的学生、职员和接待他们的家庭都害怕他回中国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当时，容揆已经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为了侄子的生命安全和前途，容闳私下请推切尔牧师转交容揆一笔钱，让他帮助容揆留在美国并且完成学业。1884年，容揆被任命为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秘书，后来他在那个职位上效力达50年之久。

1881年，正当那些学生们从高中毕业，开始到耶鲁、哈佛、埃默斯特、布朗、麻省理工和伦斯莱尔综合技术学院等高等学府进一步读书深造时，他们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碎了。1878年，陈兰彬回国后，更保守的吴子登被任命为新的留学监督。吴子登上任后，着重对学生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训斥学生离经叛道，忘了本。同时，他还频频向朝廷写奏折，报告留学生们已经“美国化”。容闳描述吴子登仅按照中国标准来衡量学生和留学事务，“他一定觉得接触令人厌恶的西学会玷污他纯正的孔孟之教”。

令吴子登尤为不安的是，一些学生加入了基督教，并且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宣教会”。1877年底到1878年初，有五个学生希望公开表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容闳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做，但鼓励他们在一起聚会、学习圣经。学生们创办的聚会开始后，参加人数不断增加。那年秋天，这些学生将自己组织在一起并且写下了组织规章制度。吴子登发现此事后，立即向清政府作了报告。

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吴子登认为学生们“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建议朝廷将学生们毫不迟延地召回，并且在他们回国后对他们严加监督。吴子登认为学生们受到西方文理教育，对国学理论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总督李鸿章将吴子登的奏折告诉容闳，提醒容闳不要过度强调西学。容闳试图反驳这些报告，但已是回天乏力了。

那时，清政府每年在每个学生身上要花费1200美元，如此高的花费一直备受争议。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5）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经济日趋艰难。

中国劳工在美国西北受到虐待的事情发生后，清政府对留学事务的兴趣进一步降低。在美国，关于中国“未开化”的夸大言辞广为流传，对华的种族歧视也愈演愈烈。作为驻美副使，容闳前往华盛顿并且写信给美国政府，抗议华工受虐待以及即将通过的限制华工入境的法案。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那些美国的议员们，也就是所谓“杰出的公众人物们”，在参议院辩论时公然讲出侮辱性语言，与美国西部那些普通人并无二致。最终，这些辩论导致1882年的排华法案得到采纳。虽然《蒲安臣条约》为中美两国学生进入对方政府办的学校提供了保证，但外国学生要进入西点陆军学校和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还需美国国会批准。这个条件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李鸿章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失望。

留美学生的学业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坚持了两年，部分原因是由于前美国总统格兰特的非正式外交起了作用。1879年，格兰特前总统作了一次环球之旅，在结束旅行之前，他访问了中国，见到了总督李鸿章。虽然他们两人作为“战士和政治家”相互敬酒，但两人都无力将中国学生留美教育的梦想再坚持下去了。中国教育使团的关闭

大清朝廷中那些保守派官员们一直都反对留美教育之事。当他们的势力扩大后，便想通过停办中国教育使团来削弱李鸿章的影响。面对重重压力，李鸿章撤回了对中国教育使团的支持，这一工作终于走到了尽头。

1881年，听到清朝政府要召回留美学生和人员，耶鲁大学校长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讲到这些学生学习努力，品德高尚，言行谨慎，成功地发挥着中国非官方大使的作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感到失望。这封信由一些著名的人签署，其中包括史密斯学院院长劳瑞斯·思立、哈特福德教会的牧师推切尔（很多学生都已参加他的教会）和作家马克·吐温。推切尔写信给在北京的美国公使詹姆斯·安吉尔，请他将联名信交到总督李鸿章的手里，要求李鸿章切勿放弃留美教育之事。前总统格兰特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总督李鸿章，说召回中国教育使团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信将关闭中国教育使团的时间推迟了几个月。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撤除中国教育使团，命令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尽快回国。1881年8月，几乎所有的学生（120人中的100位）乘船返回中国。其中，有超过60位学生刚刚开始在大学或者技术学院就读，有两人读完了大学。早些时候，有几个学生因为不顺服管教、欠债或者因将辫子剪掉而被送回中国。另有三个学生在美国去世。还有十个学生拒绝回中国，后来他们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从事金融工作，还有的当了中国公使馆的翻译。

留美学生们回到上海时受到冷遇。他们下了船，自己扛着行李，这在中国士大夫眼中是丢人现眼的事。同时，他们不甚合体的衣服也受到上海那些穿着时尚的人的嘲笑。在集合点名之后，一队中国水兵将他们护送到一座楼里，一位姓黄的学生形容那所房子比“土耳其监狱”还糟。另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们返回时的情景：“我们被看成一群背弃自己国家的人，这也是我们受到冷遇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成堆的谎言和毁谤向我们涌来。”

这些留美学生们犯了什么罪？首先，容闳和这些学生来自南方，他们从来没有得到那些守旧的北方朝廷官员们的信赖；其次，他们长期生活在西方，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举止不像真正的中国绅士。朝廷官员们将这些视为“罪过”，因为这些官员不相信他们如何既能热爱自己的国家又提倡美国的科学文化。留美学生最严重的“罪”是他们危险的思想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潜在威胁。朝廷的官员们处心积虑地将留美学生们安排在很低的职位，让他们无法发挥影响，免得暴露出自己的不足。图1-1 1881年，容闳和推切尔牧师在康州合影。

当留美学生们到达上海的时候，容闳在北京。他一方面料理公事，一方面为留学生们四处奔走呼号。学生们希望容闳帮助他们从“朝廷的这种粗暴无礼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也有些学生开始怀疑容闳对朝廷高官的影响力。在一封给巴特莱夫人的信中，黄开甲写道：“我们像是一株株幼小的树苗被从水土丰沃之地移栽到愚昧和迷信的荒漠。我们的生命在慢慢地枯萎。”一些报纸也在谈论这些留美学生的命运，一篇文章将他们称作“杂人”，另一篇文章认为最好是将他们重新送到海外，因为中国不适合他们。

容闳还去天津见了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问他为什么允许学生们回国。容闳回答说：“如果我擅自拒绝执行朝廷命令，岂不会因作乱犯上而被杀头？”李鸿章说他原本希望学生们能继续他们的学业。容闳说：“远隔千山万水，我怎能知道你的想法？”

容闳为学生们的前途命运四处游说，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李鸿章看到了学生的潜力，并将很多人从艰难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有些学生被送到天津的一些技术学院，如电报学校、海军学院和鱼雷学校继续深造，还有一些被送到天津北边的煤矿作监督。渐渐地，一些开明的总督和巡抚开始延揽这些年轻人管理涉外关系或者帮助工矿、铁路和电报方面的事务。

黄开甲后来担任上海道台衙门的翻译，却领取衙役薪俸。在写给巴特莱夫人的另一封信里，黄开甲叙述了留美学生们的命运：“其他男孩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接受教育，学习的内容完全由朝廷官员决定，既不考虑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也不考虑他们在美国系统学习的课程。那些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些事务上作决定。”

留美学生们忠实于自己的国家，从他们以自己的技术报效祖国就可得证明。他们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职位低下，但他们很少有人离开政府职位到沿海城市的外国公司谋职。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一些朝廷里的要员宣称自强运动失败，号召彻底改革。这样，一些留美学生才得到提拔，被任命指导国家铁路和矿业等行业的工作，并且很快在政府官阶上得到提升。

留美学生们实际工作能力强，不断地将新技术传授给国人。他们在以下领域成为中国的先驱：13人就职于外交领域；6人将大半生奉献给开滦煤矿的管理事业；14人成为中国新建的铁路系统的总工程师或高级管理人员；17人受命于中国海军，其中7人战死疆场，2人担任海军将领；15人成为政府电报局官员；4人从事医疗行业；3人投身创办中国最早的大学。

一些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个别担任重要角色的留美学生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每一届耶鲁和哈佛的毕业生都会为同学中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感到骄傲。”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留美学生整体为推动“中国发动现代化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起用了这批留美学生，中国才没有将所有的新技术交到外国人手里。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绝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卷入到政权争夺之中，而是选择告老还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改革家到革命者

在留美学生回到中国后的一年半中，容闳写了一个制止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呼吁在中国和印度铲除罂粟种植的计划。他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关心。然而，他的这一计划被政府搁置一边，掌管外交事务的大臣认为他们没有合适的人员去处理这个难题，因而无法执行。

1883年，容闳回到美国照顾自己的妻子。中国教育使团被清政府撤销后，妻子一直为他的生命安全而担忧，身体的健康也随之每况愈下。随着容闳的归来，妻子的身体逐渐好转。两人能够一同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旅行，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后来他们又到阿迪伦戴地区住了一年。1885年冬天，容闳的妻子病情恶化，并于1886年5月去世。容闳事业失败之后又痛失爱妻，心灵上的伤痛难以言表。然而，抚养两个儿子却使他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她的去世使我晚年倍感虚空，一切又是不可挽回的。可是，她并没有撇下我一个人，让我形单影只地度日，而是给我留下两个儿子。儿子们总让我想起妻子美好的生命和品德。在我日渐衰老的年月中，他们是我最大的慰藉。他们富有爱心、情感丰富，非常值得信任，我为他们男子汉的气质和敬虔的品格感到骄傲。我为上帝赐给我这样两个儿子而感恩，愿我的感恩上达天庭，成为我献上的无尽馨香。

1895年，容闳再次被召回中国，推切尔牧师和夫人将容闳的小儿子巴特莱接到自己家里照顾，直到他从高中毕业。后来，容闳在自传中写到他对推切尔一家的感激之情：这仅仅是他们为避难山教区内外的人们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推切尔牧师夫妇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和儿子巴特莱深受感染……我要重回中国，相信儿子们会得到细心照料，他们的品格建造也必由上帝眷顾。

这次回国，容闳被召去和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一起共事。拜访张之洞之前，他特意购买了一套适合在官方场合穿的长袍，因为他已经有13年没有回国了。但是，在受到第一次召见之后，张之洞对容闳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他就去了上海，试图开展商业活动。在上海，容闳建立一家国家银行的计划以及修建一条连接两个主要港口的铁路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前者失败是因为内部贪污，后者是因为德国在山东对铁路的垄断引起了国际紧张。

1898年夏，容闳同康有为、孙中山以及其他人鼓励年轻的光绪皇帝发起一场彻底的改革。然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百日维新的改革突然中断，容闳为了逃命躲入上海的外国租界区。在获知他已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容闳又逃到香港。

1898年，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容闳的美国公民身份被取消，这样他成了没有国家的人。美国港口贴着明令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法令。1902年6月，容闳这个年纪老迈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身着欧式服装，从旧金山的港口跳板旁的检查官身旁溜过检查站，及时赶到纽黑文参加小儿子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容闳的大儿子马礼逊·布朗·容四年前已经从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学校毕业。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定居，并娶了中国女子为妻。大儿子1934年死于北京，小儿子生活在上海直到1942年。

容闳在哈特福德是半退休状态。受排华的影响，有些和他住在同一所公寓的人排斥他，不愿同他一起用餐。容闳的心一直离不开中国。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也逃离中国。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特地拜访了容闳。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他已经76岁了，依旧精力旺盛如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关心。在两小时谈话中，他就中国的未来给予我很多的教导和鼓励。关于政治，他既理性又思路清晰，令我十分钦佩。”

1909年，中美达成协议，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容闳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中国学生重新来美国。1909年8月，在康州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同盟的年会上，容闳鼓励下一代学生们说：“要立志将中国建成领先强国，来改变世界的命运。”

1912年4月22日，容闳在哈特福德逝世。老朋友推切尔牧师在避难山公理会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哈特福德的柏树山墓地。他的大半生都是在美国度过。

1909年以后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们称容闳是“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爱国者”。想到中国的需要，他们不禁发问：在当今这个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因为政治和商业利益而产生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谁能担负起和平、重建的重任呢？唯有那些坚忍不拔、忠心耿耿且有远见卓识和远大理想的人。图1-2 1900年，容闳（右二）和清朝官员合影。

鸣谢本文改编自毕乐思所著《“爱国”还是“卖国”？中国留美学生史》（“Patriots”or“Traitors”？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Armonk，NY:M．E．Sharpe，2004）的一部分。特许使用。此外，特别感谢Edward Rhoads先生提供的有关容闳与推切尔牧师照片的信息。

第二章 唐国安：“清华”第一任校长

1909年2月中旬，上海美国大学俱乐部在新皇宫酒店举办年度宴会，中国的外交官唐国安先生和美国主教查尔斯·布兰特（Charles Brent）先生应邀在宴会中发言。一位在场的客人评价说：“两位嘉宾的发言令全场折服，丝毫没有开玩笑和逗乐的内容，显示出对听众高度的尊重。”当时，共有85位嘉宾应邀出席宴会，其中包括基督教青年会的中美两方领袖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的一位通讯员。

当时，唐国安和布兰特正在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首届“万国禁烟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布兰特主教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后，由中美两国政府联合举办，共有1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议题是共同商讨如何终止鸦片贸易。布兰特代表美国出席了会议。唐国安先生作为中方的三位代表之一，在会议中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作报告。另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为上海鸦片商店的关闭起了积极有力的作用。唐国安曾经担任过该会财务主管和管理委员会成员。

在宴会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先生称赞唐国安是“正直、出色的演讲家”。他在回忆唐国安在那次会议上的表现时，说：他操一口标准的英语，以雄辩和富有感召力的演说说服各国政要们关注中国的需要。他的讲话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被广泛刊登，对于促使英国政府着手限制鸦片贸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从上海“帝国海运”码头出发，乘坐“中国号”蒸汽机轮船前往旧金山。作为中国外务部的代表，唐国安此行是陪同47位学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公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基督教青年会也大力支持这次留学活动，不仅在上海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旅行零花钱，还安排在旧金山的港口举行欢迎仪式。

根据其中一位学生的回忆：“在横跨太平洋的三个星期的旅程中，唐先生喜欢与同学们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给他们讲述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的经历。谈到自己当年在耶鲁大学的学习生活时，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融入美国的大学生活。’”有一次，唐国安还在船上面对一大群外国旅客，就美国的教育问题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讲。寻找自己的路

1858年10月，唐国安（字介臣）出生在广东省靠近澳门的一个唐氏家族的村庄，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由于他的一些亲戚曾经和容闳一样，是马礼逊学校最早期的学生，所以，当容闳以中国教育使团负责人的身份回到家乡招募学生赴美读书时，自然就选择了唐国安和他周围适龄的男孩子。唐国安作为中国留美教育使团的第二批留学生，于1873年被送到美国。

在美国留学的8年时间里，唐国安在学术、社交和灵性方面有了全面的发展。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对他进行了家庭式的小学教育。之后，唐国安进入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Northhampton）的公立学校。1879年，唐国安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进入菲利普艾斯特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大学预科班。

中国教育使团的监督禁止留学生们参加教会的活动，要求他们定期接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唐国安和另外二十多位留美学生并没有听监督的话，还创办一个“复兴社”来彼此鼓励和支持。其间，他们把两位公开接受洗礼的中国学生藏起来，以免他们被强行遣送回国。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他们约定好将来回到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彼此帮助，并在多年后还要重聚。唐国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秘书，这也是他一生致力于青年社团服务的开端。这段经历也让他明白，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是道德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发展。

1880年，唐国安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第一年就赢得拉丁语作文奖。同时，他因品学兼优，乐观善良，被允许加入“校园学生兄弟会”。然而，一年后，他在耶鲁的美好前程就被迫中断，因为清政府决定撤回中国教育使团，勒令所有学生迅速回国。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留美学生们接受美国文化，摒弃孔孟之道；另一方面，美国出现的排华事件及即将出台的排华法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大部分学生刚刚进入大学。

留学生们回国后，清政府并没有兑现诺言重用这些留学生，只让他们从事一些文书类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背着叛国的嫌疑，在文化上被视为异化的中国人。而清朝政府严重的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让这些饱受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学生们深感震惊。唐国安和其他学生一样，艰难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先后在美国领事馆和几家外国公司担任翻译和秘书。

唐国安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农民，在他留美期间就已经去世，所以唐国安还要定期拿出部分收入供养家人。几年后，母亲去世。全家上下都称赞唐国安恪守孝道、慷慨大方。1884年，唐国安与香港的一位姑娘结婚。婚后，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侄子唐宝森。多年来，唐国安一直与亲戚们保持密切的关系。迈出第一步：借助于唐氏家族的关系网

30出头的时候，唐国安在亲戚的帮助下，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工作：1890至1898年期间，他担任开平矿务局的英语秘书和总经理助理。开平矿务局是在近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的，除此之外，李还支持兴办了许多其他早期的公私合营的企业。李鸿章当时招募了唐景星管理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唐景星和他的继任者（唐国安先后担任过他们的助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北方的航运和铁路运输，他们将运送煤炭的铁路首先修到了天津，然后又到了北京，成为中国铁路网的主要干线。1899年，唐国安前往辽宁，担任京奉铁路的职工总管。

唐景星在唐氏家族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有丰富的经验，并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沿海地区，有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唐景星去世后，唐国安的堂兄弟唐绍仪（也曾经是中国教育使团的留学生）成为家族的掌门人，管理家族在中国北方的业务。唐绍仪深受晚清政府的重臣袁世凯的赏识。当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宝座后，唐绍仪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唐国安和唐绍仪出自同一个家族，他们却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许多重要的因素将两人的事业连接在一起。1903年，唐国安陪同一位客人，从香港回到故乡珠海，拜见唐绍仪和另外一些显赫的家族人物。这次会面将唐国安和唐绍仪的关系拉近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唐国安被迫在南方躲避。在妻子家人的帮助下，他在香港商业界找到了工作。1901年前后，他帮助刚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弗莱彻·布洛克曼（Fletcher Brockman）建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董事会主席。

青年会创办早期，资金匮乏，资源短缺。在一次董事会上，唐国安对布洛克曼说：“你总是在强调信心，但我们是商人，考虑的是欠债还钱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将信心变成金钱，问题就解决了。”根据后来的记载，布洛克曼与大家一同努力，使经费问题得到解决。当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布洛克曼向大家报告，凭着信心得到的每一美元，已经可以兑换成两元港币了。从那以后，董事会的成员们的信仰更加坚定。这件事情也影响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成员，大家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这种经历让唐国安受益匪浅。多年后，当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和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的管理层任职的时候，还在运用这种信心的原则。活跃在上海改革派中

1903至1907年，唐国安住在上海，担任粤汉铁路局的财物总监，然后又回到京奉铁路局。他还担任当时在上海发展很快的国内志愿者协会的领导职责。此外，他还在上海青年会担任财物和管委会成员，并且从事写作和文字编辑工作。1907年春天，他在第五届全国青年会的大会中发言，并当选为管委会的成员。唐国安并不擅长体育，但是很热衷于青年会的体育运动。一位学生回忆说：“尽管唐国安不是运动员，却不辞劳苦、甘心乐意地向年轻人讲解体育运动，并向他们示范如何跑、跳。”

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举国震惊，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于是，清政府制定了国旗和国歌，人们开始抵制洋货，作为对外国强化对华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立法禁止中国移民的一种报复。这种爱国热情唤起了人们对政治改革救中国的迫切盼望，以及对中国文化、民族和国家安危的担心。作为一种改革，科举考试体制被废除，新的教育体制和计划开始实施。1905年，清朝政府选派五位大臣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考察，计划九年之内在中国实现立宪。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

尽管唐国安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商人，主要义务是为各种国内民间机构募集资金，但事实上他也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演讲家，积极提倡道德和社会改革。唐国安在一系列开创性的活动中，与一位耶鲁大学的年轻毕业生颜惠庆联手合作。颜惠庆1900年回国，在圣约翰学院任教。两人的家族在上海都相当有影响力，唐家是在商业界，颜家是在文化界。唐国安的堂兄弟（唐绍仪）是怡和洋行的总经理；而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牧师）是圣约翰学院的第一任校长，卸任后留校担任教授达十年之久。

颜永京牧师富有独立的精神，深刻影响了这两位年轻人。作为最早的留学生之一，颜牧师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与他们真诚平等地相处，并深受尊敬。他劝勉宣教士们要更加谦卑，采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入中国社会。1894年，他前往英国，游说抵制鸦片贸易。他还在上海组织并出资建造公园，供那些无法进入英国租借地的中国平民百姓游玩。图2-1 1905年，唐国安在上海。

一些美国人和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当时中国都市社会的精英圈子，唐国安在他们当中相当活跃。他加入上海“天足会”，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担任耶鲁大学校友会城市分会的会长；成为美国大学俱乐部的优秀成员；在耶鲁大学毕业生李登辉（字腾飞）创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董事会成员，并为该机构创办的杂志撰写文章。1905年，李登辉在抗议美国立法限制中国劳工移民的活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并动员学生抵制美国货。后来，李登辉还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

唐国安为学生会期刊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外国的杂志和书籍广泛转载。他在这篇《致在国外受教育的中国人》的文章中，历数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劣迹，包括鸦片贸易、租界地等。在他看来，这些外国势力从清政府的赔偿中获得利润，并且压迫弱者，违背真理和正义的原则。当时许多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都只是为了表达愤怒，但唐国安的文章更为深刻，他指出欺压弱者是人罪性的表现。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停留在仇恨的思想中，因为这样对我们没有益处。相反，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完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唐国安在文章结尾激励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希望他们利用自身特有的经历，从更高的角度更好地认识整个形势，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903年，在外国和中国的青年会之间，举行了一系列的交流，其中包括辩论比赛。在一场辩论会中，唐国安和颜惠庆联手与西方队进行辩论。他们一开始就说明，在中国被迫存在的通商口岸，其实就是被西方势力控制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有害的事情。他们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应该将所有的主权归还中国。尽管这种说法对于西方人来讲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但是作为辩论会的裁判员，那位来自英国较有名气的律师，判决这两位中国人获胜。

1904年，唐国安、颜惠庆以及另外几个人，开始为青年会在全国发行的双语报纸撰写英文稿件。这些文章深受一些读者的喜爱，仅仅从题目来看，就能了解唐国安内心所持的一些观点，例如《中国的爱国者们为什么需要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快乐》、《中国基督徒应该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

这两位作者还参与了《南方报》英文专栏的写作，这个栏目在当时主要是为了用中国公众的观点来影响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通过这些努力，两人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有人评价说，他们这种发行外文报纸的做法，成为中国人捍卫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最早的方法。但是这份报纸在1906至1907年间很快就夭折了。这份只有一页的报纸，包括一篇简短的社论和几条新闻，在英文读者群中有相当的影响。一些外国报纸和书籍转载了这份报纸刊登的中国人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两位轮流撰写社论，但由于言论大胆，他们差点从租界中被驱逐出来。许多人开始担心唐国安的处境，但是他不畏权势、口诛笔伐，从而在外国人中赢得了更大的名望和更多的尊敬。有人这样评价说：“他们两人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公正的看法……唐国安以正直的心灵，渴望社会的公义，公开谴责不公义的事情，毫不畏惧。”

从唐国安所写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出，他认为道德的改革才是中国未来的关键。在为青年会的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后来被外国媒体转载），他写道：当前中国的道德堕落，并不是因为教育、文化、军事方面的思想落后，也不是因为制造业不发达，而是因为在中国个人和民族的品性中，缺乏道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必须重新启动，只有这种力量渗透到民族和个人的品性当中，国家的稳定和美好才能得到保障。基督教团体

1905年，唐国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些短文反映了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如何赋予他强烈的道德和社会正义感。

1905年初，唐国安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这份主流的宣教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清楚地指出中国教会领袖们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看出，这是让他内心牵挂的事情。他与中国的一些教会领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满怀崇敬。例如，上海、广东和香港的一些主要牧师，为中国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包括慈善工作、禁止缠足、抵制鸦片等，令唐国安敬佩不已。其中，唐国安特别提到颜永京牧师，视其为自己的榜样和导师。他列举了颜牧师的三大品格：信仰坚定、自我牺牲、绝不畏惧。

唐国安强调指出中国教会领袖们所面对的一些严重挑战：第一、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中国牧师缺乏自信，行事低调；第二、中国教会领袖和同工之间相互嫉妒，彼此伤害；第三、中国教会领袖与外国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糟糕，因为中国牧师就像仆人或下等人一样被对待，无法和外国同事保持平等的关系。根据唐国安的观察，中国教会同工的薪水微薄，晋升缓慢，在供养家庭方面总是面临严重的困难。

1905年，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教会评论》（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杂志的最后五期中，唐国安更加全面地说明了宣教在中国所面临的障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们看到，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态度。他是从宣教士的角度来写这些文章的，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激励人们并带来改变，从而促进在中国建立上帝的国度。

唐国安认可了宣教士取得的成绩，对大多数宣教士表达了自己高度的敬意，然后谈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他首先列举了那些妨碍福音在华传播的外在因素，包括孔孟文化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精英的敌对情绪，人民的贫穷和无知，本地基督徒低层次的社会地位，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落后，以及政府对改革进程的阻碍。他认为这些因素都是宣教士们所无法控制的。

其次，唐国安还列举了宣教团体的内部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能够并且也是必须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

1．基督教宣教中的政教不分。唐国安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因为中国与外国存在着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因此导致清朝政府和国民认为西方人传播基督教是有政治意图的。和古罗马一样，清政府也对那些不愿意受王法约束的组织怀有敌意。唐国安甚至指责某些宣教士鼓励归向基督的中国人不重视甚至不服从中国官员。

2．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宣教士普遍缺乏包容。唐国安敦促宣教士们保持耐心和容忍，特别是在对待敬拜祖先这样的问题上。“宣教士的职责不是传播一种固有的神学模式、教义观、敬拜的方式、教会管理模式和习惯，而是应该传播耶稣的福音，培养人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及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3．那些所谓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不良表现。唐国安认为，西方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长期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的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在京驻扎外国军队，这些都会让基督教蒙受羞辱。他强调：“鸦片贸易是最为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公义的原则，让吸食鸦片成为中国一些省份中的普遍现象。人们会告诉你，‘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停止鸦片贸易，对于英国来说不过是损失几百万英镑而已，但是因为这一点钱，就让几千万中华儿女拒绝基督教，失去今生的快乐平安和将来的永生，孰重孰轻还不清楚吗？”

4．宣教机构的失误。唐国安凭借自己的信仰以及在基督教团体中的经验，批评宣教士抱有宗派观念、用人不适当、低水平的教育、对宣教士粗糙的培训，以及基督教出版物的质量低下。他盼望能够出现代表高水平汉语文学的中文《圣经》译本。

在文章的最后，唐国安呼吁宣教士主动放弃条约国的优势，在各省地方官员的行政管辖体制下，发展基督教的事业。这样就可以将宣教与政治分开，仅仅代表非官方的意图。

此外，他还敦促他们，要多建基督教学校，特别是女子学校；更大范围地发行高层次的基督教出版物；加大力度培训年轻的中国基督徒领袖、牧师、教师和作家。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未来的十年里，能够看到更伟大的进展，让人们知道，光是无法被遮挡的。“新中国”恢复主权运动

1907年，唐国安的事业有了重大的转机，他进入了清朝政府的外交部门，担任外务部司员，兼管京奉铁路。这一次，他有幸与几位当年与他同期赴美的留学生一同工作，致力于他们的改革目标——使中国恢复完整的主权，终止外国势力在华的霸权。外务部是在1901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清政府应西方国家的要求而成立的。在清政府的最后十年里，由袁世凯负责外务部的各项事务。1907至1909年期间，袁世凯任外交大臣，后来又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当时，袁世凯想恢复对西藏和蒙古的主权，抵挡日本在满洲的势力。对于防止中国被进一步瓜分，这一点迫在眉睫。他看上了留学生们的知识、技能以及与洋人的关系，于是就广泛招募在西方和日本留过学的精英分子，试图通过比较巧妙和有效的方式来对抗外国势力的入侵。袁世凯在管理方面事必躬亲，与智囊们密切联系、商讨事宜，赢得了他们的尊敬。

唐绍仪是唐国安的堂兄，非常具有政治头脑，他长期担任袁世凯的助理。他帮助袁世凯招募了那些受过外国教育、有现代社会经验的中国人，包括唐国安、梁敦彦和颜惠庆，梁和颜后来都担任过外交大臣。不久，这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交官在国外就开始享有盛誉，他们的态度与行事方法与朝廷里的那些昏庸、腐朽的官僚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务部还借助外交手段，对内减少官僚的束缚，对外有效抵制那些试图占领中国领土和控制中国主要企业的外国势力。当时，中国新兴的煤矿和铁路常常是列强觊觎的目标。

最初，唐国安在担任袁世凯及清朝皇子们的翻译和秘书的同时，协助监督连接北京和奉天（今沈阳）的京奉铁路。此外，唐国安还担任袁世凯家人的英语教师，以补助他的薪水。微薄的工资和清朝官员服饰的高档要求，让唐国安感到为难，同时他还要忍受那种令人压抑的官僚作风和等级制度。

1908年，唐国安在袁世凯的第一次外交会晤中担任翻译，《纽约时报》的记者认出了他。在这篇报道中，这位记者写到：“上一次我见到唐先生的时候，他身着欧式服装，担任中国《南方报》的编辑……我问他为什么这次的着装竟然如此不同，他笑着说，‘你知道，北京和上海不同，这里更趋于保守。’”

袁世凯的新外交策略是“以夷制夷”，试图通过获得美国的支持，对抗欧洲、俄国和日本，因为美国看起来更愿意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要大力推动中美联盟，联合对抗其他发达国家，制止外国势力瓜分中国。他声称美国是大清国真正的朋友；称赞他身边那些留学美国的人要比留学欧洲和日本的更加出色；强调眼下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并不是要敌对外国人；同时，还表达了对美国制度的敬慕，对即将离任的罗斯福总统和曾经访问中国的新一届总统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高度敬意。袁世凯说，塔夫脱先生在上海的讲话充分展示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对华的友好态度，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采访的最后，袁世凯邀请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中国，欢迎他们近期正式访华。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知道，许多外国军队都曾经以友好或者不友好的方式‘访问’过中国，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友好国家的舰队考虑过我们的这种诚意……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访问将是我们国家外交领域的一个转折点。”同年，美国舰队抵达厦门，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唐国安则成为清政府接待团的翻译和顾问。

不久，唐国安开始忙于袁世凯和唐绍仪的两项工作：第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联合，加强国际性合作，制止鸦片贸易；第二，重新共同启动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的项目，这与当年幼童留美已有近三十年之隔。这两项事情，其实进一步实现了容闳先生当年的目标。1909：突破性的一年

1909年2月，唐国安作为中方代表和发言人，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大会”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和签署国的资格参加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国安用标准的英语，详细报告了清政府在禁止鸦片的销售和使用方面所做的努力，让与会的各国代表感到压力，认为在他们所控制的通商口岸中，确实也需要实施这样的禁烟措施。在这份报告中，唐国安突出强调了鸦片给中国经济、社会和道德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沉重负担。

在会议进入尾声时，唐国安再次针对禁烟运动发表讲话，迫切希望得到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唐国安清楚、全面地说明了联合禁止鸦片的重要性：中国已经深受鸦片的毒害，因此会下定决心摆脱鸦片的毒害；与此同时，这次大会所宣扬的平等互惠、相互合作的原则，预示了中国从此进入“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相互友好和理解关系”的新时期。唐国安还代表中国政府，向一些在禁烟方面做出贡献的外国人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英国基督徒议员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先生，以及在中国宣教界的领衔人物，著名宣教机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及其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先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戴德生先生鼓动那些在印度和中国的宣教士游说英国议会，在英国皇家鸦片问题听证会面前作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抵制鸦片贸易、立法禁止鸦片使用的共识。这些宣教士和教会领袖还与清朝政府交流，建议通过一个十年计划，让英国和中国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海班明先生是“内地会”在伦敦的负责人，也是禁烟协会的管理层成员。他利用宣教机构的媒体，让英国社会感到羞愧，激发他们反对这种污染每位英国公民灵魂的罪恶贸易。1894年，海班明先生邀请上海的颜牧师前往英国，在52个城市中巡回演讲，见证鸦片对中国家庭的毁坏，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在皇家法庭上为此作证。宣教机构还不断使用统计数据和医疗宣教士们在中国的见证，来反驳当时一些认为鸦片可以作为药材、其副作用不会给人造成伤害的理论。

1909年，唐国安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大会中，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服各国的代表，让大家共同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性。他通过引用孔子和基督的道德原则，来提醒人们：高标准的社会公德能够改善政治和文化。他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促使大会决心立即采取措施，在租借地和外国势力范围内禁止鸦片，以配合中国政府的行动。唐国安坚定的原则和雄辩的口才赢得了高度尊敬，他的讲话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他的观点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获得了公众普遍的支持。这也使得英国政府能够趁机采取实质性的行动，限制鸦片贸易，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唐国安的演讲在20世纪初“打响了中国禁烟运动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告彻底禁除‘鸦片咒诅’的决心”。中国政府采取强大的行动并在1906至1909年期间进行外交努力，从而形成一场禁烟运动。这时，英国皇家法庭对鸦片的危害进行研究已经有十年了。两年后，当海班明即将离世的时候，传来了中英两国正式签署禁烟条约的好消息。

1909年万国禁烟会议之后，唐国安任职中国驻美国的留学办公室，负责由学部和外务部联合举办的中美两国政府支持的中国学生留学项目，从此将注意力转向了教育领域。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于清朝政府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之所以能够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要归功于在中国的宣教士。他们先是游说美国政府，反对巨额赔款，然后劝说政府返还美国所得的赔款。最后，美国政府退还了1100万美元。美国政府针对这一退款举动，公开说明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美国的信誉，同时也是为了支持中国的社会现代化项目，当然，这也让其他拿到赔款的国家感到了道义上的压力。

中美双方在1908年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1909年至1940年，也就是原定的庚子赔款分期支付期间，中国每年要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最初5年里，每年要派出100名留学生，之后数量可以略减。在1907至1908年这项协议达成的过程中，唐国安全面参与了其中的谈判和计划项目的制定，并与另外两位官员一起，负责挑选学生送往美国留学。1909年12月，他陪同第一批47位男学生前往美国，实现了他和中国教育使团创始人容闳先生的共同理想。这样，在27年之后，唐国安再次来到美国，回到那些熟悉的地方，看望年轻时的朋友们。

护送第一批学生到美国后，唐国安回国，官封五品。1910年，他又护送第二批留学生，并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安排学生住宿事宜。1911年1月，他在纽约市的1884届同学会上讲话，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同学会。据回忆，唐国安在聚会上“对往事记忆犹新，侃侃而谈，让大家感到很有趣……最令大家感到有意思的是，他说自己回国后，给人们唱耶鲁大学的班歌，听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他还向那些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同学，解释了中国的一些政治新动向。与会者对他美好的谈吐和微笑，印象相当深刻。鞠躬尽瘁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唐国安奔波忙碌于禁烟运动和建立一所大学这两项重要的工作。他参与建立了清华国立高中学堂，作为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1909年学堂开学，招收了468位学生。8月，唐国安成为学堂的校长助理，承担主要的管理责任。从他的家到学校，乘坐马车或者骑驴需要三个小时，途经圆明园的废墟。

在招收学生的标准和课程安排上，学堂的管理部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学部倾向于招收那些已经熟读四书五经的学生，而外务部的负责人梁敦彦坚决不同意。梁是唐国安的好朋友，也曾经是中国教育使团的留学生。他主要是担心按这种标准选拔的学生，可能又会成为那些早期留学日本的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政治和法律，回国后成为野心勃勃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一心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梁敦彦和他的同事倾向于派出成千上万的年轻男生，在国外接受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回到中国后能够发展经济并彻底改革中国。最后，双方达成折中的协议，招收那些汉语水平好的学生，接受现代科学教育课程，但是在数量上有所限制，因为高素质的学生还是很少的。尽管有这些分歧，早期的这些清华的负责人，仍然继续不断地建设这所学堂；清华的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效力。图2-2 1909年，唐国安（前排右一）和另外两位官员与第一批庚款中国留学生合影。

就在各部门为学堂的建立争吵不休的时候，唐国安还在美国和欧洲访问。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他作为鸦片贸易问题的中方代表参加了海牙禁烟会议，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探索和学习西方的办学经验。这次会议产生了第一个针对麻醉类物品贸易的国际法——《国际鸦片公约》。1911年，英国议会终于决定终止在世界范围内的鸦片贸易。不幸的是，这部经过四年艰苦努力而产生并实施的国际法，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止了四年。

1912年，唐国安回到北京，立刻投入处理清华学堂的危机。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清华已经关闭达半年之久。而且，清朝政府将本应该用于学校的部分庚子赔款挪用去镇压革命运动，校长也突然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委以其他重任。但是，唐国安决定不参与新政府的工作，准备重新运作这所学堂，并改名为清华学校。1912年5月，清华学校重新恢复教学活动。这时候，清华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并在外务部的监管下与美国大使馆密切合作。唐国安成为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在清华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周诒春当时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后来继任校长），唐国安的侄子唐孟伦分管行政工作，他们也对清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清华学校是非宗教性大学，在课程中以科学和技术知识为主，唐国安却为学生设立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学校的教职员工大部分是基督徒，也都强调自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人真正才能的开端。此外，他们还模仿耶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美国大学的模式，让清华的校园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学校里设有演讲和辩论俱乐部、学生报纸、暑假福音营和校园圣经学习班。在北京青年会的各个分支中，清华学校的学生占了一半之多，因此成为北京青年会中最大也是最活跃的群体。1912年12月，唐国安作为管理委员会成员，在青年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发言，并与年轻的代表们亲切交谈。1913年春天，五位清华学校的学生入选国家队，参加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一届东方奥运会，也就是后来的亚洲运动会。

1912年底到1913年初，唐国安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招募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从事清华的工作，在学校的教学、组织、资金募集和校园扩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的心脏病持续恶化，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日子不多了。最后，他辞去了院长的职务，推荐副院长周诒春先生作为接替人选。1913年8月22日，他因心脏病去世。对后人的影响

唐国安没有看到自己辛勤工作的最后成果。他制定了校园建设计划，副院长周诒春负责实施，他们共同为清华成为中国的世界级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国安因为有着开放的头脑和胸怀，拒绝官僚作风，备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清华的第一批毕业生、著名的教育家陈和勤先生回忆说：“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对人真诚，工作热情，将学生视为兄弟，同事视为朋友……他的离世，让我们感到悲伤，就像失去了一位慈父。”

一位曾经在1909年被唐国安护送赴美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唐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不仅赢得了同胞们的尊敬，也赢得了那些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尊敬……作为一位合作伙伴，他总是与人意气相投。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会对他那快乐的待人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与朋友们随意交谈，却保持高贵的气质……他无私地工作，吸引了一大批敬慕他的人与他一同工作。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公民。”

唐国安在清华校史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的唐氏家族成员忠实地服务着清华，唐家享有“四代清华家族”的盛誉。第一代是唐国安的侄子唐孟伦，于1909年加入清华。第二代是唐孟伦的侄子唐贯方，于1921年被介绍到清华，在图书馆工作。第三代有两位成员加入了清华：唐贯方的女儿唐绍珍，1947年后在图书馆工作；儿子唐绍明，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8年，后来又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6年，还从事过对唐国安的研究。第四代是唐绍珍的儿媳妇王琦频，至今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

唐国安对国家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他与那些曾留学海外的仁人志士们一起，活跃在晚清才兴起的各种职业中，为后来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在道德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这种对中国进行改革的意识和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持续传递，因此在动荡的政治漩涡下面，竟然也形成了进步的潮流。出于对上帝、家庭和祖国的热爱，唐国安对中国铁路和海运事业的发展、鸦片贸易活动的终止、主权的恢复以及现代教育的建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国安去世的时候，年仅55岁。对于那些很早就认识并敬慕他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消息。邝富灼是唐国安的一位广东同乡，曾任上海青年会会长，他回忆十年前唐先生是如何想尽办法帮助他：在唐国安前往北京任职的前一天，两人一直谈到深夜；1909年，唐国安回到上海，在万国禁烟大会上发言，他当时也在场。他说：“唐先生是一位行为高尚、富有学术成就的基督徒。他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中工作过，致力于改革社会；他为人稳健温良，为了实现变革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在国家处境艰难的时候做出了许多努力。他的去世是这个国家的巨大损失。”

鸣谢感谢下列这些人的帮助：毕乐思的想法和她收集的关于唐国安先生的资料；唐绍明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给予的建议；Dana B．Young和Edward Rhoads关于中国教育使团的研究资料；香港C．W.（Zhiwei）Cheung收集的关于唐国安和青年会的中文资料；Shi Tianjun的助理研究和技术支持。还有几位档案管理员帮助我查找稀有的资料，他们是：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Martha Lund Smalley，耶鲁大学保存手稿和档案的管理员Tao Yang，国会图书馆的Cheryl Adams，以及菲利普艾斯特中学的Edouard Des Rocher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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