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丛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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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族试读：
前言
开宗明义地对写作立意作个扼要交待，但愿对多数读者来说不是蛇足。
既以《曾国藩家族》命名，自然表示是以曾国藩为中心来写由他联系的家族群体的。曾国藩，是稍有近代历史常识的人便不会生疏的人物，而近些年来形成的一股所谓“曾国藩热”，当使更多的人对这个晚清重臣耳熟能详。的确，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领域到社会谈助，关于曾国藩的话题都多且杂了不少，过去一些年里由一顶“汉奸刽子手”的帽子便“封杀”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定局早已打破。在这正常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也不无新的简单化倾向及苗头的显露，譬如说似乎有股非把“曾文正公”拉到“天地之完人”境界不可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笔者愚陋，在这里不拟全面寻究个中原因，只想妄谈一点方法论方面的偏弊：惯常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胶着于“评价”上绞脑汁、求“创见”，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原定典型反面人物，在评价上似有着“翻案出新”的更大余地，于是就更易于诱致评价上跳跃极端的现象发生。
诚然，“评价”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要项之一，但决非唯一，甚至不应是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梁任公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当年他写《李鸿章传》，别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理由就是：“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显然，他写《李鸿章传》，主旨不在于仅仅给其人做个“政治鉴定”，而是有鉴于其人在中国“近世史”上至关紧要。写其人，可为知其世提供一条引线；另一方面，又是把其人放在中国近世历史当中来显示。对于在中国“近世史”上的“紧要”性来说，曾国藩自然应属与李鸿章同类同级的“第一流”者，我们何不可以也像梁任公那样想想，如是，给其人戴顶什么颜色的帽子也许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些，而实现知其人与论其世的双向贯通自然会彰显出更大的意义。拙著就贯穿进了这样一种认识原则。当然，并不意味着因此书内容就与“评价”绝缘。“评价”是对历史人物认识中离不开也不应回避的，只是需要排除它的唯一性和防止简单化、庸俗化而已。但具体写来，兴之所至，情之所激，不能自抑，流诸笔端，臧否月旦，或有不当，此亦笔者非敢辞其咎者。
曾国藩尽管是本书所写的中心人物，但又不是唯一人物。因为总体上是要写他的家族。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即使写曾国藩，也不能和单纯写他的个人传记一样，而要特别注重着眼他与家族的联系，把他作为这个家族的枢纽来写；另一方面，除了写曾国藩之外，还要兼写其家族别的成员，而写他们，同样也需要着眼家族群体的联系。并且，这种群体联系体现为活动的有机整体，决不等于个体履历的机械拼合。这样写其一个家族，较写其中任何一个单体成员，自然不但在所涉时间、空间上都有了更大的展拓，而且也有了立体地增加其内容涵量的更大余地，并限定了特别的方位角度。
关于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重要性，清末某大臣在奏议中曾这样强调：“上征国史，下察民情，皆莫不以家族团体为国家之根本。”（《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五册，总第5974页）此决非妄语。显然，这比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分量更重许多。何况，当年曾国藩家族又是直接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晚期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就更有了下述典型意义：既可由该家族的历程作为探看那个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又可凭那个时代的脉象变化来体察该家族的兴衰之谜。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山乡农家，是由于他的登科入仕，特别是因镇压了太平天国而成了晚清“中兴名臣”之魁，他的家族也随之显赫起来。并且，从业缘上，曾国藩对他的家族成员也有直接、间接的牵引作用。譬如，由于他的为帅统兵，弟弟们也多为将从戎；他倡导洋务，儿子及更后辈的人们则多在学事、官守上与此有关。当然，别说是曾国藩在同治末年就撒手尘寰，即使他下世再晚，不论是对于一度“中兴”的清王朝，还是他新兴的官宦家族的最终没落，也都无力回天。况且，不管是曾国藩本人还是他家族的其他有关成员，虽然从根本上说与清王朝是一种藤瓜相连的关系，但他们与清廷之间，他们在那个王朝的官场宦海，又不只是一种惟协惟和的情状，相疑相忌、明争暗斗也是经常性的，关系状况非常复杂微妙。而无论如何，既然曾国藩家族与国政王事、宦海谲波紧相牵系，那么，写这个家族，就离不开写其成员的军政活动、官场情态。
另一方面，既然写其家族，自又离不开写其“家事”。血缘亲情，天伦悲欢，养老育幼，家教家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既有一般人家的通则共性，也有他这个家族的特异之处。而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其家门耕读与仕宦“杂交”的一种色调特征。曾由父亲曾麟书拟稿、儿子曾国藩书写有这样一副联语：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如果说，这对于本有科举入仕之志而未得竟，最终只考得个秀才在乡教书兼务农的曾麟书来说，不免隐含着无可奈何地聊以自慰的几分矫情，那么，对于走通科举入仕之路有了官守的曾国藩来说，也许能表达他力求保持家门耕读本色的更多实意。他力督子弟读书，为求科举入仕但又不全然为之，甚至更着重于使他们能晓事明理，兼为家门营造一种书香氛围；他倡持农耕之道，当然有守园固本之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力求保持勤苦节俭的家族先风，防止仕宦之家骄奢淫逸痼习的浸染。于此，他也的确能够身体力行，垂范子弟。虽说子弟后辈未必能够全然遵奉，或有悖离，但总的看来，之于曾国藩家族，所谓“半读半耕”与仕宦之家的双重习气，的确又是相熏相染的。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曾国藩的家庭、家族的行为活动和精神习尚的全面内容来说，戏作这样一副“联语”来概括也许合适：
家事、国事、天下事，藤缠树，树裹藤，胶着一体，割不断瓜葛；
农门、士门、官宦门，水混乳，乳杂水，融合同器，分不开彼此。
进一步推究，可以说这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修、齐、治、平法则在该家族身上的具体体现，便是“内圣”与“外王”境界的有机连通结合。其基础环节和内在肯綮是在“修身”。曾国藩便是特别注重修身养性并且于此有着艰苦探索经历的典型人物，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活动非常复杂，精神世界颇显微妙。这种无形的内在的东西比有形的外在的表现所处层面隐深得多，笔者对此也注意着力发掘，以能寻根溯源。
这样看来，本书包罗的内容真可谓多料的“什锦”、“杂拌”了。具体成分虽然复杂，若作大类归纳，或可相对地分成“人文性”和“社会性”两者，大致可与“内圣”和“外王”的内容范畴相对应，前者侧重于“人”的本身，后者则侧重在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属性为其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相对地剥离出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性”本体的内容。笔者于本书的写作中，在决不忽略其“社会性”内容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发掘其“人文性”蕴涵，意在借此更能添些新意，不知能如愿否。
至于形式上，为了避免平铺直叙、拘泥呆板的弊病，同时也为了更利于在丰富的素材中选择典型而精致者，本书采取了有一定跳跃性地择取剖面、分篇连缀式的写法，同时又注意内容整体上的照应、连贯，力求使之“形散”而“神聚”，灵活而不紊乱，有相对集中和独立的多个场面而又不失其完整的组合性。这就需要借鉴运用某些文学技法来表述史学内容，姑为尝试。
敬请读者诸君帮助审察拙作总体立意上是否可取，并对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不妥之处予以教正，不胜感谢！作者谨识
1.大星陨金陵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千年古都，历尽风雨。
到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乍暖还寒的季节，金陵（今南京）结束作为太平天国都城（称天京）的历史不过七年半的时光，饱经战火摧残的凋敝凄凉还留着醒目的痕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承平”时的故址刚刚重修起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却屋宇严整，气象一新，显示着“平乱致治”后皇朝“南洋”最高官衙的威严肃穆。
然而，在这总督衙门的深处，并没有多少乔迁新署的欢怡，相反，倒是笼罩着一派哀愁沉闷的气氛。因为这里的主人久病缠身，每况愈下，已经预感到不会久于人世，连日来，不断发些悲生忧死的感慨，做些关于后事的铺排。身边的家人、僚属尽管不免总是说些宽慰的话语，但眼见他病症日重、神明日衰的样子，知道无力回天，心头自然压着沉重的悲苦。
或许，他实在不需要通常的祝愿式宽慰，因为他对人生已有太多的感悟；或许，他也同样需要常人所需的宽慰，因为他也是血肉之躯，有着珍惜生命的本能；或许，他更渴望在他身上出现妙手回春的奇迹，因为他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重要事情有待了结。然而，病痛折磨下做事力不从心的“苟活”状态，对他来说似乎真的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给予他的只是莫大的伤感：
……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这是其人临终前三四天日记中的言词。他一生有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去世的当日。这天一早，他起床后记下这样寥寥三十余字：“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显然是上引前几天日记中悲叹的重发，可见当时他牢不可破的心结所在。
莫非，他的生命真的成了一支摇曳不定的风中残烛，说不定在哪会儿就要一下子永远地熄灭？一个曾力挽狂澜，支撑起晚清“中兴”大厦的栋梁人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面前也竟是如此软弱无力。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二月四日（3月12日）午后，他强支病体，由儿子陪伴，扈从跟随，到署内的西花园散步，忽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腿脚麻木得再也不听使唤，顿时无法走路。从者赶忙呼人搬来坐椅，把他扶掖上去，抬回屋内。家人环集跟前，他已不能说话，只是在椅子上静静地倚坐着，也许，并没有显出什么痛苦，而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仿佛只是过度劳累后的酣甜小憩。就这样到戌刻（晚七点至九点间）时分，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正好是他父亲去世的忌日。据说，几天前他曾预言，自己也会在这一天撒手尘寰。
又传，就是在他去世的这个夜晚，城内有不少人忽见督署方向火光映天，想是失火，赶来救火而又无火可寻。更有许多人看见一颗晶亮的大星陨落城中。
这种有意无意的附会渲染给此人之死平添了几分神秘。但这也正好说明当时世人对他的看重——他竟有惊天动地的非凡。
的确，他堪称一代雄才，三朝（道光、咸丰、同治）重臣！
他的死，震动了金陵，震动了大江南北，也震动了千里之外的京都。清廷为之辍朝三日，并特颁上谕：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按：指道光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成丰三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迭著勋劳。文宗显皇帝（按：指咸丰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按：同治帝自称）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勇毅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
此谕中，盖棺论定地评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为臣履历和军政功勋，给予了很高规格的封赐。特别是谥号“文正”，在有清一代也只有寥寥数人，这与他生前的破格封侯，同为汉臣所获的最高荣誉。接着，又相继御赐数道祭文，并颁御制碑文。真可谓“哀荣式备”，“恩眷优隆”。
与此相呼应，铺天盖地的挽联、祭词，包围了这位“曾文正公”。从亲眷到乡人，从同僚到下属，从文友到门生，都不惜呕心沥血献上自己的“呜呼”辞章，俨若进行一场志哀文体的创作大赛。几多发自肺腑的哀思？几多形诸笔端的谀颂？
只有大江东去依旧，逝者如斯夫。
只有钟山峻姿不改，冷眼看世情。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曾国藩也不过是早为历史长河荡去的一朵浪花，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一个家族的兴衰显隐。
2.巨蟒惊梦
曾国藩享年六十有二。当时通行以虚龄计岁（以下述及岁数，凡未特别注明周岁者，皆为虚岁），也就是说，从他金陵病殁之年向上推六十一个春秋，是他的生年。那是嘉庆十六年（1811）。
这年初冬时节的十月十一日（11月26日），像往常一样，年近古稀的竟希老人吃罢晚饭，就在晚辈们的伺候下上床睡下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看见一条巨蟒自空而降，先是在宅堂左右旋绕，继而又进入内庭蹲踞良久。竟希老人大惊，醒来方知是南柯一梦。正在余悸未消地琢磨是吉是凶的当儿，家人前来报喜，说是孙媳生了个男婴。竟希老人闻听备感欣幸，忙把儿孙召到床前，告诉方才之梦，预言说：“此乃祥兆，这个孩子将来必能使我曾氏门闾发达，一定要好生看顾！”
这个婴儿便是曾国藩。当然，国藩是后来的名字，他的乳名叫宽一。
像这种梦兆生贵子的事情，翻检旧日的史籍、传记，可谓连篇累牍，屡见不鲜。当属三成附会，七成杜撰。曾门的这则轶事杜撰倒未必，但附会自然难脱。不过，与其疑是日后的有意渲染，不如说是这一家门当时最大希冀的幻化。
这个曾氏家族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鲁国的曾参。是他发明了“吾日三省吾身”这千古不朽的格言，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相传也是由他述作。其人是孔子的学生，被后世尊为“宗圣”，享配祀“至圣先师”之荣。这是一块很荣耀和漂亮的招牌，湘乡大界的曾氏当然要利用，其族谱全称《武城曾氏衍湘乡大界房族谱》，武城，便是当年曾参的故乡（今属山东费县）。
这倒也不是夤缘高攀，胡乱认祖。枝枝蔓蔓由流溯源，真的可以一清二楚地连及。那复杂得让人看了头痛的派系房系传衍图谱也就略而不说了吧，但要知道湘乡大界房始祖是生于明朝万历年间、卒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曾孟学，是他在此地“卜居定业”。其曾孙曾应贞（字元吉）便是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是曾应贞的孙辈。曾竟希生有五子，第三子曾玉屏（字星冈）就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生有三子，其长子曾麟书（字竹亭，派名毓济）即曾国藩的父亲。
到曾国藩出生前后，他们这个小家族只能说是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的乡间小土财主。靠勤劳经营虽说已积累有百十来亩的地产，在十坪八村算得上比较富裕的门户，后生们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条件，但多少辈子还是没出个登科入仕、获得功名的人物。这岂不让曾参的这支传人汗颜？
正是预寄着家人们对一个男婴日后蟾宫折桂、光宗耀祖的厚望，小宽一呱呱降落人间。这个时候，迷信预兆的老人们一个巧合的怪梦，或是其眼中一种“奇特”的现象，都极容易被有意无意地赋予神秘的解释。巨蟒惊梦之事恐怕就是如此。
据说，小宽一初生之时的样子，竟让其生母江氏对可能应合曾祖的梦释大为怀疑。想象中的贵相总该是眉目俊俏、发育饱满的样子吧，可端详怀中的乳儿，却是双眼紧锁、尖嘴猴腮，哪有一点儿富贵之相？不过，丈夫的解释让她又转觉宽慰：“不可如此看相，没听说孔夫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四周突起，很像尼丘山的形状，要不怎么取名‘丘’呢？生时一副丑怪模样的他，不是成了千古宗仰的至圣先师？”
祖父曾玉屏，更是为得孙儿喜不自禁。据说，平日并不怎么迷信的他，为长媳的生男生女，事先曾请算命先生占卜，结果说是要得女孩。他急得求神许愿，祈求生个男婴。长媳临产那晚，夫人去接生，他在自己屋里守候不睡，还几次跑进祖堂添油剔灯，焚香祷告，乞求祖宗保佑快降男喜。接完生夫人回屋，他急不可奈地问是男是女，平时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粗气也不敢喘的夫人，打心眼里高兴，此番竟斗胆要成心逗一下丈夫，故意装出失望的样子告是“千金”，曾玉屏一听顿时懊丧之极，呆愣愣地俨然木雕泥塑。正好这当儿曾麟书兴冲冲进来报是男婴，老头子一听顿觉喜从天降，当下就铺排要大筵宾客。
竟希老人没有等到好梦成真的那一天，在曾国藩六岁那年他以七十有四的寿数下世。有记载说，曾国藩“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竟希公走了，但他留下的吉梦之释却一直撩拨着这个家庭成员的希冀之心，也在曾国藩身上衍生出诸多神秘的话题。譬如有说，曾家宅后有株古树，为藤所缠，已经枯槁。而自曾国藩出生后，树藤滋荣，日益茂盛，枝叶苍翠，垂阴竟至一亩，为世所罕见。尤奇者是藤茎的形状，矫若虬龙，“鳞片”层层——这便因为曾国藩是巨蟒投胎，以此灵物相应。故而曾国藩一生当中，顺遂得志之时，此藤便繁茂勃发，而其困厄失意之时，此藤便萎衰不盛。
更有意思的是，连曾国藩的癣疾也被看做曾国藩是巨蟒投胎的根据。曾国藩后半生为顽固的癣疾所折磨，诊过百家医，问过千种药，全然无济于事。发起痒来，抓挠得落“鳞”纷纷。这显然是典型的牛皮癣症状，长在曾国藩身上却成了如此“贵疾”。看来，所谓的“名人效应”当年就登峰造极。这不免使人想起一句俚语——贵人头顶上的秃疮也是香花儿。这倒不要冤枉了曾国藩本人，想必他自己决不会欣赏和留恋这种“贵疾”的。难道他可能一边挠着“鳞体”，一边陶醉地默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痒’其体肤”吗？
话说回来，这种附会之所以流传开来，是因为曾国藩日后的造化使他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是个大有“造化”的人物。
3.龙门回首
曾国藩的“造化”之途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轨上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神使鬼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
无论如何，跳过“春闱”龙门这一步，是他“造化”之途上的至为关键一阶，因为由此他取得了正途入仕的合法入场券。
这个时候，是道光十八年（1838）桃红柳绿的时节。曾国藩二十有八，方近而立之年。
此番闱事，曾国藩也并非觉得是一路春风得意，而可谓一波三折。会试他以第三十八名考中。榜上有名他自然感到欣幸，但这个名次又使他颇不满意。本憋足劲儿在殿试中奋起直追，不承想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别说是状元、榜眼、探花（一甲第一、二、三名）了，连二甲也没有进入。按通常的惯例，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好生羞愧，中进士的高兴劲儿全然没有了，甚至连还要进行的朝考都不想参加了，当天就买了车子打算离京返乡。师友们轮番劝慰，曾国藩才打消了放弃朝考的念头，按时参加了考试。
这次运气颇佳，先是得了一个一等第三名，而道光皇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顺性命之理论》，颇为赞赏，挥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的名字自然在皇帝的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大为庆幸之余，曾国藩一定会想到，人生之事真不啻浮云苍狗，变幻莫测，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此时此刻，回首寒窗苦读的年年月月，追忆科场拼搏的场场幕幕，一步步，一程程，是何等的不易！
曾祖父死后，祖父曾玉屏成为一家中的至尊之长。他幼时本来是有条件读书的，但却无志于此，早早就放弃了学业，常跟一帮无赖混在一起，游惰放荡，不务正业。后来在乡邻长者的督劝下，才翻然省悟，决心改过。可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简直是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但只不过是转到了勤苦持家方面，并未能读书成材。看起来粗犷能干而又脾气暴躁的此老，心里却压着一桩莫大的憾事，那就是，悔不该当初游闲废学，以致没有一点功名的资本，打内心感到比那些“科班”出身的士绅矮下半截，于是，便把补偿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曾麟书身上。
曾麟书深知父亲的苦心，也确实卖力苦读，但才不从心，一连十六次童试都榜上无名，直到四十三岁那年的第十七次考试，才算中了个秀才，这便是他一生的尽头功名了。平时，曾麟书对自己的才情也有自知之明，遂把蟾宫折桂、光宗耀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儿辈身上，作为长子的曾国藩，自然成为父亲发愤教读的第一个对象。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资分远远高于他的父亲。在父亲执教的家塾中，他读四书五经，也读《史记》、《文选》等书，悟性颇高，十三四岁，已经是乡里小有名声的才童了。后来他娶衡阳欧阳氏女为妻，这门亲事便是因欧阳家欣赏这个小才子而早早许配的。欧阳凝祉（号沧溟）为乡绅和馆师，与曾麟书友善，常来曾氏家塾。一次，看了曾国藩所作试艺，大为称赏。曾麟书得意地请欧阳命题试诗，曾国藩即席出赋，欧阳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后来，曾国藩又曾投师于欧阳门下，欧阳凝祉对其资分更加了解，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这年，曾国藩十四岁。
不过，曾国藩初入闱场也未能旗开得胜。就在他订婚这年，首次赴省城长沙参加府试即未过关。回来后继续从父苦读两年，再次参加府试通过，但在院试中又受挫，仍然未能取得秀才资格。道光十二年（1832），他与父亲一道参加院试，父亲考取，他则备取，以佾生注册，终还没有跨过院试这道门槛儿。第二年，他重又提篮入闱，这才报捷，成为家中第二个秀才。
算来，从首次参加县试，到最后通过院试，得到秀才这一低级功名，历时九载，应考七次，颇费周折，饱尝了科场挣扎的艰辛，但他咬牙立志，坚持拼搏。为此，他改号“涤生”自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此间，他也曾走出家塾，先后到衡阳唐氏塾堂和本县城的涟滨书院求学。不过，若是比起他父亲考取秀才的历程来，还算是顺利多了。就在考取秀才的这年腊月，二十三岁的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
曾国藩没有留恋新婚生活，结婚几个月后，便离家到省城的岳麓书院继续深造。这里是湖南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前临湘江水，背倚岳麓山，古树掩映，幽径回绕，花香汇书香，松涛伴书声，多好的读书处所！
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为著名的湘籍学者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他为嘉庆进士，做过御史，后为侍候母亲告归家乡，受聘主讲岳麓书院二十多年，号称弟子三千，颇富学名。
地灵人杰，曾国藩置身此高士荟萃之地，心境豁然，学业上也如鱼得水，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平时吟诗作文也深得师友称赏。对在岳麓书院的学习生活，曾国藩感到无比惬意，日后回味起来，依旧觉得兴味盎然，曾借弟辈也在此学习的由头而有诗曰：
岳麓东环湘水回，
长沙风物信佳哉。
妙高峰下携谁步，
爱晚亭边醉几回。
夏后功名余片石，
汉王钟鼓拨寒灰。
知君此日沉吟地，
是我当年眺览来。
进入岳麓书院的当年，曾国藩即秋闱报捷，中了举人。他意在一鼓作气，乘胜进取，冬间便首途入京，准备参加来年春天的会试。不意届时受挫，他便在京师住下来，精研经史，治古文词。及至道光十六年（1836）恩科会试，又不获中，只好南返。
因为久寓京师，花销颇多，经济上十分窘困，只好举贷。同邑的易作梅当时正在江苏睢宁任知县，曾国藩归途中特去拜访，求借得百金。路过金陵时，六朝金粉地，秦淮两岸灯，曾国藩毫不留意，只是在书坊书市间流连忘返。为购买一套二十三史，他拿出了剩余的全部盘费，数来数去，还是不够，便以携带的衣裘顶补，将书买下。一路上节衣缩食，随舱而卧。
回到家中，向父亲告明情况，父亲且喜且诫地对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惜为你弥缝，只希望你悉心研读，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闻而悚息，从此足不出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深夜才上床休息。这样发愤苦读了一年，不但学业上大有长进。而且养成了按部就班、持之以恒的读书习惯，培养了他对历史和古文的更深挚的爱好，也为再一次应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对于道光十八年（1838）春闱榜上有名，曾国藩似乎早在意料之中，说不定还抱名列前茅的决心呢。要不，何至于对会试和殿试的名次那样不满和遗憾？
曾国藩得中进士，惊动了乡邑，家人自然更是高兴万分。曾麟书觉得自己没有白费多年教督的苦心，此时六十有五的曾玉屏更是喜不自禁，逢人便夸耀自己有幸“见孙成龙”。是啊，这个好梦已在他心际萦绕不知多少年了！
4.格书与检身
曾国藩不但中了进士，而且因为朝考成绩优秀，得为翰林院庶吉士，继续修业深造，这属最高级别的学习历练。道光二十年（1840）春，他这一届的馆修生活结束，散馆（毕业）考试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授职翰林院检讨。这是秩从七品的小官职。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为时数年的翰苑任职生涯，这也是他正式步入仕途的开端。
翰苑虽属清居之地，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着朝廷文秘班子职能的，与最高统治层的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多，不失为官吏升迁的便捷之门。不过，这里的官员按制也要实行数年一次的大考，分别高下，决定升转降黜，因此翰林官们仍然要抓紧时间读书。而对于曾国藩来说，数年的翰苑职事生涯，不但成为他日后升迁奠基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更是他进行理学修习的关键时期。此间，有两位人物对曾国藩起了特别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一位是唐鉴。他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职，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此人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学宗程、朱，曾国藩久慕其名，这时同居京师，便拜谒求教“读书之法”和“检身之要”。唐鉴教导他说：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需要熟读、精读，不能作为浏览之书；治经则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其他各经即可触类旁通，如果遽求兼精，势必都一知半解，囫囵吞枣；至于要学习的内容，归纳起来无非三门，即义理、考据、文章，其中义理之学最为主要，考据、文章门类尚在其次，即使“经济”之学也包括在义理之内，只要能实实在在地致力于义理之学，其他就会一通百通，像“诗、文、词、曲”之类的小技，都不必专门用功，也不难掌握。当时，曾国藩刚刚买得一套《朱子全书》，便遵照唐鉴的教导，以之为精研的课程。
检身方面，唐鉴告诉曾国藩，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他特别向曾国藩推荐了一位在检身方面做得出色、值得效法的榜样，此人便是在曾国藩的理学修习中起了重要引导和示范作用的另一位，他的名字叫倭仁。
倭仁为蒙古正红旗人，本也是唐鉴的弟子，比曾国藩大七岁。因为唐鉴的推重，曾国藩就不只把倭仁当作学兄、朋友来看待，而且更以老师相事了。倭仁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有一套特别的功夫，每天从早到晚，一行一动，一思一念，临睡前都要认真反省一番，记下札记，检讨得淋漓尽致，而这又都靠对照义理的要求居静省察得来。曾国藩刻意效法，每天都记下自省的日记，并且时常呈唐鉴和倭仁批阅。
总之，“格书”和“检身”，构成此时曾国藩理学修习的全部内容，两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格书”，也就是读书究“理”；检身，无非是以“理”律己。这可以说是“学以致用”进行道德完善活动的一个完整过程。
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体系，自先秦形成伊始，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且把它作为基础环节，与“治人”密切联系起来。而到了宋代经程颢、程颐和朱熹的解释，关于道德修养的宗旨和程序也就进一步学理化、复杂化了。这典型地反映在经其改定和解释的《大学》经文及传文中，不但整理认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而且对“修身”在其中属根本性环节以及它与其他诸环节的关系原理进行了发挥性阐释，其大旨是从格物到正心四个环节，都属以修身为归结的必须过程，而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又是根本和前提。
曾国藩对“修身”过程的诸环节，又特别强调“格物”和“诚意”。按照他的解释：“格物”，是致知的事情。什么是物？像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推究它们所以应当定省的道理，也就是格物。所谓“诚意”，也就是知道了以后努力实行，杜绝知而不行的虚伪欺诈。这两个方面并进，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都在于此。可知，曾国藩是把“格物”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诚意”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特别推衍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方面，要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在以“知”与“行”的有机结合为要领的“格书”与“检身”当中，曾国藩针对自己的情况，制订了十二项“课程”：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按：由忆及买二十三史时父亲的训诫而言）。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两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这当中，“敬”、“静”两字的功夫尤为重要。根据曾国藩的解释，可知他所讲求的“敬”与“静”是一种相互连通的意境。“静”乃“敬”的一种内在属性，即要达到心思专一，不虚浮躁动，纯正无邪的境界。而据曾国藩自己的省察，他在这方面大有应该克治的毛病。譬如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这都是在他日记中屡屡记出表示要切戒的。甚至连夜梦别人得利，自己甚觉艳羡这样的事情，醒后也立刻反省一番。闻听别人谈及女色，自己的心里禁不住泛起一缕羡意，他也在日记中和盘托出，并写下“真禽兽矣”的自詈之词。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也力加戒治，有的最终确实戒除了，有的则嗜好成癖，割舍不掉。不妨看一下他戒烟和戒棋的例子。
曾国藩本来烟瘾很大，一根烟袋不离身，喷云吐雾地陶醉之后，又常感口干舌燥，咽部不适，甚至头脑昏沉，于是他决心戒烟。一天，两天，三天……手里没抓没挠，口里没滋没味，真是难熬得要命，他真想不到，这杆烟袋竟有这么大的魔力。这天，他禁不住又把它握在手里，再品一口烟味吧，实在馋得难受。吱——深深地吸过一口之后，他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品山珍海味也比不得这时的享受。他贪婪地吸完这一袋烟，又不由自主地点燃了第二袋，一发不可收拾，比戒烟前抽得更勤了许多。
几天之后，随着烟瘾的满足，副作用也更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真没出息，连烟都戒不了，还讲什么修身养性！曾国藩在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掂了掂那根伴他多年的烟袋，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地往膝上一折，叭的一声断成了两截。他操笔蘸墨，在日记中写下：“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一日。从这一次，烟便真的戒掉了。
曾国藩还是一个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一般两三局，多时甚至下到五六局，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时常因用心用脑过度弄得头昏眼花。在他戒烟前后，也曾决心把棋戒掉。开始是既不上手也不观弈，但手痒心闷难耐，便改为以“观战”而不“参战”为诫。但看着看着，就跃跃欲试起来，不但动口，而且动手。事过之后。反省起来便自责自骂，待一临场又不免手痒心动，于是干脆又开戒参战，迷弈如常。
围棋的嗜好一直伴随曾国藩终生。到他临卒之前沉疴缠身的时日里，每天还都要下它个两局三局。他去世前一天的日记里，还清清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他一生下棋不管时间场合，无论是官署公廨，私宅内室，还是出行途次，都可以随地设局。不管是处境顺逆，心境好坏，博弈都可雷打不动，即使作战败北或是家生变故，也压不下他对围棋的贪恋。棋瘾一发，也不挑剔对弈者的身份、水平，因时制宜，就地取材，与谁都可以对它一局。有时夜归棋兴未尽，还要在卧室自摆棋谱玩味一番，甚至干脆邀请夫人披挂上阵。
曾国藩一生因对围棋迷恋过度，难免影响到身体和学业政务，虽说他自己心里明白，想“克治”而终未能够见效。这恐怕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明显的一失败事项。
从总体上看，曾国藩的“检身”到底也没有能适应倭仁那般方法和模式，依样画葫芦地折腾了一阵子之后，身心觉得疲惫不堪，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痛，耳鸣，失眠，甚至又加上吐血，保身保命的本能使他不得不放松那种严苛的自省，甚至要在“求圣”的修养路径上打退堂鼓。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间他在一封家信中说，他本来“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
归养恐怕是假话真说，实情是他不想只在靠“检身”来“求圣”的路径上苦磨，仕途升迁、功名利禄的诱惑力也在他的心头挠痒。冠冕堂皇地说，“内圣”“外王”本来不就是联体的吗？他曾国藩不但追求“内圣”之道，而且还要追求“外王”之业，甚至后者的目的性更强。
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间举行的翰詹考试中，曾国藩列二等第一名，成绩不错，奉旨升翰林院侍讲。接着，考试差又通过，被派充四川乡试正考官，遂了他“得一差”的心愿。夏末秋初出京赴川，仲冬返回复命。不消说此间已无暇像往常那样专意“检身”，即使回京后也难以恢复如初。此番试差对他一个“穷翰林”来说经济补益不小，这些年来薪俸不够开销，以致时常举债，这次差竣竟能得俸千金寄家，并且，“掌文衡”这也是一种荣耀。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间，曾国藩又被派充会试同考官。
当然，曾国藩对书还是常“格”不懈的，首重理学尤厚程朱而薄陆王的大旨也没有根本改变。不过，涉猎的领域逐渐拓宽，把较多些的时间用在钻研古文诗词上。并且，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对以往颇为轻鄙的考据学也发生了兴趣，在心目中摆上了位置。
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天，曾国藩患病在城南报国寺修养，携去一部段注《说文解字》随手翻阅。当时，治古文经、精通考据的湖北籍学者刘传莹也正好住在这里，两人成为朋友，经常在一块切磋学问。刘向曾学习程朱理学，曾则在刘这里获得了打开考据之门的钥匙，得以弥补考据学修习上的欠缺，这是曾国藩治学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在清代的若干年间，虽说汉学和宋学并列为官学，但学派上的门户隔阂和争斗是比较严重的。曾国藩就为着重程朱理学曾对考据颇有微词。这时他入了考据学的门径，觉得汉、宋两学并非对立的两家，二者可以相互借鉴、融通，相得益彰。他给自己的好友也是湖南同乡刘蓉的信中这样说：“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而“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并且，不管是对宋学还是汉学，曾国藩愈加注意追根溯源。他重程朱但不再仅仅胶着于程朱自身，而能由程朱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进而寻根到孔孟，厘清源流干支，认定宋汉两学皆为儒宗所衍化，不但从“谱系”上为宋汉两学的兼容并包找到根据，而且在其学术视野上也进一步宽泛和系统化。
然而，曾国藩已不可能在日见广阔的学术路径上走下去，仕途上头角峥嵘的命运之门已经悄然向他敞开。
5.在升迁的顺境中
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京城的天气炎热，曾国藩的心头当被仕途的豁然畅通燎得更热。六月里的一天，一道谕旨下来，擢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官级骤升到二品。一年多之后，便授礼部右侍郎职。以后几年中，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对于生长在山乡僻野、出身于寒门的曾国藩来说。从中进士入翰苑到跻身部堂之列，历时仅十来个年头。其间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仕途如此畅达顺捷，在当时的汉臣中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曾国藩的文名之著，但另一方面也少不了权贵的提携帮助。据说，穆彰阿就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关键人物。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翰林出身，历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并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深得道光皇帝的宠信，是当时势焰熏天的权臣。这个人虽然生性巧佞，但有着爱才的特长。
曾国藩会试中式的那科，正总裁便是穆彰阿，自此二人便有了师生的名分。曾国藩在该科朝考中出名，更使得穆彰阿对这个门生添了几分器重。而曾国藩对穆彰阿师事惟谨，常去拜谒聆教。穆彰阿则处处事事扶助曾国藩。
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考翰詹时，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誊清后立即送往穆宅。随后曾国藩又能赢得抢手的掌文衡美差，恐怕也少不了穆彰阿的帮助。从稗史材料中提供的下述情事，更可见穆氏对曾国藩无微不至的关照。
这天，曾国藩忽然接到皇帝要在次日接见他的通知，他当晚便去穆彰阿家报告并在那里歇宿。第二天被引至皇宫某处等候召见，发现不是惯常使用的场所，他奇怪地寻思着，白白等了半天，却被告知改于明天召见，他只好退回穆宅。穆彰阿问曾国藩是否注意了那个房间的墙壁上所悬挂的字幅，曾国藩摇了摇头。穆彰阿怅然若失地说：“机缘可惜呀！”他踌躇良久，最后召来一个办事干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拿四百两银子送给某太监，请他把那处壁间字幅的内容秉烛代录下来，这四百两银子便是报酬。事情就这样办了。第二天召见，皇帝所问果真都是那字幅上面的圣训内容，曾国藩当然应答如流，皇帝十分满意。事后，皇帝对穆彰阿说：“你说曾某遇事留心，果然如此。”从此，曾国藩连连被提拔重用。
就在曾国藩仕途畅达、官运亨通之际，清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却愈发严重。而“内忧”方面的最大事端便是道光末咸丰初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形势危急，而清朝统治集团却浑浑噩噩，文恬武嬉，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清朝尽忠，仗义执言，劝谏皇帝首先以身作则，励精图治，振刷朝政，扶危纾困。把曾国藩视为首领和代言人的湖南的一帮同道士子，也极力策动他要敢于言人所不敢言者，一鸣惊人。
果然，曾国藩锋芒毕露，连上奏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咸丰元年（1851）夏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一奏疏当中，他直言批评咸丰皇帝施政中存在“琐碎”（指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文饰”（指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骄矜”（指刚愎自用而拒纳谏言）的弊端，劝谏他要戒除、改正。
上这样的奏折，显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对此，曾国藩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就曾言及“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为什么这样？他剖白说，自己官封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不为不荣，如此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报则要尽忠直言，而不能附和廷臣的一味阿谀之风，要以自己的此疏来一挽风气。应该说，这是曾国藩的真实思想，但恐怕又不是他真实思想的全部。公忠之外，也未免有几分借以自我张扬显示的隐私之情。
这位刚御极不久的新皇帝能有容纳这种谏言的虚怀吗？
道光帝在差点儿不够古稀的享年“晏驾”，传位给他的第四个儿子奕詝，年号咸丰，这新皇帝刚过弱冠之年，正当年少气盛的时候。他对付内忧外患未必比先皇更有办法，但对臣子的生杀予夺之权，自他臀沾御座的那一刻起，便法定地有了。
正当他陶醉于“吾皇至圣至明”的一片谀颂声中的时候，冷不丁冒出曾国藩这么不和谐的一个声调，简直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言的竟是这么一个新进的年轻汉臣，岂不是不识好歹！据说，咸丰帝没等把奏折看完，便怒发冲冠，掷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议治曾国藩的渎上之罪。
幸亏曾国藩的人缘不错，有权臣为他苦苦求情。并且求情求得很有艺术性，说是皇上您若放过曾国藩这一马，不正好可以一表自己宽宏大度、虚衷纳谏的圣怀吗？咸丰帝倒是个听劝的人，一想也有道理，于是改变了态度，不但没治曾国藩的罪，而且还“优诏褒答”。
祸耶？福耶？曾国藩闻知内情以后肯定得惊出一身冷汗，先前那“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豪言壮语恐怕是完全失效了，刻骨铭心的当已是明哲保身的古训。他这时心里一准老是在打鼓：脑袋这玩意儿可不是割了一茬还可以再长出来的韭菜！这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给皇帝提几条意见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可别忘了，那还是个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时代。君不闻，臣子笔下一个“维民所止”的用典，竟被解释为影射要去掉雍正的脑袋（按“维”、“止”两字的字形来释），其人下狱死后还要戮尸枭首，并连坐家人。皇朝既有这样的先例，何况这时曾国藩是明目张胆地数叨皇帝的不是呢！
真可谓吃一堑长一智。曾国藩接受教训，决心以后再也不盲目效法古代谏臣，冒险上这样的奏折。他在写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优容，则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
是啊，家人得知曾国藩的上折之事，当然也要为他捏一把汗，生怕他有不测之祸。当然，实际结果毕竟还是让人感到慰藉的。连老丈人欧阳凝祉，写给女婿的信（《曾氏三代家书》附录）中也说：“合观（这次）奏疏上谕，庆朝廷有直言敢谏之臣，圣天子有从谏如流之美，其遇合岂易得之当世哉！”夸女婿，赞圣上，内心也不能不深感侥幸。
无论如何，此番谏奏之事对曾国藩自己自然是刺激最深刻的。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他再也没有了这样激直的谏折。所上者已是《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虽然也是针对社会某些积弊建言，但毕竟不是指责皇上。而且，用语上也平和、委婉多了。就拿他于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间上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来说吧，开宗明义地便布设下这样的前提：“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接着，曾国藩才陈述了诸如“银价太昂”、“盗贼太众”、“冤狱太多”等致使民间疾苦深重的具体情由。说一千，道一万，反正前提是压根儿没有皇上的责任，都是“外间守令”们不肖，弄得民不聊生。
这样说，皇帝还会动气吗？又兼表示了他曾国藩自己一副忠君爱民的热肠，决不是那等漠视民间疾苦、给君国添乱增忧的混账官儿。岂不妙哉！
6.兄弟情
曾国藩居官京城，而又时常心系桑梓，思念家亲，孝友之心，刻刻萦怀。就说他对诸弟的关怀教导，那也真是意切情深。
在同胞兄弟之中，曾国藩居长。他有四个弟弟，按长幼顺序为：国潢（澄侯）、国华（温甫，出嗣于叔父曾骥云）、国荃（沅甫）、国葆（季洪），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
国潢出生那年，曾国藩十岁，正当天真烂漫时，却已经读完五经，开始学时文帖括。国潢出生，合家欢怡，父亲笑着对曾国藩说：“你现在有了弟弟，添了膀臂，是件大好事，那你就以《兄弟怡怡》为题，写篇作文吧。”国藩颔首应是，研墨展纸，很快成文。父亲看罢，兴冲冲地把国藩搂到怀里，称赞说：“文中有至性语句，以后必能以孝友承家！”
及至曾国藩春闱报捷、中进士入翰林那一年，连最小的弟弟国葆也都十一岁，超过了曾国藩当年作《兄弟怡怡》的年龄，而国潢已近弱冠之年。
这时的曾国藩，更努力来尽一个兄长的责任。在他的心目中，能否教导诸弟进步，不只事关同胞间友爱与否，而更是能否尽到孝道的问题。他曾这样表白心迹：对自己来说，想尽孝道，没有别的事情，能够教导诸弟进德业一分，自己的孝便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进德业十分，自己的孝便有了十分；如果完全不能教弟成名，那自己就是大不孝了。
曾国藩把督促诸弟进修德业视为教之的根本。对此，他向诸弟作过这样一番剖解：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是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曾国藩把进德业与积家私联为一体，甚至把前者似乎说成后者的手段。这一方面有他小农意识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从诸弟所易于接受考虑，作有的放矢、深入浅出的解说，而终归还是以鼓励诸弟努力进德修业为主旨。
对兄长的这种教导，诸弟从道理上似乎也明白和相信，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是都能严格管束住自己的。就拿读书来说吧，冷板凳并不是那么好坐，浮气一上来，或是碰上困难挫折，就耐烦不住了。曾国藩为此短不了着急上火。
曾国藩在家的时候，就亲自辅导过国潢的学习，知他不甚勤奋。如今相隔遥远，自然挂念，经常写信督促。国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能体察兄长的苦心，着意改正自己懒散的毛病，学业上有所长进，并把自己的学习情况随时向兄长汇报。
这天，曾国藩又接到国潢的一封长信，看罢亦喜亦忧。喜的是他诚恳地作了奋发自励的表态，忧的是信中又提出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找个外边的学馆清静。这不还是浮气未消吗？曾国藩寻思一番，提笔作书，严厉训导国潢说：
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把“立志有恒”四字赠予国潢作为箴言，这也就是曾国藩自己进德修业所恃之本呀！
国华生性更是心高气傲，经受不住挫折，一有不顺心遂意之事，便牢骚满腹。正是针对他的这种缺点，曾国藩给他取字温甫，以示警戒。日常更短不了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道光二十二年（1842），国华与国潢一同参加县考，都没有通过。国华的尤怨更甚于兄，他不说自己的学识不够，只是一味抱怨气运不佳。曾国藩知悉此情，写信连激带训，有这样一番话语：
六弟（指国华）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尧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不大也。
意思是说，小小的县试不过关，心里就搁不下，怨天尤人地发牢骚，这显得你的抱负和气度也太小了。要是有做天地完人的心志，这等区区小事值得忧心忡忡吗？他曾国藩这个做兄长的就是朝着“有民胞物与之量，做天地间之完人”的宏远目标修养奋斗的呀！
国华对自己的毛病也不是没有察觉，但就是禀性难改。这天，他在写给长兄的信中，针对自己气狭心躁的毛病作了一番检讨，但接着又说自己还是“终日泄泄”。读到这四个字，曾国藩一定是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上面，紧紧地皱起了眉头。他心想，家里家外的事根本不用你管，腾出时间来就要你一门心思地读书，怎么还“终日泄泄”？于是回信责问：“终日泄泄”，此则我所不解者。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
要说，国华在十八岁上已正式过继给叔父骥云为嗣，可曾国藩始终并未因此与这位弟弟疏远分毫，他们毕竟还是同胞兄弟呀！何况，他对叔父的感情也很深。让国华出嗣，本来母亲不同意，因此搁置多年，最后还是曾国藩受叔父之托，做通了母亲的工作。
与“终日泄泄”的国华相比，国荃自小就算得聪颖好学了。他五岁时入家塾读书，不到十岁就能作诗联对。据说，道光十二年（1832），九岁的国荃从父兄到县学场所，一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麟书来对，麟书答以“小人有母”，国荃则在一旁应声对作“帝乙归妹”，被赞为奇童。不过，在读书方面，他也还表现得耐性和恒心不够。
道光二十年（1840），曾麟书送曾国藩妻儿赴京，国荃跟随。被长兄特意留下读书。按说，在这文彦荟萃之地，又在身为翰林的长兄身边，是个极好的读书环境。这时国荃也已经十七八岁，再不是一个离不了父母膝下的孩子。
开始一段时间，他读书还算用心，过了几个月便归心似箭。国藩问他思归的缘由，他又不肯说，当哥的心里揣测，大概是厌常而喜新吧，未到京城则想到京城来看看，既到京城则又思念家乡。毕竟还是年少缺乏自制力呀。又是严责又是曲劝，国荃表示愿意继续留下。但不久又动了回去的心思。如此几经反复，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回家。
对这个“凡事无恒，屡责不改”的弟弟的离去，兄长憾惜交加。尽管为他找好了结伴同行的人，但启程那天，还是亲自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卢沟桥头，并赠诗作别，其中有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说来这是出于如此一个典故：三国时蜀汉的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皆以“常”为字，并有才名。马良眉有白毛，才学尤为出众，乡里有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曾国藩也是兄弟五人，而他把国荃称作“最良”的“白眉”，并不全是戏谑之意，更是在离情别绪的驱使下，对国荃的由衷赞勉吧。至于诗句中的“辰君”和“午君”，则分别是指国潢和国华，因为他俩分别出生于庚辰年和壬午年。
不光是国荃，国潢和国华也都曾随长兄在京学习过。那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国潢、国华、国荃、国葆一同参加县考，全都通过，国荃名次为第三，其他三兄弟也都在前二十名之内。曾国藩闻讯自然感到十分欣慰，但也想到，这只是最低一个级别的考试，往上还有一道道关，一重重障，他应该凭借自己的有利条件，为诸弟清障铺路，起码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优越的深造环境。于是，写信告知诸弟，欢迎他们到京城就读。
这一次，是国潢和国华赴京。国潢一面自己读书一面教侄子纪泽（曾国藩之子），国华则由兄长为之捐得入国子监学习。有曾国藩的关系，监中堂官对国华自然另眼看待，平常考试有意拔高他的名次，给些奖励。
实际上，国华还是依然故我，不好看书，也不好作文，时存牢骚抑郁之意。曾国藩说他颇有太史公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者的气象，常督劝他痛着祖鞭，坚决改过，甚至又专门给他谋得家馆就读。但到头来还是效果不佳。这样，国华在京羁留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就又回到了湖南老家。国潢在京时间更短。
在修业方面，诸弟的表现使得曾国藩颇不满意。要说，他督促诸弟用功学习，当然盼望他们有朝一日能蟾宫折桂，鲤跃龙门，晋身仕列，在官场上兄弟之间互为臂助。不过，这也并不是曾国藩唯一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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