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德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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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试读：

1945年8月10日，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当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了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经历了罕见的劫难和巨大的牺牲，与日本侵略者整整拼杀了十四年之久的亿万中国人民惊喜若狂，用各种方式表达胜利的喜悦。

在陪都重庆，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人们涌上街头，狂欢庆贺。正如美合众社报道当时的情景所说：“中国各地鞭炮齐鸣，重庆在狂欢庆贺中的鞭炮声达到顶点。”

在东北，长期处于日本鬼子铁蹄蹂躏下的三省人民，14年的积怨也一下子倾泻了出来。他们走上街头，将日本侵略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铜像推翻在地，砍掉脑袋。他们撕下沾满中国人民血泪的太阳旗，让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

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一片欢腾。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这天夜里，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欢呼跳跃，把衣服帽子抛向空中，扭起了粗犷的陕北秧歌舞。看到这欢庆的情景，著名诗人艾青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下了长诗《狂欢的夜晚》。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长诗时，仿佛又被带回到几十年前的欢乐之中。“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日本投降了！”没有话比这更动人！更美丽！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起火把来了，拿着火把的都出发了，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愈来愈多了……愈来愈多了……什么地方在不停地敲着钟……钟……声向全世界宣告：“正义胜利了！”“伟大的人民胜利了！”“苦难的人民胜利了！”快乐的锣敲响了……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人人都挺着胸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着锣鼓队，拥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了，迎接欢乐，等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锣鼓的声音，直冲到天上……连星星都要震下来了！洋槐树都震得抖动了！火把照耀着队伍，锣鼓伴送着队伍，队伍来到了广场，队伍走成了一个又厚又大的圆圈。……笑呀，叫呀！奔呀，跳呀！舞蹈呀！拥抱呀！没有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人人的心像火把一样燃烧……地壳在群众的脚步下震动了！这是伟大的狂欢节！胜利的狂欢节！这是中国人民，用血泪换来的欢乐，用血汗栽培的花果，这是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八路军、新四军带给我们的幸福！……告诉我：什么夜晚，能比今天更动人？更美丽？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1]这样激荡万人的心呢？

人们在为胜利而欢庆。这胜利的到来，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出乎意料。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搬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去打大城市。然而，这一切现在都没有必要了。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忙开了。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但在中国国土上还有上百万的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日本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2]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3]之。”同日24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4]罪。

第二天上午，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出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军，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保护居民。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明确地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5]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

这时，正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反攻十分关注。8月10日，他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出三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军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尽可能抽出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及其附近地区。据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立即做了部署：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镇，配合南下的苏联军队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高都等城镇，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镇；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8月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

8月12日，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指定目标。冀察军区统一指挥冀中和冀热辽军区一部从东、西、南三面对北平构成了包围态势。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主力共13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伪军同时发起进攻，一部攻入天津西火车站，并切断了北平与天津间日伪军交通线，从而使天津陷入包围之中。与此同时，向保定进军的部队一度攻入保定市，切断了日伪军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平津相互呼应，进军张家口的冀察军区部队主力于8月20日晨占领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策应攻城的部队先后收复涿鹿、尚义、康保、崇礼等县城，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相连接，并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部队主力分别占领了行唐、孟县、平山县城，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了正太（今石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逼近。一部收复了集宁、丰镇等城镇，并向大同推进。冀热辽军区以八个多团的兵力会同地方干部共1.3万余人，分西、中、东三路进军东北。

经过半个多月的反攻作战，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夺取县城29座，切断战区内日伪军控制的铁路交通，日伪军被迫龟缩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晋绥军区部队也于8月11日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晋绥区境内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将全部兵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于八路军，不得毁坏，若在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八路军即以违反命令予以军事惩处。同时，决定集中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展进攻。

北线大反攻由晋绥军区兼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许光达指挥。第120师骑兵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以东部分地区，一部攻克归绥，包围日伪军300余人，但由于傅作义率部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八路军腹背受敌，遂又撤出归绥，归绥被国民党军抢占。

南线大反攻在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指挥下，调集主力以太原为中心展开，并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对太原形成了包围之势。至此，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伪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北向大同一带集中，南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各个被歼灭的命运。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抗战时期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这时候却跑下山摘“桃子”来了。据说：日本刚一表示乞降，蒋介石便开始策划“受降”之事了。他曾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一份“受降”接受的人员名单。名单拟好后，由当时分别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二处主任的林蔚、陈布雷把它呈送给蒋介石审阅。他看到名单上有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心里很不高兴，不假思索地拿起笔，将其划掉。林蔚、陈布雷却不以为然，遂婉转地劝道：“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人，加上为好，这样对内对外也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蒋介石并不理睬他们的建议，反而沉着脸说：“先让朱德待命好了……”林蔚、陈布雷见此再也不敢劝说了，但一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陈布雷立即嘟囔起来：“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弄巧[6]成拙……”。

8月11日，也就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地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该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国民党发言人甚至把延安总部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蒋介石甚至电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命令在华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维持所[7]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蒋介石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就是要想方设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蒋介石“这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华北和华中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来了，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有何道理？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指出：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8]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并提出了“针锋[9]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8月13日的电报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10]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11]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12]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于是，蒋介石想出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定大计”。

蒋介石难道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吗？并不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时，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正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另一个，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是8月14日发出的，电文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13]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电报发出之后，但毛泽东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一面等待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了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他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14]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对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既未表示接受，也未完全拒绝。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作出答复。电文中所提朱德的电报，即前面引述过的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封电报。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他对朱德8月16日电文中所提的批评做了辩解，并倒打一耙。电文说：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15]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接着，蒋介石又在这封电报中重申对毛泽东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得到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谈判，于是他一反常态，佯装高姿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烈了。他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幸邀，务恳惠[16]诺为感。

接到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是否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17]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18]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毛泽东最后说：“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19]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到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20]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报又到了。电报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21]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第二天，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争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22]所以绝不要怕。”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山城重庆顿时沸腾起来了。

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被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团团围住，而各党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的情景时，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这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重要问题多次进行直接商谈。每次两人相见，毛泽东为尊重蒋介石不抽烟的习惯，均忍着不抽烟。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23]不可小视啊！”一些具体问题由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省主席、政学系首领）、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进行谈判。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签字后，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走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

第二天，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由重庆飞返延安，在机场受到2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周恩来和王若飞留在重庆，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而且越燃越大。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

9月9日，蒋介石在日志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24]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25]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为了加紧内战的准备，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军事会议，各地重要将领都到重庆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北平、天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哈尔、绥远。

他们还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国民党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决定对这些地区依据铁路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多次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区又将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26]作最后的决定。”

蒋介石还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其要点是：（1）提出了“戡乱”规划。蒋介石声称：“我们回想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惟一的敌人。”“只要各位知道今天局势的紧急……奋发努力……那么我就敢确信最少五年最多十年，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2）确定了“剿匪”的部署与方针。蒋介石称“将来的剿匪区域，当然要照铁路干线来划分。军令部所划的六个区域，甚为正确。”“第二收复区内之六个剿匪区，应各设一指挥机构。”关于作战方针，“我们在游击之外，不能不采用阵地战。”（3）制定了新的“剿匪”战术。蒋介石要其高级将领继续研究运用他在《剿匪手册》中提出的“碉堡战”、“纵深配置”、“侦察战”、“伏击战”、“游击战”、“山地战”、“夜战与夜行军”的战术外，并规定组织战（即保甲战）、宣传战（精神战与心理战）、补给战（交通战）、通讯战（情报战）等新战术。（4）确定了“先关内后关外”的“剿匪”步骤。蒋介石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

正因如此，从8月至9月中旬，国民党利用谈判作掩护，以“受降”为名，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0、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特别是《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攻益急，规模日益扩大，由9月中旬的73个师增加到11月上旬的111个师，总兵力达82万余人。如果加上正在开进和准备进[27]攻解放区的部队，总计达100万以上。

为了迅速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打开通向东北的通路，蒋介石调集4路重兵向华北我各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第一路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关，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

第二路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十一战区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第三路由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其6个军14个师10万余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其中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经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企图与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

第四路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绥远东部地区进攻，然后沿平绥线继续东向，夺取我晋察冀首府张家口。

蒋介石以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为了扩充反共势力，竟不顾全国人民的谴责，认敌为友，与日伪军合流，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一方面，从8月中旬起，陆续将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另一方面，利用投降的日军进攻解放区。在华北，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部、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共10.6万余人，以保护铁路为名，分驻北平以外各铁路沿线，“作有效之防御”，并命令这些部队，“坚决反击”，必要时应向中共武装“收复失地”。对驻太原、大同的约4.9万日军，阎锡山不仅不令他们立即投降，反而将其中的2万余人编为“山西先遣支队”，布防于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执行所谓“护路”任务。

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深受侵华日军的欢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乘机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28]这是替中国着想。”

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和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向绥远以东地区进攻的傅作义部骑兵第四师师长刘万春，于9月23日给傅作义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自我军东进以来，部队骚乱地方，甚至奸淫抢掠，纪律荡然，以至[29]民怨沸腾。”

为了帮助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美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8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说：“军事援助目前将继续用于支持（中国）中央政府部队为收复中国战区内现在被日[30]军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须的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魏德迈根据这一指令，组织了巨大的海空运输力量，把分布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迅速运到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从1945年9月至11月，即《双十协定》签订前后，美军以空运和海运方式，将国民党的7个军19个师24.4万余人，从广西、湖南、九龙和越南的海防等地运到华北、华东各战略要点。运往华北的国民党军有：第94军3个师3.77万人，由广西柳州空运天津；第92军3个师4.05万人由武昌空运北平；第52军3个师4.3万人由海防海运到秦皇岛。后来，美国又以海军军舰将国民党军第53军周福成部、第54军阙汉蹇部、第60军曾泽生部、第71军陈明仁部、第93军卢浚泉部、新编第1军孙立人部、新编第6军廖耀湘部共18个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及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30万人，由大后方运往华北、华东、华南、东北等战略要地。一名帮助国民党军搞运输的美国士兵说：“我们应该有勇气老老实实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军队进[31]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

不仅如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驻华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魏德迈，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帮助国民党政府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并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给中[32]国之国民政府”。于是，9月7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上海港，60艘舰只进驻黄浦江及长江口，随后又在外滩设立司令部。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并入侵天津、北平、唐山地区。10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1.8万人在秦皇岛登陆。4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侵入烟台港海面，竟肆无忌惮地派军官上岸向八路军烟台驻军送来“通牒”，要求“接收”烟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16日，美军军舰只好离去。10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1.5万人在青岛登陆，并占领青岛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二、第三大队进驻青岛、北平。从这一年的9月到10月，美军总计在华北、华东等地登陆达5.3万余人。从而在华北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高大的美国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我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33]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一个美国士兵在一封信中说：“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34]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先后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艰苦八年，功在国家，但国民党不让我军受降，并动员了70万军队在敌伪的掩护和帮助下，正向北平、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地急[35]进，企图控制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执行“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已既不可能，又对我不利，只能“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与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了《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方针”，“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巩固解放区”，各党委各军区应“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华北和南方各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各不相同。抗日战争结束时，华北、华东地区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和华中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经过对日反攻作战，人民革命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总兵力已达60万人，民兵103万人，解放区面积已达30.5万平方公里，已具有较[36]好基础。晋察冀解放区发展得较大也较巩固，它不仅据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分地区，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基地，而且拥有30余万人民武装和90余万基干民兵。

但是，位于南方的各解放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

上述情况表明，欲保卫南方各解放区，必须依托华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支援中原和华中解放区的斗争。同时，华北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要抢占东北，势必夺取华北。因此，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便成为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要目标。正是根据这种分析，9月19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一天，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指示。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的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调整的中心内容是把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作为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心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沿线组织几个有力战役，以阻止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达到我军顺利进入东北。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的部队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1]　《艾青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8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18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6]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作战经过（三），第613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

[13]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14]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15]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6]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20]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21]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23]　王泰栋：《陈布雷外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4]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9日。

[25]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　《蒋总统集》第2册。

[2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28]　转引自《蒋介石传》。

[29]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30]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　美国《花旗报》（中文版）1945年11月。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　《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

[34]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日记》1945年9月28日。

[35]　《中共中央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的方针、部署致各区党委电》，1945年10月15日。

[36]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实力及解放区面积、人口、政权情况统计》，1945年9月26日。第2章反击傅作义侵犯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密电——聂荣臻飞回晋察冀——5万大军会师卓资山——围攻归绥、包头陷入僵局——聂荣臻的不同意见——绥远战役未能歼灭傅作义部主力

8月中秋季节，若在华北平原，还正是碧空万里，淡云舒卷，黄花满地，桂子飘香的好季节。但是，塞上的后套，在8月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原野里已是寂静无声，农田里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一眼望去，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全是光秃秃的麦茬地，收割过的牧草地里，牲口低头在来回走动。成熟了的玉米，忧郁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成群的灰雀不时像一片乌云从玉米地里腾空飞起，纷纷散落在满是尘土的道路上。

这时，身为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望着屋外这一片萧瑟的景象，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袭上心头，并勾起了无限的愁绪。

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1895年6月27日，他出生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小村庄——山西省临猗县（旧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23岁时，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开始了职业军人的戎马生涯。1933年3月，日寇突入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直犯北平。傅作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干扰，率部火速驰援，由他指挥的怀柔战役被誉为“最有力的光荣一战”，胜利地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1936年绥远抗战，先后拔掉了日寇经营多年的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各战略据点。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声震中外，群情振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粉碎了日寇妄图吞并满蒙，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全面抗战后，他又亲自率领广大官兵，先后转战长城内外、晋中、绥南；指挥并参加了驰援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尤其1939年末至1940年夏，在河套地区进行的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特别是五原大捷，战果辉煌，扬国威而丧敌胆，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战胜利以后，傅作义也欣喜异常，认为从此可以在治理地方、建设国家上大展鸿图了。因此，当日本投降时，他在绥远向他的部下说，抗战胜利了，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和平建国。后套有这么广大的土地，你们就在这里种田当老百姓吧！他也曾多次向他的女儿傅冬菊说过：老百姓太苦了，我不愿打内战。他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请求解甲归田，蒋介石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傅作义发了一份密电：日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战区部队务速沿平绥线向东挺进，勿稍松懈；努力进剿铁路沿线共军，火速接受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大同、张家口诸城市；已电令张家口日军总部责令他们暂时维持治安，待缴械投降后，集中遣送回国；伪军（包括蒙疆骑兵）一律接收；行政人员随军前进，及时建县政府。

这是蒋介石抢占华北走出的一步毒棋，也是他调集重兵进犯华北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傅作义接到这一命令后，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打内战，但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这对傅作义来说，又是无法违抗的。于是，他立即率领第35军、暂编第3军、第67军、东北挺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约5.1万余人，在其他杂牌部队和大同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从五原出发，至9月11日，先后攻占了包头、归绥、集宁、丰镇等城后，除一部驻守归绥、包头外，主力分布在平绥铁路丰镇至卓资山沿线地区，企图控制平绥路，以待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北平、天津后，再从东西两面向我张家口进攻。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要聂荣臻尽快从延安回到晋察冀解放区。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唐山、山海关、承德、沧州等大中城市和平汉、津浦、北宁、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它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北面，是东北三省，它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决不能再让国民党占领。

1945年9月9日，秋高气爽的西北高原上，晴空万里，一架美军C-46飞机从延安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机舱里，一位中年人紧贴着舷窗，深情地往下望着，那巍巍的宝塔山、长长的延河水、熟悉的山城迅速退去、变小，高高的山岭、深深的沟壑从脚下滑过……他看着这一切，心中似翻江倒海，思绪万千，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回晋察冀的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郑维山、李一氓，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

飞机在飞越太行山，发出了沉重的“嗡嗡”声，不断上下颠簸着。这架飞机是前不久飞到延安的，这次是要到晋察冀接美国飞行员。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中国领空对日军飞机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到了各个解放区。聂荣臻曾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说过：你们的人降落在离开铁路5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指在晋察冀）就安全了，只要说清是美国人，会得到保护的。从那以后，一些美军飞行员就散落到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晋察冀广大地区在与日寇敌伪的斗争中成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日伪军只能盘踞在大中城市和固守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是比较安全的。

飞机在空中平稳的飞行着，聂荣臻在飞机上陷入了沉思。

时间过得真快啊！两年前的8月，聂荣臻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回到延安，参加我党的七大。在延安，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同时，继续担任着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只是在他离开晋察冀时，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一转眼，在延安已有两年了。

两年来，形势变化也真是太快了。……

飞机飞越太行山顶，随即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打断了聂荣臻的思索。他立即回过头来，提醒第一次乘飞机的郑维山系好安全带。

经过艰难的飞行，傍晚时分，飞机飞临灵丘上空。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上，跑道两端早已铺上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一个英文V字，尖端指向跑道。

9月11日，刚刚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第三天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各战略区粉碎蒋军进攻”的电报。电报说：“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绥远傅作义部夺我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五城后，于六日又夺我兴和，逼近天镇、柴沟堡，有向张家口进攻模样……我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晋察冀军区必须立[1]即集结二万五千兵力……协同晋绥军区转向傅顽进攻。”

看了这份电报后，聂荣臻站到地图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感到此时向绥远之敌发起进攻有些仓促。从气候条件来看，塞外秋冬交替之际，往往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当时已是农历八月，部队进入绥远作战，还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再从部队的现状来看，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正处在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时期，组建野战军的工作刚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正在陆续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真是困难太多了。

但是，这一仗又是一定要打的！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为粉碎蒋军进攻华北开一个好头。

经过思考，聂荣臻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做好战前的准备。首先统一干部的思想。当时，晋察冀干部中的思想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气愤急躁；二是认为和平已经到来，盲目乐观。为统一干部的思想，10月2日，聂荣臻在张家口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目前的时局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抗日战争胜利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地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精神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地向北发展，形成更大的解放区。”[2]这次会议，是对晋察冀党政军民的思想动员。其次，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指示，集中整编部队。这也是他在延安一直到归途中萦绕于怀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成2个纵队，共8个纵队，23个旅，约20万人，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由聂荣臻直接指挥，耿飚兼参谋长，西出绥远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加上准备进入东北留在热河地区的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共5个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指挥，着重向北，以确保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陆上通路。

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成效。但新整编的部队不少指战员还穿着便衣，缺乏训练，武器庞杂不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说：数百股游击队从冀中平原上集中起来了，他们甩掉头上白毛巾，丢下自行车，走入了长长的队列，在进军途中改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以营或连为单位按口径调整了步枪，通过教育批评了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了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

[3]想。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聂荣臻决定集中晋察冀军区的3个主力纵队9个旅，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主力旅，共14个旅，约5.3万人执行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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