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军,张生主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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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试读：
“不能忘记过去的灾难。”——陈德寿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26日、12月3日、12月23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察哈尔路
采访人：杜羽宸、朱智立、高旭东、彭成
整理人：高旭东、常远、杜羽宸、艾德林、张国松
平静的小康生活
我出生于1932年10月，祖籍是湖北，从族谱上看是陈友谅的后代。爷爷叫陈金波，老家在湖北黄冈，自幼学做裁缝。他来南京的时候靠手艺创业，先是做帮工；爷爷有一个干妈家里很有钱，给我爷爷钱去做生意，所以后来在中华门那一带开了一个估衣店。那时候我祖父三四十岁了，要成家，朋友把烟台一个有钱人家家里岁数大了的丫鬟介绍给了我家爷爷，爷爷就把她一家带到了南京。
讲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爷爷没文化不会写字，但走结婚程序要签字的。朋友就给他刻了个章，刻的是他的名字，告诉他如果有人要你签字，把这个章一盖就好了。奶奶是在大户人家当丫鬟的，所以很有文化，整天看书；我爷爷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人很直率，讲义气。爷爷成家立业之后就住到现在城南七家湾这个地方。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面就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姑母带着两个孩子，姑父在被服厂工作，抗战的时候厂子迁到了武汉，姑父就跟着被服厂去了武汉。
我六岁之前没有上过学读过书。那个时候小孩儿都是在家里待着。我父亲和姑母都上过私塾，有文化，那时候学的还是孔孟之道，讲孝顺，讲守节。后来我父亲在爷爷影响之下也从事了制衣这个行业，等到父亲年龄渐渐大了一点以后也开了一个服装店，开在花牌楼，专门承包制作制服，尤其是机关部门的制服，但规模并不大。当时家里经济情况还不错，有四部缝纫机，有师傅有徒弟，整体来说属于小康家庭。
我妈是中华门外邓府山村里的，我还有个舅舅，名字叫梁启友。舅舅家就在邓府山进山后的那块地方。舅舅家呢，靠山，山上有柴，就靠柴火卖钱，还有田地，种点粮食吃。舅舅家条件原来是挺好的，后来因为我舅舅抽大烟，败光了家产。舅舅只要有钱就一直抽，后来死得很早，日本还没投降就死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37年我虚岁六岁，那一年日本鬼子侵华，在南京丢炸弹。那个时候我家住在三山街附近，天青街古钵巷四号，我们家住在第三进房子。日本鬼子丢炸弹以后，好多人就逃难了。姑母带母亲到府西街街口，看到好多人推着小车逃难，小孩子坐在上面，车上还放着家里值钱的东西，往下关方向、长江边逃。听别人说江边上逃难的老百姓都被机关枪打死了。而我们家因为父亲承包了一批衣服，是给地方保安队做的，家里的资金都投到布料上去了，不能背着布料去逃难啊，而且现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就没有走。我们三进的房子，前面两进的人家都逃了，就我们后面两三家没有走，其中有的是孤寡老人。
到了12月13号，那天早上日本鬼子已经打进城来了。他们先放火，烧掉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然后抓民夫来帮他们做事情。我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日本鬼子一看见就把他们一起抓走了，父亲这一去再没有回来。到了早晨九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一个日本鬼子，手上拎着一个箱子，从我们家这边挨着往后找，他要甄别你是不是逃难的兵，要查你手上有没有常摸武器留下的老茧。当时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爷爷看到了日本鬼子，不想得罪他，就把香烟糖果拿出来请他吃。鬼子根本就不要这些，他要花姑娘。当时我们家里面母亲怀着身孕，我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小表妹，一手牵着小表弟，一个两岁，一个四岁。鬼子一看见我姑母就拖着她，从第三进拉到第二进，我姑母就一直抱着表妹不放。我跟着我奶奶也到了前面，我姑母一看不行，就把我小表妹交给我奶奶，然后就空出手来跟日本鬼子周旋。这个鬼子三拖两拖不耐烦了，就把身上带着的刺刀拔出来，对着我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我姑母疼得蹲下来了。然后鬼子就又在她身上戳了五刀，总共六刀。戳完以后转身就往外走。这个时候我姑母疼得难受，就跟我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奶奶跑到家里把糖水送过来。等我奶奶端糖水过来的时候，姑母已经断气了，流血太多，给鬼子伤到了致命的地方。爷爷从后面过来，弄下来一片门板，把我姑母抬着摆到第二进房子里面。这样两个重要的亲人就没了，家里就乱了。就在这天晚上，我母亲给我生了个妹妹。鬼子还是不断地来骚扰，来抢东西。人死了他都不管，还是到后面来找花姑娘。我母亲在邻居的劝说下把生孩子用的带血的纸之类的留下来，都放在地上。鬼子有的来，发现她生孩子了，就走了。有的呢，他还要把被单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生孩子了，所以日本鬼子真的太坏了。
这样子熬了六天，鬼子天天白天来，晚上才没事了。姑母的尸首停放在那个地方，难受啊。家里吃的也不多了。就在第六天，来了个日本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年龄不大，但是他懂中国话。我爷爷就告诉他，我父亲被抓走，我姑母也被杀掉了，我母亲也刚生完孩子，家里没有东西吃了。这个日本兵告诉我爷爷说：“我是当兵的，家里也是开店做生意的，是征兵征来的。”他带着我爷爷一块出去，到了古钵巷前面。那里有个棺材店，他一路上找了几个人抬了口棺材，抬到我家第二进，把我家姑母装殓起来。然后，又带着我爷爷到外面的粮食店找了一些粮食，在一家小菜店里找了点小菜。这个人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又过了两天，我舅舅不放心，来看看我们。看到家里出了这些事情，于是回去找了几个人把我姑母的尸体抬到邓府山埋起来了，我姑母的坟现在还在邓府山。舅舅说这样光在家不行呀，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我舅舅有个亲戚，我们叫她表姨，是个医生。她跑到难民区找了一处三层楼的房子，底下的楼梯已经拆掉了，要靠爬梯子才能上去，用来躲鬼子。大概是在我家出事的第十天，我妈就背着妹妹，带着我，跟着舅舅在晚上跑往难民区。那两天下着大雪，路上坑坑洼洼的，弄得不好就跌一跤。路上都有死尸。过去南京城街道不像现在的大马路，都是小巷子，绕过去，到了那个地方安顿下来，爷爷带着我们住下来。住了整整四十天。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人发出通告来了，说不再杀人了。日本人创办了维持会，维持会建立了保家户制度，一家为户，有保长有家长，由日本人统治管理，秩序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于是难民区的人都往回跑了。这时候，我爷爷才告诉我妈说我爸死了。怎么死的呢？就是当天被抓去的时候，一共抓了好几个，其中有一个人是个皮匠，是那个皮匠在旁边听到的：被抓过去的当天晚上，鬼子就审问他们，问我爸他们是干什么的，跟不跟着日本人走。我父亲就实打实地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怀孕的妻子要临产，请求鬼子放他回去。鬼子说，好，放你回去。然后又问这个皮匠，皮匠说我跟着你们。于是鬼子把他弄到旁边去了。到第二天早上，鬼子把我父亲和另外两个人（都是说要回家的）拉出来，到承恩寺，鬼子就在承恩寺门口把他们三个枪杀了。我父亲还被戳了两刀。人死了以后，尸首就埋在门外，不知道是哪位好人，晚上偷偷弄了一床被单把我父亲裹起来，用绳子捆住，然后存放到防空壕里。四十天过去以后，鬼子要走了，就把皮匠放了回来，他这才告诉我爷爷。我爷爷就找了我舅舅一起去收尸，收尸的时候我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过去有种讲法，人死了见到亲人伤口才会流血的。我父亲也被埋到了我舅舅家旁边。
苦熬度日
家里没有了主要劳动力，没有经济来源，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呢？只能靠爷爷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去卖，那个时候的东西不值钱了，四部缝纫机都拿去卖掉了；家里头的材料、东西都一点点变卖掉，像这么耗着勉强过生活。另外我母亲生了孩子以后在邻居介绍下帮别人带奶，有一家人家孩子没奶吃，我母亲就帮人家喂奶。那我的妹妹就吃得少，所以身体也不太好。这样熬了三年，我九岁了。这年（1940）是个灾难年，日本的控制区传染一种痢疾，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先是我妹妹感染上了，因为没钱看病，而且医生也难找，就去世了。而后，我祖母也感染上了这个病去世了，家里穷得揭底了，这时候邻居劝说我妈改嫁。我们住第三进，前面有一家姓李，是锤金箔的。他家有一个老伯，年纪大了没有娶老婆，手里有些钱，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把奶奶和妹妹埋葬了。我母亲没办法，被迫改嫁了。这样丢下我爷爷和三个孩子：我、表弟和表妹。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于是爷爷就把我表弟送到孤儿院了，那时表弟才七岁，表妹也送给人家做养女。我爷爷过一段时间就去看看，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找不着了。孤儿院说表弟病死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后来表妹也死了。就剩我和我爷爷两个人相依为命。爷爷已经快七十岁了，还要做裁缝，帮人家缝缝补补，弄两个钱回家来维持生活，有时候不够还要跟我妈要。所以日子是不好过的。就这样一直熬到我十四岁的时候，那时候抗日战争刚胜利，日本刚投降，在人家的介绍下我出去做了学徒，干的还是我的老本行，做裁缝。到1948年的时候，我的继父和我妈生了个弟弟，才过了八个月继父因为旧伤复发也死了。南京当时有个老人堂，人家介绍我爷爷到老人堂里面。老人堂的生活很苦。而我母亲就靠帮人家洗衣服，拿着一点点钱维持生活。当时古钵巷有一口很好的水井，冬天夏天淘米洗菜都在那里，人家把盆摆在井边上，打上几盆水淘米洗菜，有的给我们抓一点米，就靠这个维持生活。一直到1949年以后，我做学徒的这个店要解散了，因为服装比较高档，没有人来买，没什么生意。老板把我们解散，于是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是跟着我母亲做这些事情。
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的苦
退休以后，我平常在家里面看看经书，也喜欢看杂志，《青年文摘》啊，《读者》啊，这个就是正面的东西比较多。老太婆还喜欢打打太极，我就做些简单的运动，运动量不大，就动动手动动腿，每天五点钟起来就在床上做半个小时；然后就烧水做早饭，吃些杂粮，一碗一碗配好，用开水冲一冲，用蜂蜜兑一下就吃，我八十几岁的人了，肠胃也没什么毛病，平时的饮食也是荤素搭配。有空就做点理疗，有时在家，有时在外头。晚上看看电视，一般到了九点半上床活动一下，看看杂志看看书就睡了，比较有规律。基本上工作生活都不错，但是现在生活好了，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陈德寿和其家人
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
我去过日本两次，做过六场报告。对日本的情况我以前是不了解的，总觉得日本是个很凶的国家。后来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介绍，我到日本做证人证言。2014年我女儿和纪念馆的张亮陪着我，我们先是到了熊本，因为是中日友好协会组织的，他们对我很友好很热情。特别是第一天，我是下午到的，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人很疲惫，吃的都派专人送来，蛮好的。之后到了长崎，他们带我去参观了原子弹展览馆，我看了一些图片和介绍，也觉得在战争中，日本人民也是受害的，有张照片我现在还记着：一个小孩子，跟我九岁时差不多高，背着一个弟弟，是给原子弹炸死的，排队等候火化。你想：他家里人肯定都死了，如果还有一个人怎么会让他来背着去火化？我也很同情。后来我在福冈就讲了这个事情，我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我一定要向大家宣传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也给他们讲日本人民也是受战争之害。那地方的日本群众、友好人士确实很热情，他们听了之后也很感动。第二次是2015年，我去了日本大阪、名古屋和东京。我在那里讲的时候有的学生和年轻姑娘都哭了。他们很同情中国人民，也被我的讲话感动了。
我的家里有八口人，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工作都很好，孙女、孙子都上大学了，有的出国了，生活很好，我们现在感到生活过得很幸福，但是幸福的时候不能忘记过去的灾难。
“两次逃出人间屠场。”——李高山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5日、10月21日、10月2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三村
采访人：高旭东、杜羽宸、朱智立、江雪、彭成
整理人：高旭东、王欣芃、艾德林、张国松
为了不饿死，冒名当了兵
我出生于1925年2月，老家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可能就是镇或者集市，过去叫作集镇，用现在的标准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就住在十字街上。我父亲叫李少良，是祖传医生，就治麻风、癣、咳喘这三种病。祖传医生完全靠人介绍，（人家）相信就看病，不相信就不来。我家大门上写着“李少良祖传医生”的招牌。我们家房子大，摆得开，过去法院一些法官到我们家来打打牌，赚两个零钱。我们平时吃我们广东的大米。至于贫苦人家，因为我小，不了解社会情况。广东那边很富裕，一年两季稻，气候好，暖和，也有很多水果。
虽然家庭状况不错，但是还没有富到可以请老师的地步。因为家里有三个小孩，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有两个姐姐，大姐叫李月英。二姐被卖出去了，也不知道卖到哪里，后来也一直没有联系了。我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第二年也过世了，因为旧社会生活成问题，丈夫死了她没有生活来源，母亲是饿死的。我十三岁离开家，到了部队，家里剩下大姐一个人。农村的女孩子没有收入，没有生活来源，她就自己找了一个高州当地的农民结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她。
至于为什么把二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父亲生病，不能继续行医。他们行医要用中草药，要自己上山去采，虽然还能给人看病，但是没办法采药，所以家里的收入就断了，靠人家接济。父母都死了以后，我就流落街头，没有吃的，也没有人管。有好心人让我冒名顶替到军队，让我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我顶替的这个人叫张发（音），我到广东军第一五四师三营三连当勤务兵，当时很小，还没有枪高。
行伍生活多艰
那时候军队管理很混乱，比如炊事兵去买菜，他觉得在部队里生活不好，就把菜篮一丢，衣服一脱，人跑掉了。张发就是个逃兵。跑了以后，军队兵员就少了；但是当官的人巴不得多跑几个，这样实际上只有九十个人，他往上报一百个，就领一百个人的军饷。所以当官的手上是有当兵名额的，我父亲生前的朋友认识一个军官，就让我顶替了这个张发。当时，军队里年龄不够冒名当兵的情况不多，年龄小的几乎没有。这支军队属于地方军，不是国民党直属的军队。
在军队里，我给连长当勤务兵，负责给连长打饭之类的活。吃饭的时候，一般八个人一桌，连长不跟我们一起吃。我的待遇和部队里其他士兵一样的，旧社会很多剥削，我们炊事员也受剥削，比如一块钱的伙食费，最后实际上就两三毛钱。饭管饱，但是菜一人一筷子就没有了，肉就更不用说了。
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不能乱跑。我很小，又不懂事，连长喊站着就站着，不敢坐着，老老实实的。战友都把我当小孩一样，也不怎么跟我说话。在部队的时候要上操，早晚两次；总共就打了一次靶；其他上理论课之类的，都没有。旧社会里，当官的贪污军饷，部队也没有人过问，我的军饷就被贪污了。也有统一的军装，连我这样的勤务兵都有胸牌，上面写着“张发”，号码记不得了。
我1936年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我们就从广东被调去打仗。我们往上海走——路上坐小商船或者小木头船，从内河走。从汕头坐船到苏州，这时候应该是秋季，身上穿的还是单装；在苏州训练了几个月，又坐火车去上海。真正快到上海的时候应该是冬季了，十一月份。还没到昆山时，铁路就被炸断了，士兵就走路去上海。我们跟上海部队交接的时候，上海的部队已经从昆山撤下来了，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于是大家统一往南京撤，都顺着铁路往西方走。
痛苦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上有日本的飞机轰炸。当时也有国内的一些保安团、乡团一类的伪军，点火给日本人指示，日本的飞机就开始炸。部队只有在晚上走，白天不敢。因为很多人一起，目标很大，白天就尽可能地找一些有遮掩的地方进行隐蔽；也不好生火烧饭，一旦用火，飞机也会轰炸。从上海、昆山撤退，陆陆续续地走，到达南京下关的时候已经是12月12号了。
12月12号，部队在下关煤炭港集中休整。我们这个连被分配镇守挹江门城楼。当时驻守在挹江门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把城门关了，在城墙外面也做了防御工事。我们也没法进去，就你扛着我我扛着你，送一个人爬上城墙，然后从城墙上送条绳子，后边的人才好一步步抓着绳子上去。这时候已经到12日晚上了。因为我们从广东刚来，对当时挹江门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只知道城墙外是长江，城墙内是城区，身上也还穿着单衣。
13日早晨，日本人就从中华门过来了。到了我们这里时，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当时值守的长官不记得叫什么了，叫我们缴械投降，我们就都投降了。不投降也没办法，战士们一两天没吃饭了，武器也只剩下几个手榴弹，没法抵抗。而且我们当时想：投降了就不会被杀，国际法里有专门的规定，只要缴了枪就好了。但是，后来这些人都被杀了。
投降以后，我们被日本人押到城门下面，把我们绑起来，一米距离绑一个，不许互相说话。到底有多少人，我也记不清，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个蹲在马路边一直排下去，没办法交流；如果有交流的话，日本人就用枪托去打。如果要小便，就先喊报告，然后日本人才解绑让他们去上厕所，回来再捆上。从13号日本人进城被俘以后，我一直在那里被捆了一天。
两次逃出人间屠场
第一次屠杀大约是在晚上十点钟。天已经黑了，日本人在龙池巷这个地方找了一间公馆，是单独的一个带花园的耳楼，就是现在的海军研究所对面，现在叫龙池庵。然后把我们这些被俘的军人一起押进去，把人拼命往门里面推。推不进去怎么办，用枪托砸，硬把人挤进去，每一个人前胸贴后背，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就把门锁死了，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进行扫射，对准头部扫射。前面的人被打到，一排排地往后倒。我个小，前面人比我高，基本上只到人家背上位置，被前面人挡住了，我就没有受伤。
当时楼房里面几个房间有木板隔墙，因为人多，大家同时向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把这个木板压塌了。木板塌了，露出一个上二楼的楼梯。扫射的过程中，这么多的人流了很多血，很黏稠，也比较滑。很多受伤了但没死掉的人被压在底下，我就在那儿左右摇摆身体，加上血的润滑，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看到人家顺着那楼梯往楼上爬，也踩着尸体跑到二楼。二楼后面像个晒台，我们向上爬，日本人听到了声音，知道还有人没死掉，就拿来汽油，浇到一楼的尸体上，点火开始烧，烟就向二楼上面蹿。我们在二楼上待不住，就站在那个平台上面抓着瓦往下摔。日本人看到瓦片往下掉，以为这个楼要倒了，就开始往门外撤退。二楼的人一看日本人跑了，不管受伤或者没有受伤的，都开始往下跳。有些受伤的跳下去就起不来了。我小，身体轻，加上过去的二层楼估计也就是五六米或四五米的样子，等于从台子上抓着墙滑下来，也就是有点擦伤，没有受其他的伤。
跳下来的人就往各个方向跑了，我们一起跑的总共是六个人，跑到了龙池巷靠着中山北路的路面上，有一个民房，就跑到民房的屋顶上。屋顶上靠马路边有一段女儿墙，旁边是水沟，我们就趴在水沟里，既不敢吃，也不敢动，白天不敢下去，就是晚上出来找点水。当时日本人占领下关、城区以后，基本上就是烧杀抢劫，城里像无人区一样，好多难民都跑到难民区避难去了，所以整个民宅里面基本上就没人。在那里待了五天六夜。第五天的时候，我们被两个戴着白袖章的日本宪兵发现了。因为当时穿的还是军装，虽然身上都是血，还是能看出来军装的。这两个日本人就上了屋面，我们听到日本人来了，因为日本人穿着皮靴啊，上来有呱啦呱啦的声音，于是就趴在地上装死。日本人也很坏，看你趴在那儿就用枪打腿肚子。只要是活的一打肯定疼，一疼就动，六个人就这样被抓了。日本人也没带绳子，就把我们六个人单个儿排成队押下来，又带到第一次那个集体屠杀的公馆里。那个楼房后面有一块空地，就靠在水池边，让我们排好就开始射击。我站在最后一个，当日本人开始打第一个人的时候，我调头就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枪一响，我就顺着日本人押我们那条路往回跑。水池边上不远就是一个转角，而且可能日本人一看跑的是一个小孩，就没追。我又跑回当时那栋房子，进到一楼的一户人家，藏到人家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没死掉。
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老妇人，当时她住在宁海路的难民收容所。她听人家说她家的房子给日本人烧了，就回到这个房子去看。因为日本人烧杀奸淫，只要是妇女，他都会做一些奸淫的勾当，所以她把自己的脸涂上黑灰，装成要饭的。她进家门的时候，就看到床底下有一个人，一条腿露在外面。我看到有人进来，知道不是日本人，就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把那个老妇人吓了一跳。因为我穿的是军装，里面全是血，都成硬块了，脸上又是黑乎乎的，又瘦又小。好长时间她才缓过气来。可是我们没办法交流，因为我是广东人，她是南京人，我们两个讲话互相听不懂。但她一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当兵的，就找了家里的几件衣服给我换了，把我带到了宁海路的难民区，在那里一直待到日本部队撤退的时候。
苦孩子，早当家
难民区有美国的使馆，打美国的旗帜，那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个。有美国国旗，鬼子就不敢进去乱搞。也有时候会来搜壮丁，只要是青壮年，他们都认为是当兵的，就要抓走。妇女都抹着黑灰，打扮成那样男的女的根本看不出来。日本人时不时来搜查、奸淫妇女。只要是妇女，他就奸淫，只要有反抗的，就杀掉。因为我是小孩，日本兵当时也把我抓去了，给他们养马。白天喂马打扫马厩，晚上就睡到马厩里，一直到这支日本部队撤退。打扫马厩时，日本人吃不了的、剩下的东西就给我吃。那时候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有计划的，他连小菜都带来了。他们一个人带一个干粮袋子，里面什么都有，牙刷、牙膏、糖果那些东西都有，还有罐头：鱼罐头、萝卜罐头、豆子罐头之类的，丰富得不得了。另外他们用咖喱粉熬的大菜，烧了一桶，十几个人舀着吃。日本人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良民证”，所以我才平安留下了，回到难民区。在宁海路5号安全区总部院内的难民
我在难民区待了个把来月。难民收容所就一栋楼，男男女女都在这一个楼里头。我在里面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我讲广东话他们不懂。有个姓周的男人，叫周桂山，他老婆姓展，没有儿子，就把我收留下来当儿子。他们家是做饮食生意的，打烧饼、卖早点。他把我带回去，做烧饼的时候帮他生个炉子。但是这个人好赌，喜欢打牌，做两天生意有一点收入了就去打牌，打牌输了以后就没本钱做生意了，所以生活很困难，要养活四个人，他们夫妻，一个女儿，还有我。后来他女儿许配给了伪政府的一个秘书，全家迁到了上海，觉得我没本事，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我丟下了。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周桂山女婿就失业了，靠放高利贷为生，然后就到处讨债。
我被丢下的时候，周家的老太（周桂山妻子）把我介绍给一个饭店，是她妹妹的夫家，姓杨。杨家兄弟合伙开了个饭店，我就通过介绍到饭店去打工，过去叫学徒。我什么事情都做，削土豆、打杂、做小工、挑水、洗菜，什么都干。我待在饭店打杂的时候，一天到晚什么都要做，连鞋都穿不上，就穿那种草鞋子，久了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连路都不能走，睡又不暖，就是一层稻草裹着当被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杨家兄弟里面的弟弟，也就是周老太妹妹的丈夫，他是在饭店参股的，看我人老实，又是个男孩，就做主收了我做养子。我的养父叫杨兆兴，他可能有三四十岁。收养我之后，我什么事都要做，既要服侍老人、做饭、打扫卫生，后来还要做面条。当时做面条不是现在这样电动的，是要手摇出来的，然后拿出去卖。所以说我是他们的儿子也谈不上，说不是但在他们家住着。一开始他们没有小孩，我来了以后他们家陆续生了五个小孩。当时生活比饭店里就好多了，衣服也有一些了，也有睡的地方了，饭基本上有人管，也很好。杨家在南京的饭店开在评事街，叫三新园，是个回民饭店。杨家是回民，但我不是。后来结婚了，老伴也是回民，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户口统计，就把我也登记成回民了。
三新园当时有点名气，生意比较好，但是后来生意不好，过不下去，就分家了。于是，我的养父杨兆兴开了个杂货店，搭了一个临时街面做五洋生意，也就是卖洋烟、洋酒之类的。他的家住在木料市，现在拆掉了。那里既是家，也是仓库。杨兆兴做生意糊涂，有一次进了五大箱子的大前门香烟，是很好的高档烟。一大箱子多少条不知道，但按当时的价钱来讲应该是很高了。进货的钱已经付过了，按理说应该把货送到木料市。杨兆兴也不管，不去问有没有送货，过了几天，发现货没送到家。他就去找这个送货的，报告给稽查队。当时稽查队队长和白下区队长，还有送货的这几个人是勾结起来的，他们把烟倒卖掉，得到的钱分掉。最后通过两个稽查队之间私了，也没赔钱，不了了之了。杨兆兴就换了个生意去做。他们家还有父母在，爷爷当时在唱经楼，是做面条的，后来就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杨兆兴生意做砸了又不顾家，他媳妇要顾家，老太（老人养母）买了一个压面机在家里，我就帮她压面条。这个时候还是在1945年之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我都在做面条。李高山和其家人
1945年以后也没什么大变化。我一个人在南京，在这个家里很卖力，起早睡晚的，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晚上要十二点才睡觉，也不拿报酬，一分钱都没有。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提出我要走了。老板（养父母）就想办法留我，如果找个人结婚的话我就走不掉了。
在我二十六岁左右（约1949年），杨家给我介绍对象成了家。当时因为做面条，家里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一分钱，钱都在养父母那儿，我们只管结婚，做饭，吃饭。养父母不把我当外人，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每顿有两三个菜，少数民族吃牛羊肉，所以我也经常能吃到肉。即使后来上班了，情况也是这样，到家工资全都要拿出来。
现在的生活多幸福
现在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繁荣富强。我们能上天了，能到海底去了，过去想都不敢想。我今年九十多岁了，我表达不出来高兴的心情。
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安居乐业，生活很好，有党的关怀，我也退休了，就享福嘛。党的路线，英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没得话说，太好了！过去我们家里八个人，才住六个平方。那时候住在新街口，那里要改造，把我们搬出来，分了一个房子，有六十多个平方，这一比，现在的生活多幸福啊！有工作有房子，这个住房比以前太好太好了。以前我们在楼上搭一个小棚子，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睡觉。要是没有政策我们是享受不到这些的，我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太好了啊！
余绪（以李高山老人儿子为采访对象）
1.关于老人的年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没有户口本，是按照1949年以后的历史推断他是1925年生的。他只记得他是二月初二生的，现在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估算出老人的年龄。他们外地来的也没有别人记得，他只知道当兵的时候是十三岁。
2.关于老人的生活情况
他（指李高山）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新闻联播》，一个是《海峡两岸》。每天看《新闻联播》是雷打不动的，早上吃饭之后休息，下午吃了饭之后看看报纸，之后必须是看《新闻联播》，接着八点半把《海峡两岸》看完，如果第一天来不及看，第二天中午必须要看。就像前几天“神州十一号”发射，他就在看实况转播；比如“党代会”，他就会盯着看；“人代会”他也会盯着看，所以我们家的电视机声音都是大大的，你让他说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会了解。他体会到安居乐业的幸福，没有什么不满足的，生活很好，他现在觉得很满意，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有一种责任感：我得活下来。”——常志强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5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化工新村
采访人：彭成、常远、王欣芃
整理人：杜羽宸、艾德林、张国松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我出生于1928年2月，是南京本地人。在日本人还没打进中国以前，我们家人很多，有四代人，我的父亲母亲、四个弟弟、一个姐姐，还有祖母、太祖母。太祖母那时候有八十多岁了，身体也蛮好的，是第一代。太祖母下面的女儿，我们叫奶奶，是第二代人。我的父母，那是第三代。我们那时候还小，是第四代。第四代姐弟六个，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一两岁；兄弟里我是老大，有四个弟弟。
那时候我们住在夫子庙后面的白鹭洲公园金陵闸，很有名的。一个夫子庙，一个白鹭洲，这两个地方比较繁华一点。白鹭洲过去是南京一个很小的景区，但是玩的人很多。它靠着夫子庙，一出去了就到夫子庙。夫子庙里什么都有，旁边有一个巷子叫石坝街。石坝街旁边是公园路。公园路里有个国家公园，公园很好，当时日本人来了，我们都害怕会把公园里面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啊，还有很多古时候的东西拿走。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东西日本人没动，里面的动物一个也没死。除了动物以外，还有古里古怪的东西。它介绍很多古代的历史，好多人到南京来都要到这个公园玩玩，去看看古时候中国什么样，看它的历史。我小时候也经常去玩，都是免费的。
那时家里怎么生活呢？我爷爷在白鹭洲公园开了个店，卖东西。当时有火车通到白鹭洲，很多人去参观，就卖给去游玩的人，生意很好。夫子庙那时候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景点，又在南京这样当时的国家首都的中心，很多人来玩，那就要买吃的。我们卖汽水什么的，果汁很少，还有什么面包啊茶食啊，反正是好吃的东西都有人买。而人家来玩不在乎要花钱啊，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家庭生活够了，但生活情况一般化。能吃到不少菜，素菜特别多，荤菜也不少。而且住的房子也还可以啊，我们开店，租了一大间房子，是在一个广场旁，就是从前有钱的人家盖的房子门口有好大一块地，有墙啊、拴马桩什么的那种地方。那块地是一个邮政局负责人的，他有权力自己盖房子，我们就租了他的房子，要付租金的。
我小时候上了私塾。为什么读私塾呢？怕小孩子随便跑，读私塾给老师管一管。早上到了以后跟老师鞠躬，然后就开始读书。老师规定了你读哪本书，你就读哪本书。读好了以后就背给老师听；背好了以后还要能写出来。我私塾读得特别好。老师很喜欢我，他讲：“这个小孩很好，读书很认真，课堂上从来不讲话。”那时读私塾不准讲话的，蛮严的。书读得不好要打手心，你不听话也要把手心摆过来，老师用板子打，打得蛮疼的。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挨打。老师特别喜欢我，跟我家的人讲：“这个小孩不错。他很稳重，也很用功，他来后没几天就能背书了。”背“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有问题的话呢也要问老师。把手举起来，“老师，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然后老师讲：“好，你问得好。‘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讲，人啊从小生下来一点大，他不知道什么好事坏事，父母要跟他讲，你怎么样是好的，怎么样是不行的。”我就这么向老师问问题，后来老师说你学得好，不用读了。后来我就去考小学，夫子庙小学。考什么呢？个位数加减，然后老师给你出一道小作文题，比如“你最喜欢的东西”，还有问中国有多大啊，有多少平方公里。基本上私塾读完是会的。还有一个呢，私塾教唱国歌，考试也要考。2017年4月4日，常志强参加纪念馆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清明祭扫仪式”
进小学的时候我八岁不到，在夫子庙小学，是夫子庙一带的公办学校，有一到四个年级，一个年级最起码好几十个人。洋学堂嘛，早上上课，然后做早操，课间出去玩有很多运动器具，学校里也有一些东西卖。门口也有，但是老师会关照小朋友不要瞎买，因为外面有些东西做得不干净吃了要生病。除了我，家里还供姐姐读书，二弟三弟那时候比较小，没有上学。班里头女生也很多，那时候除非很穷，一般女孩子也会读书的，但是穷也没关系啊，会减掉一部分学费。放学以后呢读读书，把老师教的复习一遍，然后就在夫子庙玩，家里的事很少做。夫子庙里什么都有，玩杂技的，说书的，还有唱戏的，他唱一段戏，大概一个小时吧，然后收钱。收钱的话不是买票，而是他到你面前来让你给钱。一般人都是用铜板，最多的是一块银元，还有一角的、二角的小银元，你要不给钱也行，站到后面看，没有凳子坐。夫子庙那里不但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南京那个时候不是首都嘛，有各国的大使馆。小学里也会教外语，主要就是英语，后来日本人来了，也学日语。
战争教会我的（根据常志强女儿口述整理）
那个时候，日本人飞机来南京轰炸，地上的高射炮就咚咚地打它，广播一通知，老百姓就躲到防空洞去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进行屠杀，这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就开了纪念馆，统计杀了多少人，哪些人家里人被杀了，他们（日本人）也不敢反对，你杀人是事实啊。我的父亲、母亲、四个弟弟，都被日本人杀了，就留下我和姐姐。日本人一个一个把我家人杀掉时，我就昏过去了。姐姐被戳了几刀没死，受了很重的伤，也昏过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她醒过来，醒过来后就逃，我们就一起跑了。但是后来姐姐伤口感染，还是死了。
城里很乱，那吃饭怎么办呢？要吃饭，要生活啊。我们和其他一些人就到了难民区，因为一群人老的老、小的小，（难民区的工作人员）害怕我们生活困难，就提供一份补助。当时我们不想要这个钱，想要工作挣钱，有人介绍我们工作，到工厂做工。我还很小，就没有去。鬼子不杀人以后，我们就回到了宝前街，发现祖母、太祖母在家里。当时南京的米很贵，但在三十里路之外的地方就便宜得不得了，我就跑那里去买米。在南京一斗米的钱在那里可以买一斗半。我每次背两斗米，头两次背不动，走几步歇几步，晚上到家一点劲都没了。后来背着背着有劲了，有劲了就能够背得多一点。但日本人坏，他觉得小孩子背这么多米肯定是要进城做买卖的，就把我叫过去，问：这个米是你买的啊？我说是的。他又问你家有几个人？我讲有四个人，我一个，还有姐姐，还有奶奶、太祖母。他不相信，他说你不能背这么多米，你扔掉，就把米拿走扔进水里了。
因为鬼子人不多，城墙上他不会管，只管城门。城墙是跟土坡连在一起的嘛，后来我们就从城墙上面弄绳子吊篮子下来，把米直接放下去，然后自己再下来，就这样来运米。那个米泡潮了怎么办？赶紧回家把它吹干。这个米卖掉之后能赚一半的钱。这样一来，吃米的问题就解决了，要不然没办法生活的。然后就是半夜到紫金山上面扒松针当柴火烧。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要求我们必须有“良民证”，假如你是做工的，在哪个厂做工，他也要求你说，还有你工资拿多少之类的。他也在老百姓里选一些人来统治。选出来的呢就给他开个条子，叫“良民证”。我就继续在学校里读书，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到集市里买米、买面，背回城里再卖给别人，这些东西都有人收的。
我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要承担所有的义务，在当时我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我得活下来！因为上面还有老人啊。所以战争灾难带给我的影响不光是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对我后来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就我自己来讲，危机意识就会因此比一般人要强，不像别人那样无忧无虑的。到老了什么事也都自己做，因为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就必须自己做。所以说：战争是很可怕的。我觉得年轻人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年轻人强，国家才会强，国家强了别人才不会欺负你，对不对？
再后来，1946年我进了南京化工厂做学徒，接着是正式上班，也不断地学习。因为我是化工厂里面的设备员，管设备，就自己学机械制图一类的东西。这个化工厂是国家部属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搬迁到四川那边了。日本人投降了，工厂就搬回来了，以前有些东西我们造不出来，还得到外面去买。后来我们就自己造，任务也比以前多了。那我们就要多搞机器设备，要不然生产不起来。我们要求日本人赔偿，就是要补偿一些损失，后来没补多少钱，但是补充很多机器设备。我们就利用这些机器搞工业。开始是日本人赔偿的机器，我们自己也造；后来我们自己造的比他们的都好。日本人有一部分工程师从上海那边调来的，这部分人没有走。我们跟他讲，你们侵略我们中国，破坏我们好多工厂，但是我们不追究。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造一部分工厂，你们这些工程师要留下来，我们也给工资，生活水平也很高。
在工厂里大家一起吃饭。日本人吃饭的时候，男的吃饭，女的坐在外面给他们装饭，看着。男的吃剩下了，她才吃，很不平等。但是他看我们中国人男女平等很好，他心里面觉得中国好。我们也很积极，就问他：给你工作干不干？让他做图纸。那个日本人也很高兴啊，很快中国话也学会了。后来他们回国了，他的妻子还来中国玩过。
“我们最后还是逃过来了。”——蒋树珍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4日、12月2日、12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江宁区
采访人：朱笑言、崇润之、汪沛、单雨婷、李文睿、韩建汶
整理人：汪沛、钟周哲、李雪晴
和平的日子，贫困然而洋溢着温情
我叫蒋树珍，祖籍南京，1929年出生，抗战前，我家在门东，住的是一间小平房，房子是租的，家里有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我们一起住，生活苦得很。周围的邻居很多，一个门里面就有几十家，但是我小的时候和周围的孩子也不怎么玩得起来，他们都是有钱的人家。我们那边有一家特别有钱，就是房子多，也不劳动，单收房租，跩死了，家里有三个保姆，不过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划成了什么资本家，还是地主。不过在当时那都是少数人。
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人都有工作，我的爸爸和妈妈那时都没有工作，父亲在做小生意，卖一些杂货，捧在手上卖的，后来到兵工厂看大门。母亲在家里帮人家洗洗缝缝，挣点钱糊口。哥哥在兵工厂里读书，就是现在的晨光厂，是技校，不要钱，学出来就直接在厂里工作。弟弟还小，我和二哥哥都在上小学，当时是就近入学，学费也不贵，学校好像就在武定门旁。
日本人进城之前，好像还有学生游行，就在大街上，新街口、中华路附近，走着喊着，喊的大概都是“打倒日本人，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
那时苦得不像过日子
日本人快要打到南京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一起随着兵工厂迁到重庆去了，走之前跟我们说要打仗了，我们吓得也要逃走，叫“跑反”。那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来轰炸了，把城里炸得不成样子，我们小孩，也没看到打仗的场景，就知道那个中国兵逃跑，败了我们逃到农村去了，我的外婆、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住在我舅母的一个亲戚家，在双闸一带，这个亲戚早就逃走了，我们就住人家的房子。后来，日本人进村，来了就跟我外婆要鸡蛋，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家里有没有。日本人狠得不得了，对着我的外婆叫，然后就在屋里乱看，结果摸出鸡蛋来了，说外婆不老实，拿枪对着她，讲要杀了我们几个人，我和我哥哥就跪下来吓得哭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鬼子，拿着枪对着我外婆。再后来一只狗闯进来了，日本人一枪把狗打死，没打到外婆，把我们都要吓死了。那个日本人才把狗打死，从我们后面走出来两个男娃，穿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像什么兵，只像学生，没多大岁数，十七八岁吧。日本人就上去抓这两个男孩了，一拖拖到后头，打了两枪。我们那时候小，一起跑过去看，全都睡倒在地上，打死了，可怜死了。后来又来了七八个日本人，看人手上有没有老茧，看他是兵还是什么人，我们隔壁的房子里都是农民，种田嘛，拿个锄头什么的，手不是糙嘛，手上有老茧。他们认为是当兵的，结果把他们都拖出去杀掉了，那时我们是小孩子，看到都吓死了。我母亲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就把脸涂上黑灰，躲在柴火里，生怕被日本人拖出去糟蹋了，真是惨无人道。那时候苦得不得了，就是糊口，饥一顿、饱一顿的，一会儿逃到这边，一会儿躲到那边的，像现在这样固定的一日三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东西可吃，地都荒了，人都吓跑了，不像过日子。南京下关大马路
我们躲在乡下，躲在亲戚家，稍微好一点。城里的人有的一起躲到难民区，没躲进去的就给他们一起打死了。躲到难民区的呢，有好几个给他们找到，见到一个杀一个，小孩子看到也杀，大肚子的也杀。大肚子的拿刀子戳进去，把小孩戳出来，不能看，不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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