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元富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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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绵长试读：
深情源自悲悯（序）——我对《秋水绵长》的解读
雷涛翻阅雷元富的散文集《秋水绵长》，我的脑际骤然定格了两个字：悲悯。集子的大多篇章都是忆旧，都是讲述令人悲伤令人怜悯的往事。而对亲朋的悲切思念和补偿缺憾，又是文字中的重中之重。这就构成了这部集子的一个显著色彩：以悲情溢增感情，以悲悯感应同情。黄土深情也便在这样的气氛中营造并变得更加浓烈了。
曾经的苦难甚至生命之危，始终笼罩着作者的创作意识。依据我与他多年的交往和交谈，我知道他有一个辛酸的家史。祖籍是绥德县四十里铺的雷家圪村，那是整个家族的生命之根。可是，父亲八岁时，爷爷就辞世了，奶奶又改嫁到子洲县的丰山村。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父辈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而吃谷糠、吃树皮的幼年成长史，又为他追加了悲惨的生命烙印。他的家是这样，他外婆家更雪上加霜。外爷三十八岁撒手人寰，“外婆将只有七岁的妈妈以童养媳的身份寄养在我爷爷奶奶家，自己背着只有五岁的舅舅东渡黄河在山西乞讨”。作者的幼小心灵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中奠基和塑造的。这种悲情影响了作者的青少年，也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他退休后想到用文字记录往事时，这种悲情便成了他创作的策源地和驱动力，而且更强烈了。我读《秋水绵长》，最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在复杂的感情纠结中动笔时有悲痛、伤感，有愧疚、遗憾，更有一种难以释怀和不吐不快的心绪。这是可贵的。散文以情感人，而情不是矫揉造作硬想出来、装扮出来的。如果是硬凑，必然是外秀内糟，除了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还有什么招呢？！
以我的感觉，悲悯意识就是这本书中多数篇章的“操盘手”。作者不是刻意要写些什么，要写到什么程度，或者一定要追求怎样的效果，而是要把憋在心底的真实故事一股脑儿地倒出来，倾诉出来。这样，就形成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不掩饰、不雕琢的自然流露。写家庭是这样，写朋友、战友亦是如此。我读《再埋外婆》《表哥》《父母的遗产》《哭永斌》《秋水绵长》时，不时为其中的细节描写所感染。甚至，我把此“雷”与彼“雷”叠加在一起，认为那些苦水本该也由我们这边雷姓承担一部分才对。同时，也在想，假如我们这边雷氏家族也曾有这般苦难与艰辛，我在书写时可能会删减许多细节，有意将某些“隐痛”藏匿起来。现在看，我要这样做就是一种虚伪，而雷元富是真实的。
有悲悯，就有同情，就有大爱。元富在书中同样用了不少的篇章来写邻家、同学、同事，也写自然山水。这就说明，作者的悲悯情怀不是自私的、狭隘的，而是博大的、普遍的。这种情怀的形成，当然与他家族艰辛的迁徙史相勾连。在贫瘠的山沟里为了求生而长途跋涉，就不能不乞求别人的恩赐和施舍，哪怕是一块黑面馍馍、一颗土豆，甚至一碗水，都可以拯救生命。父辈和作者本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就在思想深处给作者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在待人接物中知道同情别人、帮助别人，也珍惜每一滴水、每一株小草、每一棵树木。我曾多次与笃信上帝的信徒们交谈，他们告诉我，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万物就是人、动物，就是一草一木。你要爱上帝，就要爱人，爱一切动物，爱自然界的所有，这才是大爱和真爱。元富是共产党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的境界也是修炼出来的。这些年不论是我走延安，还是元富下西安，我从元富所讲所做的事看到：他总是替别人想得多一些，能多为他人提供一些帮助才觉得心安理得。元富工作的最后落脚点是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我认为，这既是组织上的安排，也可视为一种天意。
悲悯和敬业是相辅相成的。已经退休的元富对自己的归宿很满意。他说过，对于一个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的贫苦农家孩子来说，能够读书并吃上“皇粮”，还干到“县官”这一级，是祖上积了大德。他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为社会再做些善事，以对社会尽反哺之义。他常常和我聊起在南泥湾工作的岁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情洒南泥湾》），说他对这块宝地情有独钟。他曾经设想过要当一个好的村支部书记，可他在三十二岁时却当上了南泥湾公社党委书记。他坦言，如果说仕途顺当，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从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大胆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到制定南泥湾十年发展规划；从挖掘本地资源、开发红色旅游业，到建设经济强镇。元富将人生最具激情和活力的时光奉献给了南泥湾。2014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延安市学习了解“中疏外扩、削山建城”情况。元富知道后，盛邀我走一趟南泥湾。当车子驶入这个誉满全球的塞上江南时，元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满面春风，指个不停，说个不停。当我们到了一个叫石村的秀才村时，村干部和村民们都簇拥上来，和他们的雷书记拉手问候。这种如同久别亲人相逢的场面，让我再次感受到元富悲悯的情怀蝶化成的敬民亲民品质。
对于一个并非文学科班出身的基层干部，对于一个把悲悯意识融会在文学创作中的业余作者而言，元富的两本散文集子已经了却了他的人生心愿。元富所追求的一定不是散文创作上的标新与突破，而仅仅是真实的记录，真实的倾吐，真实的情思奔流。留给他的当然会是欣慰、满足和长久的深情疏散。读者倘若也这么看，元富该有多么惬意和快乐。
大年初一话当年
一眨眼三十六年过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昔相比，天地之差。
难忘2月14日。
更难忘1975年2月14日。
今年2月14日适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大年初一。
吃过饺子，追忆往昔，大年初一话当年。
1975年2月14日，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四。在我离开校园回到农村半个月之后，突然接到临镇公社党委的双联便函，要我当日到公社报到。我被选聘为延安县路线教育宣传员，我工作了！
喜出望外的我，身着棉袄棉裤，外套是上学时穿的蓝中山服。一条毛毡，一条棉被，还没有床单，一个枕头且没有枕巾，所有这些行头用一根绳一捆就到公社报到了。铺盖放在公社办公室的门口时，不知内情的同事，压低了嗓音问：“你犯什么错误了？”我摇着头说：“我没犯什么错误。”“那你……”对方的话再没往下说。不言而喻，你这副样子，绝对是来挨批判的。
没几分钟，办公室主任和会计就将我安排好了，我同办公室主任住在一起。公社的那位慈善的老会计，操着浓厚的吴堡话说：“看这也是个惶娃娃。”就破例将公社的床单、被套、枕巾借我使用。我成为办公室主任的助手，负责抄写材料、刻印简报、编写广播稿，处理办公室的零碎事务。
公社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五名领导有一名书记、一名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名副书记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脱产、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十二三名正式干部。其余是亦工亦农人员，大师傅、管理员、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和七八个路线教育宣传员，近三十位干部挤在十六孔窑洞里。
当时的公社干部和当时的贫下中农一样，衣食住行、办公条件、工作环境是令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公社机关只有三辆自行车，党委书记一辆，“革委会”主任一辆，另一辆破旧不堪的由办公室安排作为应急的交通工具。几位副主任因为用自行车不时还闹得很不愉快。一日三餐，粗粮为主，早上是玉米馍洋芋条，中午白馍或面条，下午则是两面馍或小米饭。
全公社只有公社办公室、派出所、邮电所、粮站、水文站、供销社，各有一部手摇式电话机。
干部下乡把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一背，徒步而行。当时流行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公社书记是“东方红”（拖拉机），大队书记“小东风”（手扶拖拉机）。
当时的公社书记牛，在那个年代，书记一语定乾坤。招工一点头，单位也定了；征兵一句话，就走了；农转非表一给就成了。公社干部牛，一句话就可以使贫下中农热血沸腾，一句话就可以使地、富、反、坏低头认罪。公社的话，就是党的话；政府的话，就是法律。
政治挂帅，学习第一。每天早上要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学习，梁效的文章不知学了多少遍。大会战的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每个大队的会战点都有自己的战斗口号，什么“日战太阳夜战星，没有月亮点马灯”“每天地头三顿饭，顿顿都提饭罐罐”“真革命假革命，关键时刻看行动”“学大寨，赶昔阳，人均产粮跨长江”……就连村名都改成东风、向阳、红旗、红卫等等。
那时的年轻人一心想工作，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大龄青年择对象，首先看对方的出身好坏（家庭成分），干部中也有人提出找对象的五大标准，即政治可靠是党团员，身体健康像运动员，长得好看像演员，工资能挣五十元（我们当时每月工资仅有三十元，还要交生产队十八元，自己只有十二元生活费），脾气好得像服务员。这只是底下议论，谁敢大胆说出去，就是低级下流之辈，轻则被人讥笑，重则上会挨批判。
农村青年男女更可怜，有些女孩儿找对象，提出必须是一工二干三军人，死活不嫁受苦人（指农民）。离姚家坡劳改农场较近的女娃提出，宁找一个就业犯，不跟一个受苦汉。就业犯就是劳改农场刑满后表现比较好、有一技之长的留场人员。这些当然要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判。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个年头的时髦话。生产队社员不能有自留地，养猪养羊养鸡都要限制数量，多了就成了资本主义；偷买偷卖，就要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这年冬天公社在寺沟村召开了一次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把几户农民家里的几个柜子、桌子搬到台上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说实在的，那几件东西现在送人只能当柴烧。
那个年代，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越穷越对，越穷越光彩，因此有不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讨吃要饭、常年吃救济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理直气壮地喊：“我是平格淡淡的贫下中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成为这些贫下中农生活的基本规律。
走进供销社，几乎看不到一件高档商品，除锅碗瓢盆外，不少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自行车、缝纫机、的确良、涤卡、条绒等稍好一些的货物都要靠布证、棉花证、公社介绍信，就连买一斤白糖，也要凭证。青年男女结婚用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票证几年才能凑齐。粮站买面粉要凭粮票。先是没有粮票，公社开介绍信换粮票，粮票换好找主任，主任批了才能买到一袋标准粉。买一袋面粉不知道要给粮站主任说多少好话。过年喝酒，先到医院找打过点滴的药水瓶，洗干净后到姚家坡农场副业站托人买一斤一块三的散酒就十分满意了。能带上两瓶酒一袋面二斤肉回家过年，别人就刮目相看了，会说，当干部的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一年喝不上一瓶酒、吃不上一顿肉、吃不上白面大米的人为数不少。低标准、糠菜充饥是普遍现象。
极“左”的年代，多的是大会战、大批判。一年几乎没有节假日，就连元旦、春节也很少休息。1976年元旦，临镇大队的几个蹲点干部和大队干部悄悄地偷着喝酒，被领导发现，训斥一顿。下乡干部一气之下将酒瓶摔在院子里，爱喝两盅的老队长流下了眼泪。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是天天在过年。
今天是2月14日、大年初一，是我参加工作三十六年的纪念日，我写此文权当纪念。使自己和朋友、同事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品味人生，品味社会，使我们能知足常乐，笑对人生。
秋水绵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眷恋故乡。每当听到“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的歌曲时，老家的小山村、上学时的临镇、新移居的寨子塬，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故乡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一草一木，故乡的干大干妈、兄弟姊妹，使我牵肠挂肚，难以忘怀。特别是父母去世后，按照他们的遗愿，将他们送回老家后，思念之情愈加强烈。每次回老家，一上山坡，看到熟悉的山形地貌，眼前豁然开朗，心情格外激动，我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每到父母的坟前，我就像久别的游子，又回到父母的怀抱。
儿时的生活是天真的，儿时心灵的记忆是一生都难以消逝的。最令我向往的还是我的第一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子洲县槐树岔乡大窑湾行政村丰山村民小组。
它在我的心中是那么高大，那么神圣，那么令我向往。这个坐落在子洲县西北角的最偏远的村子与子长的涧峪岔乡郭家河村、横山县好坬村相连，狗叫一声，三个村子都能听见。我的爷爷最早在绥德县四十里铺的雷家圪村，父亲八岁时，爷爷去世，奶奶带着父亲孤儿寡母来到子洲，改嫁到丰山村刘家。
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使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劳、勇敢、与人为善、吃苦耐劳的品格。十五岁时，父亲就参加了红军，然后跟刘志丹、徐海东在陕北红军、红十五军中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回村一直担任生产队干部。父亲常常用他的经历教育我们。六七岁时，天还不亮，其他的孩子还在熟睡中，他就要我们起床拾粪，喂牲口，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勤快。十一二岁时，我和二弟就经常到山上砍柴，这几根，那几根，一冬下来，院子旁整整齐齐地垒着一堆柴火。邻家干妈经常夸奖我们。
我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小时候家家吃糠咽菜，靠洋芋熬酸菜充饥，到1967年、1968年天灾人祸，家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充饥全靠山上的野菜野果。山上可以吃的什么也找不到了，树上可以吃的都被采摘光了，榆树皮，就连五加皮叶子都被吃光了。打谷子扬场后剩下的以前用来喂猪的谷糠也成为充饥的食物。起初，是大人们大便不下，后来小孩儿也大便不下。一开始，我们还嬉笑打闹，到后来大便一次就像要命一样，喊爹叫娘。不少大人想方设法使小孩儿们排泄出那些干硬的死死卡在肛门里的谷糠。村上的三老舅一家，本身孩子多，家里穷，以往瘦得皮包骨头的他，几天不见，面目全非，头肿得很大，脸色蜡黄，十分怕人。大人讲，那是饿得浮肿了。看着就要饿死的三老舅一家，乡亲们这家一碗米，那家一点儿洋芋、白菜、黑豆，凑合着把三老舅一家救活了。
我们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原本过着吃饱穿暖的生活，因为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家里一贫如洗，成为全村最为困难的家庭。1964年小富即安的父亲，看见邻家徐干大家修起几孔接口砖窑，格外显眼，自己也要有个漂亮的窑洞，便开始扣土坯、烧砖，箍起了三孔砖窑。合龙口时大摆宴席，将多年的积蓄消耗过半。时隔不久，父亲又非常体面地为自己养育多年的二大的儿子娶妻成家，又待客几十桌。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从不认输的父亲原准备打拼几年，东山再起，谁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们给父亲这个村干部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公社大会批斗。父亲一生口碑甚好，好胜心极强，性格倔强的他遇此怒不可遏。一次吃饭时，一口干饼子下肚，开始吐血，患病在床，一躺三年。一个八口之家，没有劳力，没有工分，仅凭人头口粮，怎能糊口？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用开水泡苦菜，每人喝一碗。为了生活，二姐逃荒到安塞大姐家，不久结婚。三姐在腊月十九出嫁，由我送到姐夫家。只有十三岁的我就跟上舅舅、妗子走南路当黑户。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尽管家乡让我们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但家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烙印难以磨灭。我记着家乡的每条羊肠小道，记得小时候割苜蓿、拔猪草的生活，记得那坐落在山上的龙王庙、娘娘庙和大坪村的老爷庙，记得小时候上学的土窑洞和由父亲亲自发起、带领社员们修起的那三孔崭新的砖窑小学。记得我相依为命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记得朝夕相处的小学同学。饥寒交迫的生活练就了我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受过饥寒的人最容易满足。
2000年正月，父亲去世不到一年，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按他们的遗愿，我将他们送回老家安葬。听说父母回来，乡亲们仍像迎接亲人一样，帮助蒸馍、蒸糕、做豆腐、料理后事。出殡那天，周围村有几百人拖儿带女都来了，他们向我的父母最后诀别，场面催人泪下。最令我感动的是，一次我们回去烧纸，晚上下了一场小雪，薄薄的积雪使冻硬的路面格外地滑，就在我犹豫怎样能下山时，村上七十多岁的老支书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忙，一定要走，不要怕，回到咱们村上了，我带上人给你们扫路。”话一出口，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憨厚的乡亲们，不一阵工夫，把路扫开了，我们顺利地下山了。临告别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乡亲，我的父老乡亲！这片土地养育了我的父辈，你们看着我长大，我离开村上几十年，你们仍然像当年一样关爱我。我常常想，怎么才能报答我的父老乡亲？
去年清明节我回家乡搬埋外婆，从延安起身带了酒、菜，晚上和村上的乡亲们饮酒叙话。话间有人说“能将咱们村上的路也用水泥硬化一下有多好”，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乡亲们。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多次到子洲，到榆林，在子洲县委、县政府、交通局、残联领导的帮助下，短短几天规划、立项全搞定。在榆林市交通局，特别是在王长安副市长的帮助下，今年，通往村上的五公里水泥路修成了。当我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宽敞平坦的道路时，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我跑了腿、受了累、垫了钱，我心甘情愿，因为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当我乘车来到窑湾，看到那块以村上庙会名义为我立的功德碑时，我很不是滋味。我从这条路走出去，喝这里的水长大，吃这里的五谷杂粮成人，我为他们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恩之心，回报我的父老乡亲。我的根在这里，我的魂在这里，故乡永远是我的摇篮。
我永远铭记我的第二故乡临镇。我是在十三岁时坐着姐夫驾驶的东方红拖拉机，在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迎接拖拉机下乡的秧歌队中来到临镇的。
从1969年到临镇至1987年离开临镇，我在这里学习、工作了整整十八个年头。十八年在人生旅途中是漫长又难以忘怀的经历，更何况是在学习成长阶段。我衷心地感谢那两位好心的生产队长徐建华、高贵生。我们到临镇，二姐和孩子们是他们安户到队上的；我要上学，没有户口自然不行，是他们出具证明，使我能顺利报名。我无法报答我的姐姐、姐夫，是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为了生活，我和二姐拉柴、打山杏山桃，姐弟汗水伴着泪水；为了生活，只有几岁的小外甥因用小手悄悄地拿了几个谷穗，遭受村干部训斥辱骂。二姐无地自容，小外甥心灵受到创伤，至今想起仍令我心酸。在临镇大院居住时期，两位邻家大妈对我们是那么体贴、那么关心。在临镇上学，培养了我的写作特长，使我在上学期间就能到公社办简报，回乡一个月便走上工作岗位。
临镇的寨子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一家从老家迁到塞子塬后，新户进村，没有地方，开始我们住在一进村一院破烂不堪的旧窑洞里。两家邻居，一家是五六十岁的老两口，一家是七八十岁的老两口和一个被土匪折磨傻的儿子。两邻家虽然贫困，家里杂乱无章，待人却是那么热情。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同病相怜，自然融洽。时隔不久，又搬到离原住地两公里外的大院。一个只有几孔破窑洞的黑乎乎的大院，孤零零地住着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小小的村上，我们搬了四次家。厚厚的黄绵土，土质松散，哪里打窑哪里塌，最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山鸡也站立不住的崖畔上，父亲和三姐夫一起动手打成了两孔土窑洞。我们终于有家了，这成为一家人的安乐窝。我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十五个年头。至今，还常常能梦见那两孔窑洞，偶尔回塬上，总想到那已满是杂草、破烂不堪的院子里看一看，瞧一瞧，仍想找回当年的感觉。
寨子塬离镇上只有三公里，两道平坦宽敞的平原，有五六百亩耕地。这里土地肥沃，光照充足，种植粮食种啥啥丰收。记得落实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一年，我们家的七亩多坡地，打了七石多（两千八百多斤）麦子。一家人顿顿是白面白馍。到寨子塬，从此和饥饿告别。塬上几十户人家，本地老户能占一半，有一半则来自榆林、山东、河南等地，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但相处关系甚好。虽然称谓不一，但都十分礼貌，见长者总是干大干妈、叔叔婶婶，见同辈总是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到寨子塬落户，为我们兄弟姊妹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使命运得到根本的改变。父亲的老红军政策在这里落实了，我在学校毕业回到村上仅一个月就到公社工作了，二弟参军回来后工作也安排了，三弟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父母年事已高、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之后，我将他们搬到临镇街上住，以便照顾。起初，父母是坚决反对的，他们离不开这个属于他们的家，他们离不开这片使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热土，他们更离不开这里的乡亲。
我们家虽离开了塬上，心里却永远惦记着这块令我们重获新生的地方！我在政府工作时，为村上修了四间平房，作为学校。一次回村上看到和我一起玩过晒得脸色黑里透红的海树，他说：“雷元富你现在当官了、享福了，想办法把咱们塬上的引水工程搞一下，再不要让村里人赶上牲口驮水了。”非常平常的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是的，我们享福了，他们还在赶上牲口驮水；我做官了，他们还在黄土地里打拼。我回到区上，当即请相关部门拿规划、做预算。为了保证村上饮水用电的便利，我否定了继续用柴油机的方案，决定架高压线，这要多花十几万。我请市供电局的领导现场办公，拍板定案。村上的饮水问题终于解决了，我的心病了结了。
对临镇，我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的每个村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下乡的日子里，村干部和村民我都熟悉、了解。今年特大水灾后，我立即想到了临镇。已经退居二线的我，乘车从延安出发沿南泥湾一路看下去，想到寨子塬看一下，镇上领导说路冲坏了，我想再看一看塬上的乡亲和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要到碾盘沟去看，路上搬迁出的乡亲告诉我，路冲坏了进不去。到临镇安居点，看到似曾相识、面容憔悴的乡亲，我的心沉甸甸的。在镇上救灾的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明向我提议，请我动员在延安工作的临镇老乡慷慨解囊。我回来打电话相约，很短时间，几十个人给临镇捐款捐物价值达四十多万元。
在临镇捐款结束后，我再次来到碾盘沟。这是我妻子的家乡，因此，我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包村期间，我通过多方筹资把这个村所有的沟地全部推平，建起了党员活动室，搞了人畜饮水工程，使家家吃上了自来水。我应该报答他们！
在父母双双离世后，我倍加尊重、关心我的岳父岳母。我深切地体会到，父母是自己的天，他们一旦离开，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好多要请教的事只好自己做主；父母是儿女的家，父母一旦离世，那么家就没了，便有无家可归之感，逢年过节无处可去；父母是遮风挡雨的伞，父母在世，回到家中，他们总是唠唠叨叨，问个不停，儿女有事，他们会忙前忙后甚至挺身而出，百般关照，百般呵护。
父母走了，岳父岳母就是自己的天、自己的家、自己的伞。我和妻子结婚后，和岳父一家相处十分融洽。在我们没有订婚之前，下乡经常在他们家吃饭。记得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到他们村上去下乡，有一位拉着棍子的白发老人到处吼叫找我，请我吃饭，说我和他孙子德胜是同学。这位老人就是我后来的妻爷爷。
和妻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与他们一家经常往来，所以相互了解，相处和睦。妻子对我父母体贴入微，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从不计较妻子给他父母买东西、送礼物。岳父喜欢喝酒，我们经常给买酒，时间长了，岳父酒不多了，就旁敲侧击地提醒。妻子经常给她母亲买苹果，岳母吃上苹果高兴地说：“这苹果凉凉的。”有一年过节，我对妻子说，送你们家两副对联，给爷爷的一副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似南山不老松。给父母的上联是：热热一壶热烧酒；下联是：凉凉两颗凉苹果；横批是：一对老家伙。妻子告诉她妈后，岳母骂道：“给吃给喝，吃上点儿，喝上点儿，不给吃滚他妈的人。”这骂既有责备，又有几分兴奋。
岳父岳母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我。
我的心中永远牢记着故乡丰山村，永远牢记着第二故乡临镇，永远忘不了寨子塬、碾盘沟，忘不了我工作过十一个年头的南泥湾，忘不了南川及宝塔区，永远铭记着这里的父老乡亲。我的爱像陕北的黄土那么厚重，那么深情。
票证的记忆
几天前，一位朋友无意中拿出一大堆票证，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因年代太久，颜色褪减，失去光泽。这些斑痕累累的布票、棉花票、粮票、白糖票、肉票、豆腐票，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的票等等的票证，就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的真实记录。眼前的票证，不由勾起我对一票难求时代的回忆。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由于物资匮乏，人们的衣食住行所需的不少东西，都要凭票购置。食堂吃饭要粮票，商店买布要布票，过冬棉衣要棉花票，要买当时的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都离不开少得可怜的票，就连喝点儿糖水也要有白糖票、红糖票。逢年过节买肉、买面、买烟酒都要票，那个年代没有票证几乎是寸步难行。
物资的紧缺，使得粮站和供销社成了热门单位，主任的权力无限大，除了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两个一把手无须低三下四地哀求外，其他人都要笑脸相迎，投其所好。
人们想方设法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好在临镇公社当时的供销社主任和粮站主任都是人品很好、非常随和、能体谅平民百姓的草根官员，他们没有那种官架子，也不耍特权，在老百姓当中口碑良好。
自古以来，老百姓当中流传着“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那些手握一点儿实权、利用手中权力坑害黎民百姓的办事人员，至今想起，仍令人气愤。
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在灶上买饭票必须用粮票兑换，交粮票必然要到粮站拿上玉米经主任批了后换粮票。那次换粮票，我让粮站那位刁钻的验粮员整得死去活来，至今恨之入骨。
对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在校学生而言，要交粮票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粮食。寒冬腊月的早晨，我和二弟穿着单薄的衣服，天不亮就每人拎一个筐子到社员们掰过的玉米地里拾玉米。刺骨的寒冬滴水成冰，每翻一株玉米秆，上面那薄薄的积雪和厚厚的冰霜在手上融化，冷痛难忍。令我们兴奋的是，大集体晚上夜战，总有好多掰不净的玉米棒子被我们拾到。不一会儿工夫，每人可拾到一大筐子玉米，能满载而归。我们不知冷寒，格外高兴。记得一天清晨，我们弟兄俩拾玉米时，被路过的一位老师看见，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惊奇地问我：“天这么冷这么早，你们就拾玉米了？”我说：“没事，习惯了。”那位好心的老师凝视着我们，眼睛湿润了。
不知劳累了多少个寒冷的早晨，我们拾了有一百多斤玉米，脱粒后满满地装了一麻袋。心急火燎的我借来架子车，拉到粮站，拿出从大队开出的在公社“革委会”又压了红章大印、粮站主任龙飞凤舞地批了的信，小心翼翼地交给那个没有一点儿笑容的验粮员。他没瞅一眼，胳膊一扬说：“玉米不干，晒干后再拉来。”我几乎带着哀求说：“我们已经在家里晒了好几天，热炕上又烘了几天，连晒带烤十多天了，怎会不干呢？”验粮员很不耐烦地说：“我说不干就不干，拉回去再晒几天。”无奈中，我将玉米拉回，在热炕上又烤了七八天。再拉去，还是那句话，而且态度非常生硬。我生气了：“让我再拉回去，我没地方晒。”验粮员胳膊一扬，手一指：“背到那上面晒，那么大个地方，看你有多少玉米！”身体瘦小的我无奈中分四次将一麻袋玉米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背到粮站库房的窑背上。偌大一块地方，倒着百十斤玉米。我上午十点左右从学校快步跑到粮站，将玉米摊开晾晒，下午放学过去拿着簸箕、扫帚又堆起来盖上塑料布。每隔三五天，请那位验粮员看一次，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干。我十分无奈地翻晒着那点儿挨饿受冻中拾来的果实。
在食不饱腹的年代，人吃不饱，牲畜挨饿，就连那些讨厌的麻雀叽叽喳喳地也在寻觅食物。由于没有人照看，我的那点儿玉米成了麻雀的美味佳肴。每天我过去，总有上百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争吃，欢叫。看着一天天减少的玉米，我气愤，又非常无奈地哀求，那位像瘟神一样的验粮员却始终没有“开恩”。半月下来，百十斤玉米让讨厌的麻雀吞食了，留给我的是一大堆麻雀粪和对那个丧尽天良的验粮员的记恨。
至今我还不明白，那个验粮员为什么对一个贫困潦倒的学生如此苛刻、如此无情。从此，我知道了老百姓的难，体味了一票难求的苦滋味和对赃官贪官的仇恨。
买布难、买面难、买米难，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买什么东西都难的记忆。在家中，在昏暗的深夜，常常能听到父母无奈的叹息，七八口人共发得一丈二尺布票，马上要到盛夏，总不能在六月天还把这烂棉袄棉裤穿上吧？春拆夏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了平民百姓一年四季更换装备遵循的规律，其中有父母多少煎熬、忧愁和无奈的泪水。
妻子经常讲起自己因为穿一件条绒上衣，使父亲遭受的灭顶之灾。1963年，妻子村上分来五尺黑条绒布，时任生产小队长的岳父，挨门挨户问谁家要买这几尺在当时最好的布料。跑遍全村，都说没钱，买不起。岳父当时家境比较好，将五尺布料买回，为他的大女儿做了一件黑条绒布衫。谁知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工作组抓住这五尺条绒和妻子穿的这件上衣大做文章，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逼着岳父交代其贪污问题。生性刚直、为人正派的岳父从来公私分明，不要说自己贪污，对其他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都疾恶如仇，现在说他贪污，他感到遭受莫大耻辱。他据理力争，要求工作组的人拿出证据。工作组的人说：“你女儿穿的条绒衫是最好的、最有力的证据。全村人就分来这么几尺条绒布料，其他人连做鞋用的布料都没有，你的女儿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这和旧社会的地主富农有什么区别？”
在那疯狂的年代，工作组什么话也可以说，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刚直的岳父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年仅四十一岁就撒手人寰，这成为妻子及一家人终生的伤痛。就那么一件衣服，可以置人于死地，使人家破人亡。岳父去世后，留下了岳母和三个孩子，妻子最大，当时十一岁，最小的内弟仅有一岁。（后岳母从马家改嫁到候家，和现在的岳父重新组建家庭。）
我参加工作，已是1975年了，购物几乎都得有票证，没有票证吃不上饭，出不了门。如果要跨出省际，必须要提前几个月换取全国通用粮票，陕西的粮票只能在本省范围内流通。
20世纪70年代，青年男女结婚最为盛行的聘礼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大件。有这三大件可谓完满婚姻，没有三大件就有遗憾，有的甚至告吹。而这三大件都是凭票供应。临近年关，结婚办事的早早安排人说情，千方百计地弄到一张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的票。三大件也有当时被视为名牌的飞鸽车子、上海表、标准牌缝纫机，有身份有后门的人才能买到，普通百姓只能望眼欲穿。
1975年腊月的一天临镇逢集，来赶集的人成群结队，抢购货物，置办年货。我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村支书一大早来到公社找书记。我说书记下乡不在，你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要不由我转告。老支书心情沉重地说：“今天来了，就不准备回去，见不了书记事办不成家回不去。”我感到事态的严重，让他耐心等待。夜幕降临，公社书记骑着他那辆全机关唯一的飞鸽牌自行车回来了。老支书紧跟其后来到书记办公室。我赶忙给书记生炉子。公社书记非常客气地问老支书：“天黑了，你等我有什么事？”老支书话没出口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经验丰富的公社书记说：“有什么事慢慢说，天塌不下来。”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儿子今年二十七八了，没结婚，三大件几年时间买下两件，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儿媳非要一辆飞鸽自行车不行。今年腊月自行车买不下，儿媳就不跟了，儿子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老婆想不通，骂我三十多年村干部瞎当了。请书记看在我几十年村干部的面上，想办法买辆飞鸽牌自行车。”军人出身的公社书记，看着泪流满面的村支书，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了，偷我也给你偷辆飞鸽牌车子。”
雷厉风行的书记打电话把供销社主任叫到办公室。主任束手无策，今年的指标全部用完了，明年的现在下达不了。公社书记摇电话请求姚家坡劳改农场派辆车，他专门上延安找商业局长。公社的举动使心灰意冷的老支书喜出望外。第三天，公社书记带回来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一对新人如愿以偿地成家了。
那个年代，买不到三大件的不计其数。就连堂堂的公社也只有三辆自行车，公社书记一辆，“革委会”主任一辆，另一辆旧得连后座架都没有的秃尾巴车子，成了办公室的抢手货。看到现在领导高级、豪华小轿车挂着那特别的车牌号，我自然想起公社书记、主任自行车后边用红漆漆的1号、2号标志。那1号自行车出去时多么威风，那么令人羡慕。
那段岁月已经过去，留在脑海的记忆难以忘却，夜里做梦，还在寻找我的那辆秃尾巴的坐骑。
蓝花花故里秀才村
好友雷涛、高建群应市委领导邀请率领陕西文坛精英专程来延安采风——现场观摩采访延安山上建城的宏伟工程。在他们动身返程之际，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明和临镇政府党委书记刘敏伟一再恳请两位大家到石村看一下，宣传一下秀才村，重要的是为石村文化村建设指点迷津。喝汾川河水成长起来的我无法推辞，在我的盛情相约下，“一家子”雷涛（省政协文史委主任）、作协秘书长解梅芳和我一行三人于3月25日乘车前往蓝花花故里秀才村——临镇的石村。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从延安出发和文坛好友同行喜不自禁，平时爱写写画画的我，很少有机会和文友相聚，更没有同名家同行之缘。此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从1969年开始，我不知道多少次往返于延安和临镇之间。上学劳动、参加工作无数次到过石村，虽是轻车熟路，这次前往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一会儿工夫便到了我工作过十一个年头的南泥湾，眼前一亮，格外亲切，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山坡上鲜艳的桃花竞相怒放，深绿的松柏傲然挺立，柳树吐绿，杨树发芽，沉睡的大地苏醒，喷发出泥土的芳香，轻轻雾团随风飘散，油田井场的抽油机上下摆动，迎接过往的客人。顺川而下，繁忙的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南泥湾小城镇建设的楼房拔地而起，麻洞川川里到处是繁忙的景象。
到了，到了，到了石村路口，首先看到了和村子对应矗立的照碑，由齐应凯先生执笔的石村赋，以其优美的文字记载着秀才村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新建成的门碑精雕细刻独具匠心，两边门联“传承耕读文化，建设文明石村”几个字龙飞凤舞，道出了石村人的心声。多少年杂草丛生、尘土飞扬的进村路被宽敞的柏油路取代，两旁的迎道树像好客的石村人礼貌地直立在那里，迎接八方来客。昔日知青点窑洞一分为二，村文化室七孔粉刷一新的窑洞和新建成的村委会办公室的几间平房错落有致。“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提升素质”鲜红的大字在向人们昭示秀才村的成功之道。普法专栏、科普常识、千字文、福寿图一目了然。洁白的墙壁上“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格外显眼，仁者、义者、礼者、智者、信者都有简短的文字表述。进入石村，目睹盛况，使人耳目一新，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在镇村干部的陪同下，雷涛、解梅芳两位饶有兴趣地看书画作品，看蓝花花杂志，看文化室，听镇村干部汇报，听文化室负责人介绍，听农民讲述。我们为秀才村激动。颇有心计的石村人，早早准备好文房四宝，雷涛主任挥笔题写了“上了石村坡，秀才比星多”的墨迹，在一片掌声、一片笑声中流传多少年的“上了石村坡，秀才比驴多”被“一家子”的“比星多”取而代之。
我重新走进石村，重新认识了石村。当年我在延安报发表的《秀才村的年轻人》一文是那么肤浅，我要重新再写秀才村。葛同书院——秀才村的奠基石
葛同，这位石村妇孺皆知的石村人，是石村秀才村彪炳史册的奠基者，他创办的葛同书院是石村秀才村坚不可摧的奠基石。
葛同，这位生年不详的唐朝状元，性格耿直，与人为善，擅长文学、诗歌、书画。相传曾任长安节度使，参与编撰翰林院修史志。陕北人豪爽倔强正义的性格，使他在主持编撰中真实记载了一些上层贪官污吏的肮脏历史，被诬陷贬为幽州刺史。不久又遭奸臣陷害被贬为庶民，回到故乡石村。满腹经纶的葛同回乡后，在自己的故乡石村创办书院（学校），占地二十余亩，免费为乡民子弟教书。葛同成为库利川书院（今汾川书院）的创始人。葛同书院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桑梓学子。葛同书院远近闻名，书院学子功成名就者大有其人。
从唐初至清代，在葛同书院和临直书院曾出状元九名、榜眼八名、探花九名、进士四十九名、举人七十九名、生员（秀才）一百四十七名，有人考升为大学士，有人在国子监、太学任职，还有人考任尚书、节度使、刺史、巡抚、总督参将、知府、千总、县令等官职。
葛同病逝后，家乡人为纪念他，便将书院遗址及周围这块土地简称为“葛同院”。书院在南宋时期遭受破坏，后因战乱屡遭毁坏多次修复，在同治六年回民起义中被毁于一旦。
饱经风雨沧桑，书院不存在了，书院精神却永远留在石村，留在临镇乡亲的心中。时至今日，石村人仍亲切地称那块地为葛同院。葛同院是秀才村的根、秀才村的魂，石村耕读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根在葛同院，魂系葛同院。称葛同院是秀才村的奠基石最为准确。是葛同书院使石村人牢记儒家思想，铭记仁、义、礼、智、信，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着儒家文化无穷魅力！
石村寺台山脚下，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牛家大院遗址，进士及第、拔贡探花院落，瓦窑遗址，碑林遗址等八处有价值的遗址，是石村葛同文化延续的见证。我们甚至惊喜地发现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也是1942年由鲁艺艺术家孔厥、袁静在石村的土窑洞里编创出来的。这里曾留下周扬、贺敬之、郭兰英的歌声，这里曾留下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林彪、聂荣臻、习仲勋、王震、马文瑞的足迹。石村俱乐部——秀才村的传承者
文化的种子在石村生根发芽，文明的大树在石村开花结果。一代一代石村人传承着葛同院的文化，传播着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享受着文化教育给他们带来的丰硕果实。
1956年秋天，由主管村文化工作的农民马西宗负责，热心文化事业的年轻人刘彦亮、白生福、张文学、雷树民等参加，一个村级的文化机构——石村俱乐部成立了。老百姓有句古语：秀才学阴阳，一拨就会。几个年轻人凭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施展才华，大显身手。俱乐部成立了，下设宣传组、文艺组、创作组。俱乐部活跃在汾川河畔，活跃在蓝花花故里，成为南泥湾川里的文艺轻骑兵。宣传组的刘彦亮、白生福，经常身背幻灯机和银幕，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奔赴临镇公社十六个生产大队四十几个生产小队义务放映演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好人好事，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
创作组创作出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腾出手》《入社》《人往高处走》《穿错裤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各种乐器和道具，自编自导自演，在同年延安县文艺节目会演中，受到地、县领导的表扬和文化部门的嘉奖。仅两年时间，村俱乐部先后获得省、地、县颁发的锦旗一百多面。1958年，石村被评为省级文化先进村，俱乐部负责人出席了延安地区和陕西省文化工作表彰大会。俱乐部的几个年轻人以饱满的激情，传承着秀才村的文化，担当着耕读文化的重任，传播着浓浓的文明之风。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俱乐部停办了。更令石村人没有想到的是，秀才村遭受了灭顶之灾。养育了多少国之栋梁、被村里世世代代敬仰的牛家大院被横扫了，坐落在村边台上的进士及第、拔贡探花院落被拆除了，矗立着一百多块历朝历代名家名人书画碑的碑林被打砸了，重文好学、崇尚文明的传统美德遭到践踏。石村人的心在颤抖，在滴血，他们在徘徊，在观望，在祈祷，他们盼望葛同再现！石村文化室——秀才村的复兴者“文革”尚未结束，社会稍有平静。1972年石村俱乐部改名为石村文化室，重整旗鼓，开启了秀才村文化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牛文耀等人以满腔热情开始忙碌奔波。他多次到我办公室、家中一起商议文化室的工作。热血青年牛兆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投身于秀才村文化复兴的洪流，担当起先辈们赋予的重任。
秉承“以农为本、勤劳朴实、重文好学、耕读传家、学优入仕、报效国家”的光荣传统，在认真阅读历史、认真分析现状、认真规划未来的基础上，宣传组、创作组、文艺组按照分工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1986年9月9日，在石村的一孔土窑洞里，七名热血青年自筹资金，成立了“汾川河文学社”，油印编发出《黄土地》刊物，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风靡陕北。不久又有二十九名成员入社，他们来自汾川河流域。开弓没有回头箭，文学社像当年的俱乐部一样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扩展书法、绘画、剪纸、根雕，文学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短短几年，有八十多件作品受到市、县文化部门的奖励。村文化室负责人出席了省、市、区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他们创作的《赖婆婆》《逃婚》《入党申请》等地方小剧深受群众喜爱。
2002年6月，石村文化室在延安举办了石村农民书法展览，出自石村农民之手的二百多件作品使城里人震惊、感叹。同年底，石村文化大院和村文化碑林建成，弥补了文化阵地的空白，再现了当年葛同书院石村碑林的风采。之后几年，由牛文瑞主持石村文化室编印的《石村诗歌集》《石村书画集》《石村图文集》《石村名人录》等九本村文化史料问世，这不能不令人赞叹折服。
2004年9月，原来油印的《黄土地》小报正式改名《蓝花花》，成为一个村级文化组织创办的民间文学杂志。这个蓝花花故里的独特刊物已出版六期，会员达到五十六名，在省、市报纸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两千八百多篇，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者。
有着书画爱好传统的石村农民，书法绘画是他们的一大亮点。村文化室先后三次在延安举办农民书画展，村上现有书协会员三十二名，其中有八名成为省书协会员，十名成为市书协会员，十五名成为区书协会员。他们有一千三百多幅书法作品发表在省市报纸刊物上。
秀才村名不虚传。一个仅有一百六十五户、六百一十六人的村子，现在在外工作人员有五百多人，其中省部级干部五名、地市级十名、县处级十五名、科级干部七十多人。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全村共有三百八十多人考入大专院校。其中硕士研究生十名、博士研究生八名、博士后两名、留学生六名，为国家输送了许多有用之才。
秀才村的变化，记载着葛同的辉煌，记载着马西宗、刘彦亮、王德成、牛文旭、牛延峰、刘宏章、王有明等热爱家乡和奉献爱心人士的功绩。秀才村的传承者，正在谋划着秀才村美好的未来。我坚信，有牛文瑞、牛兆兴等一大批热心文化事业的奉献者的不懈努力，秀才村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董书埋钟
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平淡，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却令我难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回忆那个年代，道出这个故事，给人启迪，令人深思。
坐落在汾川河畔的临镇是一个有着八个生产小队、一千六百多人的大队。这里的人们来自全国十三个省份，人多自然什么人物都有。董书是从佳县落户临镇的一个人物。此人其貌不扬，智力发育不全，20世纪70年代三十多岁时，仍光棍一个。年轻力壮，勤于跑腿，不懂规矩，大队部公社院成为他经常出入之地，出民工搞会战又认识了延安县委书记等一大批大官。为此，董书成了当时公社众所周知的人物。董书敢说，他见人就说，姓董的大官都是他们一家子，有爷爷、有叔叔……精明人不敢干的事，董书敢干，董书的言行证实了陕北一句土话——狼不吃憨憨，憨憨不怕狼。
就是这个“不怕狼”的董书干出了埋钟的事。20世纪70年代，土地肥沃、一马平川的临镇，是延安县的粮食主产区，虽然不少地方农民吃糠咽菜，这里的老百姓还能吃上玉米馍，喝上玉米粥，加上白菜熬洋芋，人们还能填饱肚子。
粮食多了，给国家贡献得越来越多了，农民口袋里的粮食少了，囤子不满了，肚子开始挨饿了。光棍汉董书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开始找小队长要救济粮。那个年代，救济对象首先是年龄最大、人口最多、家庭最穷的贫下中农，哪能轮到一个光棍汉头上？找小队要救济粮没他的份儿，董书找大队书记。大队哪有粮食？救济指标一到，一斤一两不缺地分给各小队。董书失望了，董书开始跳神了！他指着大队书记吼道：“你不给救济粮，我就上吊死！”大队书记无奈地说：“你要死我没办法。”董书嘴上吼着、骂着，手里拿着根麻绳上吊去了。看红火的娃娃跟了一屁股，娃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快看董书上吊走。”只有娃娃起哄，没有成人挽留。董书走了二三百米，到了村子前公路边一棵歪脖子树前停下，把绳子拴在树上，却没有往脖子上挂，挂在脚腕上，一个倒栽葱。看热闹的娃娃们笑着喊着：“董书上吊了，董书上吊了！”大队书记急急忙忙跑过来一看，忍不住大笑，在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中，这场闹剧结束了。董书一无所获。
董书上吊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董书恼羞成怒。第二天红日当头，这个小队的钟声仍没有响，老实巴交的小队长急得满头大汗找钟，社员们一个个探头探脑感到奇怪。在白天大干、晚上夜战的年代，哪有太阳几杆子高了，还听不到上工钟响的事情？大集体年代，村上那个钟就像部队的冲锋号，它是神圣的，只要钟声一响，不是劳动就是夜战、开会、学习。
可今天这个时光钟还不响。钟不响使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没有白天黑夜、大干苦干的社员们内心里既高兴又奇怪。
找不到钟的小队长自然想起董书，除了他再没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把钟拿走。慈善的队长找到董书说：“只要你把钟找到，我就给你救济粮。”一听说给救济粮，董书二话没说，扛起头在土堆中刨出那个不显眼的钟。本应开会批董书、斗董书，看这精不精、憨不憨的货色，大队、小队都宽恕了，董书的救济粮却一斤一两没拿到！
董书恼了，董书气了，他风风火火到延安，找在延河会战时认识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位威望很高、口碑甚好、貌似威严、心地善良又平易近人的好官。董书来到县委大院，他对县委书记说：“临镇有几个人饿得不行了，在大队会议室上吊了，你管不管？”书记着急了，马上要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公社办公室。我们听到消息非常吃惊，赶快骑自行车到大队部会议室又是找又是看，折腾了半天，根本没有这回事，当即给县委办公室回电话说没有这回事。我又问是谁汇报的，对方答是董书。唉，又是董书。虚惊一场后，董书被拘留了。他在二庄科吃了几天凉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董书离开临镇也多年了，看到临镇宽敞的街道、漂亮的楼房、高雅的衣着、生活富裕的乡亲，不由得想起董书和董书埋钟的故事。
现在想起，当时觉得董书很傻，其实，这位傻者，干出了常人想干又不敢干的壮举，他要埋掉饥饿，埋掉劳累，埋掉大锅饭。
二十里铺那一年
1976年，我在柳林二十里铺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
浓浓的年味刚过，初春的积雪尚未消融，我和王文明、李富荣、郭风玲、吴贵彦一起奉命来到柳林公社二十里铺大队搞路线教育，当年我仅二十岁。
工作组五名同志，王文明、李富荣和我来自临镇公社，郭风玲、吴贵彦两位来自川口公社。工作组长是比我大近三十岁的王文明同志，我为工作组副组长，三位女将年龄和我相差不多。
当年的二十里铺队大人多，村情复杂，所辖的三个行政村为三个生产小队。二十里铺人虽多，但各项工作还遥遥领先。太春沟坐落在一个拐沟里，自然条件虽差，但人勤劳，村风正，群众生活富裕。柳树巷村自然条件不错，因社教、“文化大革命”两次政治运动，搞得人心涣散，矛盾重重，是非如麻。再加上路边村集体的一个烂牛圈和几孔不知什么年代用乱石片子垒起的破烂不堪的旧窑洞，村容村貌给人感觉非常不好。
五个人分工，组长王文明和吴贵彦驻二十里铺，我和李富荣驻柳树巷，郭风玲驻太春沟。难啃的骨头留给我。当年路线教育的主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展开的。选我们几位到这个当时被称为阶级斗争复杂的烂秆村搞路线教育，县上领导和公社党委、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领导就是要我们这几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在这里真抓实干碰硬。进村后我们才知道，前一两年县上一位领导到村上蹲点，不几天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轰走了。柳林公社的几位扛硬干部也因为几个棘手的案子撤退了。用当时公社书记的话说，把阶级斗争复杂的村留在路线教育运动中，由大乱达到大治。初来乍到的我们信心百倍，全然不知这里的水有多深。
黎明前的黑暗是恐惧的，快要结束的运动也是最为猛烈的。年轻幼稚的我们，怎能想到1976年中国大地会天崩地裂，会有三位伟人去世，会有十月春雷响起？而中华大地的每次剧烈震动，余波必然会触及每个小山村乃至千家万户。
饱经风霜的农民，对运动是那么敏感、畏惧、恐慌。刚一进村，除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忙前忙后外，村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躲着我们走。到公社路线教育宣传队报到，生产队长跑前跑后想借一辆自行车让我们用一下，竟没有一户同意借。我和李富荣索性踏着积雪，徒步往返。没几天，郭风玲神秘兮兮地问我：“大队妇女主任家喂一头肥猪，想杀，自己吃一点儿，送亲戚一点儿，给村上人卖一点儿，能不能杀？”这一问问得我莫名其妙，我问为什么不能杀。她说自留地、自留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马上搞路线教育了，妇女主任怕挨整。我真没有想那么多，信口答复：“自己喂的，可以杀。”事后，我还是挨了批评。
组长王文明同志，年龄大，担任过多年大队书记，经验丰富，且勤奋好学，他首先给我们制定了工作组成员六过硬，即：政治过硬立场坚、工作过硬……没几天，延安县路线教育办公室的以《这几个年轻人就是行》为题在简报上编发了我们的六过硬。报纸登了，广播播了，平静的村子不平静了。原来静观其变的农民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审视和揣摩着我们。
公路沿线的白杨树经公路部门和林业部门同意采伐了。柳树巷在采伐树时发生了人们料想不到的大事件。年轻人起哄，拉练的部队车队急速行驶，一棵树倒下来砸在车上，把十几位战士的帽子挂落在公路上，一名战士砸成重伤，高压线也砸断了。战士住院了，十几个村停电了。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满脸麻子，急得冷汗从麻疤中流出。农民看工作组怎么办，我带上村干部去513医院看望受伤战士，人民子弟兵以高姿态谅解了。供电局要罚款一万七千多元，当时一个小生产队要罚这么多款，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亲自动笔写了一份态度非常好、上纲上线的检讨，一份材料使电力部门感动了。他们亲自上门，突击两天，只花了两千元电又供上了。不少农民对我们刮目相看了。憨厚的农民，以陕北人知恩图报的情怀，和我们并肩战斗了，建果园，修农田，掀起了大批促大干的新高潮。
然而老“运动员”们则采用相互告状，张贴大字报，相互揭发、攻击的办法，开始向我们发难，不久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作组，指向我。
在柳林公社垴畔山上的树荫下，老王一字一句念着告状者写给省委领导的匿名信，听得我既好笑，又气愤。信里把我们晚上开会说成是鬼混，把调查处理问题说成刑讯逼供。二姐夫手炸伤了，我在果园买了五元钱的苹果到地区医院看望，告状者说我是以权谋私……莫须有的罪名罗列了十几条。没几天，柳树巷集体的那烂牛圈和邻近的几孔烂石窑又被外国人拍照了，说影响祖国形象，损坏了圣地声誉。省委领导批示要认真查处。像幼苗刚出土就遭到霜冻，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当时村上的几宗棘手案子，我都查清解决了，为此进村几个月我没回一次家。在临镇高原上的母亲思念我心切，老人擀好杂面，捎来豆腐。炎热的夏天，杂面酸了，豆腐臭了，我流泪了，知情的群众异常地同情。
公社党委和路线教育工作队派出专人调查了信访问题，那位水平很高、人品很好的公社书记贺维一，亲自在柳树巷宣读了告状信，当面澄清事实。在群情激昂中，写信者承认了错误。二十岁的我初次经历了惊涛骇浪。
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了，举国上下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国有难，民心齐，二十里铺平静了一段时间。我在内心祈祷路线教育赶快结束，早点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吃饭，老王派人叫我马上到二十里铺，说出大事了。我饭碗一放，付了粮票和饭钱，直奔二十里铺。一进队部，人头攒动，骂声连天。老王和大队书记赵永安告诉我，工作组在同一个人谈话落实问题时，那人借口小便出去了，两三个小时找不到人，家人和亲戚兴师动众向工作组要人，起哄，谩骂，场面乱成一团。有的吼叫：“如人死了，要工作组偿命！”一向老成持重的工作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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