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昌,杨槐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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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试读：
序言
preface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谈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从来就具有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世界文化是通融的，在大数据与全球一体化时代尤其是这样。人类文化得以创新发展，在保持民族性鲜明特色的前提下必须冲破狭隘的眼界。这也是人类迅速发展的新的动力所在。
人所共知，《论语》和《理想国》分别代表孔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多年前，为了寻求中西教育理论的源头，我们两位作者相约读两本书，一人先读《论语》，再接着读《理想国》；另一人则相反，两本书读完后交流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当读过一本再读另一本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发现有好多关键问题和重大观点似曾相见。我们再次约定，对两本书作联想交叉阅读，结果发现思想重合的地方多多，可以用数学吻接、平行和极限等价做比喻：吻接之喻说明有一种定力；平行和极限等价之喻说明有历史的渊源。关于历史的渊源，C. R．劳在《统计与真理——怎样运用偶然性》中谈道：“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All knowledge is, in final analysis, history）。”而历史事件确有平行推进、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现象。思想的整合性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得天独厚地步入跨历史时空的“教育场所”，观赏风雨彩虹，构成合璧的壮丽景象。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对于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和柏拉图的思想核心“善的理念”必须追根溯源。“慎宗追远”，乃是对仁爱的信奉。生者表示的是孝敬，追思的是仁爱。仁起于孝，孝归于仁。“仁”字古音读yí，其字形演化上溯如下：隶书 小篆 金文 甲骨文 骨刻文原图
可以看出，仁的古字是“尸”。许慎《说文》:“古文仁或从尸。”而“尸”同“夷”。试比较：隶书 小篆 金文 甲骨文 骨刻文 骨刻文原图隶书 小篆 金文 甲骨文 骨刻文 骨刻文原图“夷”字是二人重叠的象形写法（“大”即“人”）。“夷”的古字和“仁”的古字都是对先祖祭祀之礼的表达。
仁本源于丧祭之礼中的“尸”。“尸”既表尸体，又表供奉的鬼神（上古鬼亦同神）。《礼记·郊特牲》说：“尸，神象也。”《礼记·祭义》说：“事死者如事生”“祭祀之礼设尸。”而“尸（仁）”、“夷”原是尸祭之礼的本意。可见尸祭注重的是活人对死者的亲情。尸祭是在世的晚辈人以先祖神灵的名义接受祭祀。故去的先祖之孙作为尸，尽管肉身是其自己，但在祝巫的主持下，先祖魂兮归来附体于尸，如同电脑的软件在硬件上运行一样，在世的亲人们相信孙尸的心灵已被先祖魂灵所充满。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尸便被视为先祖。所以，作为尸的孝孙在整个祭祀中都被视为祖先的魂灵附体，由尸象征祖先、感格祖先来享受祭祀礼品。据《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 ”尸祭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乃是宗法昭穆制的一种体现。尸祭之尸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虔诚敬畏先祖，这样才能做到尽孝。可见，仁就是占满孝孙心中的先祖的魂灵。
孔子生活在乱世，他“敬鬼神而远之”，却把仁的思想加以提纯，同礼结合，引“仁”入礼，以礼归仁。孔子通过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思想变革，重构成为“爱”（爱人）的现实主义内涵；相应地，“克己复礼”仅仅是借用周礼的形式；孔子还追溯中国上古的礼乐文化……以在现实中对“仁爱”的落小、落细、落实，建立起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对柏拉图“至善”理念的考究也是如此。孔子柏拉图都是“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再如，在划时代的思想变革中，二位哲人都对远古和上古以来禁锢头脑的浓厚的宗教思想嬗变成世俗思想，殊途同归地拓出大道——至善的理性之路，并且使中国、古希腊成为非宗教统治的国家。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演是对人类精神文明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深深地鼓舞着我们，使我们产生编写《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的动机，为我们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思想动力。我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科学整体优化原理、轴心时代理论、矛盾共性个性理论和“文化平行理论”，经过一番具体思考，有序编排，汇聚成书。
本着历史性和合理性的统一，编排各章内容如下：第1章，以点带面地简介孔子柏拉图的个人生平；第2章，简述中国上古礼乐文化和古代希腊神话传说；第3章，对世界古代宗法——等级制的简要说明；第4章，阐述“学”与“行”的关系，简述孔子柏拉图的勤学与重行；第5章，介绍孔子学无常师、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等人的游学经历；第6章，简论两位哲人的世俗思想；第7章，阐述两位哲人殊途同归地拓出大道——至善的理性之路；第8章，对孔子仁爱和柏拉图至善与正义的述说；第9章，阐述两位先师理想主义的教育思想；第10章，阐述两位教育家开辟仕途道路与经国济民思想，依托教育创立知识阶层；第11章，叙述孔子的大义和柏拉图灵魂转型的致思路径；第12章，简述两位巨擘的审美教育思想和对音乐教育严格把关的言论；第13章，专述两位政治家的国是思想与治国方略；第14章，专述两位爱国者的忠勇卫国思想；第15章，阐述两位思想家知识创新的辩证思维，孔子温故知新的创造性学习思想，柏拉图关于创新的预测思想；第16章，叙述两位教育家的启发教学和讨论教学；第17章，叙述两位教育家因材施教和专业化教育思想；第18章，当代对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弘扬，为实现中国梦而开展教育顶层设计等教育方略。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系统论述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时，抵制那种断章取义、碎片化和间接引用的思维方式，而是尽力直接引用经典的对话精粹，这对没有读过原著的同仁也将起到一种浓缩的作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术业有专攻的学者的多方赐教，笔者永志不忘，谨此衷心鸣谢！作者于2015年清明节全书逻辑结构（阿拉伯数字为章序）
绪论
introduction踏过时空的隧道，步入人类知识的殿堂，穿越在经典之间，东西方联袂，在智慧的海洋中遨游，是世界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历史的印证与展拓
公元17世纪初，当西方传教士跨进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时，竟把这里误认为是他们的老祖宗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凝聚着数十个民族、有着亿万子民的大帝国，依靠什么思想而如此和睦相处呢？后来他们发现，支撑着这个泱泱大国的思想基础就来自那个东方的文化巨人，他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孔子。
推溯到2500年前的中国和希腊，我们得天独厚地享受到跨时空的“教育场所”。孔子和柏拉图都是世界古代圣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教育事业，其思想学说辉煌璀璨，交相辉映。
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一体化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将迎来知识文明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同心协力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促成孔子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合璧（以下简称“合璧”），对教育创新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合璧”的理论依据
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有四个方面的理论依据。它们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科学整体优化原理、轴心时代理论、矛盾共性个性理论和“文化平行理论”。下面一一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关系的原理。孔子柏拉图都生于古代乱世，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都是以改良的方式在历史转折时期寻求历史进步的道路，通过办教育，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中国在公元前1046年，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周（史称西周），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历经275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西周后期，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公元前771年，西北的少数民族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周平王。他即位第二年，镐京被战火破坏，又受到犬戎侵扰，便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的前半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为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后半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群雄兼并的战国时期。春秋中后期，由于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普及，生产力空前提高，“废井田，开阡陌”，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些诸侯国内部，新兴地主阶级迅速崛起壮大，展开向奴隶主夺权斗争，形成了公室失权、政出私门和大国称霸的局面。到春秋末期愈演愈烈，整个社会礼坏乐崩，周代政权江河日下，周天子受诸侯霸主挟制；诸侯国内部频频发生“庶子革命”和兼并；连续几百年的“春秋无义战”，饿殍遍地，杀人盈野。据《太史公序》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另据《左传》正记弑君事件四十一起，追记两起，为弑君四十三起。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逢春秋末期的乱世，目睹了奴隶制被封建制代替的最后过程。孔子死后四年（公元前475年）即是战国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两千四百年的封建社会。
同孔子相似，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亦出生在古希腊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乱世。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希腊就成为世界古代五大文明地区之一，后来由于地震海啸而衰落。在前苏格拉底时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再次兴盛，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公元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再一次进入了兴盛时期。希腊文明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顾准，1982）波希战争的胜利把希腊人推上了荣誉的顶峰。波希战争后，雅典成为希腊各邦的霸主。雅典的民主制也在伯里克利执政时达到了巅峰。由于希腊雅典新兴的工商力量崛起，以雅典为首的城邦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城邦联盟，为争夺希腊霸权进行了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战争使灿烂的希腊文明上空布满阴霾。战争初期雅典以海上优势遏制斯巴达。战况发展，战事正酣，不料一场黑鼠瘟疫袭击雅典，严重损耗战斗力，最为不幸的是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染疾去世。接着，主帅克里昂阵亡和将军阿尔西比亚德叛变，雅典的海军遭到沉重的打击，完全丧失了海上的主动权。公元前405年，雅典海军被全歼。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与斯巴达订立城下之盟，承认斯巴达的希腊霸权地位，放弃大部分属地，历时27年的战争以雅典失败而结束。柏拉图出生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作为世界古代东西方圣哲，对所面临的政局持何立场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谈到社会革命时，提出两种变革的理论。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阐述了社会变革并不是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的，它既可以是突变的，也可以是渐进的。而前者多是暴力斗争，后者多是意识形态变革。前者以疾风骤雨的形式为多，但也不排除改良的方式；而后者只能以改良的形式进行。孔子和柏拉图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伦理—政治哲学的大师，走的是改良的道路。
早在1945年，郭沫若就在《青铜时代》（文治出版社）一书中提出，孔子的思想是“奴隶解放的要求在意识上的首先的反映”。他又在同一年的《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一书中评论孔子的“仁”时提出：“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是人的发现。”
1961年9月27日，冯友兰在北京哲学会举行的关于孔子思想的报告中指出，孔子是奴隶主贵族转化来的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也可以说是向地主阶级转化的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他的思想具有一定进步的历史意义。
孔子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斗争，从而建树了他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光辉思想。孔子要打造一个“大道之行”的东周。他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但孔子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周礼，而是在“礼”的外壳下充实“仁”的内核。他曾对礼仁的关系做出“绘事后素”（详见第8章）的比喻，并对弟子们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孔子“克己复礼”是借助周礼的形式，而充实进“仁”的内容，包括原始人道主义即父权制氏族社会的仁爱伦理，把“仁”从人们的祭祀中提取出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推己及物。
同样，柏拉图打造一个“理想国”，是承继古代神话和传说的文明憧憬。柏拉图谈道：
如果曾经在极其遥远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们所不知道的遥远的蛮族国家，或者以后有朝一日，某种必然的命运迫使最善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我们就准备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或将会实现的……
孔子柏拉图顺应历史的潮流实行社会改良，从整体策略上看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马克思对这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但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身上发生的历史行为，是充满策略的理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孔子在抛弃了西周以来的神权意识后，从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人的价值并用“仁”进行诠释，同时吸收黄帝、唐尧、虞舜、夏、殷、周（“六代”）重民思想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仁”的学说。孔子借用尧舜文武周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可见，孔子克己复礼，不是恢复西周护卫血缘关系的礼治，而是实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集本国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于一身，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他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柏拉图将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和埃及等国的等级制度进行重构，吸收塔林敦（位于今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它是唯一由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城邦）执政者阿基达的品德、政绩、学识和更久远的克里特文明时的政治智慧等及对“大西洲传说”的向往，面对雅典社会的政治塌陷，将其糅合在一起，创建一个和谐正义的理想国家形态。
孔子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实行改良的方式，而且也试图在政治夺权斗争中采用改良的方式，在不伤害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政治变革，以去残胜杀，和平过渡，根据新的历史境遇设计一个新型的政治体制。为此，他要寻找一块“根据地”。孔子五十岁时，公山不狃利用费邑反叛季氏，派人征召孔子。孔子遵循周道修行很久，但处处受压抑，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没人能任用自己，他说：“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之地而称王天下，如今费邑尽管小，但或许有希望吧！”准备前往。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他们召请我，岂能徒劳无益呢？如果任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道！”然而最后没有成行。过了一年，孔子在鲁国任中都宰，“政行一年，四方则之”。所辖区域男守忠信，女知贞节，万民乐业，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尚。孔子任中都宰一年升任大司寇。孔子在教化世人、稳定社会、安邦治国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国社会自秦以后德主刑辅，不能不说与孔子的伦理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柏拉图则以至善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也是力图找到一个“实验场”。例如，他一生三访西西里岛东部霸主叙拉古，试图把政治理想付诸现实，但他一次又一次重蹈民众笑谈泰勒斯时所说的“当能够认识到天上的事物时，就再也看不见他脚前面的东西了”的覆辙；在欧洲，“君从叙拉古来”的一句质问即宣告改革失败的下场。足见柏拉图凄凄惨惨，三访叙拉古均成泡影。
当然，孔子和柏拉图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行改良的同时，并不排除暴力斗争。孔子和柏拉图都不是一个唯唯诺诺者，不但不排除政治斗争的军事力量，而且大力强化国家的武装力量。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孔子是一个保守派，反对一切战争。其实，面对异族对周的侵犯、各诸侯国相继发生的“庶子革命”和兼并，孔子提出的教民，当然包括军事科目，在所教“六艺”中有两艺为军事科目。这是因为，当时各国往往是兵戎相见，有的对老百姓不加任何训练就推上战场。所以，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可见，他习射不单是为了射礼，驾车也不单是为了远行，而是尚武，授予弟子；他大力倡导足食、足兵，积极备战，更注重研究军事。这与孔子出身微贱，是一个失去士地位的“庶子”不无关系。孔子曾指挥过曲阜武子台之战；流亡时，齐、卫、陈、楚君均曾问以兵事；冉求打了胜仗，自称其兵学受之于孔子；战国著名兵法家吴起有《吴起兵法》传世，乃出自孔子亲传弟子子夏的门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大量的篇幅书写对国家护卫者军人的培养，足以见证对暴力斗争的支持。他们都竭力主张军人战死沙场的斗志。例如孔子的“杀身成仁”、柏拉图的去掉《荷马史诗》中的怕死诗句和懦弱意识等，都高度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正义思想。
柏拉图在其教育主张中，以培养农工商、卫国者和哲学王不同阶层的公民共同维护国家正义为目的。尤其是他用大量的对话提出对军人的培养。他提出了一整套办学方略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计划。他创办的阿加德米学园取得了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经验。
孔子和柏拉图顺应历史潮流，在教育、政治、伦理和艺术实践中做出了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贡献。◎系统科学整体优化原理
对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的阐述，旨在对教育哲学思想的优化。因为系统科学整体原理指出：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仅是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而且应再加上各部分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结构所产生的新增功能。系统科学整体原理的本质在于优化，因为只有系统结构的整体优化，才能产生正的新增功能。例如，用两只手分别攥沙子和用两只手捧沙子是不一样的。可知，系统科学整体原理应是整体优化原理。这个原理可以用数学式表述为1+1>2。这是因为，在1+1的优化结构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力量”（恩格斯语），这种新的力量就是“结构的力量”（皮亚杰语）。教育哲学走向现代，其着力点是重建中西结合的教育哲学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之所以能够建立，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关于人的社会组织所体现的人性，不同历史时代是变化的，即便是同一时代，也由于国情地情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是在这些变化和差异中，总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一般特性”。马克思谈道：“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前苏联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意识是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系统存在的；人的社会历史文化具有建构性。当代英国理论社会学家、现任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员A．吉登斯（1984）指出：“‘结构’不仅指社会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暗含的规则，而且也指其中的资源”；社会结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决定了参与研究者对社会结构的过程的“嵌入”。而新的功能群体的产生和权力结构的形成，乃是整合者与之在历史的“互动过程中共同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
作为动态发展的整体系统，当跨越时间的“连续性”，并且不断地接受历史的启示而形成新的学术体系的时候，就会在当今知识文明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价值。◎“轴心时代”理论
马克思说：“当你飞翔的时候，传统就是你的翅膀。”其意义就是探索在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当下与未来、西方与东方、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多维关系中的契合点。研究孔子柏拉图教育思想合璧的基本理论依据是轴心时代理论。而“历史是未来乐章的序曲”。回顾过去，预知未来。这本来就是从已知求得未知的基本方法。
在儿童游戏中，往平静的湖面上抛下几颗石子，石子着落点就会泛起水柱，水柱随即向周围扩散形成涟漪。泛起水柱的石子着落点在数学上叫作“轴心”。而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一个轴心时代。这是自有史以来离我们最近的年代。根据科学提供的资料得知，宇宙产生约150亿年，地球产生约45亿年，人类产生只有250万年，而“大自然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的绽开更是在距今短短的瞬间。但就是这一瞬间，却是人的思想由此发端并取得辉煌成果的一个时代，这就是人类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专指人类思想的源头开始出现，并且从这里开始不断地孕育、发展、成熟、传播。到了当今信息时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条件下，这些涟漪相互碰撞，形成了瑰丽的风景，发出璀璨的光芒。而这些石子落下的几个点乃是当代人思想的来源。从宇宙微波背景到量子力学等尖端科学证明，波永远是历史的迹象。
美国科学家2014年3月17日首次直接探测到宇宙大爆炸第一波震荡，即原始引力波。引力波的发现可以让科学家第一次“看到”宇宙是怎样形成的，从而揭开宇宙诞生之谜。正如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所评价的，这一重大发现“揭示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存在，宇宙是如何开始的”。
与引力波的发现相媲美的是轴心时代的发现。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创造古代灿烂辉煌文明早期巅峰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和哲学创造无与伦比的时代，是破天荒地产生圣人、宗师与大家的时代，近代世界史上的文艺复兴和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不是以这个时代为标记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兴。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1943）一文中谈道：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对于这一时代，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提出一个著名命题——“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谈道：
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人……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宇宙观……；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先知，从以利亚（Elias，意即“耶和华是神”——笔者注）经过以赛亚（Jesaja, 《旧约〈以赛亚书〉》作者。据说该书前39章是他所著——笔者注）及耶利米（Jeremias《耶利米书》作者——笔者注）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jesaja）；在希腊则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作家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通过上述的那些名字所勾画出的一切，都发生在这几个世纪之内，并且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相互间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时代的新的东西比比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整体中的存在，自我以及自身的极限……在自我存在之深层以及超越之明晰中，他体验到了绝对性……
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孔子和柏拉图是轴心时代同时期涌现的两位哲学巨擘。他们忧患着芸芸众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却没有完成他“人之所以为人”的遗憾，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从政从教，一生践履，献出了伟大的智慧，堪称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之表征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前沿的哲学命题。轴心时代是历史长河漫漫流淌泛起的人类思想的浪潮，其泛起的浪花当是哲学的波澜。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认为，在公元前1000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哲学的突破”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产生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轴心时代也称之为“轴心文明”，是指凝聚着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它是文明的“内核”，是其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它决定着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同时，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生活的这三大领域构成了一个整体。
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他有种种需要。其中，有一些根源于人类本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最为基本的需要是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需要。这些需要若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人就无法生存。
作为一种自然存在，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自然性注定要永久地构成人类本性的一个基础性的、关键的维度，并永远地在人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人的自然性存在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是人的有意识的精神性存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使人成为大自然的“类”存在者。而这种“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绽放，所以，现实的人是自然·社会·精神的存在者，而哲学则是精神的最高形态。
马克思说：“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世界史纲》（1920）的作者、英国人H.G．韦尔斯（1866—1946）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思想的历史。”人类轴心时代最早发生的朴素唯物主义，一开始即从物质本原作为人的意识形态的最关键、最重要的语言符号。只有抓住了这个轴心点，才能解释轴心时代到来的社会生活即精神生活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关系或规律，对社会生活提供价值观念上的支持。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初民原始的精神生产处于“前运算阶段”，普遍呈现“万物有灵论”与“集体无意识”状态。伴随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较高级的人类意识，它是人类对此前“万物有灵论”的拒斥，是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唤醒和人与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对象化的萌生，人类思维步入“具体运算阶段”。但在这一阶段，自然哲学与物理学还呈现在混沌状态。不过，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哲人开始以具体形态思考着自然物质的本原（始基），寻求世界的统一性答案。但如同在幼儿心目中只知道什么是苹果、梨子而不知道什么是水果一样，“爱智慧”者乐此不疲地将本原说成具体的水、火、气、原子等具体物质。恩格斯说：“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
随着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人类的思维从“具体运算阶段”发展到“形式运算阶段”。届时，一种明晰的抽象化的理性的概念思维得以澄明。原来的本原之物就被“存在一般”的哲学基本范畴所取代，从此，形而上学登上了哲坛。总的看，中国形成以自然正义为核心的整体思想，而在古希腊形成自然哲学存在论思想。孔子和柏拉图都是对历史文化的“行动者”。而行动首先是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探究的一种权力。权力和资源是相互联接的不同职能。“行动逻辑地包含有‘改变的能力’意义上的权力”，而“资源是权力借以实施的媒介”。就是说，“行动”是对历史文化资源“改变的能力”，以构成历史对今人建筑的最好的“教育场所”。所以，孔子柏拉图权力的实施是建筑“教育场所”行动。任何行动都是有规则的。而权力的实施又要求规则作为系统结构的组成部分来保障教育场所的一定的有序性。孔子柏拉图的建筑规则主要分为合法性规则和合意识形态性规则。前者是指教育场所所在社会的法理规则，后者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系统中的一整套解释规则。◎矛盾共性个性理论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1）共性与个性问题是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诸问题的钥匙。共性与个性的原理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诸问题的一切方面，是把握矛盾诸问题的一条主线。（2）共性与个性的原理是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根本原理。只有掌握共性与个性的原理，才能依据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3）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又是正确理解和认识辩证运动的钥匙，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它是共性与个性矛盾的展开，不理解这一原理，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4）共性是一类事物与另一类的区别，而个性是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区别。（5）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可以看作一类事物和一个事物的关系。
二位哲学巨擘一东一西，虽相隔万里，天各一方，个性鲜明，但有好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王族后裔，都是生于社会急剧变革的乱世，都是幼时丧父，聪颖好学；都是兴趣广泛，酷爱体育和音乐，身材魁伟，健康长寿；都是在世道披靡的混沌状态中涌现其哲学思想，指向人而不是神，主张“至善”，坚持正义、“与时偕行”；都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积极入世从政，周游列国，屡经磨难，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国家于危难；都是因政途多舛而办私学，为培养王治人才而不懈努力；都是义不容辞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追求政治、伦理、教育三位一体；都是坚持整体主义，处处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都是在教育上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打好音乐和体育的基础，重视哲学方法论的教育，运用启发教学和讨论教学，使用谈话法反诘（叩谒），孔子的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与柏拉图层层筛选的教育制度和逐级而上的课程体系高度吻合，如此等等，可谓在大事与细节的诸多层面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本书秉承个性中蕴含共性的道理，以哲学抽象对双巨擘的哲学思想进行理性的重构。◎文化平行理论
探求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化的一般规律，解释当时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悬殊的原因，是文化人类学提出的首要问题。德国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最早提出文化平行论（cultural parallelism）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他在《历史上的人》（1860）一书中提出，不同地方发现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现象在地理上并不连接，因而不可能是同一源流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而是“独立发明”的。因为人类具有心理一致性，它是人类的基本观念或本原观念，所以不同地方有类似文化的发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或平行发展而来的。文化之所以具有民族性，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差异性。
在巴斯蒂安的《历史上的人》一书出版后的十几年中，西方学术界相继出版不少名著。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如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出版了许多关于人类社会和文化进化的著作，并形成了进化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所论述的范围和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文化是由低而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并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是沿着同一条路线直线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相同的阶段。
按照德国巴斯蒂安的“文化平行论”，任何两个不同的民族在所处历史环境大体相同时，他们的文化必然表现出同样的适应性。孔子处在春秋末期的奴隶制向封建制大变革时期，柏拉图处在整个雅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时期。从自然地理因素上看，中国和希腊都属于亚欧大陆，孔子的祖国鲁国所在的中原一带与柏拉图的祖国雅典都处在北纬30度左右，都处在半岛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正是同处在这种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构成了孔子时代与柏拉图时代的“折叠的历史”（中国蒙古族学者扎拉嘎，2009）。二者相互印证，相互启示，“在需要找到那些材料的地方找到了它们”（扎拉嘎，2009）。诸如铁制的农具、陶瓷工艺、人形的神话、在同时都可以找到萨满（源自通古斯语saman与北美印第安语shamman，原意为智者、探究等意）及祭祀仪式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文化平行论”与“折叠的历史”中，我们清晰地发现孔子和柏拉图都是在德性正义理性思维的指导下，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一个是打造仁义的士君子阶层，倡导为政以德，志在创建一个太平世界，走向“大同”；一个是构筑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理想国家。二者的共同夙愿，是人们和谐相处，各谋其事，协调一致，井然有序。他们都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理想而献出了毕生的智慧和精力。思想交辉是“合璧”的深厚思想基础
作为人类思维的概念，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地重构的，但有一个唯一不变的概念——变化。孔子与柏拉图都提出“通变”的思想。孔子面对滔滔江水，发出“逝者如斯”的感慨；柏拉图针对理念，提出论述最普遍的“相”之间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通种论”。二位哲人通过辩证法思想研究正义与善的富含人文性、公共性的存在，在东西方思想文化史上都较早地描绘出理想和谐社会，分别对中西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孔子打破久已形成的古圣“神道设教”，把关切的目光从上天转向人世，将“允执其中”的中庸思想作为“至德”，他系统总结整理中华文化，编纂“六经”；虽然他带着理想在纷繁的战乱中逝去，但是在孔子死后，他的言论由他的嫡传和再传弟子编纂成殊世经典《论语》，代代践履他的理想；他创立儒家，系中华文化之正统。柏拉图著作等身，代表作是《理想国》 《法律篇》《智者篇》等。以《论语》和《理想国》相比较，可以说《论语》是东方版的《理想国》, 《理想国》是西方版的《论语》。“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正是由于思想不受政治的羁绊，孔子所开拓的士族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孔子思想直接导致意识形态上持续中国思想史上300年的诸子百家争鸣。届时中国人的思想异常活跃，形成了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可谓波澜壮阔。“儒分为八”（《韩非子》）。而法家、兵家、名家等无不与其息息相关。
柏拉图死后，他的思想部分地被亚里士多德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又被宗教所利用，哲学成为宗教的婢女。而柏拉图的原始著作在西方文明遗失了上千年，中世纪学者透过拉丁文的翻译版本研读柏拉图的著作，而这些拉丁文本译自阿拉伯文。当文艺复兴的晨曦到来，许多从经院哲学脱离出来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高呼：“回归柏拉图！”他们将柏拉图的哲学视为艺术和科学进步的基础。罗素说：“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复活标志着与亚里士多德决裂而向柏拉图回归。”
在启蒙时代，《理想国》被卢梭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著作，他谈道：
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像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像这样的教育著作，还从来没有人写过。
哲学就是智慧学，从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见之。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称柏拉图为“人类的导师”，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知的大部分知识，在柏拉图时代已经涉及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说柏拉图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至圣”。德国20世纪存在主义的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说：“综观这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其变化的形式始终起着决定的作用。”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西尔谈到，一切构成希腊文化的伟大思想都保存在柏拉图的学说中，他又从哲学角度谈道：“其中有一派学者的观点是，柏拉图从来便是一位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大师。”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K.K．雅斯贝斯说：“几乎所有的哲学主题都为柏拉图所涵盖，或都源自柏拉图，好像哲学始于他，也终于他一般。”英国过程哲学创始人A.M．怀特海说：“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在哲学上，能够在西方代表一个时代的只有柏拉图。柏拉图不愧是西方古代最博学的人。我国著名柏拉图学者陈康对《理想国》一书评价说：
从一个深处入手，从分析人性入手，将它们综合起来，不是机械地排列，而是有机地融合，成为一个体大思精、首尾一贯的教育哲学系统：这个伟大的工作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始告完成。它不仅是集以前教育思想之大成，而且成为以后希腊教育思想的源泉。一千余年的西洋古代思想史关于教育方面在这里达到它的最高峰。
维纳·耶格尔在其《教育》一书中谈道：“教育不仅仅是联结柏拉图工作的外在纽带，而且构成其思想中真正的内在统一。”近年来《理想国》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教育的研究科目及政治哲学的重要教材。《论语》《理想国》是哲学经典、政治经典、伦理经典和教育经典，是治国纲领、道德规范，更是教育大纲。人所共知，《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教育“小大由之”的教科书，无论是科举，还是当代，都是考试的内容。《论语》《理想国》问世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是理想的教育，只有不断追问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教育哲学。
研究孔子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教育是大有裨益的。根据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的分析，古代教育是一种有关灵魂转向的技艺，是为正义国家所必需的，而现代教育则是直到学习者不再有任何“求知欲”的技艺。现代教育阻止学习者获得能让他们清晰地对生存本身进行提问的知识，它是一种压迫年轻人的技艺，使他们陷入一种要么沉默绝望，要么激进好斗的异化状态。为此，吸收哲学巨擘的教育哲学智慧势在必行。“合璧”的追求
在现代战争史上，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复杂、艰苦卓绝和极其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在为人类和平与正义战争事业上赢得了战无不胜的美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其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在头脑中有为正义而战的明确目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正义战争的基本态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顶层设计。
在当代，“面对人类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的征程上，仍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在思想上建树新的最大的信仰，有一个新的顶层设计。
新的顶层设计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实自己的头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勾绘出一个国家的价值内核、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每一个公民的精神家园。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2013年12月，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概括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梦”的实现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下，以中国传统文化孔子思想精华为根本，吸纳西方古典文化柏拉图思想精华为辅用，进而用整个人类文化充实精神世界，必将为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创造做出新贡献输送强大的思想正能量。第1章先哲孔子柏拉图教育宗师世景仰
孔子和柏拉图作为“行动者”，其“改变的能力”是对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犹如蜜蜂酿蜜、燕子垒窝的艰苦细致的运作过程，构筑了迄今人类最好的“教育场所”。孔子
孔子生于春秋末年大变革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以极高的热情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仰，百折不挠，即使在屡遭打击、排斥、嘲讽、围困甚至生命威胁的时候也不减其锐，反而愈挫愈奋。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辞劳苦，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历经大小70余国。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圣人的境界执着追求。他深知从政与教育的关系，边从政边兴办私学，以至晚年专事教育，遂成为中国古代的大成至圣先师。图1-1 孔子画像◎家世身世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zōu）邑。孔子是殷商的后裔。周武王伐纣后，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商”音转）。孔子的先祖弗父何本来继位做宋国国君，却让位于他的弟弟厉公。到他的另一个先祖正考父任宋国太宰，历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代，恭谨节俭。他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据《正考父鼎铭》说：“第一次任命鞠躬而受，第二次任命时弯腰而受，第三次任命时俯首而受。行路时顺墙根快走，也没人敢欺侮我；我就在这个鼎中做些面糊粥以糊口度日。”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宋穆公、宋殇公两世做大司马（军事最高长官）。宋殇公九年（公元前711年），太宰华督借口杀了孔父嘉，夺其美妻，又弑宋君，另立宋庄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害而迁至鲁国陬邑。木金父生铎夷，铎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字叔梁，名纥（hé）]，纥生孔子。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名武士，本是鲁国季氏家臣。叔梁纥55岁时，晋国率11国联军攻打小国逼阳（今山东枣庄市中区），其中鲁国叔梁纥从军参战。逼阳诈降，把城门打开，放进去一部分攻城的士兵后突然城门下落，叔梁纥箭步上前一个人把沉重的城门托起，使冲进去的士兵退出来。由于叔梁纥作战有功，被任命为陬邑宰。叔梁纥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妾生一子孟皮（跛足）。“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成年身高九尺六寸（一米九以上），人们都称他为“长人”。◎励志勤学
孔子3岁（公元前549年）丧父，随母亲颜徵在移居贫贱等级聚居区阙里。孔子自幼爱学礼仪，学着大人祭天祭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根据周礼定制，贵族子弟8岁入学宫读“小学”,15岁入“大学”，由于无法查证孔子是贵族出身，所以他少年时没有资格进入国立学校。
孤儿寡母，生活维艰。为了生计，孔丘从小辛勤劳作。他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同时，在母亲的教导下，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的本领，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他都精通。
孔子曾种地务农，也曾做过丧礼上为死者执绋吹打的吹鼓手，逐渐学会主持丧礼。先秦将执办丧礼的司仪人称为傧相。傧相在《周礼》中称为“胥”。“胥”又作“需”,“需”“儒”相通，乃是对乡里的乐官、祭司和书吏等有知识者的称谓。从“儒”的起源看，《说文》认为，儒（形声，从人，需声，本义术士）是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困境中滋生孔子的少年理想，向着儒家学说励志勤学。◎合葬父母
孔子17岁时，母亲颜氏去世。孔子想把母亲与父亲合葬。但“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母亲也从未将此事告诉儿子。因为根据当时忌讳，孔子母亲不便送葬，故不知叔梁纥坟地所在。孔子出于慎重，在母亲死后，就把灵柩暂且停放在五父之衢。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他父亲葬在祖茔防山。孔子终于找到了他父亲的准确墓穴，并未经孔氏家族的许可就掘开了叔梁纥的坟墓，将自己身世卑贱的母亲与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这在鲁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孔子安葬母亲后，又为母亲守孝三年。◎飨士遭拒
孔子腰间还系着孝麻带守丧时，季孙氏举行宴会款待士人，孔子前往参加。季孙氏的家臣阳虎阻挠说：“季氏招待士人，没有请你啊。”孔子因此而退了回来。◎娶妻生子
孔子19岁（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前往祖籍宋国访学，结识了宋国主管文书档案的记（亓）官氏，并娶他的女儿为妻。第二年生下儿子。鲁昭公赠送一条鲤鱼贺喜，故孔子将儿子取名鲤，字伯鱼。但据《礼记·檀弓》说，孔子的家庭婚姻生活似乎并不幸福，因此孔子后来就与这位妻子离婚了。《论语》留下来的两条语录是否与孔子的私生活有关呢？一条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一条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20岁（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任季氏的家臣委吏（管理仓库），计算量具公平精确（“料量平”）。21岁改作乘田（管理畜牧），牲畜繁殖兴旺（“畜蕃息”）。
孔子勤奋敬业。他说：“在外事奉公卿，在家孝敬父兄，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不被酒所困，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创办私学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孔子27岁。他满怀富民强国的壮志，前后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于是，他在阙里创办了私学。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有天子办的，还有各诸侯国办的。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已经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那里的文化典籍也散失了，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民间。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又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他整理上古文化典籍的同时，创办私学，并以此为教本，教授弟子。孔子的私学和官学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培养目标不同。官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各级官员，而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可以去做官，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价值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和社会的管理者。孔子办学是为了培养一大批能够参加春秋后期政治改革活动的志士仁人。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政治动荡，深深反思其根源，得出应从人自身的内在精神世界去寻找。孔子认为人的内心的道德水平决定人的行为，强调只有改变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办私学的目的是培养人良好的道德人格，即君子。他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置德行于诸科之上。至于他晚年招收的弟子，则专门致力于学术教育的活动，孔子的学生曾子做了最好的概括：“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第二，教学内容不同。官学“大学”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充斥着“怪、力、乱、神”荒诞迷信的内容。孔子首先对这六部书进行整理，排除了重巫重鬼重天命的宗教鬼神文化的成分，注入仁爱的人文主义精神，编订成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文化知识课本。孔子在办学中，为了满足对教育内容的需求，他对教材做了重要改革，他系统研究整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从中选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作为教科书。这六部经书后来被称为“六经”。同样是教“诗”，官学只是教“颂”，即有关祭祀的内容，而孔子侧重于“兴”“观”“群”“怨”，包括情感教育、理智教育、道德教育和个性教育。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这一套课本，在中国古代的学校中一直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乃至以后研究高深学问也离不开。
第三，教育对象不同。官学的教育对象只是贵族子弟。孔子之前的古代教育制度是由国家办学，就是所谓王官之学，这种教育制度的特点是官师合一、政教合一。这种官办的学校，教育大权由贵族垄断，只有社会上层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而平民子弟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民间不能流传学术文献。而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付诸实施，不问出身，只要上学，他都给予同样的学习机会。孔子的教育对象“有教无类”。求学者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将教育权利扩展到普通人，打破了身份的局限和只有贵族子弟受教育的特权。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第四，教学方法不同。由于官学是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官方钦定的教材，只背标准答案就行了。但孔子私学则不然，没有死的标准答案，因为孔子的每个回答都是针对提问者的具体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知识水准提出的。
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兴办私学。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正像他的再传弟子们在《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道。
孔子办私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赞助。孔子熟谙礼乐文化，令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名貜（jué），号僖子，排行仲，位居鲁国的大司空]深深折服。孟僖子知道孔丘是家臣孔纥之子，对孔子家谱本来就很了解。当时办学条件不好，没有专门的射箭比赛场，孟僖子曾把自己家的一块地给他搞射箭比赛。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二月的一天，孟僖子在临终前将他的两个儿子叫到床前[长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快30岁了，次子南宫适（kuò，名韬，字子容，又称南宫括、南容）十几岁]叮嘱：“孔丘乃是殷商圣人商汤的后裔……我听说圣族之后，即使家道衰微，但仍会有贤人而名世者。现在这个孔丘，虽然年轻却精习古之礼乐，也许就是能成大事的人啊！在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为师，向他学礼！”孟僖子死后，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投拜孔子。由此之后，孔子即得到了孟氏家族的尊礼。孟懿子继承了孟氏家族宗长的地位，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
孔子的学生除了本国人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学子。如子张是陈国人，子长是齐国人，子游是吴国人。有的父子两代都是孔子的学生，如颜路与颜回，曾点与曾参等，还有冉家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三子往从学”，世称“一门三贤”。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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