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管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善轩,李安竹,李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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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管子试读：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管子》导读

现代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日趋淡漠，一些家长生儿育女时就已考虑子女他日的回报，某些父母从小就栽培女儿嫁入豪门，许多学生选科以前途作考虑而忽略个人志趣。套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术语，这些都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考虑，即以事件能带来利益多寡为衡量标准。反之，传统文化被视为陈义过高、不切实际，原因是我们从小所接触的传统文化乃以正统儒家为主，孔子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坚持生与义有矛盾时，“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种倾向的传统价值理性思维，在当下社会重视追求利益的风气下显得格格不入。

传统法家思想把效益最大化视为根本的考虑，这近于工具理性主义，惟法家进一步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国家稳定，可以打压少数人，甚至草菅人命。《商君书》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威权管治乃基于人民愚昧之设，古今如一，几乎没有一个高教育水平的国家，专政机器能够长期运作。专政者假设百姓无知，故须由“贤人”领导，称呼上级为领导人，就是设定了人民需要被领导，而无权参与政治，政府的透明度亦相当低落。《

管子

近年来，知识界、文艺界仍然不乏人为这种思想重新造势，试图制造威权管理的合理性，甚至透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渐渐成了一种主流声音。文学、影视作品为这样的历史人物塑造伟大的历史形象，秦始皇、汉武帝不再是杜甫《兵车行》里的负面人物，而成了一代伟人，清代的雍正皇帝也一改凶残成性的历史形象，成了用心良苦的国家领导人，为了社会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名声。至于择善固执又讲价值理性的人物，反被人视为不识大体、阻碍社会发展，例如竟有电视剧把岳飞、文天祥说成妨碍民族融合的障碍。这些人往往重视效果，却轻视手段，譬如不问子女考试的方法，只关心是否能考出好成绩；认为工作性质不重要，能养家糊口即可；不在乎官员如何得居大位，只管其施政的成效是否彰显。这种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人文关怀才是人类的核心价值的结果，就会导致慢慢地由“向前看”变成“向钱看”，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

一、主要思想内容（一）义利之辨

历史学家赵靖指出，先秦诸子如管子、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亦认可求利是人类之本性。《管子·侈靡篇》更明确提出“上侈下靡”的主张，即富人大量消费以造就贫民、工匠、女工的就业机会，有衣食可得。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讨论的重点是讨论“义利”之关系，属于伦理学层面的阐述。《史记·管晏列传》亦有相类的记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其实，《管子》既是集各家大成，在义利观方面比起儒家更有弹性，它不像儒家般视道德价值凌驾于生命之上，动辄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饿死于首阳山”，而是试图把倾向价值理性的儒家思想，以及类近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合而为一，破除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逻辑谬误，有意建构成两者并重的思考系统。

许多人以为管仲既是现实主义者，故此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道德要在满足基本需要后进一步实现出来。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人类需要拾级而上，充实基本需要后升华至道德理想的层次，人生才活得有意义。《管子·牧民篇》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为“义利观”建立序列，它既注意实质利益，又看重抽象概念，主张先现实后理想。如此不但较符合人性，更是易知易行，正是提倡在满足生活文化层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乃由下而上的道德观，有别于儒家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套。其实，这种思想正是现代人的明灯，人们既渴望生活安稳，又想为社会出一份力，他们既不喜空谈理想，认为过高的目标犹如空中楼阁，但又希望在道德实践上有一番作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似乎是合理的人生目标。顺带一提，法国大革命时西方哲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一六九八至一七五五）也提出相似的说法，世称“孟德斯鸠命题”，认为当经济发展起来，摆脱野蛮阶段，人们才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满足。

一言以蔽之，《管子》所提出的说法是对人性体察极深的洞见。在道德沦丧，几乎无所不假的社会里，在路见不平拔足而走的当代社会，较容易引起向来不关注道德的人们的反思，提升现代人的德性。（二）经济思想《管子》一书所提出的治国思想最为可观，历代学人多有引用，尤其体现在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两大路径，一是自由放任主义，以黄老思想为代表，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是为佼佼者；二是干预主义，具法家色彩的《管子》就是一大滥觞。赵靖指出，《管子》主张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此方面可见于《管子》之四民不得杂处说。士农工商的阶层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德川幕府亦以为国策，其实《管子》是这方面的首倡者。对此，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士何事”条对此亦有所分析，其谓：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之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国语·齐语》亦记载了管仲与桓公的对话：“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管子》一书与此条史料大抵相合。管仲本人及《管子》一书都反对四民杂处，此乃出于政府管治的考虑，其认为易于控制各阶层，以及堵塞社会流动，实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国家稳定是其学说的重中之重。

相反，另一路径是以司马迁为首的自由主义，其主张“善者因之”，认为市场放任是最好的办法，反对政府直接干预，此与《管子》提出的轻重理论大相径庭，轻重论提倡由政府设置机构，监管市场经济。数十年来，中国奉行干预主义，造成了极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诸国大讲“新自由主义”，最后令各国债台高筑，引发经济危机。可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乃千古不易之道理。西汉初年行黄老之术，然汉兴七十余年后因放任不管，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富悬殊，民不聊生。汉武帝时积极改革，却因与民争利而令人民生活无依，此即历史发展的规律。观乎历史，当人心思变以后，又会人心思安，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得太久，人民又渴望转向社会主义；反之，社会主义下的人民又希望在自由主义下生活。南美洲近三十年来，就是不断游走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政权不断更替，政局长期不稳，就是不明白中国哲学中不偏不倚的道理。

二、作者及成书

众所周知，《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大部分篇章皆非出于管仲之手，而是后人集体编辑而成。部分内容是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也有一些章节与管仲其人没有直接关系。据陈鼓应的研究，《管子》一书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晚期齐国稷下学者的作品，与管仲其人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书中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道家取向，并且主张道法结合，由老庄的理想主义走入现实社会，对后来的黄老思想有深远影响。

由此观之，《管子》是先秦诸子的思想集成，是众多学者共同书写的百科全书，涉及治国、经济、军事、社会、哲学、人口、农业等领域，触及法、儒、道、农、兵、阴阳诸子学说。

据现有的材料得知，《管子》一书最早被《韩非子·五蠹》提及：“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记》也有详细记载，此书可能是司马迁的手边读物。到了晋代，学者傅玄对《管子》的作者提出异议，他说：“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傅玄对托名篇章的评价不高，认为是鄙俗之作。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曰：此传大略》云：“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可知作者不是管仲。宋代的叶适《水心集》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当代学者一般认为，书中出现战国或后代流行的文字，大部分内容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此已成学界共识。

其实，不独此书，近年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竹书、帛书，内容文字与今本流行的大有不同，因我们所读之版本，多为汉代的改版，多非春秋战国的原著，故一些学人认为出土文献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有改写的必要。

今本《管子》与大部分先秦诸子一样，乃经汉代学者刘向编辑而成。《管子》共八十六篇，今本十篇已佚。全书十六万余字：《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将其作为道家一类，而《隋书·经籍志》则将其改列法家一类。其实，这部书包罗万有，从不同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看法，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里不禁要问，何以后世学者要冒管仲之名而作书呢？主要是因管仲平生乃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功业对春秋时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人对他高山仰止，故不少学者都借管仲之名来发挥，希望建立一套实用主义与道德价值俱备的学说。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就连孔子也肯定了管仲对抗夷狄、使华夏免受夷狄侵害的伟大功绩。《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的人格批评，但孔子也客观地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同管仲尊王有功，对于维护周室统治权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认为世人只赞美鲍叔能识别人才，却少有人认识到管仲的才能。他还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司马迁反驳了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认为他即使有过，也是功大于过。由此可见，对管仲持肯定态度者，乃基于其功业成就，欲以实际作用掩盖其行事动机，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义务论”凡事以动机作判断很不同，儒家思想往往以动机作判断，故近于“义务论”一类。近百年来，“义务论”被人们视为难以实行的一套，反之“功利论”大行其道，人人计算如何将利益最大化，讨论社会政策时，目的正义性不再是立论之首要考虑，而成效反是必要条件，这种思维在《管子》一书大量存在。然此书却非近于个人功利主义，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终极追求，这比起现代人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状况，又是高一层次。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也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也是另一现实主义的代表者，史家多将其置于法家人物之中。他为求达到目的，不计较手段，对付李严等蜀国本土派毫不手软，诸葛亮对管仲的推崇，足见其历史影响。管仲不像大多数诸子般属文弱书生，而是战功显赫的齐国相国，桓公以仲父尊称他，他也是经世治国的典范，故后世学者借他的大名来著书立说，实能大大提升作品的说服力。这是古人与今人之别，古人喜托他人之名著书，今人却有人把别人的作品强冠自己的名字，可见古代著者志在阐述己见，非为沽名钓誉而写作。

三、管仲其人

管仲（前七二五至前六四五），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其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其父为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至管仲时已很贫困。管仲年轻时曾经商，又曾辅佐齐国公子纠（齐桓公之兄），几经周折，由鲍叔牙举荐，得以辅佐齐桓公，封为上卿，最终帮齐桓公建立霸业，被尊为“仲父”，有“春秋第一相”之誉。管仲处身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凭着济世匡时的理想和经天纬地的才能，他从实际出发，重视发展经济，反对空谈，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使齐国慢慢强大起来。对于管仲的功业，《史记·货殖列传》有详细的记述：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齐国自太公望（姜子牙）立国以来，一直兴盛不绝，直至平王东迁后中衰，而令齐国重振雄风的人，不是家学渊源、累世公卿的士大夫，而正是管仲。《史记·管晏列传》对管仲的成就也作了详细的说明：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正因如此，管仲为相期间致力振兴齐国经济，利用商业的路径，使得商货流通不绝。他又对齐国的财政制度进行改革，设立监管机构，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对社会作严密监督。如此一来，在励精图治下，使国家兴旺起来，为齐桓公奠定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转引了管仲的自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话反映了三点：首先，管仲不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类人物，而是现实主义者，因家中有老母照顾而在战场上退却，他显然不是情操高尚的典型人物。其次，管仲也非不事二主的忠臣，他不计较个人名声，只在乎是否能实现他的治国宏图，心中只有天下，国家倒是其次。再次，管仲年轻时曾经与好友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可见其与太公望一样，又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且在他为相期间，致力发展齐国的经济，最终使齐国称霸于春秋。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多出身士人世家，或是身家清白的书生，鲜有像管仲有商贾的背景，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达致社会上流，与他背景相似的有吕不韦（约前二九〇至前二三五）。如此看来，管仲被列为法家人物，实在是基于他的实质功绩，因其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而奠定了《管子》一书的学术地位。然而，与管仲背景相似，地位相近，影响力相当的吕不韦，不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管仲与太公望等人却一同入选，这是因为他们功业显著而尚有益于人民，非只为个人私利而治国。司马迁乃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传统，借史书来品评人物，对管仲其人作了崇高的致敬，同传的其他人物，也多才德兼备，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故古时富贵是两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须得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管仲治齐国的经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说：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史记》多次引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语，反映了历史学家司马迁与《管子》的作者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先让老百姓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进而追求精神文明的发展，最后得以“利民”。这可说是现实主义与道德价值结合的一大尝试，当为过分追求利益而忽略道德的今人所注意。《史记》中尚有不少对管仲的溢美之词，《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司马迁认为管仲是“世所谓贤臣”，这一点是对他的功业作出肯定，尤其是管仲对齐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又在《史记·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其实，历史上真正的盛世，经济发达、物阜民丰是必要的条件。然而，管仲治下的齐国不但国力强大，更重要是以国力优势来维护国际秩序与社会正义，带领盟国维护周室的统治地位，又不与丧德败行之国为伍，也绝不欺压无辜者而换来国家稳定，这样的盛世才能令人心悦诚服。反之，一味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自诩的君主，如汉武帝、唐玄宗、清高宗等，免不了会遭史家批判。借古鉴今，本是贤明者应当效法。反之，一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受苦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四、历代研究《管子》研究方面，自唐代尹知章注《管子》至今，至少有四十多种注本，其中尤以石一参的《管子今诠》（上、下），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的《管子集校》，马非白的《管子轻重篇新诠》影响最深。“安徽省管子研究会”集合了数十位专家，多年来累计发表论文数百篇，数量甚丰。《管子》的哲学研究，台湾学者陈鼓应及其学生有专书及博士论文讨论。至于经济思想研究，香港学者宋叙五有开拓性的贡献，大陆学者赵靖、石世琦等人的研究成果备受学界肯定。

总之，《管子》一书内容博杂，以治国及经济思想尤为重要，故本书选材以此类为主，选取可读性高且具现代意义的篇章，加以注释、翻译和评点，供读者参考。译注以李山所注版本为底本，并作了过百笔修改。书中若仍有疏漏及错谬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管子

牧民第一

本篇导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管子》）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其中经言九篇，《牧民》为纲领性篇章，是全书首章。牧民即治理国民，本篇阐述治国治民的理论原则，分为“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六亲五法”五节。

第一节“国颂”开宗明义地点出道德的基础乃在于生活，而国家强大的基础又在于道德，其实二者本是互为因果，若只侧重一者，断不可能成就大业。

第二节强调四维的重要性，道德的内涵主要在于四维，一旦四维倾覆，国家也不能有效管治，注释尤为发人深省，历代不少帝王或是亡于私德有亏，以失人心；或是亡于国民道德不兴，互相侵害。

第三节探讨了民心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作者论述了为政必须顺应民心的原则和经验，并且具体说明百姓的“四欲”和“四恶”，统治者要想长久稳定地统治国家，必须顺应民心，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利，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第四节“士经”当为“十一经”，阐述了治国驭民所需要的十一项经常性措施，并具体论述了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以及功效，涉及政治、经济、刑法等各方面。

第五节“六亲五法”说明君主治国的一系列具体准则，在内容上首尾贯穿，认为君主治国需要广开言路，开诚布公。[1][2]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3]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4][5][6]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7][8]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9]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10]，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11]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2]右“国颂”。注释[1]四时：四季，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个季节的农事。[2]仓廪（lǐn）：粮仓米廪，即仓库，古时谷藏曰仓，米藏曰廪。[3]辟：开辟。举：尽，全。尹知章云：“举，尽也。言地尽辟，则人留而安居处也。”[4]上服度：指君主的服饰及用度合乎法度。六亲：父、母、兄、弟、妻、子。[5]四维：礼、义、廉、耻。[6]省刑：减少刑法。文巧：奇技淫巧，指奢侈品的生产、制造。[7]饰：通“饬”，整饬，整顿。[8]顺民：训民，教化百姓。训民之经言教化其民之道。明鬼神：尊敬鬼神。[9]菅：当作“荒”，荒唐怠惰。[10]璋：当作“障”，堵塞。两原：指上文“民妄”和“民淫”二者的根源是“上无量”与“文巧不禁”。[11]校：音“较”，抗拒，冒犯，忤逆。上校即抗上。[12]国颂：国家的根本法条。颂，本为一种诗体，此处犹如说“格言”。

译文

拥有封地、统治百姓的君主，最重要的事情是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管理好粮食的储备。国家财富丰裕，远方的人就会主动前来归顺；充分开辟土地，百姓就会长居于此；粮食丰足，百姓就知道礼节；衣食富余，百姓就知道荣辱；君主的衣着、器物等符合法度，六亲之间就会相安无事，关系密切；推行礼义廉耻，才能令行禁止。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关键在于整顿礼义廉耻，教化百姓的关键是崇奉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尊重旧亲。不重视天时地利，就不能生产资源，充盈粮食。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就懒惰；君主奢侈无度，百姓就妄为；不禁止奢侈，百姓就放纵；不堵塞这两个祸根，刑罚就会繁多；不崇鬼神，百姓就不会觉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会闻达于民间；不敬祖宗，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善待亲戚故旧，孝悌之道就不会完备。礼义廉耻得不到推行，国家就会灭亡。

以上为“国颂”。

赏析与点评哲学家殷海光提出了人生的意义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价值层。本篇最可贵的思想是提倡在充实生活文化层以后，必须发展道德伦理一层，属于由下而上的伦理观。此有别于孟子，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与孟子重义轻生、由上而下的生死观大有不同，本章所讲的比起孟子主张的舍生取义较贴近人性，也更易知易行，一般人亦能为之。[13]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14]。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15][16]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右“四维”。注释[13]维：系物的大绳，这里喻指维系国家命运的关键。[14]错：通“措”，措施。一说“错”为衍字。[15]自进：妄自求进。[16]从枉：趋从坏人。枉，邪曲，不正。

译文

维系国家存在的纲领有四条。失去其中一条，国家将倾倒；失去两条，国家将危险；失去三条，国家将倾覆；四条全失，国家将灭亡。倾倒了可以扶正，危险可以转为安定，倾覆可以再振起，灭亡了就无法挽回。四维即礼、义、廉、耻。遵守礼，就不会超越规范；讲求义，就不会妄自求进；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懂得耻，就不会和邪恶同流合污。因此，不超越规范，君主的地位就会稳固；不妄自求进，百姓就不会投机取巧；不掩饰过错，品行就自然端正；不同流合污，坏事就不会发生。

以上为“四维”。[17]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18]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右“四顺”。注释[17]兴：《群书治要》、《艺文类聚》等引此句，并作“行”。[18]佚乐：通“逸乐”，指安逸喜悦。

译文

政令能够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百姓怕忧劳，君主便使他们安乐；百姓怕贫贱，君主便使他们富贵；百姓怕危难，君主便使他们安定；百姓怕灭绝，君主便使他们生育繁息。能使百姓安乐，他们就可以为君主承受忧劳；能使百姓富贵，他们就可以为君主忍受贫贱；能使百姓安定，他们就可以为君主承担危难；能使百姓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君主而牺牲了。因此，繁重的刑罚不足以使百姓害怕，大量的杀戮也不足以使百姓臣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政令就不能推行；杀戮众多而人心不服，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顺应百姓的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会归顺；如果忤逆民意，亲近的人也会叛离。可见“予之于民即取之于民”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以上为“四顺”。[19]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20][21]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22]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23]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24]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25]右“士经”。注释[19]错：通“措”，安放、处置。[20]流水：指民众顺从。此句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比喻政令顺应民心，易于推行。[21]官：指职位、岗位、行业。[22]信：守信，兑现。[23]世：何如璋云：世疑作“时”，以音近而讹。译文从“时”，短期内。[24]轻难：不怕死难。[25]士经：当作“十一经”。

译文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储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百姓安置在没有争执的岗位上，向百姓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从事不能成功的事业，不追求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所谓把粮食储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致力于五谷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让政令顺应民心；所谓把百姓安置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百姓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从事不能成功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就是不强迫百姓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重复的事情，就是不欺骗百姓。这样，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五谷生产，粮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百姓就可以富裕；能做到政令顺应民心，威信就能树立；使百姓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百姓就不会生邪念；奖赏信实，百姓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百姓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百姓就不会抱怨；不欺骗百姓，百姓就拥戴君上。

以上为“十一经”。[26]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27]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28][29][30]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31]，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32]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右“六亲五法”。注释[26]以家为乡：以治家的办法治理乡。为，治理。[27]生：通“姓”。不同生，即族姓有别。[28]节：节度。[29]辔：马的缰绳，引申为治理百姓的手段。[30]道：同“导”，引导。[31]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指开诚布公，君主发令不应有所隐藏。[32]备官：任用官吏。

译文

用治家的方法治理乡，乡不能治好；用治乡的方法治理国，国不能治好；用治国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用治家的方法治家，用治乡的方法治乡，用治国的方法治国，用治天下的方法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属于同族同姓同国，就不听取关系疏远者的意见，不采取他们的建议，不遵从他们的主张，仍需要广开言路，远近皆听。君主治理天下的准则是不分亲疏，要像天地那样覆载万物，像日月那样普照寰宇。驾驭百姓的关键，在于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的法门，在于君主提倡什么；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君主的好恶。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身为君主，不要掩饰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帮助你。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听到；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听到，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是圣明的君主。光凭坚固的防御工事不足以坚守城池；光凭强大的装备兵力不足以抵挡敌人；光凭地大物博不足以拥有百姓。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免灾祸的发生。天下不怕没有能臣，就怕没有君主任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没有人使之得到合理分配。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长官；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又善用官吏的，就可以拥戴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往往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往往失去亲信；任用小人的人往往失掉贤士。

以上为“六亲五法”。

赏析与点评“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此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用治家的方法治理乡，也不能用治乡的方法治理国，亦不能用治国的方法治理天下。简言之，执政者不能把公器当作私产，不可把天下当成家族管理。今天，华人企业仍然不乏家族式管理，用人唯亲，企业创办人希望把公司代代相传，其道理与以家为乡没大分别，如此则富不及三代的故事只会不断重复。

形势第二

本篇导读

本篇又名“山高”，取首二字为题。《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详哉其言之也。’”《山高》即此篇。刘向《别录》指出：“《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以“形势”为题，旨在通过事物的外在形态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本篇广泛列举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例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富有哲理意味的表述方式论述了治国驭民的规律和原则，强调了修道和行道的重要性，治国驭民都应该顺应天道，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33]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34]。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35]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36]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37][38]富，无徒归也。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39][40]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飞蓬之问，不在所[41][42]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牲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43]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44]夜行者独有也。注释[33]祈羊：用来祭山求福的羊。[34]沉玉：用来投水祭神的玉。极：至，到。[35]得幽：凭借深山幽谷。得，一本作“托”。幽，幽僻，人迹罕至之处。[36]乡：同“向”，方向。[37]衔：口含。[38]名：名分，指君臣间的关系。运：作用。[39]自试：自由发展，各司其职。[40]蜀：祭器。修：修明。全句即无为而治之意。[41]飞蓬：根底不牢、随风飘动的枯草。问：言论。宾：听。[42]牺牲：祭祀用的牛羊。圭璧：祭祀用的玉器。飨：敬献，让鬼神享用。[43]素：平日的所作所为。宝币：泛指珍贵的礼品。[44]夜行：指内心行德。《形势解》有“所谓夜行者，心行也”。

译文

山高而不崩塌，人们就会用羊来祭祀；渊深而不枯竭，人们就会投玉祭祀。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只有在水中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只有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施展威力。风雨没有偏向，人们对它就不会有怨恨。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或短命、贫穷或富有，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发号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接受命令，是由于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无为而治，百姓就自由发展；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修明。天鹅锵锵地鸣叫，人们齐声赞美它；周朝人才济济，感化了殷商百姓，是纣王的过失。对那些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必理会；燕雀聚集的小事，路人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祭祀鬼神，不一定得到保佑。君主的功业靠平时的积累才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善于射箭，不在射箭的动作，而在于掌握要领；造父善于驾车，不在驾车的动作，而在于掌握方法；奚仲善于造车，不在用刀的动作，而在于掌握技巧。招徕远方百姓，使者没有用处；亲近身边百姓，言语没有作用。只有内心按道行事的君主，才能拥有天下的百姓。

赏析与点评“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人所拥有的权力、地位、财富之不同，都是有原因的。对长者服从、对智者信服、对国家信赖，这大概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特色。此种文化对社会有安定的功能，但严重损害社会的创造力。当代中国人欲在科研、文化产业上有所发展，须对此有深刻反思。[45][46]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之[47][48]人，勿与任大。臣者可与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49][50]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51]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52][53]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54][55]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注释[45]隰（xí）：低湿的地方。[46]隈（wēi）：山凹，小坑。[47]訾（zǐ）：诽谤贤人。：称赞恶人。[48]：同“谟”，谋虑。举：任用贤才。[49]裁：通“材”，资质。比：当为“庇”，依赖。[50]怀：归向，归顺。服：奉行，奉行德政。[51]訾：此处表厌恶。[52]参：参合，融合。[53]坠岸：从高崖上跳下。三仞：形容崖高。[54]猿猱：猿猴。[55]伐矜：自负贤能，自以为是。好专：独断专行。

译文

平原上的低湿之地，怎么能够算作高？高山上的山凹小坑，怎么能够算作深？诽谤贤人称赞恶人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深远的人，可以和他共图大事；考虑忧患的人，可以和他共行治国之道。但是，对于那种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就不可以招用。注重长远利益的人能深谋远虑，资质深广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依赖。要想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奉行德行并且坚持不厌。看起来必成的事，不一定靠得住。听起来完全能兑现的许诺，不一定值得信赖。拘泥小事不能成就伟业；厌恶进食，身体不会健康。能够信守这些格言的，就能参天而立。从高崖上跳下来，对人来说很难，但猿猴却能跳下来喝水。所以说，骄傲自大独断专行，乃是行事的祸患。[56]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怠[57][58]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59][60][61]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勿怠，后稚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62]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注释[56]违：丢弃。[57]广：通“旷”，荒废时间。疑：通“拟”，如。[58]内：室内。门：门外。[59]假：读为“暇”，指悠闲自得。待：读为“殆”。指疲惫不堪。[60]曙戒：早晨。曙，天明。戒，报更用的戒鼓。勿：通“忽”。[61]稚：通“迟”。[62]仪：法度。

译文

即使不去野外行路，也不能把马丢掉。能够做到只给予而不索取的，就可以与天地匹配。懒惰的人必定落后，勤奋的人办事神速有效。办事神速的已经进入室内，落后的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悠闲自得，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所以，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该做的事情，晚上就没有成果。一个人邪气侵袭到体内，端正的神色就会衰退。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的行为与地位不相称，臣子就会超越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难以推行。君主衣冠不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止不合乎法度，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对百姓既给予关怀又运用威势，这才是君主治国完备的方法。君主不能使百姓安乐，百姓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百姓繁育，百姓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不给百姓好处，百姓就不会回报君主。

赏析与点评“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先秦诸子极重视名正言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又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孔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管子》也不例外。何以恒久以来，社会上常有父子相残、兄弟不和、夫妻反目、主雇攻讦之事不绝？究其原因，就是名实不符之故。父亲不做父亲应做的事，臣子不做臣子应做的事，则伦常崩坏，正义不彰，此古今如一。正视名实相符，人人恰如其分，乃是救治社会的不二法门。[63]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64]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65]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66]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67][68]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注释[63]闻道：认识道。为：治理。[64]定：安定，支配。[65]与：顺从。[66]释：指离开。[67]生：通“性”。[68]趣：同“趋”，趋向，方向，旨趣。

译文“道”的基本内容一样，但运用起来却各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便是治家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便是一乡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便是一国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便是天下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安定万物，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失道者，人民不肯投奔；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想行道并有所确立，就得亲身遵行道。要想保持强盛，就要顺从天道；要想使危亡者安定，就要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获得。遵从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即使有所确立也不能持久。做事情符合道，事情的成功就会不知不觉地到来。成功以后，不居其功，自然就能放下。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的特征。对当今有疑虑的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的，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虽有不同，但道理却无异，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赏析与点评“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古人相信得道者可得天下，古人所讲的天道，在当代可理解为民心向背，即当权者必须顺应民心，才能长治久安，否则违背民意，只会自绝于人民。一如《荀子·王制篇》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又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此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现代文明国家，人民可用选票决定执政党连任与否，而对于独裁国家，唯有用不合作运动甚至武装革命将其推翻，这理古今如一。[69][70][71]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棰。天道[72]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73]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乌鸟[74][75]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76]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77]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交，几于不亲；见哀之役，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78]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79]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注释[69]生栋：新伐的生木做成的屋梁，日久干裂变形，造成房屋倒塌。[70]弱子：小孩子。[71]棰：棍棒。[72]天道之极：处处顺应天道到达极致。[73]怀：招致。凶：灾祸。[74]狡：通“交”，交往，交结。[75]重：重复，再。[76]与：参与，辅助。[77]见：同“现”，显示。[78]独王：君王什么事情都自己做。[79]丑：被人视为丑女，遭人耻笑。

译文

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梁而房子倒塌，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也会举鞭打他。彻底奉行天道，疏远的人也会亲近；事起于人为，亲近的人也要怨恨。万物对于人来说，没有远近亲疏之分，但灵巧的人用起来就有余，愚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违背天道去做，天就遗弃他。天所帮助的，虽弱小必然壮大；天所遗弃的，虽成功必然失败。顺应天道的君主可以成就功业，违背天道的君主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复打结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松脱。所以，道的运用，贵在慎重。不要结交不该交往的人，不要勉强能力不够的人，不要告诉不明事理的人。结交不该交往的人、勉强能力不够的人、告诉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表面上显示友好，将得不到亲近；表面上显示亲爱，将得不到结交；表面上显示恩惠，将得不到回报。只有真心实意实行大道的君主，四面八方的人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地位卑下，没有威望。就像自己做媒的女子，出丑而得不到信任。但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可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可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不能重复说的话，君主就不应该说；不能重复做的事，君主就不应该做。凡是不能重复的话、不能重复的行为，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

权修第三

本篇导读

本篇以“权修”为题，旨在论述加强君主统治的政策，围绕“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这一中心，阐述了修重权力、巩固政权、治国驭民的一系列措施。本篇认为修重权力的两个主要基本点是重视农业生产以及统治百姓。就重农方面而言，主张致力于发展农业、充分开垦土地；禁止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工商业与农业“争民”、“争货”、“争贵”。统治百姓，主要有三方面：对于民力的使用，君主要爱民抚民、珍惜民力、取民有度、不夺民时；重视法度的作用，崇尚法治但同时也要慎用法度；教化百姓，要求推行礼义廉耻，强调从小事做起，防微杜渐，同时也论述了百年树人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本篇提出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延续千年，直至现代仍有重要意义。比如“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的按劳分配思想，“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人才培养思想等等。[80]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81]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82]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83]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注释[80]万乘：犹万辆，指兵车。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81]殷：众多。[82]取：读作“趣”，督促，促进。[83]末产：指与奢侈品相关的工商业，古代以农业为根本，所以称工商业为末产。

译文

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土地广阔，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可以没有首长；掌握着百姓的命运，朝廷不可无政令。土地广阔而国家贫穷，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百姓众多而兵力薄弱，是因为百姓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土地就不得开辟；不兑现赏罚，百姓就缺乏督促。土地没有开辟，百姓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所以说，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还想君主权力不受削弱，那是不可能的。

赏析与点评本段大讲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为君主专政的经典论述。故历来不少人把本书视为倾向法家的作品。必须要承认，集权能使效率大大提升，在非常时期尤其显著，例如在战争中颁行战事法例便属此例。故中国历史的政权，愈后代愈集权，汉代或以前的君主与臣子大多可坐而论道，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任苏杜郑仓传》载名臣杜畿言：“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然而，到了唐宋时代，臣子一般只能站着讨论，而到了明清之世，往往以跪相对，此因随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执政机器就愈来愈专权。汉初立左右二相，后普遍为一相制，到了唐代入政事堂者亦称为相，人员为数人至十多人不等，宋代更把相权分割，成立枢密院另掌军事，又有三司处理财政。明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明太祖实录》）明太祖为了集权，就索性把宰相制废除。相权历来被视为皇权的制衡，其为官制度的代表，也是读书人的首领，皇权愈高，相权就愈低落，皇帝意志的阻力愈小。此足见中国历史是愈代愈专权。唯在当代社会，我们不难发现集权的弊处是效率虽高，但监察乏力，这就给行权者弄虚作假的机会，欺压少数的不义之事也因而丛生。故现代人无不视分权治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84][85]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86][87]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注释[84]舟舆：船和车。饰：装饰。指过分装饰美化。[85]榭：建在高台上的厅堂。[86]轻用众：轻易兴师动众。[87]赋敛：赋税，杂税。

译文

土地开垦了，国家仍然贫穷，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缘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度劳苦的缘故。因为，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度劳苦，就会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民力枯竭政令就无法推行。百姓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是不可能的。[88]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89]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90]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91]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92]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93][94]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95][96]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注释[88]为天下：争夺天下之意。后文“为”乃“治理”之意。[89]有征：有所表现、征验，指实际的奖赏。[90]刑：通“形”，显露，指实际的惩罚。[91]化：感化。[92]审：明确。度量：长短、多少的标准，引申为法规，制度。闲：用于遮拦阻隔的栅栏，引申为防范。[93]师：负责宣教的官员。道：同“导”。[94]劝：勉励，激励。[95]振：通“震”，震慑。[96]说：通“悦”，高兴。

译文

要想夺取天下，必须慎重使用国力；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慎重对待百姓；要想管理好百姓，必须慎重使用他们的财力和劳力。君主养不活百姓，百姓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管理不好百姓，百姓即使留下来也不会听从政令。远方的百姓来投奔而不离去，是因为君主能养活他们；人口众多而能齐心协力，是因为君主管理有方。发现百姓的功劳，表达喜悦就要有实际奖赏；发现百姓的过错，表达厌恶要有实际惩罚。对发现的功过赏罚分明，即使还有没为人发现的，百姓还敢胡作非为吗？如果发现了功劳不奖赏，发现了过错不惩罚，对所见的功过都不赏罚分明，要想让见不到的受感化，那是不可能的。君主能够付出慈爱厚利，就可以亲近百姓，申明知识礼节，就可以教化百姓。君主要以身作则来引导百姓，审定制度来防范百姓，设置乡长来指导百姓。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当百姓都以行善为乐的时候，暴乱的行为便无从滋生了。

赏析与点评本段指出，若执政者养不活百姓，百姓就会想尽办法移居他处；未能为人民提供安稳及有尊严的生活，国内的人民也不会听从政令。反之，国家丰足，外地人会千方百计迁入其国，以此来衡量执政者的治国水平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移出之国，即下品之国；移入之国，即上品之国。二千年前的学人已认识此点，人民既不能自由地发声，只得用脚投票。即使以勇武见称的元代政权，其大臣燕帖木儿也知道：“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一或失之，噬脐无及。”（《元史·文宗本纪》）足见此乃千古不易之铁律。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97]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注释[97]疾：怨恨，相互仇视。

译文

土地生产财物受时令的限制，百姓使用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君主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有时令限制的土地和有疲倦之时的百姓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如果没有节制，那么君主和百姓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君、子杀父的现象无日无之。因此，君主征敛财富要有限度，使用民力要有止境，这样的话，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如果横征暴敛没有限度，滥用民力没有止境，国家虽大也一定灭亡。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98]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99]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100][101]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注释[98]积：通“绩”，功劳，劳绩。食：给予俸禄。[99]偷幸：苟且侥幸。[100]班禄：分别爵禄等级。[101]机：关键，要领。

译文

土地没有获得开垦，就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百姓没有受人治理，就等于不是自己的百姓。凡是治理百姓，要根据功劳大小给予俸禄，这不能不慎重。功劳大的俸禄就多，功劳小的俸禄就少，没有功劳的就没有俸禄。如果有功劳而没有俸禄，百姓就离心离德；功劳多而俸禄少，百姓就消极怠工；功劳少而俸禄多，百姓就弄虚作假；无功劳而空得俸禄，百姓就投机取巧。凡是离心离德、消极怠工、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做事就不会成功，抗敌也不会取胜。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功劳大小赐予俸禄，这是治理百姓的关键。[102][103][104]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105]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106]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注释[102]野：农田，指农业。市：市场，指工商业。争民：争夺劳动力。[103]家：民家。[104]金：货币。粟：小米，指代粮食。[105]肆：本意是排列、展开，用来表明市场买卖店铺林立的状况。[106]官：通“管”，管理。

译文

农田与市场争夺劳力，民家与官府争夺财货，货币与粮食争夺贵贱，地方与朝廷争夺治理。所以，要想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要想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要想不让市场店铺林立，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要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无店铺林立，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百姓的真实情况是可以掌握的。考察他们的喜好憎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们的交往对象，就能判断他们是贤明还是无能。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百姓进行管理了。

赏析与点评“藏富于民，于民藏富。”（《清史稿·乐志》）是历来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合理期望，而历史上的盛世皆是人民富足，而非国家财厚。反之，与民争利，被士人视之为不义之举。汉代的董仲舒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在位者：“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好大喜功，对外用兵，对内争利，《汉书》就记载了武帝时三次“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的惨况，人民最后竟要相食而死，此是汉兴以来前所未见的。总之，国富民安，才能称为盛世；国富民穷，最后只会导致民变，就是官与民争利的恶果。要令人民生活安定，就不能让国库有过多的储备，此与现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大同小异，他们主张在盈余时应以退税的方法还富于民。不论以左派还是以右派自居，不是要扶贫，就是要退税，反正在大量储备下就不应作近千亿的盈余预算，即使不是赤字预计，也应作平衡预算。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107]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108]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109]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注释[107]待：对待，对付，引申为治理。[108]之：同“是”，下五句意同。[109]时事：农时农事。

译文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而养活人的关键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坚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工商末业就不能禁止；工商末业不能禁止，百姓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轻视土地收益。在轻视土地收益的情况下，指望田野开辟、粮食富余，那是办不到的。[110][111]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112][113]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114][115]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116]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117]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注释[110]上流：指贿赂。货财上流，指以贿赂使财货流入朝廷或官僚手中。[111]妇言人事：当作“妇人言事”。妇人，指君主宠爱的后妃。言事，干预政事。[112]安难：安于患难。[113]死节：为国献身。[114]衣服：衣，衣服；服，衣服上的各种装饰佩戴，如玉器等。[115]凌节：超越规范。[116]偷壹：偷取一时之快，不从长远打算。[117]君国：统治国家。壹民：统一百姓。

译文

商贾在朝中掌权，财货就会通过贿赂流入官宦手中；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会信实严明；男女没有界限，百姓就会不知廉耻。财货流入官宦手中，赏罚不信实严明，百姓没有廉耻之心，而要求百姓忍辱负重，兵士视死如归，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别，制度不明确，服饰无等级，上下无礼节，而想要让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官吏就争相横征暴敛，奴役百姓只贪图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而想要让百姓亲近君主，是不可能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百姓，而想要求得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118][119]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120]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121]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122]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注释[118]龟筮：占卜用的龟甲和蓍草，指占卜。[119]骤：数，经常。祟：作怪。[120]章：同“彰”。[121]树：培养，种植。[122]苟：如果。种之：指培育人才。

译文

君主做事好求神问卜，任用巫鬼人员，那么鬼神一定经常作怪。身为一国之君，功业不成，声名不显，将造成以下三种祸患：孤立无援，贫穷卑贱，可能入不敷出。作一年的打算，最好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培养人才。一种一收的，是种谷物；一种十收的，是种树木；一种百收的，是培养人才。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才，就能收到神奇的效用，迅速成就帝王之业，这是必需的治国之策。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123]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124]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注释[123]数：规律，自然之理。[124]厉：同“励”，勉励，劝勉，引申为教育。

译文

凡是治理百姓的人，要使男人不去做坏事，要使女人不去淫乱。使男人不做坏事，要靠教育；使女人不去淫乱，要靠训导。教育训导形成约定俗成的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走正道。要求百姓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微小的恶行。小的恶行是大的恶行应运而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恶行而指望大的恶行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遵守礼节。要想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遵守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懂得义理。要想让百姓懂得义理，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懂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清廉。想让百姓清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奉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有羞耻心。想让百姓有羞耻心，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知晓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百姓的人，要求百姓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都是教育百姓的根本办法。使百姓能够做到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正是治国的根本。[125]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126]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127]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128]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129]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注释[125]御：驾驭、统治。[126]爵服：爵位及相应的服饰。[127]闲：非议，反对。[128]辟：同“避”，回避，躲让。就：迁就、治罪。[129]首难：首先发难，带头作乱。

译文

凡是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求百姓服从统治。要百姓服从统治，就不可不重视法度。法度，是朝廷权威的保障。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和服饰等级。如果把爵服授给不义的人，百姓就轻视爵服；百姓轻视爵服，君主的地位就不尊贵；君主地位不尊贵，政令就难以推行。法度，是用来驱使百姓的。驱使百姓，就不可不重视俸禄和奖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没有功绩的人，百姓就轻视禄赏；百姓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百姓；君主无法劝勉百姓，政令就难以推行。法度，是用来使用百姓才能的。使用百姓才能，就不可不慎重授予官职。如果授予官职不慎重，百姓就反对朝廷的统治；百姓反对朝廷的统治，民意不能上达；民意不能上达，百姓就怨恨君主；百姓怨恨君主，政令就难以推行。法度，是用来决定百姓生死的。决定百姓生死，就不可不审慎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有人逃罪有人蒙冤；有人逃罪蒙冤，就会出现无辜者被杀、有罪者免刑的现象；无辜者被杀、有罪者免刑，国家就难免奸臣当道了。所以，爵服遭人鄙视，禄赏遭人轻视，百姓反对统治，奸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亡国的教训。

赏析与点评传统中国文化素来注重威权，故古人所讲的法治，往往是指“以法治之”，即利用法律实践统治者的意志，而非与今人所讲法治（rule of law）相通。今之法治是指法律凌驾于统治者之上，司法必须独立，且讲究“天赋公正原则”（principles of natural justice），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人普遍相信法是维护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的重要手段，古人则认为法是维持统治的工具。所以，讲法治的时候，要分清楚是哪一种法。

立政第四

本篇导读

立政即执政。本篇阐述了君主执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分九个专题进行论述，即三本、四固、五事、首宪、首事、省官、服制、九败、七观。本篇认为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在于用人是否得当、群臣是否有德行操守；认为国家的贫富在于农业种植和家禽畜养是否得到发展；此外，强调了依法办事、节约资源、服饰制度、社会风气、教化臣民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本篇论述内容全面细致，可以说是一篇较为完整的执政纲领。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译文

决定国家治乱兴亡有三个原因，只靠杀戮刑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国家安定危亡有四个原因，只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决定国家贫困富裕有五个原因，轻徭薄赋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则有“五事”，这五事就是五项纲领性措施。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130]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131][132]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133]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右“三本”。注释[130]便辟：靠阿谀奉承得宠于君主的佞臣。便，善于花言巧语取媚的人。辟，通“嬖”，君王宠爱的人。制威：专权。[131]涂：同“途”，道路。禽：通“擒”，指囚犯。[132]蔽狱：冤狱。[133]隐治：苦痛的政治遭遇。

译文

君主需要慎重对待的有三点：一是德行与权位不相称，二是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对于德行没有显露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贵的爵位；对于功劳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予以优厚的俸禄；对于主持政事没有取信于百姓的人，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对德行深厚的人授予低微的爵位，叫作过错；对德行浅薄的人授予尊贵的爵位，叫作失误。宁可对君子有过错，也不能对小人有失误。对君子有过错，怨怒微不足道；对小人有失误，祸患深不可测。因此，如果有德行没有显露于朝廷而身居高位的人，贤良的大臣就得不到重用；如果有功劳没有表现于全国而享有丰厚俸禄的人，勤奋的大臣就不会劝勉；如果有执政并未取信于百姓而做了大官的人，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尽心尽力。只有慎重对待这三个根本问题，臣下才不敢妄求官禄。否则，就会奸臣当道，佞臣专权。这样，上层清明的政治就会受到堵塞，下层的治理就会受阻塞，正道就会遭抛弃，邪恶的事就会日益滋长。如果慎重处理这三个基本问题，君主宠佞的小臣就不会专权，道路上看不到在押的犯人，疏远的人不受冤狱之害，孤寡无亲的人也没有苦痛。所以说：刑罚减少，政务精简，朝廷都无需召集群臣议事了。

以上是“三本”。

赏析与点评在位者用人是否恰当，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点，反映了中国文化重人治的一面，人们都渴望由圣人选用贤人治国，则天下大治。“贤人政治”（philosopher politics）此词本出于古希腊的哲王思想，渴求由贤人治国，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相符，即百姓希望官员的德行与权位相称，功劳与俸禄挂钩，能力与官职相符。此与《荀子·君道篇第十二》所说的大同小异：“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但是，传统文化甚少探讨如何确保执政者是圣人，他选用的官员是贤者。在此文化下，贤人的出现不过是偶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无法确保有权者如何选择执法者。现代文明则重制度多于人事以补救人治的不足，因为只有合理的制度才可保障官员真正为人民服务。[134]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135]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右“四固”。注释[134]大：推崇，尊崇。[135]都邑：泛指城镇。都，古代划分行政区域，周代以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邑，本义是用土墙围起的城防。

译文

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对于崇尚道德而不能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发现贤能而不能让位的人，不可以授予尊贵爵位；三是对于施加刑罚回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不重视农业和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地方官。坚守这四个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以说，卿相得不到民众的拥护，是国家的危害；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害；军队统帅没有威望，是国家的危害；百姓不依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害。因此，崇尚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就能胜任国事掌握民心；发现贤能就要辞让，就能使大臣协力同心；施加刑罚不避亲贵，就能威震邻敌；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百姓就能安心致力于生产。

以上是“四固”。[136]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137][138]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139][140]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141]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右“五事”。注释[136]救：救止，引申为防止。[137]沟渎：小沟渠。遂：通，畅通。[138]障水：用堤坝、塘堰之类堵住的水。藏：贮藏，储存。[139]瓠（hù）：葫芦一类的瓜菜。荤：葱蒜之类有特殊气味的蔬菜。[140]工事：手工技艺之事。刻镂：雕刻，镂空。[141]女事：女红针黹之事。文章：服装上的纹样图案。

译文

君主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有五个：一是山泽不能免于火灾，草木不能繁殖成长，国家就会贫穷；二是沟渠不能通畅，堤坝中的水不稳固，国家就会贫穷；三是田野不种植桑麻，五谷种植没有因地制宜，国家就会贫穷；四是家中不养六畜，不种植蔬菜瓜果，国家就会贫穷；五是工匠攀比雕琢，女红也力求文采，国家就会贫穷。所以，山泽能防止火灾，草木繁殖生长，国家就会富足；沟渠通畅，堤坝能防水患，国家就会富足；田野种植桑麻，五谷种植于合适的土壤，国家就会富足；家家饲养六畜，蔬菜瓜果百类俱全，国家就会富足；工匠不过分雕琢，女红也不求文采，国家就会富足。

以上是“五事”。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142]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143][144][145]，审闾闬，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146][147]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148]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149][150]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151][152]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注释[142]匿：指围墙上的缺口。[143]博：当为“抟”，专一。[144]闾闬（hàn）：里门。[145]闾有司：管理里门的小吏。[146]圈属群徒：指里内居民及外人常住本里的人。圈，同“眷”。[147]复：回复，回报。复无时：随时报告。[148]谯：通“诮”，责备，训斥。[149]敬：通“儆”，儆戒，引申为改正。[150]宥：宽恕。[151]著：登记。士师：主管刑赏的官员。[152]过党：犯有罪过的徒党。

译文

把都城分为五个乡，乡设乡师。把乡分为五个州，州设州长。把州分成十个里，里设里尉。把里分为十个游，游设游宗。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和伍都设什长和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缺口，统一道路，专设出口，细心看管里门，注意关门，钥匙由里尉掌管。任命“闾有司”，按时开闭里门。闾有司要负责观察出入的人，向里尉报告情况。凡是进出不按时辰，穿戴不合时宜，家眷亲属及其他人中不合常规的，闾有司一旦发现，就要随时上报。如果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妾、属役和宾客出现了问题，里尉就要训斥游宗，游宗要训斥什长、伍长，什长、伍长要训斥家长。只警告训斥而不必上报，初犯、再犯可以宽恕，第三次就不能赦免了。凡发现有孝悌、忠信、贤良和优秀的人才，如果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妾、仆役和宾客，就要逐级由什长、伍长上报游宗，游宗上报里尉，里尉上报州长，州长再汇总上报乡师，乡师最后登记上报到士师。凡是有罪的人，如果是家长的亲属，就要连带家长；如果是家长，就要连带什长、伍长；如果是什长、伍长，就要连带游宗；如果是游宗，就要连带里尉；如果是里尉，就要连带州长；如果是州长，就要连带乡师；如果是乡师，就要连带士师。每隔三个月上报一次，每隔六个月汇总一次，每年年终都要登记备案。凡推举贤才都不可越级，使用能臣都不可兼职；惩罚犯罪不能仅涉及罪犯本人；赏赐有功不能只涉及功臣本人。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153]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154]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155]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右“首宪”。注释[153]五属：国都分为五乡，其外分为五属。[154]致令：交回君令，即事后汇报。[155]侈：多余，指法律内容增多。

译文

自立春开始，君主要亲自临朝听政，评定爵赏，考核官吏，一共用五天时间。冬末之季，君主也要临朝听政，论定罚、罪、刑、杀，也用五天。正月初一，百官在朝，君主向全国发布法令。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在太史那里领受法令典籍。等到上朝之日，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要在君主面前学习法令。太史宣布完法令，将底本存入太府，在君主面前把法令典籍分发下去。五乡乡师出朝后，就到乡办事处召集本乡所属官吏，游宗以上的官员必须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完毕，要及时汇报，然后回家。法令没有公布，报告没有交回，就不能回家。否则就叫作“滞留法令”，那是死罪不赦的。五属大夫都乘车来朝，出朝后也不能回家，需要日夜兼程往回赶。到达都邑当天，就在祖庙里召集所属官吏，一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后，便派使者返回汇报，必须在宣布法令当天就返回。法令公布完，使者派出去，然后才能回家。法令没有公布，使者没有派出，五属大夫就不能回家。否则也叫“滞留法令”，死罪不赦。法令公布后，有不执行的，叫作“不从令”，死罪不赦。检查法令条文，有与太府所存底本不符的，有多余的叫作“专制”，有不足的叫作“亏令”，也是死罪不赦。君主的首令颁布以后，全国各地就可以执行了。

以上是“首宪”。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右“首事”。

译文

凡要成就事业，必须先制定法令。这就是说做事之前必须对有关的赏罚准则有所了解。负责人必须严格遵守法令进行赏罚，向君主上报的时候，必须汇报执行赏罚的情况。凡是办事不合于法令要求的，即使事有成效，也叫“专制”，那是死罪不赦的。首先发布的办事法令颁布以后，就可以遵照执行了。

以上是“首事”。

赏析与点评此段尤为重要，透露出传统中国文化对专制的定义，即若有法不依，目无法治，即使治国有功，也是罪大恶极的专制者。有些人，只讲效率，不辨是非，视法律如无物，这种人或可带领国家走向富强，如利比亚的卡扎菲，他在位时，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但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异己，最后被人民推翻。故治国须先遵法，否则效率或高，却极其危险。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156][157]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158]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观地[159]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160]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均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161][162]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163][164]，以时均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右“省官”。注释[156]蒸：细薪，细柴。薪蒸：指烧柴。[157]虞师：官名，主管山林湖泽的官员。[158]秎（fèn）：收割。秎获：收获。[159]以时均修：指按时间进行全面的安排。均，另本作“钧”。[160]由田：当作“司田”，官名，主管农务的官员。[161]功苦：器物之优劣。[162]上完利：提倡完全精致。[163]监壹：监督管理。[164]工师：官名，主管百工之官。

译文

要制定防火的法令，谨防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按时禁止和开采，以保证百姓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并储备所需的柴草，这是虞师的职责。疏导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即使雨水过多也不至于损害五谷，即使遭遇大旱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考察土地适宜的作物，明确应召服役的日期，按时令安排农业生产和应征服役的秩序，使五谷桑麻能按时播种收获，这是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视察房屋，观察作物，视察六畜，按时全面安排，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安居乐业、安土重迁，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业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安排，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统筹安排，使精雕细刻和文饰彩绘的工艺不敢在乡里大行其道，这是工师的职责。

以上是“省官”。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165]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166]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167]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不敢畜连乘车。右“服制”。注释[165]绞衾：指死人的衣被。绞，捆尸衣的带子。衾，被子。[166]朝：朝服，君臣朝会时所穿的衣服。[167]命：命服，百官按等级应穿的衣服。

译文

按照爵位制定待遇的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的标准。饮食要有节制，衣服饰物要有规范，房屋要有标准，六畜奴仆要有额度，车船器用要有禁忌。生时要有乘车、戴帽、职位、俸禄、田宅的区别；死后要有棺木、衣被、坟墓的法度。即使身份高贵，没有爵位也不能穿戴相应的服饰；即使家富钱多，没有俸禄也不能进行相应的消费。天子的服饰彩绘艳丽，王后不能穿便装去祭祀宗庙；将军大夫穿朝服，一般官吏穿命服，士人只在衣带边缘上有所标志。平民不能穿色彩艳丽的衣服，工匠、商人不得穿貂皮服装。受过刑和正在服刑的人不能穿丝料的衣服，也不能备车坐车。

以上是“服制”。[168]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169][170]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171]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右“九败”。注释[168]寝兵：息兵，停息军备。[169]全生：保全自身，保全性命。[170]私议自贵：私立异说而清高自贵。[171]群徒比周：结党营私。

译文

如果平息战事的主张盛行，即使城池险阻也不能固守。如果博爱的主张盛行，士兵就会厌战。如果保全性命的主张盛行，廉耻之风就不能建立。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风气盛行，君主的政令就无法推行。结党营私的风气盛行，贤能和不孝就不易分清。珍视财货的风气盛行，爵位就会滥流到下边。观乐玩好的风气盛行，奸邪之辈就会身居高位。托拜保举的风气盛行，用人标准就不会公正。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风气盛行，巧言而奸佞的人就会受重用。

以上是“九败”。

赏析与点评《管子》把“私议自贵”列入国家九种败亡原因之中，足见在法家倾向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学术思想兴盛，知识水平提升，会大大不利于有效管治。历史经验也证明，教育水平提高，人民对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政府的期望会跃升，并进一步要求政府提高执政的透明度与人民的参与度，此种趋势古今如一，故法家把思想学说视为政府敌人，是欲以愚民手段来维持威权管治。[172]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右“七观”。注释[172]期：约集。致：至，到达。

译文

约集就立即来到，派遣就立即前往，百姓心甘情愿舍己为君，这是教化所期望的结果。起初还看不出迹象，最后成效则不可比拟，君主一人倡导，臣民万人响应，这是训练所期望的结果。没有命令而主动办事，没有派遣而主动前往，君主不用劝勉，臣民就能尽心竭力，这是树立风俗所期望的结果。君主的好恶才在心里萌动百姓就开始行动，刑罚还未实施百姓就知道恐惧，奖赏还未施行百姓就知道劝勉，这是实行诚信所期望的结果。做事不生恶果，成功也没有异议，得到的成果没人能争夺，这是遵守天道所期望的结果。行事即成，有求即得，君主所期望的大小事情都能实现，这是办事所期望的结果。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民间都照章执行，就像身体四肢服从内心一样，这是为政所期望的结果。

以上是“七观”。

乘马第五

本篇导读

乘马即运算，筹算。乘，计算，如《周礼·天官》“乘其财用之出入”即此义。马，通“码”，指计算所用的筹码。本篇以乘马为题，分九个专题，论述了营建国都的问题和国家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纲领，强调充分利用土地来发展经济，关注土地的开发利用；强调市场的晴雨表作用；强调计量调节财物的重要作用等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173]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右“立国”。注释[173]因：凭借，借助。就：借助。

译文

凡建立国都，不是在大山脚下，就是在大河旁边。在高处不能靠近干旱地区，以保证水源充足；在低处不能靠近水边，以节省沟堤的修筑。应凭借自然资源，依靠地理优势，所以建造城郭不一定符合方圆的规矩，修筑道路也不一定符合平直的标准。

以上是“立国”。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

右“大数”。

译文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以成就帝业。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可以成就王业。为政谦虚不自以为尊贵的，可以成就霸业。不自以为尊贵是君主之道，尊贵而不超越应守的规范，是臣子之道。

以上是“大数”。[174]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175][176]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注释[174]义：通“仪”，仪法。[175]用：财用，指财政支出。[176]器：军备。

译文

土地是执政治国的根本，朝廷是尊卑等级的体现，市场是商品贵贱的体现，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是军备的制度。这五个方面的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实际操作起来也得遵循相应的规律。土地是执政治国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能平均合理地使用，政事活动就无法理顺。政事活动不能理顺，那么万事便都不可能理顺了。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177]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正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178]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右“阴阳”。注释[177]实：实数，指土地的实际面积。正：核正。[178]事：指生产或农事。

译文

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是阴阳推动的结果，时节的长短变化是阴阳作用的结果，白天黑夜的更替是阴阳变化的结果。阴阳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即使有时失常，多的不能减少，少的也无法增加。天时，不是人力所能损益的。可以用来调整政事的，只有土地。所以，对土地不可不加以整顿。整顿土地，必须理清其实际数量。长的要核正，短的要核正，大的要核正，小的要核正，长短大小都要核正准确。土地不核正准确，官府就无法治理；官府无法治理，农事就办不好；农事办不好，粮食就会歉收。所以，怎样才能知道粮食是否会增产呢？那就要看农事的治理情况。怎样才能知道农事的治理情况呢？那就要看粮食是否丰收。粮食大获丰收，农事得到治理，四处乞讨的人就少了。关于国家土地的管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上是“阴阳”。

赏析与点评本章与《孟子》之言大抵如一，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上面的引文大意是对自然资源之运用必须谨慎，要顺应自然，不可强求，更不可竭泽而渔，粗放式发展。如此，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改善，这就是仁政的开始。顺应自然是儒家道家的共同点，《管子》既集百家之大成，亦吸收了他们的观点，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右“爵位”。

译文

朝廷是尊卑等级的体现。所以，授予爵位应当公正，百姓才不会怨恨；百姓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等级秩序才可以理顺。如果等级秩序不能理顺，国家政事就不能治理，等级秩序就不能不进行治理。所以，一个国家的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就办不成，这对国家不利。一事无成会对国家不利，如果没有少数地位尊贵的人进行统治，百姓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百姓才会懂得先后顺序和贵贱等级，这是治理朝廷的规律。朝廷等级制度的管理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上是“爵位”。[179]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180]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右“务市事”。注释[179]百利：指商人获得的暴利。[180]百用：各种费用。节：适度。

译文

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如果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商人就得不到丰厚的利润；商人得不到丰厚的利润，各行各业就能得到发展；各行各业得到发展，人们的各种需求就都能得到相互调节。所以说，事情总是生于谋虑，成功于勤勉，失败于骄傲。不谋虑就不能发生，不勤勉就不能成功，不骄傲就不会失败。因此，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财富的多寡，但不能通过它创造财富的多寡。关于商品市场的管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上是“务市事”。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181][182]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注释[181]伤事：妨碍生产，不利于生产事业。[182]伤货：浪费物资，对商品资源不利。

译文

黄金是计量财物的工具。辨明黄金的道理，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奢侈和节俭。懂得奢侈和节俭，各项用度都能得到调节。过于节俭会妨碍生产，过于奢侈会浪费财物。节俭会使黄金价格低廉，金贱会使各项生产难以办成，所以说是妨碍生产；奢侈使黄金贵重，金贵会使物价低廉，所以说是浪费了财物。财物用光了才知道不足，是因为不懂得计量；事情结束了才知道财货有余，是因为不懂得调节。不懂得计量，不懂得调节，不可以称为治国有道。[183][184]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壹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后损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后益之，[185]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谓之有道。注释[183]服：驾驭。[184]任：担荷，引申为承担能力。[185]器：指军备规模。

译文

天下人都知道驾驭牛马，它们所负担的轻重都有一定的限度。通过一夜的实际行程，对道路的远近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因此，知道一个诸侯国拥有千辆兵车，就可以算出军备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算出负担的轻重。负担重了再来削减，那是不了解承受能力；负担轻了再来增加，那是不了解军备规模。不了解承受能力和军备规模都是不行的，这不可以称为治国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186]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187][188]而当一。薮，镰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189]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汎山，其木可以为[190]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191]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注释[186]樊：当作“楚”，荆棘。[187]：两股的绳，泛指绳索。[188]九：当作“十”。[189]汎：古“盘”字，环绕的样子。[190]罟（gǔ）：渔网。[191]均：公平，引申为公平折算。

译文

不生五谷的土地，不长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耕地。干涸的沼泽，也是百亩折合一亩。不生草木的土地，百亩折合一亩。荆棘丛杂人无法进去的土地，也是百亩折合一亩。杂草丛生可以用镰刀绳索开垦的土地，十亩折合一亩。逶迤连绵的山脉，树木可以当材料，可以做车轴，可用刀斧直接进去采伐的，也是十亩折合一亩。九曲回环的山脉，树木可以做棺材，可以制造车辆，可用刀斧直接进去采伐的，十亩折成一亩。流动的河川，可以下网捕捞的，五亩折成一亩。森林之地，树木可以做棺材，可以制造车辆，可用刀斧直接进去采伐的，也是五亩折合一亩。湖泽河泽，可以下网捕捞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这可以叫作按照土地的使用价值对土地进行合理折算。[192]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193]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194][195]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196]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注释[192]暴：古时户籍单位，五十家为暴。[193]制事：制定生产活动。[194]甲：铠甲，指披甲的士兵。[195]蔽：防卫的盾牌，指持盾防卫的士兵。[196]白徒：未经军事训练的后勤人员。

译文

方圆六里的地方命名为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要有集市，没有集市人们就会缺乏日用品。五聚叫作某乡，四乡叫作方，这是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组织一经建立，就可以组建城镇了。把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成一暴，五暴编成一长，称它作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城镇组织制度。城镇组织一经建立，就可以组织生产了。四聚算作一离，五离算作一制，五制算作一田，二田算作一夫，三夫算作一家。这是生产组织制度。生产组织一经建立，就可以组织军备了。方圆六里为一乘之地。一乘四马，一马配备甲士七人，盾兵五人。四乘则共有甲士二十八，盾兵二十，还配备民夫三十人以负责兵车的后勤，这就是军备的制度。[197]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198][199]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200]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201]宿，则所市之地，六步一，命之曰中。岁有市，无市则民[202]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203]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204]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注释[197]镒（yì）：古代黄金单位，一镒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198]尽：通“赆”，费用。[199]季绢：细绢。季，当作“穗”，细绢。制：长度计量单位，一丈八尺为一制。[200]经：细布，引申为细。暴布：一种细白的上好布。两：匹。[201]：同“斗”，古代容器单位。[202]“不”字疑衍。[203]正分：合理的征收。[204]书比：公布税率。月程：按月考核。稽：统计。与：通“举”，记录，记载。得亡：有无。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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