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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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之三）试读：
卷首语
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这投影，既非上帝恩赐，也不是什么神祇做的手脚，而是源自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重要特征——记忆。
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时间之流，不舍昼夜，不仅把已经发生的，而且终将把正在发生的以及行将发生的一切，都裹挟而去，统统融入历史的投影。
最早意识到这投影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归宿，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之源。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表述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主编 刘瑞琳
特稿
沈昌文说童年事
沈昌文 口述 张冠生 整理我是1931年9月26号出生的。生在上海的开封路上，我们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后来我习惯过阴历的生日。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我父亲名叫沈汉英，小名叫宝囡，是上海人。他是一个大少爷，一辈子不做事的。我的母亲是宁波人，是开封路这个住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据说是在大场，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地方。
我的祖父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是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我的父亲在小小年纪就成了小老板，但是家产在我的祖母手里掌管。我祖母姓冯，是上海的本地人，从小生长在庙头这个地方，大概就在大场附近。
祖父去世后，家里剩下四个人，祖母、父亲和两个姑姑。父亲排行最小。祖母当家。但是按照旧时的规矩，重男轻女，父亲是独生儿子，要多加培养。祖母怎么培养他呢？这牵涉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亲口告诉过我，讲过多次，按照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应该叫我的父亲学着抽鸦片。用我后来概括出来的话，叫“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我问过祖母是不是这样，她说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有产业的家庭里，能导致家产破败掉的行为，就是嫖和赌。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只要一抽鸦片，就不嫖不赌了。所以就要训练他们抽鸦片。我懂事后，还埋怨过祖母：为什么叫我爸爸抽鸦片呀？祖母说，你不了解，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
我父亲怎么样呢？据说确实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也没有保住。为什么呢？当时没有想过这些。现在想，原因很简单，家产要想保住，除了不败掉，还要经营管理。抽了鸦片的人，大概是不会去管理的。祖母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不干一点儿坏事儿。可是，他也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情。他大概一辈子没管过家里的事儿，据说就是这么一位大少爷。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得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为什么她们要到烟台呢？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姑一辈子抽大烟，跟着我父亲一起抽。她没有嫁人的兴趣，没有结婚。我不知道鸦片怎么能这么厉害，能叫人没有生存兴趣！她不成家，一直跟着妹妹一起过。二姑姑不抽大烟，正常结婚成家。二姑父在烟台海关工作，被认为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那时候的海关是英国人的，二姑父会讲英语，他在那里为英国人的海关工作。我祖母就抱着我姐姐去投奔了二姑姑和二姑父。
当时，我姐姐六七岁，我才三四岁。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全家就实实足足地逃亡了。家里负下的债既然用房子顶不了，就宁肯逃走后让债主来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败掉。那处住宅，我小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长大也没让我去看。在宁波那段时间里住的房子，我记忆里倒是还有点印象。1936年摄于上海，是年沈昌文进小学读书。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间不长，我印象中间，也就几个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姐姐，就分别从宁波和烟台回到了上海。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作“棚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透过板缝看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旁白：2004年5月22日上午，沈先生重访故地，来到上海市闸北区七浦路。阔别六十多年，他要在这条路上找338弄20号，当年他从“板缝里看街景”的地方。
当年的棚户区，现在是上海最繁荣的平价服装贸易集市之一。鳞次栉比之状达到极致。街两边店门外挂出各式服装，路中央留出了仅容两人侧身通过的地方。在如林的服装里左冲右突，终未找到338弄20号。
最后来到服装店背后的开阔地。大片瓦砾，拆了一半的棚户，远处的高楼，构成一幅新旧交替的图景。过去、现在、未来集于一处。沈先生若有所思。扭身之际，拍下了这幅照片。
这样回到上海以后，我就上学了。先是在棚户那个地方上小学。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现在的话叫“弄堂小学”。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
我妈妈的家在宁波，是个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个商人，他是我爸爸的开封路住宅的一个房客。他们就是那么认识的。我妈总结过她的生活，总跟我讲；尤其是逃亡到宁波以后，更是经常讲；从宁波回来以后就一直讲，一直讲到她死。她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证明，宁波人的确跟上海人不一样。2004年5月22日，沈昌文在大片瓦砾旁的老棚户区。这里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身边就有“板缝”。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自己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孩子一定要吃过苦才行。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像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妈妈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遵守宁波人取舍标准的这一条，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因此，我妈妈不大赞成，甚至很反对我和姑姑接触。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锐的矛盾。对我妈妈来讲，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发现我祖母想要影响我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她在上海的宁波人亲戚家里，不让我和上海人接触，还不断告诫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坏。
可是有一条，祖母和妈妈是一样的，就是对我的教育中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为什么叫北区小学呢？实际来说，它是工部局小学，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在上海，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租界，而且是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英国人管租界的地方，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职命的名。英文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意思是上海市政会议。英文名字听起来是非常的客气，可实际上是个很野蛮的地方。
工部局办了好多学校，是按地区办。我住的地方是在北边，所以叫北区小学。另外还有西区小学，等等。工部局办的还有中学。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学是育才中学，还有一所格致中学，也很有名。这些都是工部局办的。工部局有一个机构，叫“华人教育处”，专门管这事儿。华人教育处有一个时期的头头非常有名气，是陈鹤琴先生，一位华人教育家。他好像在南京还办了一所师范学院，所以他在师资方面很有优势，可谓优良。他尤其重视英语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我的祖母坚持要我进北区小学。要进这个学校，学费很贵，家里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那位在烟台的二姑父姓王，他的哥哥或是弟弟是在工部局工作，具体职务我不知道，我们叫“大写”，意思就是今天的“文员”。这种人的工作in the office，你这屋子就叫“写字间”，在写字间工作的职员叫“大写”。我就假托是他的儿子，改姓王，一方面有利于入学，一方面也利于躲避债务。他的儿子辈的名字是以“昌”字排行，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就把原来的名字“锦文”改成“昌文”。我用“王昌文”这个名字，算是他的子弟，进入了工部局的北区小学。所以，我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我进这所小学后，又从一年级念起。第一年交了学费，从第二年起开始免费，就没有再交过学费。这所学校很好，地方很大，在上海很有名。这地方现在还在，当年叫“克能海路”。克能海是一个英国人名字的汉语译音，这个人好像是英国在上海的一个领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条路。我在这所非常讲究的学校读书，从1937年读到1943年。我很用功，功课非常好，读到第二年，就进入品学兼优的学生行列了，就是免费生了。
旁白：当时的教育似乎特别注重“品学兼优”。
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读书时期，也是因品学兼优得免学费。偶有不能豁免之时，便要为学费伤脑筋。
他在《经历》中回忆说：“我在南洋公学……除了有一个学期是例外，其余的学期都很侥幸地被列在‘优行生’，学费也随着被免除了。……其中有一个学期是例外，这里面的情形也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校长依向例贴出布告，宣布‘优行生’的名单，在名单之前也依向例有着一大篇‘本校长有厚望焉’的说教。在那篇说教里特别提出我的名字，说我好得不得了，除学识是怎样怎样的精研通达外，性情又是怎样怎样的谦逊韬晦，简直不是什么物质的奖励所能包容的，所以特由校长加以这样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在教师们鼓励的盛情固然可感，可是我那一学期的学费却大费了一番的筹谋！”
——《韬奋文集》（3）第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1月第1版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当小商贩，上海话叫“卖吃饭”。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们来往。到我小学毕业，我们在那儿住了多年出来，有一点我很自豪，家里也老是称赞我，就是我从来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说话不带脏字儿。
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骂人的话，有些人就经常挂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和习惯这样说话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上下学都是有汽车接送的，日常的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里也没有车能接送。我和同学们从来没有讲过家里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语言习惯上接受的是同一种文化气氛的熏陶。我很听家里人的话，只跟他们一起玩儿。大概我的“奴才主义”在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了。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反右”时没有被划右派，“文革”中也没有很多“造反”行为，等等。这都是后话了。
和富家子弟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我就只能尽量假装家境也不错。
比如有一条，我在家都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进了北区小学，必须穿西式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妈妈就连夜给我缝，参照同学们穿的样式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其实，他们穿的是缝纫机缝制的，我的衬衣是妈妈用手工针线缝出来的。我能从这里更多体会到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的辛苦，而这一点，富家子弟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是究竟都还小，还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平时又很注意，所以没有出现过很过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课好，老师很喜欢我，我靠自己完全站得住。就这样过来了，学完了小学。
我上的小学注重英语教学，而且强调英国式的英语，老师反对讲美国口音。受学校的影响，我从小也就很注重学习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中国人。可是到了1942年，突然就大为改变，来了日本人。那时候，天下不太平，我上学没有几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校就被打乱了。在学校里也听过老师说，“这学校是大不如前了”。
当时打仗，就在离开学校没多远的地方。我上的学校在北边，闸北就在打仗。“七七”抗日就在那一带。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学校领导层里的英国人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了。我们不能再学英语了，要改学日语了。这大概是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日本人来之前，当时的学校里有一些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党化教育”。每个礼拜一是纪念周，都要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我从一年级唱到五年级，会唱，可是不知道词儿是什么。就像过去私塾里的孩子，会念会背《三字经》、《千字文》，却不知道什么意思。年纪大一点了，看见字能知道什么意思了，却又听不见国民党党歌了。直到1994年，我和董秀玉一起去台湾，上街看电影。当时台北的电影院里放电影前要唱“党歌”，要全体起立，把歌词打到字幕上，我这才知道那些文绉的词儿都是什么字。
当时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在陈鹤琴先生卸任之后，接上来的还是教育家，比较注意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接轨。偶尔来一些外国老师，但不是很经常，主要还是中国的老师。
到了1943年，我小学毕业了。那正是日本人的时候。过去学英语，我是英语班里学得比较好的。学日语的时候，我还是很用功，又成了日语班的第一。日本人把我们学英语改成学日语，可是他们没有改变教育体制，体制还是老的。我毕业了，进什么中学？我的祖母还是坚决主张，一定要进好学校。于是，我就和北区小学的一批同学一起，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
从进中学开始，我把姓改了回来，恢复姓沈。但是名字不再叫锦文，就叫沈昌文了。这所学校现在应该还在，在上海的山海关路。学校在市区西边，当年来说，路很远，但还是要去那里读书。
进了育才中学，为了少给家里增加负担，我申请免费上学。校方和华人教育处对我的各种成绩作了鉴定，同意我的免费申请，还和我作了谈话。跟我谈话的人，是接任陈鹤琴先生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职务的人，他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叫沈有乾，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他的父亲，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名流，叫沈恩孚。这位沈老先生在科举中取得过功名，经常为人家题写匾额。
当时，我的免费途径，就是奖学金，可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奖学金已经取消了。我不可能获得奖学金了。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位沈恩孚先生，我得到了意外的资助机会。什么机会呢？沈恩孚先生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了一些寿金。沈有乾先生就把这些寿金充作奖学金，在工部局办的学校里选拔提出申请免费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上学。我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就这样进了育才中学。环境还不错，周围基本上都还是小康之家的孩子。
这所中学，我进得很不容易，没想到只念了一年。学校虽然是日本人统治，这种学校教育的内里完全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课堂上要讲英语，上体操全部是讲英语。英国人走掉了，中国老师发脾气的时候自然就讲起了英语。表面上没有英国人了，可是实际上英国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应该说，上中学以后，我的成绩不像在小学那样拔尖了，不再是第一第二了。原因很简单，我的数学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这脑子对几何、代数就是不能适应。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已经有点不适应了，但是还过得去。到了中学的几何，我就完全不能适应了。不过，从总体看，我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
我就这样上了一年初中。到第二年，沈恩孚老先生资助的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没有奖学金了。初二的学费，我欠了几个月到半年的样子，勉强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学校老是来催欠款，可是家里还不上，再也欠不下去了。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作了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做学徒。
1945年3月底，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还欠着，我怎么说呢？不能说呀！只能这样走，等于是溜号了。又是一次逃债！离开那么好的学校和教育，我的心里很难受，可是没有办法。位于山海关中445号的育才中学现在的面貌
旁白：说到这里，沈先生眼睛里隐隐似有泪光闪动。
认识沈先生十六年来，他始终给人以快乐、风趣、热心、活力四射的感觉和印象，像是一个内心没有过任何阴影的“老顽童”，到处给大家带来快乐。
2004年5月2日上午，第一次感觉到了沈先生的伤感。滋味难言。
无奈辍学给一个求知若渴的人带来的心殇，沈先生没有渲染。
他的瞳仁处有泪光。眼角纹路却还像平时一样，盛着快乐，笑着的样子。
我辍学以后，我妈妈就按照她一贯的愿望，让我走宁波人的路，到宁波人那里去做学徒。我进了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说是银楼，实际上是金银首饰店，是个小首饰店。1945年3月底，我进了这家小店做学徒了。老板是宁波人，徒弟是他在宁波农村招来的文盲半文盲。从老板到学徒，店里全是宁波人。
这一类商店，用的都是同乡，不是同乡的必须熟人介绍。我妈妈娘家的一个姑父，在这家小店里做过职员，跟老板认识。他介绍我进去的。做首饰的店，进人是很严的，他要避免你偷窃，甚至卷逃，所以用人都要知根知底。我是属于他不知根底的人，有熟人介绍，就算有了信誉上的担保。
我拜师的时候，严格遵照了当时的旧式规矩。要送一幅红纸，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还要磕头行礼。这时候，我妈妈的姑父，就是我的外姑祖父，在旁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宁波人的确是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我进店以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比如，对店里所有人的称呼，我全部是按照老板儿子这一辈的叫法。他的弟弟，我叫叔叔，刚刚去世，九十岁了。他的妈妈，我称呼祖母。老板不但在生活上养育我，而且负责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师傅兼老板没有儿子，他的太太不会生育。所以，他很重视所收的徒弟，包括对我的训练和培养。回头我会讲到这一点，他是怎样特别地优待我，我的表现讨他喜欢。我是一个“小马屁精”嘛！因为我没有办法嘛！
这要说到我的经历和感悟。我从念小学开始，始终处于人性扭曲的情况下。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2004年5月22日，沈昌文在育才中学校门处观看学生收费标准告示。沈昌文当年就是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的。
旁白：水到渠成地说出“板缝里看世界”的唯一游戏方式，沈先生朗声大笑，声震屋瓦，让人想到了弘一法师圆寂之前留给这世界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我进店学徒没有多少天，就到了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盘货的场面，才看到店里有那么多金银首饰，而且要一件件称。当时是日本人统治，买卖不怎么好做。我在的这个店，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大的，房子前后两个开间。生意的主要对象是一般小康人家的小姐、太太，帮她们买首饰、做首饰。
我的师兄弟们，都是宁波农村来的，差不多都是半文盲。我念过一年初中，算是很好的了。尤其是因为学校课程的关系，我会讲几句英语，那就不得了了，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我们受到的是非常严格的宁波式的学徒训练。但是，我的周围应该说没有一个人对文化有兴趣。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这个基础和条件。我离开学校，开始学徒，进入的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我完全按照宁波人的学徒生活方式来生活，完成了这么一个过渡。
没有过多长时间，我生病了，是扁桃腺发炎，人被搞得非常消瘦。我的师傅很不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叫我去做手术，把扁桃腺割掉，并为我支付手术费。这以后，我的身体才好起来。
宁波人的店，没有工资的。每个月有几块钱的生活补助，这个钱叫“月规钱”。三年学徒时间里，什么都要做的，就是佣人啦。一边学手艺，一边做杂活儿。老板看我有点文化，没有怎么叫我学手艺、干杂活儿，而是叫我做了账务，企图把我培养成账房先生。我把自己称作“账房间里的学徒”。事实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手艺虽然也懂一点，可没有怎么做。
在另外这个方向上，我立刻表现出了我的所谓才华。比如打灯谜，师傅喜欢这个。当时有一个小报，我记得叫《东南日报》，上面经常有灯谜。师傅见到就猜，站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就把谜底写在那里。可是，有两个灯谜他始终想不出来。他搁在案头两三天，还没有想出来。其中一个谜面是“两枚制钱”，是什么什么“格”，最后两字应是叠音。打一个古美人名字。我很快就想出来了，谜底是“陈圆圆”。制钱是古物，陈旧的东西，又是圆的嘛。嗬！师傅高兴啊！另一个更是让他高兴，我早先也经常拿出来显摆自己的才智，谜面是“山在虚无飘渺间”，是白头格，打一古人名。师傅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我想出来了，就悄悄在谜语下面写了谜底，叫“孔丘”。按白头格，“孔”谐音“空”，“丘”的意思就是“山”嘛。我的师傅看见了，对我惊为奇才呀！
师傅没有儿子，真是拿我当子侄辈对待。所以，我看病，动手术，都是他出钱。当然，我也能让他满意，让他高兴，因为我挺会显摆自己。比如说，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人来了。美国兵在大街上开着吉普车，旁边常常坐一个吉普女郎，上海话叫她们“咸水妹”。这个称呼是英文里边handsome_mate的汉语音译，原来的意思是漂亮姑娘。
那些“咸水妹”经常来这一带。我的那些师兄弟没见过外国人，我在学校里什么都见过。英国人、日本人我都见过，一点都不害怕。不仅不怕，而且我还会讲几句外国话，所以我的地位又高了一点。
我有一些在街道上熟悉的小朋友。他们专门在街上兜售美军剩余物资，地点在江西路、南京路。那地方现在还在，不卖剩余物资了，保留了一个小商场。那些小朋友告诉我，叫美国人该怎么叫。要用英文叫，叫他们“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他们就很高兴，乐意跟你做生意。我也学会了这样叫法，还可以和他们讲价钱，无非就是几个英语数字的变换。师兄弟们看我能和他们做生意，我的地位自然就高了。
才学徒一年，我就做了账房了，现在叫会计。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很多杂活儿。但是有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宁波人每天要吃那些腌臭了的东西，就要去臭菜缸里里捞那些很臭的苋菜梗，拿到师母那里。菜梗上面爬满了虫子，师母就把虫子一个个挑掉。挑出一个，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因为挑掉一个虫子就意味着杀掉一个生命。挑干净了，浇上香油，给大家做早点用。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做的，其他琐事就做得少多了。
我有这样的条件，就开始实行我自己的主张了。
从1946年开始，我就开始我的半工半读生活了。
为求一技之长，我学了好多东西，语言呀，无线电呀，新闻呀，等等。我心里明白，将来要跳出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实力。
这是我的祖母给我的教育。
回眸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唐德刚在20世纪初，1913（民国二年）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儿子袁克定和汪拜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徵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徵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不重用之就杀之
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3月20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的。很多人认为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如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处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做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世凯，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所以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词，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遯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第459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袁世凯的“水门案”和“江南案”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世凯得报，乃连电程都督彻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陈英所接收的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世凯。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严查，查明之后，发现却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下属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
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江南），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女儿城的故事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作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作“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此事为皇后侦知，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宋至死未尝疑袁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所以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大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作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婉。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1913年5月4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胡为乎而然哉？你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纵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肯尼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之故也。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来，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要遵循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后来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入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铆”上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且与孙、黄等有隙，应还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当卧底了。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苏联的克格勃、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或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 ；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地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为应做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 job）。巡查长的公开职责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委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从应处查获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作《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1913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多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百分之六十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看到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最近出版物，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的出版品，读者可参阅《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64-145页 ，“刺杀宋教仁案”）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者中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1895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以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委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人以柄，让袁世凯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因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奇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袁氏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了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亿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4月27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意在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只有四省反对借款；而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多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巨。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脑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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