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试读：
前言
一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可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及同等学力者”，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连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语过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硬要说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的、批判的一群人，这就等于说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没有了知识分子，事实上这显然说不通。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的、批判的精神，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吗？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就不难发现，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何况，我们总不能说只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者教授才是知识分子，像周培源、竺可桢那样只着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吧。
就我有限的阅读，迄今为止，在汉语著作中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考据最深入和最具体的，大概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叫《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书了。作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一词，除了要注意其俄语来源和法语来源之外，还要重视其英语来源。不仅英语词源的历史更久，而且基本词义也更符合今人的用法。在他看来，今天多数学者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错误地把俄、法词源中含有的“批判”和“反叛”的含义，当成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本义，认定知识分子即等于“社会现实批判者”，完全不了解在英语词源中以及在现今西方概念的实际使用中，还有一个“智识水平较高的人”或“受过良好教育者”，或富于“理智”且“辨析”力强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含义。按照他（其实也是一些西方学者）给出的定义和分类，知识分子只能是“指那些智力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并有所创新的人”。他们当中还可以分为：专心于自己专业内的研究而不大关心社会现状的“专业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强烈关注，总以真理代言人和正义担当者的身份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的“批判知识分子”；抑或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等。换言之，真正强烈关怀现实并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而且具有独立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就是反体制者。
如果我们基本认同上述分析和看法的话，就理当注意到，泛泛谈论知识分子理当如何如何，其实未必成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可以被当成知识分子来看待的人，都未必承担得起太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衡量标准。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得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当我们认定知识分子理当如何的时候，是否忘记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当年多半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越来越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变得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几乎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却经常需要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和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因此尚且常常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去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老实说，即使是以追求真理、守护正义为使命的批判知识分子，也还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或科学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或具有专业研究能力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抽象概念或观念意识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深陷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识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批判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挟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何况，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的立场与批判的精神，通常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如果一家老小的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想发声又找不到发声的地方，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利益心，要求知识分子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冲破罗网，如何可能。二
本书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新出版的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对俄国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群体来龙去脉的说明，及对它们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种种前因后果。金书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却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上合力促成的。金书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部分是，她具体研究了一左一右两个在俄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她对那谜一样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与苏俄政权关系演变过程的解读，虽然受资料限制，不够解渴，但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和思考，中国1949年以后有着类似地位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与中国很不同。20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会有的相同的弱点，比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疯狂执著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是，他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极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显然，这一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上。
假如我们讨论的只是那些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态度的文化人或读书人，那么，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特别不像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非常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参政原本就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清末科举制终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而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但读书之人的“入世”或参政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国家独立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无非是哪个政府更能让他们展现强国抱负和理想而已。20世纪初的二十余年，因为政治混乱，知识舆论界不受当政者重视，各种思潮十分活跃，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当政，着手统一和建设国家，各路精英人士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不少批评政府的知识精英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和配合的立场。但观念主张不同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政策及统治，仍有不少批评的看法，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只能继续充当政府的反对派。当国共力量逆转，中共开始建政，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许多因为相信和中共的建国理念相通，理所当然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开始尝试实践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而出于共同建国的初衷与诉求，他们自然也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必欲独立发声的知识分子立场了。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的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说，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成长的历史再特殊，不是多数人后来也都成了高尔基吗？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也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吗？事实上，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那些期望和品德，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吧。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就叫“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可以译成：“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该书讨论了20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他们中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法国人。有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西方20世纪重要法学家，德国教授卡尔·施米特；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国教授瓦尔特·本雅明；有提出了有名的历史终结论的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有成为20世纪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成为20世纪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作者宣称，他在研究欧洲思想史时，吃惊地发现，这些思想大师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竟然面对法西斯主义或六七十年代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盲目同情，甚至还会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纽约时报》据此曾发文评论道：“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
在此之前，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且有轰动效应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包括今天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写过两本极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保罗·约翰逊的全部努力在于，他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着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自身就太多幻想、太过脱离实际，连自己的生活都常常弄得一团糟，怎么可能领导人类和正确地处理复杂问题。而他们对朋友、同事、仆人，特别是家人的方式，也证明他们口头上那种普世之“爱”是不可信的、虚幻的。让这些信仰极端的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会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他们平时借以支撑他们观念主张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他们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尤其是保罗·约翰逊的做法，集中少数几位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总体上予以否定的批评论断方式。但是，读它们还是会让我感到些许释然。因为，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世界中，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尚且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问题，那么，我们这里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三
谈到知识分子“软弱”的问题，不由得会让人想起周恩来1943年11月在一次长篇报告中叙述过的中共党史中一段历史。
据周恩来介绍，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党内就在莫斯科的指导下开始检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正是他们，开始痛心疾首地检讨并承认，由于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地主要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而才因为本性软弱、动摇，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右倾错误，造成大好革命局面的丧失。
基于阶级观点，认定知识分子软弱，结论就是工农分子要坚定和勇敢得多。于是，按照莫斯科的要求，中共开始搞所谓“领导干部工人化”。周恩来说，从1927年底开始，中共中央“把许多有经验的知识干部撤销而乱提流氓工人到领导机关”。李立三甚至写信给在广东海陆丰创建了一小块根据地的彭湃说，知识分子革命作用已完。导致彭的一个教导师1000多知识分子，“只许当兵，牺牲殆尽”。1928年春夏，共产国际把中共人员偷渡去苏联，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工人更成了“金字招牌”，“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总书记也给了老工人向忠发来做，“中央委员二十几人中，很多是工人”。周恩来总结说：当时挑工人就是看谁暴动勇敢，结果是“暴徒一大堆”，中委、候补中委“三十六人中至少有十七人即不够资格”，“使党的领导水平下降”。事后更证明，工人出身的干部并非真坚强。因为到1934年时，中共各级干部叛变了三四千人，相当多数都是工农干部。周统计说，从总书记到政治局委员，到青年团中央书记，二十二个工人中委和候补中委就有“十四个叛变”了，“叛变的十六个（六大）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这个比例远远高过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
仅由上例即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软弱”等同于缺少“骨气”的话，那么，所谓中国知识分子“软弱”的问题，恐怕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如果把知识分子算做一个整体，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毕竟还有些道德理想与情操，讲气节，知荣辱，顾颜面，总体上未必比其他阶层或阶级更“软弱”。统计二三十年代中共牺牲的比较著名的几百名干部，从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到彭湃、罗学瓒及方志敏、瞿秋白，绝大多数明显都是所谓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出身，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点。
那么，关于知识分子软弱的批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太高的缘故。如前所述，这样的批评最早恰恰就是来自知识分子自身。先是信奉阶级观点的共产党人，接着是1949年以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华人，再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相当言论自由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往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自我解剖，习惯性的也好，被迫的也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今人动辄拿来批评指责的标靶。
多年前，当我还不曾涉足共和国史研究的时候，就读到过历史学家周一良写的一份很简单的自传。周先生的自传用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贴切的标题：“毕竟是书生”。自传出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批评。批评者大都不喜欢周先生用的这个标题，认为周这是把自己当年加入“梁效”写作组并在其中努力帮忙的原因，归结为天真迂腐、不懂政治的“书生”气，实际上表现出他对自己“文革”后期所犯错误的一种逃避，没能做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深刻反省。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比较而言，两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只不过周一良强调自己太过书生气，对政治完全弄不懂，以为跟着毛主席没错，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会今天对明天错；瞿秋白则坦言，身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自己“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枉费心力勉强去搞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当什么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不过只是说了自己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的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官方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摇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四
政治，无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好坏优劣，总有它自己的一套生存和运行法则。政治的本质就是应对公众事务，调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瞿秋白和周一良的个案中所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人都适合于参与政治，更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注定会变成“政治动物”的。何况一旦真的被动地变成“政治动物”，被这个党或那个党拧在永远不停地向前运转的革命机器的某个部件上，哪怕是像瞿秋白那样，被拧在了最核心的发动机上，日复一日地碰撞厮杀，一个充满了人文情怀和书生气的读书人又如何能不感到“疲惫”和“乏味”呢？
坦率地说，政治理应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并热衷于用权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书生，放着自己喜欢的学问或擅长的文学不做，放着自己爱的人不能去爱，为什么非要跨界去搞什么政治呢？读早期中国革命党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几乎共同的规律，那就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像古代社会一些自在逍遥的读书人那样，躲在乡间传道授业，品酒吟诗，含饴弄孙，早就不可能了。越是读书人，就越是要走到外面去，越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的冲击，越容易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越是容易因民族主义爱国心的萌发而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所刺激。在那种年代里，一个人的真性情往往直接决定着他对政治的态度。这和哪个党没有多少关系。凡少年书生，越是血气方刚，就越是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就越会多一份良心的驱使和救国救民的沉重责任。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原本只是学生、教师或报人，亦大都是前途无量的年轻书生文人。他们未必最适合投身于政治斗争，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已成千古绝唱的《与妻书》，就再直观不过地写出留日学生林觉民赴义前这种不得不如此的思想情怀。其书曰：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因为不能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因为不能忍，毛泽东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不能忍，许多学生、记者，甚至于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或学业，开始投身政治，或结社建党，力求引领潮流，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社会，无不想要身体力行地去救国救民。但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暴力形式拉开帷幕的。进入20世纪更直接变成了一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因此，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就成为了决定一切的主要政治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知识与激情竟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会让信奉“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的政治家们感到讨嫌了。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最终所以会只剩下国共两党鼎足而立，国共两党中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骨干所以会纷纷让位于党内实际上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
面对中国政治这一严酷发展现实，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认清自己应有的价值与定位。在中共历任知识分子“总书记”，即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中间，也唯有瞿秋白是最早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人。然而可悲的是，想明白了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论在国共斗争的条件下，还是在共产党自身政治的环境中，都没有一个想明白了的瞿秋白存在的空间。对国民党来说，不公开反省并谴责共产党，就只有死。对共产党来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退出组织就是叛徒。因此，要想另过一种远离政治、“求得一口饱饭”已足的自由生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是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从瞿秋白身后因《多余的话》被党发现遭遇的种种情况可知，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想明白肯定还不如不想明白给自己和家人造成的痛苦可能还会少一些。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得不到一份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五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来说，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只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我在这方面还毫无专长可言，因此，我的研究和讨论，既不在为人立传，也不在研究某人的什么“思想”，更无意对我的讨论对象做盖棺之论。我只是把他们放到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相关资料从各种报刊、档案文献中披露出来，我们已经不再能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那样软弱，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至少，老派知识分子中有陈寅恪、吴宓，中年知识分子中有董时进、周鲸文，共产党知识分子中有顾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林昭、林希翎……当然，我们最需要面对的还是那些大多数，因为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总体概念。本书着重解剖的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在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中理当属于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境遇也并不都是一样的。大家政治上基本都认同新政权，这是他们共同留在大陆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关键所在。而具体到思想认同的问题，三人各自的原因、过程和程度却差别甚大。读本书就可以了解，王芸生就属于政治上、思想上认同较早的那一批人；潘光旦政治上的认同则不很顺利，思想认同更费了不少力气，但认同以后却未再动摇；张东荪政治上认同中共领导的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策基础上的联合政府及其政制应该最早，而思想上对领导地位的认同在三人中却表现得最为困难，尤其是在接受共产党人的政治判断和政治主张方面，被迫的成分远多于主动的成分，故至死与共产党在思想上也未能真正合拍。
十几年前，海外较流行的说法是，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都是因受到强制洗脑才被迫政治转向的。对此，许纪霖曾以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为个案，依据史实说明，当年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多半其实还是自觉主动响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的。他指出，像金岳霖等人自主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由衷的热爱。因为不满旧中国的屈辱与旧政权的无能，他们张开双臂拥抱了作为民族、国家的解放者降临的共产党和它所带来的诸多新思想、新观念。可以肯定，这种历史解读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只是，同样是为了民族、国家，国民党与共产党，毛泽东和他们的朋友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等等，大家却会处于如此不同的地位，并会造成无以数计的让人痛苦的碰撞、厮杀和压迫，这里面显然有许多比历史表象更值得研究讨论的深层次问题，知识分子个人的观念、思想、性格及其对国家改造的方式看法如何，可能倒在其次了。
关于这种过于宏大的问题，显然不适合在开篇就来讨论，还是让我们先来具体考察一下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吧，看看同样爱国至深的他们，在1949年前后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思想转变的吧。多一些个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肯定会让我们多明白一些因为人这样或那样不同而存在的差异。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人所组成的，即使它在某时某地会变成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大兵营或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动物庄园，这种不同也还是消灭不了的。人既然有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之别，既然没有哪个人会和另一个人长得分毫不差，我们自己或历史中人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很容易想到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中人，还是努力先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来尝试着做评价吧。
杨奎松2013年1月12日草于美国哈佛大学学人宿舍2013年4月12日改于上海长宁区虹桥怡景园2013年8月20日再改于美国哈佛大学学人宿舍第一章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中共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毛泽东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毛泽东自己投的。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毛泽东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中共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二、“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要弄清楚张东荪案，首先必须了解张东荪在成为中共座上宾之前究竟与中共有过怎样的关系。这既包括中共对张东荪的观感与态度，也包括张东荪自我的认识。
中共何以会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视张东荪，并不惜委以各种要职，过去谈论最多的，也是戴书着墨颇多的，就是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过特殊贡献。戴书并明确提到，毛泽东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围城题记》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中共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中共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前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从毛泽东1948年11月18日、19日给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毛泽东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给毛泽东，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几天后，毛泽东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中共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中共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林彪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找共产党，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读第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12月15日20时给林彪等人的电报等资料可知，傅作义的代表是14日绕经颐和园，步行至黑山扈，经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所在区域的。按照与崔同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提供的联络方式，十一纵与晋察冀边区城工部联络证实来人身份后，15日与崔等进行了接触。从李炳泉说明的情况可知，傅作义这次与中共谈判，不仅没有张东荪的作用，甚至也没有彭泽湘参与其间。
贺说明：前来接头的是“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据李报告说，北平地下党这次是“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4日晚双方接触交涉之后，贺晋年报告称，崔载之表示同意：“（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毛泽东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林彪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林彪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