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信他的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亚历山大·托多罗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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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他的脸试读：

现在，有一个来自韩国某电视台的团队正在我的办公室里。韩国最高规格的选举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该团队把相关候选人的巨幅照片往我面前一推，希望我能凭着候选人的外貌预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每逢重要的选举活动，我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请求。诸位肯定认为，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不应该有迷信“相面”的人，我也十分赞同，这种人的确不该有。毕竟，在我的办公室里，并没有能预测未来的魔法水晶球，所以，我通常会拒绝做出任何预测。可是，为什么我的办公室里总有这么一群优雅礼貌的媒体人呢？——当然，将一堆候选人照片扔在我面前的这种行为并不礼貌。这得从十多年前说起。当时，我们实验室做了一系列研究，测试是否可以基于对面相的第一印象预测出美国重要选举活动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预测结果与选举结果高度一致。简单来说，面相看起来能力更强的政客更容易赢得选举。

这种根据面相快速预测政客选举成败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研究表明，这一方法还适用于巴西、保加利亚、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为突出对面相的第一印象与政客选举成败的关联性，需要防止研究对象本身对参选政客已有所了解，因此在这项测试中研究对象都来自与政客不同的国家。我最满意的测试来自瑞士的约翰·安东纳基斯（John Antonakis）和奥拉夫·达尔加斯（Olaf Dalges）。他们的研究对象不仅来自与政客不同的国家，还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在5—13岁这个年龄段中，约翰·安东纳基斯和奥拉夫·达尔加斯先是让这群孩子玩了一个电脑游戏，模拟奥德修斯从特洛伊回到伊萨卡岛的旅程。接下来，他们让孩子们想象大家马上就要起航，从特洛伊返回伊萨卡岛。这时，将正在参加国民议会选举的法国政客照片递给孩子们挑选，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最适合做他们的船长。结果表明，孩子们的预测精准度高达70%，与成人不相伯仲。

几年前，我去参观了旧金山的科技博物馆。和其他科技博物馆一样，这里也挤满了活泼可爱的孩子。当时，心理学展台上陈列了一件名为“有能力的候选人”的展品，这件展品部分模拟了我们最初对政治候选人进行的研究。参观者会看到10对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照片，并从中选出“看起来”更有能力的候选人。我7岁的儿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他的表现远谈不上出色，只是靠自己的猜测。不过，那天有超过1.9万人参与了博物馆的这项活动。他们的集体判断准确率极高，10场竞选中猜对了7场。诸位可以把这次活动看作瑞士那个测试的轻松、随意、有趣版。儿童和成人一样，也倾向以貌取人。

人们对他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对面相的判断。图0.1中谁看起来更优秀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左边的这张脸融合了几位被认为能力胜于对手的政客的面相，而右边的这张脸则融合了他们对手的面相。图0.1 两种政客的面相

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左边的那张脸。其实，只需要端详这两张脸0.1秒，就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做出判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构建对他人的印象。这些印象更像是直接感知出来的，而不是深度思考的结果。我们不需要动脑筋，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认为：“我们看到一个人，会立刻基于他的性格在心里构建出对他的印象。看一眼，再加上寥寥数语，就足以让我们了解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知道，这种印象的构建极其迅速，并且非常简单。后续的观察可能会丰富或颠覆我们的第一印象，但是我们无法阻止印象的快速成型，就像我们无法阻止眼睛看到眼前的事物，无法不去听鸣响的旋律一样。”印象是直接和我们的感官挂钩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由于第一印象在主观上显得令人信服，所以即便出现了与之相左的证据，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第一印象。

阿什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第一印象具有即时性的人。早在150年前，相面术之父约翰·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就说过类似的话。相面术是一种伪科学，是凭借面相看出性格的“技术”。拉瓦特说：“当一个陌生人首次出现，我们的心理肯定会受到触动，表达出对他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会流露出对他的喜欢或者讨厌。”拉瓦特还相信这些情绪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陌生人的性格。如果表达情绪的是像他一样专业的相术师，那么反映性格的准确度就会更高。拉瓦特的相面术作品在欧洲备受欢迎，他的思想差点让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因为自己的鼻子而错过了贝格尔号的那次航行。正是在那次航行中，达尔文取得了革命性的观察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化论。据说，贝格尔号的船长是拉瓦特的狂热信徒。他觉得达尔文的精力和决心不足以完成这次航行。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倒是觉得，他后来还是挺满意的，显然是我的鼻子‘说了假话’。”

19世纪是相面术的全盛时期。犯罪人类学的创始人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写了一些书，介绍如何根据外部体征判断出犯罪的人们。与之类似的，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这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也有诸如人种改良论这样荒谬的想法。高尔顿发明了一种摄影技术，将人划分成不同等级——从最高等的理想的英国人到最低等的那些容易犯罪的人。现代所有图像渐变技术（比如我们在图0.1中用来构建政客面相的融合技术）都源自高尔顿创建的合成照片技术。

相术师的观点逐渐渗入大众文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版了许多实用性的面相阅读指南。1922年，有本书分析了美国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的面相。书中写道，他的额头“是开阔的心胸和极高的智商的科学体现”。此外，他的下巴“也许是我们所有总统中最强势的，集中体现了强大的意志力和极大的耐力”。通过这些面相分析得到的结论最终被总结成“既坚毅、平衡、无比公正，又具有自然、实用的倾向”。可惜，这些结论被历史打了脸。图0.2 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沃伦·哈定注：沃伦·哈定于1921年就职总统，1923年死于任上。在那个时代，相术师从他脸上看出了一位伟大总统的特征。

评定美国总统有多伟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不过，说起谁是最差的总统，历史学家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沃伦·哈定在1920年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很快就获得了美国最差总统这项“殊荣”。他以贿赂丑闻和无能著称。

虽然我们尽可嘲弄相术师，但是我们其实都是朴素的相术师：我们在见面的瞬间就构建出第一印象，并按这些印象采取行动。本书将讨论为什么相面术还没有消亡，并且永远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相术师指出了一条简单的了解他人的途径：通过面相了解他们。乔治·克里斯托夫·利希滕伯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是18世纪最不寻常的思想家，也是解开拉瓦特“科学之谜”的人。他将相面术和预言画上了等号。相面术具有预言性，它可以通过观察面相推知人的本性——这就是相术师的预言。就像拉瓦特时代一样，时至今日，相面术依然充满了吸引力。

本书的第一部分解释了相术师的预言是怎样的魅力四射。作为潜在的相术师，我们都认同自己的第一印象。大约在100年前，新生的心理学就已经确认了这一事实。然而，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家只研究了第一印象是否准确，却忽视了“第一印象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因为我们都认同自己的第一印象，相术师的预言才有了可信之处。这些预言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构建出第一印象，而且会根据这些印象行事。第一印象可以预测从投票到经济和法律决策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的结果。

本书的第二部分讲述了第一印象的感知规则，即直观地阐释我们自身所产生的第一印象的一致性。发现了这些规则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构建出第一印象。有关第一印象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外观和第一印象之间存在系统的、可预测的关系。归根结底，印象并不是“非理性的”。印象帮助我们了解他人的意图和能力。它的基础是大家共有的成见、微妙的情感表达和我们与他人相处的独特体验。

本书的第三部分介绍了对第一印象的误读，即那些看似有道理、实则不准确的看法。20世纪初，心理学家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能证明第一印象的准确性。不过，过去10年里，各大科学期刊里重新出现了相面术的相关观点。我们了解到，根据面部照片可以辨识出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性取向，甚至犯罪倾向。也许相术师并没有说错，我们不仅有构建出第一印象的本能，而且这些印象很准。仔细探究不难发现，现代研究对新相面术的观点和18—19世纪时一样夸张。

本书的第四部分展示了面部感知科学中一些最令人兴奋的发现。相面术认为面孔是解锁性格秘密的钥匙，现代科学则认为面孔是解锁思维秘密的钥匙。从一开始，面孔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自出生时起就十分关注面孔，这一特质不断深化，以至于大脑中专门用于控制面部的区域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神经网络。这些神经网络支持我们进行丰富的相面术推理，并为其他大脑网络提供信息，帮助我们了解社交世界。我们的大脑能自动地计算面孔的社交价值。

相术师将面孔看成一张标记主人内在脾性的地图，而体现这些脾性的则是颜值。不过，我们正在查看的地图并不是相术师设想的地图。这张地图在我们的脑海里，由我们自己的文化、个人的经历以及偏见塑造而成，并通过我们对面部的阅读显现出来。虽然这幅地图的含义难以捉摸，但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去查看它。我们就是颜值的创造者，因为我们能够从一点点信息中读出太多含义。换言之，本书探讨了我们如何构建出世界上最有趣的地图——面部地图。第一部分Chapter 01第一印象是如何构建的第一章相术师的预言魅力四射

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导演的电影《欧洲欧洲》改编自索罗门·佩雷尔（Solomon Perel）的自传，主人公佩雷尔是一名犹太男孩，因为纳粹的统治，他先后逃到了波兰和俄罗斯，后被德国士兵俘虏。为了活命，他化名约瑟夫·彼得斯（Josef Peters），假装自己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人。后来他受到士兵和指挥官的赏识，进入了柏林著名的希特勒青年学校学习。在校期间，最令他心惊胆战的一件事发生在一次关于种族的科学课上。教室里巨大的纳粹“卐”字旗旁悬挂着三张大海报，海报的人脸上盖满了测量数据。老师走进来首先问大家，“怎样辨别犹太人？”然后说道，“很简单，犹太人的基因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高额头、鹰钩鼻、扁平后脑勺、招风耳，走起路来像猴子，贼眉鼠眼，一脸奸诈狡猾的样子。”和犹太人相比，“北欧人才是高级人种，是造物主的杰作，他们不仅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而且最好看。头发像成熟的小麦一样闪着色泽，眼睛像夏季的天空一样湛蓝，一举一动都赏心悦目，身体比例堪称完美。”老师继续说道，“科学是客观公正的，我曾经教过你们，只要了解了人种的区别，就不会被犹太人的外表欺骗。”说到这里，佩雷尔，或者说彼得斯才真正开始感受到恐惧。老师把目光转向彼得斯，叫他到前面去。此时彼得斯心里发慌，极不情愿地走到教室前面。老师拿出一卷测量尺，开始量他的头。先是从脸颊量到头顶，接着从鼻子到头顶，然后是从脸颊到鼻子。随着测量的继续，镜头给彼得斯的脸来了个特写，他跟着老师的动作移动脸颊，显得焦虑不安。老师继续量了彼得斯的头宽，把他的眼睛颜色和边上同学的眼睛颜色做了个比较。“他的眼睛！瞧瞧，他的头骨，额头还有脸型（边说着边把彼得斯的头转了个方向，彼得斯的脸唰地红了）。虽然他的祖先很早之前就和其他人种融合了，但他身上雅利安人的特点依然很明显。”彼得斯一听这话差点把头撞到老师的脸上。“从他的混血情况来看，东波罗的海的人种已经进化了。但很遗憾，你不是我们中最高贵的人种，不过你是货真价实的雅利安人。”

相面术这种“客观科学”并非由纳粹科学家创造，它的历史源远流长，蕴藏于古老的文化之中。19世纪时，相术师相面的可信度可以和科学相媲美，但是到了20世纪早期，心理学的兴起使其可信度遭到质疑。虽然他们的相面结果不准确，但是相术师的一些观点值得借鉴：我们通过外貌快速构建出第一印象，印象形成一致意见后进而采取相应行动。这些心理事实使相术师的话变得可信，而且一直流传下去。以色列的一家科技创业公司为私营企业和政府提供面部测试的服务，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卷尺，而是现代计算机科学技术。他们的预言即是相术师曾经的预言：“根据人的面部影像分析来揭示人格特征。”我们受相术师的预言诱惑，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对人脸的第一印象和面孔主人的性格特征混为一谈。所以，要领悟这种预言的魅力，并且在每天的生活中感受第一印象的重要性，需要从了解相面术的历史以及它和“科学”种族论的内在联系开始。

第一部记载相面术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专题论文《相术》。这篇论文假设动物的特征体现在它们的构造上，如果某人像某种动物，那么此人的性格特点也像这种动物。这里我们来看一个该假设的应用：“软头发代表懦弱，硬头发代表勇敢，这种推断是根据观察整个动物界做出的。在动物界里，最胆小的是鹿、野兔和羊，它们的毛最软；最勇敢的是狮子和野猪，它们的毛最硬。”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种族：“不同的人类种族中也存在动物间的性格对比，北方人勇敢、头发粗硬，而南方人怯弱、头发柔软。”

16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剧作家乔凡尼·巴提斯塔·德拉波塔（Giovanni Battista della Porta）将上述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一个人的脸（或不同身体部位）和某一动物相似，那么此人的性情也会和这个动物相像。他的书中有图1.1这样的插图。图1.1 德拉波塔《人类相面术》（De Humana Physiognomia）中的插图注：德拉波塔在书中从与人们相像的动物推断出人的性格特征，此书极受欢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相术师。

图1.1这种特别的插图在书中一共出现了四次，分析了人脸的不同部位，但是传递的信息都是一致的：长得像牛的人——或许因为他们有宽额头、大鼻子——通常愚笨、懒惰、胆小。性格积极向上的人一般眼眸深邃、心情愉悦。由此你可以猜出长得像狮子的人性格一定更加乐观。

德拉波塔的书在欧洲非常受欢迎，被翻译成了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一共发行了20个版本。17世纪法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被国王路易十四任命为首任国王画师，还担任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院长。勒布伦受其影响，于1866年勒布伦举办了一场关于面部表情与情绪的讲座，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系统性地探索和描述面部表情。勒布伦死后，艺术家对他的理论议论纷纷，评价褒贬不一。尽管如此，此次讲座的讲演稿依然流传到了60多个国家。其实勒布伦还举办了第二场关于相面术的讲座，但可惜的是，讲演稿没有被保存下来，只留下了一些绘图。图1.2 德拉波塔《人类相面术》中的另一幅插图

比较相面术是相术师著作中永恒的主题，在随后300年里，贯穿于欧美大量讽刺画家的作品之中。英国的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和法国的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这两位颇具才华的讽刺画家利用这个主题让他们的作品产生幽默效果，而另一些作家对待这一主题的态度则非常严肃。在《比较相面术：人和动物的相似度》（Comparative Physiognomy or Resemblanas between Men and Animals）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很多国家的传统印象和成见，例如德国人长得像狮子、爱尔兰人长得像狗、土耳其人长得像火鸡，等等。此书于1852年在美国发行。

相面大师拉瓦特高度赞赏德拉波塔的观点，但他也批评了德拉波塔的某些作品，“天马行空，常常误导我，让我以为找到了永远不会被发现的人和动物的相似之处”。拉瓦特之前，相面术与神秘的相手术（读手）、相额术（读抬头纹）以及占星术关系密切。英国甚至有法律声明称“不会却假装会相面术的人是骗子和无赖，应当众施鞭刑”。拉瓦特还与18世纪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展开了辩论，试图使相面术合法化。意大利的神经学专家、人类学家保罗·曼特加扎（Paolo Mantegazza）回顾了19世纪末的相面术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作家和著作太多，原创性太少，剽窃太多！假如上个世纪中叶拉瓦特没有为这一学科开辟崭新的纪元，我们还要被这些陈词滥调腐蚀多久还是未知数呢！”对曼特加扎来说，拉瓦特是“科学相面术的信徒”。

拉瓦特生长于瑞士苏黎世，从小信仰宗教，接受系统的教育后，他在苏黎世改革教会中担任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他极具个人魅力，布道很受欢迎，使游客身心愉悦。同时拉瓦特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写了100多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并不愿意写关于相面术的书，但他经常被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Ritter von Zimmermann）催稿。齐默尔曼是瑞士人，还是英格兰国王的私人医生、欧洲名流人士以及拉瓦特最忠实的推崇者和支持者。

拉瓦特第一本相面术专著的出版完全出于偶然，那时他是苏黎世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受邀进行一场自定主题的演讲，他选择讲相面术，结果演讲内容被齐默尔曼出版了。拉瓦特说：“没有告诉我就把它出版了，我忽然就闯入了公众视野，成了相面术的代言人。”自此拉瓦特不得不扮演起代言人的角色，并且受相面术的影响程度也日益提升，为了完成《论相面术》（Essay on Physiognomy）的写作，他接触了很多名流人士。此时，他已是著名神学家，广受支持，各界人士纷纷找他看相并指点迷津。歌德帮拉瓦特编辑了此书的第一册，书中一些精美的插画设计也是出自他手。这套书（共四册）出版于1775—1778年间，堪称德语出版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典范。事实上，即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这套涵盖面广、插图丰富的书依然非常精美。

尽管售价高得离谱，但这套书的销量依旧惊人。很多贵族和知名学者听说拉瓦特能帮他们看相，纷纷慕名订阅，使这套书大卖。更重要的是，各类协会组团购买并举办读书会，短短数十年间在英国发行了20个版本、德国16个版本、法国15个版本、美国2个版本以及俄国、荷兰、意大利各1个版本。为拉瓦特写讣告的人曾在1801年版的《绅士杂志》上谈到，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乃至全世界都为拉瓦特的相面术疯狂。他的书虽然开始是德语版本，但后来出版了多种语言版本，成为人们狂热研究和迷恋的对象。这些书在当时家庭里的地位甚至能和《圣经》比肩。有一段时间年轻男女把拉瓦特的相面术奉若神明，小心翼翼地用它为自己相面。

拉瓦特将相面术定义为“透过外表了解内在的探索才能”。虽然他立志把相面术发展成一门科学，但他的著作并没有科学依据，他只能提供“通用定律和不可抗辩的准则”。这里列举几条定律：脑门大小反映智力高低，脸颊和鼻子代表道德生活，嘴巴和下巴代表本能。这里的“依据”来自猜想和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偏见：“牛顿（Newton）和莱布尼兹（Leibnitz）长得像先天智障”，“长着和拉普兰人一样的畸形大脑”或是“有一颗爱斯基摩人的脑袋”。

还有一种“依据”体现在很多插图中，这些插图对拉瓦特来说就像墨迹测验一样，通过给名人看相，能够反映人们的知识和喜好。在分析恺撒大帝的面相后，拉瓦特指出，“除非故意口是心非，否则稍有眼力的人都会认为有这样的脸型轮廓、五官比例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状态的人是个伟人”。在分析了伟大学者、“德国版苏格拉底”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和柏林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后，他说，“我太高兴了！他们的额头到眉骨间的纹路美得不可方物……深邃的眼窝简直是苏格拉底再世”！

除此之外，拉瓦特还在图1.3中描述了另一类人，他将其称为“可怕的面孔”。图1.3 拉瓦特《论相面术》中的“可怕的面孔”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那张脸绝非善类，绝对不是正直、淳朴、真诚的代表，俨然一副卑鄙、贪婪、恶毒和老奸巨猾的嘴脸。”拉瓦特还描述了另一种“国家类型”，他认为欧洲人中德国人和英国人比其他人种更高贵。在他的书中，非欧洲人几乎称不上是人。

拉瓦特本人也和他的书一样广受欢迎，他的一位贵族朋友曾致信说得把拉瓦特去伯尔尼(Bern)见他的事守口如瓶，以免全城人都跑来找他看相。国王约瑟夫二世只要一去瑞士就会去拜访拉瓦特，国王在写给他的信中还说：“因为你会读心术，所以和你关系密切的人总是提防你。”约瑟夫建议拉瓦特在大学开设相面术这门课，但被拉瓦特礼貌地回绝了，理由是：“我们暂时先给相面术四五十年时间来发展完善，其间注重观察、推陈出新，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再把它设为一门学科也不迟。”

可惜的是，拉瓦特的卓越成果只存活了很短的时间，这要归咎于利希滕伯格—— 一名反对拉瓦特的牧师的儿子，曾在德国以自由著称的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毕业后不久便留校任教。他教授的物理实验课小有名气，吸引了亚历山德罗·沃尔塔（Alessandro Volta）、歌德、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专家参与。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协会会员后，他声望大增，不过相比对自然科学的贡献，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歌德称赞其著作是“神奇魔杖”，利希滕伯格无疑是德国文学历史上的一面旗帜。

利希滕伯格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前卫，他不相信盛行一时的种族偏见，他认为拉瓦特所谓的“牛顿和莱布尼兹来自低劣种族”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种浅薄无知、脑袋发热的诡辩应该将他终身监禁”。对于那些歧视非洲人的恶劣观点，他这样还击，“我要为黑种人发声，他们被完全丑化成了愚蠢和固执的代名词，要我说，欧洲人才最愚蠢和顽固”。

利希滕伯格对面相的痴迷程度不亚于拉瓦特，“看相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业余爱好”。不过他对拉瓦特的相面术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不能培养思维能力，反而让蠢人套用拉瓦特的理论，并且胡乱塞入自己的观点”。

利希滕伯格为了证明拉瓦特的相面术是伪科学，很快在哥廷根袖珍年历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第一版印刷质量较为粗糙，但年历首印的8000本全卖光了，随后利希滕伯格便受到了人身威胁。其中包括拉瓦特的忠实拥护者齐默尔曼，他认为“应该严厉驳斥反相面术的观点”。虽然利希滕伯格对于反对声音很惊讶，但很快又发行了第二版文章。他在文章中谈到我们的行为和性情一样，都源自生活环境。“一个绞刑犯，且不管他性情如何，在不同时期得到的也许不是绞刑架而是荣誉，那么你能期待从这种类型的人脸上得到什么结论吗？机遇如果眷顾小偷，也能成就一个人。”利希滕伯格认为不能仅凭人的容貌特征就妄下结论，因为“人总是在变化”。他想知道“美丽的流氓”和“优雅的骗子”是怎样形成的。不得不说，“穿透身体表征到达灵魂深处”的相面术是一门深不见底的学问。

除了齐默尔曼，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为拉瓦特说话，因为利希滕伯格的观点很难反驳，而且很多朋友不满拉瓦特给他们看相的结果，就连歌德也不喜欢拉瓦特疯狂的相面术理论和对基督教的狂热，于是和他划清了界限。

虽然拉瓦特名誉扫地，但他的思想却早已渗入了19世纪的文化中，使相面术达到了全盛。当时正值工业转型时期，使背景不同、语言相异的人融合在了一起，相术师的思想对由此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轻松直接的应对方法。当时很多书里都在介绍看相的窍门，其中就包括拉瓦特介绍从鼻子开始看相的袖珍图书。法国甚至出现了生理学流派，研究不同社交类型人的相貌和礼仪。鼎盛时期，关于该流派的书籍在法国大约售出了50万册，而当时法国总共才有100万人口，其中只有一半的人识字。当时同样流行的还有漫画杂志，尤其是社交类型的漫画，它们和新闻、咖啡一样成了早晨的必需品。欧洲小说中相面术被用来描写人物性格已是家常便饭。拉瓦特的思想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作家，还有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和司汤达（Stendhal）等名人。狄更斯曾经在看过一名死刑犯的头部模型后写道：“就算没有那些指控证据，在任何时候，这样一颗脑袋和面部特征都足以让人对他恨之入骨。”显然，面相术的理论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人。

拉瓦特想把相面术发展成一门科学，但他自己认为相面术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形式，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才能驾驭：“它比任何科学更需要天才和思维细腻之人。”他也没有为学习相面术提供可复制的经验与方法，不过他在书中介绍了测量颅骨的方法，取名为“Stirnmaas”。这种方法比弗朗兹·高尔（Franz Gall）提出的颅相学还要早几十年。虽然拉瓦特还想将相面学发展成数学科学，但这些想法统统没有实现，他唯一的贡献是增加了相面术的吸引力，留下了许多所谓的“专家理论”。

没有经验和可传授的方法，相面术很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弗朗西斯·高尔顿在19世纪末发明了合成摄影技术，从而改变了这一现状。高尔顿也非常迷恋测量，但与拉瓦特不同，他是著名的科学家。

高尔顿堪称“天赋与后天才能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是20世纪很多科学家眼中的伟人。他在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统计学和心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是第一个探索西非并绘制出地图的欧洲人。他发现了气候中的反气旋，绘制出第一张气象地图，并发表在1875年的《时代周刊》上。除此之外，他还提出统计学中相关性与回归性的概念，为分析经验数据提供了必要条件。高尔顿最先对指纹进行了系统研究，改善了警方识别人员的方法。

高尔顿对心理学的卓越贡献让很多心理学家难以望其项背。20世纪初，以研究智力和神童出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猜测高尔顿3~8岁时的智商一定接近200。特曼还说高尔顿从小就智力超群、学习勤奋。高尔顿最先用调查问卷做心理研究，研究家族病史以及探索个体心理意象差异。他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更早提出了自由联想测试，同时也是最早用双胞胎研究遗传特征的人。

高尔顿还是发明无干扰行为测量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非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经典之作——《无干扰测量：社会科学非反应式研究》就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试图阐释高尔顿研究已久的问题——在不影响人正常行为的情况下研究人的行为。如果你发现自己正被人观察，肯定会改变行为，或者阻止对方继续观察和分析你的行为。但是，假如你不知道有人在观察和研究你，不考虑道德因素，只是从科学层面上来讲的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为了研究“行为双方是否互相有好感”，高尔顿提议把压力计绑在椅子的腿上，再让双方坐在椅子上交流，通过测量椅子腿承受的倾斜压力来推断出双方的好感程度。正如《无干扰测量》的作者尤金·韦伯（Eugene Webb）、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和李·西科莱斯特（Lee Secherest）所说：“在不适合隐蔽观察的场所中，这个设备能够代替人进行观察，避免破坏实验进程。”

高尔顿还发明了测量行为对象是否无聊的方法。这个方法适用于观察力敏锐的哲学家，如果参加的会议很枯燥，他们可以推断其他与会人员是否也觉得会议十分无聊。他还用针孔画的形式画出了美丽的英国岛屿图。这张地图把他在英国各地遇见的不同类型的女孩进行了分类，有迷人的，有高冷的，也有令人讨厌的。他发现伦敦地区的人颜值最高，阿伯丁的人颜值最低。

高尔顿本来可以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后期他把精力都用来研究遗传学和人种优生学，这既让他在19世纪末享誉全球，又让他死后于20世纪后半叶变得声名狼藉。高尔顿吸收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后进而提出利用这一思想改良人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种优生。人种优生既能让人们择优育种，也会限制低劣人种繁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高尔顿写了部小说《不能说的地方》，阐述其乌托邦理念。在某些地方，只有经过优生选拔后的优质人种才可以结婚，失败的人则被送到劳改所，继续独自生活。当时高尔顿的人种优生理论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推崇，其中最有名的推崇者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海文劳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以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 Haldane）。

正是对优生学的痴迷指引着高尔顿研究相面和指纹，本来的目的是将人区分开来，但最终只把优质人种从低劣人种中识别出来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9世纪70年代，监狱长埃德蒙·杜坎（Edmund Du Cane）找到高尔顿，表示想把他的相面法用来辨别犯人，这一想法在当时很流行。犯罪人类学创始人切萨尔·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曾提出：“每种犯罪手法几乎都有与之匹配的面相特点。小偷的脸一看就像小偷，非常狡黠：眼睛又细又斜，四处乱转，眉毛粗厚，眉间距窄，歪鼻子，塌鼻梁，留着一撮小胡子，头发稀疏，额头外凸。”龙勃罗梭还写过区分“男罪犯”和“女罪犯”的书，并将他的“科学依据”应用到好几次罪犯鉴定实验中。即便如此，辨认罪犯的有效方法依然很匮乏。

杜坎向高尔顿提供了上千张囚犯的照片，高尔顿做了一一筛查，最终选定三组照片，指出第一组照片中的人犯了谋杀罪、误杀罪和入室盗窃罪，第二组犯了刑事重罪和伪造罪，第三组是性犯罪。高尔顿将这些照片做了仔细对比，并没有发现明显不同。对此他后来补充道：“人与人的面部差异巨大，又非常细微，不可能一一对比。最常用的办法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常见类型的脸，再把他们拍下来。但这个方法也不可信，因为人们很容易被一些特殊相貌影响，反而忽略常见类型，做出错误选择，而且这些所谓的特殊相貌最后很有可能变成一种讽刺。”

因此，高尔顿提出了一种创意方法——合成摄影，即合成面部照片，但是具体操作过程尚不明确。新西兰的L.A.奥斯汀（L.A.Austin）在给达尔文的信中讲到自己将两张大小和朝向相同的面部照片放进立体照相机后，出现了一张合成的面孔。“出现了女人的脸，而且容貌明显变好看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高尔顿讨论将人脸图描摹到透明纸上，再把描摹好的图互相重叠，找出共同点。而高尔顿主张把人脸图像合在同一张底片上，得到一张“标准照片”，于是他发明了图1.4中的装置。图1.4 弗朗西斯·高尔顿设计的第一部合成摄影机

合成摄影能够从一组照片中剔除面部特性，保留共性，从而形成一张完美的“标准照片”。为了完善这一技术，制造出质量更好、更精确的设备，高尔顿与其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者展开系统研究，调整照片合成的顺序，结果发现，只要每张照片曝光时间一样，照片顺序并不会影响合成效果。

高尔顿对合成摄影术寄予厚望，假设人的性格和相貌有关，那么仅凭这一点就能组合出无数种类型的人。合成摄影不仅能够区分理想的英国人和罪犯，而且还有助于人种优生，实现高尔顿提倡的选择育种。高尔顿相信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理想型”和“主要型”，而且希望能繁育自己喜欢的类型，而合成摄影就是“找到任何种族或群体喜欢的类型”的工具。

高尔顿用合成摄影技术为家庭、个人、职员、肺结核患者、牢犯和精神病患者一一合成照片，但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也会时不时遇到风险。有一次，摄影师钻进天鹅绒布下，弯腰准备开拍时，有位病人快速蹿到摄影师身后咬了他屁股一口。搞得对方措手不及。

合成摄影技术深受科学家青睐。1886年，《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曾说：“高尔顿的伟大成果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索尚未开拓的相面领域，放心大胆地把相面术当成一门科学。”图1.5展示了由美国国家科学院31位成员合成的人脸肖像，该肖像使用的就是合成摄影技术。可能你并没有从这幅图里看出什么异常（我也没有），但是那位编辑却认为这张脸非常匀称，让人觉得此人充满了智慧，拥有科研人员具备的丰富想象力。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拉瓦特的影子：这名《科学》杂志的编辑，也学拉瓦特分析典型人格相貌，把自己了解到的各种人格融进合成肖像中。结果一不小心，本来是艺术家该做的人格分类变成科学家的工作了。

最终高尔顿为囚犯合成的照片差强人意，起初他给每个组的罪犯合成了大量照片，但结果并不乐观，合成出来的人脸很普通，完全看不出罪犯的特征。单独看上去每张脸都面目可憎，但表情各异，可一旦组合起来，每张脸的特征就都消失了，只剩下共性。图1.5 融合了31位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的合成人脸肖像

尽管如此，高尔顿发明的合成摄影技术依然很受欢迎，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现代图像变换技术。第一张数字合成照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麻省理工的艺术家南希·伯森（Nancy Burson）和他的科学家同僚共同创作。图1.6为南希的合成作品——“战争脸”，此张照片是由多个有核武器的国家首脑的脸合成出来的。

如今，只要有电脑的人都可以利用图像变化技术的软件，自己合成人脸照片。人脸图像变换技术一般用于媒体行业，用来展示美国新面孔这类理念：合成脸可以代表美国各个种族。几十年来，相术师依然在用高尔顿的方法合成不同类型人的照片，高尔顿如果知道了一定会非常欣慰。图1.6 南希·伯森创作的“战争脸”（1982年）注：该图融合了罗纳德·里根（55%）、勃列日涅夫（45%）、玛格丽特·撒切尔（小于1%）、弗朗索瓦·密特朗（小于1%）等领导人的脸。括号中百分比相当于各国核武器数量占当时世界总数的百分比（因为四舍五入，合计数超过了100%）。

对拉瓦特和高尔顿来说，相面术只是改善人种的工具，拉瓦特的著作《论相面术》的副标题就是“传播知识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他看来，宗教学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作品，相面术只不过是按上帝的旨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相互理解。虽然拉瓦特的相面术没有增进人与人的感情，但他尽到了一名牧师和苏黎世公民的职责。1801年，数万名苏黎世人民参加了他的葬礼。

高尔顿花费了半辈子的时间推行优生论，最终取得了成功。首个人种优生组织于1905年在德国成立，叫作人种卫生委员会，高尔顿担任荣誉主席，类似的组织在英国和美国也纷纷成立。几十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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