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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8 04: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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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圣陶,夏丐尊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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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教你写作文

叶圣陶教你写作文试读:

第一篇 作文总论

[1]

作文论

一 引 言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从天性上,也可说从生活的实际上,必要把自己的观察、经验、理想、情绪等等宣示给人们知道,而且希望愈广遍愈好。也有并不为着实际的需要,而对于人间的生活、关系、情感,或者一己的遭历、情思、想象等等,发生一种兴趣,同时就仿佛感受一种压迫,非把这些表现成为一个完好的定形不可。根据这两个心理的基本,我们就要说话、歌唱,做出种种的动作,创造种种的艺术;而效果最普遍使用最利便的,却要推到写作。不论是愚者或文学家,不论是什么质料什么形式的文字,总之都由这两个心理的基本才开手去写作,才写作成篇的。当写作的时候,自然起一种希望,就是这所写的恰正宣示了我们所要宣示的,或者这所写的确然形成了一个完好的定形。若问:谁能够教我们实现这种希望?平常的回答的话是这样: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去思索关于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有所解悟,自然每逢写作,无不如愿了。但是,我们不能单只思索关于作文的法度、技术等等问题,而不去管关于文字的原料——思想、情感——的问题,因为我们作文,无非想着这原料是合理,是完好,才动手去作的。而这原科是否合理与完好,倘若不经考定,或竟是属于负面的,也未可知。那就尽量在法度、技术上用功夫夫,也只是心力的虚耗罢了,并不曾满足了所以要写作的初愿。因此,我们论到作文,就必须连带地论到关于原料的问题。思想构成的径路,情感凝集的训练,都是我们所要讨究的。讨究了这些,才能够得到确是属于正面的原料,不致枉费了写作的劳力。或许有人说:“这样讲时,就成为颠倒的情形了。本来思想情感是目的,而作文是手段,现在因作文而去讨究思想、情感,岂不是看它们做作文的手段了么?”固然,思想、情感是目的,是全生活里的事情,但是作文的大部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有充实的生活,须要有合理与完好的思想、情感,而要写作一篇文字,就把这些合理与完好的思想、情感来做原料。思想、情感的具体化完成的时候,一篇文字实在也已经完成了,余下的小部分,只是写下来与写得适切不适切的问题而已。我们知道有了良美的原料可以制成好的器物,不曾见空恃技巧却造出好的器物来。所以必须探到根本,讨究关于思想、情感的事,才得圆满我们这工作。这并不足以招致目的手段相互颠倒的讥评,顺着自然的法则,应当是这么讨究的。所以在这一本小书里,想兼论“怎样去获得良美的原料”与“怎样把原料写作成文字”这两个步骤。但是这工作仅不过是一种讨究而已,并不能揭示一种唯一的固定的范式,好像算学的公式这样。它只是探察怎样的道路是应当遵循的,怎样的道路是能够实现我们的希望的;道路也许有几多条,只要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一例认为有遵循的价值。至于讨究的方法,不外本之于我们平时的经验。自己的,他人的,一样可以用来做根据。自己或他人曾经这样地作文而得到很好的成绩,又曾经那样地作文而失败了,这里边一定有种种的所以然。如其能寻出一个所以然,我们就探见一条道路了。所以我们应当寻得些根据,(生活里的情况与名作家的篇章一样地需要,)做我们讨究的材料。更应当排除一切固执的成见与因袭的教训,运用我们的智慧,很公平地从这些材料里做讨究的功夫,以探见我们的道路。这样,纵使所得的微少到一点一滴,而因为得诸自己,永远是我们所有的财宝,终身用之而不竭;何况我们果能努力,所得未必仅止一点一滴呢。若依自然的顺序,凡事遇到需求,然后想法去应付,是最通常的法则。准此,关于作文的讨究似应在想要写作之后。换一句说,就是不想写作的人可不用讨究。但是我们人类决不肯这样滞钝。我们这样地机警,凡是生活里重要的事情,总喜欢一壁学习,一壁应用,非特不嫌多事,而且务求精详。学与用混合不分,随时是学,也随时是用。各学科的成立以此;作文的所以成为一个标题,引起我们讨究的兴趣,并且鼓励我们练习的努力,也以此。又况“想要写作”真是个最易萌生的欲望,差不多同想吃想喝的欲望一样。今天尚未萌生的,说不定明天就会萌生;有些人早已萌生,蓬蓬勃勃地,几乎不可遏止了;又有些人因为不可遏止,已经做了许多回写作这件事了。不论是事先的准备,或是当机的应付,或是过后的衡量,只要是希望满足所以要写作的愿望的,都得去做一番关于作文的讨究的功夫。这也可说是生活的一个基件。再有一个我们应当预先解答的问题,就是“这里所讨究的到底指普通文还是指文学而言?”其实这虽是很易发生的疑问,却很可以不用提出。唯一的原因,只为普通文与文学,骤然看来,似乎是两件东西;而究实细按,则觉它们的疆域很不清楚,难以判然划分。若论它们的原料,都是思想、情感。若论技术,普通文要把原料表达出来,而文学也不过把原料表达出来而已。我们也知道曾经有许多人给文学下了很细密很周详的界说,但是这些条件未尝不是普通文所期望的。若就成功的程度来分,说,“达意达得[2]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则是从批评者的眼光中,才有这程度相差的两类东西。在作者固没有不想竭其所能,写作最满愿望的文字的;而成功的程度究竟怎样,则须待完篇以后的评衡,又从那里去定出所作的是什么文而后讨究其作法?况且所谓好与妙又是很含糊的,到什么程度才算得好与妙呢?所以说我们说普通文与文学的疆域很不清楚的。又有一派的意见,以为普通文指实用的而言。这是当然的,从反面着想,文学是非实用的了。我们试看实用这个词能不能做划分的标准?在一般的见解,写作一篇文字,发抒一种情绪,描绘一种景物,往往称之为文学。然而这类文字,在作者可以留迹象,取快慰,在读者可以兴观感,供参考,何尝不是实用?至于议论事情、发表意见的文字,人家往往认为应付实际的需用的。然而自古迄今,已有不少这类的文字被认为文学了。实用这个词又怎能做得划分的标准呢?既然普通文与文学的疆域不很清楚的,从作者方面想,更没有划分的必要,则何如索性不要分呢。所以我们这工作里,不复在标题上加什么限制,以示讨究的是凡关于作文的事情。若为素持划分观念的人说法,则不论想讨究普通文或文学的写作,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益处,因为我们始终承认它们的划分是模糊的,泉源只是一个。二 诚实的自己的话我们试问着自己,最爱说的是哪一类的话?这可以立刻回答,我们爱说必要说的与欢喜说的话。我们有时受人家的托付,代替传述一句话,或者为事势所牵,不得不同人家勉强敷衍几句,固然也一样地能够说,然而兴趣差得远了。要解释这个经验的由来很容易的。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大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顺着这两个倾向的,自然会不容自遏地高兴地说。至于传述与敷衍,既不是表白,又无关感兴,本来不必鼓动唇舌的。本来不必而出以勉强,兴趣当然不同了。作文与说话本是同一目的,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所以在这关于说话的经验里,可以得到关于作文的启示。倘若没有什么想要表白,没有什么发生感兴,就不感到必要与欢喜,就不用写什么文字。一定要有所写,才动手去写。从反面说,若不是为着必要与欢喜,而勉强去写,这就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勉强写作的事,确然是有的。这或由于作者的不自觉;或由于别有利用的心思,并不根据着所以要写作的心理的基本。作者受着别人的影响,多读了几篇别人的文字,似乎觉得颇欲有所写了。但是写下来的时候,却与别人的文字没有两样。至于存着利用的心思的,他一定要写作一些文字,才得达某种目的。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可写,不得不去采取人家的资料。像这样无意的与有意的勉强写作,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们这样说,在无意而模仿的人,固然要出来申辩,说这所写的确然出于必要与欢喜;而有意模仿的人,或许也要不承认自己的模仿。但是,有一种尺度在这里,用着它,模仿与否将不辩而自明,就是“这文字里的表白与感兴是否确实是作者自己的?”从这种尺度的衡量,就可见前者与后者都只是复制了人家现成的东西,作者自己并不曾拿出什么来。不曾拿出什么来,模仿的讥评当然不能免了。至此,无意而模仿的人就会爽然自失,感到这必要并非真的必要,欢喜其实无可欢喜,又何必定要写作呢?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写作的本意,为葆爱这种工具起见,也将遏抑了利用的心思。直到他们确实有自己的表白与感兴的时候,才动手去写作。像那些著述的文字,作者潜心研修,竭尽毕生的精力,获得了一种见解,创成了一种艺术,然后写下来的,自然是所谓写出自己的东西。但是人间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悬;现在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似乎他人既已说过的,就得避去不说,而要去找人家没有说过的来说。这样,在一般人岂不是可说的话很少了么?其实写出自己的东西并不是这样讲的;按诸实际,也绝不能像这个样子。我们说话、作文,无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辞;至于质料方面,也免不了古人与今人曾经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虽然不能说绝没有创新,而也不会全部是创新。但是要注意,我们所以要说这席话、写这篇文,自有我们的内面的根源,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受了别人的影响,也不是想利用着达到某种不好的目的。这内面的根源就与著述家所获得的见解、创成的艺术有同等的价值。它是独立的;即使表达出来时恰巧与别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采用了别人的东西,都不受模仿的讥评;因为它自有独立性,正如两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无碍彼此的独立,或如生物吸收了种种东西营养自己,却无碍自己的独立。所以我们只需自问有没有话要说,不用问这话曾不曾经人家说过。果真确有要说的话,用以作文,就是写出自己的东西了。更进一步说,人间的思想、情感诚然不甚相悬,但也绝不会全然一致。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师友的熏染,时代的影响,都是酿成大同中的小异的原因。原因这么繁复,又是参伍错综地来的,就成各人小异的思想、情感。那么,所写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实在很难得遇到与人家雷同的情形。试看许多的文家一样地吟咏风月,描绘山水,会有不相雷同而各极其妙的文字,就是很显明的例了。原来他们不去依傍别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对着风月山水;他们又绝对不肯勉强,必须有所写时才写;主观的情思与客观的景物糅合,组织的方式千变万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独创了。虽然他们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辞,也只是古今人这样那样运用过了的,而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给予的,终竟是唯一的独创的东西。讨究到这里,可以知道写出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意义了。既然要写出自己的东西,就会连带地要求所写的必须是美好的:假若有所表白,这当是有关于人间事情的,则必须合于事理的真际,切乎生活的实况;假若有所感兴,这当是不倾吐不舒快的,则必须本于内心的郁积,发乎情性的自然。这种要求可以称为“求诚”。试想假如只知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知求诚,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臆断的表白与浮浅的感兴,因为无由检验,也将杂出于我们的笔下而不自觉知。如其终于不觉,徒然多了这番写作,得不到一点效果,已是很可怜悯的。如其随后觉知了,更将引起深深的悔恨,以为背于事理的见解,怎能够表白于人间,贻人以谬误,浮荡无着的偶感,怎值得表现为定形,耗己之劳思呢。人不愿陷于可怜的境地,也不愿事后有什么悔恨,所以对于自己所写的文字,总希望它确是美好的。虚伪、浮夸、玩戏,都是与诚字正相反对的。在有些人的文字里,却犯着虚伪、浮夸、玩戏的弊病。这个原因同前面所说的一样,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论事,为才力所限,自以为竭尽智能,还是得不到真际。就此写下来,便成为虚伪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为素养所拘,自以为很有价值,但其实近于恶趣。就此写下来,便成为玩戏了。这所谓无意的,都因有所蒙蔽,遂犯了弊病。至于所谓有意的,当然也是怀着利用的心思,借以达某种的目的。如故意颠倒是非,希望淆惑人家的听闻,便趋于虚伪;谀墓、献寿,必须彰善颂美,便涉于浮夸;作书谋利,迎合人们的弱点,便流于玩戏。无论无意或有意犯着这些弊病,都是学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点。如其他们能想一想是谁作文,作文应当是怎样的,便将汗流被面,无地自容,不愿再担负这种缺失与污点了。我们从正面与反面看,便可知作文上的求诚实含着以下的意思:从原料讲,要是真实的、深厚的,不说那些不可征验、浮游无着的话;从写作讲,要是诚恳的、严肃的,不取那些油滑、轻薄、十分卑鄙的样子。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三 源 头空口念着“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这句标语是没用的,应该去寻到它的源头,唯有源头会不息地倾注真实的水出来。从前两篇里,我们已经得到暗示,知道这源头很密迩,很广大,不用外求,操持由己,就是我们的充实的生活。生活充实,才会表白出、发抒出真实的、深厚的情思来。若讲生活充实的含义,应是明白得多,阅历得广,有发见的能力,有推断的方法,情性丰厚,兴趣饶富,内外合一,即知即行,等等。到这地步,再会说虚妄不诚的话么?我们欢喜读司马迁的文,认他是大文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修业、游历以及伟大的志操。我们欢喜咏杜甫的诗,称他是大诗家,而他所以致此,全由于热烈的同情与高尚的人格。假若要找反面的例,要找一个生活空虚的真的文家,我们只好说无能了。生活的充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这并非如一个瓶罐,有一定的容量,乃是可以无限地扩大,而不嫌其过大过充实的。若说要待充实到极度之后才得作文,则这个时期将永远在可望不可即之中,终于不会来到。而写作的欲望却是时时会萌生的,难道悉数遏抑下去么?其实不然。我们既然有了这生活,就当求它的充实,(这是伦理上的话,这里单举断案,不复论证。)但是在求充实的时候,也正就是生活着,并不分一个先,一个后,一个是预备,一个是实施。从这一点,可以推知只要是向着求充实的路的,同时也就不妨作文。作文原是生活的一部分呵。我们的生活充实到某程度,自然要说某种的话,也自然能说某种的话。譬如孩子,他熟识了人的眨眼,这回又看见星的妙美的闪耀,便高兴地喊道,“星在天上向我眨眼呢!”这于他实在很有意思,他运用他的观察力、想象力,使生活向着充实的路,这时候自然要倾吐这么一句话,而倾吐出来的又恰好表达了他的想象与欢喜。大文家写出他每一篇名作,也无非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只需自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如其是的,那就可以绝无顾虑,待写作的欲望兴起时,便大胆地、自信地写作。因为欲望的兴起这么自然,原料的来源这么真切,更不用有什么顾虑了。我们最当自戒的,就是生活沦没在虚空之中,内心与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或者染着不正当的习惯,却要强不知以为知,不能说、不该说而偏偏要说。这譬如一个干涸的源头,哪里会倾注真实的水出来?假若不知避开,唯有陷入模仿、虚伪、浮夸、玩戏的弊病里罢了。要使生活向着求充实的路,有两个致力的目标,就是训练思想与培养情感。从实际讲,这二者也是互相联涉,分割不开的。现在为论列的便利,姑且分了开来。看它们的性质,本应是一本叫作《做人论》里的节目。但是,因为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们也正是作文的源头,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究一下。杜威一派的见解,以为“思想的起点是实际上的困难,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结果,疑难解决了,实际上的活动照常进行;有了这一番思想作用,经验更丰富一些,以后应付疑难境地的本领就更增长一些。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3]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这样的思想,当然会使生活的充实性无限地扩大开来。至于它的进行顺序是这样:“(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4]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在这个顺序里,第三步的“假设”是最重要的,假如没有它,就得不到什么新东西。而第四、第五步则是给它加上评判和证验,使它真能成为生活里的新东西。所以训练思想的含义,“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5]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至此,我们就得归根到“多所经验”上边去。所谓经验,不只是零零碎碎地承受种种见闻接触的外物,乃是要把它们认得清楚明划,看出它们的关系,使成为我们所有的东西。不论愚者和智者,一样要生活着,所以各有各的自得的经验。但各人的经验有深浅广狭的不同。所谓愚者,只有很浅很狭的一部分,仅足维持他们的勉强的生活;除此以外,他们就没有什么了。这个原因当然在少所接触;而接触的多少,不在乎外物的来不来,乃在乎主观的有意与无意;无意应接外物,接触也就少了。所以我们要经验丰富,应该有意地应接外物,常常持一种观察的态度。这样,将见环绕于四围的外物非常之多,都足以供我们认识、思索,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运用着观察力,明白它们外面的状况以及内面的情形,我们的经验就无限地扩大开来。譬如对于一个人,如其不加观察,摩肩相值,瞬即东西,彼此就不相关涉了。如其一加观察,至少这个人的面貌、姿态在我们的意念中留下一个印象。若进一步与他结识,更可以认识他的性情,品格。这些绝不是无益的事,足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人的种种经验,于我们持躬、论人,都有用处。所以随时随地留意观察,乃是扩充经验的不二法门。由多所观察,方能达到多所经验。经验愈丰富,则思想进行时假设的来源愈广,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愈强,造出方法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也愈有把握。现在回转过去论到作文。假如我们作文,是从这样的源流而来的,换一句说,就是从多所观察、多所经验,更由经验以运思想作用而来的,便能表达事物的真际,宣示切实的意思,而且所表达、所宣示的,也就是所信从、所实行的,所以内外同致,知行合一。这不是做到了写出诚实的话不是么?其次,我们论培养情感。遇悲喜而生情,触佳景而兴感,本来是人人所同的。这差不多是莫能自解的,当情感兴起的时候,浑然地只有这个感,没有工夫再去剖析或说明。待这时候已过,方才能回转去想。于是觉得先前的时候悲哀极了,或者喜悦极了,或者欣赏了美的东西了。情感与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它能引起种种机会,使我们留意观察,设法试证,以获得经验;它又在前面诱导着,使我们勇往直进,全心倾注,去享用经验。所以它给我们的极大的恩惠,它使我们这世界成个各部互相关联而且固结不解的组织;它使我们深入生活的核心,不再去计较那些为什么而生活的闲空问题;它是黏力,也是热力。我们所以要希求充实的生活,而充实的生活的所以可贵,浅明地说,也就只为我们有情感。但是,情感也各人有强弱周遍的不同。很有些人,对于某一小部分的事物则倾致他们的情感,其外便不然。更有些人,对于什么都淡漠,不从这方面倾致,也不从那方面倾致,只是消极地不生情感。到这地步,便觉得什么东西总辨不出滋味,一切都是无边的空虚,世界是各不相关联的一堆死物,生活是无可奈何的消遣。所以致此的原因,在于与生活的核心向来不曾接近过,永久是离开得远远;而所以离开,又在于不多观察,少具经验,缺乏切实的思想能力,(因此,我们在前面说思想情感是“互相联涉,分割不开的”,原来是这么如环无端,迭为因果的呵。)于此可见我们如不要陷入这一路,就得从经验、思想上着手。有了真切的经验、思想,没有不引起真切的情感;成功则喜悦,失败则痛惜,不特限于一己,对于他人也会兴起深厚的同情。而这喜悦之情的享受与痛惜之后的感兴,都足以使生活愈益充实。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果能好好培养,自会抽芽,舒叶,开出茂美的花,结得丰实的果。生活永远涵濡于情感之中,就觉这生活永远是充实的。现在也回转去论到作文。假如我们的情感是在那里培养着的,则凡有所写,都属真情实感;不是要表现于人前,便是吐其所不得不吐。这不是做到了写出诚实的话么?我们要记着,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作成什么文字。所以论到根本,除了不间断地向着求充实的路走去,更没有可靠的预备方法。既然在这条路上,再加上写作的法度、技术等等,才完成作文这件事。必须寻到源头,方有清甘的水喝。四 组 织我们平时有这么一种经验:有时觉得神思忽来,情意满腔,自以为这是值得且欢喜写的材料了。于是匆匆落笔,希望享受成功的喜悦。孰知成篇以后,却觉这篇文字并不就是我所要写的材料,先前的材料要胜过这成篇的文字百倍呢。因此爽然自失,感到失败的苦闷。刘勰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6]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他真能说出这种经验以及它的来由。从他的话来看,可知所以致此,一在材料不尽结实,一在表达未得其道。而前者更重于后者;表达不得当,还可以重行修改,材料空浮,那就根本上不成立了。所以我们虽然说,如其生活在向着求充实的路上,“那就可以绝无顾虑,待写作的欲望兴起时,便大胆地、自信地写作”,但不得不细心地、周妥地下一番组织的功夫。既经组织,如其这材料确是空浮的,便立刻会觉察出来,因而自愿把写作的欲望打消了。如其并非空浮,只是不很结实,那就可以靠着组织的功能,补充它的缺陷。若问把什么来补充呢?这唯有回到源头去,仍旧从生活里边找,仍旧从思想、情感上着手。或者有人说,文字既然源于生活,则写出的时候,只需顺着思想、情感之自然就是了,又说组织,岂非多事?这既已在前面解答了,材料空浮与否、结实与否,不经组织,将无从知晓,这是一层。更有一层,就是思想、情感之自然未必即与文字的组织相同。我们内蓄情思,往往于一刹那间感其全体。而文字必须一字一句连续而下,仿佛一条线索,直到写作终篇,才会显示出全体。又,蓄于中的情思,往往有累复、凌乱等等情形。而形诸文字,必须不多不少、有条有理才行。因此,当写作之初,不得不把材料具体化,使成为可以独立而且可以照样拿出来的一件完美的东西。而组织的功夫就是要达到这种企图。这样,才能使写出来的正就是所要写的;不致被翻空的意思所引诱,徒劳地写出不满意的征实的文字。所以组织是开始写作的第一步功夫。经了这一步,我们的材料方是本质上可以写下来,不仅是笼统地觉得可以写下来。换一句说,经过组织的材料就譬如建筑的图样,依着兴筑,没有不成恰如图样所示的屋宇的。若问组织到怎样才算完成呢?我们可以设一个譬喻,要把我们的材料组成一个圆球,才算到了完成的地步。圆球这东西最是美满,浑凝调和,周遍一致,恰是一篇独立的、有生命的文字的象征。圆球有一个中心,各部分都向中心环拱着。而各部分又必密合无间,不容更动,方得成为圆球。我们一篇文字的各部分,也应环拱于中心,(这是指所要写出的总旨,如对于一件事情的论断,蕴蓄于中而非吐不可的情感之类,)为着中心而存在。而且各部分的定位列次,应是最适当的样式,以期成为一篇圆满的文字。至此,我们可以知道组织的着手方法了。为要使各部分环拱于中心,就得致力于剪裁。为要使各部分密合妥适,就得致力于排次。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逐步审查,而以是否与总旨一致为标准,这时候自然知所去取。于是检定一致的、必要的,去掉不一致的、不切用的,或者还补充上遗漏的、不容少的,这就是剪裁的功夫。经过了剪裁的材料,方是可以确信的需用的材料。然后把材料排次起来,而以是否合于论理上的顺序为尺度。这时候自然有所觉知。于是让某部居开端,某部居末梢,某部与某部互相衔接;而某部与某部之间如其有复叠或罅隙,也会发见出来,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去修补。到这地步,材料的具体化已经完成了;它不特是成熟于内面的,而且是可以照样宣示于外面的了。一篇文字的所以独立,不得与别篇合并,也不得剖分为数篇,只因它有一个总旨,它是一件圆满的东西。据此以推,则篇中的每一段虽是全篇的一部分,也必定自有它的总旨与圆满的结构,所以不能合并,不能剖分,而为独立的一段。要希望一段果真达到这样子,当然也得下一番组织的功夫,就一段内加以剪裁与排次。逐段经过组织,逐段充分健全,于是有充分健全的整篇了。若再缩小范围,每节的对于一段,每句的对于一节,也无非是这样情形。唯恐不能尽量表示所要写出的总旨,所以逐部留意组织。及到每句的组织就绪,作文的事情也就完毕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由既具材料到写作成篇,只是一串组织的功夫。我们要实行这种办法,最好先把材料的各部分写列出来,加以剪裁,更为排次,制定一个全篇的纲要。然后依着写作,同时再注意于小节与每句的组织。这样才是有计划、有把握的作文;别的且不讲,至少可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弊病。或以为大作家写作,可无须组织,纯任机缘,便成妙文。其实不然。大作家技术纯熟,能在意念中组织,甚且能不自觉地组织着,所谓“腹稿”,所谓“宿构”,便是证据;而绝非不须组织。作文的必须组织,正同做事的必须筹划一样。五 文体与写作上的区分写作文字,因所写的材料与所以要写作的标的不同,就有体制的问题。关于文字的体制,自来有许多分类的方法。现存的最古的总集要推萧统的《文选》,这部书的所分的杂乱而琐碎,当然不足为据。近代完善的总集要数姚鼐[7]的《古文辞类纂》,其中分文字为十三类。我们就从这十[8]三类看,则觉他或以文字写列的地位来立类,或以作者与[9][10]读者的关系来立类,或又以文字的特别形式来立类,标准纷杂,脱不出《文选》的范围,也不能使我们满意。分类的事情有三端必须注意的:一要包举;二要对等;三要正确。包举是要所分各类能够包含该事物的全部分,没有丝毫遗漏;对等是要所分各类性质上彼此平等,决不能以此涵彼;正确是要所分各类有互排性,决不能彼此含混。其次须知道要把文字分类,当从作者方面着想,就是看作者所写的材料与所以要写作的标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究作文,尤其应当如此。我们知道论辨文是说出作者的见解,而序跋文也无非说出作者对于某书的见解,则二者不必判分了。又知道颂赞文是倾致作者的情感,而哀祭文也无非倾致作者对于死者的情感,则二者可以混合了。我们要找到几个本质上的单位,才可确切地定下文字的类别。要实现上面这企图,可分文字为叙述、议论、抒情三类。这三类所写的材料不同,所以要写作的标的不同,既可包举一切的文字,又复彼此平等,不相含混,所以可认为本体上的单位。叙述文的材料是客观的事物,(虽也有出自虚构,如陶潜的《桃花源记》之类,但篇中人、物、事实所处的地位,实与实有的客观的无异,)而写作的标的在乎传述。议论文的材料是作者的见解,而写作的标的在乎表示。抒情文的材料是作者的情感,而写作的标的在乎发抒。至此,我们应知要指定某文属某类,须从它的总旨上看。若从一篇的各部分看,则又往往见得一篇中兼具数类的性质。在叙述文里,常有记录人家的言谈的,有时这部[11]分就是议论。在议论文里,常有列举事实做例证的,这[12]等部分就是叙述。在抒情文里,因情感不可无所附丽,常要借着述说或推断以达情,这就含有叙述或议论的分子[13]了。像这样参伍错综的情形是常例,一篇纯粹是叙述、议论或抒情的却很少。但只要看全篇的总旨,它的属类立刻可以确定。虽然所记录的人家的言谈是议论,而作者只欲传述这番议论,所以是叙述文。虽然列举许多事实是叙述,而作者却欲借此表示他的见解,所以是议论文。虽然述说事物、推断义理是叙述与议论,而作者却欲因以发抒他的情感,所以是抒情文。文字既分为上述的三类,从写作方面讲,当然分为叙述、议论、抒情三事。这些留在以后的几篇里去讨究,在这里先论这三事相互间的关系。第一,叙述是议论的基本,议论是从叙述进一步的功夫。因为议论的全部的历程就是思想的历程,必须有根据,才能产生假设,并且证明假设;所根据的又须是客观的真实,方属可靠。而叙述的任务,就在说出客观的真实。所以议论某项事物,先须有叙述所根据的材料的能力;换一句说,就是对于所根据的材料认识得正确清楚;即使不必把全部写入篇中,而意念中总须能够全部叙述。不然,对于所根据的材料尚且弄不明白,怎能议论呢?不能而勉强要议,所得的见解不是沙滩上的建筑么?写作文字,本乎内面的欲求,有些时候,叙述了一些事物就满足了,固不必再发什么议论。但要知道议论的当儿,却必须有充分的叙述能力做基本;叙述与议论,原来有这样的关系。第二,叙述、议论二事与抒情,性质上有所不同。我们叙述或议论一事,意在说出这是这样子或者这应当是这样子。而看着这类文字的,就知道这是这样子或者这应当是这样子。一方面说出,一方面知道,都站在自己的静定的立足点上。这样的性质偏于理知;把颜色来比喻,便是青的。至于抒情,固然也是说出这是这样子或者这应当是这样子,但里面有作者心理上的感受与变动做灵魂。而看着这类文字的,便不自主地,心理上起一种共鸣作用,也有与作者同样的感受与变动。一方面兴感,一方面被感,都足使自己与所谓这是这样子或者这应当是这样子融合为一,不复分开。这样的性质偏于情感;把颜色来比喻,便是红或绿的。若问抒情何以必须借径于叙述、议论,而不径直发抒呢?这从心理之自然着想,就可以解答了。我们绝没有虚悬无着的情感;事物凑合,境心相应,同时就觉有深浓的情感凝集拢来。所以抒情只需把事物凑合、境心相应的情况说出来;这虽然一样是叙述、议论的事,但已渗入了作者的情感,故而抒情化了。若说径直发抒,这样就是径直发抒。否则只有去采用那些情感的名词,如哀愁、欢乐之类。但就是写上一大串,又怎样发抒出什么呢?[14]六 叙 述供给叙述的材料是客观的事物,上章既已说过了。所谓客观的事物包含得很广,凡物件的外形与内容,地方的形势与风景,个人的状貌与性情,事件的原委与因果,总之离开作者而依然存在的,都可以纳入。在这些里面,可以分为外显的与内涵的两部:如外形、形势、状貌等,都是显然可见的;而内容的品德、风景的佳胜、性情的情状、原委因果的关系等,都是潜藏于内面的,并不能一望而知。要叙述客观的事物,必须先认识它们,了知它们。这唯去做观察的功夫。观察的目标在得其真际,就是要观察所得的恰与事物的本身一样。所以当排除一切主观的成见与偏蔽,平心静气地与事物接触。对于事物的外显的部分,固然视而可见,察而可知,并不要多大的能耐。而对于内涵的部分,也要认识得清楚,了知得明白,就不很容易了。必须审查周遍,致力精密,方得如愿以偿。其中尤以观察个人的性情与事件的原委、因果为最难,现在略论于后。所谓个人的性情,其实就是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处;即非大不相同,也应是微异处。粗略地观察,好像人类性情是共通的,尤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人们是这样。但再进一步,将见人与人只有相类似而绝非共通。因为类似,定有不同之点。不论是大不同或者微异,就成各人特有的个性。非常人如此,平常人也如此。所以要观察个人的性情,宜从他与别人不同的个性着手。找到了他的个性,然后对于他的思想言动,都能举约御繁,得有相当的了解了。如其是简单的事件,一切经过又都在我们目前的,这与外显的材料不甚相差,尚不难观察。现在所说的是这事件经过悠久的时间,中间包含许多的人,他们分做或合做了许多的动作;这样就成为一组的事,只因互相牵涉,所以不可分割。要从这里边观察,寻出正确的原委、因果,岂非难事?但是我们知道,凡有事件,必占着空间与时间。而且凡同一时间所发生的事件,空间必不相同;同一空间所发生的事件,时间必不相同。能够整理空间时间的关系,原委、因果自然会显露出来了。所以要观察复杂的事件,宜从空间时间的关系入手。我们既做了观察的功夫,客观的事物就为我们所认识、了知了,如实地写录下来,便是叙述。也有一类叙述的文字是出于作者的想象的,这似乎与叙述必先观察的话不相应了。其实不然。想象不过把许多次数、许多方面观察所得的融和为一,团成一件新的事物罢了。假若不以观察所得的为依据,也就无从起想象作用。所以虚构的叙述,也是非先之以观察不可。我们平时所观察的事物是很繁多的,到要叙述出来的时候,不可不规定一个范围,至若尚待临时去观察的,尤须划出范围,致力方能精审。划范围的标准就是所以要写作的总旨:要记下这件东西的全部,便以这件东西的全部为范围;要传述这人所做的某事,便以某事为范围;这是极自然的事。然而也是极重要的事。范围规定之后,才能下组织的功夫,剪裁与排次才有把握。凡是不在这范围以内的,就是我们所不必叙述的,若偶有杂入,便可以除去。而在范围以内的,就是我们所必须叙述的,若尚有遗漏,便再行补充。至于怎样排次才使这范围以内的事物完满叙出,也可因以决定。假如不先规定范围,于是材料杂乱,漫无中心,绝不成一篇完整的文字。犯这样弊病的并不是没有,其故在忘记了所以要写作的总旨。只需记着总旨,没有不能把材料规定范围的。假若我们规定,以某事物的全部为范围,而从事叙述;则可用系统的分类方法。把主从轻重先弄明白;再将主要的部分逐一分门立类,使统率其余的材料。这样叙[15]述,有条有理,细大不遗,就满足了我们的初愿了。大概使我们起全部叙述的意念的材料,它的性质往往是静定的,没有什么变化;它的范围又出于本然,只待我们认定,不待我们界划。静定而不变化,则观察可以纤屑无遗;范围自成整个,则观察可以不起混淆。既如此,应用系统的分类叙述,自然能够胜任愉快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虽然也规定以某事物的全部为范围,而不能逐一遍举;则可把它分类,每类提出要领,以概其余。只要分类极正确,所提出的要领决然可以概括其[16]余的材料。这样,并不遍举,而叙述了全部了。更有些时候,我们并不要把事物的全部精密地叙述出来,只需有一个大略,(但要确实是全部的大略;)则可用鸟瞰的眼光,把各部分的位置以及相互的关系弄得清楚,然后叙述。只要瞻瞩得普遍,提挈得得当,自能得一个全[17]部的影子。至于性质多变化、范围很广漠的材料,如也要把它的全部分纤屑不遗或者提纲挈领地叙述下来,就有点不可能了。然而事实上也绝不会起这种意念;如欲叙述一个人,绝不想把他每天每刻的思想言动叙下来;叙述一件事,绝不想把它时时刻刻的微细经过叙下来;很自然地,只要划出一部分来做叙述的范围,也就满足了。范围既已划定,就认这部分是中心,必须使它十分圆满。至若其余的部分,或者带叙着以见关系,或竟以不需要而不叙。这是侧[18]重的方法。大部分的叙述文都是由这个方法写成的。这正如画家的一幅画,只能就材料丰富、顷刻迁变的大自然中,因自己的欢喜与选择,描出其中一部分的某一时令间的印象。虽说“只能”,但是在画家也满足了。以上所述,叙述的范围始终只是一个。所以作者的观点也只需一个;或站在旁侧,或升上高处,或精密地观察局部,或粗略地观察全体,不须移动,只把从这观点所见的叙述出来就是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想叙述一事物的几方面或几时期,那就不能只划定一个范围,须得依着方面或时期划定几个范围。于是我们的观点就跟着移动,必须站在某一个适宜的观点上,才能叙述出某一范围的材料而无遗憾。这犹如要画长江沿途的景物,非移舟前进不可;又如看活动电影,非跟着戏剧的进行,一幕一幕看下去不可。像这样的,可称为复杂的叙述文,分析开来,就是几篇。但是终于不把它们分开,则因彼此之间有承接、影响[19]的关系,而环拱于一个中心之故。关于叙述的排次,最常用的是依着自然的次序;如分类观察,自会列出第一类第二类来,集注观察,自会觉着第一层第二层来,就依着这些层次叙述,当然把作者所认识、了知的事物保留下来了。但也有为注重起见,并不依着自然的次序的。这就是把最重要的一类或一层排次在先,本应在先的却留在后面补叙。如此,往往增加文字的力量,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但既已颠乱了自然的次[20]序,非把前后关系接榫处明白且有力地叙出不可,否则便成为求工反拙的工作了。七 议 论议论的总旨,在于表示作者的见解。所谓见解,包括对于事物的主张或评论,以及驳斥别人的主张或评论而申述自己的而言。凡欲达到这些标的,必须自己有一个判断,或说“这是这样的”,或说“这不是那样的”。既有一个判断,它就充任为中心,种种的企图才得有所着力。所以如其没有判断,也就无所谓见解,也就没有议论这回事了。议论一件事物只能有一个判断。这里所谓一个,是指浑凝美满、像我们前此取为譬喻的圆球而言。在一回议论里,固然不妨有好几个判断,但它们总是彼此一致、互相密接的;团结起来,就成为一个圆球似的总判断。因此,它们都是总判断的一部分,各个为着总判断而存在。如其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判断,一定有些部分与这个总判断不相关涉,或竟互相矛盾;彼此团结不成一个圆球,所以须另外分立。但是,我们试想,不相关涉的何必要它;互相矛盾的又何能要它?势必完全割弃,方可免枝蔓、含糊[21]的弊病。于是我们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判断了。议论的路径就是思想的路径。因为议论之先,定有实际上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疑难的境地。而判断就是既已证定的假设。这样,岂不是在同一路径上么?不过思想的结果应用于独自的生活时,所以得到这结果的依据与路径不一定用得到。议论的判断,不论以口或以笔表示于外面时,那就不是这样了。一说到表示,就含有对人的意思,而且目的在使人相信。假若光是给人一个判断,人便将说,“判断不会突如其来的,你这个何所依据呢?怎样得来的呢?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而必须这样呢?”这就与相信差得远了。所以发议论的人于表示判断之外,更当自担一种责务:先把这些地方交代明白,不待人发生疑问。换一句说,就是要说出所以得到这判断的依据与路径来。譬如判断是目的地,这一种工作就是说明所走的道路。人家依着道路走,末了果真到了目的地,便见得这确是自然必至的事,疑问无从发生,当然唯有相信了。议论里所用的依据,当然和前面所说思想的依据一样,须要是真切的经验,所以无非由观察而得的了知与推断所得的假设。论其性质,或者是事实,或者是事理。非把事实的内部外部剖析得清楚、认识得明白,事理的因果含蕴推阐得正确、审核得得当,就算不得真切的经验,不配做议论的依据。所以我们曾在前边说过,“叙述是议论的基本”,这就是议论须先有观察功夫的意思。在这里又可以知道议论的依据有时就是别个议论(或是不发表出来的思想)的结果,所以随时须好好地议论(或者思想)。所用的依据既是真切了,又必须使他人也信为真切,才可以供议论的应用。世间的事物,人己共喻的固然很多,用来做依据,自不必多所称论。但也有这事实是他人所不曾观察、没有了知的,这事理是他人所不及注意、未经信从的,假若用作依据,不加称论,就不是指示道路、叫人依着走的办法了。这必得叙述明白,使这事实也为他人所了知;论证如式,使这事理也为他人所信从。这样,所用的依据经过他人的承认,彼此就譬如在一条路上了。[22]依着走去,自然到了目的地。至于得到判断的路径,其实只是参伍错综使用归纳演绎两个方法而已。什么是归纳的方法?就是审查许多的事实、事理、比较、分析,求得它们的共通之点。于是综合成为通则,这通则就可以包含且解释这些事实或事理。什么是演绎的方法?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事理,推及其他的事实、事理。因此所想得的往往是所已知的属类,先已含在所已知之中。关于这些的讨论,有论理学在那里担任。现在单说明议论时得到判断的路径,怎样是参伍错综使用这两个方法。假如所用的一个依据是人己共喻的,判断早已含在里边,则只需走一条最简单的路径,应用演绎法就[23]行了。但是,当依据的是多数的事实、事理时,得到判断的路径就不这么简单了。要从这些里边定出假设,预备作为判断,就得用归纳的方法。要用事例来证明,使这假[24]设成为确实的判断,就得用演绎的方法。又有时,多数的依据尚须从更多数的事实、事理里归纳出来。于是须应用两重的归纳,再跟上演绎的方法,方才算走完了应走的[25]路径。这不是颇极参伍错综之致么?在这里有一事应得说及,就是议论不很适用譬喻来做依据。通常的意思,似乎依据与譬喻可以相通的。其实不然,它们的性质绝不相同,须得划分清楚。依据是从本质上供给我们以意思的,我们有了这意思,应用着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便得到判断。只需这依据确是真实的,向他人表示时,他人自会感觉循此路径、达此目的地是自然必至的事,没有什么怀疑。至若譬喻,不过与判断的某一部分的情状略相类似而已,彼此的本质上是绝对没有关涉的;明白一点说,就是我们无论应用归纳法或演绎法,决不能从譬喻里得到判断。所以议论时用譬喻来引起判断,即使这判断极真确,极有用,严格地讲,只能称它为偶合的武断,而算不得判断;因为它没有依据,所用的依据是假[26]的。这何如老老实实光把武断说了出来呢?但何能使人家信从呢?又何能自知必真确、必有用呢?我们要知譬喻本是一种修辞的方法(后边要讨究到),用作议论的依据,是不配的。现在归结前边的意思,就是依据、推论的路径与判断三者是议论的精魂。这三者明白切实,有可征验,才是确当的议论。把这三者都表示于人,次第井然,才是能够使人相信的议论。但是更有一些事情,应得在这些部分以前先给人家:第一,要提示所以要有这番议论的缘由,说出实际上的疑难与解决的需要。这才使人家觉得这是值得讨究的问题,很高兴地要听我们下个怎样的判断。第二,要划定议论的范围,说关于某部分是议论所及到的;同时也可以撇开以外一切的部分,说那些是不在议论的范围以内的。这才使人家认定了议论的趋向,很公平地听我们对于这趋向所下的判断。第三,要把预想中应有的敌论列举出来,随即加以评驳,以示这些都不足以摇动现在这判断的。这才使人家对于我们的判断固定地相信着(在辩论中,这就成为主要的一部分,否则绝不会针锋相对)。固然,每一回议论都先说这几事是不必的,但适当的需要的时候,就得完全述说;而先说其中的一事来做发端,几乎是议论文的通例。这本来也是环拱于中心——判断——的部分,所以我们常要用到它,来使我们的文字成为浑圆的球体。末了,我们还要把议论的态度讨究一下。原来说话、作文都以求诚为归,而议论又专务发见事实、事理的真际,则议论的目标只在求诚,自是当然的事。但是我们如为成见所缚,意气所拘,就会变改了议论的态度;虽自以为还准对着求诚,实则已经移易了方向了。我们要完全没有成见是很难的;经验的缺乏,熏染的影响,时代与地域的关系,都足使我们具有一种成见。至于意气,也难消除净尽;事物当前,利害所关,不能不生其好恶之心,这好恶之心譬如有色的眼镜,从此看事物,就不同本来的颜色。我们固然要自己修养,使成见与意气离开我们,不致做议论的障碍;一方面更当抱定一种议论的态度,逢到议论总是这样,庶几有切实的把握,可以离开成见与意气。凡议论夹着成见、意气而得不到切当的判断的,大半由于没有真个认清议论的范围;如论汉字的存废问题,不以使用上的便利与否为范围,而说汉字是中国立国的精华,废汉字就等于废中国,这就是起先没有认清范围,致使成见、意气乘隙而至。所以议论的最当保持的态度,就是认清范围,就事论事,不牵涉到枝节上去。认清范围并不是艰难的功课,一加省察,立刻觉知;如省察文字本是一种工具,便会觉知讨论它的存废,自当以使用上的便利与否为范围。觉知之后,成见、意气更何从搀入呢?又议论是希望人家信从的,人家愿意信从真实确当的判断,尤愿意信从这判断是恳切诚挚地表达出来的,所以议论宜取积极的诚恳的态度。其实这与前面所说是一贯的,既能就事论事,就决然积极而诚恳,至少不会有轻薄、骄傲、怒骂等等态度。至于轻薄、骄傲、怒骂等等态度不适于议论,正同不适于平常的生活一样,在这里也不必详加说明了。八 抒 情抒情就是发抒作者的情感。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心有所感,总要把它发抒出来;小孩子的啼哭,可以说是“原始的”了。小孩子并没有想到把他的不快告诉母亲,只是才一感到,就啼哭起来了。我们作抒情的文字,有时候很像小孩子这样;自然倾吐胸中的情感,不一定要想告诉人家。这所谓“不得其平则鸣”。平是指情感的波澜绝不兴起的时候。只要略微不平,略微兴起一点波澜,就自然会鸣了。从前有许多的好诗,署着“无名氏”而被保留下来的,它们的作者何尝一定要告诉人家呢?也只因“情动于中,不能自已”,所以歌咏了出来罢了。但是,有时我们又别有一种希望,很想把所感的深浓郁抑的情感告诉于人,取得人家的同情或安慰。原来人类是群性的,我有欢喜的情感,如得人家的同情,似乎这欢喜的量更见扩大开来;我有悲哀的情感,如得人家的同情,似乎这悲哀不是徒然的孤独的了;这些都足以引起一种快适之感。至于求得安慰,那是怀着深哀至痛的人所切望的。无论如何哀痛,如有一个人,只要一个人,能够了解这种哀痛,而且说,“世界虽然不睬你,但是有我在呢;我了解你这哀痛,你也足以自慰了”。这时候,就如见着一线的光明,感着一缕的暖气,而哀痛却转淡了。有许多的抒情文字,就为着希望取得人家的同情或安慰而写作的。我们在前面说过,抒情无非是叙述、议论,但里面有作者心理上的感受与变动做灵魂。换一句说,就是于客观的叙述、议论上边,加上一重主观的情感的色彩,使它们成为一种抒情的工具。其色彩的属于何种,则由情感而定;情感譬如彩光的灯,而叙述、议论是被照的一切。既是被照,虽然质料没有变更,而外貌或许要有所改易。如同一的材料,当叙述它时,应该精密地、完整地写的,而用作抒情的工具,只需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已足够了;又如同一的材料,当议论它时,应该列陈依据、指示论法的,[27]而用作抒情的工具,只需有一个判断已足够了。这等情形,在抒情文字里是常有的。怎样去选择取舍,实在很难说明;只要情感有所蕴蓄,自会有适宜的措置,正如彩光的灯照耀时,自会很适宜地显出改易了外貌的被照的一切一样。所以抒情的工作,实在是把境界、事物、思想、推断等等,凡是用得到的、足以表出这一种情感的,一一抽出来,融合混合,依着情感的波澜的起伏,组成一件新的东西。可见这是一种创造。但从又一方面讲,工具必取之于客观,组织又合于人类心情之自然,可见这不尽是创造,也含着摹写的意味。王国维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字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28]家亦写实家也。”他虽然不是讲抒情的情形,但如其把“自然”一词作广义讲,兼包人的心情在内,则这几句话正好比喻抒情的情形。从读者方面说,因为抒情文字含着摹写的意味,性质是普遍的,所以能够明白了解;又因它是以作者的情感为灵魂而创造出来的,所以会觉着感动。所谓感动,与听着叙述而了知、听着议论而相信有所不同,乃是不待审度、思想,而恍若身受,竟忘其为作者的情感的意思。这由于人间的情感本是相类似的,这人以为喜乐或哀苦的,那人也以为喜乐或哀苦;理在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又加上一番融凝烹炼的功夫,很纯粹地拿出来,自然会使人忘却人己之分,同自己感到的一样地感受得深切。这个感动,可以说是抒情文的特性。我们从事抒情,将以什么为适当的限度呢?这不比叙述,有客观的事物可据,又不比议论,有自然的论法可准。各人的情感有广狭、深浅、方向的不同,千差万殊,难定程限,唯有反求诸己,以自己的满足为限度;抒写到某地步,自己觉得所有的情感倾吐出来了,这就是最适当的限度。而要想给人家读的,尤当刚合恰好地写到这限度而止。如或不及,便是晦昧、不完全,人家将不能感受其整个;如或太过,便是累赘、不显明,人家也不会感受得深切。至于抒情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如一样是哀感,痛哭流涕、摧伤无极地写出来也可以,微歔默叹、别有凄心地写出来也可以,一样是愉快,欢呼狂叫,手舞足蹈地写出来也可以,别有会心、淡淡着笔地写出来也可以;所以一种是强烈的,紧张的,一种是清淡的,弛缓的。紧张的抒写往往直抒所感,不复节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毫不隐匿,也不改易。这只要内蕴的情感真而且深,自会写成很好的文字。它对于人家具有一种近乎压迫似的力量,使[29]人家不得不感动。弛缓的抒写则不然,往往涵蕴的情感很多很深,而从事于敛抑凝集,不给它全部拿出来,只写出似乎平常的一部分。其实呢,这一部分正就摄取了全情感的精魂。这样的东西,对读者的力量是暗示的而不是压迫的。读者读着,受着暗示,同时能动地动起情感来,于是感到作者所有的一切了。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留下若干[30]部分、使人家自己去想的抒写方法。刘勰论胜篇、秀句,“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31]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我们可以借这话来说明抒情文怎么才得好。所谓“思合而自逢”,乃是中有至情,必欲宣发,这时候自会觉得应当怎样去抒写;或是一泻无余地写出来,或是敛抑凝集地写出来,都由所感的本身而定;并不是一种后加的做作功夫。这样,才成为胜篇、秀句。至于“晦塞为深”“雕削取巧”,则是自己的情感不深厚,或竟是没有什么情感,而要想借助于做作功夫。但是既无精魂,又怎么能得佳胜呢?又怎么能得感动人家呢?于此可知唯情感深厚,抒情文才得好;如其不从根本上求,却去做雕斫藻饰的功夫,只是徒劳而已。取浑然的情感,表现于文字,要使恰相密合,人家能览此而感彼,差不多全是修辞的效力。这归入第十篇中讨究。九 描 写描写一事,于叙述、抒情最有关系,这二者大部是描写的功夫;即在议论,关于论调的风格、趣味等等,也是描写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一篇里讨究描写。描写的目的是要把作者所知所感密合地活跃地保存于文字中。同时对于读者就发生一种功效,就是读者得以真切了知作者所知,如实感受作者所感,没有误会、晦昧等等缺憾。我们对于一切事物,自山水之具象以至人心之微妙,时相接触,从此有所觉知,有所感动,都因为有一个印象进入我们的心。既然如此,则要密合而且活跃地描写出来,唯有扼住这一个印象来描写。这只有一种最适当的说法,正如照相器摄取景物,凹凸镜的焦点只有一个最适当的一样;除了这一种说法,旁的就多少要差一点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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