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红
出版社：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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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视角下的红旗渠研究试读：
前言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水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工天河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丰碑。60年代，正是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林州市（原林县）人民为了改变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恶劣环境，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宁愿流血，不愿流泪，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气概，毅然奔赴太行山，苦干十年，硬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成了红旗渠。一渠清凌凌的水，通过盘山绕岭，纵横交织的灌溉网络，滋润了54万亩干涸的土地，更滋润了林州人民焦渴的心灵，人民梦想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红旗渠修建始于1960年2月，竣工于1969年7月。对于红旗渠工程的建设，林州市（原林县）人民奋战了10年时间，艰难险阻，困难重重，付出了很大代价，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红旗渠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曲曲弯弯地盘绕在太行山腰。它是由1条总干渠、3条干渠、595条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库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共长1500公里，工程雄伟壮丽。整个林县除西部石板岩乡和南部淇河以南地区外，基本上处在红旗渠灌溉区域之内。它的成功修建，改善了林县绝大部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红旗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大自然决战胜利的产物，为全国水利和山区建设树立了榜样，让世界为之震惊。
笔者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懵懂地知道一些事情起，就耳闻目睹了一些关于红旗渠的宣传、英雄画片，亲身感受到了红旗渠在河南大地的影响，由此对红旗渠产生了许多原始的感性认识。太行山今日的烂若云锦淹没了昔日的开山炮火，留给人们的是无穷无尽的回味与思索。2005年9月，笔者来到山东大学，师从吕伟俊教授做博士后科研报告，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红旗渠的历史又多了许多理性思考。
红旗渠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题材，因为它开凿于“大跃进”时期，竣工于“文化大革命”中，免不了被涂上那个年代浓厚的政治色彩而红极一时。随着对“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否定，红旗渠也因开凿于那个年代以及涂抹在它身上的特定时期的政治色彩而黯然失色。出于对社会动乱深恶痛绝和彻底否定，人们矫枉过正地把红旗渠的光荣也一起封存起来，把红旗渠作为黑渠，长时间内对它的评价忌讳很深。因此，红旗渠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几起波澜，成为一个敏感的题材。这种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不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那么，这次我们就是想甩开红旗渠的这些外在因素，真正发掘出红旗渠本身的故事。因为红旗渠不是政治口号堆出来的，也不是基层干部吹出来、等出来的，而是林县千百万劳动者一锤一钎砸出来的，它是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要弘扬的正是这种劳动创造的精神，是朴实勤劳的农民为了改变祖祖辈辈缺水面貌而爆发出来的改天换地、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他们无比智慧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既无大型设备、又无充足资金，生活又十分困难，号称十万大军上太行山，十年修渠不止，林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这个奇迹。就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也堪称为人力、人智、人气的绝笔。不要说在当时那样的条件，就是科技和生产、生活较高水平的今天，也是相当因难的。
今天，距离红旗渠的建造已有40多年了。这一恢弘的工程，是什么力量促使其平地而起的呢？
红旗渠精神为什么至今还得到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大力弘扬呢？对我们现今时代有什么指导意义？
笔者在产生这些疑问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感慨。认为有必要对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的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
红旗渠的兴建是林县人民生存能量的一次集中释放，红旗渠工程是林县人民征服自然的一大杰作，有利于振奋人心，有利于动员和号召全县甚至全国人民，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以当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工程之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给我们的事业注入强大的动力，从而保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顺利实施。红旗渠不仅仅是物质的实现，更是意志的胜利，这种意志就是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中所形成的红旗渠精神。
在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中，很有必要把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英雄壮举和红旗渠精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以便如实地载入史册，让红旗渠精神这一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
以上是笔者的一点体会，可视为本书的选题理由。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上说，红旗渠的修建距今已经40多年，对于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之背景、进程及结果做一全面客观的评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条件对它加以理性审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红旗渠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历史研究还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在历史舞台上演出那一幕幕活剧的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草根阶层。达官显贵的活动自然有人记载，作为处于草根阶层的芸芸众生，同样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却往往容易被忽略。为了真实再现历史全貌，挖掘草根民众在政治舞台上的展演就显得尤为必要。
红旗渠的修建以轰动全国之势蓬勃兴起，参加过修建的当事人很多已经作古，幸存者也都处于耄耋之年，他们是研究这场运动的“活化石”、“活标本”，如果现在不对这些“活化石”、“活标本”及时抢救，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从口述史学的角度来说，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深入研究红旗渠的历史，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搞好红旗渠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从中探索出新中国建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助于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研究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不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第二节 研究现状和评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于红旗渠的报道就开始了，一些地方报刊和中央报刊如《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对此都有所涉及。但严格说来，那时候还谈不上学术研究，不过是对红旗渠的建设历史进行大致的宣传和介绍而已。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红旗渠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红旗渠的宣传和介绍上，还出现了一些顺应当时政治需要的著作。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有：水利电力部政治部宣传处编的《林县红旗渠》（水利电力出版社1973年6月版）、林风编的《红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河南人民出版社编的《红旗渠之歌》（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版）、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红旗渠》编写组编的《红旗渠》（商务印书馆1976年2月版）、林风编著的《红旗渠畔凯歌新》（农业出版社1976年4月版）和《红旗渠颂——林县红旗渠报告文学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版）。同时，还有从技术层面上宣传和介绍红旗渠工程的著作，即河南省林县革命委员会编著的《红旗渠工程技术》（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版）。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相关著作都带有典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例如《林县红旗渠》认为：“林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是我国水利建设战线的一面红旗。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不移，奋勇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战，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修建了一条‘人造天河’——红旗渠。”《红旗渠》在叙述红旗渠工程开工场面时说：“一九六〇年二月，林县人民在县委的带领下，迎着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浩浩荡荡开进太行山。”“粉碎了形形色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在该书中，尽管热情地赞颂了林县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但同时也歌颂了“林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顶妖风、战恶浪的反潮流精神。”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编的《红旗渠》也明确指出：“纵观红旗渠建设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1960年红旗渠动工时，正是我国在经济上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紧密配合帝、修、反，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竭力叫喊：‘工业要退够’、‘农业要退够’，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的《红旗渠之歌》，全部内容以诗歌的形式讴歌了红旗渠的修建情况和创业者们英雄事迹，但同时仍然带有那个时期强烈的政治烙印：“白旗不准插，红旗砍不倒，有咱贫下中农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保。”林风编著的《红旗渠畔凯歌新》更是以显著的标题提出“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并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林风编著的《红旗渠颂——林县红旗渠报告文学集》，以报告文学的体裁讲述了修建红旗渠的基本情况，同样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修红旗渠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阶级敌人出来造谣破坏是少不了的，只要我们挺起腰杆，不怕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这一时期，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不多，并且和著作一样，带有那个时期特有的政治色彩。例如《林县红旗不容诬蔑——痛斥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和林彪反党集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2期）就是如此。
总之，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宣传介绍红旗渠的情况为主，并根据不同阶段政治形势的需要，对红旗渠的宣传带有不同色彩，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氛。尽管可以从中了解一些基本史实，但是缺乏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短时期内，由于思想还不够解放，浓厚的“左”的政治气氛仍然笼罩着中华大地。这一时期有关红旗渠的著作并不多，并且还带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个人崇拜十分严重，林风编著的《红旗渠的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书的前言明确指出：“红旗渠的建成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伟大胜利。”认为是书，“是阐述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的斗争中，如何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伟大战斗，以及林县人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如何学哲学、学了哲学更好地进行路线斗争、建成红旗渠的书”。该书还认为，“华主席号召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此书告诉人们：“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精神武器。红旗渠的建成，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已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史学界也拨乱反正。这一时期，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就真实地反映了红旗渠的一些历史史料，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有关红旗渠的著作比较多，从指导思想和内容上来看，已经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增加了很多具体史实。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9月版）是属于地方志性质的史书，资料比较翔实丰富，是继新编《林县志》、《林虑山》等史志书籍出版之后，林州市方志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是林州市第一部有关水利建设的专志。《红旗渠志》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入志史实做到了真实反映，对入志数据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和澄清工作”。因此，该史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郭世杰编著的《红旗渠人物故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和程增泉主编的《红旗渠故事——“人工天河”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则主要介绍和歌颂了修建红旗渠的创业者们，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关心和教育下一代，使青少年不忘过去的艰苦岁月，具有较强的教育作用，唯史学价值不算很大。王怀让等著的《中国有条红旗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尽管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文学性太强，可以说算是文学著作。王其善等编著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是红旗渠被评为教育示范基地后，红旗渠纪念馆编撰的一本小册子，是为了“培养爱国之情，激发报国之志”，同样是一本宣传性的读物。
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红旗渠的重视，这一时期，宣传和介绍红旗渠的文章相对较多。比较典型的有张同德的《情系任羊成》（《中国贫困地区》1999年第3期）、赵生吉的《周总理与红旗渠》（《党史文汇》1998年第5期）、春燕的《回首红旗渠》（《当代电视》1998年第5期）、杨增和的《周恩来关心林县地方病防治、红旗渠建设和干部成长》（《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杨贵的《红旗渠建设回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和《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党史博览》1995年第4期）。同时，也出现了赞扬红旗渠及其红旗渠精神的文章，例如刘见明的《人工天河自然奇观——壮哉林州》（《市场研究》1995年第11期）、周德章的《“艰苦”二字不能丢——林县精神浅析》（《决策探索》1994年第9期）、安祖员的《用红旗渠精神造就跨世纪领导人才》（《领导科学》1994年第9期）、胡方玉的《赞“红旗渠”精神》（《求是》1994年第7期）、晓谷的《赞林县精神》（《民主与科学》1994年第2期），以及郭林吉的《不倒的“红旗渠”精神》（《党员之友》1994年第9期）等。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介绍和宣传了红旗渠及其精神。
由于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在有关红旗渠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志、史书，同时研究红旗渠的论文也走向客观公正，为红旗渠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21世纪的这几年，专业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红旗渠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李露亮、裴少峰等著的《中国红旗渠资源背景与制度安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红旗渠的建设加以研究，该书从资源类型、制度、系统运行与均衡与失衡、政府管理模式等方面对红旗渠的建设进行探讨，为研究红旗渠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郝建生、杨增和等著的《杨贵与红旗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版）详细记述了杨贵的一生，包括他主持修建红旗渠的历史；刘法修著的《红旗渠传》（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也是以传记的形式叙述了红旗渠，并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王全书著的《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和张庆义、宋凤仙主编的《弘扬红旗渠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版），分别论述了红旗渠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时代价值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作用，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这一时期，相关论文也不少，但是主要还是宣传和回忆性的文章，例如王勇的《红旗渠：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0期）、杨贵的《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红旗渠开凿记》（《中国监察》2006年第12期）、刘银全的《红旗渠背后的故事》（《山西老年》2006年第1期）、闲云的《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山西老年》2005年第5期）和《穆青与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纯情厚谊》（《党史文汇》2005年第4期）、石红刚的《红旗渠总设计师杨贵的传奇人生》（《文史月刊》2005年第2期）、陆幸生的《当年主持修渠决策的老县委书记杨贵透露红旗渠的“超级机密”》（《文史博览》2004年第12期）、杨庆生的《杨贵记忆中的毛泽东》（《文史春秋》2004年第4期）、杨静琦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林县——杨贵回忆录数则》（《中州今古》2002年第2期）、苏再卿的《杨贵：求实执政树丰碑》（《当代广西》2005年第6期）、胡杨的《红旗渠特大功臣沉浮录》（《河南省情与统计》2000年第10期）、斯君的《荣辱如烟政声任人评——访修建红旗渠的主要决策者、组织指挥者杨贵同志》（《领导科学》2000年第2期）。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修建红旗渠的一些具体情况，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除了这些宣传和回忆性的文章之外，这一时期出现的研究性文章也有一些，例如余嘉强的《论党的先进性与红旗渠精神》（《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卢芃羽的《历史并未走远——论〈红旗渠〉的历史精神》（《东方艺术》2005年第16期）、靳绥东的《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学习论坛》2005年第6期）和《红旗渠精神在执政建设中的实践价值》（《人民论坛》2004年第11期）、王全书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论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和《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求是》2003年第20期）、韩庆祥的《红旗渠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文明与宣传》2003年第9期）以及李日旭的《红旗渠的精神财富》（《海河水利》2002年第1期）等。这些研究性的文章，研究了红旗渠精神，同时仍然有一些政治宣传的意味。
总而言之，就整体而言，不管是从宏观上或者是从微观上来看，对红旗渠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更少。因此，有必要从更深、更广的角度客观地对红旗渠加以历史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
红旗渠的建设历时10年，影响深远，将红旗渠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套科学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长时空地进行探讨、梳理。本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的分析方法。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研究红旗渠历史的过程中，笔者遵循前辈学人的这一指导原则，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红旗渠的建设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以求对红旗渠作出客观的历史结论。
所谓历史的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是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从历史的联系与历史的线索出发去研究与描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严格遵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中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运动的客观过程、本质规律。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历史的时间顺序，在整理、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发现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在此基础上，做出历史的判断，论定问题之是非。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最常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本书遵循了历史的分析方法，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理清了红旗渠修建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并进而对升华出的红旗渠精神做出总体的历史评价。（二）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坚持综合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一个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笔者在研究红旗渠的历史中，坚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搜集、梳理、归纳和总结。
现阶段，多学科互相渗透是当代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把研究的触角伸入史学所探讨的领域，史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
一般来说，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民风世俗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红旗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当时社会大环境孕育出的产物，它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所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尽量克服以往学术界立足于单学科进行研究的缺陷，从多重角度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力求在本课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寻找典型案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研究透彻、结论公允。（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所谓宏观研究方法与微观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观察、分析历史现象的不同角度，不同范围而言。宏观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从比较广的角度、比较宽的范围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微观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从比较小的角度、比较窄的范围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宏观研究着重历史的整体分析，是对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进行多角度、宽范围论述的研究方法，长于探索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微观研究通过考察个体历史事件、个别历史人物，强调对个案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将学术视线下移，能从微观处考察一个事件的具体细节，深入到被研究对象内部去考察活的历史和生活，并通过这些活的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如何与宏观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分野，主要在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把握的角度视野之不同，两者各有所长，各得其所。
对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现象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探讨，又可以从微观和具体情况把握。毛泽东曾说过：“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费孝通也认为：“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就红旗渠的历史研究而言，离不开上述两种方法。一方面，红旗渠的修建是在当时中国的宏观大背景下开始和运作的，应将它放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中分析、考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示这场工程的真谛和底蕴。另一方面，红旗渠的修建也包括微观的历史层面，如各个具体小工程的建筑、具体每个民工的心态和行为等等，需要笔者深入实地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否则研究将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境。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宏观的历史扫描，又注重个案研究的微观透视，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将二者结合起来。（四）采用“民众史观”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回顾传统史学，实际上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往往还是“英雄史观”。然而，“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它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国家的政治运行产生了密切联系。“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论政要名人，还是平头百姓，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发言权。尽管由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不同，卷入历史的程度不同，发言权会有大小之分，但都有平等的言说权利。他们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都具有历史著作的性质，在社会不同层面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多层面的变化，提供了社会史、口述史和精神史的丰富资源。”对历史事件的宏观阐释往往会忽略各异的民众心态，只有在微观的个案研究中，才可能有展示他们的舞台。
近年来，很多学者呼吁：“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历史，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角，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疾苦、业绩和贡献、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不仅要注重民众史的研究，更重要地是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历史。”和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比，民众史学更注重口述史学的研究。传统史学之所以忽视对普通民众的研究，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民众的资料不足，而口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口述史学恢复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从而对历史的认识更全面。“民众史观”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和理论，现今很多历史论著中只讲大人物的活动，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的利益、愿望、要求、思想、看法及活动很少提及。因此，有必要提出民众史观。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让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中得到充分体现。民众既然是任何社会的主体，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领导者，在执政时就不能不注重民意。从古今中外的全部历史来看，谁顺应了民意，谁就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谁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此，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不应该只看统治者、领导者，即大人物的动机，也要考察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民意。在这一史学思想指导下，笔者在搜集材料与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关注中央政策和上层人物的同时，非常注意基层民众对修建红旗渠所持的态度和看法，把平民百姓请入神圣的历史殿堂。（五）口述史学与文本史学相结合。
口述史学是指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在19世纪以前，口述史料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来源。德国兰克学派兴起后，将档案资料看作是最可信的记录，口述史料才逐渐遭到冷落。20世纪初期，兰克学派的治史主张开始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批评，口述史料重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口述史资料与传统史学所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其他史料所不能替代的。通过对历史亲历者的访谈，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历史信息和盘托出，我们据此才得以了解一部真实的历史。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翦伯赞说得更尖刻：“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翦伯赞之言虽然过于偏激，但却道出了口述史学的重要性。
红旗渠的修建历史距今只不过40多年，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大都健在，这些人中，既有运动的组织者、参加者，也有大量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口述史料”是极其丰富而又极具历史价值的，是研究红旗渠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采访了一些运动的亲历者，采用了一部分口述史料。
研究历史，只有掌握翔实的材料，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为此，除了需要艰苦的田野调查、极力抢救“活化石”、注重口述史料外，还需要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以掌握切实可信的数据和史料，并对材料进行科学细致的定量分析，以此来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因为笔者是以河南省红旗渠为个案来研究的，所以笔者除了到城里田间采访当年的组织者、参加者，以获取第一手史料外，还大量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并加以鉴别分析，综合利用，以图实现将口述史学与文本史学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往的研究大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要么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就是这样，具有较强的“左”倾观点；要么适应形势的发展，成为政治宣传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就是如此。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红旗渠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研究，尽管近年来有些研究成果比较客观真实，但是又在全面性方面有所欠缺，并和现实联系较少。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能够尽量弥补上述不足之处，去掉蒙在红旗渠身上的政治色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更深层次加以探讨，并和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沿着红旗渠的历史主线，分阶段、分问题，对红旗渠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长时段、全面的研究。（二）和现今的民族精神紧密联系起来。
民族精神具有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艰苦创业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形成的红旗渠精神，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项宝贵精神财富。在本项研究中，笔者能够将红旗渠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论证了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林县人民的创业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三）笔者能够将红旗渠精神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论述了弘扬红旗渠精神是时代的需要。弘扬红旗渠精神，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精神的需要；有利于党风建设；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是确保建设任务实现的需要；有利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坚持求真务实。（四）如何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神？笔者提出以下见解：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丰富红旗渠精神的新内涵；学习林州人民的创业精神，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坚持不懈地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弘扬林州人民的创业精神，把优秀的民族精神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现代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学习林州人民的创业精神，要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笔者认为，通过对上述几个问题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一些问题，有助于拓宽对红旗渠及其精神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同时，以史为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笔者做这项研究的目的就达到了。
第一章 林县的地理、气候和社会状况
第一节 林县的地理气候概况
追溯红旗渠的修建历史，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林县与林州市的历史、自然面貌、地理和县情等情况。
林县地处河南、河北、山西3省的交界地带，河南省的西北部，黄河北部，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在安阳市西北约60公里、新乡市北约90公里处。县的西部与山西省平顺、壶关两县毗邻，北面与河北省涉县隔浊漳河相望，东部与安阳县、鹤壁市、淇县接壤，南面与辉县、汲县搭界。西依太行山，东临华北大平原。在地理坐标上，林县处于东经113°37′至114°04′，北纬35°41′至36°22′之间。林县是河南省24个山区县之一，县域面积2046平方公里。
林县的历史非常悠久，源远流长。夏朝时属于冀州（河北省），周朝时属于卫，秦朝时归邯郸郡，西汉开始设置县，因西面有隆虑山，以山取名，所以称为隆虑县。东汉延平元年（106），因避殇帝刘隆的名讳，改名为林虑县。北魏永安元年（528），置林虑郡，辖林虑县、临淇县、共县（辉县）、魏德县（汤阴县宜沟一带）。东魏天平元年（534），林虑郡辖林虑县、共县、朝歌（淇县）、临淇县，境域较前缩小。隋开皇三年（583）废郡，分置淇阳县。隋开皇十六年（596）置岩州，辖林虑县、淇阳县、临淇县。隋大业元年（605）废州，淇阳县、临淇县并入林虑县。宋天禧年间（1017～1021），林虑县北齐镇划归安阳县。金贞祐三年（1215）升为林州。金兴定三年（1219），由安阳县分置辅岩县，属林州。元至元六年（1269年），辅岩县并入安阳县。明、清时境域与今略同。明洪武三年（1370）改州为县，更名为林县，属彰德府。民国时期废除府，改属河北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于太行区革命根据地第五专区。1949年8月，属平原省安阳专区。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安阳专区属河南省，林县也随安阳专区划归为河南省。1958年4月划归新乡专区。1962年又划归安阳专区。1983年10月划归为安阳市管辖。199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林县，改设县级市——林州市，该名称沿用至今。因本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来源于1994年前的资料，故研究中仍称林县。
河南省林县处在太行山支脉林虑山中，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60％。全境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山岭海拔1500米，为太行山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的延伸，由于地壳变动作用，表现为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土壤侵蚀严重；岩石裸露，植被生长困难，低矮灌木生长于山岩间；东南部丘陵海拔300～400米，地势较西北部相对平缓；土壤侵蚀程度较轻，植被生长条件较好；介于山岭和丘陵之间的区域当地人称为“川”，川地平坦，土壤为第四系冲积物，土质肥沃，是林县的主要耕作区域。从地势上可以将这一区域划分成山岭、丘陵和平原3个部分；大致上讲，山岭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5％，丘陵约占25％，平原约占40％。
太行山支脉林虑山贯穿林县全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山峦层叠，沟谷纵横，是林县地形的突出特征。全县有山头7600多个，沟谷7800余条。境内最高海拔为1632米。整个林县南北长70多公里，东西宽度大约30公里，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其中山峦、丘陵占86％，为1760平方公里。总的来看，林县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县境内有中山（海拔1000～2000米）、低山（500～1000米）、丘陵（500米）和盆地等四种地貌类型。西部是太行中山，呈北东——南西向延伸，属太行山山脉；南、北为低山，东部为丘陵，在山地、丘陵之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盆地。因此，林县基本上是一个山区——丘陵县。
巍峨中山著名的太行山自东北向西南绵亘于林县西部，是河南省与山西省的自然界线，占全县总面积的22.8％。境内长约60公里。一般高度在海拔1000～1500米，群峰矗立，当地把突出的山头叫做垴，如四方垴、马鞍垴等。其中以四方垴为最高，海拔1663米，并且有高出盆地1000米以上的绝壁悬崖。从盆地仰望太行山，山势巍峨、山形陡峻。但是山地顶部却比较平坦，连绵不断的平缓岗峦，与山西高原相接。
组成山地的岩石，大部分为石英岩和石灰岩，岩层大致上呈水平状，稍微向西倾斜。山地的上部主要是石灰岩，岩层总厚度大约为190～300米，岩性坚硬较脆，常构成高峻的绝壁。在石灰岩层之间常夹有薄层的页岩，岩性较软，易风化，常形成缓坡，一般坡度20～30度。这样，就构成了梯级状的绝壁，每级高50～200米，当地群众称为“辿”（同崭），从下到上有所谓的头道辿，二道辿等；最高处的陡崖称为“眉”，如有名的四眉崭就是太行中山的一个断壁，300多米高，约1～2公里长，崖头前伸，崖跟里缩，群众也称它为“弯腰崖”。山地的中部是石英岩，岩层总厚度为200～500米。岩性坚硬，不易风化。红旗渠总干渠的渠墙，大部分就是用石英岩的石块砌成。石英岩常构成陡峻的峭壁，一般坡度70～80度，悬崖峭壁到处可见。
山地的下部主要是片麻岩，它是古老的岩石，经过多次地壳运动，岩石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多呈弱风化状态。在桃园渡槽以西、太行隧道、青年洞和南谷洞等处都可以见到片麻岩。
太行中山有许多断层和破裂，经过长期的流水侵蚀，形成许多沟谷。露水河自南向北流，纵切太行山地，把梯级状崭壁节节切断，形成陡峻的V形峡谷，如桃园谷、黄华谷、天桥断等。有的山岭被流水侵蚀形成山口，成为人们来往的通道。在这千山万壑的山区，往往直线相距不到一里的地方，彼此来往就得翻山越沟，走上半天至一天。而红旗渠的总干渠就开凿在这到处都是崇山、峡谷的太行山腰，充分显示了林县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徐缓低山林县的南部和北部是徐缓的低山。南部低山，一般高度在海拔500～800米，高出1000米的山峰有东刁头、南老爷顶和罗圈北岭（1043米）；北部低山的海拔高度，较南部低山稍有逊色，突出的山峰多在1000米以下。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4.2％。
低山区的山势比较平缓，山间沟谷密布，多呈南北向。构成低山的岩石，以石灰岩为主。这种岩石遇水容易发生溶蚀作用，形成岩溶地形，所以地表水多沿裂隙溶洞漏失，这是造成低山地区缺水原因之一。
浑圆丘陵林县东部是波状起伏的浑圆状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29％，海拔多在350～500米，个别丘顶高出500米以上。丘陵之间多是平缓的宽谷或盆地。丘陵大多是由石灰岩组成的。这里的土壤，多是夹有石砾的重黏土和黏土质的土壤，土层较薄，一般为13厘米左右，保水力虽强，但容易干裂。
丘陵地区因缺乏森林覆盖，加上石灰岩裂隙较多，地表水容易流失，地下水埋藏较深，并且水量不大，甚至有些地区基本上不含有水分，是林县的缺水区。但是，自从红旗渠通水后，丘陵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山、低山和丘陵中间，自北向南分布着几个盆地，共约286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4％。盆地中心地形较平坦，略有高低起伏。
串珠盆地在林县境内，自东向西分布着两列串珠盆地。东列自北向南由东岗、河顺、横水和东姚4个盆地组成，分布在低山、丘陵之间；西列位于林县中部，自北向南由任村、城关、原康和临淇4个盆地构成，分布在中山、低山和丘陵之间。盆地周围山岭连绵，盆地像串珠一般点缀在万山丛中，是山区的经济中心。这里土层较厚，土质疏松，结构良好，土壤肥沃。
城关盆地是最大的一个盆地，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它位居全县中部，西边是太行中山和山麓坡地，北面为低山，东、南丘陵环抱。盆地一般高度在海拔300米左右，西部稍高，东部略低。整个盆地为黄土所覆盖，底部常有砾石层分布，盆地内地势比较平坦，偶见石灰岩构成的缓丘。局部地区地势低洼。盆地中人口稠密，是主要的农业区。县城位于盆地东缘，恰处盆地纵长方向的中央。串珠盆地中的其他盆地面积较小，多为黄土覆盖，地势平坦，土层较厚，也是重要的农业地区。
山麓坡地位于太行中山与城关盆地之间，大致海拔在350～600米。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地势向东倾斜。主要由大小不等的卵石、砾石和沙、土组成，有些地方则胶结成层。
坡地中的砾石层是良好的含水层，由于流水的影响，大部分山麓坡地的含水层遭到破坏，坡地水源缺乏。红旗渠一干渠的渠道，大部分就是修建在这个山麓坡地的上部，从北向南蜿蜒伸展。支渠与干渠垂直，顺坡而下，伸到盆地。红旗渠通水后，才改变了山麓坡地的干旱缺水的面貌。
河水东流，时断时续，是林县境内河流的明显特征。流经林县较大的河流，自南而北有淇河、淅河、洹河、露水河、浊漳河5条。除露水河自南向北流外，其他河流均向东流。淇、淅、洹、露等河都拥有时断时续的季节性河段，唯独林县北部边境的浊漳河，源远流长，常年有水，水量较丰沛，是红旗渠的水源。
林县的河流，除洹河发源于本县西部太行山外，其余4条河流都发源于山西省境内，均属卫河水系。一般说来，河流的水文状况和地貌、气候有直接的关系。林县境内的河流多为上游河段，加上林县的降水季节分配不均，所以河水流量的季节变化比较明显，而且各河流量的差异也较大。另有还有一些山泉，亦大多是季节性的。
淇河、淅河、洹河、露水河4条河流的河水主要靠降水补给，由于林县的地形起伏较大，降水集中，所以每到汛期河水猛涨，河床迅速加宽。一遇旱季，河水流量大减，逐渐成为涓涓细流，甚至断流，有些河段的河水常常流经不远就“消失”在河床的砾石层中，直到基岩出露的河床地段，河水溢出，形成时断时续的季节性河段。
浊漳河系漳河支流，有3处发源地。一是山西省沁县漳源镇西北的千峰岭，称浊漳河西源；一是山西省长子县发鸠山，称浊漳河南源；一是山西省榆社县石拐村，称浊漳河北源。自西向东，中经“九峡十八断，九十九道弯”，到山西省平顺县下马塔村入林县境，沿林、涉两县交界边缘，在古城村东北与清漳河汇合后，横跨华北平原，到山东省后注入卫河。滔滔浊漳河水自西流来，横切太行山地，两岸石壁峭立，陡崖重叠，峡谷幽深曲折，自然景色气势磅礴，千变万化。
在林县境内，浊漳河长约30公里，流域面积大约有4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9.55％。浊漳河在林县1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2条，即露水河和浊河，属季节性河流。露水河河床浅且宽，两岸多山谷沟地，汛期山洪暴发，易发生灾害。
浊漳河上游流经海拔1000米以上的黄土覆盖的土石山区。汛期时，河水夹带大量泥沙下泄，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1003公斤，浊漳河就是由于河水混浊而得名。中游流经路安盆地，东下平顺县境进入狭窄地段，全是高山峡谷，石灰岩裸露，多溶洞，有地下水补给河水，水源比较充沛，除地表水补给外，还有泉水涌出，因此枯水期流量也较稳定。在红旗渠通水前，浊漳河年平均流量为33.31秒立方米，多年平均最小流量也有13.02秒立方米。
浊漳河从平顺县下马塔村至林县盘阳村一段，河谷深，河岸高，从未发生改道和泛滥现象。流至古城村附近，河谷变宽，河床变浅，极易发生水灾。
综上所述，林县的河流大多是“旱了河断流，雨大冲庄田，旱涝灾害年年有”。林县境内的淇、淅、洹、露4条河流均有时断时续的季节性河段，水源缺乏。唯独浊漳河河水居高临下，上游控制的降水面积广，沿途又有较大的山泉补给，水量比较丰沛，是常年有水的河流，为“引漳入林”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所处纬度偏北，与大多数黄河以北山区县一样，林县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温和而多旱，多风少雨，蒸发量比较大，易形成长时间的干旱天气；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暖湿气流经过该地区形成主要降雨季节，炎热、多偏南风、气温高、雨量集中、多暴雨、容易形成山洪，对土壤侵蚀严重；秋季季风减退，秋高气爽，常旱少雨；冬季由于受极地大陆性气团控制，冬季多偏北风，寒冷而漫长，降水量少，既干又冷。各个季节时间长短很不一致。冬季最长，约5个月；夏季约3个月；春、秋两季稍短，大约各占两个月。所以，林县的一年四季中有三个季节缺少形成降雨的条件，而且夏季雨量集中多暴雨，受气候和地形影响，表现为典型的山区干旱气候。
林县全年平均气温为12.7°C。7月份的平均气温为29°C，气温最高时可达40.5°C，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21.2°C。
林县全年降水量为728.2毫米，但各月分配极不均匀。一般来说，降雨量集中在七、八两个月，由于自南或东南吹来的海洋季风携带大量水汽，受西部太行山的阻挡，迫使气流上升，凝结降雨。而9月至来年6月降水较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43％以下。特别是在4月份左右，恰处冬季风转换夏季风的前后，水分长期缺乏补给，消耗殆尽，空气干燥已达顶点，所以春季干燥少雨，多旱。七、八两个月的降水量占60％～70％，其余10个月平均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30％～40％。林县的风向、风速深受地形的影响。全年以南风为最多，常常带来湿润的空气，不利于水汽的蒸发；西北风和西风虽常常带来寒冷干燥空气，能够加速水汽的蒸发，但一年中这两种风都较少。从风速来看，全年静风较多，蒸发量较少。
据1954～1983年历年逐月降水量统计资料分析，该地区降水分布极不均匀，七、八两月的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60％～70％，春、秋、冬三季近10个月的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40％～30％，1954～1983年的30年间，年降水量最高的年份为1982年的1081毫米，最低的年份为1965年的319.4毫米，年平均降水量720.8毫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年蒸发量不很大，但是年降水量严重不均。由于一个区域的水源主要是降雨、地表水和地下水，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分析，缺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降雨方面。由于地质条件造成的保水性差、渗漏严重，降雨很难形成稳定的水源。降水量集中，加上地形陡峭，沟谷纵横，地表又缺乏森林覆盖，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据水文记载推算，平均每年有39734万立方米的河水夹带大量泥沙，白白地流走了。这是林县地表水缺乏的原因之一。
二、地表水方面。在地形上，林县境内断层较多，导致林县境内的5条主要河流的流水漏失。最大的是林县断层，它位于城关盆地的西侧。除林县断层外，较大的还有河顺断层、教场断层、丁冶断层和卢家寨断层等等。由于林县境内大小断层交错出现，导致地表水大量漏失。
三、林县的地下水资源分布不均，多存在于山间盆地和河流两岸处，按地质构造分为岩溶水、裂隙水和孔隙水3种类型，孔隙水主要存在于山区盆地及第四季沉积层中，由降雨、地表水下渗补给，岩溶水和裂隙水埋藏较深，开采难度较大，有部分以泉水的形式排出转变为地表径流。林县境内石灰岩分布广泛，多裂隙、溶洞，为地表水的漏失提供了通路，同时又缺乏良好和稳定的隔水层，所以浅层地下水贫乏。页岩（当地称千层板）是林县境内的主要隔水层，在汇水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存在比较丰富的地下水，但是一般埋藏较深，开采利用比较困难。总体表现为地下水储存偏少，并且开采的难度很大。林县较大的泉水主要出露于县境西部、南部较老的地层中，中部地层中出露的泉水多为间歇性小泉。较大的几处有：万泉山泉、康王泉、双窑泉、万米泉、桃花洞泉、梨园坪泉。其次，还有数十处小型泉水，这些泉水虽然涌水量不大，但对于缺水的林县来说，还是很宝贵的。
林县干旱的气候，分布不均的降水，造成了这一地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林县山坡面积202.18万亩，占总面积的65.9％。根据史志记载，从明代中叶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山坡多被开垦，树木几经砍伐，致使植被减少，汛期一到，山洪暴发，冲沟倒岸，山坡有土之地皆被冲光，水土流失严重。据丰峪村的一个通石碑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暴雨成灾，洪水四溢，冲出无数道沟壑，冲毁山坡耕地，卷走很多树木，差点冲掉丰峪村。民国二年（1913）8月，降大雨，任村区被冲毁耕地3000多亩。民国二十一年（1932）8月，降暴雨，合涧区被冲地1万多亩。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至8月，连续降雨39天，东岗村被冲毁耕地1500亩，合涧区的西部山坡洪水横冲直撞，冲毁耕地2万多亩，淅河河床由原来100米扩大到500米。民国三十二年（1943），由于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加之蝗虫灾害，庵子沟村有21户、73口人出外逃荒，有9口人饿死。民国三十五年（1946），山洪暴发，有4个区60个村被冲毁山坡耕地3200亩，倒塌地岸1.4万米。1954年，秋涝，冲毁耕地941亩，淹地12.4万多亩。由于自然生态失去平衡，水土流失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据水文资料记载，建国前，平均每年流失泥沙39.7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面积1383平方公里，有5.93万亩山坡由肥变瘦，土壤变成沙砾土。造成植树没有土、草木难生长的景象。
林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长期以来形成了单一的农耕生产方式，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林县人民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一个农夫清早上山开荒，太阳快落山时共开了8块荒地，但怎么数也只有7块地，数了一遍又一遍，就是少1块地，无奈拿起地上的草帽准备下山回家，这才发现第八块地就在草帽下面。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山区土地的特征，土地一般分布在山坡、沟边，地块很小。
第二节 林县的社会状况
林县地区降雨集中、水资源十分匮乏，水旱灾害频繁，成为本地的主要灾害，一般年份年年有小旱，个别年份常年有大旱。一首民谣听起来让人心酸：“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从1436～1943年的507年中，林县较大的旱灾有20次，连续大旱2～3年的有7次，1640年、1769年、1835年和1877年都记载有“大旱人相食”的惨事。
由于旱涝灾害，新中国成立前，林县全县6.6万公顷农田99％的土地是望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干旱枯死，造成绝收或严重减产。遇到旱灾，别说灌溉农田，就连人畜吃水也难维持，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到几里或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吃。
据有关资料统计，“1963年，有375个大队，2348个生产队，305200人，30150头牲畜仍需远道吃水。其中，2.5公里远担水的181个大队，1140个生产队（含143328口人，12300头牲畜）；2.5～5公里担水的102个大队，650个生产队（含82540口人，8150头牲畜）；5～10公里担水的79个大队，455个生产队（含56622口人，7274头牲畜）；10公里以外担水的13个大队，103个生产队（含22710口人，2426头牲畜）。每年因远道担水误工达480万个，占农业总投工的30％”。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家住在山区，用水真作难，担水要翻山，吃水似油盐。”严重的旱灾威胁，使林县人民受尽缺水的苦，饱尝灾荒的难。遇到旱灾，林县人民不仅要逃粮荒，而且要逃水荒，流离失所。《旱魔喋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任村镇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到3.5公里外的黄崖泉挑水吃。民国九年（1920）冬天，该地大旱，泉水只有香火头那么粗。大年三十，桑林茂老汉起五更就爬上了黄崖泉。可是取水的人多，一直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王水娥摸黑出村迎接公公。由于天黑路陡，加上脚是三寸小金莲，王水娥接过担子没有走几步，就被石头绊倒了，把一担水倒得干干净净。王水娥又羞又愧，回到家里就悬梁自尽了。桑林茂的儿媳妇以死和水对话，以死报复了水对她的捉弄。大年初一，桑林茂老汉满腔悲愤，埋葬了新婚的儿媳妇，带着全家人逃荒去了山西省。
姚村镇寨底村有—块碑石，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林县遭大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碑文曰：“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夏，颇有麦，自夏以后至戊寅夏月，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光绪丁丑十月赈一次，戊寅四月一次，七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八合，小口四合，额外赈生员各一斗，蠲免粮银，惟戊寅上恤而已。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林县人的生存情景。“光绪三年人吃人，为保活命逃出门。村东不敢村西走，娘吃儿肉不心疼。柿叶甘土当饭用，剥光树皮刨草根。针穿黑豆沿街卖，孩子老婆换烧饼。路边死尸无人问，十家房子九室空。”
1957年，人们在姚村乡大寨村发现一块石刻碑文，也足以说明灾荒的严重与悲惨程度：“民国三十年，岁次辛巳。自夏以后，至癸未夏，约三年间，无麦无禾。众所食之，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生其存，益也鲜矣。有饿而死者，有病而死者，死于道路者，切割肉而食之。甚至已经掩埋，犹又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十分之中，死者六七。”
合顺区杜家山村有个寡妇，守着一个14岁的男孩过日子。家里没水吃，又没钱买水，就叫儿子去离村9里路的老人崖接泉水。那里山高沟深，人迹罕至，豺狼经常出没。她儿子早起走到老人崖，正遇上几只狼在饮水，一见有人便扑上来，把小孩吃掉了。这个寡妇在家，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到了傍晚让邻居帮忙去找，她在家又烧香又叩头，请老佛爷保佑她儿子平安回来。哪料，黄表燃了墙上贴的佛爷像，进而火苗上了楼棚房子。家里又没水救火，眼看着3间茅草房烧得净光，邻居们只好帮她搬到村边的一座石庵子里存身。晚上去找的人回来了，她一听儿子叫狼吃掉了，精神错乱变成了疯子。
横水乡小寨垴村，因为没水，男的娶不上媳妇，女的纷纷外嫁。因为十有九家没女人，其他村的人都称这个村是“光棍村”。有一年，一户姓马的从外地买来一个媳妇，全村家家户户都为他庆贺。过了3天，媳妇提出要洗洗脚，家里为此生了一场气。老公公说：“自古来，咱村人一生才洗3次脸，哪里有水洗脚。”大哥说：“咱上八里下八里去挑一担水，多淘神，吃还顾不上呢！”小姑说：“走乡入乡，走到彭城捏缸，来到这旱地方，就甭想恁滋润。”几句话说得新媳妇无地自容，新郎也觉得对不住媳妇，两个人紧抱着腰，双双跳下了百丈悬崖。邻村人编了段顺口溜说：“小寨垴地脉邪，不留女儿光养爷，百年买来个新媳妇，没水洗脚把命夺，欢喜变成哭泣声，光棍村还是光棍多。”
因为水源缺少，水贵如油，长期以来林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传统习惯，许多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多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时才洗手脸。洗脸也往往是全家伙用一个盆，舀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直到水成了糨糊状才肯让牲口喝掉。林县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干旱无水的折磨，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表达他们盼水的强烈愿望。有许多村庄本来是枯旱枯旱的山梁子，却要起个名字叫“井头村”、“河水镇”、“清泉坡”……生下的孩子取名叫“漳水”、“水来”、“水旺”。
水量的缺少，水质也随之下降，卫生条件差。东岗丁冶村地处林县北部干旱山区，有300多户人家，他们吃水很不卫生。人们吃水的水池里，羊粪、树叶遮盖了半个水面，池水被染成了墨绿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阵阵恶臭。不时有到池里打水的，把钩担上的水桶在水面上一摆，驱散周围的脏物，打满一桶水，这就是丁冶村群众的日常饮用水。由于缺少讲卫生的基本条件，当地人们长期不卫生的坏习惯很严重，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1944年每年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特别是食道癌、肠胃病、气管炎、软骨病、聋哑病、甲状腺肿大、疟疾、妇女月经病、白带病等极为普遍，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极大痛苦。高家台、石板岩、朝阳等山区村落60％的村民患有甲状腺病。例如，粗脖子病即甲状腺肿大疾病就很严重。有的村庄，人人患有甲状腺肿大疾病，一个比一个脖子粗，有些人不出村就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细脖子的人。有一天，一户人家的父子俩去外村串亲，路上遇到了一个正常人。父子俩看到这个人的细脖子，都大吃一惊。小孩问他爹：“爹爹，这个人脖子那么细，遇到刮大风，头不会刮掉吗？”他爹说：“小孩家管恁多事干啥，咱管咱们的头刮不掉就行。”可见，这些村的粗脖子病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县人长期生存在贫困的环境中，更进一步制约着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林县的工业几乎为零。因为缺水，生活艰辛，文化生活更是落后。1944年林县解放时，只有一所中学，11处小学，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临淇镇南山一带方圆10多公里仅有1处学校。泽下乡化峪村397户人家，仅有两人识字。山区的文化娱乐也很枯燥，长年累月看不上一场戏。农民生活非常苦闷单调。“住在山区真苦恼，啥好咱也看不到，一辈子难看一次戏，唯有不少听狼叫。”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钱有势之人趁水荒时大发横财，“大旱发大户，日增百顷田”。他们仗势霸占水井，压迫群众，引起反霸夺水斗争。清光绪三年（1877）大旱灾，土门村大户王道将村上的佃户找来，要大家在他家的地里打水井，打出水大家共吃。可是打成水井后，他镶上扁井口，加盖落锁，声言谁担水，谁出钱，一担水200文。这样，逼得穷人有苦难言。“在西油村、东岗、小店、原康、茶店、武家水等地接二连三地展开了反霸夺水的斗争。”由于水源奇缺，“山泉水，地主土豪强霸占，井口上，铁锁石盖紧封严！为吃水，翻一道岭来又一架山，多少村，人畜渴死扁担断！”20世纪40年代，在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漳河沿岸，民间艺人说唱鼓词《麻大妞大闹张寨村》小段的开篇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缺金缺银世间有，哪有缺水贵如油。太行支脉林虑山，方圆百里像火球。漳河怕火绕道走，黎民为水祖辈愁。可怜张寨石老汉，为喝滴水把命丢。祈雨儿子遭棍棒，连闯三趟气塞喉。儿媳大闹张寨村，打得恶霸直磕头。眼见人们拍手笑，个个都夸麻大妞。老天不让穷人过，全家逃荒山西走。”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十年九旱，水缺贵如油，粮食的产量低得可怜，平常年景小麦亩产不过35公斤，秋粮也不上100公斤。这样的收成，广大贫苦农民除交租还债外，没有多少剩余，终年过着“早上清汤，中午糟糠，晚上稀饭照月亮”和单改棉、棉改单、补丁摞着补丁穿的生活。“合涧乡柳河水村秦保山一件棉袄穿了16年。小寨村赵贵成全家6口人，只有1条破棉被，小孩能从被子破口处钻出来。”此类典型不胜枚举。
因为缺水和贫穷，逼得许多穷人忍痛离开故土，到外省异乡落户。“家住深山沟，辈辈没熬头。要过好时光，除非搬家走。”这样，除了白花花的取水山道，林县人还多了一条逃荒路。每逢旱灾，一代又一代的林县人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有的灾荒碑上铭刻下了告诫后人的箴言：“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久常。从前逃荒辈，后皆回故乡。若逢此凶岁，休念妻子情。早将人口卖，庶不命归阴。留此数俗语，提醒后世人。”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一个村庄，因为居民全是林县人逃荒过来的，故取名“林移村”。
水是山区血，路是山区脉。林县的交通运输也很落后。“建国初期，只有一条通往安阳的17.5公里长的马车路，运输全靠人担畜驮，买难卖难行路难。”交通闭塞、运输不畅也是林县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4年春，林县解放。那时，全县1771个自然村，52万人口，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中。全县90万亩耕地，仅有12400亩水浇地，好一些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正如当时的民谣所说：“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林县的真实写照。
自然资源条件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林县处于太行山区，房前是石头，房后是石头，左边是石头，右边也是石头，有的农户睡的也是石炕；人们走出房门，到村外仰脸看，近山是石头，远山是石头，沟沟洼洼梯田下埋着的还是石头。因此，人们生下来就跟石头打交道，走石头路，住石头房，喝石头洼里的水，种石头缝里的地，每天起、坐、走、停都离不开石头，石头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石头给人带来了生活的不便，地不平，路不顺往往是绕着石头转圈圈。石山、石岭、石沟、石崖，使交通闭塞，限制了林县与外界的交流，人们几乎同山外隔绝，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落后。封闭的环境、自然资源缺乏，没有林木开发，缺少矿产；水资源极其不均，粮食产量极低，农业靠天吃饭。农民只能依靠贫瘠的土地维持生活，长期以来形成了单一的农耕生产结构，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的山地。“新中国成立前，小麦亩产量仅30公斤左右，秋季作物每亩产量仅50公斤，据1962～1964年三年的统计全县粮食亩产量全年为196.4公斤，夏粮亩产量68.6公斤，秋粮为144.7公斤。”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林县人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因此，林县一向被称作是一个“山穷、水穷、地穷、人更穷”的地方，人民十分贫困，“清早糠，晌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夜来风雨半床被，噙着眼泪迎天亮。”
当然，林县山区也培养了人们的石头性格。林县人坚硬豪爽，最能吃苦，最有韧性，最能战斗。他们祖祖辈辈与石头斗，与贫困斗，与落后斗，斗出了精神，斗出了志气，斗出了名声，斗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石匠。这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出名的。
在这极其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林县人奋力拼搏，形成了特有的“水”意识，“水”对这一地区的农业和人们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水”几乎充斥着林县人民全部生活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太行山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培育和塑造出了他们那种不畏艰苦、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可贵品质。这也是他们忍饥挨饿、劈山斩岭引漳河水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
第二章 修建红旗渠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源远流长的水利建设
林县的水资源短缺，降雨时间又十分集中，旱涝灾害频繁，使灌溉成为首当其冲的大问题。水，维系着林县人的生命，人们惜水如命。为此，林县人民很早就开始兴修水利了。
早在战国时期，魏国西门豹治水，开出20条渠引浊漳河水灌溉邺地。这个故事妇孺皆知，邺地距林县不过200里。
公元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在潞安巡抚李汉卿的主持筹划下，林县大地上第一条渠——天平渠开工了。该渠历时3载，投工10万个，修成后一渠清流由西及东，自天平山龙洞起，经由桃源、胡家庄一直流到县城南关的阜民池。这条天平渠不仅润泽了沿途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而且一举解决了林县县城的吃水问题。天平渠长10多公里，宽0.33米，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不过是一条毛渠而已，但在当时，却造福了一方百姓。
公元1596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滋阳县（今河北省行唐县）举人谢思聪奉命来林县担任知县，他动员老百姓修筑一条9公里长、0.4米宽的水渠。从洪峪村到平安村，引洪峪泉水，解决了合涧一带40个村庄的人畜吃水问题。只要谁能帮助老百姓兴水造福，谁就会受到尊敬和爱戴。人民感恩戴德，世代不忘，为渠起名“谢公渠”，修建“谢公祠”，并将他的事迹载入历代纂修的《林县志》。
自元代修了天平渠，明代修了谢公渠后，林县人自发地向旱魔发出了顽强的挑战。于是，一处处小型引水工程便如秋野的山花，在林虑山的山坳里遍地绽放。明代有黄华渠、永惠渠、谢公渠，清代有桃园南渠、灌田渠、郭家园渠、武家泊渠、南陵阳渠、峪门口渠、古城渠、北陵阳渠、嘴上渠、河南园渠10多条引水灌溉渠。
抗日战争时期，林县是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领导全县人民一面抗日，一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修建了一些小型水利设施。1942～1943年，林县连续两年大旱，蝗虫泛滥成灾。同时，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林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异常困难。这一时期，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钧部正驻扎在合涧乡河西村。为了改变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在战争间隙，皮定钧司令员率领军民修建了一条引水渠名为“爱民渠”，长2公里，宽深各0.7米。“爱民渠”水源来自淅河，能浇地100多亩。1944年1月，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任村一带领导群众修建了一段引露水河水的小型渠道，被称为“抗日渠”。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渠未修成。1957年11月，任村区政府组织尖庄、任村、南丰、桑耳庄、清沙等10个村的群众照原线开挖，至次年4月竣工。共完成挖砌土石方13万立方米，投工15万个，投资5万多元。自尖庄村引露水河水，流经木秋泉、任村、西坡、南丰、桑耳庄、清沙、石岗、豹台等村，到盘山村止，长26.5公里，渠宽1.55米，深l米，过水量1立方米/秒，灌田7000亩，解决了1万多人的生活用水。1964年改由红旗渠补给水源。
根据史书记载，从元代李汉卿修建天平渠开始，林县人民修建的引水渠大多用于饮用水，只能灌溉800公顷农田。然而，这些靠引山泉水修成的渠有很大局限，天上有雨，水流淙淙，大旱袭来，存水无几。新中国成立前的林县，依然是一片偌大的火龙岗。旱魔还在掐紧林县人的脖子，缺乏水源仍然是制约林县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障碍。
总之，林县人民为发展水利，同大自然作了顽强的斗争。到1949年底，先后挖掘小型渠道15条，打水井3529眼，打旱井10600眼，挖旱池420个，利用水泉96个，灌溉面积1.55万亩。以上这些渠道的修建，都是在地方官员的主持和协调下进行的，正是地方政府在较大范围的组织与协调，这些水利工程才得以建成。尽管如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灌溉用水和人畜吃水的问题。这是因为林县70％的耕地分布在山区，主要是沿山坡分层的梯田，农田与水源间的绝对高度过大，以至于提水灌溉不仅在技术上实现的难度很大，在经济上也不划算，而且组织引水工程本身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土地分属不同户主，而且各户在一块梯田上的面积并不相同，这使人们对建造引水工程的收益预期不尽相同。由于获得水的约束因素太多，多少年来林县人一直处在水源奇缺的生存环境中。
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做了新社会的主人后，迫切要求在经济上再来个翻身。当时，仍然有“三座大山”压在林县人民身上，成为山区建设的主要障碍，这就是水、路、病。其中，水又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人没有水不能生存，有水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发展。因此，中共林县县委决定，改变林县面貌，3个问题一起抓，把水放在第一位，充分利用河流水，挖掘地下水，蓄住天上水，修渠、打井、建水库、水土保持多管齐下。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林县人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革，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是，由于水源严重紧缺，直接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展，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因此，县委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改变林县的贫困面貌，关键是抓水，只要有了水，其他问题就都好办了。1950～1959年的10年间，林县人民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起，才真正开始建设用于林县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县委动员全县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以打旱井、修渠道、挖池塘、引山泉为中心的兴修水利工作，在全县开展了以打井、建池、挖山泉为中心的兴修水利活动，开始了山区建设。
1951年，城关区政府领导群众扩建了始建于元代1268年的桃园渠（天平渠），改名为爱国渠。完成土石砌方6.4万立方米，投工7.5万个，除解决桃园、白杨凹、胡家庄、李庄等村群众及县城居民吃水外，可灌溉耕地5000余亩。中共合涧区委动员群众兴修了长6公里的建设渠，深、宽各0.7米，灌田两千亩。
1952年，林县县委书记王大海等人带领位于两个深山沟的桑耳庄和马家山村民苦干一冬一春，修了一条长3.5公里的瓦管渠，引山泉入村，分片安装6个自来水龙头，解决了380户村民的吃水困难。在林县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自来水，成为一大新闻。消息一传开，成为附近山村的一大奇迹，群众争相参观，也轰动了平原省（当时林县隶属于平原省）。在当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力量颇小的情况下能办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
1952年和1953年，林县县委又分别对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皮定钧领导修建的爱民渠和修建于1940年的新民渠（又名益民渠）进行重修扩建，扩大了浇地面积。1952年，姚村区委领导群众修了建民渠，以史家河村的史家河为渠源，到柳林村止，长8公里，宽、深各l米，可灌溉耕地1万亩。1952年，姚村区政府组织村民修建了建民渠，这条水渠从史家河至柳林村，长8公里，宽、深各1米，可灌溉耕地666.7公顷。
1951～1953年，合涧区政府动员村民修建了长6公里，宽、深各0.7米的引水渠，可灌溉耕地133.3公顷。同时，对抗战时期修建的爱民渠和益民渠进行扩建。
河顺区马家山村位于深山沟，人畜吃水全靠到村西山沟里取水，1953年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把西沟的泉水引进村，不但解决了200多户人家吃水远的问题，还能灌溉50多亩耕地。有了水后，这个村子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4年5月，杨贵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林县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生活有了改善，但缺水仍是一个严重威胁，建国前后虽然也注意抓水利建设，解决人畜吃水问题，但是由于多种因素所限，水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干旱时多数村庄仍然要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以外去担水吃，不仅占用大量劳力，而且大面积耕地得不到适时耕种。因为缺水，粮食生产种不保收，产量低，荒山秃岭无法绿化，农、林、牧、副、渔各业不能得到全面发展。他紧紧抓住桑耳庄、马家山引水进村解决人畜吃水的典型，组织全县区村干部参观学习，提出“桑耳庄、马家山能办到的，其他地方能不能办得到？”在干部群众中开展大讨论。他大讲搞好水利建设是从根本上改变林县贫穷落后面貌的关键，大讲建设山区，发展经济的美好前景，鼓励广大群众树立治山治水的信心和决心；探索从根本上改变林县贫穷面貌的路子，决心抓住“水”这个根本，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共同奋斗。
1955年，在任村区政府的组织下，附近村民修建了长达17.7公里的“天桥断渠”，共挖掘土石方8.1万立方米，开凿隧洞18个，使该区域的灌溉面积扩大到866.7公顷。
1955年冬至1956年9月，在林县县政府的组织下，在淇河上扩建了原有的淇河渠，这个灌溉渠系的总干渠长1.4公里，下分淇南和淇北两条分干渠，渠长44公里，共有9条支渠，全部长度为61.8公里。这是当时林县南部最大的一个引水工程。
在修渠的同时，政府还领导林县人民打旱井。林县大部分地区打井数百米深不见水，因而多挖地为窖，蓄雨水，名曰“旱井”。“1949年，有旱井1.06万眼，1950年开展村村户户打旱井运动，至1957年，早井发展到27120眼。1962年，县人民委员会向各农户颁发《井权证》，鼓励个人掘井。”旱井不仅可以提供人畜用水，还能解决春播水源不足的困难。
从1951年到1955年，林县的水利建设有一个共同点：党组织、地方政府组织牵头，并提供组织、信息、技术服务，个体农民参与；党组织、地方政府组织与个体农户通力合作；在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人们自筹资金、自带工具、自行设计、投工。这种组织方式富有成效，取得了一定成功。
1953年起，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合作化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到1955年底，林县全县共形成2500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春，又升级合并为34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108232户，占农户总数的99.87％。林县的农业集体化完成了。
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农业产权制度的重新安排，冲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由于合作化运动的成功，不仅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农业基础条件上的准备，而且也为农村开展较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人力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农民的组织程度大幅度提高，为有效组织几万人建造跨区域引水工程提供了制度上与组织上的保证。这样，在水利建设方面，依靠集体力量，以点代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小型到大型，全面制定规划，更加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的治山治水活动。广大群众战天斗地，改变面貌的劲头更足，改天换地的胆量和决心越来越大，而且在治山治水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一步了解大自然的脾气，为后来兴办“引漳入林”工程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技术基础。
1957年11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持，各省负责农业的书记或副省长参加，同时有10多位县委书记参加。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会上汇报了林县干旱缺水、地方病及治山治水建设开展的情况。11月10日，朱德副主席作了《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重要讲话，指出：“山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千万不要低估了山区的价值。”但是山区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特别指出山区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山区的建设发展起来了，山区的富源一定会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贡献给全国的建设事业，这正是我们建设山区的远大目标”。
要彻底改变林县山区贫困面貌，必须解决干旱缺水问题。有了水，粮食产量才能提高；有了水，才能腾出远道取水的劳力去搞其他建设；有了水，才能改变卫生条件，逐步消灭地方病，改变山区群众的精神状态。于是，县委决定要狠抓水利，一抓到底，抓出实效。
根据全国山区工作座谈会议精神，1957年12月13日至31日，中共林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隆重召开。县委第一书记杨贵作了《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五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报告，提出伟大战略目标。这份报告是林县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纲领性文件。县委响亮地提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战斗口号，明确水利建设的任务与要求，号召林县人民要同大自然做坚决的斗争，要让太行低头，让河水听用，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全体代表还一致通过了《林县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修改草案）》，这次大会是一次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誓师大会，县委提出的这一口号激励了一代人，是林县历史上一座里程碑。
1958年，高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人民公社形成，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的年代。在当时，公社既是大的生产体制，又是地方政府，具有行政管理与经济事务的双重功能。人民公社的组织性较个体农民强，容易动员，意识形态感召力与忠诚度也比较强。这样，使红旗渠设施的兴建更加容易。广大群众更加坚定了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决心，水利建设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小型建设到中型建设，日益发展。到1959年止，全县建成英雄渠、淇河渠、抗日渠、天桥渠和弓上水库、要子街水库、南谷洞水库、石门水库等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水浇地面积由建国初的1.2万亩增加到12万亩，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
这一时期，几个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情况如下：
英雄渠（原名淅河渠），引的是淅河水。淅河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在合涧乡嘴上村西入林县境内，是林县四大河流之一。千百年来，淅河被老百姓认为是条害河。沿岸山势凶险，夏季山洪暴发，水流湍急，常常淹没土地，冲走村庄。由于两岸山势陡峭，提水困难，当地农民不得不守着河水种旱地，翻山越岭挑水吃。“淅河水，弯又弯，淅河岸边真苦寒。守着高山没柴烧，挨着河边种旱田。天旱旱得苗枯死，下了大雨冲庄园。旱涝灾害年年有，啥时熬过这熬煎。”这首民谣一针见血地反映了淅河水害的情况。
经过对淅河的考察，1957年12月9日，中共林县县委作出决定，成立英雄渠施工指挥部，兴建人民群众企盼已久的英雄渠。
修筑英雄渠，是林县人与大自然角逐中的首次大仗，很多困难是过去搞一些小型水利工程从未遇到过的。修建淅河渠时，当时国家拨款16万元，动工后修了不到三分之一，经费用完，是年6月因农忙暂停。1957年12月12日复工，动员淅河下游的城关、大屯、合涧、原康、小店、小屯、采桑、秦家坡、南峪9个乡的群众参加。
1958年1月13日至14日，县委在合涧召开林县淅河渠建渠民工代表会议，杨贵在会议上作《动员参加建渠的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为完成建设淅河渠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通过施工方案决议，成立以杨贵为主任，申锡让（副县长）、栗永祥（水利局副局长）、王茂武（合涧区区长）为副主任的淅河渠建渠委员会。县委决心在淅河流域修建一条规模较大的渠道，解决灌溉和群众吃水问题。会议决定淅河渠改名为“英雄渠”。会后，568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修渠民工组成98个突击队。
英雄渠的主干渠长13.8公里，在主干渠上有3道险要之处：红砂崭、紫砂崭、青石崭。特别是青石崭，需要通过绳梯爬3层崖头，在崭顶上悬空施工。民工们冒着严寒，在太行山腰的红砂崭、紫砂崭、青石崭等险要地段上摆开了一个个劈山引水的战场。
第一层崖头爬过去后，第二层崖头也很危险。崭头遮住了半边天，崖下是万丈深渊，无论往上或向下瞧，都让人头晕目眩，心惊肉跳。前进没有道路；后退是绝壁，跌下去会粉身碎骨。更艰险的是悬空作业——在崭顶上打两个钎眼，插上细钎，把绳一头系在上面，一头系在腰间，像壁虎一样，凌空打钎、放炮、劈崖。在危险面前，大家争先恐后抢任务。
渠道要通过一道152米长的隧洞，岩石坚硬，工程艰巨，凿洞英雄们为了早日通水，春节都没有停工，继续轮班干。大家给这个隧洞起了个名字，叫“英雄洞”。
林县人放炮崩山，也是在英雄渠上首创的。在修渠过程中，群众创造了放大炮、拐弯炮、斜面炮等爆破崩石技术，加快了工程进度。当时，在青石崭崖头上出现一方有3间房子大，形似母猪的石头。不劈下这块巨石，很难保证在峭壁半腰清理渠底的民工安全。
5名炮手上去了，打眼，装药，一阵炮声过后，石头只炸掉几小块。再打眼，再装药，再放炮，仍然矗立不动。这时，“母猪石”腰部的一个空洞引起了炮手们的注意。一番紧张的打眼装药、放炮、点火，轰的一声，半座山飞上了天，青石崭乖乖低头了。
闯过一道道难关，英雄渠钻出了大山的屏障，分成5条支渠伸向田野。4条支渠开凿顺利，唯独五支渠要跨过淅河。怎样让渠水飞过淅河？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修天桥渠，在天桥上铺帆布输水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邮电局工人架天桥用的铁丝绳，缝纫厂鞋匠缝帆布用的输水管，家具厂油漆匠的刷帆布，机械厂提供了优质的用于支撑天桥的钢材。1959年1月，天桥终于架成通水了。帆布输水管像一条巨龙，头在北山，尾在南山，从离地50米高的空中，飞过了240米宽的淅河。
1959年5月1日，英雄渠竣工通水。渠首位于晋、豫边界的苏家坪村西，拦河坝全长80米，干渠沿淅河北岸到合涧大桥止，渠底宽3.2米，渠墙高2.2米，设计流水量8立方米/秒。干渠下设支渠5条：一支渠沿林虑山东麓向北到黄华止，全长18.5公里；二支渠至油村沿乌云山北侧，向东到南采桑，全长32公里；三支渠沿乌云山南侧，向东到东姚老里沟，全长110公里；四支渠由合涧村向南，跨合涧淅河大桥，沿柏尖山东，到小店桃科村止，全长57.5公里；五支渠自英雄洞出口向南，过淅河天桥伸向原康境。
英雄渠全长330公里，蜿蜒在莽莽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盘旋在悬崖峭壁上。5条支渠奔向四面八方，与无数小水库、坑塘、旱井沟通成网，灌溉着合涧、城关、东姚、横水、原康等乡24万亩土地，解决了8万山区人民的生活用水问题。
英雄渠的修建，是林县人民赢得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第一个胜利，为后来建设红旗渠工程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演练和准备，坚定了林县人民大力兴修水利的信心和决心，是千军万马决战太行的一次隆重的奠基礼。
1958年3月，国务院在新乡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讨论治理卫河问题。治理方案是上游“摘帽”、下游“脱靴”，即上游建水库把水蓄住、下游疏浚河道使水流畅通。会议结束后，县委研究决定修筑要子街、弓上、南谷洞3座中型水库。当时认为只要有了这3座水库，全县南、中、北部就可以彻底解决农业灌溉问题。
要子街水库坐落在淇河上游，位于林县南部辉县境内，是林县县办水利工程之一。为了将淇河变害河为利河，驯服洪水为人民造福，1958年3月27日，林县8000多名公社社员开始在要子街村南拦河筑坝修水库，7月27日竣工。4个月的斗山，斗河，一鼓作气，拦腰斩断了淇河水，筑起大坝和水库。
这座中型水库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建成，但由于是初次施工，缺乏经验，大坝清基不够好，在汛期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时，不幸被洪水冲垮。
林县县委和广大群众改造自然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大家在失败中寻找经验和教训，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又于当年11月18日再次向要子街水库发起总攻，经过8个月的连续作战，到1959年7月终于实现了广大社员日想夜盼的“拦腰斩断淇河水，太行高峡出平湖”的美好愿望，淇河水听人指挥了。在修建中先后共完成土石砌方82万方，投工252万个，投资230万元。经过第二次复修，工程质量良好，达到了原来设计的要求，碾压式的土坝高21米，坝顶长265米，底宽150米，顶宽5米。设计库容水量720万立方米，总投工252万个（包括溃坝后复修），共完成土石方82万立方米。
要子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达450平方公里。库下有淇南、淇北两条干渠，共可灌溉临淇、泽下、茶店3个公社的73000余亩土地。不仅引水上山灌溉千年干旱的土地，使粮食产量获得了大幅度增产，而且，又为根治淇河水害，保证下游安全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弓上水库，位于淅河中游合涧公社弓上村，为林县三大水库之一，它截断淅河流水，是以防洪、灌溉、发电为主的综合性的水利枢纽工程。
1958年4月1日，弓上水库正式动工兴建，当初，上万名社员群众来到淅河河槽，因陋就简，以土带洋，没有工棚自己盖，没有工具自己带，不会技术自己学，没有炸药自己造，没有水泥自己制，没有资金自己筹，一切依靠自己，一切自己动手。
为了提高工效，加速工程进展，群众群策群力，创造了“爬山火车”“水打胶车”“空运机”“挖土机”“起重机”“翻山罐车”“转罐铁轨”等先进工具。“爬山火车”以煤汽机或电动机为动力，牵引绳索，一次带动13辆罐车，自动运土运石，大大提高工效；“水打胶车”利用河水落差，打动水轮，牵引胶轮车，一次带动50辆，在300米高的斜坡上，巡回上坝，节约大量劳力，提高了工效。
水库大坝为黏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51.5米，顶宽4米，长320米，底宽194米，长170米。坝顶高程507.3米，坝基高程456.8米。该库建成共计完成土石方120万方，投工日454万个。
1960年5月20日，弓上水库正式竣工。这个水库的建成，控制流域面积600平方公里，总库容量为3220万立方米。不仅拦蓄了洪水，使淅河两岸群众免遭洪水威胁，而且库水还和英雄渠水配了套，长年灌溉着十几万亩土地，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南谷洞水库位于县城西北部的露水河谷中。1958年4月动工，1960年7月完成大坝主体工程，坝基长58米，底宽360米，高78.5米，坝顶长205米，顶宽10.3米，为黏土斜墙堆石沥青护面结构，设计总库容量6380万立方米。
南谷洞水库拦的是海河上游漳河支流露水河，是林县最大的一个水库。
露水河是林县较大河流之一，发源于山西省杨维、杏城、赵城一带，全长100余公里。整个流域全是高山深谷，河床甚陡，一到汛期洪水暴发，冲房毁地，给沿河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为了控制这条河流，兴利除害，林县任村、姚村、东岗、河顺、石板岩5个公社的社员群众，自力更生，与露水河展开了激烈战斗。
在该库的修建过程中，由于大坝既高又宽，任务相当艰巨。当大坝逐渐升高以后，从下边往坝上运石头非常困难，工地党委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采用从大坝两山用老炮往下劈石头的办法，让劈下来的石头自动流到坝址上，每日炮声隆隆，流石哗哗，群众称这种办法叫“流石河”。有的石头不能采用这种办法，大家又想办法，由山坡至坝址铺设铁、木轨道，一人推一辆小罐车，一次能运一方多，群众称这种办法叫“飞车运石”。“流石河”“飞车运石”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坝运石同题，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劳动强度，加速了工程进展。
运石问题得到了解决，又出现了崩山缺少炸药的困难。社员们采用土办法，用火熏“有离”的石头，拿锤钻、老撬开石。后来又逐渐想出办法，用硝酸铵配锯末自制炸药，彻底解决了放炮开山的难题。
在水库修建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例如筑库英雄元金堂，在一天晚上隧洞施工中，突然一箱炸药着火，他为了保护60个社员的生命，不顾一切，抱起炸药箱冲向了洞外，他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60个民工的安全，以自己的英勇壮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从1958年4月1日动工，大战两年零三个月，于1960年7月南谷洞水库胜利竣工。南谷洞水库的大坝坝基位于河床高程107.5米，水库输水洞在大坝右岸，分一、二两级。水库大坝为黏土斜墙堆石坝，坝高78米，最大坝长164米，河槽最小坝长58米，坝宽241米，顶宽9.5米。
南谷洞水库的建成后，控制流域面积270平方公里，库水除供应抗日渠水，解决两万余人吃水问题和灌溉近两万亩土地外，还可作红旗渠水源的补充，使库渠配套，得到了灌溉双保险。
在水土保持方面，庵子沟村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很出色。庵子沟位于东冶乡西南的山沟里，是一个穷山庄，全村背靠大垴，100多口人散居在11道山梁上，祖祖辈辈耕种着沟底182亩农田，1690亩荒地，连年洪水冲刷，山体裸露，冲沟倒岸，群众生活十分贫苦，一般年景粮食只能维持6个月。既不靠河，又没山泉，也打不出活水井，水源奇缺。由于山高坡陡，梯田失修，山洪暴发，冲沟倒岸，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过去有一首民谣：“到处干山头，洪水遍地流，下雨冲庄地，遇旱田不收。”穷山恶水严重阻碍着生产的发展，群众冬春为出村远道找水吃而忙，夏秋为山洪冲刷而愁，粮食产量很低，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亩地也不过收上百十斤粮食，群众生活十分贫困。“庵子沟，灰溜溜，十年就有九不收，亲戚朋友断来往，光见狍羚爬岸头。”
1953年，庵子沟村民决心征服穷山恶水，彻底拔掉穷根子。在党支部书记石子鸿的带领下，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冒寒风，破冰雪，一股劲干了两个月，在山坡上垒起了9道梯田大石岸，挖了5000多个鱼鳞坑，开了7条防洪渠，栽了3000多棵树苗。不料，第二年春天下了一场暴雨，山洪猛泻，9道岸冲垮了8道，鱼鳞坑变成了流水沟，庄稼淹没了，成活的小树顺水漂走了。第一次治山工程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成员并没有被吓倒，石子红和其他支部委员冒着倾盆大雨跑到山上，从山前转到山后，从山脚又爬上山顶，查看水土流失情况，测量洪水流势。就这样，一下雨，大家就争着往山上跑，细心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了水的来龙去脉，找到了规律，得出了“水是一条龙，先从山头行，治下不治上，等于一场空”的结论。原因找到了，新的治理办法也出来了。党支部带领群众马上又投入了战斗，采取“从上治起，节节拦蓄，排蓄结合，上下兼治”的新方案。之后，动员群众农闲大干，农忙小干，大干苦战水利战线。从1954年到1957年的4年时间，他们挖了10000多个鱼鳞坑，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了两眼旱井，挖了一个蓄水池。另外，还在峡谷里闸坝造梯田60多亩，植树7000多株。这一系列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1956年下了一场大雨，下得沟满壕平，新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做到了水没下山，土没出田，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353斤，比1952年的120斤提高了两倍”。1957年小麦遭了雹灾，但秋季又比1956年增产了三成多，社员经济收入提高。水土保持后，水位上升，村里打成了活水井，群众也有了活水吃。有了水，有了粮，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庵子沟变了样，到处充满了歌声和欢笑。
庵子沟为全县树起了建设山区的榜样。1958年1月，中共林县县委在庵子沟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推广庵子沟治山治水经验，县委书记杨贵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为基本控制林县水土流失而奋斗》的报告。大会做出决议，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为动员全县人民向山区进军，更大规模的开展水利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接着，县委还召开青年建设山区积极分子誓师会，对光秃的龙头山开始进行绿化，对热爱山区办水利的积极分子进行表彰。全体与会干部通过现场参观学习庵子沟，提高认识，开阔眼界，学到治山治水的新方法，增强了信心。“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一个大规模的以整修梯田为中心的水土保持运动在全县展开了，各社队组织干部群众到庵子沟参观学习。当时响彻全县的口号是：“春节不误大跃进，吃罢饺子就上工。”“一千个庵子沟”运动在全县取得了很大成绩。“共整修梯田38.9万亩，挖鱼鳞坑2449万个，修防洪渠3.7万条，封山育林16万亩，植树造林36万亩，闸谷坊19805座，挖旱池2453个，打旱井28512眼。”这样，就控制了全县大部分水土流失面积。庵子沟运动，初步改变了林县的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社员群众尝到了治水的甜头。他们治水的心情更迫切，治水的胆气更壮，进一步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为林县的水利建设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庵子沟的经验传遍全县，在县委的带领下，全县15万人的治山治水大军，西起太行山顶，东到淇河两岸，摆开了一个个新战场，挖渠道，打水井，修梯田，闸谷坊，向穷山恶水展开了全面进军。“一千个庵子沟”运动在迅猛发展。英雄渠工程跃马扬鞭，飞速前进。淇河、淅河、露水河3条季节河上游的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中型水库同时动工修建。4万名公社社员组成的水利大军，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一千个庵子沟运动”还影响了整个河南省，1958年2月3日，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林业厅领导率参观团来庵子沟参观。3月5日，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凤岐带全省151名劳动模范参观庵子沟，庵子沟成为全省治山治水的一面旗帜，石子鸿被评为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
1960年4月，《河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石子鸿是生产队长的好榜样》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从石子鸿的模范事迹中吸取力量》的社论。
5月9日，中共新乡地委作出了《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学习石子鸿运动的决定》，号召广大基层干部“学习石子鸿，赶上石子鸿，超过石子鸿，使全区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石子鸿’式的模范干部”。
到1959年底，林县全县已建成中小型渠道1364条，水库36座，其中县办中型水库两座，小型一二类水库34座；池塘2397个，旱井27120眼，水井5652眼，引山泉650个，有效灌溉面积达20.1万亩。
从1955年至1959年，林县修建了多条渠道和数座小水库，形成了南、北、中3个水利灌溉体系，缺水问题得以缓解。1959年，全县小麦喜获丰收。同时，通过几年水利建设的锻炼，林县人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胆量越来越大，既能承担小型水利建设工程，又敢承揽大的水利建设任务，而且为了改变山区面貌，实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目标，团结实干，无私奉献的风格越来越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事迹。此时，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各社队还建设了一批小型库塘，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林县人民情绪高涨，修建水利的干劲更大了。
第二节 思想动员
林县缺水造成的十年九旱，比洪水灾害更为严重。1944年林县解放时，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400亩水浇地。“靠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被旱枯死，造成颗粒不收或严重减产。因此，在—些贫瘠山区，很少种小麦，秋季也不过只种些谷子、豆子、马铃薯等。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微薄，麦子的收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广大群众终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一年四季忙到头，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太行山险恶的自然环境，糠不饱腹、衣不避体、住不挡风的生活条件，使广大农民养成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待人忠厚的优良品质。贫穷的苦难，使林县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一旦有人号召他们起来改变他们的缺水的面貌，他们的热情就会向火山一样爆发起来。这就为“引漳入林”——红旗渠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大地上，1958年是一个“赶超英美”的“大跃进”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群体和英雄个人辈出的时代，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国家繁荣富强是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因此，提出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口号很有号召力。在这方面，中共中央鼓励和支持各地的大跃进，对于促进人民群众的干劲和热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兴修水利运动，证明了人民群众征服自然的威力。”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业战线开始的，而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水利，因此，水利建设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1958年3月，河南省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会议提出了“5月底基本实现水利化”的目标。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显得特别重要。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创业精神，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表彰。1958年9月，在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授予中共林县县委、林县人民委员会一面锦旗。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加强农业的重要指示。
5月26日，林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杨贵传达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接着，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了大会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对贯彻总路线精神，加快山区建设步伐作了部署。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作出专门指示，对于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提出表扬。“去冬以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今年防汛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水利建设和防汛抗旱斗争的巨大胜利，不仅坚定了广大农民人定胜天的信念，而且在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以至省界的大协作中，发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地进入山区进行水土保持，到外地去兴修水库、打机井、修渠道、开运河、挑水抗旱等等，这些都是伟大共产主义风格的具体表现。”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来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路过新乡火车站时，他和豫北的地方领导人座谈，其中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毛泽东主席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啊！”当听到杨贵汇报说由于大炼钢铁庄稼收不上来时，毛泽东主席指示说：“现在你们看看能不能把炼钢铁的人往下撤，一部分收庄稼，一部分搞渠呀！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呀！”毛泽东还专门问到了水利建设，并听取了杨贵关于“引漳入林”工程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汇报。他告诫在座的县委书记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搞水利。”
1958年11月23日，河南省人委制定出《1958年冬到1959年春水利建设方案》。《方案》提出，全省各地继续贯彻“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迅速掀起更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运动，在两三年内保证做到“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方案》对山区、丘陵和平原的治山、治水目标均提出了具体要求。上级的要求，给林县县委提出了新的动力和压力。
在县委领导下，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治山治水发展水利事业的进程中，从桑耳庄、马家山群众兴修水利的典型经验，到“一千个庵子沟运动”，从修建淇河渠、英雄渠到兴建三座水库，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的治山治水实践，进一步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增长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和智慧，改造山河的胆子越来越大，对于再大再难的工程也不畏难，并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成为以后修建红旗渠，“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思想上、组织上也为以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做好了准备。
1959年，林县大旱。河水断流，井塘干涸，连一些常年出水的山泉也没有水了。林县人民前几年拼死拼活修的几个大水库和一条英雄渠，能蓄住天上地面的大部分水，满以为该差不多了，谁知一冬无雪，一春无雨，水库和渠道的底被晒脱了皮，干裂的泥纹像龟背图似的令人恐怖。有些村庄群众依然爬山越岭远道担水吃。受灾最严重的砚花水村，从河北省挑水种上的小麦，到夏季收割时不用镰，村支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全大队平均亩产二两八钱。”据报道，这一时期，近邻的河北省小麦亩产是1275.5公斤，新疆的小麦亩产公布为4293公斤。这在林县人民的心里会产生多么大的反差。
别的地方农业高产，林县却基本上颗粒无收。严峻的现实，使林县人民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的农用灌溉水利设施。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回忆说：“由于一直缺水，修渠引水是当时群众最渴望的事。”
事实证明，仅依靠已建水利设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状况，在水的问题上，不容盲目乐观。人们又在思索：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河里没水可引；建水库，依然蓄不住水。这些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才能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问题？林县领导和群众认识到：没有水源，就是再多的库、渠、井、池，还是受老天的摆布和欺负，没有主动权。
要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确保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必须再寻求新的可靠水源。但是，在林县境内寻求新水源的希望不大，中共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
1959年6月11日，县委书记处举行全体会议，对林县干旱缺水情况和水利建设远景规划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全县已建成的几条主要引水渠道，正续建的3座中型水库，还不能彻底解决工、农业用水问题，缺水仍是林县的主要矛盾。要想彻底摆脱干旱缺水的威胁，必须打破县域界限，去外县寻找水源。
县委常委多次谈论多年来的老话题：“引漳入林”，还在一般干部中征求意见，并向省委、省人委、新乡地委、专署的领导汇报。
1959年8月22日，杨贵到郑州开会，又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搞好水利建设。在会议期间，他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引漳入林”的设想，还迅速派人回林县传达，着手做筹备工作。
1959年8月26日，河南省委组织9个市地近200万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广播。从27日起，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宣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高潮。同时，各地盲目修改主要经济指标，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30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大干特干推进生产大高潮》，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河南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鼓动下，林县县委和群众的干劲更大了。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大中小型相结合”的水利建设方针和毛泽东关于大办水利的指示，结合林县山区特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各区、乡、社都搞了一些水利工程。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建设，“水利仍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在今后几个冬春，再搞几次水利建设高潮，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水利化，这是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
1959年11月2日～11日，河南省委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农村工作“大跃进”。会议提出：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农村工作必须以水利建设为中心，实行“水利”挂帅，组织1000万劳动大军，开展一个比1958年水利建设高潮更气势磅礴的水利建设运动，争取全省灌溉面积达到9000万亩至1亿亩。
10月下旬，河南省各地陆续掀起水利建设高潮。开封、洛阳、新乡、南阳等10余个地、市投入劳动力达800余万人。31日，省水利建设委员会成立，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兼任主任。11月19日，省人委第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冬明春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的方案》，对全面发展防洪、灌溉、水土保持、除涝、航运、发电、水产等项事业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林县的“引漳入林”建设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做专门研究。经过一番讨论，统一了认识，鼓起了斗志，一致认为：水利建设蓬勃发展，“引漳入林”是大势所趋。引漳河水，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是从根本上解决林县干旱贫困面貌的唯一途径。全县人民群众斗志昂扬，干劲足，向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大，已经锻炼成为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坚强队伍。全县各级党政领导，首先是县委一班人，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旗帜鲜明地领导“引漳入林”。改造大自然，小手小脚不行，必须大干快干几年，在太行山上开凿一条大运河，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彻底告别“水缺贵如油”的历史。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一致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将县委的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县委领导成员分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广大群众一听说准备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精神振奋，认为：“县委的想法，正是俺们的心愿，宁可和石头拼上几年，也不愿再苦熬下去，再也不能受老天的摆布了！县委啥时叫去，俺们啥时上山，不把漳河水引进林县，誓不罢休！”表示坚决支持县委的决定。广大群众对“引漳入林”的强烈愿望，积极响应林县县委修建水渠的号召，更加坚定了县委的决心。
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红即跃进）的号召，要求“各个地区、各行各业实现月月红、季季红”。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持续跃进”的局面。
1960年1月初，《河南日报》报道：“在掀起水利建设高潮的三个月中，全省已完成土石方30亿立方米；建成中、小型水库929座，修通大小渠道11.5万条，新增排灌机械2379部。”全省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有明显增强。这又是对林县的“引漳入林”工程上马的一个鼓舞。
到这时，动工兴建“引漳入林”条件成熟了：800年修渠不止的历史，并由此积累起的修渠经验与技术知识，在20世纪50年代有历史上空前的修渠动作，为红旗渠修建提供了技术背景与知识背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的公有制结构；缺水造成的种种苦难，使林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精神高涨，并对未来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理性的及非理性的渴望。广大群众有引水的内在需求，符合民意，是后来林县人民不怕流血牺牲，修建红旗渠的思想基础；组织群众引水，改变林县贫困面貌，符合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要求和指示，行政机关的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协调，在跨农户、跨村落兴修较大规模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国前后，特别是合作化以来兴建大大小小水利工程取得的经验，是进行这场大打水仗的组织基础；在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通过“谁受益，谁出工出钱”，或者反过来说，当地人只有通过先出工出钱然后才能最终受益，这种基本制度规则，是修建红旗渠的制度背景；林县人民勤俭办社，经济上的积累是进行“引漳入林”的物质基础；党的正确领导，政府行政组织承担的治水责任强，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是取得“引漳入林”的根本保障。这些情况构成了建设红旗渠系统这一宏伟工程的大背景。
第三节 “引漳入林”工程的准备
引漳河水是林县人民祖祖辈辈的夙愿，建国前就有人提出过。建国后，在历次中共林县代表会议和县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作为正式提案也曾经多次提出。为此，县政府曾请示上级政府解决，皆因条件限制而未实现。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被列入县委议事日程进行多次讨论。
由于红旗渠是跨农户、跨村落、跨地区的工程，这个工程需要动用的人力、土地、技术、资金等资源，绝非一村一家一户可以承担得起的。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政府来出面，林县县委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担。修建红旗渠的筹备工作诸如工程的构想、技术方案的提供、可行性的论证、工程的协调、投资投工的筹划等，都是由林县县委完成的，这个团体是修渠工程的核心，其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随着水利事业的日益发展，中共林县县委对“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思想越来越解放，奋斗目标越来越高，胆子越来越大，“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治山治水的必然选择。县委原设想在全县有了几条中型渠道和水库，就能解决水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些水利设施，仍经不起大旱的考验，还不能彻底改变林县水源匮乏状况，必须到外界去引水，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才是长远之计。
1959年6月，中共林县县委领导成员组织3个调查组，到相邻县境考察新水源。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领一个组赴山西省平顺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李贵率一个组赴山西省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率一个组赴山西省壶关县。从调查考察的情况看，在淇河、淅河上游的壶关、陵川两县引水希望不大，有潜在能力的还是流经平顺县并绕林（县）涉（河北省涉县）两县边界的浊漳河。
杨贵率领的调查组，从河顺公社步行出发，路过东岗、任村两公社向平顺县进发，步行百余里，到达山西境平顺县，6月14日晚到石城公社，并与公社党委书记及石城大队支书、大队长进行了座谈。在详细了解浊漳河发源地、枯水季节流量和汛期时的最大流量以及常年平均流量后得知，浊漳河水源充足，常年流量为25立方米/秒左右，最枯季节流量也在10立方米/秒以上，汛期流量则更大。杨贵深入沿河村庄，访问群众，对浊漳河的流量和开发利用价值作了详细地调查研究，及时地组织水利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测。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认为有必要引浊漳河水入林县，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缺水问题。
1959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大家分析有利条件，一致认为，浊漳河水源足，“引漳入林”是解决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的根本保证；并决定提请地委、省委批准。会后，根据县委的部署，林县水利技术人员和干部共35人组成勘测队伍，携带测量器具，沿浊漳河西行，经过1959年冬两个月的测量选线，提出3个引水点：一是平顺县石城侯壁断下，就是以后的引水地点；二是耽车村；三是辛安附近，如果从那里引水，渠道可以从南谷洞水库大坝上过来，穿过马鞍垴山的黄露郊，从姚村水河村凿洞过来，还能建一个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并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库连贯起来。测量队汇报后，大家都倾向于后两个引水点。县委主要领导担心测量不准，又让复测4次。
10月29日，杨贵再次主持县委全体（扩大）会议，讨论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具体问题，研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会议决定兵分四路抓紧筹备：一路组织水利部门抓紧测量，迅速拿出施工方案；二路向新乡地委、河南省委请示；三路派人与山西省委协商；四路做好群众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条件成熟后，立即上马。11月28日，县委举行常委会议，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耽车和辛安两处引水地点作了比较，大家都同意从辛安引水，决定按此方案设计。
在施测当中，测量小组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因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观测难度大，有时跪下观测，有时蹲着观测，有时架人梯观测；视线受阻时，又要涉水跨过浊漳河，到对岸架设仪器观测；为了布置通过峭壁时的测点，测量人员腰系绳索，垂吊放尺；为了量出渠线长度，在渠线位置上无立足之地时，又必须转到山下用辅助线来测距，一天上下数次，稍一失足，就有落入深渊的危险。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排除艰难险阻，用国产水准仪，一丝不苟，反复校核，设法测量到高精度，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了总干渠定线测量，并画出渠底线，保证按时开工，为总干渠全面施工铺开了道路。尽管测点稀少，测法粗放，渠线偏高，但却掌握了几个引水点到林县分水岭的长度和相对高差，为最终确定总干渠渠线位置、坡降等定线测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了保证测量准确无误，工程开工后，再次组织测量组，对总干渠从渠首至分水岭逐段进行精益求精的通测复核，为工程的设计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科学依据。
中共河南省委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非常关注，他们向中共山西省委致函，要求协商解决林县修渠的引水点问题。河南省人委也给山西省人委写信，说明林县的缺水和水利建设情况，说明“引漳入林”是“解决该县水源缺乏的主要措施，也是该县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林县县委派专人赴山西省会太原市，找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转达中共河南省委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意见。2月1日，山西省委领导开会，就林县要求从山西省境内引浊漳河水入林县一事进行研究，并及时与中共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联系，指示协助林县选好“引漳入林”工程的引水地点。
1960年1月16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引漳入林”施工计划。林县人民委员会向新乡专署和省人民委员会写了《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报告》。中共河南省委于1月27日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信。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说明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生产、生活上的一件大好事”，“平顺县最好在引水渠道上建站”，协商从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引浊漳河水问题。
1960年2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复信，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水，按此设计。”
总之，经过两省协商，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的大力支持下，将渠首正式确定在侯壁断下，“引漳入林”工程引水点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60年是我国的困难时期，但是对林县来说，从山西省引水修建红旗渠却减少了许多纷争。由于到处弥漫着饥饿的气氛，没有人干涉这件事。山西方面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能丧失。如果晚几年再动工，红旗渠肯定修不成，因为水是稀缺资源，到1965年就出现了争水矛盾。
之后，勘测组又进行定线测量，绘制“引漳入林”的工程方案。渠首定在平顺县侯壁断下600米处，渠底海拔464.75米，建拦河坝把浊漳河拦腰截断，然后沿浊漳河右岸的太行山腰开渠，到达分水岭，再从分水岭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建3条干渠。这样，基本确定了红旗渠的总体设计方案。
2月6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就上述情况告知杨贵，指示按中共山西省委的意见进行设计。于是，林县县委立即决定抓住时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引漳入林”工程的决策至此正式决定了。
林县县委立即重新安排了“引漳入林”的测量工作。2月7日，在盘阳召开“引漳入林”筹备会议，认真研究了施工方案，确定“引漳入林”工程的渠首设在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村北2.5公里的侯壁断下600米处，流经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的崔家拐、青草洼、老神郊、克昌、白阳坡、王家庄，自南平村入林县境，经过卢家拐、木家庄、盘阳、赵所、阳耳庄、杓铺、石贯、石界、白家庄，越露水河，绕回山角，再经西坡、南丰、桑耳庄到坟头岭。这是因为浊漳河流经林县地段河床过低，引水不能通过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在林县地段引漳、北水南调，没有希望。浊漳河流经平顺县侯壁断下的海拔为470米，比林县分水岭（坟头岭）高15米。所以，只有从侯壁断或再上游，“引漳入林”才是可行的。
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决策确定后，县委立即着手筹备动工前的一切工作，做到领导落实、任务落实、施工地段落实、民工落实、后勤工作落实，然后召开动员会，抓紧时间上人。各条战线的领导迅速行动准备。
1960年2月7日，林县县委委员、县直各局委负责人、各公社党委副书记，到任村公社盘阳村举行“引漳入林”筹备会议，研究通过“引漳入林”的组织机构和施工方案。会议决定“引漳入林”筹建委员会主任由杨贵兼任，副主任由李运保、李贵、周绍先兼任，委员若干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决定由杨贵（县委第一书记）、李运保（县委书记处书记）任政委，周绍先（县委书记处书记）任总指挥长，王才书（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凤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丁山（县委常委、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为副指挥长。并具体研究和安排了施工组织事宜。
8日至10日，在李运保的率领下，全体与会人员一行30余人沿浊漳河右岸的总干渠线，共同查勘各公社修渠任务工段，落实各公社承担的施工渠段，做好开工前的具体安排工作。
1960年2月10日晚，中共林县县委、“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引漳入林”广播誓师大会，李运保代表县委和总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动员令》宣布：“引漳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各级党委的多方面努力，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伟大的划时代的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日（1960年2月11日）正式开工！”《动员令》为饱受干旱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般的美丽蓝图：“引漳入林”工程建成后，将有20－25个流量的水像一条运河一样滔滔地流进林县。到那时，林县将会变成一个“渠道网山头，清水遍地流”的新山区。《动员令》具有强大的精神推动作用，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要用多长的时间，但美好的蓝图支撑着人们的思想。当年红旗渠上著名女石匠、“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回忆说：“当时大家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苦干一辈子，让后代享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咱们今天吃苦受累把漳河水引回来，子孙后代就不用种旱地，过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当年的修渠指挥部也是这样安慰席棚顶被大风刮跑、被子潮得不能贴身、半夜被冻醒的民工的。
通过有线广播，《引漳入林动员令》迅速传遍林县各个角落。全县顿时沸腾起来，从县委机关到千家万户，灯火通明。这一号令，像一声春雷，响彻云天，唤醒了沉睡的太行山，震撼着奔流不息的浊漳河水；这一声号令，吹响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战斗号角。林县从上到下展开了“引漳入林”工程大宣传、大动员，县直机关，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重新安排林虑河山”，“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引漳入林’战之必胜”，“头可断，血可流，不引来漳河水不罢休”，“一人一根钎，千人千张锨，万人战太行，漳河流上山”。这样的大幅标语写满了村庄、街道、公路两边，还有的用石灰染过的石头，在山坡上摆出10米一个的大字，使方圆几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县剧团、县文化馆编印了话剧、打油诗、民歌，发到基层到处传唱，公社大队的俱乐部昼夜锣鼓在敲，演唱不停，各地的高音喇叭都是放着有关“引漳入林”的事情，特别是“引漳入林”的好处，美好的未来，宣传得家喻户晓。一首畅想未来的打油诗，妇孺皆知。诗的全文是：清水高山流，渠道网山头。吃的自来水，鱼在水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满山沟。走的林阴道，两旁赛花楼。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旱涝能增产，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
广大干部群众被发动了起来，每个公社、大队的院子里都被干部群众的决心书、挑战书、请战书贴满了，简直是红满墙，铺满院。从县直机关到各公社、大队，村村户户都忙碌起来，开会部署的，编队待发的，准备工具的，打点行装的，烧火做饭烤烙干粮的，辞别亲友的，约伴同行的。抗战时期父子相争、兄妹相争，妻送郎、母送子的情景又一次出现。山路上人来人往；庭院里，笑语飞扬，都在谈论着，急切盼望着上阵与太行山较量，与漳河水搏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询问开工日期和要求第一批上阵修渠的，真是箭上弦、刀出鞘，就等号令了。人人心头燃起一团火，个个手里攥着一股劲。人们都在进行着激战前的准备，争当出征第一名。当时是农历正月，然而，干部群众不畏严寒，召之即来。“大会刚一结束，离县城20多里的采桑公社党委副书记秦宽录，带领先遣队40多人已到戏院门口等候出征。”
2月11日黎明，15个公社的3.7万名修渠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修渠社员自带干粮、行李，赶着马车、小平车，推着手推车，拉着粮食、炊具、锨、镢、钢钎，行进在通往漳河岸边的道路上。在修渠社员前进的大道两旁，大幅标语琳琅满目，其中最醒目的两幅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据修渠女英雄李改云回忆：“那一天，好几万人上太行，把林县到山西平顺县的路都堵塞断了。上渠的每人领六个窝窝，红薯面掺玉米面外加红薯叶，算元宵节补助。分给我的六个窝窝，我舍不得全带走，给婆婆留下俩。上渠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过坟头岭，就有任村中学的学生设立的茶水站和宣传站。孩子们把热乎乎的茶水递到我们手中。采桑公社一位女青年从学生手中接过水一饮而尽，然后，豪迈地说：‘今天喝你一碗水，来日还你一条河。’话说得真好，队伍里拼命鼓掌。一路上，林县豫剧团的演员还背着行李，扛着道具，手握竹板，边走边说快板书，那阵势真好比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拥军一样热闹。后来指挥部通知各团各营沿途张贴标语，鼓舞士气。我们分到一条标语，我把它贴上太行山了。标语上写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第三章 红旗渠的十年修建
引言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国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县人民开始干前辈人不敢干的事情，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劈山修渠，要把浊漳河水引入林县，浇灌干渴的林县大地。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经过十年鏖战，攻克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一锤锤一钎钎，终于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结束了林县水源匮乏、十年九旱的历史，迎来了山区经济发展的新曙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