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开国领袖画传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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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开国领袖画传系列)试读：

第一部分

出生在佃农家庭

1886年12月1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朱德诞生于四川仪陇县马鞍场李家塆（今马鞍镇琳琅村）一个贫苦佃农家庭。

朱德祖上是广东省韶州府的客家人。明末清初，因战争及疫病，四川人口大幅减少。清廷开始向四川大规模地移民，其中以湖广人居多，史称“湖广填四川”。朱德的祖先即在此时入川，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乾隆末年，朱氏先祖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县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其后代便在马鞍场的大塆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这里便被称为“朱家大湾”。

朱德曾祖父时，家里还有老业田30挑（一亩约为5挑），至祖父朱邦俊一代，老业田被四兄弟平分，朱邦俊得到7挑多地。之后，家中添丁进口，这点田产逐渐难以维持生计。1882年，朱邦俊将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钱，带领全家移居到离大塆两公里处的李家塆，租佃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地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朱德出生在马鞍场李家塆这间仓屋里

朱德出生前，家中已有11口人：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三叔、四叔以及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祖父是一个中国标准的老农民，祖母非常能干，很会管家；父亲朱世林赋性和厚，为人忠耿，既勤劳又孝顺，母亲钟氏，出身贫苦人家，勤劳俭朴，宽厚仁慈。

钟氏共生了13个儿女，因家境贫穷，只养活了六男二女。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全家后来发展到20多口人。虽人口众多，但都能和睦相处，生活也有组织有规律。朱德的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由她管理分派一切生产事务，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劳作。

朱家每年缴给地主的年租不但包括收成的一大半——五十担粮食，而且还要有鸡蛋、鸡，甚至整头猪。由于交完年租后所剩无几，全家人必须十分节俭才能勉强维生，常年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无菜下饭则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衣服也是自己生产，穿衣也靠自己织布，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赶上过年，才能缝做一些新衣服。

因为生活的艰苦，一家人都很勤劳，特别是母亲的勤劳给朱德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整天忙着，从没有工夫去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下爬着长大了的。”母亲勤劳简朴的习惯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到四五岁时便帮母亲干活，母亲也教给他许多生产知识。朱德后来回忆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朱德的父亲朱世林和母亲钟氏朱德和康克清在延安参加母亲的追悼会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在家乡病逝。同年4月10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送挽联，挽联上写着：“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1944年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朱德为悼念母亲写的祭文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饱受没有文化的苦痛。作为佃农子弟，朱德本是无钱读书的。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朱家下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朱德6岁时，长辈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在这里读书的都是农家子弟，学费也不贵。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朱德在学生中年龄最小，但聪明、肯学，识字最多，因此深得朱世秦的喜爱。朱德少年时读书用过的学习用具

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老师“教得不太行”，朱德又改读丁姓的私塾。私塾的主人是朱家租佃田地的地主丁邱川。塾师丁老师是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好很多。在这里读书的主要是地主的后代，他们大多是游手好闲、娇生惯养的少爷，一个好学的都没有。朱德和他们不一样，他身体健壮，喜欢运动，却不乱闹，而且书读得很好。

不久，朱德的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而朱德因为年纪尚小，加之过继给了伯父，可以继续读书。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朱德回忆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因为家庭的勤苦，没有一个人敢懒，这对我影响都好——母亲整天忙着，从没有工夫去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下爬着长大了的，大了身体很强壮，能背能挑，还要种地。有时读书回家，母亲在做饭，我就去挑水了。家里管束很紧，谁也不闹什么，舒舒服服的。过年的时候，便由祖母分下一年的工。春秋四季，天还没亮，做饭的就先爬起来，在灶边烧饭了。然后祖父起来，大家起来，哪一个没起就不得下台，不起来不行。起来后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做饭的做饭，各有各自的任务，我们小孩子做帮手。有时上午去读书，下午去种地，农忙也有时半个月、一个月不去读书，先生也懂得答应我们。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家做的。吃饭穿衣，纺棉花，织成布拿去染了，拿回来请裁缝缝了，油是自家种菜籽打的，还有鸦片叶子做的油，点灯是自己打的桐子油，什么都是自己做的。花钱就是花到买盐、纳粮、成租和纳典。鞋子都是自己做的。假如谁街上买东西回来，那会挨骂的。祖父真是中国标准的老农民，到八九十岁，他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后来一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要种地。父亲、叔叔身体也都是健壮结实的。家里人很少害病。因为小时人多，劳苦分工，吃穿都有分派，不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心很少。……我小时喜欢捉鱼，门前池塘鱼很多，田里水沟头都有大鱼、小鱼，栽秧时，放鱼进去，我们家养的鱼都很大，但田主不让我们捉，他却用网去打。家里照例是容忍的。我们小孩子就恨他们。

经历悲惨的遭遇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艰难。朱德八九岁时，四川连年旱灾，农作物长势很差。朱家全家出动，以保证不断地往高粱地、菜畦里车水浇灌。朱德兄弟中午从私塾回家后，就一直帮助家里车水到深夜。到了秋天，大人收高粱、南瓜和青菜，孩子们则上山割野菜。祖母还下令将全家的伙食改为简单的两餐。入冬后，全家最后一点积蓄也都缴给地主作学费，生活更加困难。朱家被迫出卖他们仅有的一点财物，包括床上的席子。一家人每天仅靠小菜叶、高粱充饥，通年没吃过白米。

1895年，朱德9岁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灾难降临朱家。年初的一天，地主的管家来通知，说朱家在旱灾时未缴租，借口老爷也“穷得过不去”，以后还要加租。朱德的大伯父下跪求情，申辩从未欠过租，全家一心在地里干活，请求地主老爷开开恩，不要加租。地主见加租难成，又使出更狠的一招。到了除夕这一天，竟派人威胁朱家退佃、搬家。通往朱德诞生地的小路朱德青少年时期使用过的石磨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震碎了全家人的心。

朱家因无力满足地主的加租要求，只得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钱，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塆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塆；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塆居住。

大塆镇是个大镇子，全镇有九千多口人，这是朱德从出生以来所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他曾说：“它和大城镇有交通往来，我们因此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新的消息，放宽了眼界。”

在大塆，朱德整整住了14年。朱德回忆9岁时过除夕的悲惨遭遇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因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的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师从席聘三

1896年，朱德开始到离大塆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先生读书。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8年书。席先生给他取字“玉阶”。

席先生，名国珍，字聘三，四十多岁。他曾多次考秀才落榜，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熟悉历史，思想进步，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颇受乡中老少敬重。

席家砭私塾与大塆相隔4公里。每天清晨，朱德起床后先干点家里的活，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酷暑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塆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私塾读书。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对他日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德曾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朱德10岁至18岁时，在离大塆不远的席家砭私塾就读，深受老师席聘三的影响。图为席聘三先生的画像

从10岁到18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朱德从席聘三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精神，以及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眼界开阔，并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朱德回忆：“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

席聘三特别注意教学方法，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朱德及其他学生。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讲“四书”、“五经”，讲诗、词、歌赋，还讲“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朱德还看过其他许多历史书籍，如《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席先生总是抽空给以引导。学生们读书累了，席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的菜园中散步。一边走，一边同学生们谈古论今。席先生还经常带着朱德等去看戏。朱德回忆说：“像《封神》《三国》《聊斋》《说岳》，一折一折地唱。”“这些戏给我印象很深，从中间得知识不少。”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时时得到席聘三先生的夸奖。席家砭私塾旧址青年时期的朱德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借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 “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 “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待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

这时的朱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变得复杂得很。脑子里充满历史古书。民主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朱德回忆居住大塆时的生活搬家到大塆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六七个月在读书。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塆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席先生也讲。就懂得四万万赔款。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粱，那很可怜。

参加科举考试

1905年，朱德年满19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并一心想到外面去看看。

在旧社会，科举考试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在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清朝科举制度规定，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成为秀才后，才能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中举乃至及仕本来就是朱家人几辈子的愿望，也是他们送朱德读书的一个初衷。加上大塆镇离县城很近，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家里凑了一吊钱，决定让朱德去应试。

这年2月，朱德带了一吊钱，同几个同学一道，步行三四十公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用“朱建德”这个名字报了名。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家乡。青年时期的朱德马鞍场大塆通往远方的小路。当年朱德就是通过这条路，从偏僻的山村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县试持续了一个月。每考五天，休息两天。发榜时，在1000多个考生中间，朱德名列前20名。这样的结果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消息传到家里，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也都很高兴。后来，朱德回忆这次考试说：“一九○五年，去考试。那时我二十岁了——考了那回以后就停考了。因为那正是‘变法’以后，下一年就废止了科举。这一考就考出了名。本来先生叫我们去考，家里没钱，还好只七八十里路，就拿了一吊钱，去考一下子，一考考得很好。那时我用朱建德的名字，在一千多人中间考在前二十名里。家里还不相信，结果拿来一看，果然是。”

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使借钱也要支持朱德继续读书继续应试。带着家人的希望和借来的很少一点钱，朱德又前往顺庆府（今四川省南充市）参加府学考试。到了顺庆府后，朱德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他回忆说：“到顺庆那还是第一次看见大河。”进城“见了大世面”，感到“自己没钱，知识也不够，就是相信留学生、外来人、懂得科学的人。”

由于和外面社会的广泛接触，他的眼界更开阔了，思想也更进步了，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待在那闭塞守旧的农村，渴望到新的世界里去。

这时，朱德已非常厌恶在清廷做官。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便考上秀才，考中举人，如果不花钱买官，要走入仕途也几无可能。

在等待发榜期间，朱德抽空到离城40多公里的南部盐井参观，他听说那里有些西洋机器。在盐井，他并未见到什么新机器，却看见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不停地做苦工。他们身上除了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由于患疟疾或者黄疸病，全身泛着黄色，脚上腿上长满脓疮，大多数人干咳不止，明显是患了肺结核。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卖给包工头，包工头给的饭食，只够维持生命。他们住的小屋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满是臭虫。在那里，朱德遇到一个幼时的伙伴，是签有年限合同的盐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患了肺病，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当朱德想招呼他时，他似乎耻于自己的寒酸，一言不发，掉头就走。从他身上，朱德似乎看到了自己一家人的影子。他无法想象自己的亲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深深感到自己在全家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前思后虑，心里非常不安。返城途中，他不断盘算着自己今后的出路。

回到顺庆府，在府学的录取名单中，朱德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又通过了府试。

上新式学堂

1905年9月，清政府为了标榜“新政”，宣布从1906年开始废止科举考试，并饬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新学堂。一时间，各种新式学堂遍及全国。

1906年春天，朱德考入南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朱德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同时也继续读“旧书”。一学期后，朱德又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即物理、化学）、美术、体育等。其中，格致等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授，学生们记笔记。但朱德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其中突出的一位是先后任南充县官立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张澜。还有一位是在张澜之后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的刘寿川。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是当时的新派人物。除担任监督外，他们还亲自给学生讲课。张澜多次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亲戚关系。朱德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听他讲同盟会的纲领，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朱德还从张澜处借阅《革命军》《天演论》等进步书籍。这时，朱德已对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他仔细研读了《孙子兵法》，还喜欢研究世界历史课中的著名战例，几乎能把“滑铁卢战役图”背下来。同时，他也很注意加强锻炼身体，经常在学校各种体育项目比赛中夺得第一名。1906年，朱德就读的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旧址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虽只有一年时间。但他在那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习旧学到习新学的转变期，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老师和同学口中，朱德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这些都是他很感兴趣的，而且这些学堂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朱德决意到成都去求学。

1907年初，朱德借了四五十块银元，背着一套好衣服和一双好布鞋，只身徒步前往成都。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朱德到成都时，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后因家里反对，未入学。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学校的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1949年7月，朱德和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主席的张澜在北京中南海

当时，在学校里，民主思想、科学思想是主导的思潮，教师们在讲台上公开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学校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人起主导作用。入学后，这所学堂首先给朱德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并积极仿效。他是学生中第一批脱下长袍，换上学生装的人。朱德在学校里，不仅仅是读书，对国家大事也很关心。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潮已在成都各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不知被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朱德仔细阅读后又把它悄悄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朱德决心参加同盟会。他多方秘密求保入盟，但最终未能如愿。

后来，朱德回忆在成都一年的学习生活时说：“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革命思想也多了。这时就想：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1907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82.3分，其中器械课程获得了100分，心理课程获得98分，教练课程92分，算术课程90分，学习成绩优良。

任教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应聘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他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县城的举人秀才以及地主豪绅极力反对这所新式学堂，致使学校仅仅招到12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5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反对者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要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1908年朱德任教的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今金城小学）1960年3月11日，朱德、康克清与仪陇县金城小学师生合影

学堂重新开学时，有一些学生从旧私塾转来了，学生由原来的12人增加到70多人。这让保守势力恼羞成怒，他们又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新学堂。他们雇佣流氓恶棍在学校门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横行霸道绝不能忍受，他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当流氓再来捣乱时，师生们手持棍棒同流氓力拼，并抓住几个流氓，送到官府，平息了暴徒的干扰。但保守势力并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继续施展卑劣手段，冷落、排斥、诬陷朱德。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一年，是朱德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对他影响甚大。这是他首次投身社会求生存、谋发展。一年的经历使朱德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明白了很多道理，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一个学年结束后，朱德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朱德回忆任教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在教书这一年中间（1908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于是下了决心到云南去。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那时清政府也看重这里，提倡治边了。当时就下了决心。那正是云南办新军的时候，多半是由四川调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家里是不知道的。我只告诉他们是到成都去读书。

入学云南陆军讲武堂

1909年1月下旬，朱德告别亲人，从家乡步行到成都。之后，又和同学徒步从成都出发，经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云南，再经昭通、东川，长途跋涉70余天，于4月到达昆明。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处于法、英势力的争夺之中。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政府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1909年中秋，清政府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朱德到达昆明时，讲武堂正在招生。投考时，朱德用原籍报名，但因是外省人，且又无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便落榜了。此时，朱德的盘缠已告罄。为渡难关，他改名朱德，投身川军，开始了军旅生涯。因朱德文化水平较高，很快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11月，他被推荐报考云南讲武堂。适逢滇越铁路通车，云南政府希望多招收一些云南籍学生，以备将来边陲护卫之用。朱德打听到云南蒙自无人报考，就以蒙自籍应试。最终，朱德考入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在云南昆明时的朱德

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每天上课六个钟头，下操两个钟头。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都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等被称为大教程。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被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丙班学员除军事学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术科（包括操场持枪教练、支队行动演习、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录。朱德填写的籍贯是云南蒙自

云南讲武堂的学习尽管要求严格，但朱德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学习热情。他当时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道：“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刻苦好学，朱德在军事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等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他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在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外国领事到讲武堂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队指挥，一时同学们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建立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讲武堂的监督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或是同盟会会员，或是同盟会的同情和支持者。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使朱德进一步接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久，朱德加入了同盟会。和朱德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蓁、范石生等人。他们秘密阅读从外地偷运来的《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经常谈论和思考怎样发动革命起义。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朱德。他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名字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909年11月，朱德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图为讲武堂主楼旧址朱德（前排左一）与云南陆军讲武堂部分同学合影

1910年7月，随营学堂学生200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学生中挑选了100名学习成绩较优者编为特别班。原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进入特别班。

1911年6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锷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的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朱德在课余时间常向蔡锷请教问题，还借阅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和介绍有关华盛顿、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的书籍，以及国内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秘密报刊。云贵总督李经羲惧怕革命势力在讲武堂学生中发展，1911年8月，下令特别班学生提前毕业。朱德被分配到蔡锷部下，在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几天后，又当了司务长。从此，朱德直接跟随蔡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接触，使比蔡锷仅小四岁的朱德，深切感受到蔡锷的思想敏锐、毅力非凡、办事稳重、能力出众，因而很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朱德回忆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生活开办学校的，本来就是同盟会的一批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政府一面不敢用，怕他们，一面又不得不用。结果这班人才很艰苦地创办起来了。学校的规章和日本士官学校一样，生活很苦，同士兵一样起居，饭食、进操都是一样，只有上课不同。管束得也很严，完全是新军队生活，非常之严。头一个学期差不多是补习普通科学。每天上六钟点的课，下两钟点的操，学些普通科学。在这些方面，我都有些新的心得。讲武堂很着重打靶唱军歌，打野外，完全是现代化的训练。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差不多六个月。普通科以后一年，是专门学军事，学的战术、兵器、筑垒、地形、交通、军制、卫生等科。这一年学习得很有一个样子了。普通科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军事学也还不错，在一般同学中间，有很多连普通科学以前就没学过的。这时，在云南一般革命的动向更长大了一点，传播得厉害。对革命的思想，普通教习也好，军事教习也好，差不多都带有鼓动宣传的色彩。进步的学生在这时就比较团结了，一部分来做革命运动，其余的也无人反对。学校也没什么学期，就是那样一天天地学。有时候是星期天出来，有时候也没得出来。经过这段学习，等毕业时，对一般国际问题，都有了相当常识。我参加革命运动，是第一学期后。那时大家都在搞同盟会的小组，我们那一小组的现在只有范石生了——学校里一般都是参加革命的。就是辛亥年，反对的也很少。两百人中间从前也只有七八十人。那时是秘密的，搞不好就给捉去杀头。不过，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是从来没有怎样严密过的。只要几个人感情好，就搞成一组。那时候三民主义已经出来了，主要是讲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民族独立。当时那些组织在各方面都有活动，都有一些联络和来往。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整个新军队伍，一般都倾向于革命，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一些官僚、地方巡防军。但是那时官僚是相当腐败，新的不和旧的来往，旧的也一个不到新的这边来。形成一种不同的隔绝。这时有一个好处，才创办新军。……云南的新军，第一批都是四川人，二批是北方人，三批也是北方人，变迁很多。军官换来换去的。在这时革命浪潮是很高涨的。外边官僚势力的防备、压迫也渐渐厉害了，道台们就造谣说：“这讲武学堂养了一批小豹子，养成了出来，哪里能不吃人！”

参加云南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发动反对清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9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罗佩金等密议起义。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10月30日夜12时举行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10月30日晚上9时，云南起义提前发动。朱德被指定临时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随其他起义部队一起出发攻打城门。当他们向昆明城进攻时，云南总督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马标不但没有阻挡他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打开了城门。晚上12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革命党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朱德自己也曾利用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的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做过士兵工作，进行过一些秘密的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时，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攻克五华山和军械局，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1913年时的朱德

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尚浅，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

云南起义后，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率领的清军已先进入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8个营的兵力，于11月15日入川。

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但由于连长和司务长都是新任职的，朱德实际上起着连长和司务长的作用。行军途中，他严令部队执行蔡锷颁发的5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演、敦友爱。朱德要求部队官兵：第一，不准打骂老百姓；第二，吃粮吃米要给钱。他处处以身作则，并带动自己的队伍率先遵守各项纪律规定，使得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进入四川以后，云南革命军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激烈抵抗，反动统治势力已经土崩瓦解。12月，部队从永善、雷波间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和土匪，于中旬占领四川省叙府（今宜宾市），下旬占领自流井（今属自贡市）。这时，朱德升任连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1日，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云南援川军开始返回云南。

5月，援川军回到昆明。在庆功大会上，蔡锷赞扬朱德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朱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宣布晋升他为少校，并派他在滇军中训练新兵。

8月25日，由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的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朱德随之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同年秋，蔡锷下令恢复因云南起义而停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改称讲武学校。朱德调任云南讲武学校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朱德回忆云南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0月30日（旧历九月九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11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9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中的时候，蔡锷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像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队官（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第十九标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标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马标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12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的另外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局，也在31日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等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11月1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就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九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在援川军中仍担任队官。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原属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标。自流井的部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在云南边境剿匪

1914年初，因为临安府（治所在今云南建水县）发生兵变，云南陆军第一师调到临安、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担任该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的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

朱德所率部队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蒙自是朱德考入讲武学堂时冒籍之县，部队进驻蒙自时，地方士绅及各界人士数十人代表全县人民欢迎，朱德答谢说：“余川北寒微，得藉名邑福荫，考取武校，实受赐多矣。今后当以蒙自为余第二故乡，今日亦即还乡之日，幸各位父老兄弟有以教之。”之后的两年里，朱德率部与云南陆军第一师另一个营在临安、蒙自、开远、个旧一带环境恶劣的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进行游击战，屡建奇功，先后被提升为团副、团长。朱德率部驻防临安（今建水）时，在云南临安镇红井的旧居

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朱德和士兵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朱德总是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

经过艰难的摸索，朱德找到了一条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他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并搞好和当地民众的关系。他将部队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1914年9月16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3人。双方激战达3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土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请求政府对遭受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予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拒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1916年时的朱德

1915年9月，朱德又率部队两个连，在临安渣腊寨会同地方武装，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从此，这个地区的土匪明显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外国势力企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边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地区地域宽广，包括十几个县，清剿的部队只有两营人，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两年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的指挥作战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些经历帮助他在讨袁护国战争中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也对他投身人民军队后在军事指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4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回忆在云南边境剿匪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怎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参加护国讨袁战争

当朱德在滇南边疆剿匪时，国内局势迅速恶化。袁世凯准备恢复帝制，并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袁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1915年12月19日，蔡锷机智地摆脱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返回昆明。蔡锷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送去亲笔信，要他们率部在25日与昆明同时起义，然后开往昆明待命出师。25日，云南都督唐继尧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当日，朱德按照蔡锷亲笔信的要求在蒙自发动讨袁起义，率部乘火车开往昆明。

之后，朱德改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负责训练新兵，准备出征讨袁。1916年1月6日，朱德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朱德为支队长。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1915年10月，参加反袁护国运动前夕，朱德（左）与同学在昆明合影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立即组织川、湘两路征滇军从川南和湘西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顺利。1916年2月5日，护国军向征滇军占领的泸州进攻，袁世凯派兵增援泸州。因兵力悬殊，护国军败退纳溪。攻泸之役变为保卫纳溪之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图为任护国军支队长时的朱德蔡锷（左三）、李烈钧（左二）和护国军部分将领合影在昆明的都督府旧址

随第三梯团北上的朱德，为了尽快赶到前线，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途中朱德要求部队严守纪律，并向地方各界宣传护国讨袁的道理。他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打倒了皇帝，现在，袁世凯又要当皇帝，我们要推翻他。这些使得部队得到沿途群众的欢迎和支持。2月15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偾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17日上午11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增援。不久，朱德又接任第三支队支队长。他指挥队伍冲锋前进，击退敌军，将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高地，同据守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对峙。朱德在护国战争期间使用的怀表

棉花坡离纳溪城约5公里，是泸州通往纳溪的必经之地，也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朱德支队是抗击的主力。他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打退优势敌人的多次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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