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然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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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的泰斗：蔡元培试读：
前言
清末民初，国家的没落，造就了时代的乱象。介于这时代交汇之处的蔡元培，在人生的道路上，默默耕耘着，并成就了自己辉煌的功绩。
蔡元培降生之地笔飞弄，乃属中国文化名城绍兴。自古以来，绍兴就多是才人贤者孕育的地方。这座景色宜人、文化氛围浓厚的古城，养育着这位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年少时的蔡元培，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在得到良师的指导之后，而能奋发图强，广泛涉猎，还自创了一种奇特的“怪八股”文风，使他在科场连连获益。即便父亲的早逝，家境的变迁，都没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而母亲也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
懂事的蔡元培，体谅母亲的劳苦，他在科举仕途中一路攀登，摸爬滚打，最终登临仕途巅峰，为人所赞叹。
初任教育总长、唯才是举的他，网罗众多才学之士，无论是文学界，还是自然科学界，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新的方针，新的政策，这位开明的部长，顶起了教育的大梁，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借鉴他们先进的模式，让中国的教育开始步入正轨。
6年北大的治学，俨然已成教育界的传奇。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风气，不管北大前身如何，在他掌管之下，都将是教育新的转折点。北大从此开辟了新天地，孕育催生了那惊世骇俗的五四爱国运动。“劳工神圣”“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响亮口号，无不埋藏着蔡元培的良苦用心。
蔡元培曾经自评道：“性近于学术而不易于政治。”这句话揭示了他人生的偏向，重学术、轻政治。化身行者，蔡元培辗转在政治、教育、学术三界，将他集合中西的思想，化在实践之中，他并非善说而不善做者，在每一领域，都颇具影响力，为后人铭记。
毛泽东曾评价他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确如此，作为政界的元老、近代教育的先驱、学界的宗师，蔡元培对自身的生活从不奢求，甚至晚年，在香港租房而居，而后才有“祝寿赠屋”的笑谈。
科举求仕、潜研西学、担任总长、主持中研院……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软中带硬，外圆内方。顺利之中，又显坎坷；坎坷之中，又带着幸运。这就是蔡元培的一生。而倘若没有这位超前的伟人，彼时北大的辉煌，又有谁人可以创造呢？第一章青云显风华1．盛衰磨其心
会稽和山阴这两座城，明清时均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两座小城，隔河相望。而在民国时期，此府就荒废了，于是，这两座县城合二为一，变成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绍兴。
绍兴，极具特色和韵味的江南水乡。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说过，“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城的背面是杭州湾，南靠会稽山，塔影倒映，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可谓景色怡人。
绍兴的文化积淀也甚是深厚，是享誉全国的文化古城。它在景色优美的同时，更是造就了很多优美的传说，养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等。
相传上古时代，帝王虞舜，曾亲临此地，巡守游憩，因此，这里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地名：舜王山、舜山庙、巡守台、舜江等。相传大禹在治水之后，曾在茅山会同诸侯庆功，禹死后就把这座山改做了自己的墓地。于是，后人就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就降生在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家中世代经商。因此，相比之下，蔡先生的家庭在当时还算是不错的。祖父蔡嘉谟在当地早已经商，并育有7个孩子，长子蔡光普为蔡元培的父亲，是一个钱庄经理，其母为周氏。
蔡光普又名宝煜，字耀山，一向待人和善、友好，是慷慨之人，和朋友交往，宽松随和，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有货必应，欠者不忍索”，朋友们都称赞他：待人接物都恰到好处。然而，家人却常揶揄以“爱无差等”。
母亲周氏，精明而慈爱，却又不乏严厉，特别是对她的儿女的教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蔡元培，乳名阿培，家中的兄弟姐妹，一共7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两岁时，由奶娘陈氏抚育。同他的兄弟姐妹相比，小阿培生性平和，举止娴静。
一次，女佣带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没想到女佣抱堂兄下楼之后恰逢他事，慌忙之中，竟然忘记了小阿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阿培直直地端坐在楼口，等待女佣，淡定自若，很久之后才被家人发现。
蔡元培18岁以前，从未离开过家乡，因而这里占据他整个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还多，家乡的文化氛围之浓厚，使得蔡元培耳濡目染，这对其日后的成才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873年，小阿培正式进入自家延师开设的私塾，习字读书，年仅6岁，按照辈分的先后，给小阿培正式定学名为元培，家中唯一一个从事文学的六叔，给他取名为鹤卿。私塾老师是一位周姓先生，即元培的首任老师。那时候私塾的功课教授很有规矩：先生坐定，学生站在一旁，先生先读，学生随之听声模仿，最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一起高声朗读。蔡元培就跟着他诵读《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然后就是四书五经了。
当然，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两种课：习字和对课。蔡元培曾回忆说：“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作影格，用纸蒙在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相同，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简单来说，就是由老师出一字，学生对出一字，字数逐渐增多，而且必须以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不仅词义相似，词性还要相近。诸如，天对地、山对水，桃红对柳绿等。等到四个字的对课已经合格，就可以学作五言诗了。这种对课游戏是作诗文的基本要求，其形式对应而又善于变化，聪慧的蔡元培甚是喜欢。
随后几年时间，他摒除世尘，专心读书，逐渐进入门径。读书入迷之时甚至可以一边嚼豆一边读书至忘我之状。
某日傍晚，蔡元培像往常一样在家中读书学习，家中突然失火，家人都惊骇不已，急呼其出家门，而他却因专注读书而浑然不知。
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蔡光普因病逝世。因蔡光普从不忍向人索欠债款，故而其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家庭重担全由母亲周氏独自肩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加之家中人口较多，渐入困顿，“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遗孤者，母亲周氏均不肯接受，亲力辞之”。
蔡家已今非昔比，周氏又“亲力辞之”，一家人生活之窘况可想而知。幸而，蔡元培的父亲在世时待友深厚，一班朋友此前有借贷者，彼时都会主动去还债。如此，周氏凭着这些还款，又典当了些衣物，艰难地将几个儿子抚养成人，并时刻教诲他们，一定要自立、自强，不依赖旁人。
蔡光普的好友章叔翰在其去世的挽联上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蔡元培亦曾深情回忆道：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用功。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恕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履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带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致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我们的品性甚大。
家人的和谐相处，父亲的慈爱随和，母亲的节俭慎言，使蔡元培耳濡目染，形成了蔡元培日后宽厚、自立、勤俭的性格。
因蔡光普病逝这一变故，使得周氏每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愁苦面容，小小年纪的蔡元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听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感触良多。
原本无忧无虑的蔡元培，此时却也思绪万千。他感受到家庭衰落的痛楚，也因了这一变故，使得他读书的环境改变了很多。其时，蔡家已经无力再请塾师，蔡元培也只能就近读书。
读书之初，他先是寄居到姨母家，在那附读一年，之后由姨母家转到李申甫的私塾馆读书。这位李申甫先生的教学方式注重的是背诵，每天上课，自己先读诵一遍，之后让学生们循声照读，而后让学生回自己的位置上再次读诵，直到可以背诵为止，剩余时间则温习已读的各书。
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对先生而站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让学生背诵下去，倘若哪个背不下来或有差误，打手心便是免不了的。而下一个学生背诵时若有差池，就得加倍打手心。这位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学生若不达其要求，便会对学生苛责体罚，来此念书的学生几乎都被李先生责罚过。
一次，李先生要求蔡元培背诵《易经》，蔡元培频频出错，最后竟被李先生责打手心数百下。
不过，也正因有这么一位严厉的老师，才成就了日后优秀的蔡元培，也使他在日后科考中展示出了其显达的独门功夫——八股文。2．苦心励志时
时光流传，蔡元培离开李先生处到离家不远的探花桥塾馆，继续学习、深造。
塾馆的老师王子庄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是会稽县学增广生员，精通八股文源流和技艺，闻名于世，教书二十载，当时馆内学生不下30名。
蔡元培14岁时，拜在他的门下。年少的蔡元培，求学拜师，得到众多名人的帮助，相对而言，王子庄是对蔡元培最具影响力的老师之一。
幼时，蔡元培已经学过四书和五经之《诗经》《尚书》《周易》，被删掉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也已经读完，正在研读《春秋左氏传》。况且，经六叔的精心指导，他已熟知《史记》《困学纪闻》《汉书》等书籍，学业的根基已经建立，而其求知欲正处旺盛，所以王先生对他“策励尤挚”，颇为器重。
王先生对蔡元培甚是看中，可谓重点栽培，严格禁止他看一切“杂书”，就连《三国演义》《战国策》这样的书都看不得。
王先生对蔡元培的八股文练习，要求更是严格。那么，所谓“八股文”到底为何？蔡元培这样描述过：
八股文始于宋人的经文，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了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并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最普遍了。
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
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这是能作全篇文章、有一定功底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启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了；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启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的笑柄。
这种做法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种由简而繁、循序渐进的方法。但科举中，弊端犹是明显，使它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
后来蔡元培对此深有感触：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他还曾明确表示，这种教育的弊端在于：忘记了教育的初衷，教育以考试为重，培养的目的是科名仕宦，那些可解的自然现象、社会状况，所涉甚少。
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说道：“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锻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这种教学方式，也使得蔡元培涉猎更加广泛，王先生在授课时，不拘于某一例，而广谈明季掌故，评判先人优劣得失，尤其爱讲曾静一、吕留良等人，为他们抱不平。
课余之时，王先生爱好碑帖，常常翻阅《金石萃编》仔细研读，和朋友对答，以“西厢淫词”相调侃，便成了学生的谈资。
蔡元培对王先生记忆尤为深刻，他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写道：“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不许乱看书，然而先生自己确是可随便看书的。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那时，我们读书都是为考试起见，既如，《礼记》里面关于名篇名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
王先生的这种做法，跟其他塾师有所不同，对蔡元培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先生专于写作，时常指导蔡元培写文章，其见解独特，对不符规范之处，不是立即喝令改之，而是轻微提醒，令其自悟，发现错误并改正，此种做法，也非一般私塾先生可比的。
蔡元培在年少时期最崇拜宋儒，这与王先生崇尚宋明理学，喜好读相关著作有关。王先生还不时向这些学生询问比如陆九渊、朱熹等大家的主张，表达自己的学术看法，显然，这对蔡元培一生影响深远。
此外，蔡元培元古训仿行、尽孝道，这一行为，也一样是王先生教育的结果。而谈及教导，蔡元培的母亲周氏同样功不可没。
周氏在儿子求学的那些年，默默付出，在其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七子夭折其四，辛苦养育剩余三子，这位极其不幸的中年妇人，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在那样的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的艰难困苦，的确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家境有所改变，周氏对孩子的教育仍是非常的重视，对诸儿勉励诸多，尤其是二儿子蔡元培，督谴甚严。
晚上，蔡元培会挑灯习课，周氏便常常坐在其旁，看儿子学习，有时直到夜深，看到儿子困倦，疲惫不堪，就劝儿子早些休息，待次日清晨再叫醒儿子，补完昨夜功课。
这便有了“熬夜不如早起”一说，久而久之，蔡元培便养成了这个习惯。
母亲对蔡元培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考取功名，改变命运。因此蔡元培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会早起烧饭，置备行囊，照顾得极其周到。
然而，造化弄人，蔡元培幼时的创伤还未痊愈，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在这个尚未成熟的少年头上。1886年春，蔡元培的母亲永远离开了这个家——这个原本就困窘落魄的家。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
周氏患的是肝病和胃病，蔡元培几乎用尽了办法，乃至信奉先人的方法，和药侍奉母亲，只希望母亲能消除病患，益寿延年。但劳顿一生的母亲，还是早早就离开了世间。
蔡元培为尽为人子的孝道，执意躬行寝苫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母亲的棺木。丧期未过，蔡元培兄长为他订婚，他自觉此乃大不孝，毅然取消婚约。
蔡元培这些恪守古礼的举动，确实让人看到了真正的他，一个执意追求理学风范的君子。
对于母亲周氏的苦难经历，善解人意的蔡元培深切地观察，历历在目，十分理解母亲。母亲的爱，已逐渐升华成一种理性的观念。后期蔡元培提倡女权时，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导致其行为的根源之一。
此时，年近20岁的蔡元培，这个商家青年，走上了一条科举求仕的道路。
早年丧父，青年丧母，十年寒窗，科举求仕，蔡元培已初出茅庐。3．仕途初显达
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塞加内曾经说过：“教诲是条漫长的路，榜样是条捷径。”年轻人的身上，激情无限。在他们最具活力的年月，优秀的领路人的指点，更能激发他们身上的力量。年轻人就如同初升的朝阳，会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灿烂耀眼。
其实，要说让蔡元培走上科举之路的人，非是旁人，正是其六叔蔡铭恩。
蔡铭恩，字茗珊，县学廪膳生员，工于制艺，兼治诗古文词，在绍兴授业，略有藏书，是蔡家世世代代读书登科的第一人。
在蔡元培十几岁时，六叔蔡铭恩指导其读书、写作，蔡元培从他那里收获良多。而随后蔡元培参加的各种小考，都是在六叔的帮助下完成的。
因此，尽管后来蔡元培顺利走上科举之路，连登高第，其对六叔也是敬重如常、执礼甚恭的。
在1885年之前，蔡元培就博览群书，精通八股，很幸运地考中了秀才，随之，又继续攀登高峰。
蔡元培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885年的中秋，蔡元培奔赴杭州，第一次参加这种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完后蔡元培湖上泛舟，品茶漫游，领略优美的湖光山色，却全然不知自己已名落孙山。
失败会让人苦恼，但也不见得一定是坏事，更何况人生哪能没有挫折。即便这次乡考失败，不能进取，但正因为这样，才促进蔡元培后来不断地变化。
第一次失败，并没击垮蔡元培。翌年，他放弃了继续当私塾老师的机会。同乡的先辈田宝祺，将他介绍到徐树兰府上，充当其侄徐维则的伴读，兼为徐氏校勘书籍，这样来说，一举两得，蔡元培既能读书也能校勘。
田宝祺，字春农，亦城中大户人家，蔡元培六叔在他家担任塾师好些年了。田宝琪把蔡元培推荐给了徐氏，源自其欣赏蔡元培的才华，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是可造之人。蔡元培也正因为此友，深明大义，才可继续深造。故而，蔡元培把田宝祺视为“人生第一个知己”。
徐家乃大家，坐落在水澄巷，距离蔡家较近，仅一里之遥。家中主人叫徐树兰，以前做过兵部郎中和知府，后来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回乡返里，没有继续出仕，只是致力于地方公益。他家建有铸学斋，家中藏书几万卷，而且自行编订刻印典籍，后来据此扩建，成为古越藏书楼。
是时，蔡元培为徐氏校勘了《绍兴先生遗书》之其四——《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初遗》和《重论文斋笔录》以及《铸学斋丛书》若干种。
在徐家伴读的这段时间，蔡元培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这个时候，是一生中学习能力最为强盛的时段，也是他人生中学习的大进时期。蔡元培在徐家读书、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取书中之精华，化为自身的归旨。他在自述中也说道：治经偏于古训及大义；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
蔡元培治经学，偏于大义，这与他受到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有关。在这段时间内，他“度庄方耕氏、刘申受氏、宋于庭氏诸家之书，乃致力于《公羊春秋》，而佐之以太史公书，油油然寝馈于期间。”这些人都是清代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致力于今文经学，专治《公羊春秋》。他们好用微言大义，比附现实，对后来的经世致用的开端有着启蒙的作用。此时的蔡元培，对今文经学正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想要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
如此可见，常州学派对蔡元培的影响之深。这种治学的取向，与他日后投身社会变革潮流，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在徐家读书和校书的同时，蔡元培和山阴龙山书院、会稽稽山书院也有一定的联系。他偶尔会在书院中写作八股文，却“以古书中通假字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这就是所谓的“怪八股”。
他自己说过：“喜欢用王引之《经传释词》上的古字，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来求文章之古奥与奇僻。”这种写法，一般人很难读懂。虽说这是蔡元培自己独特的思想所为，但也不是囫囵吞枣，毫无章法可寻。他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就被两书院的院长所欣赏。蔡元培用这种怪风格的文章，参加几次科举，还引来不少趣谈。
蔡元培在铸学斋期间，还结交了不少仁人志士，在读书的同时能结交朋友，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像精熟清代先人掌故的王佐，为人豪爽而善于作写桐城派古文的朱氏，以及能文能武的魏氏等人。还有一些年龄相近的朋友书生等，也会时常来此读书会谈。这些青年学者聚在此处，相约编撰大部头书籍，像《二十四史索引》《经籍纂访补正》等。然而这些大都是有头无尾的撰书计划，也就随议随罢，不了了之了。
对于蔡元培来说，这些年读书交友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
1888年秋，蔡元培第一次乡试失败后，开始了第二次考试，可悲的是此次仍然未中。翌年春天，蔡元培结婚了，夫人是钱庄出纳王荣庭的次女王昭，婚后不久，就第三次赴杭考试，这次是光绪帝亲政而举行的恩科乡试。
两次考试失败，让蔡元培的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顾忌，然而这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依然保持着锐气与自己独特的个性。他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在考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乡试房官宦汝梅，阅其试卷后断定说是“老儒久困场屋者”所为。而主考官李文田，眼光独特且有远见，对蔡元培的文章大为赞赏，故而，蔡元培才得以考取第二十三名举人。考官对蔡元培答卷的评语是：不落恒蹊，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等。
蔡元培中举之后，很多人士争相传送抄录他的“怪八股”，并将其视为开风气之作，坊间刻印的怪八股特刊《通雅集》，把蔡元培的文章作为压卷，为同考科举的人士所仿效，在江浙一带产生了些许震荡。
当然，正统的八股家对此不以为然，把蔡元培的这种做法斥为“文妖”。其实，蔡元培的所谓“怪八股”仅仅是用周秦子的典故较多，为读书人扬眉吐气，达到“高头讲章”而已。
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小事，它不仅对当时的科举人士的文章写法影响颇大，且还受到了一些上层人士的关注。当时在北京做御史的李慈铭，就对蔡元培早已有所耳闻，阅浙江官版《题目录》时，把全省己丑恩科一百三十七名举人中的蔡元培、沈宝琛二人的姓名、籍贯载入日记。4．科试显奇才
清代科举讲究的规矩繁多，不过蔡元培的才能早已显现，这并未影响他连登高第的劲头。
按照清代科举的惯例，在恩科乡试之后的第二年，要举行恩科会试。而刚中举不久的蔡元培，旋即于1890年进京赶考，此时，他24岁。这次出行是和同是举人的徐维则一起，他们先到杭州，后达上海，坐船抵达天津，换乘内河船游到通州，最后坐马车进入北京。真可谓千里风尘，只为赶考啊。
随后，蔡元培就参加了会试的初试，一共三场考试，会试房官王颂蔚审，阅过蔡元培的第一场试卷，感觉这根本不像八股文，十分奇怪。在看了第二三场试卷之后，又觉得这文章大气磅礴，非常人所能作，乃并三场荐之，且为延誉。
得到了王颂蔚的赏识，蔡元培最终取得了第81名贡士的成绩。当时科举中有这样的规定：会试考中为贡士，贡士须经复试列出等次，再参加殿试，考中即为进士。而复试和殿试的过程中，较为注重书法。
然而，蔡元培并没有立即参加复试和殿试，而是在两年之后才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据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说：蔡元培考完会试就去拜见乡试中举时的考官李文田先生，把会试所写的文章交给他看，文田看后大摇其头，说此类文章怪异，在京城不一定会被看好，断难考取。蔡元培听后，不及发榜即废然而返。没想到自己却榜上有名，而来不及返回，所以就没参加复试和殿试。李文田大为诧异，后来想出这应该是房官王颂蔚欣赏蔡元培所为。
这一说法，是王颂蔚之子王季烈对蒋复璁说的。
而在蔡元培自述中，却这样写道：“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的不好，留待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
后失而复得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记载了这件事的原委。蔡元培向来很敬仰李氏，在京城时，曾多次拜访李氏。这年的李氏日记记载道：“四月十二日，是日会试填榜……知山阴中两人，蔡元培、俞氏；嵊县一人：沈宝琛，本东浦人也；又肖山一人，绍府共四人耳。四月十三日，蔡进士来；沈进士来。两生皆年少未习楷书，故不待复试而归。”
由此可见，李氏的日记不仅证实了蔡元培自写年谱的说法，也证明了其是在知道会试结果后而延期复试的。
蔡元培在归故返里之后，曾应邀以贡士身份担任官职，即上虞县志馆总纂职务。该馆在县城的经正书院里，他特别撰写的《重修上虞县志例言》，“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于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句法”。特别是“人物志”的部分，“尽革陋规，不辞矫枉过正之消”。
蔡元培提出修志体例，当时的县志馆长很认可其所拟的体制“义例精当，卓然成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把他的《例言》刊载在新修县卷末，供后人审识。
不过，这份修志体例，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作出《罪言》一篇。于是蔡元培把自己拟写的编目和明代万历及清代嘉庆年间修旧县志编目列表做出比较，并说明其因何而革。
然而，并不是说明了就会有效果，事实证明蔡元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用功，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认同之意，反而形势愈演愈烈，蔡元培心中实难过去，便辞职回家了。
归家后，他并没有停止学习，又继续前往徐树兰铸学斋读书，所读的经史、所作的札记，汇成《知服堂日记》一册，用节气作为标识，从1890年的霜降到次年小暑，历时半年时间。
而后，在1892年的春天，蔡元培赶赴京城做殿试的补考。经过复试之后，他被列为第三等，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殿试。而殿试只考策论，这正是蔡元培之所长。他博学强记，对试中有关西藏的策论题详尽地描述其“山川道里”，有些地方都能做到行政沿革，旁征博引。
真正有思想、有实力的人，总是能得到他人的赏识的。
蔡元培的《自述年谱》里对此有一番描述：
向来殿试是专讲格式，而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张之洞）应殿试时不拘于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于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
据说，蔡元培之所以复试再中，是得到了汪柳门先生的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字体不是馆阁体，不符合要求。汪柳门就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在卷子后面画了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不得入一甲）。
经过朝考之后，蔡元培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考试结束后，蔡元培就留在京师，探访拜谒各有关人士。在拜访过翁同龢之后，蔡元培与其他同年相比，颇受这位帝师的关注，翁氏在当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录下蔡元培的姓名、籍贯和简历，并以称赞口吻说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已经经历科举求仕的艰辛路途，正所谓青云有路。
在蔡元培“点翰林”后的第二年夏天，他先后到达宁波、上海，后又乘船沿长江向西游，游览南京、镇江、扬州和靖江县。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游历过程中度过的，出游的同时，他不忘记录自身经历，回忆行踪。
秋风乍起之日，他又经过香港，到达了广州，在观赏华南名胜时又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同乡陶氏等朋友酬酢诗文，这可谓学者之天堂！
近一年的游历过程，蔡元培广交朋友，游山玩水，几乎走遍了全国最早的沿海通商口岸，这对于一个受传统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来说，让蔡元培拓宽了眼界，初步领略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新鲜气息，令其一些固有的观念得以改变。
1894年春，蔡元培再次返乡，回到绍兴，后来又继续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吉士甄别以决定任用的考试。应散馆之后，蔡元培就被授为翰林院的编修。
从古城的商家少年，到国都的翰林院编修，27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一般读书人认为是科举道路之极的程度。他一步步攀登，逐渐实现了读书人的梦想。5．洞察朝中事
就在蔡元培已跃上大比之巅，遥看青云之路时，“蕞尔小国”日本，羽翼已丰，也像西方列强一样，要用枪炮打开大清帝国的门了。此时的中国，又会用一种怎样的姿态来面对？
蔡元培从小受到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教育，而这场全方位的较量将要彻彻底底地改变中国，也使蔡元培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人生的道路大为改变。
1894年下半年，蔡元培才到翰林院供职，开始了自己的京官生活。应李慈铭之邀，他还成了李氏嗣子家的私家教师，为其讲授《春秋左氏传》。此外，李慈铭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阅卷之事，也成了他的案头工作。平日里，蔡元培便住在李宅。
7月25日，举世震惊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持续了半年多的战争伴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不仅要赔偿巨额赔款，还要割让领土。
作为朝廷的官吏，蔡元培对战争的情况、结果自然清清楚楚。对于这样的国之大事，他也只能感慨关怀，深思其原因。当时的蔡元培是支持主战意向的，即使知道《马关条约》的消息，他仍然坚持：“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可是清政府极端腐败，几乎是无药可救，这只能让初出茅庐的翰林青年痛哭流涕罢了。
是年7月，蔡元培在《杂记》中写道：“……二十七日报谓：日人已发哀美敦战书，订期于昨日十二下钟开仗，据此，则中日已构兵矣。此间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
同年10月，蔡元培为了支持主战派，协同翰林院中一些有志之士共谋良策，他亲笔给朝廷写了奏章，名为《与文廷式等奏请密联英德以御倭人折》，奏章中明确表明：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
蔡元培等人告诫政府，如果只能和不能战，则“和也不可恃，战败而遂和，则国必不复振”。
蔡元培在折中还引用了兵法中“善败不亡”的名言，希望让清政府清醒起来，从失败中找到不足，转败为胜。
1895年，随着中日甲午的战败，条约的签订，蔡元培难以掩饰心中的愤怒之情，在《杂记》中这样记述：“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东以东，遵海而南至旅顺，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万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日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又言：“倭饷竭师罢，不能持久……依宋、聂诸军，经数十战，渐成劲旅，杀敌致果，此其时矣。圣上谦抑，博访廷议，而强臣跋扈，政府困茸，外内狼狈，应疑恫侣，以成场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整个中国，尤其像蔡元培这样的敏感知识分子。他为清政府的无能痛哭，更为民族、为国家痛哭！
诚然，中国败仗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始于鸦片战争，但那个时候，国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科技的因素，国外的坚船利炮难以敌对。吃败仗，割地赔款，也是无奈之举。
嚣张的日本，不但在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也像其他列强那样向中国开刀。
于是，国人在压迫下惊醒了。蔡元培在《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说道：甲午以后，中国睡而将醒。
甲午之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屈辱中的国人，尤其是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过去进行深刻反思。
渐渐地，有识之士终于懂得打开国门看世界，以及富国强兵的道理。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政治的改变才是势在必行的。
而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坚持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道路；二是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道路。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口号是“振兴中华，挽救危局”。次年初，孙中山将总部设于香港，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这一口号的提出，直接表明了“兴中会”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可在当时，“兴中会”的思想并未得到广泛接受，只是在少部分知识分子中流传。
故而，改良主义应运而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产生一定影响。而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曾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可当时并未被批准。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康、梁二人正逢会试。5月2日，他们二人联同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变法，表明变法的重要性，倘若不及时变法，外国入侵会更加严重，人们的反抗也会日益增强。
光绪帝深受震动，也不愿作亡国之君，于是下令筹划此事。1898年6月，光绪帝排除众议，下诏变法。
可好景不长，是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而康、梁二人遂亡命日本，剩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即为“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至此，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蔡元培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固然赞许，他曾说过：“维新党人，吾所默许。”可他却并未参与其中，这又是何缘故？
他在《口述传略》中解释道：“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可见，蔡元培之所以未参加变法，原因有二：一是康、谭在炙手可热之时，他“耻相依附”；二是他与改良派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这是蔡元培自己所说的原因，而非世人所想，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为人不满，他曾对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批评道：“取《西学书目表》之识语演简为繁……末篇立意本正面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
蔡元培和康、梁二人有人格上的差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主张的不同，道路的不同。康、梁主张的是变法以强国之路，而蔡元培选择的是以教育救国的道路。
加之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于北京被杀，而康、梁二人逃亡日本，蔡元培对他们的行为更是颇为不齿。
其时，身为京官的蔡元培，对朝廷也有了略微的感触，无形中，他渐渐发生了改变。6．弃官归故里
1894年底，李慈铭作古，李家南迁。彼时，蔡元培搬至京城一胡同内的绍兴会馆。这一时段，他开始厌倦京官生活了。
次年夏天，鉴于对《马关条约》签订的不满，众多朝中人士纷纷请假离京。蔡元培的长兄也给他来信，告诫他要返归故里。不仅是别人的这些做法让蔡元培有了改弦易辙的念头，他自己在因中日甲午战败而心灰意冷的气氛中，对久居京城而徒有虚名、无所作为的状态也甚是不满。
他曾在给广州陶濬宣的信中言及：“夏秋之间，拟重游岭表，向茶陵夫子乞广局一席。”此即是蔡元培向两广总督谋求广雅书局的职务。
这一年的冬天，蔡元培请假一年，回到故乡。在回家的路上，他去拜访了名人张之洞，其实这也只是出于礼节的缘故。可在张之洞那里，恰逢康有为会试时的房师余诚格。其时，张之洞对康有为大加褒赞，“才高、博学、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
蔡元培听到他对康有为的评价，不禁陷入深思。因他曾经以读书人的眼光考察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并对其中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可没有过多地去思考其人。然他又对刚过去不久的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的伟大壮举十分赞叹，今时加之张之洞对康有为大加赞美，蔡元培对康氏态度骤变。
话又说回来，其实改变的不仅仅是蔡元培自己，他似乎也察觉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整个社会风气也在不断地改变……
1896年，蔡元培赋闲在家有一年之久，期间，他开始接触新学著作和译本书。此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他就在北京阅读了不少有关国外的书籍，例如《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这让他对日本、欧洲乃至世界的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归乡，他又浏览了日本冈本监甫的《日本史略》、沈仲礼的《日本师船考》、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华蘅芳的《算草丛存》以及《游俄汇编》《电学源流》《电学纲目》《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声学》《代数难题》等。
一个读经史的翰林学士，此番能安心研读内容晦涩难懂的书籍，且涉猎甚广，是可见其令人吃惊的求知欲望的。
蔡元培涉猎广阔，读书多有评论。例如，他读完《盛世危言》后写道：“此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又在读完《适可斋纪言》四卷时评论：“其人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交，皆提纲挈领，批隙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后在通览了驻英公使馆参赞宋育仁撰写的《采风记》五卷后认为：“记事有条理，文亦渊雅。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宜，真通人之论。”
在传统文化的积淀之下，蔡元培遥望西学新知，顿感其别有洞天之景象。
蔡元培在阅读了大量书籍之后，领略众多，感受颇深，更是看到了国外科学与文化之发展，他深知祖国的落后，这不由得让其内心升出一丝悲哀。极度渴求知识的他，此刻已是如饥似渴，迫切希望以己之力量为祖国做些事。然而这些，他也只是在心里想着，只盼望着有一天能做到这一点。
闲居家乡的这一年，除了读书之外，蔡元培还与学友交游。在这期间，他写了许多“酬应之作”，有祭文、墓表、室铭、楼记等。同时也写了许多七言律诗，因其文笔古奥艰涩，从他著名的“怪八股”就显而易见，其文如此，其诗亦是如此，故而后世流传的不多。然诗中偶有神句“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等，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11月，蔡元培始添丁进口，长子阿根出世，为了看望孩子，年底他便赶回北京请假。此行艰苦备尝，可“闻见特新，作诗颇多”。
1897年初夏，蔡夫人携子来京，蔡元培便迁出会馆，与家人暂居“方略馆”，不久又迁入绳匠胡同寓所。有了妻子、朋友的陪伴，蔡元培在京的生活更加安定，偶尔的出游更增添许多情趣。
再安定的生活，也不乏总有动荡之时。京城的报纸消息频频传播，国土被列强瓜分，这一消息不断刺激着蔡元培的赤诚之心。
1898年，在京城，维新氛围日浓，中文译本书已满足不了蔡元培，他开始学习外文，补充自己所缺。
蔡元培读书的变化，其实也伴随着其内心的变化。所谓心中所想，便会有所行动。从国文书籍，到译本书籍，再到不拘其科目，他都会拿来阅读。单从这一点上便可见，蔡元培在为心中所想积蓄能量。国家的事，就是他的心事。
是年6月，即是“百日维新”拉开帷幕之时，在此赘言数句：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上谕，而官僚们却敷衍加搪塞，等待观望。蔡元培对变法深表赞许，只是当时的康、梁二人红得发紫，不免生出骄傲之气。故此，蔡元培置身事外，冷静观察，加上多年京官生活之体验，让他深知社会守旧实力的强大、维新变法之艰难。加之某些参政者一开始便露轻佻，就更让他反感了。
有记载云：“新政期间，诏开‘经济特科’，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之特殊人才，蔡因供职宗人府的同乡葛宝华荐举曾前往应征。”这被看成是蔡元培与新政的“唯一关联”。
9月，传来消息：朝中政变，戊戌新政只似一场空梦，于血雨腥风中陡然消散。官场仍是一片昏愦，民智尚未开启。
蔡元培悲愤之余，深切叹息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敬佩谭嗣同，因其铁骨铮铮，故而视之为自己的“先驱”。
昔日维新的朋友，都已烟消云散，就连行事稳健的好友也被革职，永不再用。在京为官的生活，蔡元培已经厌倦，他不再留恋，更不想在此停留，他决定另寻它路，施展才华。
同年10月，蔡元培请假离京，带全家南去，放弃了京城的职位，开始了新的人生。
世事路途多磨难，人生所想，何去何从，四年半的翰林生涯，多属乏味，此时蔡元培的前路仍是海阔天空。第二章教育始办学1．学堂任总理
1898年深秋，蔡元培回到家乡。与京城相比，家乡一片肃杀景象，却显得格外平静、温馨与亲切。
蔡元培伫立在自家的庭院，往事历历在目，四周的一切，好像还未改变，这里寄存着他的思念。那块“翰林第”的门匾，让他倍感荣耀与辉煌。
然而，光宗耀祖的记忆已成过去；四年多的京官生活，只存下了蔡元培那份书生本色。
此时此刻，蔡元培心中生起一个念头，投身教育。每每想起教育事业，他的心中就立刻变得清晰起来。维新党的惨痛失败，他亲眼所见，并意识到非行此路，难以救国。在他心中，升腾起“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终致其踏上教育救国的途程。
回乡半月之后，蔡元培接受邀请，担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此学堂，是徐树兰向知府筹得公款建造的，并自命为督办（与现代校董无异），此外，又另聘一人出任总理（即校长）。
该学堂创立于1897年。校舍位于龙山脚下，西侧贡院，内有学子三十余人，状如日后的高小至中学程度。学堂开设的课程种类繁多，兼具中西学问，如经史子集的研学，又有西洋的物理、外语等。院内教师多为当地才俊，在当时，这所学堂也是颇为“维新”的了。
蔡元培来到学堂之后，开始招聘教职员工，筹备校内章程修订以及整理图书等工作。此外，他移居学堂，处理校务。原本外文课只有法语、英语两门，蔡元培经过思量，又增加日语科目，为此费劲一番周折请来了小川外雄，有了这位日籍教师，学堂外文课也增添稍许特色。
或许是觉得阅读对自己的影响颇大，蔡元培便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并对许多读物进行“解禁”，特别是一些维新派的报纸，如《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等，以此来扩大师生的涉猎范围。同时，他将“究心学术，不沾沾于利禄”作为条件，广邀校内同人编写各类教科书。
兼任督办的徐树兰，慷慨解囊，资助图书印刷。另外，理科教学所需仪器、标本和教具等，亦是由他设法求购。蔡元培和徐树兰，尽心尽责地办学，如此大费周章，只有一个目的——提高教学水平。
日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地质学教授王烈、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均是学堂学生。据他们回忆，虽然国学占据学堂授课内容多数，但毕竟有西洋学术，他们就在这里了解地圆、雨的形成和燃烧原理，这是了解科学的开端。想来，这种办学程度在当时实属不易。
蔡元培在中西学堂任职期间，仍始终坚持学习，不停进修。研读了严复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疑言》等书。繁忙之余，他还翻译西方著作，以使自己对西方社会更为了解，以求弥高。他曾自述：“得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以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氏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可见，严译书籍对蔡元培影响深远，因此，他将严复和谭嗣同并列，视为自己的引路人。此所谓“候官浏阳，为吾先觉”。
蔡元培喜好《公羊春秋》，因其三世说可阐释进化论观点，这把之前“常州学派”和西方进化论巧妙结合，从而包容外来学派，以求兼收平衡，这大抵便是“拨云雾而睹青天”的境界。
蔡元培读、译日文书《日清战史》《生理学》，开始自学英文。孜孜于外文学习，探知过程日益深化，他的个人政见也因此改变，由黄宗羲到全祖望，但凡民族大义，一以贯之，浙东学派，影响颇深。而现实如此残酷，民族激情旺盛，对旧法统观念冲击很大，现出一种政治激进，不甚确定。
当年学生回忆：1899年，秋天半夜，中西学堂花厅内，宾客云集，杯盘交错，酒酣耳热。蔡元培出于己之内心，大声批评康、梁，称其变法不彻底，欲谋变革，非摒除清廷而不足为。“己亥废储”之际，蔡元培“叛逆”之心，在给徐树兰信中尽显：“元培而有权力如张之洞焉，则将兴晋阳之甲矣。”颇有取而代之之意。
当然信中所说，也许是蔡元培一时脑袋发热，不过他君臣大义的观念，早已模糊不清。他对朝廷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可此时的他却不等同于革命派，只是革命派更能代表他的内心想法罢了。
就在这小小的学堂内，亦有新旧派别之分，其中，新派有马用锡、杜亚泉等人，推崇进化论，排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陈规陋习。蔡元培自是支持新派教员，从而引发旧派的不服，他们便请来徐树兰干涉。
徐树兰是老辈，自然赞成旧派，新旧两派的内战也因此而愈演愈烈了。
徐树兰拿出《申报》，旨在压制新思潮，让蔡元培挂于学堂。出于对长辈的尊敬，蔡元培未有过激行为，不过仍致书痛诋，愤而辞职。
徐树兰与蔡元培观点不同，所以蔡元培不可能再任总理。蔡元培思量，倘若自己所管的学堂不能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什么意义？况且，新派本来就该取代旧派，这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岂能让步？这成了蔡元培辞职的总因。
随后蔡元培经多方劝说，又回到学堂任职，可1899年10月，又因学堂停办离开了。这段时间，蔡元培还兼任两所书院院长，为时均一年。
在辞职风波中，蔡元培于剡山书院为编修学堂学员做过多次演说，并在文章中首次提出，将“当以益己、益世为宗旨”为治学宗旨，理当拜托“应试求官之积习，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以亲身所历告诫后人、鞭策学子要顺应时代潮流。
这些，是蔡元培早期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可惜当时的蔡元培还没有能力让世人警醒。此外，蔡元培在筹办学堂之外，亦坚持社会公益，如出任嘉善县宁绍会馆董事。
在辞职的风波还未平息之时，蔡元培夫人王昭病逝，时年35岁。遭此劫难，蔡元培悲痛之余，撰悼文一篇，以祭亡妻。蔡元培在《祭文》写道：“呜呼，以君超俗之识与夫劲直之气，其充其量足以偿余所期而无难，而孰意其中道而夭也夫。呜呼……早知君病入膏肓，当摒绝万缘，长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意忘情乃尔耶？”回想当年，蔡元培与王昭结婚后的几个月，一直在杭州乡试，考取举人。而后的几年又奔波在外，以求功名，在家陪伴妻子的时间并无多少。
一直到蔡元培在翰林院请了假，这才得以归家省亲，能和王夫人见上一面。1897年，王昭随蔡元培迁居北京，这使得他似乎有了些许家的感觉。
戊戌变法之后，蔡元培不愿再在京城做官，选择回到故乡，此时的王昭没有怨言，又随他一同南返。回乡后的蔡元培，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过，迅速投身当地公益、教育事业之中，徘徊于临安、杭州等地。然而，他此时并未曾想到，夫人的生命已受到肝病的侵害，一日不如一日，直到1900年6月，王昭永远的离开了蔡元培。
痛上加痛，蔡元培心中烈火越燃越旺，便离开中西学堂，前往杭州，欲筹办师范学院，虽几经波折，但仍无结果。
期间，蔡元培结交了不少省界人士，与养正书塾教员林少泉、陈叔通等时相过从，进而结识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名士，亦与颇具维新思想的“浙东三杰”之一的宋恕过从甚密，此外，他与章太炎的友谊也是始于此时。
蔡元培在绍兴筹建小学时，与友人童亦韩由杭州前往临安，途径余杭，顺道探访章太炎，章、童本是故交，便介绍蔡元培与章太炎相识。章太炎所出《訄书》第一版已印行，他排满思想尽显无遗，蔡元培主动探访，是看中章太炎乃志同道合之人，日后必有大用。
1901年，蔡元培在上海一地走动频繁，广收新式学堂和课程设置的参考资料，潜心研究，写出《学堂教科论》一书，交由杜亚泉所创书室印发。这是蔡元培第一本有关新学的论著，对当时的学堂影响颇大。
在此过程中，蔡元培和蒋智由、叶翰、王季同、汪允宗等人交往密切。当时，由蒋智主编的文摘性质的《选报》，王季同、汪允宗等人则在办理由蒯光典出资，专以刻印严译书籍为务的金丽斋书坊。
蔡元培的学堂任职之路，并不平坦，时而自信满满，时而又心灰意懒，但在每一项工作的背后，都付出了他巨大的努力，这也为日后的办学起了导向作用。2．南洋起风波
经历了在几所学校的任职后，蔡元培已经基本了解当时的教育情况。他深知办学条件的艰辛，新旧势力斗争的激烈，可一想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又必须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1901年8月，蔡元培受到学堂邀请，协理校务，时隔一月，他经介绍到南洋公学教习中文。
南洋公学是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一所晋代学校。校址在沪西徐家汇，即今天的交通大学所在地。义和团事件后，清廷推行“新政”，商约大臣盛宣怀接受建议，决定在公学增设“特班”，特班章程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培养精通国内外时务的新型官员。此时的蔡元培，负责指导。
盛宣怀参考相关资料，确定选修门类和需读项目。所制定学科涉及众多，包括哲学、政法、外交、财经、文史、教育和自然科学等。学生只需选其中的一到两类，定期上交笔记，蔡元培轮流和学生谈话，当面指导，且每月都会加以考核。“特班”之所以称为“特班”，是因其学生之“特”。特班所招学生均为国学功底深厚的青年。蔡元培在给他们评语或与他们交谈时，常灌输他们民权、爱国思想，要求他们放眼世界，掌握真才实学。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教学生学习国文，练就出众的口才。他曾明确指出：“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为此，他常常组织学生练习演说、辩论，自己则站在一旁，指导演练。
致力于培养多才学生的蔡元培，为人师表，循循善诱，有良好的风范，独特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的喜爱与尊重。
黄炎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由此可见，蔡元培与学子的关系甚为融洽。他在《口述传略》中，对其学生这样说道：“是时，南洋公学开特班……学生中最为孑民所赏识者邵闻泰（力子）、洪允祥、王茂孙、胡仁源、殷祖伊诸君，其次则谢沈（无量）、李同（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
蔡元培任职南洋公学时，张元济恰好出任校书院院长，二人志同道合，常彻夜畅谈，甚为契合。两人商合：合资办报，向国人译述外国报刊对中国的评论和报道，名为《开先报》，后更名为《外交报》。
蔡元培为该报写《叙例》，其中阐明宗旨道：“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稍后，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建议设立编译所，拓展事业。
次年，编译所成立，张元济推举蔡元培任所长，负责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此项工作，正是蔡元培企盼已久的，他邀约各类办学经验丰富、国外时事均了解的同人参与其中。
无论在哪个领域，蔡元培的思想始终是锐意求新的。他选编的《文变》一书，选文42篇，大部为近人所撰写，内容涉猎广泛，特别关注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问题。此书目的明确，就是让读者“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
蔡元培的夫人王昭病逝后，身边人常劝其续弦，并为其介绍条件相当的女子。当时，妇女地位极其低下，而蔡元培自己却愿做表率，开男女平等之先风，遂提出择偶标准五条：（一）女子不需缠足；（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媒者无一合格，因而，蔡元培续弦的问题很久未解决。
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黄世振，字仲玉，工书画，孝亲长，且居家待嫁。偶然间，蔡元培欣赏到她的画，很是欣赏，遂求人介绍。适时，黄家正在杭州，黄世振欣然接受蔡元培所提五条，即行订婚，二人于1902年元旦结婚。
婚礼在杭州举行，由于蔡元培反对旧习，仪式不循旧风俗，初开新风气。以带“孔子”二字红幛子代替三星画轴，以演说会代替“闹房”。婚后，蔡元培和黄仲玉前往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其时，除了南洋公学的工作，蔡元培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如创办“爱国女校”，成立“中国教育会”等，均卓有成效。
1901年冬天，蒋智由、黄宗仰开创办学又一新潮——创立女校，并与蔡元培商量，蔡元培等人均大力赞同。当时，社会阻力很大，发起人均携家人一同参加。首次集会在蔡元培家中，黄仲玉到场，与大家合影留念。不幸，被吴彦复夫人看见，其两女儿都参加了此次集会，她甚是恼火，以骂相扰，筹办女校之事不得不暂时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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