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丽丝·劳斯瑟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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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为更好的世界试读：
1 设计是什么？
设计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态度。——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
谈到到发动战争，蒙蔽敌军，排除异己和威慑反对者，嬴政算得上是个中老手。其实他可能没传闻中说的那么嗜血和残忍，批评家们有时候习惯夸大其词。但是他的机智和坚韧几乎是公认的，正因如此，他才能使名不见经传的秦国一跃而成中原霸主，并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的时代。
公元前246年，少年嬴政成为新一任秦王。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才扫清障碍，建立了绝对的强权。15年以后，所有强大的邻国均败于秦。这场长期而坚韧的讨伐始于最弱小的邻国，在此期间，秦军的取胜方式五花八门，曾佯装战败，对追来的敌军设伏，也曾以黄河水倒灌别国的都城。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场战役，由于齐国没预料到它的盟国会倒戈相向，故而秦国基本没费什么劲就取得了胜利。
嬴政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从个人角度来看，他残忍、好战、善于用计，在外交上也多诡诈；从其他方面来说，他拥有着十分完备的间谍网络，武器库也总是满满的，军队更是不在话下，弓箭手、剑士、御夫、骑兵都训练有素。不过，军事历史学家们总会忽略嬴政的另一个长处，这个长处往往为历史上的成功军阀们所共有，那就是对设计的掌控。
在嬴政的成功之道中，武器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嬴政刚成为领袖时，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对士兵的组织能力。但是就常规而言，士兵的征选一般来自于普通农民，他们没有任何军事基础，参军并非出自于他们的本意。他们需要大量的训练才能熟练地运用武器。
武器的设计总是取决于嬴政的需要，它们的尺寸、形状和材料都要恰当，制作流程和外形也需统一。新版的铜矛拥有着更加宽阔而短小的刃部，尽管这种武器已在秦军中沿用了1000多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升级。戈也被重新设计过，刃部由原来4个孔变成了如今的6个孔，如此一来，在狂乱的战争中，戈头才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相较于矛和戈，弓箭系统的升级才是重中之重。在嬴政的时代，弓箭在战争中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手工制成的弓箭在规格上总是难以统一，所以使用起来也就极为不便。箭和弓需要相互匹配，不能混用。如果一名弓箭手受伤或者战亡了，他的弓箭也只能跟着下战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高端的武器上，比如说十字弩。所以说，武器常常会影响弓箭手们的正常发挥，取胜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嬴政对弓箭的规格进行了统一。就箭而言，箭身的长度必须相同，箭头部分也都要呈精准一致的三棱锥状。复杂一些的长弓和十字弩，所有的组装部件都转变为模块化生产，对模块的规格均有严格的要求。不同的部件对应着不同的生产部门，他们都有各自的标志。如果武器生产中出现了残次品，那么负责的工匠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胆敢再犯，惩罚也会跟着加重。为了建立起工匠们的集体责任感，受罚者的工友和长官也要跟着倒霉。如此这般，军械库变强是迟早的事，对嬴政的对头们来说，这可是非常不妙。如今，嬴政用在武器改造上的严苛态度也为他的追随者们所继承，苹果AppleSamsung［］和三星［］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的设计师终日都在思索，如何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高效地设计出更轻薄、易操作且功能多样的新一代电子产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封自己为“始皇帝”，意为第一任皇帝。以后，在帝国的其他领域，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巩固自己的有效统治，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和统一法律。这些改变使百姓的生活变得井然秩序，增进了不同地区的贸易流通，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它们也具有精神上的功能。在以往的战争中，有数不清的人死在秦国的兼并战争中，他们的亲人饱受痛苦，对秦始皇的态度也就算不上友好。新的举措实施后，这群人也必须顺应潮流，当他们使用新的货币时，就等于在无形中感受到帝国的统治，如此一来，他们就有理由感谢这个美好国度的君主了。
为了巩固新帝国的地位，秦始皇迫使六国最有实力的贵族迁往首都咸阳，从而割断他们与其领地的联系。这样一来，就少不了要兴建很多宫殿，包括秦始皇本人的在内，不过他的宫殿和他本人一样，都极为耀眼。最为不同的是宫殿的方位，对应着星辰，从而成功地暗示出其统治者的地位，他的统治对象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宇宙。这其实是那些自我膨胀的统治者们惯用的伎俩，他们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功绩，威慑自己的臣民，但是鲜有人能做得像秦始皇一样光芒万丈。即使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臣民们也知道他们的皇帝有多么伟大，因为秦始皇已经把他的功绩刻在了帝国境内的山峰之上。
在这里，秦始皇向我们展示了极好的设计策略，运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设计思维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并将这个信念传达给他的臣民。这种行为和今天的企业形象工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Nike就是一个很Barack Obama好的例子。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总统竞选中，也露了同样的一手。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秦始皇的时代距离我们太过遥远，因而他能将设计作为自身形象的推广媒介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这可能也是他赫赫有名的原因。
和祖先们一样，秦始皇相信人死后依然要持续原来的权力关系。死亡类似于恶灵作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他希望能够长生不死，便派遣使者前往传说中的蓬莱、瀛洲和方丈三座仙山寻找长生不老药。当知道努力付诸流水后，秦始皇决定，既然一定要死，死后就得气派一些。和祖先们一样，秦始皇要建造极为奢华的陵墓，不过，作为独一无二的始皇帝，他需要更加煊赫一些，这样才能体现出他的功绩。于是，他选择了今天中国临潼附近的骊山，在山体里辟出了20多平方公里的场地来建造陵墓。直到1974年，当地的农民凿井时才发现了这个旷世奇作。
和祖先们一样，秦始皇也把生前的朝臣、随从、士兵和伶人视作私人物品，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是跨越生死的。虽然皇帝希望自己的随从们能够殉葬，但是只有少数的宠物和马是生殉，大部分仆人都是依照活人复制的铜人、木人和陶人。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为了娱乐，大部分却出自于始皇帝对宿敌的畏惧，他担心自己在死后遭到亡灵们的清算，于是他在墓室西边和东边的坑中分别安置了他的军队。西边摆放着铜车马，以超过两吨的青铜制成，大小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由马、战车和御夫组成，以金银做装饰。墓室的东边则放着世界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这是一群真人大小的陶制人像，总数超过7000，他们佩戴着真实的剑、匕首和斧子，安静地拱卫着陵墓中的帝王。
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陵墓时，曾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工匠，仅在兵马俑这一项上就有超过1000人为他服务。这些工匠需要拥有高超的技能，因为兵马俑的制作需要标准化，较之武器更为精细。兵马俑都有一定的规格，工匠在对陶土进行处理后，再放入模中压塑，最后手工调整细节部分。这是一项耗时且艰辛的工作，很多工匠因为不堪辛劳而死去，然后被就地掩埋。
从前的秦始皇通过设计来积累财富，追逐权力。这时，他仍然通过设计为自己编织着死后的梦，希望以此来展现一场最隆重的死亡。以秦始皇的精明，这样做当然还有着现实的目的。这座陵墓越是伟大，就越能巩固他“神所赋予”的地位，也越能说明他在山上刻的那些文字所言非虚，他的货币体系也就愈加合理合法。当然，这座陵墓也体现了皇帝的内心世界，他用物质来展现“中国第一位皇帝”的尊荣，以此来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这已经成为当代设计惯用的套路，典型的例子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节以及Chanel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高级服装秀。
让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公元前3世纪时，设计对秦始皇和他的国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许什么都不是。“设计”这个词起源于古罗马，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designare”，它的含义有很多，比如说标记、追溯、描绘、计划和
事做［］。
尽管秦始皇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配置了不同的解释，我们或可称其为设计；另外，设计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秦始皇的人生履历里，一直对严苛精细的设计情有独钟。基于以上事实，他却依然不能为自己的这份专注而沾沾自喜，因为他和以后的设计战略家们不大一样。以后的设计战略者，比如说苹果公司、Chanel、Nike、巴拉克·奥巴马的幕僚们，他们对设计的掌控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秦始皇，即使他做得很好，但是却源自于本能。
像秦始皇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年代里，他们本能地从事Henry Dreyfuss着设计的工作。就像美国工业设计师亨利·德雷夫斯［］Design for People于1955年在他的著述《为人的设计》［］中论述的那样：“在很久以前，原始人用手鞠水喝，但是水会从指缝中漏掉。于是他们用黏土捏出了碗，想办法让它变硬，再拿它喝水。碗还是不太方便，于是再加个把手，就出现了杯子。杯子倒水不方便，就再捏出注水口，于是出现了罐子。”原始人将碗变成杯子，再将杯子变成罐子时，其实就是在潜意识地进行创造，因为他们需要一种不浪费的喝水方式，这就好比嬴政改造的那些武器。时间变迁到中世纪，当木匠和铁匠在从事一些创造性工作时，哪怕只是尝试着把物品变得更坚固、更美观，他们也是在进行设计，这和水手们修补船上的装备，农夫们升级他们的农具、加固田间的围栏一样。
1548年，对“设计”的解释首次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这时的设计还是动词，等同于“指出”、“制订”，其他的解释是后来陆续加进来的。1588年，它又身兼了名词的意思，指的是“目的、目标和意图”，5年以后，它的名词解释更精确了一些：“做一件事之前的计划，行动之前的打算”。设计的这些比较原始的含义一直沿用至今，新的含义也在不断出现，有些比较笼统，有些则较为精确。
所有古老的词汇都曾被一再诠释过，那些诠释有时源自于时代的流行态度，有时源自于商业的投机主义，有时甚至来源于不可预测的灾难。不过，极少有像“设计”这样一直含混不清的词汇。一个词的解释越多，就越难捉摸。不仅是因为新旧解释会被混为一谈。设计历John Heskett史学家约翰·赫斯科特［］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把“设计”和“爱”放在一起，认为二者同样难以诠释。这两个词的意思的确很多元，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内涵。“爱”可以形容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可以理解为一生的奉献，或者是激烈的欲望，不可救药的沉迷。而设计的所指也很多样，它可以用来形容技术的细节、价值百万的椅子，或者能够改变命运的创造，比如说又便宜又好用的假肢。而对于那些新有神论者们而言，“创始者”是存在的，他Charles Darwin以一种秩序理性创造了部分的世界，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能代表全部。设计对这些人而言，就是生命的源起。
只要设计没有统一的含义，各种说法就会相继涌出，这个现象从公元16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设计还是一个通用的词汇，可是那时的建筑师、工程师、造船师和工匠们将设计挪用到了自己的领域，专门用来指他们那些充满细节的草图、计划和表格，他们觉得Giorgio 这些宝贝集中了他们所有的灵思。1550年，乔治·瓦萨里［VasariLives of ］出版了他的著作 《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 ［the Artists］，在他筹划这本书的时候，曾前往各地进行过考察。在佛Leonardo da Vinci罗伦萨，瓦萨里参观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工作室，他曾这样形容达·芬奇的设计：“对象是磨坊、缩绒机和引擎”以及“为赞颂达·芬奇的优秀设计而做的雕塑，处于所有东西的正中，完美地写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学术生涯。”
这样的“设计”是一种说明，以确保工匠在生产时能够按照建筑师或者设计师的意思来。这种定位似乎已经很确定了，但是不久以后，人们又用设计来指代这些“设计”的观点，以及它们的形成过程。约翰·赫斯科特以一句十分经典的话来形容这种词源上的混乱，那就是被设计过的Design is to “设计是创造一个概念用以生产一个［］产品”［design a design to produce a design.］。这个说起来十分绕口，但是从语法上来说，它也讲得通，在某些语境里面，设计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工业时代里，如果设计的定义没有那么复杂，可能又会有一大批的好事者看不过去，再给出新的解释。
17世纪早期，在中国的景德镇，也有这样一群设计和制造陶瓷的人，和达·芬奇使用的系统相似，他们也同样经过批准，从而把东方的陶瓷卖到了欧洲，进行繁荣的陶瓷贸易。几十年后，“太阳王”Louis XIV路易十四［］也采用了相同的套路，他在法国设置了一些专门为宫殿提供设备的皇家制造厂，其中最有名的是戈布兰皇家织毯厂Gobelin，制造挂毯和家具等Charles Le Brun［］，艺术家夏尔·勒·布朗［］在此担任非官方的设计总监。Jean-
由于国王路易十四和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科尔贝［Baptiste Colbert］的宠爱，勒·布朗最后成为戈布兰织毯厂的管理者，他的审美对皇家的总体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戈布兰织毯厂雇用了成百上千的工人，把勒·布朗等设计师的手稿和模型变成了现实。对于路易十四和科尔贝来说，这些伟大的工厂足以向巴黎人们展示国王的权威：他们的国王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也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这正是几个世纪前的秦始皇想要告诉天下的。就这样，路易十四的光辉形象伴随着他的宫殿、花园、马匹、武器设备、衣橱和遍布法国的雕像以及其他可以证明其统治的事物渐渐传扬开来。
尽管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举措已经足够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它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后来，西方社会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初期的工厂继承了戈布兰的工作方式，以确保工业化大生产的正常运行。像当初秦始皇制造兵器那样，所有的物品都按照一定的规格批量生产，以保Josiah 证最终质量的稳定。在所有人中，乔赛亚·韦奇伍德［WedgwoodStaffordshire］是最先这么干的，他的斯塔福德郡［］陶瓷可以算是第一批尝试。韦奇伍德的成功促使其他工厂争相效仿，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工业设计的程式。
在现代工业的标准下，设计被划分成很多个学科，对应着不同的工作类型。当然，还有一些设计战略家和设计咨询师徘徊在这个体系之外。这样一来，设计似乎已经条理分明了，但事实上，在当代工业这个语境中，它却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迷惑。举个例子，设计在造火车和造罐子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吗？前者体型巨大，程序复杂，后者美观实用却已臻完美。不仅如此，在铁轨、桥梁、隧道、站台、标示、地图、时间表、票据、信号塔、信号系统、铁路公司的视觉识别系统、员工制服这类跟轨道运输相关的其他元素中，设计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医疗、教育、军事、时尚、休闲、都市生活、航空、汽车、计算机和空间探测，设计也担任着各种角色。同时，我们也要对各种设计学科的实践动力加以考虑，这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比方说时尚服装设计师和宇宙空间设计团队，前者可能以纸、笔、针、剪刀、布料以及其他配件作为工具，而后者却只会在实验室里进行神秘而复杂的超级计算机实验和风洞实验。
准确地来说，设计的含义和作用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而言都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待做工程的规模、技术的复杂程度、法律的限制和政治的敏感程度。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说设计师和工程师在较量时谁占上风。在不同环境中，设计的叫法也五花八门，造型、工程、策划、艺术指导、公司战略，这些其实都可以是设计。商业领域以外，人们通常把一些直觉性的设计行为称作是智慧或者常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好令人惊讶的，设计有一个极为显著的优点，就是百搭。它的内涵多样，所以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发挥作用。不过，正是因为它的面貌如此丰富，所以大家对它在产业中担任的角色就很难有一致的判断，这就让很多人觉得愈发困惑。
很多人认为设计就是造型或装饰，这是少数令设计师感到郁闷的style观点之一。对一些设计纯粹主义者而言，把“造型”［］等同于设计简直是对设计的玷污，虽然在很多媒体和广告的宣传中，二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实，这种误会很难避免，因为相较于历史，今天的工业设计流程正在变得复杂，技术密集程度也更高。18世纪末，在韦奇伍德的顾客中，也许有些人能够分辨盘子原料的好坏，但是绝大部分人却是通过观察其造型和蓝色的外观来进行直观的判断。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一般只通过外观来判断那些电脑和数码设备的好坏。软件操作？制造商是否确保了员工的权益？谁会去管这样的事。除此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费心解释造型和工业设计的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分支概念。虽然设计和其他部门一样，对公司战略、工程建设、持续发展、内部交流、品牌构建、生产规划、资源共享以及社会责任做出巨大贡献，但是组织中的其他部门，比如说财政部和市场营销部，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设计部的功劳，因为谁都不想将自己杯中的羮分出去。
还有一些人将设计看作是商业的工具，这也是不对的。20世纪Constructivist Movement上半叶，构成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展开，它传达了后革命时代“新事物新生活”的观念，并认为设计是一种使世界De Stijl Group变得更美好的手段。荷兰风格派［］和德国包豪斯Bauhaus［］的现代主义先锋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当设计在整体经济和个体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它便被贴上了商业的标签。战后的意大利是实业家和天才设计师强强合作Castiglioni 的时代。在这些设计师中，有卡斯蒂格利奥尼兄弟［brothersCarlo MollionEttore ］、卡罗·莫里诺［］和埃托·索特萨斯［SottsassJoe Colombo］这样的建筑师，也有乔·科隆博［］、恩佐·马里Enzo MariBruno Munari［］和布鲁诺·穆纳里［］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既有吸引力，又十分精巧，消费者们于是很愿意为“意大利生产La Dolce Vita 线”上的这些产品买单。在意大利电影《甜蜜的生活》［ItalyFiatVespa］中，菲亚特汽车［］、韦士柏摩托车［ ］、意式咖啡机、卡斯蒂格利奥尼设计的灯具以及索特萨斯设计的奥利维蒂打字机Olivetti［］都作为电影的陪衬出现，这部电影的热映，也带动了它们热销。自那以后，意大利的战后恢复能力更加卓越，其“设计等于价值创造”的理念也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以及当今的中国和韩国，我们还可以见识到这条理念的巨大影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直到1973年，IBM ［］的创始人之子，小托马斯·约Thomas J.Watson Jnr翰·沃森［］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演讲中强调：“好设计就是好生意”。
权威思想领域在探讨设计时，也很重视设计的商业导向。雷纳·Reyner Banham班纳姆［］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设计评论家之一，这名来自英国的文化历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设计与商业关系的重要文章，既包含了内涵丰富的消费文化，也有刚刚开始的波普运动。Roland Barthes他对设计的观点也被法国社会评论家罗兰·巴特［］和让·Jean Baudrillard鲍德里亚［］所引用。让·鲍德里亚在其著作中解释分析了消费品的内在含义和外部象征。德国艺术家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Hans Haacke［］和汉斯·哈克［］、美国艺术家埃德·拉斯查 Ed RuschaRichard Hamilton［］以及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 ［］的作品也都试图为设计进行精准的定位。
设计的多面性也会引发人们的不同理解。虽然大家不怎么看好设计在商业上的应用，但是有效地运用设计来提高生活品质却是大多数人乐见其成的。同样在1973年，小沃森在沃顿商学院演讲中谈道：在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师和程序员们建造起了“视觉语言工作坊”Visual Language Workshop［］，这个举措对数字影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使用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均得益于他们的成果。平面设计师Muriel Cooper缪里尔·库珀［］也是设计团队的一员，在之后的40年里，她以设计精美的书籍封面而出名。她曾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向}fl}Learning from Las Vegas，1972年拉斯维加斯学习》［］设计过封面，这Robert Venturi本书是罗伯特·文丘里［］与妻子丹尼丝·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Steven lzenour［］，以及史蒂文·艾泽努尔［］合作出版的。
1967年，库珀在偶然之下接触了电脑。有一天，她溜达进了一Nicholas 间教室，碰巧，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正在上课。“它们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库珀回忆时说，的确，当时的库珀被屏幕上的数据代码弄得困惑不已。尽管库珀不太明白这些代码，但是多年积累的经验还在，于是她认为数字图像应该更有表现力和吸引力，就像打印出来的图案一样。那时，电脑还Ron Macneil是程序员们的天下，这些程序员中就有罗恩·麦克尼尔［］，他也是视觉语言工作坊的创始人之一。库珀的黑色鬈毛狗苏奇也总在办公室打盹，它一直陪伴着库珀，直到1994年库珀离世。后来，工作坊里也培养过许多优秀的软件设计师学徒。这些学徒中，有的成为John Maeda了当今优秀的艺术家。前田约翰［］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回忆起导师时提到，每当有强势的男士向库珀发起挑战时，库珀就会把脚搭在桌子上，高高的那种，像运用战斗策略一样。“在缪里尔的时代，男人都很厉害。但缪里尔会说：‘我会比他们更厉害。’她有炫耀的底气和资本。”
1977年，缪里尔·库珀在麻省理工学院
小沃森的演讲与另一位美国艺术家，人称“无害的怪物”的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发表的“世界设计科学的十年推广运动”拥有一致的思想。自19世纪20年代起，“外星人富勒”就开始支持环境友好的设计理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富勒经常发表不可思议的演讲，这些演讲往往与尚未成型的理论模式、四面体的奇迹以及果冻的营养价值有关。有一次，他的演讲甚至长达42个小时，内容是“我所知道的一切”。1966年，《纽约客》的记者在采访富勒后，根据他所涉及的领域和取得的成果，将他界定为“工程师、发明家、数学家、建筑师、地理绘图师、哲学家、诗人、宇宙学家和综合领域设计师”。相关领域的许多人认为富勒是个疯疯癫癫的怪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否定他的成就。富勒的很多计划也流产了，有一些是他本人十分在意的，比如说悬浮城市和飞行汽车。但是他的应急避难所——短程线穹顶Geodesic dome［］却成为了20世纪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人道主义设计。这是一个可移动的球顶设计，它的建筑材料十分廉价，包含了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比如说木头块、金属碎片、旧衣服和毯子。它还能适应所有的地形，在最恶劣的天气中屹立不倒，完全能够在全世界都绝望时，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保护。“用较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是富勒的核心观点，1965至1975年间的“世界设计科学的十年推广运动”其实是对富勒的肯定，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像富勒一样的“综合领域设计师”，这是一群为创造更为合理、更为多产的人类未来而自我奉献的人。
无论是巴克敏斯特·富勒和缪里尔·库珀，还是那些富有创造精神的无名设计师，都没有公关团队宣传他们的成就。相较之下，为了营利而不断强调设计商业价值的人就显得钻营小气了。设计咨询顾问为了赢得新的客户，会极力地证明已有的设计有多么高效；执行委员为了晋升，会证明过去的设计决策是多么赚钱；政治家为了把握机遇，往往对经济复兴政策作出夸大的承诺；商学院教授也会在设计管理课程上竭力争取利益。所以理所当然的，当媒体对“设计”进行报道时，就会把重点放在其他方面：比如伦敦北部的宜家家居在开店日大减价，在吸引众多购物者的同时也吸引了九辆救护车和一辆紧急管理车；北京苹果专卖店新款苹果手机上市，等待了数个小时的顾客因被告知“出于员工和顾客安全的考虑”不开门售货，气急败坏的人们甚至向玻璃门上投掷生鸡蛋。
其实这些报道并不是故意强调这些，但是它们的存在的确加剧了人们对设计的怀疑，以至于人们会认为，设计是不稳定的、骗人的、蓄意的、不可信赖的。追溯到1704年，“设计”的处境同样不怎么美好。根据当时的《牛津英语词典》记载，设计的解释是“诡计多端的发明”或“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计谋和手段”。词典中关于“设计者”的第一个释义包含了两种迥异的解释：“设计或者计划的人”，以及贬义的“策划者、阴谋家、密谋者”。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或者你所珍视的东西被“设计”了，那么你就不自觉地加强警惕。当“设计师”作为形容词使用时，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是多样的。当物品被描述成“设计师沙发”、“设计师旅馆”或者“设计师鞋”的时候，一般来说，你的第一感觉要么是“这个东西很好，因为它是设计师的产物，所以它值更高的价格”，要么就是“他们一定是在敲我的竹杠”。
1948年在黑山学院，巴克敏斯特·富勒和他的短程线穹顶模型
由此我们甚至可以预见，设计已经在很多时候被曲解成了一种造型诡计。这些曲解既陈旧又不公平，在这种认知体系下，设计的优点也会被一点点地冲淡。长此以往，设计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失去自我展现的机会。这就如同医疗保健体系一样，医院对医生的要求是治愈患者生理上的疾病，而患者精神上的问题则不在医生的职责范围内。这种不完善的服务体系会让病人遭受许多不必要的痛苦。设计也是一样，当政府、企业、银行、教育界以及非政府机构认为，设计只在生产快速汽车和上镜的裙子时有用，那设计其实已经被人为地限制了。那么当设计再处理其他问题时，也许就会因此遭遇忽视和怀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们只在生产沙发和电话时谈到设计，谁又会相信，设计还能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说的那样，对环境和人道主义做出建设性贡献？
还好一切都在改变。首先是新一代的设计师，他们拒绝为商业设计所圈囿，而选择成为富勒所提倡的“综合领域设计师”。人们还把可持续发展提上了日程，同时提到的还有人道主义的挑战，比如说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以美国设计师纳撒尼尔·科勒姆Nathaniel Corum［］为例，他起始于商业设计，却对“销售镀金设备”感到厌倦。于是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将一部分时间用于“人道建筑协会”的志愿者团队教育节目，帮助海地进行震后重建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为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族的老人们搭建可持续利用的太阳能房屋。学生时代的科勒姆曾在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居住区以及蒙大拿和北达科他州的部落工作过，这段经历使得他认为自己对人道主义关怀充满责任。科勒姆以旧金山的AfH办公室作为基地，并装备一款防震、防水、防压的军用标准电脑，这台电脑甚至经得起汽车的碾压。做好这些准备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游牧生活。类似的，在创立社会设计团队Participle前，英国社会科学家希拉里·柯Hilary Cottam特姆［］曾在非洲工作过，她的服务对象是一个世界银行的城市贫困项目。Participle是一个团队，它的宗旨是“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它由设计师和其他领域专家们共同组成，通过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开展合作，计划并有效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问题、贫困问题、犯罪以及社会歧视问题。
严格说来，为Participle工作的设计师们都是在解决问题，很多其他的设计师也被赋予了同样的使命。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当今的社会、生态、政治以及经济上的挑战都十分严峻，再是因为传统的应对方式不再有效。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新的方式解决问题，设计也是一样。
按传统而言，设计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产品，不管这种产品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在这个维度上，物品、工具、图片、软件都同样重要。当今的设计却认为，设计的价值体现在设计过程本身，“设计思维”这个概念就是据此提出的，它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战略和组织上的问题。“设计思维”一词出现于1991年，创始人是美国设计工程师大David Kelley卫·凯利［］。凯利发现，设计师们在解决问题时具备一种平行思考的能力，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这种技能得出巧妙的解决方案，再以此说服他人。他把这样的过程提炼出来，称作“设计思维”。秦始皇部署军队的方式就很接近于设计思维，他培养新兵时便强调了自己的无上权力，他还要求新兵们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韦奇伍德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再把韦奇伍德当年的大胆投资拿出来解释，同样会觉得非常诱人，因为他的视野和信心都非同凡响——他打算建立一个运河网络，专门用来运输那些易碎的陶器，这非常了不起，因为摒弃了四轮马车也就等于避免了18世纪土路运输所带来的种种隐患。这种后天养成的设计思维，使得他的新陶瓷产业取得了巨大突破。
运用这样的方式，设计流程打破了其固有的结局，设计师们也因此获得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IDEO设计咨询公司还发掘过设计思维的商业用途，IDEO成立于1991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
Palo Alto托［］，创始人之一正是上文提到的凯利。之前的IDEO一直在为硅谷的公司开发科技类产品，但现在却重新规划了业务范畴，它可以为银行提供服务，帮助它们开发新式的账户，也可以为卫生保健组织出谋划策，帮助它们增强对患者的关怀。在公共领域，设计思维已通过事实证明其不可或缺性。除了Participle——它将设计思维运用在所有的社会设计项目中，还有曼彻斯特的平面设计师彼得·萨维尔Peter Saville［］——他运用设计思维，成功地完成了对曼彻斯特这座城市的塑造。早在19世纪80年代，萨维尔就通过为快乐分裂乐队Joy DevisionNew Order［］和新秩序乐团［］设计唱片封面而声名大震。本着同样的设计理念，萨维尔就很多问题向市议会提出建议，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以及两年一次的文化盛宴——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
在实践中，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思考当下的紧迫问题，比如说面对已经瘫痪的交通系统时，我们需要找到更安全、更低廉、更干净、对环境压力更小的替代品。常规设计的解决方案往往是发展更为节能的新型汽车，这虽能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却不能同步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对道路本身进行设计，对交通管理的其他方面进行根本上的改变，结果一定会大大不同。鼓励人们在上班的路上拼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劝导人们选择骑行放弃开车也很有成效；如果能进一步降低高峰期的出行量，推行燃油费、养路费和停车费的动态定价法，结果一定会更好。在很多情况下，当代的设计师们都承担着制作海报、控制网络、发布信息这样的角色，他们只是为了配合经济学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策略分析师们而工作，为他们宣传造势，为他们开疆拓土。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师们也一定能够像Participle和彼得·萨维尔一样，影响决策制定。
虽说夸大设计思维的潜能是愚蠢的，但是设计思维的确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如果继续下去，它很快便会和传统设计方式并行。它跳过了设计流程中的技术因素，为其他领域的人和设计师都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参与设计实践时都会更加方便。它还拓展了设计流程，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前工业时代的设计本色——足智多谋而具有独创性。Architecture without
20世纪60年代，“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是最有影响的建筑类展览之一。1964年，这个展览在纽约Museum of Modern Art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负责人是历史学家伯纳Bernard Rudofsky德·鲁道夫斯基［］。这次展览主要展示了非建筑领域中的人们所设计的房屋，包括冰屋和悬崖屋。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参Un-Named 加2011年韩国光州举行的设计双年展时，在“无名设计”［Design］展览上发表了相同性质的演讲，强调非专业设计师——科学家、黑客、农民和活动家主导的设计项目。这些设计项目中，有电脑病毒的编程代码、有中国农民用篮球做成的桶、香港流浪汉用金属笼Arab Spring子搭建的居所、假肢，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时，开罗进行政治抗议的行动计划。
除了假肢制作外，以上的这些都不在传统的“设计”范畴内。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设计流程中的每个步骤。事实上，我们应该赞赏他们的创新，因为不管是农民对篮球的彻底改造，还是开罗的抗议计划，都需要一定的策略才能或独创性。“无名设计”展览正是通过将这些创造性行为都界定为“设计”，尝试着是否能从中寻找一些灵感。毕竟，设计一向被描述成具有独创性和思考性的活动，它和这些“正常行为”是划清界限的。因此，若想验证此种行为是否有道理，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它的成果，再以之和旧认知模式下的成果相比较。
其实很显然，新认知模式下的这些成果的确十分优秀。如果“无名设计”的匿名设计师们知道他们的作品会受到这样的评价和分析，那么开始时，他们会不会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比如把抗议计划设计得更为缜密，或者想出更多另类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开罗抗议计划中，活动家们是最核心的人，他们主要贡献在于对政治问题、当地地理知识的把握以及对人心的有力煽动。这样一来，抗议计划考虑得越周到，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计划的拥护者离监牢也就越远。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原则用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即兴的设计元素。拿食物来说，如果你按照食谱做一道菜，那么完成的时候就不能说是你设计了这道菜，因为你只是遵循公式化的步骤，并没有对必要的设计元素进行额外的改动。但是如果你偏离食谱的规则，按照你的想法进行创作，那么你就可以骄傲地说这道菜是你设计出来的。设计出来的菜肴是否会更加美味呢？也许吧。虽然其他技能更为重要，比如挑选最佳配料的能力、了解食物的特性、对厨具的熟练操作，但是如果你在准备阶段的设计元素上付出了更多精力，那么效果便会更加诱人。比如勇敢地混合各种味道，或者对装碟后的食物外形进行更多的修饰。
即使设计被定义得更加灵活，或者知道其在商业领域之外的潜能，设计也不会变得更为清晰。相反的，多为设计增加新的角色和功能，让它的定义变得模棱两可，也许会更好些。我们不必要担心什么，因为从元素上来分析，设计还保持着以前的模样。无论它的目的是生产出更小巧、对用户更友好的智能手机，还是建立起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伟大项目，抑或是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临时房屋，设计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模样。设计对生活有着巨大影响，通过设计，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愿望得以实现，正是设计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发展方向——更幸福，抑或是更糟糕。
无名设计的智慧——在北京被用来作为小货车或移动工作间的改装三轮车
在所有对设计的热议中，有一种理论相对公允，就是对忽视设计潜能而导致的威胁加以考虑。狗育种问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为控制不同犬类的发展，人们对犬类施加了几十年无人管制的、不完善的试验，结果酿成了悲剧性的设计灾难。1815年时，英国只有不超过15个认证的犬种，但是现在已经有超过400个犬种了。在这些犬种中，只有150个是拥有官方认证的纯种血统。很多犬种的诞生是因为现实原因：高贵的达尔马提亚犬最初是达尔马提亚地区克罗地亚山区的护卫犬，在18世纪的英国是时髦的马车犬；勇敢的湖畔梗犬原来属于英国湖畔地区，它们总在荒凉的山谷里觅食；在19世纪的英国牛津，杰克罗素犬是一种精力旺盛的小型的白棕色的梗犬，它斗争心强，Reverend John Russell能追逐狐狸，这个才能深得罗素神父［］的喜爱，因此他决定培育出更多像杰克罗素犬一样的小狗。但是有些其他犬类的培育仅仅是为了其美丽的外观，更进一步说，就是为了满足销售市场的需求，比如小巧的吉娃娃茶杯犬以及可爱的斗牛犬，它们大多拥有大大的头部或者如婴儿般可爱的面容。这些犬中有非常强壮的，也有身体很差的，为了追求可爱的外表，它们的基因源往往十分狭窄，要想健康也就十分困难。
在众多值得警醒的例子中，有很多犬种十分醒目，比如说查理士王小猎犬，它们的头骨往往非常大；而矮脚长耳猎狗患有先天性偏执妄想症；德国种短毛猎犬有发作性睡眠病；斗牛犬更是被很多的健康问题所折磨，包括呼吸疾病、皮肤感染、神经障碍以及眼睛和耳朵的病症。个别犬类的健康状况往往十分堪忧，一些犬类协会甚至拒绝为近亲繁殖的犬进行注册。也有负责任的动物饲养者尝试对健康状况不良的犬种进行更加健康的育种。没有人能够从根本上创造一个物种，我们很难去相信那些动物饲养者，更不用说为了挣钱而培育娃娃脸斗牛犬和小型吉娃娃的无耻繁殖工厂——它们培育出很多不健康的、短命的多病犬种，因此也制造了非常多的痛苦。对犬类的基因操纵是一个悲剧性的案例，这证明了当我们做出改变时，若是预先计划得不够详尽或是判断得十分拙劣，便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那么，设计是否能为这一进程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规律和智慧呢？很有可能，只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至于人们将自己或他人描述成设计师且都必须要参与其中，那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2 设计师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是设计师。我们在所有时间做的所有事几乎都是设计，设计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Edward Teach
几乎所有对爱德华·蒂奇［］外貌的描写，都在盘算着让他越可怕越好。作为18世纪早期最为残忍也最为成功的海盗之一，蒂奇那厚重的黑衣、坚实的黑靴、永远上扬的黑帽檐都在无声地昭示着他所拥有的黑暗力量。他的脸永远被杂乱的胡须所掩盖，这也是他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外号——“黑胡子”的由来。蒂奇的双肩总是披着佩带，佩带上永远固定着满满的子弹夹以及三个塞着手枪的皮套。根据传言，在黑胡子的船舰打算抢掠一艘船前，他都会点燃帽Charles Johnson檐下插着的那两根导火线。查尔斯·詹森［］船长在A General History 1724年的《抢劫与谋杀——声名狼藉的海盗通史》［of the Robberies and Murders of the most Notorious Pyrates］一书中将黑胡子描述成“比地狱怒火还要令人畏惧的角色”。在书的最后，他还对黑胡子船舰上的海盗旗做了特写：一个由骷髅和斜十字交叉的骨头组成的图案，骷髅在上，骨头在下。
同时代的其他的海盗也纷纷在他们的旗帜上装饰上图案，都是基于相同的原因：用恐怖的图案威慑那些老实的船只，让它们乖乖投降。百年来，海盗们一直把旗帜看作是恐吓的有效招数，但是它们从没想William Kidd过组成联盟。苏格兰海盗威廉·基德［］在17世纪末期一直扮演着公海霸主的角色，他经常使用法国国旗来扰乱目标船只，等那些船只放松警惕，基德的船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了。同时期的英国海Henry Avery盗亨利·埃弗里［］更喜欢用印有四个宽V形条纹章的冒牌贵族旗帜来迷惑其他船只。到了18世纪，在经年的海上战争后，欧洲开始走向和平，殖民地贸易迅猛发展。为了赚取利润，人们聚集到纽约，使纽约成为一个走私品的地下交易市场。海盗行为变得有利可图，一些精明的头领，比如黑胡子及其率领下的威尔士同伴以及巴塞Bartholomew Roberts洛缪·罗伯茨［］都趁此机会赚了一笔。他们把交易当成了一项重要的事业，并有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他们从不浪费宝贵的弹药，也不招致无故的伤亡，他们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袭击。在劫掠船只时，他们先是快速而谨慎地将其围起，等船上的成员被吓得差不多了，再升起骇人的海盗旗，来宣告他们有多么残忍和无情，过程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航海历史学家并不知道象征海盗或死亡的骷髅画是从何时为海盗们所共用的，也不知道这种旗帜为什么会叫“海盗旗”，但是图案本身仿佛就能够说明这一切。几百年来，海盗旗在许多文化中都代表着死亡，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不管来自哪里，只要是航海者，就都能够辨别出海盗旗的图案。首个关于海盗旗的记录来自于英国皇家海军PooleJohn Cranby战舰“普尔号”［］的船长约翰·堪布［］：1700年7月的一天，他注意到在大西洋海域的佛得角群岛周围，有一艘法国的海盗船，船上的旗子就是上文所描述的那种印着骷髅画的海盗旗。这面旗帜显然能让人产生毛骨悚然的联想，以至于四海为家的海盗们很快就知道了它的效用，顺理成章的，更多的海盗便开始使用这种新式的海盗旗。
除了能够达到震慑的目的，这种海盗旗也能经得起海盗们的各种DIY。当年被皇家海军战舰“普尔号”追捕的那艘法国海盗船，还曾用旗帜上的骷髅画成功地威慑了它的劫掠目标，他们将其解读为“你们跑不远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其他海盗也纷纷展开联想，在骷髅画上加上了短剑、骨架和鱼叉的符号。这些图案都是有特定含义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他们发誓要击败的敌人。
几个世纪后，骷髅画的起源故事读起来就好像传播现代设计理念的教科书。不识大字、无法无天的海盗们所用的那些恐怖标志，就如LOGO同现在各种公司的标识［］的先驱一般。这些标识能够明确地向我们传达其组织理念。在海盗的世界里，骷髅画等同于恐怖，他们也希望看到海盗旗的人理解这种恐怖——这就和英国石油公司的向日葵一样，它告诉人们，这家公司既敏锐又具有环保意识，尽管它也曾爆出了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Prada的箱包上印着的萨瓦盾徽和皇家章纹的图形仿佛也在提醒着我们，他们已经专注于奢侈品行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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